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
教授生涯
1960—1965：社会与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续）
——伯林致马丁·马里亚，1960年12月10日
——伯林致彼得·卡沃科雷西，1961年1月13日
——伯林致理查德·克罗斯曼，1963年3月6日
致泰迪·科莱克[11]
1960年7月27日［手稿］
波托菲诺
［意大利马雷波托菲诺的西普利西纳别墅］
亲爱的泰迪：
［……］审判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么做有什么政治目的？让世界重新回忆起那场大屠杀吗？显然不是，对此它避之不及；对有人老是喜欢提起哪怕是相隔甚近的死亡幽灵的举动，它甚至为之气恼，耿耿于怀：抑或它是要掩起耳朵；直接给罪犯定罪，包括德国人、英国人等？这么做倒是解气，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却并非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这种奢侈作为个人可以尽情享受，好比古巴蒙特克里斯托雪茄，但集体却切不可沉溺其中；抑或这是要提醒全体犹太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却身处流散世界各地[12]的危险境地里？对此他们也许清楚，也许不清楚：但这并不能令任何人改变信仰。又或者为了正义本身？那么受害者不必等待审判：他们尽可以报复，暗杀，给予惩罚，而不是审判。不管怎么说，审判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如果真是如此，期待着定罪后艾希曼将被移交给另一方——德国人、阿根廷人、埃及人——任由他们处置，像处置不洁之物一般，不就毫无希望了吗？——我十分确信的是，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口稀少、备受伤害，但拒绝被赶尽杀绝的民族的某个举动，更能给这个世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想这全都在本—古里安的运筹帷幄之中——我知道舆论会沸腾，尤其是那些集中营的受害者，肢体被打上烙印的人，等等，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勇敢克制自己对报复甚至正义的渴望。这一道德效应将十分巨大。正如在1948—1949年间适时而为，提供一笔资金用来转移阿拉伯人，将在意料不到的地方赢得许多盟友，而这正是今天以色列所缺乏的；诸如此类的举动（我将乐观其成，看着埃及人在边境如何接待艾希曼！）将堵住许多批评家的口。即便在我们的世界里，高姿态也不会没有效果。可是，要怎么做完全取决于本—古里安：但愿我们那些像维克托·戈兰茨[13]一样道貌岸然、喜欢出风头的同胞们，不会主动公开下跪来拯救艾希曼的生命！如果有什么支持死刑的呼吁，那才恰恰是它喜欢大喊大叫的反对者们的语气和性格（犹太复国主义永远以这种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过，暂且撇开那些同意我观点的人，我依然强烈认为，应该赦免艾希曼并放逐他。公开的政治审判加上人民正义——基督，圣女贞德，查理一世，路易十六，以及所有被德国人、俄国人、纽伦堡等所审判的——只会让人对死刑执行者们的动机产生怀疑。［……］
爱你的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14]
1960年9月16日［8月口述］
［意大利马雷波托菲诺的西普利西纳别墅；寄自］
全灵学院
亲爱的罗兰：
艾琳[15]说收到你的来信，你在信中怪我没有给你回信。你的委屈合乎情理，但请一定不要对我过于责备：我刚过了个惨兮兮的夏天。从某个方面说，夏季学期对于我是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不用讲课，便觉得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各类大学生社团活动上，又由于我从来做不来即兴演讲，于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在这上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到期末也没落得什么好处，反而总是陷入某种令人苦恼的病痛中。［……］
好吧，不管怎么说，5月没一点儿时间，因为有太多的工作要完成，6月又整个儿被一件巨大的任务给吞掉了，我得到威尼斯做一个有关托尔斯泰的演讲，纪念这位伟大作家逝世五十周年。大会由契尼基金会承办，这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机构，会议在威尼斯圣乔治岛上举行，旨在促进“文化活动”，两年前这里还举办过世界哲学大会，许多其他的世界性团体也在这里开过会。正如你可能料想到的，基金会的创始人是一个法西斯时代的伯爵[16]，优雅，富有，极其和蔼可亲，文质彬彬，仪表堂堂——刚被任命为梵蒂冈的行政长官——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令人敬畏的人物之一。一位出色的“大众之友”，人人都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圆滑迷人的恶棍，虽然此言毫无根据——一位仅次于博尔皮[17]的人物，能够在法西斯体制下左右逢源。不管怎么说，他的儿子死于战争，为纪念这个儿子他重建了岛上的圣乔治修道院——一样精美绝伦，就在斯拉夫人堤岸和利多岛之间的环礁湖心。这次纪念活动就在那里进行，十分独特。因此，当托尔斯泰迷人的外孙女之一艾伯丁尼夫人[18]——我认识，是一位非常友好、开朗的女士——请我为此次活动做些什么事情时，我感到无法拒绝，并且说服戴维·塞西尔[19]也一同前来参加，在场的还有来自巴黎的塞吉·托尔斯泰博士[20]，简直就和年轻时的托尔斯泰本人一模一样，还有其他许多托尔斯泰的家族成员［……］。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来自众多国家的诸多人士。包括一个颇为庞大的印度代表团——印度人往往无聊乏味，他们也别无两样——因为印度是唯一真正对托尔斯泰顶礼膜拜的国家。还有一个奇特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乔治·凯南[21]——亲爱的乔治，觉察到苏联代表团认为其原来准备的发言政治性太强了点，就干脆放弃，改变话题，做了一个冗长无比、情绪激昂的演讲，大谈特谈托尔斯泰是怎样一个失败的作家，其中有句话语出惊人：“托尔斯泰一生都被性问题折磨：我们则凭借幽默感解决了这些问题。”戴维·塞西尔马上传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十分好奇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纳博科夫[22]也来了——我说的是尼古拉斯——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此话令他对凯南夫人[23]有了全新的认识。［……］托尔斯泰当然憎恶威尼斯——虽然他从未去过那儿，但显然那是一座欲望和奢侈之城，仅此一点，便足以令他厌恶。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当写到那对男女私奔到威尼斯时，我想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居然能够成功抵抗诱惑，没用任何笔墨来描述威尼斯的作者。［……］美国方面的代表还有厄内斯特·西蒙斯教授[24]，曾写过一部宏大的托尔斯泰传记，尽管相当粗俗——他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还有斯洛尼姆教授[25]，对苏联人极尽嘲讽，声称他们都过于抬高托尔斯泰了，仿佛他本人就是作家协会[26]的成员似的。此言十分有趣，但多少有失分寸。
现在来说说苏联代表团。起初我们没把握他们是否能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派了一个团来。其中有作家协会的秘书，一个来自西伯利亚，毫不知名的雇佣文人，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大嗓门的批评家，没什么重要的文学价值，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某个吵吵闹闹的党派狂热分子集会中发表过几篇演讲；一位老教授，非常诚恳，但枯燥乏味至极，反复解释审阅托尔斯泰的手稿有多么困难，在他那几乎难以辨认的手稿中努力分清表示吗啡的单词和表示氯的单词是多么不容易，诸如此类；最后说说陪同苏联代表团到意大利的人。他叫布雷德堡[27]，才智过人，显然在苏联身居要位。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组织者和翻译人员，但据常识判断，他显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物。布雷德堡先生身边明明是自己的苏联同行者和朋友，却刻意对他们置之不理，反过来对我百般讨好，最后还送给我两瓶伏特加酒和两小盒鱼子酱。我心里纳闷，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值得获此殊荣：难道我被认为是某些重要链条中最容易攻破的一环吗？的确，他们在英格兰开明的知识分子中没有盟友，这千真万确。当然这里不乏共产主义者，但是所有过去的“同路人”都因为俄国人的种种暴行而与之疏远，并和真正的小共产主义雇佣文人及查尔斯·斯诺爵士[28]分道扬镳，后者是一位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领导者，所以他们没有人可以求助。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与之慢慢培养情感的方法，尽管这些人不准备宽恕一切，但必要时却可能投票支持继续与他们保持关系，而不是相互隔离。当然，他们目前正在经受的这种隔离状态，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致。毕竟，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是有许多强有力的知识分子党派站在他们一边。要是在美国，任何支持苏联观点的形式，理所当然就会成为一种阴谋，人们要么私下里热烈支持，要么就公开激烈反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彼此都表现得温文尔雅，总体上这次大会获得了成功。至于托尔斯泰家族是否认为它充分纪念了他们的曾祖父，我就不得而知了。［……］之后我回到英国，就像每一次愉快经历之后，立刻感到不适起来。然而，这一次我坚忍地把难受撇到一边，前去参加了美国人的舞会，虽然其他人可能都很开心，但就我个人来说，舞会简直沉闷得不可思议。[29]第二天我去了意大利，有大约五天的时间感觉相当不错，之后便患上了一连串持续不断的风寒和流感，到现在也没全好。［……］曾是罗瑟米尔夫人的弗莱明太太[30]将于周一来和我们同住，莫里斯爵士也将或早或晚从某个希腊岛屿或其他地方来看我们。但我必须向你承认，我一点也不期盼这些拜访。因为我情绪极其低落，完全打不起精神来——这种状态可不能让我母亲[31]知道，否则她可能不顾自己上了年纪直接飞到这儿来照顾我——越多的人来，我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也就越感到自己做不了什么。毕竟，从本性上来说，艾琳比我更不善社交。所以，真的，我认为这个夏天不太愉快。不过，我的继子们却非常享受这个夏天。［……］
在彻底病倒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是去参加了一个噩梦般的宴会，是艾琳在这儿的一个朋友举办的，此人叫贝利格兰迪。［……］艾琳不巧坐在一个康特·穆拉里[32]式的人物旁边，向她反复解释当今唯一管用的政府就是南非政府了，至少白人在反对令人厌恶的黑人方面表明了某种立场。美国放弃了它对白人世界的领导，真叫人深感遗憾，而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又十分无耻地辜负了德国人的期望。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些事情，只是看到艾琳不安地微笑着，试图与其他邻近的人说话。但意大利就是如此，持这种过激观点的人无处不在。战争刚结束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三缄其口，但现在全都肆无忌惮了。
我很高兴在慕尼黑火车站装作不认识克拉里夫妇，他们是斯帕洛[33]最好的朋友。克拉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显然记起两年以前，还有三年以前，他在威尼斯不止三次遇到过我，我想当时应该是和维克托·康诺德[34]、斯帕洛以及可怜的莫莫·马里奥特[35]在一起。但之后当他信口开河，说莫斯利[36]——他在威尼斯时去听了他的演讲——所谈的一切完全正确，只是过于理想化时，我找到了所有假装不认识他的理由。这对夫妇的确让人讨厌。［……］如果有片刻闲暇，请一定坐下来给我回信。我正处在阅读朋友来信的最佳状态中。而对其他我不得不阅读的东西——如为讲课和演讲所需的卡尔·马克思[37]之类——却怎么也记不住。请原谅我这封情绪无比低落的信——你收到的最消沉的一封——也不要责怪我的沉默。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身体上的精疲力竭，有时会导致智力上的殚精竭虑。
你永远的
I. B.［……］
致杰奎琳·德·普鲁瓦亚尔[38]
［1960年9月中旬；副本］
［意大利马雷波托菲诺的西普利西纳别墅］
［亲爱的杰奎琳：］
［……］我读了你为演讲准备的笔记手稿，很受打动，兴奋不已。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为错过了你在威尼斯的演讲而倍感遗憾。我想你说得完全正确。［……］从基督教角度而言，托尔斯泰与宗教无关，他不妄自谦卑，向自己袒露心灵，而不是上帝。他无情地揭露笔下的人物和他自己的做作与伪善，因为他相信真理可以在尘世间通过充分的纯洁、真诚、自省、启示而获得，荡涤所有的欺骗和腐败。事实上，他信仰的恰恰是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者们所信仰的反面——不论是无宗教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所有演绎生存法则的努力，所有源自事实——不论是科学的、历史的还是来自超验的启示——对道德的、知识的、社会的或政治立场的辩护都注定会失败，因为事物和事实本身并没有模式、理性或目的。在这方面，他们接受了休谟[39]，认为倚赖宇宙只是一种软弱的形式，一种找到不在场证明的企图，因为我们太过懦弱或受骗上当，不敢倚靠自己——到外部去寻求真理是因为我们过于恐惧，不敢审视内心，意识不到真理是被我们自己所创造——因此拒绝所有的神学、形而上学以及理性主义等。
托尔斯泰用他整个天性反对这一切。他相信关于该做什么和存在什么的真理是可以被发现的，但这只有在我们去除遮蔽目光的翳障之后才能做到，并且要经历某种苦行[40]（如卢梭[41]或其他什么人所言）。［……］他像大多数18世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一样强烈信仰人类自身——“只要人们肯做各种尝试，摆脱掉各种梦魇般沉重的负担，停止某个不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制止某种愚蠢的、邪恶的、不必要的观念或行为，回到某个理想的x点，那么，死亡就会被征服，世界将由真理主宰，人人敞开心扉，一派和谐升平。所有问题都能轻而易举地迎刃而解；道德的力量，真理感，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它能确保我们自身并带动他人抵达顶峰。”
这就是你讲到的乐观主义。他认为顶峰是可以企及的，它就在身边。这是对他更加真实的分析，远非那个虚无主义的、破坏性的、怀疑的、愤怒的、野蛮的托尔斯泰，远非那个摆脱了所有羁绊，在软弱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等的不满情绪中欣然自得的托尔斯泰。［我希望我］对你的解读是正确的！你认为，［就是］在心理上，他的焦虑源于他十足的活力，升华的困难，孤身一人奋力追求光明所面临的黑暗，对所有事物的瑕疵经常性的视而不见，这一点你也完全正确。对于拥有如此惊人的锐利视野的人，说他是一个逃避现实者是不对的——不论这个词是什么意义。因为有人的确这么说过，但未免有失公正。他当然确实尝试过逃往高加索，逃往农民，逃往孩童，逃往纯朴，等等，但他从未被欺骗，因为他非常清楚，不好就是不好。他的焦虑来自对真理的洞察力——现实世界中的真理——基于事实的真理——呈现给现实视野的真理——在一个一方面极其犀利而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现自己欲望的超常力量的男人身上——而不是绝望的某个人。对此人来说，世界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轮回，某个取决于不可理喻的恩典的物体，某个对那些毁灭性的问题不包含任何回答的物体。这些问题只能要么被当作在这里无法解决的难题提出来，要么就是通过任何可以沟通或理性的方式都无法解决［……］。
你对我崇拜的英雄赫尔岑[42]怎么看？托尔斯泰说他既深刻又富有才华，一种很少见的素质组合。我喜欢想起1861年时的他，矮矮胖胖，闪电般地冲下楼去迎接满心狐疑的托尔斯泰：他是唯一一个立刻就完全吸引住令人敬畏的托尔斯泰的人。而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诋毁者从来就没有对赫尔岑发表过真正批评指责的言论——尽管他因身边簇拥着众多女性而常遭人非难，而且喜欢发表令人无法容忍的自由主义观点［……］。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罗伯特·克拉夫特[43]
1960年10月10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伯特：
我分明清楚你想要哪种隽语格言，却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唯一想到的是所有俄罗斯爱国格言中最缺乏新意的一句，来自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开头处——在描述各种俄罗斯神话产物后，他说道：“这就是俄罗斯精神……这里散发着俄罗斯的味道。”[44]但愿我能想起一些更加恰当的给你。
关键是整个的俄罗斯文学完全沉迷于自我，从18世纪晚期的喜剧，到《日瓦戈医生》及其以后，始终如一。德国人已经够以自我为中心了，但若与俄罗斯人相比，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俄罗斯是俄罗斯人写作的唯一主题，即便在屠格涅夫最具西方色彩且唯美趣味十足的小说里也是如此。这一现象似乎如此普遍，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有时几乎成为一种下意识——很少有人专门点到俄罗斯的艺术家是世界上自我意识最强这个问题。还有像19世纪60年代及更早先俄罗斯民族音乐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人为的沙文主义的结果，而只是表达了一种在任何情形下都四处弥漫的情绪，经常争论的主题，意识和关注的中心，绝不只是一种褊狭的崇拜——蓄意的仿古主义，来自被隔绝的群体的刻意尝试，为的是唤醒沉睡的记忆，诸如此类，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发生的一样。俄罗斯人完全不同，一旦他们感觉到“俄罗斯精神的存在”，马上就会陷入发自内心而非人为做作的狂喜之中，其结果尽管经常不无夸张，有时甚至扭曲走样，却不是陌生怪异或人为做作的。［……］
你的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0年10月11日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罗兰：
不用说，你一定收到了我那封在波托菲诺口述、签名，至少三周以前就已经寄给你的冗长无比的信了吧？[45]如果没有，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就像布赖恩和阿弗丽达［·厄克哈特］[46]可能已经告诉过你的，我差不多整个夏天得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还被当地的意大利医生误诊——更别指望他有可能会治好我了［……］。
其他人似乎个个都过得相当不错。传说斯帕洛会作为反对方出席即将开庭的审判，指控由D. H. 劳伦斯所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黄书的出版商（我支持出版，是因为我反对所有的审查；但必须承认它的确不是一本好书），不过这并非实情——我认为这只是由他自己发起的一个传闻，来看看它会传播得多远，产生多大影响。[47]
亲爱的斯图尔特[48]显然很乐意待在伦敦，正准备发表教授就任演讲，恰好是关于“情感与表达”，或诸如此类的话题，听上去更像是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哲学。［……］
戴安娜·库珀[49]的回忆录你读了吗？［……］我觉得读起来十分有趣，尽管她提起某位挚友的死亡时说了句“真叫人难过”，在令人羡慕的真诚之下，透露出某种冷漠。说明她并没有比此言更多的感受，于是只能那么说。当然，一些老生常谈的习惯性表达会让人生厌，偶尔却也会产生冲击效果。总之，在以下场景中，普鲁斯特把这一切都描绘得非常真实，令人震惊。斯旺告诉盖尔芒特公爵和公爵夫人他得了致命的疾病，当时他们正在为晚宴盛装打扮，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必须继续为晚宴盛装打扮并出门赴宴。整个场景中，他的情感变化被分析得十分到位。[50]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卷，我可以寄给你，没问题，除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选段之外，我自己也没有读过。我现在不再去见戴安娜了，因为她变得非常苛刻，我不可能为她牺牲掉艾琳、我的工作以及其他所有事情，而毫无疑问这是她对所有朋友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喜欢她并仰慕她。肖——斯图尔特[51]曾经这么评价：“她缺乏真心，但她的大脑安放在正确的地方。”此言离事实不远，却未免有失公正。她容易心血来潮，对世界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并没有概念，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演员，把每件事情都弄糟，自己受苦，把感情放错地方，误解别人对它的反应，等等。这并不像是一个冷酷无情、自作聪明的人的行为，而是“水女神”[52]之类的人物，生性脆弱，不堪一击，被放置于一个压根儿就不属于她的世界，通过发明一个用来应对不可能应对之局面的高超技巧，展现她的存在，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得停笔了，此刻我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能做点儿事的就这么半小时的时间，差不多得回到床上去了。有点儿担心你并未收到我早先写的一封信。请务必回信让我放心。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欧文·辛格[53]
1960年11月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欧文：
太多太多年未见了。［……］你在做些什么？写些什么？你也想问我这些问题吧——我只发表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小文：在新办刊物《历史与理论》[54]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想必你已经看到了；在《文汇》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在名不见经传的伦敦意大利研究所的简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维柯[55]的文章；在一个更加默默无闻的名叫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理事会的机构宣读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56]的文章，这是一家无害但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组织，他们可能会在一两年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该文。仅此而已，没干出什么大事，也没发表过什么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我还没能达到那样一种境界，能够对攻击我的文章视若无睹。与你不太亲近的同事马歇尔·科恩[57]在苏格兰《哲学评论》[58]上发表了攻击我的文章，言辞激烈，毫不留情。他曾来过牛津与我喝茶，但我已不记得他的相貌，也不想过问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我太过于偏爱德雷本[59]，才使我惹上了麻烦）。这件事给我伤害很大。他除了寄来这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之外，还亲笔附言，称我是他最尊敬的人，等等。我想，你无须相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是行为主义，又或是操作主义，单凭那篇刻薄的文章就知道他的话不足为信。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在设想了各种强有力的反驳内容之后，我认为不予回信才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我近况如何？我幸福地结婚了，有了三个继子。如今住在海丁顿的一栋大房子里。我厌恶了当教授，每天授课、工作的日子。现在，我不像过去那样宾朋满座，见许多人，生活变得平平淡淡，波澜不惊。春天和夏天，我喜欢故地重游，总体而言，我很享受这种按部就班、简单平凡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读那么多书，也不再说那么多话，如果条件允许，我计划并决心完成三本书，分别是：《政治理论：18世纪浪漫主义出现时的重要转折点》、《论别林斯基[60]》以及《论马克思主义》，但也可能无法完成。［……］还是谈谈你吧，谈谈你对谁感兴趣，谁让你感到激动，你信仰谁，你讨厌谁？真的，我还和上次分别时一样，没什么变化，只是人越来越衰老、身体越来越虚弱罢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自己是个教授。你会感觉自己是个要对年轻人的思想和命运担当起责任的师长吗？［……］
请给我写信。
永远爱你的
以赛亚
致伊尼亚奇奥·西洛内[61]
1960年11月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西洛内先生：
感谢您10月28日的来信。信中话语让我十分感动［……］。这是一份庄严高贵的文件，我理应感到自豪并迫不及待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唯有第三段末尾的一句话我不敢苟同［……］。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它不仅仅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倡导反对征兵的权利（我完全同意这两点），还强调积极援助民族解放阵线。您所说的不服从的权利是一种极端的权利，它只能用于极端的情况。这点我表示同意。不错，人当然拥有消极抵抗以及不服从的权利，但是对于积极援助，使用恐怖手段的权利呢？使用阴谋的权利呢？我能同意吗？如果您同意，也就表明您认为人们有权创造条件，瓦解某个民主国家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当然，如果某个国家和政府已经足够糟糕，人们有权这样做——例如，用暴力抵抗俄国帝制政权，抵抗奥地利入侵意大利，抵抗纳粹和法西斯，抵抗佛朗哥，抵抗俄罗斯侵略东欧，所有这些，都似乎再正当不过。可是，反对戴高乐[62]？从情理上讲，真的合理吗？我认为，当一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比当下的政权更折磨人时，才有权运用所有武器推翻它。佛朗哥、希特勒、斯大林、巴蒂斯塔[63]等符合这种情况。我总是在想，如果戴高乐政府倒台了，继任政府绝不会成为一个公正民主的第六共和国政府，而是什么什么将军的政府、苏斯戴尔[64]之流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的政府，反之亦然。这样会更好吗？且不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造成的恐怖后果，答案也显然是否定的；即便如此，难道有人想要与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合作的权利吗（抑或说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总之，即便我对其不加以谴责，也不愿主动支持鼓励恐怖主义（它与不服从的权利截然相反），即便是将其作为武器，以暴制暴，对抗恐怖主义。我觉得这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其事业，我曾经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开始暗杀行动一样可怕［……］。
