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俗小说的发展与对传播载体的依赖性
这方面的探讨不妨从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开始：当拿到一部通俗小说时，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很显然，这时最先看到的决不会是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而仅仅是一本书，在通常情况下是一本印刷而成的书闯入了眼帘。这一事实是如此地直观与寻常见惯，以至于人们反而常常将它忽略了。然而，只要将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其他的文学体裁的情形作一对照，就可以发现这如此直观与寻常见惯的事实，对于通俗小说的发展与传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物质载体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文学史上，通俗小说传播对印刷业的依赖性表现得特别强烈，别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一般并非定要刊印成书以后才能在世间广为流传，事实上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诗文创作已具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由于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诗词的传播就显得更为捷便。如刘禹锡所写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就是“其诗一出，传于都下”，[1]不胫而走，迅疾如风；而关于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的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也是一个很可以说明问题的例证。宋时柳词耸动天下，其实在柳永的《乐章集》成书之前，情形即已如此，而“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表明该局面主要是靠人们的口头辗转相传而形成的。大文豪苏轼《燕子楼》词传播的故事，更是一则既生动又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2]
文中所谓夜闻于张建封庙的神怪内容可滤去不究，苏轼的词章为人们喜爱传诵却是历史上的真实情形。这里引此文所要强调的，是那首《燕子楼》从创作到全城哄传，其间无须刊印，甚至也不必誊录，而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并不鲜见。至于散文，它通常并不能像诗词般地咏唱，可是其传播也同样不以刊印成书为先决条件。如晋时左思作《三都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虽然在尚无印刷业的当时人们只有抄写一法，然而一篇散文的誊录毕竟是比较容易的事。其实，就是在印刷业较为发达之时，誊录仍然是散文传播的重要途径，所以才会出现著名散文家的文集尚未编辑出版，而他们的某些杰作却早已传遍天下的现象。可是，若要通俗小说产生与作品本身相称的社会影响，那就离不开印刷成书的中介环节。[4]一部作品少则十余万字，多则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诗词般地咏唱断无可能，若非经过说书先生那般长期正规的训练，要生动而完整地转述故事内容便是极难做到的事。很显然，光靠誊录也无法使通俗小说广为传播，何况抄写一部篇幅巨大的作品又是何等麻烦之事。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曾有一些由于印刷环节的中断而致使作品无法传播的例子，其中长篇小说《歧路灯》与《大禹治水》的遭遇尤为典型。李海观的《歧路灯》在问世以后仅有几部抄本，它根本无法广传于世：
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5]
这则材料称《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为臆测之语，因为李海观的创作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其时曹雪芹也刚开始撰写《红楼梦》不久。此外，关于李海观“后代零落”的说法也不准确，事实上其子李蘧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进士，曾官至江西督粮道，其孙李于潢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不过，该记载说《歧路灯》在长时期内只有抄本传世却是实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作品全本的整理本才印刷出版。这时距李海观撰写《歧路灯》已有两个世纪，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极少有人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部思想与艺术方面均不见弱的长篇小说。
《歧路灯》被埋没了两百年后还总算有重见天日之时，可是另一部长篇小说《大禹治水》却是永远地失传了。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徐承烈《燕居续语》的记载，知道在清初康熙间，曾经有过这样一部作品问世：
沈藤友先生，名嘉然，山阴人，以能书名。后入江南大宪幕中。尝病《封神传》小说俚陋，因别创一编，以大禹治水为主。按《禹贡》所历，而用《山海经》传衍之，以《真仙通鉴》、《古岳渎经》叙禹疏凿遍九州，至一处则有一处之山妖水怪为梗。……卷分六十，目则一百二十回。曹公楝亭寅欲为梓行，藤友以事涉神怪，力辞焉。后自扬返越，复舟于吴江，此书竟沉于水，藤友亦感寒疾，归而卒。书无副本，惜哉。
