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上一卷书信集结尾时，以赛亚·伯林已经是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十一年的教授任期已经进入第三年。与此同时，他与艾琳的幸福婚姻也已步入第四个年头。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三十七年后他与世长辞。卷二中最后一封信的写信日子，恰逢约翰·F. 肯尼迪接受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而本卷（卷三）的第一封信则直面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判的事件。
六年后，随着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全灵学院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已束手无策，伯林决定放弃教授职位，到牛津大学新开办的一所研究生院任首任院长——这所学院开始叫伊夫雷学院，不久便更名为沃尔夫森学院。他在院长一职上干了九个年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离开时，他为继任留下了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兴旺的研究团队，活跃于牛津北面查威尔河畔卓尔不凡的新大楼群里，带着他与常人迥异的个性特点，包容开放，兼收并蓄，标新立异，丝毫也不墨守成规。在其学院院长任期届满的前一年，他担任了另一个院长[3]：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直至1978年。1975年3月15日，他从沃尔夫森学院退休，本卷书信也在此画上句号。
1969年至1975年，不论对英国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其间发生的公共事件贯穿于以赛亚·伯林的书信当中，同时他也写下了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看法。在世界舞台上，我们目睹了肯尼迪就任总统及之后遭暗杀；达格·哈马舍尔德在空难中丧生；阿尔及利亚革命；古巴导弹危机（在危机开始之初，伯林有机会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一事件）；戴高乐总统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事在投票中行使了否决权；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取代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另一位肯尼迪遇刺，阿拉伯—以色列发生“六日战争”；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宣告终结；理查德·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及后来辞职；亚西尔·阿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再就是越南战争，它带来了旷日持久的人间苦难。在英国国内，性爱革命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案中得到充分体现；麦克米兰在“长刀之夜”式的清算行动中，开除了内阁的七名成员；休·盖茨凯尔的英年早逝动摇了工党的根基；约翰·普罗富莫因其与应召女克莉丝汀·基勒的绯闻，不得已辞职；《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将改革之风吹进了牛津大学（尽管遭到以全灵学院为首的一些学院的反对）；南非板球巡回赛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被迫取消；中央情报局资助《文汇》杂志一事遭人披露（导致斯蒂芬·斯彭德辞去该刊主编职位）；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牛津大学本科男子学院开始招收女生；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保守党领袖。