你真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塔迪娜·艾伯丁尼
1960年11月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塔迪娜：
你向我提的问题的确很严肃，思虑再三，打算严格按照公事公办的方式回复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此事的利弊吧。
1. 利：你能够享受到贵宾级待遇。能够更容易、更频繁地见到各方面熟人，不同的作家，演员和身份显赫的人。你能够去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别人与你见面会非常安全，他们会渴望与你见面。而且，你也有机会与老朋友、熟人以及“有趣”的人等进行私下交谈。这些都是很难得的。
2. 弊：毫无疑问，你将要参加令人讨厌的宴会，接受令人恶心的祝酒词，以及参观你祖父在莫斯科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故居[65]。你不得已要听取关于列宁以及列宁对于托尔斯泰态度的演讲；会提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之父，工人阶级、爱国战士以及赫鲁晓夫[66]等人的拥护者，是腐败、圆滑、奸诈、颓废的西方国家的敌人，等等。这些都将令你难以忍受。更糟糕的是，还会有西方国家的来宾发表讲话。我不知道谁会出席，那就让我们假设来的人有M. 阿拉贡[67]、意大利的著名作家或是我们的普利斯特利先生[68]（在那些场合下，他往往表现出无所不能——毛姆[69]是不会去的）或是查尔斯·斯诺。毫无疑问，你会被“利用”。他们会要求采访你，让你谈谈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所以，你不得不编造一大堆不痛不痒的客套话，在尽可能不得罪你主人的同时，传递尽可能少的信息，且还要听起来不那么虚假。你会觉得此事极为麻烦，在道义上也难以忍受。我想，这些你自己都清楚，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你和赛吉·托尔斯泰逃避这个邀请的理由。但如果你拒绝出席，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将来他们就不会顺利给你签证，无论是以红十字会成员的名义或是其他名义，都将障碍重重。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拒绝签证：这将成为一个污点，给你今后带来许多困扰。那究竟该怎么做呢？（你祖父常常说这句话。）
［……］不要去，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去。我认为人要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如果硬要违背——你将在暂时的兴奋和欢愉中飘飘然，但之后会被内疚感吞噬，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弥补，谁也不愿平白无故遭受心灵创伤。另一方面，你自然不想因为得罪苏联当局，而失去以私人或半私人的名义获得签证的机会。所以，就让我给你一条狡诈滑头的建议吧。如果我是你，我会先愉快地答应下来，假装为行程积极做准备，该做的事一件不落。到了要出席的时候，你就学习他们惯用的伎俩——患上某种“外交疾病”——为无法出席找个突如其来、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就像你的熟人为无法前来威尼斯所找的理由那样。你要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和遗憾，表示你真的很想参加，但因为突然的原因不能出席让你心碎不已——无管是什么理由——反正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人无法反驳。不管他们是否能看透这一点都不重要。即便被他们看穿，也不要紧。对他们而言，难以忍受的是公然的怠慢和羞辱，只要你的行为遵从常规、合乎礼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无论看起来多么虚伪，都会被原谅。这是我对他们官方行为的解读。这样，明年你想去时，我想他们就不会拒绝你的签证请求。从你个人考虑，可能花费会大得多，但在良心和道义上却会感觉好很多。当然，到时你无法作为苏联当局的贵宾，也不太容易见到各界人士，但只要你公开提出，还是有机会见到他们。我想，哪怕你发表声明，强调《战争与和平》已经印刷了六千万册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强调托尔斯泰值得其所属的民族尊重，也比你在官方宴会上遭遇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强许多。不知道我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这个建议也不一定可行，但我想如果我是托尔斯泰的孙子，我就会这么做。不过，这种想法太古怪了，我不敢再任意展开想象。［……］
你的
［以赛亚］
致琼·萨瑟兰[74]
1960年11月11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萨瑟兰小姐：
这封信只是想告诉您，您在11月3日星期四出演的《梦游女》宛如天籁之音，是我此生梦寐以求、唯愿一闻的最美的演唱。今天，我不是以剧院分委会主任委员的名义，而纯粹是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您。尽管我这辈子听过许多歌剧，但从来没有以一个粉丝的身份向歌唱家写信表达我对您的崇敬。“音乐”体验会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38年托斯卡尼尼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任指挥的《福斯塔夫》[75]，夏里亚宾[76]出演的《鲍里斯》，施纳贝尔[77]演奏的贝多芬奏鸣曲，拉赫玛尼诺夫[78]和李帕蒂[79]演绎的肖邦，这些在11月3日之前都是令我赞赏的作品。但您此次的演出比扮演露西娅[80]时更臻完美。伦敦的评论家没有引以为傲、欣喜若狂，只能说明他们将自招非议。［……］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佩吉·杰伊[81]
1960年11月2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佩吉小姐：
［……］我已经见过［彼得］[82]两次了，他情绪十分颓废。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无法进入全灵学院是一种不幸。很多人经历过这种不幸，然而这并没有摧毁他们的精神，比如赫伯特[83]、戴维·塞西尔、特雷弗—罗珀[84]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人。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小到大，始终受到父亲的教育，认为进入全灵学院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并笃信不疑，自然这种结果令他难以接受。在那个要命的星期六之后，我已经在周一找他长谈了一番。我力图用你后来建议的方法告诉他，这个打击只是让虚荣心破碎了，仅此而已——虽然这种创伤最令人痛苦，但说到底是最不具破坏性的。我还告诉他，他完全有能力获得圣约翰学院提供的研究员职位。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进入新学院。以他即将出任的财政部的荣耀职位，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个世界更加真实，不知会有许多适婚年龄的女性对他心生崇拜。而且，全灵学院并不像外界传言得那么好，也不再是他父亲那个时代的全灵学院了（我发誓所言无假！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黯然失色了），我顺着这些话一直说，但能看出这些话对他并没有多大作用。很明显，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
我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幸运快乐的聪明人需要经历这种磨难来提升自己——这是典型的加尔文主义观点，我举双手反对。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又见到他了——某个业内活动场合——他的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天哪，他老是让我想起道格拉斯——他们的头脑一样敏捷；一样善于借助敏锐深沉的手段，将某个论点或对手牢牢钉死在可怕的绞刑架上，让你不得翻身；一样拥有既鲜活有力又犀利无情的过人才智。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彼得的写作水平远不如道格拉斯——请千万别告诉彼得——这是他无法进入全灵学院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测试部分，他写的那些东西尽管不乏自己的见解，但大部分没有经过很好组织，显得杂乱无章，丝毫没有体现出温切斯特学院学生应有的特质（我认为那是个值得褒扬的长处）。至于他的哲学考试，你最好问问斯图尔特·汉普希尔[85]，他是哲学部分的主考人，我觉得道格拉斯真应该找他谈谈。无论如何，当我问彼得为什么不想得到哲学研究员奖学金时，他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已经学会了相关技能，知道如何做事，并把它们做好，但对这些事情的答案却不是很感兴趣——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很感兴趣，对其逻辑和认识论则不然。在他这个年纪能够意识到，尽管一个人能出色地完成某个工作，但这份工作不是他喜欢的，不做也罢，这种想法非常明智。多么希望我在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了多少年，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浪费了多少时间，得到了多少羞辱，让自己逆意愿而动！我向你承诺，我将尽我所能让［彼得］尽快振作起来。等他过了这一段“磨合期”，工作上手之后，我会邀请他到全灵学院用餐。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德怀特·麦克唐纳[86]
1960年11月2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德怀特：
相信我，你犯了一个大错。你的所见、所闻和判断，都与受害者的主观情感并不相符。相信我（虽然你不愿意，但是你必须相信，因为这千真万确），事实上，每次上课和演讲，我都处于紧张状态，自始至终痛苦煎熬[87]；即便是在牛津大学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中，在我最熟悉的领域，面对我之前谈过的话题时也是如此。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的确令人头疼。这次讲座也一样，我先是独自关在房间里手忙脚乱地翻看笔记（无法如委员会成员希望的与他们谈笑风生）；演讲开始后，我注意到梅耶多夫男爵[88]坐在前排，他大概在1908年左右任俄罗斯杜马的副总统。我想他认识托尔斯泰，并一眼看穿我不是这个话题的行家。我不敢演讲太久，而且中途我的笔记和演讲稿混在一起，于是我加快语速，迫切希望早点讲完，还试着跳过了几页，结果的确比我预想的快了许多就结束了。这对于听众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因为本想大声朗读的六页讲稿已不知去处［……］。另一个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是埃德加·温德博士[89]，是我听说过的最好的演说家。他总是在演讲前两天把自己关起来，把要演讲的内容整个背下来。即便如此，假如我的演讲和他的一样好，那也值得。［……］
再过一两天，我就会宽恕你对我演讲状态所做的不当评价了。
你的
以赛亚
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
［发表于1960年12月2日］[90]
全灵学院
尊敬的先生：
在上一期报纸的社论当中，您分析了我为纪念托尔斯泰所作的赫蒙·乌尔德演讲，总体而言，您的评价十分精准，宽宏大量。您说托尔斯泰想知道是否“因为农民自己无法欣赏贝多芬和荷马，便要停止伟大的艺术作品创作？”[91]在我的演讲中，我已尽力［说明］，但可能还是没有说清楚，显然，托尔斯泰相信艺术作品具有改变人心的功效，是展现真与美的途径，这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他专门将《伊利亚特》（以及《圣经》和民歌）与莫扎特和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因为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而成为真实感人的艺术作品；后者则因纯粹来自高雅人士，并且投其所好（因此导致腐败）（如他自己），存在某种程度的虚假成分。
以赛亚·伯林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92]
1960年12月3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2月份我就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但我还是想请求您让我们寻找具有某种音乐才华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很快完成莱格[93]的作品了。莱格不久前写信给我，说过了三年才知道我是一位多么可怕的马基亚维利[94]——这全是因为我严重“背叛”了朱利尼[95]，也就等于背叛了他——因此，我觉得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较小。也许我是错的——何况他在过去真的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而不是行政管理层。他的建议总是比乔治［·哈伍德］[96]的建议好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我应该再使把劲，尽力把他吸引回来，但不知道能否成功。我尽可能在1月和他面谈。如果不行，我们就只能把所有希望放在佐尔蒂[97]身上，但天知道结果会如何。他和“顽固的守旧者”韦伯斯特[98]不是默契的搭档，韦伯斯特也清楚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你我以及我们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原谅这一强加的建议），首先要冷静，别急躁；其次不要被佐尔蒂和韦伯斯特所说的左右，我们要坚持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尽可能不走曲折难走的弯路。如果我错了，那倒更好。这样就能让我想起将近一年前自己可怜兮兮的允诺！如果我错了，我定会如约设宴款待戴维·韦伯斯特[99]先生，再邀请他所有的好友一并赴宴。如你所知，我是多么热爱那个世界！
你永远的〈致以真挚的问候〉
以赛亚
致莫顿·怀特[100]
1960年［应为1961年］1月10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莫顿：
我同你一样，深陷于恐怖至极的泥淖，在行政责任和学术责任之间辗转挣扎。因此，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能长话短说。
1. 查尔斯·泰勒[101]：他人很好，待人真诚，志向远大，品德高尚，外加相貌英俊。我们真的都很喜欢他（就像梅耶·夏皮罗[102]过去常常说你的那样）。这里的“我们”包括汉普希尔、艾耶尔[103]、伯纳德·威廉斯[104]等人。他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传教士，深受法国半马克思主义者梅洛——庞蒂[105]、萨特[106]，以及多个在巴黎风头正盛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影响。他还是《新左派评论》的活跃分子，核裁军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思路虽不十分清晰，但力图让自己对知识的阐释清晰明了、诚实坦率、富有逻辑。他丝毫也不弄虚作假，更不摇摆不定，和他争论十分有趣。尽管他的推论并不十分严密，但他有所谓的立场——真正的哲学理念［和世界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同时还夹杂着各种基督教色彩），这与约翰·怀尔德完全不同，但字里行间与汉普希尔上一本书有些许类似。[107]他的举止颇像一名信徒，待人真挚、品德高尚、善解人意，有着贵格会教徒特有的明亮双眸。他试图说服人们相信经验主义存在缺陷，社会科学（认识论也是一样）若离开（准）目的论理念站不住脚，至少没有（人类）目标理念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这种理念是乏味无趣的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108]他在别的一些方面简直就像男版的艾丽丝·默多克。[109]［……］事实上，他是个十分纯正的左翼思想家（具有逻辑学和哲学方面的良好素养），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整个哲学界都非常罕见。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并不能讨得哲学系的喜欢。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现代人文学科”[110]，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门课程上均获学业优秀一等奖学金，他在全灵学院时，完全无视传统惯例，不顾保守派的种种猜疑，光明正大地致力于各类社会和意识形态工作，这就激怒了我那些傲慢自大的同事。我真的很喜欢他，真的。在我看来，他在哈佛大学所受的考验可谓有益无害。他的哲学理念与巴利奥学院的黑尔[111]针锋相对。正如你能想到的，赖尔[112]对他颇多质疑。略显尴尬的是，他和盖尔纳[113]同处一个阵营，因此他可能会与我的敌人马歇尔·科恩团结一致。
在我看来，马歇尔·科恩有关我政见的文章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充斥着（在我看来，犹太式的）思维，疯疯癫癫，令人难堪。他曾将其文章复印了一份寄给我，还附带了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上面写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崇拜我。这让我很是恼火，愤然不予回复。上帝清楚，我总认为，任何打击我的话必定有其根据或道理。但以我之见，唯有他这篇文章毫无根据（简直是一派胡言），内容与我说过的绝大多数话毫无关联，完全误解或曲解了我的观点和言论。或许因为他对我怀有偏见，或是我们之间存在误解。〈不管怎样，我从盖尔纳那里得知，马歇尔·科恩已宣誓加入他的阵营，而这一点绝不能让查尔斯·泰勒的那些牛津大学朋友知道。所有了不起的政客和宗派主义者，都像19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那样喜欢争吵。〉［……］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文汇》[114]编辑：
1961年1月21日［副本；未寄出］
海丁顿宅
［先生—］
我与伯纳德·贝伦森[115]并不十分熟悉，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拜访过他六次。倘若与他素未谋面，可能就会出于对我朋友夏皮罗先生见解的尊重，而接受其贬低贝伦森人格的言论。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存在误会。我并无资格谈及贝伦森的价值观及其作为历史学家、艺术评论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夏皮罗先生以义愤填膺的言辞来形容对贝伦森品格的总体印象，在我看来却极不公正。
贝伦森具备强大的知识分子人格。当他钟情于某一主题，或对拜访者心怀兴趣时（我并无资格谈及他的艺术作品，但他对人与人之间或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他的谈话见解犀利，引人入胜，且观点独到，颇具新意。非同寻常的是，他在思维敏锐的同时，还能口若悬河，逼着谈话对象的思维速度也随之加快。他是一个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又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唯美主义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但此刻我意识到自己当时面对的是一个知识渊博、记忆超群的人，此人头脑敏锐，擅长讽刺，富有教养，而最为特别的是，他不仅精力特别旺盛，还个性独特（且不说他具有创造性天赋），是个典型的天才。他说话字字珠玑，一语中的，恕我词穷，无法言尽其中精妙，况且我根本不打算去试图说个明白。在我见过的人里，能够像他这样通过谈话中表达的想法和观念而致“升华人生”之效者，只有寥寥三人：帕斯捷尔纳克、凯恩斯和弗洛伊德[116]。或许夏皮罗先生所言非虚，但其所表达的对贝伦森人格的看法错误百出，竟然将其人格贬低为无可救药、浅薄愚陋、势利谄媚、矫揉造作，说他是一个庸俗狡猾、唯利是图的虚伪小人。我可以由衷地向您作证，当贝伦森与志同道合的学者交流观点、谈论书籍、讨论人物时，他与夏皮罗所述的那个贝伦森完全相反。夏皮罗先生谈到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关于这一点，贝伦森时常跟我提及。像海涅[117]（贝伦森感觉对其有一种亲近感），或许也像马克思一样（这就好比与圣保罗[118]和斯宾诺莎[119]进行类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诙谐语，别无他意）。他早年脱离了东欧犹太人的社会环境，年少就立志远离他所憎恨的“犹太人定居区”[120]，离得越远越好。他也许一度感到就要实现这一目标，但在他生命快要终结之时，这目标对他来说却陡然变得既遥不可及，也不再令他向往。我认为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难堪，而根本就是对其强烈反感，所以他痛斥犹太人，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在别的民族那里煽动激起的民族情感。当我与他初识时，他就开诚布公地谈到这层令他不快的关系，即使有非犹太裔在场，也丝毫没有住口的意思。就这一整个话题来说，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这点上我与夏皮罗先生相同，但出于不同原因），也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争论时彬彬有礼，立场坚定，慧眼独具，旁征博引。即便在嘲讽他人时，也是一副开心模样，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和帕斯捷尔纳克[121]在《日瓦戈医生》里表达的想法类似，都有失偏颇，夏皮罗先生认为贝伦森的两次信仰转变都是出于同一种动机，即为了社会和谐，人类进步。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任何与贝伦森没有深度了解的人都无权对他说三道四。与其祖辈不同，他精于世故，追求享乐，重视物质需求，不仅有自知之明，还善解人意，渴望能从生活中获取它所赐予的一切。偶尔他会疑惑，在这样坚持不懈追求享受的过程中，自己是否挥霍了太多身上拥有的天赋。我很高兴认识他。其中不仅有友谊带来的快乐，还能让我更好地认识到一个具有超常意志力的人能为实现道义和学术的独立做些什么。而夏皮罗先生却把贝伦森看作龌龊的社会价值观囚禁的奴隶。在我看来，不管贝伦森之前如何，我认识的那个贝伦森明辨事理、品行端正、思想自由。
［以赛亚·伯林］
致沃尔特·莱格
1961年1月2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沃尔特：
我已不再期望能见上你一面，但这绝非我的本意！实在是万不得已：我正集中精力，不遗余力地向某个听众群体讲授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这些听众半是心怀疑虑，半是迟钝愚笨，不能理解我讲述的内容；又或者怀疑我图谋不轨，十分狂热地对我充满敌意。一帮典型的女权激进分子，扎着马尾辫[122]，双眼布满血丝，恶狠狠地怒视着我，同时字迹潦草地记着笔记，准备在新政权下对我处以极刑时派上用场，距期末考试大限之日已屈指可数。我要一直到3月份才逃离此地。你说我能否最迟在2月15日，或在开分委会会议的时候与你见面？我想不行。你真该参加上次的分委会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佐尔蒂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爱上《仲夏夜之梦》这出剧，还谈了自己在纽约的经历。对了，你安排的剧目表非常对我胃口。但这一学期我快忙疯了，只能等空闲时再去伦敦，这一切都拜去年夏天罹患的疾病所赐，手头堆积了太多工作，但我很想参加三四个报上宣传的戏剧节。请问你能请你的同事帮个忙，送几张票给我吗？当然，如果太麻烦，我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弄到票。［……］不过你是不会回信的，这样两人就互不相欠，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
你的
［以赛亚］
致阿瑟·劳里[123]
1961年3月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阿瑟：
你来信询问圣凯瑟琳学院院长[124]的情况，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同他很熟，他是约克郡人，精力充沛，活泼热情，肯定前途无量。我相信他不会永远待在牛津大学，以后会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总裁，或是一位能干的编辑，又或是身居公职，地位显赫、富有影响力。到目前为止，他一切顺利，并且刚刚收到了马莎百货公司捐给这个新办学院的一万英镑，因而对犹太人、对以色列都颇有好感。另一方面，如你所知，他也是希特勒和贝文[125]的传记作者。他脾气急躁，出于某些耿耿于怀的原因，认为所有犹太人都与他心目中的英雄贝文为敌，在这一点上，他争论起来言辞尖锐，咄咄逼人。一旦选择为这两个人写传，他就避免不了会遭到严词质问，至于这是否会令他大感不快，得由你自己判断。正如马库斯·约瑟夫·西弗[126]所说，布洛克是否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并肩作战，我会回答“是的”。但倘若他被某个典型的以色列文化导游带着四处参观，那我就对自己的回答没有把握了。只有当他引起足够多的关注时，当本—古里安不再粗鲁对待他时，他才可能被允许去那里。但他喜欢那个国家，喜欢她的活力，喜欢她的质朴。总而言之，他既是朋友，又是同盟。这就是我的观点。
你的
［以赛亚］
致迈克尔·布洛克[127]
1961年3月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布洛克：
奉同事哈罗德·汉柏里[128]之命，我致信阁下，此函与我之前请求有关。当时我申请在南院教室[129]安装一个扩音器，以作讲课辅助工具之用。学校管理人员当时应我所求，热情地提供了一个。虽然这个扩音器有些小毛病，却依然大大便利了教学工作。拜其所赐，热门话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讲座火爆异常，吸引了众多听众。之前我走进南院，便发现自己在其他种种不足之外又多了一种缺陷：嗓音不够洪亮。在这个音响效果极差的教室里，简直就如同呢喃细语，让坐在教室后排的同学听得十分吃力。我虽声嘶力竭，后排同学却仍恍若未闻。我必须承认，教室外头街上传来的刻板单调的机械施工声，是我不期而遇的全新对手。中午开讲座时，我与其较量了差不多四十分钟。但即使没有这一“对手”，“听不听得见”这一问题仍十分严峻。扩音器安装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这个装置变幻无常，我的声调会时而变高，发出尖叫，时而又低沉不已，如窃窃私语。然据学生证实，总的来说，效果已然好很多。但我们还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像几乎所有的美国教室那样，没有必要在教学时非得扯着嗓子呐喊，同时减少声如洪钟的讲师与其声若游丝的同类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状况。汉柏里说我作为在此事上智慧与权威的最终来源，应该致信与您。我早该想到对安装公共广播系统提出建议，该系统包括在教室四周装上间隔较远、对称安装的扩音器，这样一来教师就不必扯着嗓子，声嘶力竭，还能使讲课更加精彩，使所探讨的话题更加深入。至少对于教师来说，难以做到一边思考一边吼叫。这样也能使一些讲座话题更受听众的欢迎。幸运的是，乘《伊西斯》[130]对扩音器问题尚未发难，我们仍可以留有尊严、快速高效地处理此事，在骚乱任性的消费者对此抱怨连连之前，尽早弥补扩音器的缺陷。［……］