文中曹公楝亭寅是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那时他正奉康熙帝的旨意，在扬州开办书局刊印《全唐诗》，捎带印一部小说是很方便的事。可是迂腐的沈嘉然却遵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行事，竟谢绝了曹寅的好意，而最后终于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由上述记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作品如果连抄本都没有，那么别说流传，就是连保存都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一结论对文言小说集也同样适用，明初瞿佑那部《剪灯录》四十卷未曾刊印，他被捕入狱与流放后，也就“散亡零落，略无存者”，瞿佑后来念及此事，也只得“付之长太息而已”。[6]
很显然，通俗小说只有在广为传播时，才能产生与作品本身相称的影响，在这点上它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差别，然而它要广为传播，却只能以刊印成书为主要手段，而不能像诗词赋曲那样有多种途径。且不说誊录一部数十万字的通俗小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一部作品就算是有几十部抄本，那又能供多少人传阅呢？刊本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虽然明清时通俗小说的刊本一般都不标明印数，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古籍的刊印情形作估计。如清初《南山集》案发生时，噶礼曾向康熙帝报告说：“《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苏州书肆印行三千余部。”[7]通俗小说的读者范围显然要比《南山集》广泛得多，它的印数一般要更多一些。若再考虑到一人购买，数人乃至数十人传阅的因素，那么一部通俗小说刊行后的读者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何况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往往在差不多的时间内被多家书坊翻刻，而且以后又不断地再版，其读者面也就更为广泛。既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才能充分体现它的价值，展示它的生命力并激励或启迪后来作家的创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俗小说由于本身特点的限制，它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地与印刷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通俗小说的发展在停滞了近二百年后的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是在万历朝，两朝时间跨度相当，但后者的作品总数却约是前者的十倍。明显差距的产生有着多种原因，而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万历朝正是明代的印刷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晚清时的创作状况更能够说明问题。明清两朝的五百四十多年里，通俗小说作品共有一千余部，而其中几乎有一半是问世于晚清这三十年中。明清通俗小说在接近终点时能如此突飞猛进地发展，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的引进是其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同治十一年（1872），《申报》馆开始采用手摇轮转印刷机；光绪五年（1879），专门从事石印业务的点石斋成立；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印刷界开始采用欧式回转印机；光绪二十六年（1900），纸型技术又被引入。印刷新技术的相继引进，使得通俗小说的出版不仅较为容易，而且周期也大为缩短。以石印为主的上海书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一年里，至少出版了十多种通俗小说，而商务印书馆仅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接连推出了《海上繁华梦》、《瞎骗奇闻》与《市声》等多部新作，若加上翻译小说，则共有五十余种。在靠雕板印刷的年代里，这样的出书速度是任何书坊或作者都不敢想象的。由以上所述可知，明清通俗小说史上两次势头迅猛的大发展，都有着印刷业的明显进步相伴随。当然，那两次大发展都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发生，印刷业的进步并非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可是如果抽去这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那么当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就肯定不会有如此繁盛的局面。
