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哲学方法上，“非哲学”拒斥传统的封闭的同一性思维，追求、倡导一种异质性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列维那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忽视了异”。认为人们由于对同一、统一的迷恋，一直对异缺乏真正的认识。总是设法征服、同化、克服异。他自己则另辟蹊径，将死亡、女人和生育力作为异引进到哲学中来。列维那认为，死亡是一种绝对不可能被同化的异，正是死亡使主体被剥夺了对自身的主人地位。女人也不再像在柏拉图那里那样被认为是质料、被动性或整体中的补充因素，而被看作一种异在，标志一种不可克服的存在的多样性。这样一种哲学不关心客观的认知，而导向异，导向超越，导向我意识到我自己的不合理性。
针对哲学被视为意义的仲裁者，存在的王国被接受为唯一有意义的王国，列维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被哲学承认的东西中是否存在着另一种意义？这就是非哲学的意义问题。他试图探询：是否有一个话语能使异有意义。在1978年的一篇重要论文《存在思想和异的问题》中，他进一步提出：有不同于哲学认识的意义吗？这一问题由哲学的危机提出，因为在列维那看来，哲学无法满足自己的意义标准。他同时认为，非哲学的意义来源不能由信仰或意见来解释，因为这些完全是传统的对哲学的抉择。那么一个寻求将自己确立在哲学之外的理性话语是什么呢？理性能离开逻各斯（logos）和以逻各斯为根基的西方哲学传统而得到解释吗？“失眠”概念被列维那引来满足思考异的思维要求，同死亡一样，“失眠”是异的标志。它既不等同于意识，也不等同于睡眠；既不能还原成意识，也不能归结为睡眠。列维那称之为“元范畴”。正是在这种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追求中，列维那转向了“无限”概念。自我的实在性被“无限”观念打破了。因为无限是少中之多。“无限”在列维那那里既是对有限的否定又是对有限的包容。一句话，无限先于在场，先于本源。正是在“异”或“他者”面前，哲学丢掉了它的王者地位。
否弃同质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倡导异质性、非同一性和非整体性是“非哲学”所共同具有的方法论特征。
在利奥塔看来，当前的知识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确切地说，追求的不再是稳定性，而是不稳定性。而所谓的不稳定性，正是谬误推理（paralogism）的实际应用及实行的结果。
利奥塔强调“必须把谬误推理与革新区别开来”。革新是在社会系统的命令下运作的，或至少是由系统来操作运用，以增进其效能。而谬误推理则是知识语用学中的一个“步法”，利奥塔认为“现在到了必须强调意见冲突的时候了”。“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英文版附录《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回答》中，利奥塔公开号召人们“向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且为差异正名吧！”[10]
在德利兹的哲学工具箱中，不仅包含有关于“异”的范畴、概念，而且包含有“孤儿的力比多”，“产生差异的反复”及包括变态在内的一系列“反常概念”。他攻击以真理代言人自居的哲学话语，要让“幼稚的话语”、“结结巴巴的话语”和“移民的话语”纷纷出场。他寻求实践一种先于哲学形式的思想。他的非共相主义的话语实践将局部的、小型的、少数的话语实践统统网罗在自己的帐下。作为“新尼采哲学”的旗手，德利兹认为尼采哲学的本质就是对绝对真理的否定，并极力提倡一种多元论，认为不理解这种多元论就无法理解尼采哲学，因为二者是息息相关的。在德利兹看来，多元论是哲学的思维方法，是具体精神自由的保证。
德利兹哲学的目的是把柏拉图的思想翻转过来。反对柏拉图同一的原则，反对思维是真实的再现的论点。认为同一、存在应该由区别和重复来替代，世界上只有区别之间才相像，而不是只有互相相像的东西才有区别。由于一切都有区别，所以一切都是平等的，可谓区别面前人人平等。同一并不是差异的原因，相反，差异倒是第一性的，它决定同一，同一只是差异的产物。
对于黑格尔对待“多样性”的态度，德利兹十分不满。与黑格尔将感性的特殊等同于由思维产生的否定性的规定相反，德利兹视“多样性”为一种“肯定性的事实”，一种思想和概念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这决定了德利兹对“感性存在的具体丰富性”的关心，对偶然性、差异和不可公度性的关心以及对一般化的抽象的极力抵制。