您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1年3月中旬；手稿］
伦敦大学学院医院
亲爱的，亲爱的罗兰：
我在鼻子上动的小手术已经完成。[131]目前正在读书，内心平静。据这儿幽默风趣的马斯格雷夫先生说，美国的医生们1944年没把我的病看好，把该做的活儿留给了他。1944年那会儿，正是因为我同意让巴尔的摩神经质的J. W. 加勒特太太将我送往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于是，我的鼻窦炎，以及眼皮总是跳个不停的种种毛病就此开始。后来我们两人就互不待见对方了。[132]［……］我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体验是在苏塞克斯[133]，与苏联代表们在一起。当时的计划是，他们派出一些人与其英国同行见面，包括记者、大学老师、国会议员等，一起对“互利共存”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开始的两天我并未加入讨论，但我安排他们晚上去观看歌剧《费德里奥》的首场演出，演出异彩纷呈，由举世无双的克伦佩勒[134]任指挥，而苏联人显然对这一安排十分抗拒，问了些“为什么去听音乐？”“为什么和文化有关？”之类的问题。他们来是为了讨论“互利共存”，而这明显与其无关，只是徒增干扰。然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贵格会教徒，他立场坚定，称一切已安排妥当，坚决要求他们照安排办事。一旦下了命令，他们表现得就像普鲁士人和温顺的羔羊。我和艾琳还有奥地利女大使施瓦岑贝格公主一同参加了在柯芬园举办的招待会。这些苏联人看上去就像，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群恶棍。威斯顿庄园曾经是德国人学习英国民主政治[135]的地方，所以里面满是用德文写的通知和布告。在乘巴士前往威斯顿庄园的路上，苏联人对此大为光火，还有用德语演唱的《费德里奥》也成了他们的愤怒之源。坐在车上，苏尔科夫先生[136]开始跟我解释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的情妇[137]接受帕斯捷尔纳克国外图书的稿酬而不得不入狱八年。她被说成是一个下流荡妇，不仅窃取国库，还败坏苏维埃国家的道德政治，是一个十足的骗子，代表歪风邪气。他还跟我说哈马舍尔德[138]是自由和正义的敌人——当这个血案累累的杀人犯杀了卢蒙巴[139]的时候，英国人都拍手称快。而那个下流荡妇——她使一位天才作家写出了最为糟糕的作品，一文不值的《日瓦戈医生》——的皮条客费尔特里内利[140]，借潜入苏联的间谍之手给了她十万美元，作为帕斯捷尔纳克背叛祖国所得的非法稿酬。当她因为收受这笔赃款而获刑时，英国人却虚伪地发出恐惧的呐喊，于是整个伟大的英国人民也都惊恐地举手附和。“你知道我同情谁吗？我同情她1941年自杀的丈夫。为什么？因为她丈夫发现了她的秘密日记，里面写了她至少有七十四个情人——七十四个啊！”他把数字重复说了一遍，其声洪亮如雷，回响在可怜的巴士上。这就是英国公众同情的那个娼妓，罗素伯爵[141]还曾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过关于她的文章，等等。我只能机智地反驳道：对他们陈述的事实，我无法核实或否认——这次审判并没有外国记者出席。但是，首先，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正当，帕斯捷尔纳克都是当今世界上第二有名的作家，自然，任何与他有关的事情都能激起全世界的反响；其次，不管此事是否真实，由于政治迫害动机过于明显，没有人会相信苏联方面的说法。……他们尽可以如其所愿，将“歪风邪气”囚禁起来（但现在看来，显然他们是欲将帕斯捷尔纳克圣人化，依照“打不过他们，毋宁与其同流合污”的原则，尽管帕斯捷尔纳克确实非常厌恶他们）。但在西方世界导致了忧郁感伤的情绪。他们这么做，甚至可能离间左翼知识分子，诸如此类。直到我们抵达威斯顿庄园，双方论战才告暂停。［……］上床时，已是凌晨两点，大家筋疲力尽。第二天，我们“争论”得热火朝天。苏联人只会扯着大嗓门，进行政治宣传。例如，他们称《泰晤士报》为法西斯的报纸，而那可怜的外籍编辑艾夫拉克·麦克唐纳[142]就在会上，此人极其温和、中庸，也算是一位亲苏人士，听到后差一点勃然大怒。苏联人又说他们不读《卫报》，因为它是毫无价值的自由主义报刊，令一同前来的《卫报》主编听后愤然离去。他们还抱怨新闻媒体没有提供足够的版块，来报道他们的发言；而只能读到编造痕迹明显的莫斯科新闻，其内容冗长乏味，实在无法忍受。害得“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尤其是社会主义者，心里十分难过。我对这些诋毁并不介意，因为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在对我们持续不断的人身攻击之后，用餐时他们又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似乎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感觉处于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就得遵从某些规矩，例如：停战时，大家和平相处；一旦停战结束，便立刻大开杀戒。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理解这些本性质朴的人，在人为影响或在命令之下，会变得多么反常，多么没有人性。这不是外交手腕，而是军事训练的结果。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不虚伪做作的人，而不是像苏尔科夫、马利克[143]那样的伪君子，在我看来，他们肮脏至极。新来的大使索达脱夫[144]（大概是这样叫的），人就好多了。总的来说，我很喜欢同他交谈，也喜欢他们的语言。我看见的，或者说我认为我看见的他们的言行举止和他们所想之事，以及个中原因，都对我富有教益。在去往布赖顿穹顶宫参加由市长举办的市民招待会的行程中，我感到十分有趣，因为我看到他们对这个穹顶宫是幽默滑稽还是肃穆庄严拿不定主意，还因为看到他们笑着对布哈拉风格和中国风格相结合的洛可可式建筑风格[145]表示钦佩。我喜欢他们坚持要有一个联合声明的态度，虽然这个声明双方都不同意［……］否则他们回到莫斯科就会因为花了钱却“一无所成”而受到谴责。我向苏尔科夫抱怨说自己被一家苏联刊物说成是“一个渴望学习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不学无术者，吐着肮脏的胡话，人云亦云地诽谤列宁”[146]。他友善地笑了，说我没有像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哈马舍尔德、奥登[147]和盖茨凯尔[148]那样被叫成畜生的名字（例如鬣狗），那就不要紧，那些名字才叫要命！之后，我们就分别了。衷心向你问候，请一定回信，你上封信写得真是文采飞扬。
伯林
致安·弗莱明
1961年3月17日［副本］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安：
原谅我不能亲手给你写信，但我做完一场可怕的手术之后身体虚弱。手术虽说不是痛得厉害，但可怕之处在于我必须每两小时被叫醒一次，打一针可的松。后来才发现，根本没必要这么做，而是外科医生交代戈德曼[149]的医嘱被曲解了！我成功地致使三位医生——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和麻醉师——在医疗建议上相互矛盾，自我矛盾，看着这场面我有点幸灾乐祸。他们最终的争论结果更像是联邦首脑们和维沃尔德博士[150]之间的争论——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方案，并因此对我产生怨恨（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明白，我意识到了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话，意识到了唯一的问题在于到底是谁在说假话，说了多少假话，说假话又是为了掩盖什么，意识到了普遍的道德混乱。尽管如此，我依然在逐渐康复：你送来的美味礼物，里里外外都一样漂亮，以最精致的中式包装的蛋中蛋加快了我原本缓慢的康复进度。唉，我可怜的鼻子！你读过果戈理写的一个关于鼻子[151]的故事吗？那是部美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许多作曲家为它谱了曲。它说的是有个人为了去除鼻子上的小脓包，一天晚上在患处涂了药膏，第二天早上发现，鼻子原来的位置居然变成了一片光滑的平面。他担心同事会察觉，于是来到街上，居然发现自己的鼻子穿着皮大衣，戴着精致的大礼帽，陪伴两位漂亮的女士上了马车。这鼻子非常勇敢快乐，经历了各种奇遇，使一路追随观察它的主人看了既惊讶又羡慕。整个过程持续了许多天：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而我的鼻子依旧是一介平民，安于现状。
斯帕洛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大败了莫里斯（千万别跟别人说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比南非的局势更加严重）。毫无疑问，我们马上就会听到莫里斯大败斯帕洛的消息；难怪康诺利[152]要说，相隔十五年，重回牛津大学的讲台，听到的议论仍然是“你知道莫里斯是怎么说罗伊[153]的吗……”，要么就是“你知道全灵学院和莫德林学院之间激烈的争吵吗？”云云，真是一针见血。
阿瓦[154]专门写信来说，她受到希腊王后[155]的拜访，这位王后颇有哲学造诣——我庆幸没有赶赴希腊大使诚邀的午宴，那里一定有许多知识精英位列各位王公陛下面前。与轻佻又名不副实的德国女学究聊着轻松的抽象话题，加上右有莫里斯的吼叫，左有诺埃尔·安南[156]的咆哮，对于像我这样远离人群且身无长处的大学老师来说，可算不上是个安静的下午。
上述文字是否读起来怨天尤人？我想这都是身体状况造成的。不久后我就会恢复以往攻无不克但令人厌恶的宽容仁慈了。我们几时能在此地再度见面？上回见面非常愉快。
你的
［以赛亚］
致肯尼斯·泰南
1961年4月26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泰南先生：
感谢您4月21日的来信。您邀请我声援建立捍卫古巴委员会，恕我无法响应。我的理由如下：我曾与两位古巴民主人士交谈，他们认为卡斯特罗博士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我不完全接受此观点，但我认为，他与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高度相似，我也无法说服自己为他更加冷酷的镇压行为辩护。捍卫行动向来是善恶并存之举，有得必有失，好比做煎蛋必须打破蛋：对此事，肯尼迪总统毫无疑问也会要求其提供正当理由。若我身为政治家，哪怕只是担当下院议员，我也理所当然有责任做出决定，在煎蛋和蛋之间，判断何为无法避免的必要之恶，并做出选择。而身为普通公民，我认为没有义务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肯尼斯·泰南
1961年5月1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泰南先生：
请原谅，我得就古巴问题再说几句话。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您的信，您说相信卡斯特罗具有诸多优秀品质。[160]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他的经济和教育成就并未如其宣传的那样显著；另外，他的镇压行动，早在任何入侵或反革命威胁出现之前就开始了：一如1917—1918年俄国的情景，也一样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原因。卡斯特罗可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感到，他和列宁或托洛茨基一样，对公民权利和个体命运毫不关心。不过，即便我上述的想法全为误判——也许某一日，证据将会浮现，将对错大白于天下——也不代表美国插手入侵的行为明智或正确；若您在早先的信件中只论及此事，并将其认定为愚蠢或错误之举，我就不会反对签名，尽管联名上书的形式遭到许多人厌恶，委员会的影响力也有限，诸如此类，这些我都可以置之不顾。但我必须承认，对古巴局势，我并非单纯地感到愤怒，因为这种情绪会让所有冷静的思考化为乌有。
当人面对穷凶极恶而真切感受到恐惧时，他当然应该顺从自己的本能，而非诉诸理智。莫斯科审判、慕尼黑、希特勒、墨索里尼（超过A. J. P. 泰勒先生[161]）、西班牙内战、阿比西尼亚战争、佛朗哥、萨拉查、斯大林、布达佩斯、迫害同性恋、维尔沃德、鞭刑、《日瓦戈医生》事件及其骇人听闻的后续影响（伊文斯卡娅夫人及女儿）——这些都不容置疑。可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可能是我在情感上偏向以色列——尽管我不愿相信其真实性）、阿尔及尔和法国的民族解放阵线恐怖主义、巴勒斯坦的犹太恐怖主义、核裁军运动、艾希曼、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它们至少不会使我产生这种本能反应。卡斯特罗（对我来说）便属于此类。阿尔及利亚那些参与叛乱的将军根本就是与我所信奉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公敌，但是卡斯特罗——包括受侵略威胁出现之前许久就业已开始实施的监禁和处决（我同意，外国入侵给了他真正的理由，同时也是借口来做某些事。这些事情明显绝非一时兴起想要打击，因而结局也就更为悲惨）、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同样无法带来正义或自由。我无意非难卡斯特罗政权。您带着鲜明的诚挚之心和政治（于我而言）同情心而发表的言辞，我愿意相信其中大多数都真实确凿——巴蒂斯塔和马查多[162]（美国协助古巴推翻其政权）之流，仅凭温和与文明的手段确实无法撼动。然而，我也不准备为卡斯特罗政权辩护。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我若发声，实乃不诚之举。并非因为我签不签名事关紧要——我开始想，您或许已将我之前和此次的来信视为傲慢自大的表现。这类联名信，实在签得太多了，我的签名已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从前还值点钱的话。即便如此，当受邀签名反对佛朗哥的监狱——尽管这意味着与多列士[163]及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版面，而他们并不拥有抗议此类事件的道德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你们给《泰晤士报》投书中的一些签名颇具妥协意味）[164]——我仍愿意签署；因为别无选择；在南非板球队员访问牛津大学一事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165]，我曾说，抵制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并因此与某些高尚完人展开激烈辩论。但卡斯特罗似乎属于全然不同的另一类人——对他的许多恶行，人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给予宽恕，并为其辩解、搪塞。对他，我感觉不到任何道德冲动。［……］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1年5月14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兰：
原谅我无法写长信给你——你说得没错，这是我最繁忙的一段时期，课程教学、本科生、委员会、各种严重耗费时间的事务，正从四面八方吞噬着我。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说过的、写过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发表在例如《听众》杂志上对我作品的批评，迫使我沉浸于毫无意义的争论，这也让我颇不开心。［……］
至于法国及其将军叛乱事件，还真是刺激。我们从意大利都灵坐火车到法国——当时是晚上十点，火车还在都灵时（大概四五天前），喇叭里就反复通知无法保证火车能到达巴黎，因为法国方面可能在凌晨四点开始罢工，乘客须自担风险。［……］但罢工并未发生，我们顺利到达巴黎。我们见到了乔·艾尔索普[169]，不用说，他那时非常沮丧，但同时又对古巴那些丑恶的交易津津乐道［……］。然后，乔在星期六一大早[170]就来找我们，问我们是否不认为那是个坏消息。我们依然以为是指古巴，但他发现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将军叛乱，便开始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将军叛乱的可怕细节，语气耸人听闻，并预测叛军会入侵突尼斯（我估计会俘虏皇太后——这可是一份丰厚的战利品——以此邀功请赏，跟随突尼斯总统左右）。他似乎很乐于渲染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那天的巴黎气氛确乎有些紧张，但我们没有看到坦克或军队出现。我们晚上安全到达剧院，观看了一出俄罗斯戏剧，次日，又见到许多老朋友，与兰博德[171]夫妇共进晚餐。半夜回来后，大约十二点半时，赛勒姆打电话跟我们说，他很抱歉打扰我们睡觉，但我们一定很想知道德勃雷总理发表了讲话，称空降兵即将在四五个小时内现身——强烈呼吁所有的爱国人士马上前往机场。但我们想这话不适用于外国人。无论如何，我必须在星期一乘坐“黄金箭”海陆联运列车前往伦敦。新学期已经开始，我已经迟到了，为此我感到羞愧，在巴黎的时间早已延长到极限——可我又觉得十分不愿离开，很想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里顺便提一下，宝琳·德·罗斯柴尔德夫人[172]——你可以称呼她宝琳·波特——专门为艾尔索普在星期一晚上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届时出席的人员，将有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内阁全体成员及其夫人，此外还有众多女演员和阿隆[173]夫妇、各路美国记者、来自伦敦的布鲁斯[174]和冯·霍夫曼斯塔尔[175]等，有七八十人，而我数星期前已表示拒绝赴宴，理由是厌恶在法国参加这种过于拘泥于形式、乏味无聊的活动——虽然艾琳倒是十分愿意前往。不过这会儿，艾琳也开始觉得举办大型晚宴也许真的不太合适。随后，立刻就有消息说想来的人尽管可以前来，但晚宴决定取消了。可别说，正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执行危险且敏感任务的若克斯先生[176]还真来了！因此，晚宴改成了小型非正式聚会，有三四十人——聚会说是非正式，可当有位女士只穿了小礼服出席，没有意识到严格来说应该穿正式一点的长裙的时候，女主人通知她不能参与用餐，这位女士乞求留下，希望不要再回到公寓更换衣服，于是女主人同意她上楼找一件自己的长裙换上。与此同时，星期六到达这里准备参加罗斯柴尔德家庭聚会的宁·莱恩[177]，决定星期日直接返回伦敦的家。她一直紧张地问我，是否觉得她表现太畏缩。
我对艾琳说，宁愿她带着孩子跟我回英国。之前他们一直跟父亲待着。假如分隔两地，老得从牛津打电话联系，又时时被告知电话出问题，那就太伤脑筋了。正好她也急着想回，于是把孩子们叫到一起，我们顺利买到了火车票，在星期一中午离开法国。
其间，丽兹酒店挤满了有钱人，他们急着预约车辆，准备逃往沿海地区或瑞士，因为他们觉得火车已经不再可靠；人们纷纷大量提现，银行出纳员那里已经很难提取现金；整体情况真的非常糟糕。我对不得不离开心怀恐惧，特别是电梯司机询问我是否真的准备走时更是如此。戴高乐政府正在溃败，到时即便我再怎么解释，又有何用？星期二一大早，我得参加一个女学生的博士学位考试，下午还有课要上。我们上了火车，并不拥挤，旅途顺利——整个事件中最令人害怕的部分，在于无论是戴高乐的激昂演讲，还是德勃雷，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军队[178]；这清楚说明军队不受信任。这点对法国而言太可怕了：如果戴高乐突然消失——死亡，遭枪杀，或以其他方式被清除——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共产党人可以轻易筹划政变——现时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尽管这么做的动机不明，除非得到苏联命令。但是，随便找个法国人聊聊，就会知道法国领袖根本就后继无人——有传言说戴高乐想要培养莱昂·诺埃尔[179]让他接自己的班——我记得他是个好人，但没什么能力，缺乏突出个性。这段时间，阿瑟·施莱辛格[180]也找过我们，解释了他对古巴局势的看法。他非常反对“猪湾”入侵行动[181]，这点我相信，为此他还跟《观察家报》的编辑人员闹了不愉快。那些社会主义者没有表现出暴躁：他们在肯尼迪身上投入了太多股份，虽然股价急剧下跌，也不太可能卖出，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以投资；他们并不支持卡斯特罗，因为他们发现，美好的社会主义除非立刻与共产主义挂上关系、废除言论自由、枪毙无辜之人，否则就无法在拉丁美洲得到实践。承认这一点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共产主义者却乐见其成。我对此感到十分郁闷。
你的
致以问候
以赛亚
致《听众》编辑
［1961年5月18日发表］
牛津
先生：
我的朋友E. H. 卡尔先生在严词批评反对者时，终于不用戴着以往常用的匿名面具，可喜可贺。韦奇伍德小姐在5月4日的《听众》杂志[186]上，实际上已经对卡尔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卡尔·波普尔[187]教授自己会处理好针对他的言论；而我则想借用你们的杂志，就卡尔迄今为止针对我（被他频繁攻击但一直默默忍耐的受害者）的指控做一回应。卡尔先生坚持认为，我的观点是：（1）历史决定论一定是错误的；（2）历史学家不应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3）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行为时，给予他们正面或负面评价乃历史学家的积极义务。卡尔先生称，这些看法毫无意义，并谴责我的“门徒们”应为散播这些言论负责。我很好奇这些神秘的门徒是谁，他们又在哪里散播这些有害的学说。至于把上述说法都推到我身上，我只能说后两条显得既幼稚又怪异；我不知道现今有谁会主张其中任何一条。不用说，我从来不曾持有这些观点。我的主张是：（a）如果历史决定论是正确的，姑且这么说，某些令人不安的隐含影响便会随之而来，而决定论者几乎对此视而不见，敢于面对它们的人就更少了；（b）支持历史决定论的一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卡尔先生的系列演讲提供了其中一些极好样本）；（c）将人类行为归结于自然力的历史学家，实乃谬误。避开所有价值判断，甚至连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不愿触及的历史学家，不必要地剥夺了他们自己在自由社会中理应享受的人权；而狂热追求非道德客观主义，并试图将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卡尔先生）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所包含的评价力（道德或其他）痕迹剥夺殆尽的人，其实是在对并不存在的疾病开一剂无效的药方。
我过去曾捍卫这些主张，今后也打算再度捍卫。卡尔先生未将这些主张归咎于我（对我和你们的读者来说可谓幸事），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我的论点。不过，卡尔先生肯向我们展示他如何看待观念史上最艰深、最折磨人的议题之一，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他的文章总是条理清晰、富有活力且讨人喜欢，不太可能像我的文章那样，似乎轻易就会在卡尔先生的心中产生误会。但是，他面对个体自由和责任问题时（如卡尔先生恐怖的隐喻，称波普尔教授和我“将死马当活马鞭策”），所采取的捷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即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博学或多么睿智，当他跨入距离自己太过遥远的领域时，会发生什么。
卡尔先生说到他对我愚蠢思想的纵容。对此，我很高兴地向他表示同情以作回应，愿他在深奥、多变又陌生的历史哲学领域的道路上，一路摸索走好。
谨上
以赛亚·伯林
致亨丽埃塔·赫什曼[188]
1961年5月22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赫什曼夫人：
［……］听说你遇到了我的老熟人埃里希·莱因斯多夫先生[189]。他在波士顿担任指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音乐家，当之无愧的维也纳神童。他的长臂如金蛇般伸展，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虽然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什么天才的影子，但现如今，天才恐怕已经难以寻觅。［……］他还是一个很和气的人，比明希[190]更平易近人，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的水平和当下任何一位指挥家相比都毫不逊色。但我更偏向柯芬园现任指挥家朱利尼，他是那么严谨、华贵、投入，犹如圣人一般。和我遇到过的音乐家相比，他更加远离世俗，率性而为，在他身上仿佛看不到普通人的缺点（这一点有时候让人对他望而生畏，觉得他过于严肃，不好接近）。他指挥意大利歌剧尤其出色，无人能及。他不像坎泰利[191]那样是个艺术鉴赏家，也不是管弦乐队们最爱的那种激情洋溢、一丝不苟的音乐家。身处斯卡拉歌剧院的种种勾心斗角包围之下，他始终坚守一份纯真（那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一位多么优秀的指挥家）。不管怎么说，由于我是在19世纪40年代、60年代、80年代那些老派的俄罗斯人建立的道德观影响下长大的，他是我心中的榜样。说到音乐总监，不得不提到格奥尔格·佐尔蒂先生，他是匈牙利人，风格和朱利尼截然不同：他激情、奔放、华丽，才华横溢，活力充沛，不急于收敛自己的风华，也从不会拜倒在他人的才艺天赋之下。[192]毫无疑问，世界由各色人等构成，但在柯芬园，我们则人才荟萃——云集了克伦佩勒、佐尔蒂、朱利尼、坎普[193]等一群指挥家——其他剧院在这一点上望尘莫及。我的生活一分为二，一半分给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另一半专注于绞尽脑汁，考虑由谁来任指挥。不管是古巴、老挝、原子弹，还是柏林，我都无暇理会。美国大使布鲁斯先生曾和我谈到这些事，我尽量认真回答，但其实脑袋中想的都是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和勋伯格的《摩西和亚伦》[194]。［……］
致以深切问候
你的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1年5月29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1. 关于艾迪[195]，是的，我的反应的确十分强烈。我曾和杰克[196]还是谁谈过这点，他们大体上都赞同我的意见。让他和吉米[197]继续留下来，我觉得没什么坏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业余爱好者这个群体，否则就没人代表了。而且，艾迪只是偶尔过来，不至于使委员会[198]人满为患。当然，我同意原则上只聘请一两年，而不是长期。倒是莱格的确说过会来参加上一次的会议，临了却没来，为此我并没有责怪他，也不打算去责怪他。如果他执意要无视我们，我觉得也没什么坏处。杰克告诉我你想让我对他严厉点儿。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大好处，虽然也许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么美好的韶光里，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只为执行那些刻板严苛的规章制度，而去平添一分恶意与伤害。因此，我还是不要去招惹他，让他对自己那一点儿都不讨喜的行为负责去吧！（麻烦千万不要把这封信存档！如果有人碰巧在柯芬园官方文献里看到这封信，那可就糟了！）读完后就把信烧掉吧，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也都是希望不要留存下来的。
