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非哲学”首先对哲学的任务和目的进行了质疑，宣告了以寻求绝对真理为终极关切，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主要任务的哲学观念的终结。根据美国学者R．霍林格尔的分析，“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家们就渴望诉诸超历史的（或至少是普遍必然的）定义、标准和理论来为文化及其所有产物奠定基础”^[3]。而由笛卡儿和康德发端的近代哲学则试图为发现真理和普遍的道德原则设定普遍必然的标准。概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非哲学则对哲学的这种要做“科学之王”的雄心壮志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J．威兹德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天才独特地表现在他能够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没有‘王后’，人们还能下国际象棋吗？它还叫象棋吗？”R．罗蒂提出的问题也与此类似：“没有‘与实在相符’这种真理观念，人们还能研究哲学吗？”非哲学家认为，哲学的这一寻求终极真理的冲动“根本上是乌托邦的”。所谓“终极基础”的观念也是“极成问题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广为“非哲学家”所接受。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语言游戏……是没有根据的：它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像我们的生活”。

维特根斯坦在力图了解人们是怎样使用语言的时候，曾批评哲学家们“企图谈论那些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渴望抓住一般性”，即具有寻找某种能够用来辨认某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的倾向。很多哲学家把这种追求作为自己的职业，其范例之一就是寻找“游戏”这一简单而普遍的语词所涉及到的所有那些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某种东西。“我们总喜欢这样想：所有游戏必定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而这一共同特征就足以证明把‘游戏’这个一般性的语词运用于各种游戏是正确的。”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们把所有那些活动都称之为游戏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游戏是没有本质的，哲学家们拼命寻找事物的普遍本质则一如人们硬要寻找游戏的本质一样，是在误入歧途。

利奥塔则致力于向哲学的合法性进行挑战，也就是对哲学这一元叙事或巨型叙事进行“非合法化”。哲学一向以“科学的科学”自居，其任务是为科学提供合法化的证明。“未使自己合法化的科学便不是科学。”对于哲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哲学是不考虑的。现在，利奥塔则要追问一句：“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依据何在？作为一门科学，哲学合法吗？”利奥塔的考察表明，“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本身就不科学”。哲学的危机来自元话语的危机，由于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的爆炸，使得没有人能够把握知识的整体，“人们也不再拥有普遍通用的元语言”，于是“思辨的或人道主义的哲学被迫放弃它的合法化的职责”。^[4]

对于哈贝马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进而重建整体性哲学的努力，利奥塔持一种明确的拒斥态度。根据他的观点，普遍的共识只是属于讨论问题时的某种特殊状况，某种特例，共识并不是讨论问题的最终目标。相反，讨论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共识，而是追求“谬误推理”。他的结论是：共识已是“过时的玩艺儿”，其价值也颇为“令人怀疑”。^[5]他的原话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能够为所有的语言策略找到一种共通的元处方语言，或者认为在一个科学团体中，在特定时刻内，所产生的可以修正的共识，会发出锐不可当的力量，把整个元处方规范性的陈述都包括在内，把整体性的陈述加以规律化，使之流传在社会总体之中。”并说，事实上，合法叙述在当代的衰落——不论是传统的或“现代的”（如人性的解放、思想的实现等等）——都与上述放弃寻找共通的元语言有关。

解构主义的旗手德里达走得就更远了。存在主义的先驱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世界是一部从未被完全读懂的手稿，因为原稿（本文）丢了。而德里达则毫不留情地删除了这幅图画的乐观主义的注脚，宣称这部由上帝书写的书从未存在过，有的只是它的“痕迹”。非哲学家大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基础主义者，都否认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和指导人生的、超历史的、中立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随着基础主义的死亡，作为一切学科基础的、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也必死无疑。罗蒂曾明确指出大写的哲学“不再是一项能生存的或可依赖的事业”。

在不久前与法国学者于藏的一次谈话中，罗蒂认为：“哲学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发挥出哲学家的作用。事实上，他们的研究仅仅限于用过去的已使用过的老方法来解决今天遇到的新问题。”^[6]他接着谈到，随着当代实用主义的发展，人们对科学和认识的探讨进一步加深．并不再求助于传统的哲学范畴，如本质或再现，而只需求助于生物学的一般范畴，靠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就可以给人类定性。假如你掌握了这三门学科，就用不着再增加一门新的外来学科，如哲学。也就是说，“严格讲来，哲学已不再是一门学科。”笛卡儿式的通过“我思故我在”之类所谓“第一原理”建构起整个知识大厦的企图被认为“完全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拉康就公开宣称：永远不要求助任何实体或任何存在，要“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绝关系。而列维纳早在1947年开始的题为《时间与他者》的系列演讲中就已宣布他的意图是与巴门尼德——哲学之父进行决裂。

福柯则用他的系谱学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先验性。他明确指出，不存在永恒的（timeless）或一般的哲学观点和用一种中立的和客观的方式确立真理的哲学方法。在1980年4月的一次重要谈话中他再次重申：“不存在拥有最高权力的、独立自主的哲学。”^[7]根据福柯的分析，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除了历史之外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幅完整的、客观的和独立的画面。不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客观规律，也不存在指导我们的普遍理论。对深层、终极和统一的要求应该受到谱系学家的质疑。因为事物没有本质。作为寻求终极知识的哲学已经寿终正寝。确定无疑的解释也已经死亡，因为再也没有坚定的基础可作解释的支点。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反对将自己的理论“普遍化”^[8]，循着同样的思路，德利兹认为既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永恒的哲学。罗蒂曾经谈到：“不管怎样，在我看来，赋予哲学某种特殊的使命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永远需要哲学家，但最好他们不要以先知或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而是做一个评论家或顾问。”^[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