一部通俗小说一旦被刊印成书，那么它就不再像抄本阶段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传阅，而作品有成千上万的刊本散布于世间，则不仅在书籍的数量上保证了广大读者能够读到作品，同时也由于成本较低而减少了传播时来自经济方面的障碍。如《红楼梦》最初是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8]虽然人们用“不胫而走”一词来形容这部作品所受到的欢迎，然而数十两银子一部书的价格，毕竟是广大读者无法承受的。自从程伟元的萃文书屋刊印《红楼梦》以后，翻印者日多，书价也随之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读者数量将迅速猛增。在先进的印刷技术引入以后，书价还可以降至更低，印数则能够大量增加。在雕板印刷时，当书板刷印了几千部书以后就会因磨损而不能再使用，万历时余象斗之所以要重刻其叔祖余邵鱼撰写的《列国志传》，其原因就是“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9]要继续满足广大群众的购买愿望，就非得重新雕板不可。铅印或石印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如清末曾朴的《孽海花》在短时间内就连续翻印了15版。印数既多，书价又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通俗小说才能充分地发展。
印刷业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局限于传播方面，实际上它还可以视为影响创作的因素之一。当一个作家创作时，他的首要任务固然应该是根据现实生活概括、提炼与组织素材，可是如果没有对已在世上流行的作品的创作经验的借鉴，那么创作的成功或在现有创作水准上作进一步的提高都将是异常困难的事。特别是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刚出现时，最初的那几部作品若不在世上流行，许多人甚至会不知道可以用这样的文学样式来反映生活与抒发作家的感受。通俗小说逐步壮大的正常流程，应该是最初的那几部作品在世上流行，接着便是新的作品在这影响的刺激下问世，随后它们又与已有的作品一起流行，刺激着越来越多的更后来的作家的创作。这一流程是一种扩散性的连锁反应，它只有在传播顺利的前提下方能正常地、不间断地进行，即须得有承担印刷的书坊的积极参与。若传播环节受阻，那么流程的进行便会程度不等地中断，在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这一类例子并不少见。如明代神魔小说的开山之作《西游记》约问世于嘉靖后期，而在它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创作流派却出现于万历中期，其间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差，产生这种古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西游记》问世后并没有在社会上传播，当时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直到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才将这部作品首次刊出。随后，神魔小说作品便接连问世，其中有一些还相当明显地显示出袭取《西游记》的痕迹。在明代，崇道气氛最为炽烈当数嘉靖朝，这是《西游记》出现的背景，它本来也应该成为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背景，而如今开山之作与流派形成之间半个世纪的时间差，正醒目地提示人们注意：一旦传播环节受阻，将可能给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明白，通俗小说的发展对于印刷业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倘若印刷业尚未发展、普及到一定的水平，或者出版界对于刊印通俗小说尚无较浓厚的兴趣，那么通俗小说的处境就必定是十分艰难的。不幸的是，罗贯中与施耐庵在明初所遇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而且这种局面后来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在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里，有“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一语。这篇《墓志》是否后来人的伪撰，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但说罗贯中到过福建却是较为可信的。此公本来就是浪迹天涯之人，再加上他著有几部通俗小说，福建之行便更是情理中的事，因为福建（主要是建阳县的麻沙镇与书坊乡两地）自宋以来就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在建阳生活并讲学过多年的朱熹曾经说过：“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0]尽管数百年来几度遭到战乱与火灾的破坏，但是直到明代万历时，福建仍然在全国出版界继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罗贯中在创作时曾经借鉴过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嘉靖、隆庆间熊大木、余邵鱼等人创作时所参考的宋元讲史平话就都是在福建出版的，在通俗小说创作重新起步、发展的嘉靖、万历年间，刊印作品种类与数量最多的地区，也仍然是福建。然而，从罗贯中的作品直到嘉靖、万历年间才得以广为刊印行世的情形来看，他的福建之行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刊印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将一部作品付诸刊印，意味着它被投入了商品生产、流通渠道，于是它就得接受这方面的法则与规律的支配，至于它的艺术水准、思想倾向等文学方面的因素，只有在转化为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后才会被考虑。