2. 关于佐尔蒂：除了他自己，我想他不会听命于任何其他人。不过现在看来，他有时也确实会俯首帖耳，但他只服从于那些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而对于这些人，他会准确地判定是属于你和戴维的圈子而不是我的圈子，他颇擅此道。虽然我很有信心我们之间会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十分和平的关系，但萌生在我和朱利尼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感情联系，是不可能出现在他那乏味枯燥甚至不无奸诈圆滑的土地上的。不过，当然，我还是愿意见到他。［……］
你的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1年6月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谢谢你的来信。你听起来很生气，甚至可能勃然大怒，但是，我对于要做的事情心安理得。容我一一道来。
1. 关于剧院分委会会议日期的变更。我每年都作此要求，因为6月的第三个星期三恰好是牛津大学校庆典礼午餐会，而我一直有幸得以获邀出席。［……］下一次，我保证先发一份已付电报知会你一声，然后通过电话征得你的亲口同意——除此之外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此外，很遗憾你不能来参加分委会会议，特别是如果佐尔蒂也来的话——显然这一重大会议他肯定会来的。难道你真的不来了？［……］
2. 在我给你的信中，你可以看到，吉米总是受制于艾迪。因此，我完全赞成他从董事会辞职，但是我真觉得没必要把他从分委会除名，他虽然默默无闻，却尽职尽责。艾迪来得少（这是唯一留下他的理由），吉米却勤勤恳恳，不断积累实用信息，积少成多。我倒希望阿姆斯特朗[199]或丹尼森[200]能有他一半的用处。（恐怕这封信也得烧掉了！不过我确信这次你肯定不会像上次那么内疚。）现在来说说莱格，事实上他并未告诉我他不来。［……］我的建议［……］看来完全正确，不卑不亢，既不会因为缺少他而低声下气、焦虑不安，也不会因此恼羞成怒、嗤之以鼻。当然，基于我们的利益考虑，我们不能和他作对，而且做到这点也不是太难。你可以看出，对以上问题，我的态度倾向是希望和解，更不用说息事宁人了。很遗憾，我性格上的这种特点让我对戴维，甚至对于任何人，都毫无威慑力。也正因如此，我不能向戴维抱怨我跟不上佐尔蒂的行踪或意图，一旦我这么做了，你知道的，他只会将其视作遥远的犬吠之声而不予重视。你说过，剧院委员会的主席必须在音乐总监出声之前先一步了解他的想法，这一点再正确不过。但是，如果你选择的这个人身在牛津，无法让自己对那些强硬又野心勃勃的人产生震慑之力，可又不得不依赖他们获取信息，这个懦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被习惯性无视的情况就必定会发生。［……］我当然会写信邀请佐尔蒂加入分委会——19号那天给他发个电报也许是最佳办法。但是我想，你会发现，一旦让佐尔蒂掌控大权，我们所有的权力都会受到严重削弱，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鉴赏品位也与我们的大不相同。尽管如此，我想我们之前邀请他还是正确的选择，正如当初邀请莱格一样。我觉得过去两年中，成效似乎还是相当明显的。［……］
下面谈谈你提到的其他具体细节。值得一提的是克雷斯平[201]——她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但歌唱方面却表现平平，她扮演的角色必须经过认真选择，以突出她的雍容华贵，而非音色优美。［……］至于迪·斯苔芳诺[202]，我担心他的巧言令色没有引起你足够的重视——他总是缺席事先已经约定的斯卡拉剧院的演出，是一个臭名远扬的爽约者。不过，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留住他。关于斯科托[203]，你的看法很正确，比如说你提到她将会是另一个出色的泽琳娜。至于泰巴尔迪[204]，她的问题比较棘手。你想让她演什么角色好呢？我更希望她出演，比方说，《茶花女》这部剧，因为她的唱功很好，甚至比萨瑟兰更好——可是，当然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她的戏路很窄，因为她的嗓音发挥极不稳定，时而优美，时而糟糕——这也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关于她嗓音的可靠报道。［……］
同时，我要郑重地提醒你，你答应过5号过来剧院贵宾席观看《鲍里斯》。演出在晚上七点开始。为此我特地为你预留了一个小包厢，在幕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愉快地就上述问题唇枪舌剑一番。［……］尽管你对我如此严苛，我还是很期待5号那天能够见到你——真希望我对戴维、佐尔蒂或其他人也能如此包容！［……］
你的
［以赛亚］
致雅各布·托曼[205]
1961年6月8日［副本］
全灵学院
亲爱的雅可夫：
［……］如果你有看《听众》的话，想必你会对于我和爱德华·H. 卡尔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感到有趣发笑。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批评他的观点会让他如此恼火，以至于在剑桥举办的特里维廉系列演讲中，他的整个中心论点几乎都是在围绕我的观点进行驳斥。也许我该把此事当作一种荣幸。可是他的论点，在我看来——无疑我也一样带有偏见——似乎总是与那种没有人会去质疑的真理相违背，要么就是无中生有，抨击一种并不存在的观点。当然，这可能有点儿不太公平，因为他上一封信在回应我的批评时，态度明显缓和了。也许我们不该这样引导公众舆论，但本次论战基本还是保持在理性、体面的范围之内。我也没有表现得不可一世。我偶尔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牛津。他还是老样子，与戴高乐相比，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落伍人物之一。
很遗憾，你没能说服布洛克去以色列。而泰勒，他的上一本书实在是太反叛了，搞得他即使在极左翼的圈子里也声名俱裂，你没有用他是你的万幸。[206]现在的他在我看来，似乎就是一个成天只想着讨好比弗布鲁克男爵[207]的人，虽然他声称只是为了钱。但他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出名，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教授职位而愤愤不平，因此就想要让某个正派的观点，不管其属于左派或是右派，尝尝痛苦和难堪的滋味，这才写就了他那些疯狂的悖论，获得了莫斯利和所有德国新纳粹报纸的推崇。他那些忠实的追随者对此感到尴尬不已，而乔尔[208]和贝劳福[209]还有马昆德[210]溢美讨好的评论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效果适得其反。我想，可能大家对他的反应过于激烈了——他是一个聪明之人，也是一位不错的作家。然而，如同大多数社会党人一样，他无法让人与之亲切对话——有时甚至出卖自己获取名气，并耿耿于怀，对那些谨慎、老实、严谨、理想主义的人施以报复。［……］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听众》主编
［1961年6月15日发表］
牛津
先生：
我回复卡尔先生的目的，只是为了重申被卡尔先生猛烈抨击的那次演讲中我的立场，而并非意在改变。如果因此造成了卡尔先生的困惑不解，那只能说是我的表达技能欠佳。然而，除了再一次尽可能清楚地概括我认为正确的观点，纠正卡尔先生一心错误地以为我持有的观点以外，我还能做些什么来修补目前的局面呢？（造成这样的局面我真心感到抱歉。）
1. 我对于“决定论一定是错误的”这个看法不置一词，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否对错。［……］我之前曾经说过，直到现在仍坚持认为，赞成决定论的那些论点难以服人，更谈不上证据确凿，毋庸置疑。要人接受这一观点，逻辑上需要对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想法和观点进行比以往更加彻底的修正。比如说，认为在特定环境中有特定行为方式的人，有可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在同样的环境中做出不同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逻辑意义上的“可能”。在我看来，这就是上述论点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演讲中，我提到，这个假定为一般思想和大多数群众以及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卡尔先生）的语言奠定了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奉决定论，如同卡尔先生说的那样，或许还恰恰相反。这一事实虽然可能会引发人们对于决定论的质疑，却当然不能等同于表明决定论是谬误，更不能说它本来就是谬误。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假说，无论出于什么实际目的，那么，大多数历史学家或者普通人（包括卡尔先生）所假定或信奉的，将变成谬误。
我还认为，我们无法真正拥抱决定论，也就是说，将其纳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除非我们的语言和世界观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化（有些在我们的日常用词和想法中是很难想象的），远远大过卡尔先生的哲学思想所能想象。另一方面，卡尔先生认为我的那个决定论观点，也就是个人（事实上是任何人）的行为完全由某个特定时期可以识别的原因决定，这一点与个人责任观无法共存兼容，他说得丝毫不错。卡尔先生认为“常识和常规”支撑着这两者不可调和的立场，而我认为只有常规才是普通人能够设想到的。恰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自由意志这个问题的核心。同时，正如我先前承认过的，我并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案。正是这个问题，被卡尔先生弃之为“死马”，恰如在他之前许多也试图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出色的思想家们一样。遗憾的是，那些思想家们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卡尔先生也将无功而返。
2. 如果卡尔先生认为，我否认“能够了解一切事物，便能宽恕一切事物”这一观点，那么，他再一次说对了。但是，如果他是从我所持有的观点，即历史学家们不应该运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理解和阐释人类行为这一点推论出来的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举个例子吧：在我看来，我们越了解自身，就越不容易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历史学家们不应该找寻“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或经济原因”，因为他们的发现也许会为特定的某个个体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开脱；也许能也许不能。去理解和给予解释是历史学家们的事。只有在他们认为解释的目的是根据事实为其正名或者开脱罪责，他们才是错误的。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本来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某些现代史学家们在面对那些浅薄、轻狂、庸俗的道德判断（以及无知或者对于社会和经济原因视而不见）时，所表现出来的可以理解的反应，往往倾向于走向相反的极端，即刨除所有历史作用的影响，只将其视为超越人类意识控制的社会力量的产物。
3. 承认历史学家们有权使用具有道德力量的语言是一回事，但是命令或者建议他们做出道德判断又是另一回事。我只能再一次强调，试图想要净化历史学家们的语言，使之不具有任何评价力，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但是，邀请或者请求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上的伟人”做出评价——这是我被指摘的罪名——又与这种情况完全不同。我觉得，在道德判断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也会和其他作家或者寻求揭露真相的人一样，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因此，对于卡尔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我想做出如下回应：
（a）对于卡尔先生所理解并使用的决定论这个术语，我不予定论。但不能就此推导决定论就一定或事实上为谬误。不论对错，我都不觉得它能与个人责任的常识性概念相提并论。
（b）和马克思一样，我认为没有必要否认人对于自身行为享有有限的自由，但仅在于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能主动选择的情况之下。无论在我的演讲或我的信件中，都没有对产生这些条件的社会原因或经济原因的存在提出质疑，它们的重要性在以前一直被严重低估。但是，如果就此假设这些条件的形成一定充分包含了每个个体行为的原因，我看理由也不够令人信服。
（c）我并不认为历史学家有义务赞颂或指责某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和任何人一样都拥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在演讲最后得出的结论，我的这两封信不过是重述我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有错，但无论如何，绝不是卡尔先生强加给我的那些观点。所以，我真心希望，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我会去拜读的，像他其他的作品一样，并带着极大的热忱——他不会因为我们俩均不持有的莫须有的观点对我横加指责。我知道他不会刻意这么做。
谨上
以赛亚·伯林
致塔迪娜·艾伯丁尼
1961年6月2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塔尼亚：］
我有太多的事想要恳求你的原谅，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首先请原谅我没能及时回复你两三个月前就寄给我的信。［……］不过，这一段我们的生活有点癫狂：过于频繁地奔波在牛津和伦敦之间，想做太多的事，不够放松享受，所以眼下筋疲力尽，疲惫不堪，期盼着安宁、休整和朋友的慰问。当然，同时我也正在做接下去的安排，具有毁灭性的那种——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疲惫和数不清的小灾小病——比如说去印度，去美国等地旅行。人虽然可以自由行动，但与此同时，却是处于强迫之下，这是哲学上的一种矛盾，在此不再详述。这是我的近况，艾琳和我差不多。
［……］我们会在家里待到7月14号，然后坐火车去日内瓦这个可恨又可怕的城市。那里将举办一场会议，叫作“当代现实在苏联的反映”，我竟然同意主持这个会议，真是疯了。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定。会上没有来自所谓“铁幕”的苏联代表，因此所有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名流显要，都将肆无忌惮地谴责苏联，控诉其歪曲现实、谎言连篇、作品无法充分反映当代历史等，并乐此不疲。这么做太容易了，随后会议情况将交由媒体报道，简单地作为冷战中的又一步行动。但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谴责可怜的苏联历史学家们的缺点当然轻而易举，但谴责的方式却有失体面和公平。如果有人想要抨击美国，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些可怜的历史学家们，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很容易成为抨击的目标，不过，如果能够客观地描述他们正在俄罗斯做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工作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违背了哪些潮流，以及他们关于历史、政治、社会发展、对外态度的作品之间有什么联系等，而不是热衷于诱人却无端的抨击，那势必会有趣得多。我会力劝本次大会这么做，但又担心我人微言轻，甚至可能被直接打上又一个为冷战摇旗呐喊的狂人标签。我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此刻却意识到，接下这个任务真是个错误。同时，我也为自己现在就放弃努力感到羞愧。一些与会的历史学家都是我的老朋友，临阵逃脱想必到时候也会让他们感到失望。这让我痛苦不堪，寝食难安，不断自责自己的软弱、困惑，以及虚度光阴。［……］眼下正在伦敦巡回演出的列宁格勒芭蕾舞团表演十分精彩。但评论家们——他们的审美眼光更加挑剔——却认为其表演水平低劣。我敢肯定，任何一位受过狄亚基列夫影响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低俗粗犷，现实逼真，“走平民路线”，舞台布景丑陋荒谬，制作粗糙。[211]但是，舞蹈演员们自然流露的激情、饱满的精神、真诚的态度和活力，以及非凡的技巧却是那么令人叹为观止，男演员们也个个孔武有力，能够轻松自如地稳稳接住腾空飞跃而起的女演员，而不像我们一些举止高雅的男舞者一样紧张挣扎——他们的表演和哑剧是那么生动、激情，富有感染力，令人观之几入忘我之境——至少我的感受是这样。连续两个小时观看芭蕾舞蹈而不觉得无聊，这是一种别有情趣的体验，我想，英国人是不会明白的。［……］
［以赛亚］
致乔治·哈伍德
1961年6月26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乔治：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它不仅价值连城、意义重大，同时读来趣味盎然。希望能征得你的同意，让我可以在分委会成员中传阅这封信。［……］在我评论之前，我想先强调一句，如你所知，我们言论上的自由希望能保持不变，但我们行动方向上的自由却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一位音乐总监[212]的限制。戴维总是警告我们这一点，就像以色列人想要为他们自己选举一位像扫罗一样的国王时，塞缪尔先知警告他们一样。然而也像以色列人民一样，我们并不会因此却步。我们将自己承担后果，不论是好是坏，日后终将见分晓。
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观点，但并不是所有观点。按照你信中的顺序来说吧。我很清楚分委会那些漫不经心的指责性议论，一定（而且是一直）让管理层大为恼火。[213]如果你也被卷入这样一场痛苦与责任交织的精心策划中，那些来自目光短浅且几乎都是业余水平的人漫不经心的批评——即便他们心存善意——显然会令人感到厌恶至极。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真是相当的无辜（也就是最无辜）。（我应该牢记我对于《特洛伊人》充满厌烦的态度，事实上还包括萨瑟兰和《露西娅》——在我心里，这两部作品可笑至极，也许还有其他。）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这样的安排还是利大于弊。只要最终责任不是落在一位拿破仑式的主管或总监，而是落在一个由一半或者四分之一成员都是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团队——从我们目前在英国的总体安排来看这已不可避免——那么，任何能促成言论自由的事物都是（肯定是）有利的，而任何阻挠言论自由的事物则是有害的。对此，我已经做好准备，来捍卫这种极度的自由与放任，甚至无须依靠在这一领域无人能出其右的罗宾斯勋爵[214]的帮助。这种不经意的闲谈海聊不仅能催生偶尔的灵光闪现，同时也是聚集四方精英的唯一方式，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剧院的日常运营息息相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感觉自己只是一个不相干的顾问团体，没有任何用处）。因此，要让他们参与到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来。当然，不得不承认，对管理层而言，这么做会很烦人。［……］但说实话——不许分委会的任何人（尤其是主席）对细节小题大做，或只是提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建议——我觉得是不对的，尽管从功利角度出发，这么做会有明显效果。我完全理解你的看法，你所说的也都合乎常理，但是具体到实际情况，我实在无法苟同。
另一方面，关于你所说的其他内容，我表示热烈赞同，同时很高兴你能直言相告，我定当竭尽全力予以支持。我觉得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总是时不时——起码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忘记在保留剧目、改编作品、新创作品，还有我们自己的制作人的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不认为我们就因此罪孽深重——我尚未看完过去全部的剧目，但不知你是否感觉到，在过去的三年间，这些剧目有着悬殊的差异？比如，一直以来，我们是否都太过侧重保留剧目，以至于忽略了所有的新创作品，或者未能将过去的重要作品进行改编翻新，因而损害了其价值，或与潮流格格不入[215]？［……］
［……］你觉得谈论作品应该仅局限于作品本身，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随后我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某位歌手无法出演，或者公众的反应难以预料，这些都对剧院造成很大压力，使其经营难以为继。此外，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歌手和观众，与佐尔蒂想要建立一个常设本地演出公司计划之间的平衡（我忍不住要为他祈祷，因为库贝里克[216]在大约七年前就信誓旦旦能完成这个计划）。这种平衡，必须要与新老之间的完美平衡相结合，好比面包奶油与鱼子酱之间的完美平衡。但从本质上来说，你当然是对的。我们要像斯卡拉剧院（我猜想维也纳剧院也一样）那样未雨绸缪，而不要像大都市剧院和巴黎剧院一样临渴掘井。仅这一点，就能使我们的设想更具有条理性、稳定性、连续性、方向性。不过我想，管理层必须要忍受对于昨晚演出的各种细节和反应的纷扰与折磨，忍受最受欢迎的和最惹人厌的歌手，忍受那些内行人十分熟悉但外行人知之甚少的细枝末节——因为如果放弃这一切，就谈不上即时性和自由度了，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是真的明白你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取决于佐尔蒂怎么做。回信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我会照办——是要把你的信（删掉某些句子）给分委会（以及/或者董事会）的人看，或者只是列个清单，由你或我写个前言，概括你的观点，给他们看？
再次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
［以赛亚］
〈附言：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主唱应该由我们负责推荐给伦敦。可是，如果完全不去关注什么样的作品对他们是合适的“剧目”，我们又如何能做到这点呢？〉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1年6月2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请不要告诉乔治你看了他给我的来信——千万不要。我会把我们讨论的内容写信告诉他，并询问他是否介意我不作任何评论，将删掉部分内容的他的来信给大家传阅。我会告诉他，在9月份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已经和帕维特[217]说过此事，他表示，我们实际演出的剧目和乔治提议的没什么两样。那就更好了。我觉得他有点儿自寻烦恼，也就是说，对于他提议的内容中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在给予支持，而没得到我们同意的内容事实上也没多大用处。然而我应该鼓励他，并告诉他，他所有的提议都非常有趣且珍贵，诸如此类——用我能做到的最友善的方式。
愿上帝与你同在
〈以赛亚〉
致杰克·唐纳森
1961年6月28日［手稿］
海丁顿宅
亲爱的杰克：
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在上次的董事会上没能见到你。［……］
随信附上乔治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我曾偷偷给加勒特和伯内特看过，并发誓他们不会说出去，就像我发誓你不会说出去一样。这封信我不打算再给其他人看。信中也附上了我的回信。伯内特觉得这有点儿无聊，他讲话方式就像某个公务员谈论下议院一样。他真该好好想想他目前站在哪个立场。再没有比被人指责妨碍行政管理，提一些不着边的愚蠢建议更让人抓狂——无疑我们正属于这种人，不过，这些人有时还是能够提供一些辅佐助力的好点子的，尤其是沃尔特——例如，我们推举克劳斯[218]而不是其他人出演《托斯卡》，就取得了极佳效果，他的表演无与伦比。等到《摩西》上演时，此项任务也将由我们负责。整个朱利尼乐团今后绝对不会再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在戴维和乔治手下的兴旺景象和精气神了，这点我敢向你保证。但重点是，这点乔治说得很对——我们得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能够将其持续三到四年，这样等我们将来离开时，至少心里清楚我们都曾经干了些什么。
不管怎么说，你知道，我给他回了封言辞动听的信，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言不由衷地对他那些毫不可取的想法大加赞赏，希望你对我的行为予以宽恕。另外，还是别看他的信了吧，寄回给我——要是弄丢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你的
以赛亚
我有没有欠你钱？请务必直言相告——这个问题目前正压迫着我，令我作为犹太清教徒的良心为之深感不安。
致杰克·唐纳森
1961年6月29日［手稿］
布鲁克斯大学
亲爱的杰克：
加勒特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我把乔治的信给他看，寄给你的那封，并请求他千万别说，没想到他立马就告诉了乔治——乔治此刻也许正暴跳如雷（也难怪：信中有一些粗话很不礼貌），为我毫无来由地挑拨离间大发雷霆。我刚给乔治写了信，卑躬求饶，说我的确把他的信给加勒特和伯内特看过，但我实在无法再承认我把信也给你看了。因此，千万别出卖我：至于我的回信，只有乔治见过（再有就是悄悄给你看过）。总之，我想一切最终都会归于平静。乔治不会再那么信任我：这不要紧。可是加勒特，怎么可以这样！算了，就不了了之了吧。
以赛亚
致E. H. 卡尔
1961年7月3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特德：
感谢你的来信。必须承认，我们在《听众》上的通信评论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我为此感到如释重负。为学术刊物写信，无论怎么刻意避免，人们使用的语言还是会带着一股故弄玄虚之气，华而不实，虚伪做作，完全违反自己的本意。而在私人信件交往中，这是完全不需要发生的。
你要求我写一篇文章重申我的立场。这种做法公众肯定难以忍受，即便有人愿意将其付印。很遗憾，我就像政治上极端保守的波旁皇族一样，真的没有很多想去改变的，如果要我再次重申，也许只会在语言上更加温和，更加清晰而已，而不是再论及我在《听众》上反驳你时采取的立场。