德利兹自称他的哲学是“超验经验论”，他的“超验”是在“必然条件”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在“提供知识的基础”意义上使用的。之所以称“经验论”是因为它寻求现实经验的真正条件，而不是因为它将所有知识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德利兹认为自己的“超验经验论”可以避免黑格尔对经验论是最贫乏、最空洞的知识的指控。德利兹的“超验经验论”的出发点是断定：在真实的差异与概念的差异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这一差异就存在于“感性的存在”中。
与康德、黑格尔的观点相反，在德利兹看来，不是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感性存在的差异，而是感性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概念的差异。
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为例，它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一如黑格尔的理念。但是，《第七交响乐》的演奏之间的差异并不包含在理念中，而存在于实际的演奏中。正是此时此地的经验的现实性（empirical actuality）使演奏之间区别开来，这种经验的现实性的本质就是差异，它不是由概念来说明的。反之，概念倒是由它来说明的。“正是通过差异，给定的东西被给定。”因此，被给定的东西总是多样的。[11]
“多样性”（multiplicity）因此成为德利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的多样性概念是由差异逻辑而不是同一逻辑统治着的。所谓“差异逻辑”（logic of difference）是不同于概念逻辑的，按照他的指认，概念逻辑有四个要素：（1）形式的同一；（2）关系的类似；（3）内在规定的对立；（4）被规定的对象与其概念的相似。德利兹认为，差异逻辑必须与概念逻辑的上述四个要素划清界限或颠覆它们。[12]因为差异逻辑的终极关怀是现实性之间的纯粹偶然性关系。他强调一个事例的现实性并不包含在概念中，现实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内在的和概念的或辩证的，而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对于德利兹来说，“经验主义在根底上是与一种多样性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13]。换句话说，是与一种“外在关系逻辑”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外在关系逻辑”既被德利兹既视为经验主义的“最伟大的成就”，又被视为对黑格尔主义的最大障碍。根据加拿大学者B．鲍的分析，德利兹的这一观点，可能是从罗素那里演化来的。因为罗素曾经谈到“多元论”可以抗拒黑格尔的一元论。对于德利兹而言，经验论和多元论是同一个东西：“我是一个经验论者，也就是一个多元论者。”[14]
德利兹的这种强调“外在关系逻辑”的多元论之所以能用来抗拒黑格尔主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将偶然性带进了思维中，人们理解、把握概念是通过偶然的经验事件进行的，是通过力量的独特的偶然的相互作用进行的，一如赌博中的掷骰子。德利兹的原话就是“思维就是掷骰子”[15]。
德利兹和另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夸塔里认为，光说“多样性万岁”是不够的，还必须“制造多样性”。在《千高原》中，他们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茎块”（rhizome）概念基础上的、关于非整体的、多样化的后现代哲学理论。为了避免使自己的观点固定化，他们甚至将自己所使用的分析概念也多样化了，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法（schizoanalysis）、语用学、图解法、制图法，微观政治学等一系列方法。德利兹相信，哲学的业务就是去发明新概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像帕顿指出的，他们所发明的这些新概念用传统的哲学思维是不能理解的。
《千高原》就是围绕“枝干式思维”和“茎块式思维”的区别组织的。枝干式的思维模式指包括植物学、信息科学和神学在内的西方的认识论。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依赖于“镜喻”，根据镜喻，现实被照镜子式地反映到意识中来。德利兹和夸塔里认为，西方传统还有一个隐喻，那就是“树喻”，根据“树喻”，心灵对由镜子所提供的关于现实的知识的组织是根据系统的和等级制的原则（知识的树枝）进行的，而这些知识又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根）上的。这使得枝干文化建立起庞大的、中心的、统一的、等级制的概念体系，而这些体系又是根植于一个自我透明的、自我同一的、进行再现的主体。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就属于枝干式思维，这种思维使资料在中心化的系统中等级化。