这期间，伯林本人的生活也高潮迭起，波澜壮阔。如今，他已卓有建树，是赫赫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观念史学家。尽管他惯于拖延推诿的名声，几乎已如同史诗般无人不知，但还是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其中包括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读长文，这篇文章回应了评论家们针对《自由四论》提出的质疑，而这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一本书；另外还包括对詹巴蒂斯塔·维柯和J. G. 赫尔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对科学历史观进行反击；捍卫政治理论学科，并坚持宣称知识并不总能解放思想。在他发表的文章中，话题论及列奥·托尔斯泰、哈伊姆·魏茨曼、L. B. 纳米尔、亚历山大·赫尔岑、朱塞佩·威尔第、俄国知识分子、本杰明·迪斯雷利与卡尔·马克思、莫里斯·鲍拉、乔治·索雷尔、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伊万·屠格涅夫、战时华盛顿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民族主义、J. L. 奥斯丁及牛津哲学、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周年、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分离以及浪漫主义。他继续在BBC第三套节目发表广播演说（1970年该节目更名为第三广播电台），同时也在电视和电影纪录片中出现。他是柯芬园皇家歌剧院董事会的成员，受命选拔功绩勋章人选并出任亚里士多德学会主席。他获得十项荣誉博士学位，并多次以不同身份出访美国，长达数月。在哈佛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是客座教授；在帕萨迪纳市的哈克尼斯基金会，他是评审顾问；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赴美则纯是为了拜访朋友。他参加了在日内瓦、尼科西亚和威尼斯举办的重要大会，前往以色列参加音乐节，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议；他四处讲学，足迹遍布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肯塔基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学、威尼斯大学、华盛顿地区（其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美誉远扬）以及华盛顿大学；夏天，他在意大利的波托菲诺和帕拉吉度假（还与妻子在帕拉吉盖了一幢楼房）；此外，他的游历足迹还遍及阿巴诺泰尔梅矿泉疗养胜地、爱琴海、巴巴多斯、印度、伊朗、巴黎、尼斯及瑞士。
一如既往地，他的信中自始至终充溢着八卦说笑和严肃深邃的思考评论，既有讽刺挖苦的幽默，又有温馨感人的私人情感流露。他笔下的话题无所不包，通信对象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他讲述自己的观点，对自己在各地游历中接触、交往、涉足的人和地方总是有感而发。社会和知识的喜剧再一次找到其理想完美的观察者和解说者，即便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也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在其鼓舞人心同时又令人抓狂的复杂本性之下，他让自己的独特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最出色的写信高手之一。
二
本卷收入的信件从数量上比起之前的两卷要少许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段时期内幸存的信件数量更多。在转录为文字的信件中，这里所呈现的仅不足其四分之一，而在现存的语料库中，转录为文字的信件又所占极少。换言之，未收入的信件中有很大一部分质量极高，这一点是本卷与前面两卷略有不同之处。因此，在此有必要予以强调：那些希望看到伯林来往书信全貌的读者，有必要全部或部分阅读未收入的信件。在一定时候，我们准备至少在以赛亚·伯林著作托管会的官网“伯林虚拟图书馆”（http://berlin.wolf.ox.ac.uk/）上，出版更多的信件以飨读者。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里选登的书信绝不仅是全貌的浅尝辄止，同时希望它充分尊重了本小节第二条格言的精神，虽然这条格言绝不可以仅从字面上盲目遵从。诚然，个人兴趣爱好不可避免会影响我们的选择，但我们还是尽力将最有价值的书信收编在内，包括所涉内容趣味性高且意义重大，或是充分展示伯林通过书信表现出来的迷人个性。与前两卷一样，为了收纳尽可能多样化的题材，我们剪裁了部分信件内容，但希望依旧能保持整个脉络的清晰与贯通。至于在其他方面，我们的筛选原则与卷二《启蒙岁月》中所阐述的基本一致；此外，由于本卷所涉时间距离现在更近，一些人士仍然健在，考虑到个人感受，我们感觉有义务（个别情况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删除掉一些敏感内容。不过，与之前一样，我们并未对可能不利于作者形象的内容进行任何删节。