至于道德判断等，我真诚地为自己辩护，我的确被误解了。密尔认为，即便我们不喜欢某些事情，比方说，酒瘾或烟瘾，但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就无权利用法律对其加以禁止。比照这一点，就是我对说教的立场。我认为，对事物做出道德判断，不论是含蓄的（尤其在带有道德指控内涵的语言选择上，无法完全避免），还是公开的（当一些精彩绝伦或可恶至极的事情发生），在能够发声的社会里，都是一种自然萌发的人类的需要。因为只要是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道德价值观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显然，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不应该被滥用（原谅我如此直言不讳），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应该收回这个权利。就我所知，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是不做道德判断的，在这方面，他们从不会有过错或遗漏。毕竟我们自己便能识别判断，一些力量或个人是进步的，而另外一些则一无是处或反动透顶、无可救药［……］。我真的不是要敦促人们说教，而是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件身不由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同时很难知道一旦控制会产生什么后果——一个完全客观的历史阐述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压制所有评价，是否任何正常意义上的人类或事件压根儿就不会出现。这绝非等同于敦促人们高声赞许和痛斥谴责，难道不是吗？谴责过分的说教，无疑就是在道德（或美学）上予以谴责——因为它使我们感到无聊，浪费我们的时间，或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观趣味和偏好而扭曲事实。我们究竟以何种身份发出这些不满和非难？当然是以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历史鉴赏家的身份不是吗？不过，我不会再长篇大论向你说教，因为这些意思均已包含在我原先那篇拙作中。
我希望同时也以为自己已经从1953年[219]的那篇东西中走出来。就像你说的，思想活跃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而我似乎很安于现状，想到此我感到很是伤心。但想归想，除了保持沉默，我又能做什么？因此，在你的书问世后，我想我只能以斯多葛式的忍气吞声，默默承受你过于严苛的非难。［……］
我从同事A. L. 罗斯[220]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听到这点你一定很高兴。他是你之前的特里维廉讲席讲师。他告诉我说，他的书《历史之用》中有一个章节，圆满解决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因此，这些话题已不再需要你我再来画蛇添足。他的明信片以他一如既往的个性特点结尾：“你们有谁感到读起来吃力吗？”我从没有这个感觉，将来也不会有。你当然也不会。如果他在什么地方评论你的书，他会把我们两人都称作傻瓜，理论白痴，在公共档案馆时间待得不够长，苦功下得不够——这一指责对你比起对我更不公平。可我这位同事从不会因沉甸甸的正义感或现实感而负担过重。（请一定来看我们——我想，将来有一天你我二人可以出一本对话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1年9月］4日［手稿］
罗马的西斯提纳大道67—71号
（特里尼塔迪蒙蒂教堂附近）德拉维尔别墅大酒店
亲爱的艾琳：
这里正刮着大风——是所谓的西罗科热风吗？——希望飞机不会因此太过颠簸——我要带着这三卷书回去——带回牛津。我热切地爱着你，始终不渝：此刻，我没有外出散步，而是静坐在阳台上，思念着你，想着我们俩，想着孩子们，想着计划中帕拉吉[222]的家——不由得心花怒放，对未来满怀憧憬。我们真的比周围人都幸运得多——包括塞西尔夫妇[223]——大家羡慕嫉妒我们也在情理之中。我是那么爱你，崇拜你，连自己都不由得羡慕起自己。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星期四晚［1961年9月7日；手稿］
提比里亚的加雷基内瑞特酒店
亲爱的艾琳：
深深地爱恋着你。很享受今天上午我俩的交谈，从遥远的耶路撒冷与你隔空对话［……］。纳博科夫正饱受热浪的煎熬，雅各布[224]却处之泰然。纳博科夫说你不该来，而雅各布则极力怂恿，说孩子们一定会喜欢10—12日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耶路撒冷，然后去沙仑，一天到内盖夫，再一天到提比里亚，就够了[225]。他们能够受得了。不过我有点儿动摇。为什么不春天来呢？为什么不干脆点说走就走？从伦敦直飞，然后回到罗马和帕拉吉，待上一两天，办完事情后回国。这么做似乎更理性些。昨天我们和本—古里安夫妇吃饭，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但他夫人一直夸奖你，称你是我的理想伴侣，因为有了你，我变得通人情多了。[226]他们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科莱克帮我们找的导游其他什么也不介绍，只会一个劲儿地谈考古和爱国战争——对此我们没什么兴趣，由他说去。雅各布心情很好，自得其乐［……］假如我准备听卡萨尔斯[227]的演出，那就一直得待到18号，然后飞回国，躲开妈妈，在牛津猫到21号？不可否认，我在此地过得十分愉快，即便是作为游客，身边熙熙攘攘挤满了“外族”[228]人群——雅各布专门计算了下，多达四分之三——我喜欢不同的面孔，还有那些石头。在这里感觉十分舒适，精神放松，自在安逸。一点儿也不在乎外界的纷扰和身体的疲惫。纳博科夫爱死这里了；妈妈说得一点儿不错，他就是喜欢犹太人，讨厌阿拉伯人。拒绝去约旦，憎恶拿撒勒城，对这里的人充满同情。我们尚未去见萨莎[229]，老实说对此我有点儿发怵。关于这个地方我和斯图尔特与泰丝[230]的看法不同：尽管这里少有新鲜感、混乱不堪、缺乏尊严、嘈杂无序，我却并不介意。因为此地没有呆板僵化，没有严酷无情，没有指责非难。我和雅各布（只有他）一起去了科莱克家，与高官们就艾希曼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态度强硬，言语间甚至粗鲁不堪。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倒是本周《新政治家》杂志里的一句刻薄话让我难过了三个小时，是戴维·马昆德[231]写的一则评论，关于一位卡尔布先生。这句话甚至还剥夺了我些许睡眠，为之没太睡好觉。真是太软弱、太愚笨、太荒唐！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因为这里的气氛不利于内向的自我撕裂。请代我亲吻彼得与菲利普：他们会喜欢的。随信附上一张适合你的明信片。我会试着再打打电话。与你结婚是我此生中唯一一件得意之为，它让我喜不自胜，无比快乐：其他诸事则均有遗憾，令我时时自责。对此本—古里安夫人说得再正确不过。
爱你的
以赛亚
致斯图尔特·汉普希尔
1961年10月9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斯图尔特：
你可能想不到，论及孤独，我也算是个行家。首先，孤独一人时，我也感觉非常痛苦；但至少我心里对其了然，如今已经能够做到尽一切可能避免受其影响。过去的这些年，我曾经有过三次无比痛苦的独处经历：第一次是在慕尼黑度过的四天。第二次是在1932年初的新学院，当时我已经是个讲师，正好莫里斯到外地去了，而9月和10月期间我还不认识几个人——幸好我对新学院的研究员们充满排斥心理，才略微排解。第三次是1949年在哈佛大学。当时我人地生疏，因为害怕寂寞孤独的漫漫长夜，每天晚上总是早早上床，读不进书，吃不下饭，羞于到纽约或华盛顿去，虽然那里有我许多朋友［……］。身处美国的孤独［……］，至少在我身上，首先引发的是极度的郁闷，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无依无靠，让人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只觉得再也见不到熟悉的世界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在美国定居，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厚重的孤独感无处不在，弥漫在周边环境中——尽管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充满热情、仁爱，生活悠闲从容，没有压力，但这里人际之间的交往却明显比在欧洲要困难得多。加上自我贫穷化的倾向——一味给予而毫无吸纳——体现出十足的冷酷无情。我想我充分了解你的处境并表示同情。你为什么要去呢？［……］
11月9日我准备前往印度。[233]之前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我已经拒绝了六次，但现在无法拒绝了，因为收到了校长[234]的一封正式来函，指示我参加，并且给了我四个星期的公假。他告诉我，这是我能为学校、为国家、为世界提供的最佳服务，诸如此类。我希望乘飞机去，途经莫斯科和塔什干，但艾琳说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太危险。这话可千万别传到我妈妈的耳朵里。顺便在这里对你说声感谢，你抵达时还给她电话问候。非常感谢。
以色列之行非常成功。纳博科夫喜欢这个国家胜过任何人喜欢任何事物。他始终不断地宣称他感到多么自由自在，多么开心快乐，这种程度的喜悦心情自1917年以来不曾有过。这一切也感染了主人，回报以同样的快乐情绪。就连雅各布也为之所动［……］。我们在斯德伯克[235]本—古里安的夏宫度过了极其美妙的时光。只见本—古里安身穿棕色短裤，四处奔忙，大声呼吁着要将那些盖在看上去巨大无比的沙漠豁口边上的一排小房子建成高等教育中心，当然，也包括神秘主义研究，明显是要跟魏茨曼研究所[236]对着干。看到这些，艾萨克·斯特恩[237]，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人很好，但不是非常聪明，对纳博科夫说：“知道他让我想起什么吗？他让我想起亚伯拉罕——的确，他就像亚伯拉罕。你不觉得吗？”简直叫人忍俊不禁。在场的有你的老朋友沃特·伊坦[238]，他正忙着起草电报，祝贺戴高乐虎口脱险。午餐时分，大家交谈甚欢。话题主要围绕一个俄语短语确切该怎么翻译。这个短语意为“生活的任务”，本—古里安想使用，而对伊坦这样有点儿类似日耳曼智力水平的人来说，却显得太书卷气了。纳博科夫兴致勃勃地在一旁帮忙打下手，快乐无比。雷蒙德也在。他的好友是大卫王酒店的调酒师。我感到他对这一切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开心。克莱尔[239]到了，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居然孤身一人在特拉维夫附近住了三天，刻意寻求孤独。之后他又向我打听被称为“基布兹”的以色列聚集区有哪个地方总体来说最适合独处和私人生活。我尽力解释建立基布兹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私人生活，如果他要的是这个，他得另找去处。于是，他眼里带着狂喜的神情就出发了，朝着北边方向，这会儿我想应该已抵达吉努萨尔——也就是你所知的吉尼萨里斯——我觉得他在那里不会太开心。虽然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出错，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问他准备去哪里消磨夜晚，他总是回答“我要出门。准备去大卫王酒店给一位巴西姑娘读T. S. 艾略特的诗”，可往往一刻钟之后就回来了，说巴西姑娘不在那，被她母亲迅速转移了，很显然，她已预见到最坏的后果。确实有某个地方螺帽松动了——嘎嘎作响，令人不安。音乐节大获成功，尤其是卡萨尔斯在凯撒利亚剧院的演出，全场鸦雀无声。唯一令人担心的时刻是，两位身穿紫色条纹宽外袍的罗马士兵突然出现。我眼前展现出噩梦般的图景，心想这个品位可太煞风景了——好比吹响银色小号，或是用拉丁文演讲——于是赶紧问科莱克能否制止。幸好他们原来是刚刚演完一个关于凯撒利亚的短喜剧的演员，来不及脱下宽外袍，就过来观看演出了。你说得对，这里没有压力。这或许正是我，敢说也是尼古拉斯，最喜欢这整个国家的地方。“兼具贵族的沉稳自信与艺术家的大胆不羁”——当尼古拉斯在一次音乐会上坚定从容地走到以色列总统[240]跟前，并执意要我帮忙介绍时，雷蒙德不无醋意地在一旁这样评价。一副厚道农民模样的总统，当时就邀请他随时可以前来拜访。尼古拉斯为此很是飘飘然：他认为这与白宫真是太不相同了。尽管如此，我个人过得非常开心，这一切都令我喜出望外。
这里的高尔夫俱乐部[241]——你见过吗？——极富喜剧色彩，尤其是那些绅士派头十足的男士们，身穿短裤，手拿烟斗，极力摆出一副农场主的样子，绅士派头十足地在酒吧里聊天。这的确代表着一种被极力压制的渴望，希望重新回到托管地[242]的怀抱。这种情绪并非四处弥漫，但一旦触发，却颇令人伤感和心动。这段时间，莫里斯正与伊丽莎白[243]乘游轮到叙利亚旅行——显然，伊丽莎白一路举止乖张，不断提出各种要求，要好的舱位，好的灯具，好的食物，连续坐车一小时就吵吵闹闹，行为古怪，老是做出刻薄和令莫里斯吃惊的举动。不过，他费尽周折，还是做到了让她循规蹈矩，他是这么说的，伊丽莎白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位出色的协调人，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有条不紊。并且，虽然游轮上的其他游客都很糟糕，莫里斯却喜欢每一个人，始终兴致勃勃。而之前，她从未见他如此活跃过。比彻姆小姐曾经散布过谣言，说莫里斯失聪，但伊丽莎白和我做过试验，推翻了这一谣言。
克莱尔的小说引发了一些不怀好意的恶评[244]；我敢说其中原因在于他任由凯普出版社在封面上打出他是全灵学院研究员的信息，这点他做得不够明智。你应该已经读到过一些，特别是那篇麦克因斯还是奈保尔写的，要么就是他们中的某一位，即便不说它像是一幅二十六岁年轻人写的敏感小说的漫画，至少好比一篇敏感的二十六岁年轻人写的典型小说。［……］我目前的工作是要说服斯特拉文斯基[245]，将《旧约》的开篇文字谱成曲，歌词就用希伯来语原文（这是我的想法，也许不太好），在1963年以色列音乐节[246]上演出。他们那里很担心，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宣称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什么。[247]纳博科夫歇斯底里似的急着要阻止他前往俄罗斯［……］。他们到底能从斯特拉文斯基身上获得多少资本呢？[248]他的态度肯定是强硬和愤世嫉俗的——他们会欢呼他的到来，但他对世界和平的祝福却很难成为头条新闻。为什么尼古拉斯会如此疯狂？显然跟他无法前往有关。斯蒂芬[249]希望能与我一道访问印度，但很奇怪，他们并不情愿邀请他——一定是他去过太多次了。要是我也会厌烦，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你一定会喜欢听我说说我们在以色列的经历——斯特恩、伊斯托明和罗斯的三重唱小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250]。他们在恩·盖夫演唱，而我自1929年聆听了毕亚第高斯基、施纳贝尔和弗莱施的三重唱组合后，就再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251]他们曾经在南部的一个犹太定居点演出，听众们就坐在一袋袋的稻草上，当时一个十分友好的外交部长还发表了一个亲切演讲，称纳博科夫是位“无比伟大的作曲家”。那次的演出格外不同寻常——巨大的满月，明亮的星星——耀眼、蔚蓝的天空和毫无杂质、极其亮丽的各种天际色彩近在咫尺，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天堂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以其触之可及的强大存在主宰着宇宙。从古犹太城到加利利贯穿南北的通道，实际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旅程。自然环境随之变化，而加利利海的魅力也和《旧约》的风格几乎没有关联。但我必须终止行程，因为我觉得这一路的旅途颠簸对艾琳来说过于勉为其难了。我必须重新开始思考政治哲学、牛津、学生，以及所有相关事项。［……］
［沙耶］
致不明身份通信人
1961年11月1日［副本］
［海丁顿宅］
因为流感和霍乱并发，我正卧床休息，这肯定是之前我使用的注射剂引起的。在感觉上，或许并不比你所想的好过多少。但是，我安于如此躺着，也喜欢如此躺着。我不喜欢介入任何活动，喜欢观察而不是插足其中。在我的一生中，尤为恐惧的就是参与。我怎么就成了婚姻一方，这在我至今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我间接地获得生活体验已经太久太久，如今直接体验生活感觉无比陌生和奇特。我真希望能起床去见你，对你讲述我和雷蒙德、纳博科夫先生以及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在以色列度过的两个星期——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与一位天主教女士[252]秘密登记结婚，此事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伊夫林·沃[253]会四处写信，语气干巴地后悔背叛教义，也是再自然不过）。以色列的一大特点在于，完全没有等级族群之分——尽管那里嘈杂粗俗，城镇丑陋不堪，到处是缺乏文明教养、横冲直撞、你推我搡的人群，一幅精力充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口景象，以极度严肃认真和一本正经的态度，深信善恶共存，认定工作必能带来救赎，如同最最虔诚的新教徒——尽管如此，事实是，你可以用几乎完全平等的语气与任何一个人交谈，从总统到最卑微的劳动者。还有你根本看不出来，为你服务的店主可能拿到了维也纳的音乐学博士学位，而那位酒店预订员则来自葡萄牙一个神秘的家族（我那位预订员就是如此；不过，这变得像雷蒙德·莫蒂默[254]的纪事了，那可太没意思了，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比它更讨厌的）。现在我必须前往印度。东方神秘的魅力，在我生命中还从未体验过。我必须要发表一个关于泰戈尔的演讲。但是，我于泰戈尔算什么？泰戈尔于我又算什么？你问得很好。他的诗歌经翻译后就如同赫门兹女士[255]和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256]的诗歌一样。《吉檀迦利》[257]！平淡、伤感的琐事——至少是用英语写的。然而，这有可能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我已经完成一份关于泰戈尔和民族主义的演讲稿，文字铿锵有力。我会像格莱德温[258]那般，镇定自若地发表演讲。每次race（种族、竞争）一词出现时，艾琳都让我删掉，包括leave the unequal race（意为“离开这个不平等的种族”或“离开这个不平等的竞争”。——译注），因为该说法在意义上模糊不清，即便我是指“不平等的竞争”，印度人还是有可能因此恼羞成怒。[259]
［……］你认识尼赫鲁先生吗？[260]我从未见过他，却对此人满腹疑惑：不用说，他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旅居时一定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饱受其苦，他才会有那种表现。我和艾琳将从印度前往波斯，我确信那是一个优美的国度——我讨厌印度的艺术却对波斯艺术喜爱有加——但我得再说一遍，路上可千万不要像雷蒙德——莫蒂默一样。［……］
我会从印度给你寄一张明信片。你认为“压抑的哀伤在胸口沸腾”是一句好诗吗？这是我最重要的赞助人写的，他现在就住在那座城市。[261]我有三个学生在德里，他们准备请我吃饭，为我接风洗尘。真是无聊啊，让人烦恼透顶！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吗？祝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
［沙耶］
致艾琳·伯林
星期四［1961年11月9日；手稿］
新德里乔治国王大道2号
［……］
亲爱的艾琳：
飞行十分顺利。在机上我遇到了佐尔蒂，口气含糊地邀请他和妻子1月份来牛津吃中饭——只能在星期天，彼得返回学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但这只是暂定的。在苏黎世机场，有位年轻女人来接他，我不记得她是谁，她向你（“艾琳”）问好，说她在牛津与我们相识——我得假装之前见过她，她皮肤暗沉，不太漂亮，瑞士人？不会是佐尔蒂太太（我感觉）——太奇怪了。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澳大利亚商人，没想到，他对《圣经》文字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一个非犹太人，却坚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狂热喜爱以色列，而我作为犹太人（我很快便对此坦言），却并不相信耶利米准确地预言了整个世界历史，他对此很是震惊。不过，他还是原谅了我。尽管他是虔诚的教徒，还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他与京都艺妓度过的一夜情。此人极度简单、坚定，是狂热的宗教信徒，性欲旺盛。刚才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没什么看头：这会儿到了德黑兰机场：土耳其的玩具娃娃要比波斯做得好多了：波斯的礼物盒样子难看，但鱼子酱一千克只要约9.1英镑——质量好坏就不得而知了。最长的一段航线是从德黑兰到德里，很是沉闷乏味。所幸一路飞行非常顺利：除了不停地供应食物和饮料外，其他一切都好。来接我的人一定没想到我长得如此不起眼：这些人中有德里科学院的秘书，还有这位秘书的秘书：此人一直手捂额头低着头。我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东方主义和印度风情（除了一名印度空姐，她在伊斯坦布尔上了飞机，穿着像艾耶尔太太[262]那样的两件套女装衬衫和裙子）。另外还有高级专员公署的斯科特先生——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与其他外交官别无两样——态度和蔼可亲，殷勤周到。戈尔—布思夫妇[263]要到今天三点半才从孟买回来。当然不可能睡觉：我试图小睡一会儿，但是那些奴隶般俯首帖耳的服务生们，身着华丽制服，戴着头巾，上面有挺括的羽饰[264]，不是羽毛，不停地迈着大步进进出出——我不敢叫他们不要打扰，反倒被这十足的封建文化深深吸引。［……］
在你来之前，纳博科夫组织的大会已经为我安排了一次招待会：英国人认为他们此事办得不太聪明但没有恶意。［……］大会的使者跟我说，其他代表的论文有多好——奥尔德斯·赫胥黎[265]，俄国人，埃及人，等等——真令人讨厌。［……］除了有点儿累，我身体都好。特别想你，感觉寂寞孤独：你能带给我一件薄背心吗？或者我在这里买一件。我会在飞机上读很多书：我现在是飞机的狂热爱好者：好喜爱它们：对其是既害怕又欢喜。奇怪。这里气候温暖，充分展现了印度风情。我要等戈尔—布思夫妇到了后再去寄这封信，那样我可以告诉你关于衣服的事。再有就是要对你说，我爱你胜过你爱我：远远胜过：又因为我肯定你的确爱我，而感到心满意足。我在伊斯坦布尔给菲利普写了信，在这里给彼得写了信。
［……］告诉我妈妈和你妈妈，我现在非常幸福。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我已经相当满足。明天要去录制广播演讲。我爱你，带着看似毫无必要的激情。在五十二岁的年纪！［……］
沙耶
致查尔斯·泰勒
1961年12月2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查克：
我不想用与审查委员会[266]漫长又无聊的谈判过程来烦扰你。事情刚开始发生时，我不得不针对以下指责为你辩护：（1）论文题目与其内容不相符；（2）这篇论文是写心理学的，应该提交给心理学评审委员会；（3）评审人宣布他们不具备能力对其价值做出判断，但事实上已经给了自己很高的评价；（4）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应该宣布它没有能力来任命评审人；等等。
在迅速进行了一番战术思考之后，我做出决定：对第（1）点主动认错，对（2）（3）（4）点强势出击，坚决不服。这套策略确实管用。委员会可不喜欢被人告知说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清楚；委员会很欣赏我对第（1）点的自我认错态度，认为评审人的报告有点儿迂腐。而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将论文送回来让一些心理学家审阅，那样的话肯定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然而，他们并没有那么做。经过几番态度上不祥的摇摆不定，加上赖尔居心叵测地评论之后，给出的条件是要改变论文的题目，这是为了不要误导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某些研究者们，他们可能会想参考这篇论文。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事情第二次被提出来，是因为赖尔反对那个新构想，但是在我说，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提出构想的是很难说话的涅尔[267]，之后赖尔绝望地举起双手投降了，毕竟涅尔是赖尔最喜欢的所有牛津哲学教授的候选人。
就此，这一长途跋涉总算到达终点。我很高兴：我们都知道头衔并不能说明什么，也都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然而我们同样也知道，不去接受一个自己申请的头衔（例如，就像全灵学院院长未能获得质量管理证书一样）［……］会引起个人神经官能症和来自公众的质疑和麻烦。
你希望在加拿大人中生活，我完全理解：但你的离开仍然是一起不容小觑的重大事件。新左派似乎让自己陷入了某个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并纠缠其中。拉斐尔·塞缪尔[268]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事情继续下去：同时，我发现可以跟麦金太尔[269]亲切又颇有所得地进行交谈。他是个很能激发人情绪的谈话对象，在我看来，在牛津，似乎也就他与我至少有几分兴趣相投。不用说，别的任何人都不行。
我看到了自己的肖像画，很有趣。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为《纽约客》杂志画的（你看了梅塔写的那篇关于牛津哲学的文章吗？）[270]，文中的我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极力想放弃形式哲学，一个因缺乏同道而自说自话的孤家寡人，绝不是一个牛津哲学家，或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想知道你读完文章后会有什么想法。
这期间，我收到伯恩鲍姆[271]的一堆信，他在找工作，需要担保人之类——我试着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连讨厌的格拉斯[272]都提名他，希望这样会令他与麦克雷[273]都落选，最终学院只能任命盖尔纳。然而，这一巨大的阴谋最终告败。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盖尔纳当然不行，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结果最后是麦克雷，此人我闻所未闻，似乎便在党派的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得到那份工作了。此事就说到这里［……］。
这段时间里，我还确定了一件事，哈曼[274]就是那个人。他真的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在加里宁格勒单枪匹马鏖战康德[275]——与其唇枪舌剑，［……］为英国和法国说话，这两个国家他都去过。显然，除了虔信派教徒和神秘主义者，他没有被任何其他思想家所影响。然后，就是让休谟与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休谟可以摧毁理性主义以及先验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任何发现都依赖先验的方法——例如，为信仰的产生提供空间。如果信仰桌子是我们不能证明的，那为什么不能信仰上帝呢？结合以下这个命题，即语言和思想完全相同，因此上帝之言只能通过阅读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来理解，而不是通过翻译，因为意义不能与传递意义的文字分离，其他象征符号只能传递相似的意义，但相似不等于相同——这种关于思想和语言的唯名论和实证主义理论对当今世界尤其重要。[276]这种结合成就了赫尔德[277]的理论，促使学界群起而攻之，广泛反对知性主义、一般命题、科学、西方、外部世界、证据、抽象、永恒真理，以及人类“异化和疏远”自己而陷入的其他幻想和谬见。
在哈曼看来，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所有建构似乎只是众多毫无生命的面具，芸芸众生利用这些面具来隐瞒或扭曲自己的真实特征。类似的演讲和类似的表态一定也发生在德国和瑞士，我怀疑这是最终造成卢梭憎恨形式、规则和制度的原因。因为这些形式、规则和制度禁锢和扭曲了人类的自由精神，歪曲了自己的形象——如《拉摩的侄儿》[278]，以及整个早期的异化文学。我打算读一些哈曼的著作——用德文撰写，形状可憎，不堪卒读，比任何人的书都难读——然后写一篇关于他的随笔，探讨他如何作为所有这些好事坏事之源头。要想做到不夸大，不过多追溯过去的事很难办到，因为这些事往往到后来才被人发现。但我会尽力而为。