因此，当任何一个书坊主在决定是否承接一部书稿的刊印时，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对刊印该书所需的时间以及投资数额作出大致的估测，以便确定日后能否获得利润以及所获利润的多少，而在明初时，这一估测的结果对《三国演义》的刊印极为不利。首先，这部作品篇幅宏大，它的刊印须得花上很长的时间，这只要参照当时其他书籍刊印的情形便可以知道。如洪武七年（1374）所刊印的《宋学士文粹》，它全书为十二万二千余字，十个工匠化了五十二天才刻成，即平均每个工匠每天可刻二百余字。根据此速度推算，十个工匠刻八万字的《三国志平话》约花一个多月便可以完成，可是要刻七十万字的《三国演义》就得花上十个月。而且，在雕板之前须得有写工逐字地书写与校勘，而雕板之后还需要经过刷印、折叠、装订等几道工序，这部作品要刊印成书，前前后后总须得有一年的时间。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当时拥有十名刻字匠的书坊规模已不能算小，因为加上写工、刷印工、折工与装订工等的配备，大约总共有二三十人。然而，即使是这样规模的书坊，它一旦决定刊印《三国演义》，那么在这一年里其他别的生意就都不能承接了。其次，我们还可以对刊印这部小说的成本作一估算。在崇祯时，常熟的毛晋曾经按每刻百字给银三分的工价，广招刻工刻十三经与十七史。若按此工价作估算，七十万字的《三国演义》仅刻字费一项就需要投资二百余两银子。而且，每刻百字给银三分，是印刷业已经较为普及发达的明末时的刻书工价，若在刻工力量严重不足的明初，其工价恐怕还要更高些。除了刻书工价的投资外，写勘、刷印、纸张与装订等费用也都不是小数额，整个投资的总额则更为可观。倘若刊印成书后能有绝对把握收回投资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倒也罢了，然而这方面的考虑偏偏也对《三国演义》极其不利。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是首次问世，书坊在以前从未刻印过这种书。正因为是首次，所以谁也弄不清楚作品刊印之后会有多大的市场。总之，刊印《三国演义》所需的工时甚长，刊印成本又高，而且销路之有无还无把握。既然如此，“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11]的福建书坊拒绝刊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所述，都是按书坊收购书稿的出版方式进行讨论，而在古代，出版书籍实际上还有另一条途径，那就是自费出版，但是这条路罗贯中显然也走不通。《三国演义》的未能刊印早已表明，这位浪迹江湖的穷书生是掏不出大把银子的。因此尽管风尘仆仆地赶来福建，却终因囊中羞涩而毫无结果。这是罗贯中的悲剧，也是《三国演义》的悲剧，而在三百多年后，围绕着这部小说，类似的悲剧又重演了一次。清初时，毛纶、毛宗岗曾对此书重加修订，并逐回评点，但是毛纶在生前始终未能看到出书，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无余资，未能便刻”。[12]在封建时代里，不知有多少潜心著述的学者因躲不开出书难的厄运而抱憾终身，即使最后著作总算能刊印成书，那出版过程中又不知含有多少令人心酸的艰辛。或“鬻衣贷粟以资剞劂”，[13]或“遍走南北，乞资旧雨，方得付刊”。[14]在印刷业较为发达、普及的明末清初时，这一类事尚且还在经常发生，那么在“书籍印板尚未广”[15]的年代里，罗贯中无法将自己篇幅宏大的作品刊印行世实在是很寻常的事。
当然，文言小说在此时也会遇上同样的麻烦，不过相比之下，它们面临的障碍毕竟较易克服。《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篇幅都只有六万字左右，十个刻工在二十多天里就可以刻完。由于篇幅短小，刊印所需的投资也少得多，如刻字费就只需银十八两。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都为名士或高官所撰写，又有不少名士或高官纷纷赞誉，而且作品尚未刊印，就已是求观者日众，这些都是对日后销路的保证。即使书坊主出于某种考虑而拒收书稿，也自会有好事者出资刊印，如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就是建宁知县张光启“命工刻梓，广其所传，以副江湖好事者观览”，[16]他还自题诗云：“笑余刻枣非狂僭，化俗宁无小补功”，显然还很为自己的举动而得意。可是，通俗小说却难以得到这样一份幸运，即使有人愿意撇开种种偏见表示赏识，将作品刊印成书终究还是难以办到的事。
尽管《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明初未能刊印行世的憾事已经铸成，无可更改，但是我们这里不妨作下列的假设以便作进一步的探讨：如果罗贯中、施耐庵拥有足够的经费不愁自费刊印；如果某些富翁乐意解囊相助；如果有个书坊主肯不计利润，甘冒风险；总之，如果这两部开山之作在明初就已刊印行世，那么通俗小说的发展停滞了近二百年的状态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了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诚然，通俗小说的行进轨迹将与今日所看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发展态势却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观。这是因为在当时，即使有人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也撰写了通俗小说，那么他同样得面对难以出版这一沉重的打击。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业已出现，可是它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却没有相应地跟上，因为就明前期全国的印刷力量与销售状况而言，它还根本无法支撑通俗小说创作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