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动定位与合作文化：小母牛的救灾重建策略分析

在回顾了国际小母牛近一年来的救灾和重建过程之后，本文将进一步深入分析国际小母牛在此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及其突出的合作策略。

在行动策略上，国际小母牛的自我定位和行动取舍尤其鲜明果决。基于国际小母牛的组织使命、长期项目目标、专业特长和对自身资源优势及不足的分析，加上内部的沟通讨论，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很快明确了救灾重建中自身的定位和重点行动策略：在紧急救灾阶段，国际小母牛的投入重心不是物资和资金筹措，而是信息平台的建立和传递，以及借由自身本土经验和网络优势，协调和最优化配置其他民间物资捐赠、NGO力量和志愿者资源，并为NGO和志愿者提供运作思路、政府关系和志愿渠道。在这个阶段，和其他NGO的合作分外重要（如“5· 12”救灾中心）。而国际小母牛更多的资金投入和长期工作重点则放在重建阶段。在这一阶段，国际小母牛能够最大化地运用自身已有的特长和优势，并将重建阶段的工作与小母牛自身的组织使命和长远目标紧密结合。

而无论在救灾阶段还是重建阶段，国际小母牛都特别重视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文化和合作策略，这也为国际小母牛在救灾重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打下坚实基础。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小母牛内部的分工合作

国际小母牛是一个国际性NGO，但同时又在四川实现了很好的本土化，因此，小母牛中国项目办和国际小母牛的其他办公室之间的沟通，以及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内部的交流，都非常重要。

救灾和重建规划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小母牛在不同地域和办公室之间，尤其是和香港、亚太区之间的有效沟通、协作和资源最优化配置。比如香港办公室紧急拨来应急款，而亚太区则和中国项目办具体分析小母牛在救灾重建过程中的行动重点和定位，这些都和小母牛长期形成的合作文化息息相关。

而在四川小母牛的本土团队内部，更可以观察到团队人力资源的合作和互补在救灾重建期间起到的巨大作用。例如，陈太勇和程培林等核心管理层不但深谙小母牛的国际理念，同时也是四川本地人，部分人还有在政府机构工作过的经历，这为开拓广泛深入的当地网络、建立自身和合作伙伴以及其他NGO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起到关键作用。而其他员工，如肖青，曾经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工作，有较长期的农村蹲点经历以及NGO和志愿者网络。这些不同视角、资源和网络的并存，以及在小母牛的合作文化下的不断互补和优化，使得小母牛兼具国际化先进理念、本土意识和网络，以及对基层社区、农村发展和志愿者工作的技能优势。这在救灾过程中不但推动了大量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推动了小母牛和乡建中心在受灾社区的有效合作，将前者的本土长期项目优势和后者的紧急救灾和行动力优势紧密结合。而在重建时期，它又使得小母牛在筹措国际资源开展长期重建项目上显得游刃有余。

二、NGO之间的合作

小母牛四川办公室一直注重培育NGO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认为， NGO的联合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样，四川办公室的主任陈太勇并不太认同抗震救灾期间很多学者和NGO所持的“NGO元年”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表达不对，‘元年’这个词指的是开始，虽然的确因为救灾而突然呈现出很多NGO的联合，但这是多年积累的总爆发，而不仅仅是开始。很多草根NGO在四川已经活动了很长时间，而灾后重建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因为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所以大家有机会展示得比较充分一些。”

在这方面的一个有力例证，就是“5· 12”救灾中心。表面看来，“5·12”救灾中心是横空出世，被地震“震”出来的，但其实它的渊源早就由来已久。“5·12”救灾中心的最初倡导者和行动主体，是在四川长期开展工作的多家国际NGO、草根NGO和GONGO，以及四川省社科院等科研单位的知名学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一个在“5·12”地震时已经运作了三年有余的“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由于小母牛等NGO都派代表积极地长期参与到项目的长远规划、日常管理以及对青年志愿者的辅导、培训和协调工作中，经常在相关工作坊、会议和培训中合作和沟通，因此无论是组织之间还是个人之间都建立了很深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程培林所说的那样：“‘5·12’大家想联合，其实四川青年志愿者项目是前人栽树，三年来大家相互非常信任，平时常在一起活动，地震后就想这么多机构还是要合起来做点事。因为这个项目的触动，我们一直很想推动NGO的联合平台，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希望它能坚持下去。”

当然，国际小母牛也深刻意识到，NGO协同合作的意义很大，但困难也大。于是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小母牛要低调，不要去“占头”，多一点公心、保持更开放团结的心态。因此，小母牛的点上除了乡建中心，还有其他机构在做，比如绿家园、穿山甲俱乐部、保护国际等。而不同组织的物资和资源也常常彼此流通互助，毕竟，“大家都是为了灾民”。

三、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小母牛认为在救灾过程中一定要配合和支持政府，建立良好的政府合作关系。否则如陈太勇所言：“什么样的NGO和志愿者都有，有专业的，有不专业的，抱着什么目的的都有。这个还是要和政府合作的，因为离开政府，大家的合作会很混乱。”

而长期以来，小母牛在自身的项目运作和摸索中就比较善于处理和运用跟政府的合作关系。例如像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为了提高项目效果，小母牛十分重视整合民政部门、政府各级畜牧局、地方扶贫办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资源。而小母牛的“本土化”态度和行动策略，以及它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使其常常被地方政府和社区当成一个本土组织，因此容易获得信任，使得项目运作变得顺畅。

这种长期的网络关系、信任和资源优势的积累，也极大地促进了救灾重建行动的展开。比如小母牛通过各级畜牧局的网络，获知地方的受灾信息和灾民需求，再与其他NGO机构分享。又例如小母牛能在混乱的情况下弄到路条等等。

当然，其中也有教训和需要反思的地方。小母牛的员工们回忆起在都江堰向娥乡成立救助站时的一幕时说：“这个救助站在当时还是建得很及时的，帮着搭了一百多个彩条布棚，但中间还是有些波折。因为当地政府的想法是多来些物资，但16号那天我们只是去了一批人和少量物资，他们有点觉得失望。而且我们一去，就有志愿者开始拉横幅，什么乡建中心、小母牛、芍药村突击队……全拉了横幅。这个可能也是将来要注意的，刚开始还是要低调点，要特别注意政府的心理。地方政府如果想要物资，还是要先满足他们的需求期望，才能有助于我们NGO展开具体的工作。”

因此，国际小母牛认为：“NGO确实要摆正位置，只要能有机会做事情就可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能够摆得正的，到那儿是去配合政府的计划。”

正是因为这样专注做事，不重招牌的态度，使得小母牛在整体的救灾和重建过程中都能较为顺利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