这段时间里，我还完成了一篇关于你过去的导师卡尔的评论。如你所知，他已将其特里维廉系列讲座内容结集出版。不出所料，在这部作品里，黑格尔[279]和马克思是英雄，而我和波普尔则是恶棍。为《新政治家》写该书评论时，我不得不在一开始就指出，我不得已对该书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其中我被提及的频率仅比黑格尔和马克思少一点点，虽然提到我的语气不是那么恭敬。你应该读读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生动、辛辣、易读和欢快的小书，但是，尽管他相信社会进步、达成目的，以及这代人必须要为下代人做出牺牲等思想，并因为罗素提出一百年前的世界比当今世界更自由而对其严加斥责——谁的自由更少了呢？俄国人，还是印度人？诸如此类——尽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唤醒你本能的同情心，但从整体来说，它会让你失望——太过粗糙，太过简单，太过肤浅。书中讨论哲学问题的方式过于轻佻欢快又大胆不羁，但其实与所涉问题毫无关联，因为他并没有理解那些知识问题或思想——从未理解过——正如已故的奥斯丁[280]一定会说的那样：“他只是在肩膀上少了一个哲学头脑”——不是说他需要这个头脑，而是说假如他要踏入这片水域，就该先去学习游泳。
在《听众》杂志上，我曾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争论，这些讲座最早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我当时愤怒地否认了所有强加于我的愚蠢观点。（例如，历史学家应该停止寻找行为发生的原因；或者，他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将人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片刻也不能停止说教，否则就是疏忽其责——完全是用一种拙劣的方式模仿我的观点，这点我的确隐约可辨——我担心，其他人完全可能就此认为这根本就是有理有据的公正批评。）不过，还是要去读一读。此事足以让人多加小心，引以为戒，证明那些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那个稀奇古怪，可能还显得奢侈多余，但仍有无穷吸引力的主题。
这段时间里，我还去了印度——当地人热情似火，见识不多，把人折腾得精疲力尽，但尼赫鲁很特别。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运用了双重道德标准，但丝毫没有为此感到羞愧；知道自己在与非洲人和亚洲人同行，而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旅伴，他大体上认为西方已经出局。他想比中国走得更温柔些，他也认为他那四亿印度人——如此庞大、柔弱、温和、低能、沉重的数量庞大的群体——将一如既往地吸收所有外国毒素，然后再找出自己的拯救方法。相比那些地处其东方和西方，更加铁腕无情、严格军事化管理的民族，他觉得找出自救方法会更容易些，虽然国家会更加混乱。
他特别好虚荣。俄国人在塔什干[281]冲破警戒线，将他团团围住，向他表示真挚热烈的欢迎，这点深深打动了他，从那时他便已然成为俄国人的朋友；同样，他也喜欢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也向他表达了类似的情感；至于英国人，他的整个政治观——跟着感觉走的态度，偶尔为之的任性狂妄，经验主义，提到马克思主义时的轻蔑态度，大不敬地认为其在19世纪会引人关注，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明显过于粗糙——简直就是从英国派生出来的。他很敏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像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认可。毋庸置疑，黑格尔对任何人都有最深刻的洞察，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想要的就是得到认可——不管他们是个人、民族还是阶级——他还意识到，所有的侵略都是源自对这种独特渴望的创伤。当尼赫鲁开始谈到，他惊讶地发现，一些三流印度电影在莫斯科大获成功，那里的人们个个都哼着这些影片的插曲，此时他脸上流露出容光焕发的神情。其兴致之勃勃，是在我们漫长采访中的其他时间段不曾见到的；在我参加的纪念大会上，当那些印度人得知，俄国人非常尊敬泰戈尔，视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专门为纪念他铸造了一枚纪念章和四张邮票，六万名小学生参加纪念活动等，他们比听到任何话语都更感到欣喜。
印度人想要被认可为一种新型的异国文化，他们的诗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小说家比普鲁斯特更光辉灿烂，受人敬仰的感觉会冲昏他们的头脑，还有与英国的全方位联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他们，世人知道得太多了，不像中国或日本或中亚地区，躲在幕墙之后，这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他们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
如果有人对发生在果阿[282]的事情感到惊讶（我说，怎么突然改变了话题），我会觉得非常奇怪。谁若认为尼赫鲁或亚洲的任何人是相信规则或原则的，即便只是为了临时变通，因为相比强权政治，这是一种省力的策略，并有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来产生对发展有利的条件，那么此人必定脑筋错乱了。在我看来，尼赫鲁对联合国似乎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记录权力平衡变化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某种协商或行政特性的实体。这是我无意中考虑这个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尼赫鲁对公众舆论极其敏感，但是他认可的公众舆论首先来自印度国内，接着依次来自亚洲、非洲、铁幕国家，对来自西方的舆论几乎完全不予认可。自然而然地，由于美国势力强大，它必须与之友好相处。他很享受与西方的接触——他个人是很喜欢它们的，对它们充满好奇，也喜欢与一些健美帅气的西方女士逗乐调情，恰如一个大力士参孙可以同时对若干个妖妇大利拉实施外交冒险政策；此外，他对西方的企业情有独钟。有点儿像罗斯福[283]——这个男人背叛了他的阶级，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偶像——他对自己的精湛技艺感到高兴，在他眼前时常闪现的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个僵化的党派，早已日渐腐败没落，终于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寿终正寝。于是，便有了梅农[284]的特殊地位，尼赫鲁一直把他带在身旁，我认为，其中不仅因为情感的纽带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还因为这么做可以防止他自己失去或看起来失去舒适、抚慰、名望和舒适的半资本主义政权，尽管他很清楚，这个政权意味着停滞不前，并将最终瓦解和失败。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对他复杂又独特的性格的解读。
我确实和印度的学生交谈过，他们让人感到放松，没有戒备心，令人愉快。但与他们的交谈并无多少收获：感觉不到他们对获取知识的渴望，没有坚定的信念，更谈不上吃苦好学精神，就这么轻轻松松、欢欣鼓舞地顺利走过一片沼泽之地。处于顶端的是玩世不恭的聪明人，在底层的则为被动消极、逆来顺受、温和耐心之人。如果真正的社会正义与合理性能够进入印度，这一定是由一些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实现的。人们不会费尽心机与之相抵触，相反，在那些演说家魅力的蛊惑下，他们会乐于沦落。否则的话，种姓制度将仍然极其坚固地存在，随波逐流，四处弥漫着宽容和妥协的气氛。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吸收所有来自邻国的经验，并以某种方式化为己用。我这么猜想。
你都好吗？写信说说你的近况。最近在看什么书，写些什么呢？你准备发表关于原因和目的的文章了吗？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罗伯特·克拉夫特
1962年1月1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鲍勃：
［……］我迫不及待要告诉你一条重要消息，《亚伯拉罕与艾萨克》的委托金终于确定下来了——我是说以色列当局方面已保证会给该剧提供一笔资助（一万五千），我可以正式对外宣布这个消息了。我真的很高兴能有这样的结果，坚信这是一个辉煌杰作，热切希望其前程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阻碍。1963年夏我一定会安排自己前往以色列。或许不是在夏天，因为目前的计划是在10月份举办艺术节。那时天气凉快得多，酒店等也没那么拥挤，一切条件都会好得多。非常抱歉这个夏天不能去那里，但愿一切能够进展顺利。我当然希望能够前往——觉得自己可以提醒大家关注生活和大自然中精彩有趣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往往表现得不太明显且容易被忽略。我可以充当相当出色的向导、调停者和缓冲器的角色（不会有剧烈冲撞，但可能因过分好意，会发生一些内部小争吵，或者说一定程度的你推我挤，诸如此类的情况）。我希望8月底对你来说不会太热。耶路撒冷的夜晚天气十分宜人，但特拉维夫市的空气令人窒息，凯撒利亚也是如此。我开始怀疑卡萨尔斯是否愿意安排时间前去那里：他之所以能够接受，其中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会上演他的宗教清唱剧《马厩里的小耶稣》[287]。这部歌剧长达三个半小时，演出起来不会被人视为令人难忘的显赫之作（其实一部作品能达三个半小时本身就显然令人难忘——每分钟都仿佛永恒），不管是该剧本身还是题材，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都难以接受。［……］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梅耶·威斯格[288]
1962年1月15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梅耶：
情况日趋乐观。现在我基本肯定，我和家人有可能在4日或5日到达。［……］
至于整个活动的高潮——罗马盛宴、雪白的枕头、盈满的酒杯等——要是你能安排些适合我继子们的活动那就再好不过了，而不只是追求精致讲究，虽然那是你我二人再习惯不过的相处方式。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要么安排参观一个规模不太大的基布兹农场（布伦纳[289]可能太大了），要么在雷霍沃特附近参加一个青年读经文逾越节家宴，与那些天真又怀有理想的年轻人相处，他们肯定感觉要自在得多。比起在类似场合中你我周围坐满上年纪的酒色之徒要好多了。还有，我是否必须提前预订第二天早上耶路撒冷犹太教堂里的席位，好让他们能够感受那里特有的氛围？艾萨克[290]先生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堂是我去过的最肮脏的地方。我们的朋友雷蒙德的钱包里至今还保存着那里的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教区成员不得在祷告仪式进行过程中喧哗”，落款为“经理部”，就像在影院或酒店里一样。在特拉维夫你有什么可推荐的教堂吗？还是我们必须得回到可亲的老叶舒伦那家？此事就交给你了，但务必记住，就像肯尼迪家族一样，我们也是虔诚笃实、关系密切、易受惊吓的一家。都属于十分敏感的老派传统之人，没有教会建议不敢迈出一步。因此，必须恭敬以待。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莫顿·怀特
1962年1月15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莫顿：
听说你要来普林斯顿，而那个时间我可能正好在哈佛大学，真叫人遗憾——不过，我想还是可以安排机会见个面。或许我们可以写两本书，各自就这个题目写一本，具体等讨论后定。我对这个题材依旧很感兴趣，相信你也一样。卡尔的书[291]只是更刺激了我的胃口罢了。你阅读时一定也发现，这本书有点儿过于粗糙——不错，毫无疑问，作者的情感奋发向上，渴望在科学上成就丰功伟绩，然而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储备却远远不够。他不久前曾邀请我共进晚餐，席间极尽阿谀奉承的问候。不过，与马歇尔·科恩先生给我的杂志上他那些令人厌恶的文字相比，要有诚意多了。尽管如此，我们仍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虽然二人在公共场合常以一种典型知识分子的方式机智活跃地相互调侃对方，但本质上，二人都鄙视和厌恶这个平庸无比的世界——这个想法未必正确。不过，我轻易就会掉进这个模式，在相互唇枪舌剑之后很可能又与他一同用餐。［……］
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收到粉丝来信——令人颇为尴尬的来信——出自不同人群，有些人对我的不堪境遇表示理解，有些人公然抨击卡尔——但令我深感好奇的是，多数都站在左翼立场。我还不曾有过可怕又尴尬的右翼拥护者，这些人对我的生活是永久的威胁，可能使我在完全无意识打算这么做的情况下尽我最大能力去引起他们的关注。［……］
卡尔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他曾被境遇所伤。由于多年待在外交部，养成了平庸的个性，其想法和哲学观常遭人鄙视。多伊彻[292]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同时又以一种隐晦暧昧的口吻告知他误用了absolute（绝对）一词。诸如此类的问题，使他陷于波普尔和我本人[293]的两面夹击。他书中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内容好比在洞开的大门里阔步穿行：多数命题看似无懈可击却少有新意，寡然无趣——在《新政治家》中，我之所以表现得比我内心真实想法彬彬有礼得多，因为我是受害者——你会理解这类评论作者的心境。我一直想说却没说的是，虽然有些话生动有力，直击各式各样的学术老朽，但大部分内容并不值得一提。不过我想，这并非历史评论家的普遍观点：他们多数认为卡尔的理论是了不起的突破。他是一名勇士，朝着辉煌的未来，迈着乐观的步伐昂首前进，逆流而行（我怕因情绪激动会滥用隐喻），正确地与历史的力量一道，迎接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而不是悲观盲目地退缩不前。
［……］从根本上来说，他是那些在人生的敏感阶段，未能得到社会认可的受伤者之一，对整个自由体制怀有强烈的憎恨之情。他渴望任何可以破坏他所厌恶的迫害者的力量，即便这种如大力士复合体般的力量也会摧毁他自己。这并非出于对权力的崇拜，如同其他性格软弱且神经质的人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类似戈培尔[294]那样的跛子发自对美丽的崇拜，而是一种对某个社会予以报复的强烈欲望。这个社会曾经羞辱过他，使他无法置身其中。他将像先知以利沙把黑熊唤出丛林那样的方式进行报复，你应该记得这个故事。他写的关于苏联历史的书是一部了不起的鸿篇巨著——条理清晰，完整全面，但从整个体系上看，除了官方说辞，其他一切都被忽略不提。因为在他看来，失败者不值得被聆听，他们属于坍塌的世界，他们的观点因此而必然变态和邪恶，而胜利者正在创造我们的世界；客观性是胜利者创造的世界观，我们最好予以接受，否则便可能产生误解，导致毁灭（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义关系）。这是一种极为极为肤浅的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混为一谈的表现。［……］
你的
以赛亚［……］
致维德·梅塔
1962年1月17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维德：
你想知道我的同事对你在《牛津哲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何反应。我并没有对很多人提起，比如说，没有跟汉普希尔、黑尔、默多克小姐、赖尔或斯特劳森[295]谈到过，但只要是我提到此事的那些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激动和愤慨。这点我不想对你隐瞒。他们大多数人我都十分了解：如果一个人从事一份严肃且艰难的职业，比如哲学研究，当他被指为相信并主张那些与其苦思冥想并希望能够精确做出解释的事物恰好相反的观点时，至少是会感到愤愤不平的。《纽约客》是一本讽刺性杂志，我想，任何一部讽刺作品，其出发点就带有某个动机，不能准确反映真理。无论如何，只有严肃的哲学学者才会孜孜不倦钻研于斯。［……］
很感激你没有对我做任何评论，我认为这篇文章从土鲁斯——罗特列克式贵族的角度来说，可谓获得了巨大成功，就像托尔斯泰毫不留情地批评德国式的理论，或是伏尔泰（和拉塞尔），对，好比说吧，中世纪经院学者们[296]的反思。但我深深理解我同事们的心情。当他们被人嘲笑，使《纽约客》成为弹冠相庆的节日时，他们对你大作的感觉就如同基督徒对吉本[297]的感觉一样。不管怎么说，你尽可以拙劣地模仿，这是你的权利，而受害者提出抗议，不用说，也当然是他们的权利。［……］
你真诚的
以赛亚［……］
致诺埃尔·安南
1962年1月1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诺埃尔：
是的，我完全明白全灵学院和国王学院的院长之间对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争议为什么毫无教益[298]——虽然它进一步证明了性在公共意识中占据的地位，远比宗教、进化论和无神论要早上一百多年。［……］
莫里斯踌躇满志，状态极好。不久前刚向我抨击过斯帕洛的文章，说它不仅琐碎和毫无条理，且论证无据、未提供任何确切结论。他还写信给斯帕洛，说自己对他的文章评价如何之高。斯帕洛很是感动，认为他终究还是一位友善之人。难道我能够不震惊吗？是的，我至今仍惊讶不已。如果你要问为什么托尼[299]有那么多名誉学位而莫里斯没有，这就是原因所在。天哪，不过你一定得把此信烧毁！
你的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2年1月2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今天，我的牛津大学同事索尔特勋爵[300]向我提了个意见。他说有好几次，他和朋友买不到柯芬园的演出票，理由是剧院的票售完了，但贵宾席那里明明是空的。为此，他们感到很气愤。他认为像他那样的纳税人，有权要求剧院，除非已经满座，否则就没有理由拒绝售票。他正在思考是否在上议院提出来，要求建立一种与新的补贴政策相联系的查询系统，以探索一种最为经济的剧院运营模式，等等。他实在搞不明白，如果在某个特定时间，那些有权选择贵宾席的人明确说明他们不需要，为什么贵宾席的票就不能卖给普通社会大众。我努力平息他的情绪，但他仍坚持谈论这个话题。他提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名，说他曾跟他们谈论过此事，他们有同他相似的感受，其中一些是在上议院、下议院等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之所以向你汇报此事是因为它确有价值，就不知道是否可行［……］。我问索尔特他和朋友有几次发现贵宾席是空的，他斩钉截铁地说在近两年来发现这种情况已超过六次。我最后让他平静下来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并答应会把他的这些意见在合适的场合反映上去。
你永远的
［以赛亚］抄送戴维·韦伯斯特
附言：如果认为在那些有权坐在贵宾席的人不需要那些位置时，贵宾席就可以由皇家歌剧院员工取而代之，这样的想法不切实际，我还有另外一个建议。或许可以制作些董事蜡像，或至少是与他们相关的部分（包括他们可能邀请的男女客人），然后有选择地把这些各具性格特点的蜡像放在贵宾席上，你看如何？
致查尔斯·泰勒
1962年2月2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查克：
［……］克莱尔从以色列回来了——他说非常喜欢基布兹的生活——或许他确实喜欢，虽然我很惊讶对个人隐私向来十分敏感且极力保护的他，居然能受得了那里的应酬与喧闹，而且应付自如。你去过那里吗？你会和我一样喜欢那里。我丝毫不认为你我不看重隐私。恰恰相反，我用满腔热情捍卫它，如同捍卫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消极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以同样热切的欲望逃离隐私。
全灵学院里，一如既往的无稽之谈仍在继续——我们计划推选两位研究员——此事进行得还算顺利——唯一一个古板的候选人是一位上年纪的考古学家，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被新派的左翼思潮所否定，对此，院长冷嘲热讽，并极力反对。他的做法就好比在世纪末大洪水灾难来临之前，明知自己濒临溺亡，却要拉尽可能多的人在其身边一道共赴没顶之灾。另外就是有人提出议案，废除禁止女性参与研究员推选的限制——因为目前并没有合适的女候选人可以考虑，其动机显然十分恶毒，意在让院长痛苦——这个议案不会通过，众所周知也不可能通过，但此举意在表明青年教师的愤怒和敌意，因此斯图尔特计划投票对其加以否决。至于我自己，我尚不确定要怎么做。我的导师J. S. 密尔[305]不用说一定会大力支持，我对该举措也不反对——但是，它必定会让栖息在全灵学院的四五个老顽固备感不适，对他们而言，男权社会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形式。一旦这个举措获得通过，它将招引来女性访客，更重要的是，研究员的夫人们将会频繁光临；坐在麦卡特尼夫人和汉柏里[306]夫人之间的景象，仿佛一件人们没有理由去创造的多余的粗毛衬衣。从所有这些事当中，你可以看出这里毫无变化。［……］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罗兰·伯登·马勒
1962年2月26日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罗兰：
请原谅我如此之久没给你写信，因为一直处于极其忙碌的状态，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伦敦参加了五个委员会，其中只有两个名副其实［……］。
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的：努里耶夫，你很快就会在美国见到他，他是一位杰出的、最具吸引力的舞蹈家，却遭到伦敦愚蠢的芭蕾评论家公然抨击——一两个，并非全部——至于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307]的确，很难邀请到一流的歌手和歌唱家去伦敦演出，因为我们这儿的评论家刚正不阿，毫不留情：他们抨击起艺术家来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严厉。而报刊短评对于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不好的话，会直接被对手扩散到世界各国，从此断送他们的艺术生涯。相比之下，观众的掌声远不会来得如此猛烈。知名报刊上的一条负面短评，可能要四十次谢幕才能弥补，他们中有三人已经声明，今后不会再踏足伦敦——一个是舒瓦兹科普夫[308]（我感觉稍微松了口气：虽然她是个优秀的歌唱家，是我柯芬园董事会的同事沃尔特·莱格的夫人，但我忘不了人们对我说过，战争期间她曾经是波兰刽子手约瑟夫·弗朗克[309]的情妇，如果这是事实，那即便到今天也会让人不寒而栗，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个是尼尔森[310]（不过，他有可能回来）；还有一个是谢皮[311]，他说他在《唐·乔瓦尼》中的出色表演以及泽菲雷里的舞台装饰，在我看来过于华丽铺张，未能得到充分肯定，甚至根本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312]这点还真让人无可奈何，评论家们个个不可一世、独立且刚正不阿；他们不说好话，只能自认倒霉。我不认为毫无魅力的戴维·韦伯斯特，仅靠举办几场温馨的小型午餐会就能让他们心情好转。董事会主席加勒特·德罗希达不断向报业老板投书，愤怒声讨这些人的恶行，但报社业主总是百般为其评论家辩护。这令我情绪振奋，在某种意义上增添了对生活的热爱。［……］
屋外大雨倾盆，艾琳求我出去散步——她酷爱户外运动。她问你会来巴黎的丽兹酒店吗？她说那里除了旺多姆广场尽头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可以坐坐，点点酒喝之外，再找不到第二家酒吧了。她说那个地方毫不起眼，[313]对此我表示好奇。
关于政治，设想一下，我几乎是平生第一次与萨冈小姐[314]、其他三位法国作家以及两名演员同台出现在一档电视节目里，你会为我感到高兴的。他们各自述说自己为什么要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315]宣言书上签名——其中一人还为自己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而我只是心平气和地发表了一段简短谈话，内容涉及艺术家本质及其政治担当。法国大使馆急于阻止这个特别节目，但得知我也在其中后，便认定这个节目要比他们之前预想的多了几分体面色彩。为此我感到遗憾，也颇令我扫兴。不过，如果我大逆不道的名声能够有助于一个革命性的伟业，那倒也不错。此外，我在一封反对我国新颁布的移民法案的呼吁信上签字，因为该法案将损害全世界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的利益，[316]为此也招惹了德文郡公爵，令他大为光火。由此可见，你对我的影响已深入血液，如同延迟反应，正在缓慢发挥作用。但是，等我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时，我想又会重新回到过去习惯的生活，沉默寡言，远离政治。［……］
这里正酝酿着几场精彩争论，全都在极小的区域范围内。但我一贯认为，只有小地方的事才格外有趣，大地方发生的事件太过遥远，模糊不清，其后果太难断定。又因为事不关己，盘根错节而难以将其置于任何焦点或视角之中——当人们和我谈论政治时，我的态度依然是满怀敬意，同时心生狐疑，提不起兴趣，恰如当年父亲[317]跟我谈政治时一样，一知半解，感觉无比遥远。第一个争论为是否要在这里授予查理·卓别林名誉学位。[318]对此我表示赞同，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天才，加之其英国人的身份，足以荣膺。然而，有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搞笑小丑，授学位给佩勒姆·格雷维尔·沃德豪斯[319]是在羞辱我们自己，既然我们不会授学位给格鲁乔·马克斯或者是在阿尔罕布拉宫表演的杂技演员，为什么要授予卓别林呢？唯一让我感到厌恶的是他偶尔发表的关于伦理和政治的声明，浮夸而虚假，极尽矫揉造作之能事，非常不堪。尽管如此，他是个天才，这点不容置疑。
第二个争论是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是否应该招聘女研究员。你能够想象约翰·斯帕洛对此的看法。我认为一旦这点获得通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将会提出辞职。想到某个女性坐在全灵学院配餐室的景象真的会让他发疯。艾琳认为，那将比在丽兹酒店新增四个酒吧更加糟糕。她是个典型的反女权主义者，也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观点。［……］
每回口述信给你都一样，这会儿又是大约凌晨两点半了，就此吧。艾琳在隔壁屋轻声提抗议了，我不能再影响她睡觉了。［……］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休·特雷弗—罗珀
1962年3月6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休：
感谢你寄给我关于卡尔的文章。[320]你问这对那个老魔头是否公平——在我看来你对他是太过慷慨了。他可不是当今时代的麦考利[321]，就连弗路德[322]也算不上。当然，值得补充的是，他对历史和板球的类比——只记载杰克·霍布斯[323]获得的百分，而全然忽视其他人得的零分——意味着他比麦考利的历史观更为低俗。在这种历史观下，我们所做的就只有得分，并像球场歌手一样只歌唱赢家的胜利，似乎历史不过是一场比赛，其唯一价值就是显示成败。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他坚决对失败者、殉道者和少数群体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哪怕只是谴责都没有，迄今还没有哪个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公然这么尝试过，就连俄国共产党人也不曾这么做过。［……］
如果你不是如此乐于以牺牲我为代价，不惜把我形容成好比希腊勇士赫克托一样被迫害者的战车拖拽、在尘埃中打滚的那副情状，那便是给了我莫大的帮助。第5页的前面部分非常有趣，但我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公然取笑。更糟糕的是第11页里出现的“猪棍”一词，太过残忍粗野——你真得换一个少几分嗜虐意味的词汇。
