二 以理治气,以理养气
上节的讨论明显包含了“天地之理气”和“人身之理气”两方面的理气讨论,这种论人身之理气的内容在船山的《论语说》中甚多。
《雍也篇》论“颜子不迁怒、不贰过”章,船山发明曰:
情中原有攻取二途。……取缘己之不足,攻缘己之有余。所不足、所有余者,气也,非理也。气不足则理来复易,气有余则将与理扞格而不受其复。唯奉理以御气,理足在中而气不乘权,斯可发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1]
怒者缘己之有余。气有余者,众人之怒也;理有余者,圣人之怒也。[2]
在朱子学中颜子的不迁怒、不贰过,是作为颜子的克己工夫来讨论的,船山所论的“己”即由此而来;而怒属于情,故需论及情。船山认为,人的情感可分为“攻”与“取”两类,如“喜,取于彼者也”,这是取之情。“怒,以我攻也”,这是攻之情。怒是以发于己者攻人,喜是取人之有以悦己。船山认为,凡是取类的情感,都是起因于“自己所有”的不足而产生的,凡是攻类的情感则都是起因于“自己所有”的充余而产生的。而所谓自己所有的不足或有余,都是指气的不足或有余,不是指理。就是说,取之情的发生是因为己之气不足,攻之情的发生是因为己之气有余。虽然不足或有余是指气,但气的不足或有余也会影响到理的修养。可见这里船山所说的理实际是指人的道德的理性,所谓理的修养也即道德理性的修养。照船山说,克己复礼,也就是复理,使理来复。如果人的气不足,理的来复就较为容易;当气有余的时候,则气容易与理发生冲突而阻碍理的来复。用情感的语言来说,情感过于丰富和强烈时,理性不仅容易受到遮蔽,而且不易回复正常;而情感弱化时,理性较易恢复其主导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理想的状态是奉理以御气,亦即尊理以制气,时时以理为主导而驾驭乎气,以理性主导情感,使气不能乘权(乘权指被主导者乘机掌握了主导权),也就是使气不能借其攻取之势冲击理的主宰地位。这个讨论是一个关于修养学的讨论,所以这里的理是指理性,指道德意识,合而言之,即道德的理性。
在“不迁怒、不贰过”的解释上,船山认为理的作用对于怒、过二者是不同的:
理居盈以治气,乃不迁怒;理居中以察动,乃不贰过。[3]
怒是气盈而有余才发生的,所以气盈时要注意以理居主导以治气,这样既是生怒,也不会迁怒他人。至于平时则以理居内心之中而察识自己的言行动作,这样就可以避免重犯错误。这里的理也是指道德的理性而言。
可见,在以理指道德理性和道德意识,以气指情感欲望及禀性,强调要以理性主导情欲的方面,船山对于朱子学都是有继承关系的。他在谈到《雍也篇》“人生也直”章时也说:“于此不察,则将任直为性,而任气失理以自用。”[4]这里任气失理的气是指人的刚直的性格,理则指平正的理性,任气失理就是听任人的自然禀性,而不能使人道德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这里的理气讨论也不是论本然的理气、自然的理气,也都是就人身的理气而言。在存在论上理气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实践论上,理的作用是驾驭调节气,这点船山依然坚持着与朱子学相同的立场。
但是在实践论上,气并非纯然消极的,事实上船山因受孟子的影响很大,颇重视养气,只是船山所说的养气包含着“以理养气”。在《雍也篇》的乐山乐水章,船山这次对庆源的发挥大加表扬:
庆源于理上带一气字说,其体认之深切,真足以补程朱之不逮,孟子养气之学,直从此出,较之言情言体者,为精切不浮。情发于性之所不容已,体为固然之成形与成就之规模,有其量而非其实。乐水、乐山、动静、乐寿,俱气之用;以理养气,则气受命于理,而调御习熟,则气之为动为静,以乐以寿,于水而乐于山而乐者成矣。[5]
气以无阻于物而得舒,则乐;气以守中而不丧,则寿。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备其理以养其气之后,而有生以降,所可尽性以至于命者,唯于气而见功,亦可见矣。庆源遇微言于千载,读者勿忽也。[6]
《论语》载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朱子注:“乐,喜好也。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7]这个说法本于程子“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动静,仁知之体也。”[8]《四书大全》载庆源辅氏云:
知者通达,故周流委曲,随事而应,各当其理,未尝或滞于一隅;其理与气皆与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浑厚端重,外物不足以迁移之,其理与气皆于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9]
船山很欣赏辅氏此说,认为此说好就好在他不是只讲“理”,而是把理和气并提,没有忽视气;特别是从这里能够接上孟子的养气说,这是程朱所未及的。船山认为,所谓“仁者静、知者动”,这里的动静都是气之用;所谓“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这里的乐山乐水也是气之用;所谓“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乐与寿也是气之用。气之用即气的作用。气之用也是效果,也是境界,如何达到这一动静乐寿的效果和境界?工夫就是“以理养气”,而与不迁怒的工夫“以理治气”有所不同。当然二者也有接近的地方,即以理养气的结果也包含着使气受命于理,受到理的调控,这是与以理治气一致的。但以理养气的机制和结果与以理治气不同,养气而使气无阻于物则乐,养气使气能够守中则寿,在理的调控下养气纯熟,就自然达到“仁者静、知者动”、“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知者乐、仁者寿”的效果和境界。不仅如此,人能以理养气,就能达到《周易》所说的“尽性以至于命”的境界。可见船山认为人的修养工夫,不仅要“奉理”,还要注重在理的调控下的“养气”。由于船山重视养气工夫,所以他说“有生以降,所可尽性以至于命者,唯于气而见功”,即圣门一切境界都要落实到养气上以见其功效。这当然不是只要养气不要奉理,而是对朱子学尊理而忽视养气的纠正,对他来说,孔门的养气要法就是“以理养气”。船山认为《论语》的这一章的主旨是“以理养气”,这显然是船山在孟子影响下的诠释。
这意味着,在船山看来,只讲以道德理性主宰感性情欲,只能成为君子,还不能完满地实现尽性至命的圣人境界。尽性至命就是把人的一切发展可能性全部实现出来,包括生死大命。而要达到尽性至命就不仅要“理居以治气”,还要“以理养气”。以理治气和以理养气既是两个方面,也是两个阶段,船山的这个思想可谓是孔子的“克己”说和孟子的“养气”说的结合。
[1] 《读四书大全说》,第278页。
[2] 《读四书大全说》,第280页。
[3] 《读四书大全说》,第278页。
[4] 《读四书大全说》,第293页。
[5] 《读四书大全说》,第298页。
[6] 《读四书大全说》,第299页。
[7] 《四书大全》(二),第1166页。
[8] 《四书大全》(二),第1168页。
[9] 《四书大全》(二),第1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