本卷最大的变化与一位特殊通信人有关。伯林的遗孀艾琳·伯林终于同意我们选收一些伯林给她的私人信件，这令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前两卷里没有这方面内容。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对伯林夫人的慷慨允诺，我们感激不尽。这些信件从1962年伯林以客座教授身份远赴哈佛大学开始，这是他婚后第一次长时间与爱妻分离。信中一方面表现了伯林独具特色的炽热情感，另一方面仍然一如既往地充斥着闲聊八卦。这些信件展示了伯林不太多见的重要一面，折射出他经常被人提及的对“非理性”婚姻制度的热情。这里得添上一句，这种热情延伸至他通过婚姻获得的家庭新成员。他给艾琳的三个儿子的信，表现出他是一位充满柔情爱意的继父，煞费苦心与其继子们友好相处。
与前面两卷一样，本卷书信集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依靠团队的集体努力。倘若不是有幸得到各方人士的大力相助，本书恐怕难以完成，至少也要耗费更多个年头。以赛亚·伯林著作托管会的其他受托人，包括艾琳·伯林、彼得·哈尔本、阿兰·莱恩、乔恩·斯托沃思及帕特里西娅·威廉斯，都曾二话不说慷慨伸出援手，审读选编书信的初稿，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和指导。曾任沃尔夫森学院副院长和财务主管的迈克尔·布洛克，将其个人对沃尔夫森学院乃至对整个牛津大学无人可敌的深入了解和全面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供我们使用；他的妻子埃莉诺也将其个人对沃尔夫森学院建院初期及伯林的个人记忆慷慨赐予我们。我们的成果建立在研究者、誊写员、编目员、管理者的前期工作基础之上——特别是布里吉德·阿兰、维多利亚·本纳、詹姆斯·查普尔、贝蒂·库尔奎恩、杰森·法瑞尔、斯蒂芬·戈洛伯（大斯蒂芬）、塞琳娜·摩尔、埃莱奥诺拉·帕格尼尼、特伊莎·鲁杰罗及迈克尔·休斯。在办公室里，休·伊夫利、帕特里克·怀斯—沃尔什、乔治娅·爱德华兹及尼克·霍尔承担起了繁重的工作任务，相比于整个过程，其高质量的最终成果是对他们的更好报答。面对浩如烟海的大量信件，艾斯特·约翰逊持之以恒地继续着转录文字的工作，从无半句怨言。约瑟芬·冯·齐泽维茨与塔季扬娜·波兹尼亚科娃则分别以非凡的耐心，承受了有关俄语翻译和俄语出处的接连不断的迂腐询问并予以解答；奈杰尔·里斯慷慨相助，为来源不明、难以捉摸的引言提供出处；文本设计师保尔·卢纳再一次将其无与伦比的印刷天赋交给我们任意支配；排字工彼得·博斯维尔则完成了使其成型的复杂任务。感谢詹妮弗·霍姆斯，她为我们排查出了不少错误，其中一些错误严重到令人瞠目。
对我们的出版商及其自由作家们，我们满怀谢意。面对我们羞于一一列举的不当行为，他们表现出忍耐和宽容。我们深深地感激来自贝基·哈迪、罗威娜·斯凯尔顿—华莱士、尼基·内文、尼尔·布拉德福德和克里斯·波特的耐心帮助，但我们同样不会忘记，还有其他许多幕后无名英雄；安东尼·希皮斯利校对文稿的眼光如鹰眼般犀利，惊世骇俗，特别在事关俄语部分；维姬·罗宾逊则赶在由于我们自己的拖延而更加紧迫的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心情愉快地完成了时间紧、任务重的索引部分。
此外，我们还分别得到了众多个人的帮助，包括凯伦·艾布拉姆森、诺玛·奥勃汀—波特、什洛莫·阿维内里、西蒙·贝利、约书亚·L. 凯尔尼斯、理查德·戴维斯、杰里米·德鲁、罗伯特·埃文斯、琼·弗拉德、西蒙·格林、萨姆尔·格滕普兰、西蒙·黑德、威廉·J. 范登·赫维尔、莱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雷文斯、恩里克·克劳泽、戴维·兰斯洛、哈维尔·劳拉·贝扬、凯文·刘易斯、约翰·莱丁厄姆、费格斯·米勒、彼得·奥本海默、斯蒂芬·普罗金、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詹姆斯·兰德尔、罗伯特·西尔弗斯、亚当·西斯曼、凯伦·西瑞特、詹妮弗·索普、克莱尔·伍德科克、塞西尔·伍尔夫以及许多其他人。尤其是档案馆员、图书馆员和其他政府机构官员，面对我们的咨询，他们的回答和表现常常尽善尽美，远远超出职责的要求。但因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详尽列举。最后还有一个人物不可不提。玛丽·梅里对与其名字头韵相同的马克编辑也提供了非凡的个人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搪塞推诿、不愿出手相助的档案员、版权所有人和已故作家的遗著保管人只是少数，至少可以这么说。另外，在与反应迟钝、不予合作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确体验到一些有趣逗乐但又令我们分心抓狂的经历，这些都可能使我们的信件和信息搜集工作卡壳受阻。当善意真诚的研究人员无法顺利得到某个档案馆的资料时，他们会想不通（除非明令禁止使用，这种情况有时也的确发生过），既然如此，这些资料为何要在那里保管。对其中的细节，出于谨慎起见，我们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们要斗胆宣称，我们这对搭档是态度积极并富有成效的工作组合，并在此向对方互致谢意。编这本书历尽沧桑，感谢对方在其间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至于其中的酸甜苦辣，留待来日得便再叙。但愿能有那么一天。
亨利·哈代
马克·波特尔[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