这篇评论写得十分出彩，我非常喜欢。卡尔不会在意的。他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尽管我的批评明显深至入骨，却并不妨碍我和他仍然保持着交往关系，好比你和阿兰·泰勒的关系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是喜欢他的，但一点儿也不尊敬他——我想你对阿兰也是这种感觉吧。你有没有受邀为阿兰的纪念文集撰稿？[324]至少卡尔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你不该认为卡尔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凭什么是呢？他倒像某种法则下的社会思想家——但他对诸如概念或信条之类无甚兴趣。你认为自己的信仰表白和他只是稍有不同（实际上有很大不同）——二者却有天壤之别。把历史看作汽车专用高速公路，对将受害者引入沼泽的所有旁道支路完全视而不见（如他所做的那样），或是将其视为一种在曾经有着同等可能性的道路之间不断做出的选择，这些道路有的通往前方，有的向后倒退（像你做的那样），是以人类、选择、自由、进步、成功等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为先决条件的。我知道你想刻意淡化这点：但不要太过轻描淡写！《文汇》杂志如饥似渴的读者们如同饥饿的羔羊，应该让他们清楚了解有营养的食物和腐败的食物之间的区别。在英国，我甚至敢说在欧洲，和你同时代的人当中数你最了解历史的本质，这是无须掩盖的事实。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安德烈·瓦利茨基[325]
1962年3月1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瓦利茨基：
［……］我已收到马里亚关于赫尔岑[326]的书。你读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很乐意寄给你。厚厚一本，写得很好，整体来说是一部杰作——我的朋友康奈尔大学的乔治·费歇尔教授[327]，刚从莫斯科回来，声称当地学者将其视作一部有价值的重要作品，并打算撤回他们一贯对西方无知、肤浅、对俄罗斯事务漠不关心、俗不可耐、盲目和自以为是的指责。很高兴得知你正致力于研究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328]在西方这类研究不太受人看重——在俄罗斯也不算什么：不过就是些学术著作，向人们介绍他们是谁，什么时候出生，读过哪些书，办过什么展览，［……］但所有这些，除了涉及偏见和不同解读的问题，归根结底只展现了博学的一面，属于编撰作品而不是解读或批判性作品。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争论双方的观点新颖独到，引人入胜，写得比西方同类文章要好。我现在更爱读赫尔岑，甚或巴枯宁[329]，而不是读起来死气沉沉的卡莱尔[330]或罗斯金[331]。我最不容易沉迷其中的，是以下这些作家的作品——爱默生[332]、罗斯金、爱德华·卡彭特[333]，以及其他世俗牧师般的说教作家——唯有甘地除外，这令我想起11月在印度度过的时光［……］真美好啊。我参加了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没有波兰代表出席，但有三位俄罗斯人，其中一位不会英语只会讲孟加拉语的女士——孟加拉语在印度人当中非常流行——还有我非常欣赏的作家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334]。我们一起伴着月光参观了泰姬陵。印度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度：生机勃勃，人们对生活和知识充满渴望。与此同时，又随处可见古老的宗教迷信，年代久远的礼节仪式，安坐针床上的神职人员，时常做出暴力自残行为的苦行僧们，外加核反应堆，极其聪明和愤世嫉俗的现代经济学家，技能高超的政治家，等等，所有这些杂糅一起构成别样的组合。我和尼赫鲁先生一起度过的一个半小时趣味盎然。我很喜欢他，也意识到［……］英国和美国报纸对他的批判避重就轻，未能看到他所点出的问题的实质，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也一无了解。简而言之，我支持他，反对批评他的人。因此我敢说，车尔尼雪夫斯基[335]也会这么认为，尽管我坚信，民粹派[336]们一定会感觉置身于我见过的那些体面并带有贵族气派的婆罗门阶层及梵文教师当中，体会乡村地区安宁（且贫困）的生活，要更自在舒服得多。在这些乡村里，粗野的农夫们的确具有赫尔岑崇拜的那类面孔。
说起赫尔岑，我现在不怎么研究他了，除了得给新出的赫尔岑自传[337]英文版写一篇前言外——其英文书名为My Past and Thoughts（《往事与随想》），仅看这个书名就可以判断不会是什么好的翻译，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前言没什么内容，只是向英国读者介绍其生平事迹，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杰作——在我看来是一部越写越悲观的杰作。说它悲观，我指的是赫尔岑开篇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图景——空想也好，现实也罢，正确与否也无关紧要——但至少这个图景蕴含了彻底变革现有秩序，以及降低斯大林曾经提倡的铁腕经济规律和社会法则价值的可能性。但逐渐地，他开始越来越偏向关注固定法则，人类的相对缺乏灵活性和不变性，改革者和革命家面对的任务之艰巨，传统力量之强大（在英国期间他对此既嗤之以鼻又钦佩不已），普通大众对自由缺乏兴趣，一些空洞口号以其为名行杀戮之实，即便是最最激进的政治家也照样内心空虚，无所寄托。在他眼中，极端左翼分子的理想冷漠无情，自由主义者软弱无能，保守主义者面目可憎，文明难以协调，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与平民”之间的差距意识日渐清醒，这已成为俄罗斯思想界避之不及的话题。［……］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1848年革命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个人不幸和对自然界深刻质疑的结果。我甚至敢说，这是一种他从未真正放弃过的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说起学者，我出色的同事、亚当·沙夫[338]的朋友A. J. 艾耶尔教授，在莫斯科《哲学问题》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并的确准备在春天去莫斯科发表演讲。他属于那种顽固守旧的老派逻辑实证主义者，与新兴的英国半实证主义论战——维特根斯坦[339]在其晚期著作中以丰富的成果对其进行了论证，在我看来，艾耶尔是注定要输的。相比于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坚定的卡尔纳普[340]追随者，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影响更广泛，内容更宽容，更具人性色彩。不过，艾耶尔能力出众，魅力十足，是一名杰出的演说家。希望你在莫斯科的时候能见他一面——此人值得一见。不知是谁邀请他去的——迄今为止，我只知道和他通信的是一个叫梅尔维尔[341]的人，显然是一个俄国人，至少是一名俄语作家。弗雷迪·艾耶尔曾读过我写的关于马克思的书（已经被伽利玛出版社翻译成法语）[342]，并且赞同我的观点。但他远离社会和政治思想之外，却提出要研究一下他几乎不可能喜欢的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他对此有什么赞词，那也是出于习惯性的礼貌而并非发自内心的信仰。不过，等他回来，一定会对自己的亲眼所见印象深刻，那定会非常有趣。［……］
不要抛弃俄国思想家！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密茨凯维奇[343]。我确信，相比于头脑相对简单的俄罗斯人，他的观点更为丰满，更具诗意，更加引人入胜，但你还是有义务向更多人介绍俄国思想家们的观点［……］。令人纳闷的是，莫斯科的那些人怎么就搞不明白，采用清晰明了的语言，严谨的学术态度，适度有节、感同身受（这点最重要）地阐释19世纪俄国主要思想家的观点，正如你擅长的那样，远要比呆板机械、不堪卒读，只管从自己的各类报刊媒体连篇累牍向外发送，就连他们国外最亲密的朋友、最忠实的共产主义者都为之感到沮丧的官方说辞更能为国添光，也将更有效地向西方乃至非洲和亚洲国家宣传这些学者目前的思想及其特点。但是，要让官僚主义者们相信学术成果的价值和重要性真是太难了——所有国家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都抱怀疑态度，当然，苏联也不会例外。
你若想看看现实生活中活跃着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得去印度。在那里，他们相互攻击，各执一词，闹得正欢。如果你去印度，别忘了去尼泊尔——这个拥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王国，1950年才向游客开放。政府和议会被关进监狱（我指的是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位），由国王直接统治国家，被称作“直接民主”——可谓直接，名副其实。我们的导游，不知是的确天真还是故意装样，问我们怎么看待直接民主的统治方法，还解释说他本人是一名自由记者，但遗憾的是，因为所有报刊都遭到压制而无处投稿。那里有五位外国大使——分别来自英国、美国、苏联、中国和印度——中国大使无法在饭桌上与美国大使交谈，整个就像萧伯纳与杂耍歌舞剧演员之间的无声对话。这个国家美丽绝伦，到处可见来自西藏的喇嘛，纯粹的中世纪生活样貌已荡然无存。出于某些宗教原因，这里禁止携带动物，全部按人头登记，每人一页记录；这个国家人口的40%是佛教徒，30%是印度教徒。当地居民像久睡初醒的小孩一般瞪大眼睛打量着游客和外国人，态度殷勤友好。他们单纯敏感，易受感动。对游客的要求反应积极，令人愉快。此景不会长久：印度和中国，不知今后谁对它影响更大。我认为当前摇摇欲坠的专制独裁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近来相当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面世——重点都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比晚期的更重要；马克思好，恩格斯[344]不好；历史相对论好，实证主义不好。我正在考虑对这些评论写一个综述，可是天哪，有太多学生需要我辅导，太多演讲需要我应付，当然我敢说，这全是因为我自身的性格之过，不能怪罪周遭环境：我确实有必要尽力一试，至少写出一本——比如说别林斯基研究报告——不可再这样四处分散精力。［……］
祝愿你身心健康——尤其要心情愉悦，但身体健康或许更为重要。健康关系重大，因为身心的关系谈不上辩证，却直接相关，有时身体不适会让人思想停滞，令人蒙受奇耻大辱。
你的
以赛亚·伯林［……］
致艾琳·伯林
星期二［1962年3月27日；手稿］
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
亲爱的艾琳：
真是一波三折。一切从飞机上开始。［……］我坐在理事金贝尔夫人[350]旁边，她满脸无辜而又带着怪罪的语气，跟我诉说候选人乔治·怀斯博士是如何“运作”的。一到洛德，立刻安排我们与拉卡[351]见面：地点就在贵宾等候室里。然后在车子里：我反复受到卡莱克的代表和拉卡及同事的接见。令人颇为尴尬。第二天连续作战，精心谋划。其间我表现出自己不常采用的态度，不参与争论，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没让自己陷入其中。［……］会上大家群情沸腾，火药味十足。昨天，几场小范围争论之后，那位饱受争议的理事会主席乔治·怀斯博士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傲然走出房间，前去看望他生病的岳父。美国代表团也暂时退场，双方分庭抗礼，各自开起了会议。［……］此刻我正坐在会场上，美国人拒绝参加这个会议——当地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个消息——还有伊拉特[352]（昨晚我和他一起吃饭——5月份他俩都要来牛津——至少要待一夜吧），准备寄给我几篇有趣的俄文随笔。希望在周五或周六去雷霍沃特之前，我能联系上所有耶路撒冷需要帮助的亲友——托曼及同事哈勒维[353]等。所有的，除了伊达[354]之外。她［……］生活很贫困，却拒不收钱，因为她觉得够花：能支付一年两次的手术费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迪基打个电话，问他我们是否需要得到英格兰银行的许可，才能给她汇钱，比如说汇个四百英镑：从5月份开始，每三个月一次，分四次付清。此事不要让我母亲知道：她坚持认为钱并非所需之物：伊达也这么认为，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这里每个人，无论是谁，都问你好。［……］本—古里安先生对我不怎么热情，只是冷冷地打了声招呼；但你来之后，南方之行[355]途经贝尔谢巴附近的斯德伯克，我们只能硬撞上门麻烦他们了。我并不真正在意他会怎么想，但孩子们看到他管辖下的犹太避难地的独特风情，可能会很开心。而且，就算他冷落我，我也不会（太过）在意。他太太会喜欢你的。我们应该从伊朗给她带点东西。我可以肯定，对不被认可这点，我不会像你那么放在心上。前司法部长——菲利克斯·罗森（布鲁斯）[356]——与德雷福斯派交情[357]甚好，与我至少见过六次。他当着我的面问他们我说什么语言，居然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一下。我有点儿尴尬但并不为此生气。如此而已。尽管我在这里一样很愉快——却不比和雅各布——纳博科夫在一起的日子，都怪那些争论不休的会议和令人神经紧张的气氛——没有你的日子简直无法忍受。［……］
爱你爱你爱你，生生不息。总之吧：我长夜难眠：睡不着时我就想念你，想我们，想我们的未来而不是过去。我真的好爱你，永无止境：比你爱我更多，的确如此，绝无虚言。
以赛亚
致马丁·吉尔伯特[358]
1962年5月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多么希望能够参与撰写纪念文集[359]，但我无法参与——不是因为传说中布洛克等人给出的那些理由——只是因为我自己清楚无法按时完成。我的创作效率太低，我也因此甚感羞愧：我创作文学作品时，情绪波动不定，如同坏脾气的大象。而且，到明年年底我要是写不出五篇“原创性”文章，会很丢脸，因此其他无论什么文章，我都没法再承担了。如你所知，我特别喜欢A. J. P. 泰勒，很乐于不顾一切，向他表示我的敬意。但既然办不到，也就不该参与了。［……］假如你能找到谁代我撰写，我很乐意付他十英镑作为小费。真希望自己不要如此清楚地了解自己：我答应要写评论却还没写的书一本本陈列在书架上，似乎在指责我犯下了这许多窃贼般的行为：还有对编辑和出版商们的一次次食言。在这方面，你不可能比我对自己的批评更加严厉。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塞缪·伯尔曼[360]
1962年5月2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塞缪：
看了你的信我深受触动。对菲利克斯[361]，我是全心全意充满爱戴之情。依他的性格和习惯，再没有什么比以这种方式丧失工作能力更可怕的了。我确信那位医生所言属实——关于此事，我还从未在迪恩·艾奇逊[362]嘴里听到过如此讽刺挖苦的话。在伦敦见到他时，他告知我，玛丽安[363]对他说，她认为菲利克斯这次得的虽然是罕见疾病，却比他以往患的病好多了。对于玛丽安，我是既热爱又崇敬。但是，她这人极端自私，只想着自己，这在她与菲利克斯的关系及她的世界观中可见一斑。她让我想到已经逝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364]，她在这方面的天赋也无人可比。她的世界五彩缤纷，从未有人能够像她那样将事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哪怕是在她状态最差之时。但是，她却将其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扇窗子可以吹进外边的空气。
务必继续来信，让我了解菲利克斯的近况。我曾从以色列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内容是关于艾希曼的，我想他没读这封信。审判会我去参加了，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现场可以说全是德国人——法官、律师、警察，全都是德国犹太人。整个庭审过程有条不紊。关在玻璃间中的囚犯头一直低着，不停地写着什么，偶尔会舔一下嘴唇；看起来像一只患上轻度癌热的小老鼠，他长得既不像北欧人，也不太像犹太人，虽然这一点已经有人提过了。我希望他们不要对他处以绞刑，但恐怕他们会这么做。法官们无法像为萨兰[365]请求减轻罪责那样对待眼前这位囚犯（我深刻理解并同情戴高乐总统对于萨兰将军逃脱罪行事件的愤怒），但是总统可以决定采用其他惩罚措施，至少改变死刑判决。我的感受大抵如此：该审判不仅仅只是为了践行最基本的公正之举，更是为了清楚表明，如有其他纳粹分子正潜伏于拉美国家，冰岛或是也门，他们并不会派出特别行动小组对其实行抓捕。但只要这些纳粹分子碰巧出现在以色列，哪怕是在已经由以色列人通过合法手段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其进行类似的审判。对此，大家已达成共识。如果想了解其中缘由，似乎很显然就在于审判的目的，如众所周知，是为了所谓的教化：为了向世界，向犹太人阐述发生过的事实，那些丑恶恐怖但无法忘怀的往事。如果整个事件只是关乎正义，就不会有人认为：因为已经对一名谋杀犯处以死刑，就应对其他谋杀犯施以宽恕，因为没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公众施加道义压力。因此，在我看来，此次审判公开及隐含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教育或是历史意义，而并不只是简单的司法审判。如果的确如此，我们便尽可以去思考这次惩处产生的公共影响，而不仅仅是此次司法审判是否正确。在我看来，如果他们对他处以死刑，人们就会说：“犹太人总算找到牺牲品了。血债血还，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由一人偿还。如今好了，既然已经一报还一报，也是时候遗忘他们曾经遭受的恐怖过去了，今后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老是提起，让全世界为之心烦。他们已经找到牺牲品，并将之屠杀，可以休矣，不要再向世人反复唠叨他们经历的苦难，应该彻底将其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处死艾希曼将被视为结束这一事件的象征性标志。但这肯定不是人们期望看到的结果。他们依然渴望通过杀戮，报仇雪恨；对于外部世界，他们并无多少兴趣，只是满心渴望将其处以死刑。因此，我害怕他们最终还是会对他实施绞刑。这么做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没有好处，但是他们听不进来自外界的建议。
这个春天我在以色列过得十分开心，但是大学选举工作却举步维艰。为此理事们千方百计，总算没有让美国提名的一个叫乔治·S. 怀斯的博士选上，他住在墨西哥，是一位十分富有的造纸商。我认为此人并非善类。英国的理事们有点儿过于学究：个个文质彬彬，如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老派贵族一般，其中包括汉斯·克雷布斯爵士[366]、本·洛克斯皮泽爵士[367]、以赛亚·伯林爵士、纽伯格教授[368]等。但那些美国人更像一只犹太人的巡洋舰在加勒比海地区游弋：衣冠楚楚，小地方的布尔乔亚，他们远离大学、知识、奖学金和莘莘学子，就像伊冯娜·汉密尔顿一样，甚至更为遥远。我们等人对他们推举的人选表示反对，令他们大为光火。我曾碰巧与一位金贝尔夫人乘同一架飞机过来，在飞机上她告诉我她实际上并非犹太人，而是几代自由思想者的后人——她接着还告诉我，怀斯博士未能当选，是自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难以来犹太人再一次在此地受难。你认识她吗？她是莱茵戈德啤酒公司的所有人，值得一见。她在肯尼迪总统委员会做事，是死了丈夫，靠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蠢女人，毫无魅力，我见过的女性当中很少有比她更乏味的。说她对耶路撒冷大学感兴趣，倒不如说她对抽象艺术或是卡巴拉有兴趣。毫无疑问，像她们这样的人十分富有，应当从事一些有意义的事业，而非毫无价值的事情；可是到头来，她们中有太多人，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却毁坏了她们所钟情的事业的名声，不但收益甚微，最后甚至造成亏损，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请告诉我她的情况——我是说埃莉诺·金贝尔夫人——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和她交谈非常有趣：她告诉我她与金斯利·马丁[369]和贝纳尔[370]教授都是好朋友，这让我想起了C. P. 斯诺。我开始意识到她一定是30年代的“同路人”，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转向以色列，就因为那里是更稳妥的奋斗目标。我想，追求某些目标，比如自杀或镇静剂，是繁荣带来的附属品之一。这一点在以色列并不多见——在我看来，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快乐的社会——越是粗鄙，越是没有吸引力，越是不知羞耻，越是嘈杂喧闹，越是没有审美眼光，就越是幸福快乐。假如我年龄不到三十岁，追求享乐生活，那我不用说会选择住在这里，而不是西方。的确如此，接下来我得连作几场讲座，明天在史莱德学校，后天到雷丁大学，之后则要在牛津大学开讲，面向三百名博士。［……］
我发觉来信中你透露出一丝忧郁，我也一样。或许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之人见面会产生积极效果——无论别人怎么说，两黑相遇有时的确会擦出白色，所以机不可失，切莫拖延，尽早见面为宜。当然，如果你我八十岁时还能够像斯特拉文斯基或是我母亲的状态一样，见面倒也并非迫在眉睫。但恐怕我们做不到，因此还是尽早见面吧。
你永远的
〈致以深切问候
以赛亚〉
致詹姆斯·乔尔
1962年5月2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詹姆斯：
现在该轮到我来通报一下牛津大学的情况了。除了令人憎恶的事一如往常地继续存在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值得一说的。本学期末我被迫参加了三次研究员推选，结果令我颇为郁闷。每一次推选都给人带来不同的痛苦。首先，在全灵学院的一次推选中，我们选出了麦克·史密斯[371]（此人还行）和M. 马洛温教授[372]。M. 马洛温教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丈夫，想必是位百万富翁，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钱。他目前是伦敦大学的教授，竞选该职位仅仅是为了提高声望，换言之，只是为了将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写进大学概况一览。他是一位相当值得尊敬的学者，只是这么做未免浪费金钱。那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勃然大怒，因为连克赖泽尔[373]这样一位令达米特[374]都顶礼膜拜的数理逻辑天才，居然没有获得足够的选票纳入选拔考虑范围。他性格是不那么招人喜欢，不选他也可能有种种理由，但在我看来，反对他纯粹出于个人偏见。［……］这么一帮不懂学术的人群起而攻之，简直令人不堪目睹，无法接受。我平生以来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对布兰德男爵[375]口出粗言，同时对约翰·斯帕洛说话气势汹汹，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选拔结果是由学院内部的老顽固与外部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的人共同造成的。他们排斥所有的陌生人，自己从不邀请宾客，同时也憎恨其他人的宾客，他们往往会使全灵学院在社会上遭人反感。你可以体会出我的言中之意。［……］
第二场是推选社会学讲师。竞选者是伯恩鲍姆，尽管其素质令人叹息，我依然对其喜爱有加。但在他的佐证材料中，居然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是小小的作品评论，对此赫伯特·哈特颇有微词。之后珍妮弗[376]传开说，他试图去弥补，想放几篇没什么价值的小评论进去，此话后来又传到伯恩鲍姆的耳朵里，他不禁怪哈特出言轻率，背叛朋友，不够学术风范，诸如此类。但愿你还记得从前的学校。当时也有个类似的波兰人参选，此人在才学上脱俗超凡，但我们听说，他在跟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智利工作期间，竟然告发自己的同事是共产党特工，并写信给每一个拉美国家领导人报告此事。这里面或许有点儿夸张的成分，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传闻仍不免让我对此人望而却步。后来，我们选举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平凡学者，即来自利兹大学的威尔逊[377]。
第三次推选是在耶路撒冷。这次选举中，一位来自墨西哥令人厌恶的造纸商凭借其财富想要当选校长，投入大量财富后，还是不敌可敬的伊拉特，被取而代之。伊拉特虽并非理想人选，但为人正派，值得尊重。结果，一名享有盛誉的干将却被遗落野外，他叫拉卡，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物理学家。此人拥有意大利人无可非议的迷人性格且智慧超群。这一切都让我郁闷痛苦——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我讨厌任选举人，将来会婉言谢绝类似的使命：人生短暂，但我却对这些东西太过在意，真不值得（我感觉说话口气像罗斯）。
新学期开始情况有所好转。从图宾根引进的恩斯特·布洛克[378]教授给我们做了一场盛大、热烈的有关新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演说，与我们认定的哲学完全不同，深情感人，却令人困惑不解，更像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标题文章，而不是在分享知识。学院还来了一位十分逗乐的苏联评论家，名叫丘柯夫斯基[379]，他已经八十岁高龄，来此接受荣誉学位。不久前他刚在苏联顶住来自共产党的反对，获得了列宁奖。非常爱开玩笑，称莫里斯是一个缺乏激情的热情派——将任何事都描绘得“神乎其神”，却不带丝毫情感或兴致。他此前来过英国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一名身无分文的房屋油漆工[380]；第二次是在1916年，当时他与米留科夫[381]同行，作为俄国自由党代表团成员，汇报英国在战争中对俄国的支持。那次他与德文郡公爵待了一段时间，此人身份显赫。［……］
我们正盼望着罗兰到来，但谁也不想过来与他共进午餐，就连皮尔斯[382]、斯图尔特或斯帕洛都不愿意。我倒相反，很愿意见见他——喜欢听他高声大嗓喋喋不休，以及他与众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事实上，我发现这与贝伦森——还记得他吧——告诉我们的恰好一致，他最喜欢见到战败的一方，比如一位刚刚遭遇溃败的元帅，或是遭遇惨败的总理。我喜欢看到某种文化或是风格临近衰落前的代表人物——丘柯夫斯基博士就是俄国革命前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位代表［……］——还有尼古拉斯·纳博科夫，也是苟延残喘，吐出最后一息的一位——还有斯特拉文斯基，以他自己的方式表现——在以色列有很多这类人，你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各自代表的是哪类群体。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参加了庆祝伯特兰·罗素九十寿辰的晚宴。[383]
我在这里认识的人并不多。乔治·保罗[384]的去世令人震惊，至今我依然未能平静下来给他的遗孀写信以示安慰。［……］
就此告别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玛格丽特·保罗[385]
1962年5月30日［手稿］
全灵学院
亲爱的玛格丽特：