与枝干式思维相对，茎块式思维旨在将哲学思维之树和它们的第一原则连根拔起，旨在解构二元逻辑。它寻求根除树根和基础，寻求挫败统一，打破二元对立，追求根与枝的蔓延，追求多元化和散播，从而产生差异和多样性，制造新的联系。
茎块式思维对被西方思想排除的原理和原则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将现实重新阐释为动态的、异质的和非二元对立的。茎块式思维将信息非中心了，变成发散性的、无中心的系统，将语言非中心化为多样的符号学向度。由此可见，在颠覆二元对立思维允许的本质化、集权化和基础化的思维方式方面，德利兹和夸塔里与德里达可谓同一战壕的战友。
德利兹和夸塔里运用“茎块”概念指称由多样性构成的非中心的线路。作为一种“隐蔽的茎”，茎块是与树根和树干相对的。与根—树结构相反，茎块是非等级制的体系，线与线之间的联系是不规则的，随机的，这些联系在一个“光滑的”空间中形成，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空间。螃蟹草、蚂蚁、狼群、飞车党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茎块漫游无边界的空间的例子。自然也是一种茎块。卡夫卡写作的是茎块式本文，这种本文使语言向多重欲望之路开放。尼采的格言是一种视角主义的茎块。其实，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千高原》本身也是一种“茎块式本文”，它向四面八方流动，对茎块之线来说，“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16]。
作为一种倡导真实的多样性的哲学，茎块式思维斩断了与失落的统一或整体的联系，寻求揭露树状的假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哲学认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由多样性构成的。统一、等级制和结构仅仅是被开垦出来的茎块。
德利兹强调，他的“多样性”概念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在《差异与重复》（1976）中，德利兹明确指出，差别无处不在，因为“存在就是差异”。他提出了“纯差异”的概念，用来指无同一性的差别。根据他的分析，纯差异与重复密切相联，纯差异在重复中产生，并通过重复表现出来，而重复也总是具有差异的重复，而不是同一物的再现，没有差异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没有差异的人只是一尊尊丧失个性的木偶。
在强调差异这一点上，德里达比德利兹有过之而无不及。德里达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范式等同起来，将辩证法与同一性思维等同起来，用他的界定就是：“古典辩证法……永远是对顽强的异质性的还原性的否定。”[17]运用差异作武器，德里达对这种同一性思维展开了摧毁。认为这种同一性千方百计吞并差异和异在，使之成为自己生成存在的一部分。他批评马尔库塞保留了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绝对自由”的等式。在黑格尔和马尔库塞等思辨哲学家那里，主体的自由是通过否定异在而得到的，自由就是对异在的权力。德里达反对这种“权力的认识论”，他认为异永远也不能被完全地消灭掉，所谓自我同一的主体其实从未完全自我同一过。相反，主体倒常常被它所剔出的异的痕迹所挖空。在德里达那里，作为同一体系的从属部分的差异被证明大于整个体系。同一不是差异的根据，差异反过来倒是同一的根据。按照德里达的分析，空间的同一性仅仅是作为差异才是可能的，时间的同一性仅仅是作为一连串的点才是可能的，其中每一个都不同于另一个。这样，差异便被放到了根据的、本源的位置上了。德里达强调差异是一个过程，差异并不是某种自我封闭的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不能完成的功能。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差异，都处于差异的作用中，并且不断再生出差异。德里达对同一性思维的解构试图昭示人们：在同一中内在地存在着差异、非连续性和断裂。同样，一种理论也不能排除异质性。同质性要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上，取消了异质性，理论便完结了。巴塔耶和克里斯蒂娃对遵守规则、制造秩序的“同质性”的挑战和对无秩序的“异质性”的推崇[18]以及利奥塔对“语言游戏的不可还原性的多元论”的倡导，对所有话语的不可还原的“地方”特色的强调，[19]都是同一思考层次上的东西，都是对传统哲学同一性思维的否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