惊闻乔治去世的消息，对此完全不敢想象。他去世许久之后我才得知噩耗，当时身在国外，是偶然听说的。我跟乔治并不很熟，但或多或少对他有所了解。自从我近四十岁时与他认识，就一直深深地喜欢他，敬仰他并对他心怀畏惧。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并非很顺利，每次见到他我就感觉自己轻佻、世俗、荒谬可笑。我知道，他那不知疲倦的眼睛可以在任何真实而有价值的东西中探测到细微的偏差。而我本性使然，喜欢说话，喜欢夸张，喜欢添枝加叶，喜欢夸大其词。但在他的威严面前——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一切全然遁形。我坚信，不管任何时候他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坚信无阴影的干光永远最佳，他的自我批评及自我惩罚方式也无比正确。通过这样的方式的确可以沙里淘金，获取他人要奋力挖掘才能获得的金子。只是以他的方式，所获得的金子比大多数人的都大——至少比我之前在匆匆涉入的任何一条溪流中淘到的金子都大得多。每当我看到他行走在大街上的身影，我就感到十分开心，只因为世上还有如此独立之人——超凡脱俗，远离芸芸大众——与我们同生共存。我曾经有幸，作为这里为数不多被选中的参加者，聆听了他有关洛克的精彩演讲。我不会忘记我们的初次见面：那是在剑桥大学，当时我三十七八岁，正在读一篇记得题目叫“论快乐”的文章。我看到在布雷思维特[386]的办公室里，那张我平生见过的最最才华横溢的脸庞（我是这么认为的）。只听他开口说了一两句话，便将我的宏伟大厦敲开了一个大洞，我顿时意识到眼前是位高人。于是我撕掉了那篇文章，赶紧向人打听这位竞争对手的情况。这世界并不会因为他逝去了而我还活着而有所获益。请您原谅，我不会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写这封信只是出于道义或是某种相对遥远的关系。很高兴追悼会正在进行。恳请您不用麻烦回复此信，任何形式都不用。
您永远的
以赛亚
致彼得·哈尔本[387]
1962年6月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彼得：
非常感谢你送我的礼物——我非常喜爱洛斯·安赫莱斯[388]小姐和费歇尔—迪斯考[389]的歌唱作品。见到你时，我会跟你好好说说梅耶勋爵的宴会：其盛大无比，远超出我们的预想，而且我们被安排坐在礼遇极高的位置，高过我们应得的，因此招来一些显赫之人的嫉恨，他们没有充分理由地被安排在次等位置。人不可以过于受宠的。
你对博登—穆勒的评价很对：他是个奇怪的老先生，但对人非常亲切。再过五十年，你依然会满怀喜悦地想起他；他属于那个已经消亡并且远去的世界，这一点往往令人陶醉。
再谢
你的
［以赛亚］
致约翰·斯帕洛
星期四［1962年6月21日；手稿］
全灵学院
我亲爱的老朋友：
这样的称呼方式往往暗示着某种危机；不过，我高兴地说，它无关个人，说的只是这所可亲可爱的学院，因此应该更容易忍受。你可以想象，我对于周六的会议议程有诸多感受。按说在众人当中，不至于这么容易受影响，这里面既有代表“中立”态度的灰色地带，也有大胆敢干的吉布斯[390]之类的人物。他们认为过分强调“俱乐部”，与学院的学科发展背道而驰，这一危险已日益严重，大大危害了学术尊严。而更加极端的是年轻一辈。他们希望在下周六的会上发表一些更加猛烈的言论，并将其与“她们”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鲍勃·布［兰德］对女性的称呼，在他看来，对于女性的排斥是社会现象，因此类似顾虑不应该被夸大（这是否为赘述？）我讨厌这样的混乱场景，它们让人无端受到伤害，不管老朋友间可以多么随意，在公众场合也不可以表现得如此激烈，我将尽力劝说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劝说他们必须将两件事——学术与俱乐部以及女性（与什么？）区分开来，如果有什么想法，可考虑形成积极的建言向上提交，而不是徒劳无益地愤怒发泄一通而已。贝劳福提议召开相关研究员的秘密会议，考虑如何应对这一“局面”——说实话，我还真没想到除我以外还会有其他任何人对此事感受如此深刻——结果出乎意料，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充其量只能算是某一类人，与自己所标榜的独特个性相差甚远。此次会议是秘密召集举行的——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会议召集人当中，与贝劳福的名字写在一起——我从未授权这么做，却并不介意，因为我认为，在那些激情澎湃的话语后面，是我孜孜追求的道义。当然，我会那样对你破口而出——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一边说，一边惊奇地听着自己所说的话，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太不像自己了，完全不是我的性格。我希望此次的秘密会议可以缓和某些事情，劝阻某些愚蠢举措不让其发生。［……］大家情绪高涨，很奇怪的是吉布斯们（的确如此）及其一伙[391]对克赖泽尔的态度。吉布斯责备我为什么不提起克赖泽尔，并不断颂扬他多么杰出卓越；他（吉布斯）反对麦克·史密斯当选，反对马洛温的态度则更加坚决。我十分震惊，竟然有十二位研究员不希望学院考虑麦克·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他仅获得了三十票，勉强获得通过）。这不是有点儿可怕吗？就连贝蒂都获得了四十票：她是竞选者当中实力最弱、最保守、最没有竞争力的。这说明了一个糟糕的状况，相信这一点你也认同，因为这是一个俱乐部，至少是一流的俱乐部，还是一流的研究机构，而不是下三烂的什么地方。但即便你认为这么说有失公平，也会认同此事做得有点儿过了。写这封信并不是要呼吁你采取行动，也不是要你让大家知道，而只是因为所谓的“机密”。我不可能背着你去参加这样一个严肃会议。他们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我是你的特工或“密探”，随他们怎么去想吧。希望你不要跟别人说：一旦面对向你传递这一信息的指责，我将毫无愧色地公开承认。我不会参与任何私下密谋。不是有“我说出来了……”那么一说吗？[392]你最近可好？给我打打电话如何？如果你打来，我会像以往一样，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一切。
你的
致以所有的问候（这是我们三十多岁时常说的话——我想是戈伦韦[393]的习惯用语），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罗伯特·克拉夫特
1962年6月25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鲍勃：
［……］我认为《洪水》[394]一剧相当不错。寄了篇愚蠢的评论给你，是《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希望已经抵达。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395]引发了轰动热捧——评论家们感动至深，暂时无法下笔，想必须要给他们一两周时间，从这种决定他们整个世界观的全新体验中回过神来。他无疑是一名别具天赋的作曲家，但是在向外宣传这些反响的语气中，却存在某些不妥之处。诸如（“艾迪”）·萨克威尔—韦斯特，即如今的萨克威尔—韦斯特勋爵，在座位上从始至终泪流满面；戴维·德鲁先生[396]从此不敢提笔写作；《泰晤士报》记者认为以这一重大事件为准，所有作品都已陈旧过时[397]，等等；读起来是否像一个超稀奇古怪的评论，即便在近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也闻所未闻？你的猜测与我想必相近，但我感觉我们的猜测应该一模一样。［……］
你的
以赛亚［……］
致斯捷潘·沃尔克博士[398]
［1962年］7月9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沃尔克博士：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三本关于别林斯基的书；其中一本我已经有了。但我们学校肯定有图书馆乐意收藏。不好意思，这里还想向您再提个要求，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送我一本马·雅·波利亚科夫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人格、思想及时代[399]》，1960年在莫斯科出版。在此先表谢意。我整个下学期都会待在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关于19世纪俄国的资料比牛津大学多得多。但我将忙于一些与俄国无关的研究项目。准备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政治哲学史中重要转折点的，另一本关于启蒙运动的反对派。对这些反对派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正如许多对我们坚信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那样，他们会从自己的立场看到别人的不足，这点值得注意。恨如同爱一样，可以使人的目光更加敏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对手那里学到比朋友更多的东西，至少是我向维柯（他在评论启蒙主义时并未与之为敌，并且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哈曼和德伯爵[400]敬奉的烈酒，他们真的是充满激情和天赋的非理性主义者。[401]之后的某一天，我可能会回到我挚爱的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身边。加内特女士用古英语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即将在此重版，我也会尽快为其写序。此项工作本该在两年前完成，但我至今还没有动笔！我必须要停笔了，否则这封信又会继续拖延下去。请原谅。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A. J. 艾耶尔
1962年7月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弗雷迪：
［……］听说你对《布尔什维克》杂志对你的攻击感到十分吃惊，但这实在是经常发生的事——类似经历我遭受得太多了，这对下一步何去何从丝毫没有影响，也几乎不被个人意见左右，完全由苏联的路线决定。弗兰克·罗伯茨[402]正准备离开莫斯科，听他说你的房东梅尔维尔目前情绪非常低落——我想，这是因为他只顾着对你表示和善，没有充分考虑到迪是个记者。但我听说你有了个动物昵称——好像叫拥有打字机的土狼——对既往之事的悔悟[403]。有一篇关于列宁《黑格尔笔记》的短文中写道，他从这些笔记中获得过灵感，这会让你立刻喜欢上它们。如果你要说是我让你打开眼界，认识到了这珍贵的灵感来源，那无异将有助于修补我的地位。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只会被查尔斯·斯诺先生称为自作自受的傻子，而如果你够胆那样说的话，索利先生[404]也会那么叫你。相信我，无论未来你和沙夫家、梅尔维尔家的关系多么缓和、礼貌、友善……一切让这个过程变得不可能的事都会像墙一样阻挡着你。有些人对此明白得早，有些人明白得晚，而另外还有些人，诸如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斯普罗特[405]等，则永远也不会明白——真是奇怪。
你的
沙耶
致杰克·唐纳森
［1962年］7月13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杰克：
［……］你可能已经从《泰晤士报》上看到了我们可敬的音乐总监宣布普里查德[406]将指挥《摩西和亚伦》，布鲁克[407]将任其制作人[408]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恼怒，不是早就告知我们这出歌剧将交由某个享誉国际的大腕来执掌吗？［……］而且，无论其他人怎么看普里查德，我觉得他还是没有，没有到达那个层次，总之不够水平［……］。不管怎么说，我向可怜的加勒特发了顿火，他已经给佐尔蒂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要求其做出解释。我收到了信的复印件，然后打电话给这个狡猾的无赖[409]，他也说，如果我去了新闻发布会，一定会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惊叹不已，说他不会占用我的时间来详细解释事情经过（为什么不呢？）。但事实上，普里查德应该无法承担此任，因为他与格林德伯恩音乐节早已签了合约，不可能允许他这么做。但重要的不是这点。我完全清楚分委会的地位并不重要，但道德准则必须坚守，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有必要告知全体董事会成员。我看得出来，他［佐尔蒂］想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摩西和亚伦》说点儿什么，但这需要得到许可，对吧？无论如何我不打算就这个问题跟他吵架，要是他因此抛弃了我们跑到芝加哥去做年薪五万美元的工作，我岂不要遭人责怪。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加勒特好好刺了佐尔蒂一下，正如他经常对你我所做的那样，毫无疑问出乎佐尔蒂的意料，会令他气恼不已。我个人认为，如果他自己不能指挥的话，我们就必须把演出推迟到明年。评论家们都非常清楚（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和他们中的三个人就柏辽兹在圣巴多罗买大教堂的精彩演出进行了交流），这很可能是我们今年上演的最重要的剧目，而将之托付给一位按部就班的指挥家并不妥当。［……］
你的
以赛亚
致查尔斯·泰勒
1962年9月14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查克：
［……］我非常严肃地告诫你，不要进入议会，你身处议会之外反而更能发挥作用，不骗你。如果你进入议会，即便你成为最高贵、最激进的党派一员，也不可能进入执政阶层。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至少有一只手和一只脚被绑上了，凡事只能随大流，迈向你并不一定赞同的方向。倘若你是在个人权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时（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够做到）进入议会，就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样，那倒也还无妨。但不是在羽毛未丰的现在。［……］
如今，你非常清楚自己将要离开日渐衰落的同盟。［……］也许我过于悲观了，但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目前的现状是，思想已经定型，成为一种习惯，且软弱无力，失去了权威，捍卫它的勇士们无法有效地团结起来。他们更愿意看到工党执政，那样他们就有可能在其中成为类似投石党的叛乱分子：眼下，真正的现实问题是支持和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两派之间的争斗。这场争斗还真具有一定的史诗特性，几乎能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直接影响英格兰的命运。在工作范围之外，盖茨凯尔和麦克米兰[410]彼此仇视，盖茨凯尔认为麦克米兰是个不折不扣的演技派，在其装腔作势的态度背后毫无真诚信仰可言。我却不以为然：他的确很会演，所说的也毫无疑问完全是“政治性”言论，但我认为就欧洲共同市场而言，即使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意见，他毕竟察觉到了皮尔、威尔逊和国际联盟[411]在《谷物法》废除前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分裂党，也可能被人打败，可能所有事情都会变得一团糟：尽管他留着小胡子、喜好怪癖、出入俱乐部，有时还会装模作样地摆点小架子，但他对历史有哲学思考，而非浅薄的经验主义者。我感觉他在本质上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野蛮人最终会胜出。但又坚信自己能够筑起堤坝，抵御这一切发生，并且能长期坚守，欧洲共同市场就是防御手段之一。幸运的话（外加上帝相助——他当然认为，会以一种冷酷的苏格兰方式出现：与罗尼·诺克斯[412]的友谊绝非偶然，而当下的孤立无友，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会令他对长老会更加笃信不疑），可能会相互妥协，那么他所信仰的一切就不会尽数崩塌了。这会让整个事态增添几分尊严，依我看，你要在此地的话也会这么想。至于以最佳形式体现的社会主义——它兼具发自内心的理论信仰和实际行动能力——不会出现在像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形势缓和的国家，而会出现在意大利，那儿敌人非常凶猛，非常阴暗［……］。
至于我嘛，目前在哈佛大学做福特研究教授，不需要开讲座或上课——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从事这类工作。只是在耶鲁大学开设了“政治思想史的三个转折点”课程，关于这门课真得找个机会跟你说说。另外就是写书，准备起名为《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的，这本书跟你聊得可是太多了。我目前手头上没有赶着要完成的急活——实在要算的话就是那篇序言，在其中我驳斥了（我希望如此）所有批评我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支持中庸的乏味沉闷的卫道士。我不像你，如果我仍然相信C. I. 刘易斯所说的“真理一旦被发现，将不再有趣[413]”这一真理，我能做些什么呢？
无论如何，请打电话到洛厄尔楼找我，或者我打给你也行，请告诉我往哪里打，很想见到你。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戴维·韦伯斯特
［1962年］9月17日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戴维：
我今天启程去美国待四个月，是去哈佛大学——波士顿没有值得一提的歌剧，即便是大都会歌剧院略逊一筹的剧目（与柯芬园相比）也远在千里之外。所以，我得度过一段没有音乐的苦日子，只能看一些莱因斯多夫指挥的演出聊以替代。但我还是期待能收到董事会和分委会的会议纪要，那肯定会比那些可怕的批评家们能让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对我来说，伦敦的批评家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刁钻［……］——有时人会向往巴黎批评家们讨巧的职业道德，唏嘘他们很少会背离权威者为其设定的路线，知道要如何与这些人保持良好关系：觉得哪怕有一两个这样的批评家也不错。但每每脑海出现这种想法，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是非标准就会占据上风，于是我坚决将头脑中所有那些为个人利益相互拉关系的腐败念头都驱赶出去。
说点儿临别前的祝福吧。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过——或者不如说广大公众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气象。我觉得佐尔蒂和你之间合作关系发展得那么好，产生了那么高尚及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响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任何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是聋子就是动机不良。［……］我知道你一定会认为（我从图利[414]写给我的一封语气冰冷的信中猜测），我在歌剧部分的汇报中对佐尔蒂的夸赞言过其实了；但那是我的真实想法；或许不是他全貌的真实反映，但所言内容绝对真实——绝不比众人的批评意见更多几分添油加醋。［……］两位心有灵犀、持续合作的天才人物将给歌剧院带来无上的荣耀，就像大都会歌剧院的托斯卡尼尼和加蒂—卡萨扎[415]，实际上，他们的合作早在斯卡拉大剧院时就开始了；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尔茨堡的莱因哈特和沃尔特[416]。一定要让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只要刻意为之，持之以恒，就好比即便知道是别人盘中的黄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取一点点——甚至堂而皇之地来一大块呢？这些只是为了引发思考而随口说说的话；我至少四个月内不会在英国纠缠和打扰你，同时为不管不顾地将这些观点强加于你而后悔莫及。［……］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2年9月20日星期四［手稿］
洛厄尔楼G24号
亲爱的艾琳，最最亲爱的艾琳：
我过得不好也不坏，最好就这么一天天按部就班地过下去。飞行非常顺利。机身偶尔会有点颠簸，只要一开始微微颤动，乘务员就让我们系紧安全带。通常这样的颠簸只会持续三四十秒，我甚至都感觉不到。航班准点到达［……］。下飞机后我立即去了哈佛大学的合作商店[418]订购物品，然后回到房间。住宿条件实在太差了，房间太小，差不多是牛津大学普通本科生带淋浴蓬头的宿舍那么大。没有专门的浴室，只有淋浴蓬头、厕所和洗面台。我知道他们无法用四个月里支付我的三百五十美元为我提供多好的条件，但我突然觉得特别郁闷。这比我1951年和1953年的境遇还要糟糕，差不多比得上1949年了。不过，我仍然决心从事这份工作。［……］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地渴望跟某个人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你。我独自一人坐在硬木椅子上，那把椅子很漂亮，背靠着很舒服。我会止不住地回想起过去我们曾经经历的许多老“画面”，不仅如此，我爱你已经到了在文学作品或他人的话语里都找不出更热烈的词语来形容的地步。人生中如此晚来的爱情！肉体、道德以及所有的一切已浑然一体，时间所剩无几，即便存在工作、孩子和这样那样的事，两人却要分离，实在是太奇怪了，但我还是要坚持这么做，只为了表示我能够工作——唯有上帝知道要做给谁看，又为了什么［……］。我刚收到你的电报。是的，是的，我的确应该回家：这个提议合情合理，但我还是不能回去。我应该为此感到羞愧。现在我的房间看上去比之前要好很多了：我买了一把水壶、一个家用火炉、三只平底无脚玻璃杯、三只普通杯子；三把勺、一个磅秤、一把剃须刀和一个电动擦鞋箱。最终还是没有买锡水壶，但我有电视、收音机、口述录音机和半个秘书（下周来）。没有任何人来访！我坐着不停地咳嗽（体温已经上升到99.2华氏度了，很快就会感冒）。不过你不要担心，唯一的问题是吃饭，但我觉得这个好解决。我必须暂时搁笔了，门口那个人刚叫我去参加导师会议。我在这里谁都不认识，会像老亨伯特·亨伯特[419]那样——来自欧洲的教授，无比遥远，但笑容可掬，欣然答应参加感恩节的邀请。不过，今年不会有人邀请我，我向你发誓，除非你在这里。过会儿再接着写，这会儿我在邮局，买了些封缄明信片，感觉它们就像连接我俩的细绳。真是太奇怪了！我断断续续常在这个地方居住，但这次不一样，我觉得孤独寂寞，有一种失去亲人般的凄凉，与世隔绝，鳏夫一般——简直悲惨无比。除了想你、想孩子、想赫伯特·哈特以外，我什么也不想，甚至也不想我母亲——她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当然，纳博科夫打了电话过来，接着是斯特恩——他非常愤怒，因为纳博科夫安排了他自己和我与玛丽埃塔[420]共进晚餐，却没有邀请他，于是他问了很多诸如“这位女士是谁？你的好朋友吗？”之类的问题。这回玛丽埃塔总算邀请了斯特恩夫妇[421]，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真的会，一定一定会端坐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工作，减少交际往来。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想缺少浴缸也没什么，这点我的确做到了），我会把自己想象成鳏夫，或是在地震中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孤寡男人，希望尽快（在11月）去天堂与亲人团聚。贡布里希[422]和吉尔伯特[423]昨晚打了电话过来，我给他们泼了冷水。这就像可怕的魔笛考验[424]一样。明天是星期五，我会再写信给你。我想，等你来的时候我们不妨就高调一回，住丽兹酒店，让这些学生宿舍见鬼去吧。你知道丽兹酒店配有独立小厨房吗？
爱你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凌晨一点［1962年9月25日；手稿］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亲爱的，亲爱的—
我已“完成”纽约之行。［……］中午和斯特恩、尼古拉斯一起吃了饭，尼古拉斯看上去更老态、更虚弱了，再这样下去他将命不久矣，于是我试着劝他学会“放下”。［……］接着，我去参加了玛丽埃塔的晚宴，她打扮得十分艳丽，非常性感——在那儿，我遇见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对我出奇的友善）[425]、尼古拉斯及其儿子和太太[426]（他们热情十足地向你问候），还有伦纳德·伯恩斯坦[427]，他先去参加了新落成的林肯中心开业典礼——肯尼迪总统发表了长篇演讲——A. 施莱辛格也在，他很迟才到，喝得酩酊大醉，明显过得不好，令人担心。另外还见到巴克夫妇[428]（不过在晚宴开始前就离开了——他们也问起你）。伯尔曼[429]没来（生病了）——尽管很忙乱——玛丽埃塔还是为来宾提供了四间客房，但我坚持当晚坐飞机回波士顿，这是原则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来这里的理由，他们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以色列爆发了危机，联合国也制订了新的阿拉伯难民计划。斯特恩夫人急着要在聚会上对史蒂文森和施莱辛格施加“影响”（他不知何故也卷入其中），而我则被拉到一个角落，告知我有“责任”留下来参与密谋。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而且多少有点儿卑鄙肮脏。我固执地离开了，斯特恩开车载我至爱德怀德，他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对纽约的聚会有种恐惧心理：一切都那么虚假、那么阴暗、那么做作。玛丽埃塔的聚会总是众星荟萃，名流云集，相互看不上眼。伯恩斯坦倒非常友善，我们彼此欣然相约经常见面。但我内心却无意这么做，猜想他们也一样。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我之前提到的谁——斯蒂芬·斯彭德也好，奇普也好，格雷厄姆[430]也好，看上去都比上次见面时苍老了许多，精神状态也不好。阿瑟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滑坡，我很喜欢他。他跟我在一起时状态要好得多，因为我总让他跟我说他擅长的知识话题，这让他非常放松，心情也更好，说话时也更有底气。你大概是对的，或许我就不该离开。但既然我来了，就必须坚持下去。我跟秘书无缘——想必第一次面试时就会将她们吓跑。这里为我聘请了秘书，可她在为我订购了录音电话机后就逃走了，目前这台价格不菲的机器只能毫无用处地摆放着。天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的确过于依赖秘书了。我感到筋疲力尽，但心境还算平和。明天我会坐在图书馆里苦干一天。我太爱你了，万千思绪都汇聚在你身上，好想回到你身旁。社交生活越无聊，我就越想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和你过上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宁的聚会气氛过于传统，到了可笑的地步，而玛丽埃塔的晚宴则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劳心伤神。这些人中没有谁看上去和其他人之间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也很空虚［……］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和完全功能化的人交谈——每个人都自始至终不顾一切地试图取悦他人——就像库尼兹先生[431]那样——一切都变得那么悲惨、支离破碎，他们全都成为精神分析的猎物[432]。斯图尔特通过完全陷入梦魇般的幻想来逃避现实，从来不敢坦然面对。这么说似乎太自大了，但我真的认为我们在生活，而他们不是——当然，我想，他们都被社会腐蚀了。飞行途中当我坐在机舱里读一些不是太好但还算严肃的文学作品时，我感到比坐在沙发上与那些名人交谈——阿瑟、玛丽埃塔、史蒂文森、伯恩斯坦，我想他们都是天赋异禀、风趣幽默，甚至颇有责任感的、乐善好施的“好”人——比看到穷困潦倒的尼古拉斯和他抑郁的儿子要愉快、有趣多了！老实说，博登·穆勒都比他们要好得多！［……］我全身心地爱着你，倘若不是这样，我便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我（从波士顿）给可怜的妈妈打过电话了。
爱你的
以赛亚
我不写信给你就无法上床睡觉。但如果太累，就只能对不起了。道德上我是个尚可之人。
致艾琳·伯林
9月26日［1962年；手稿］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我坐在这儿，周围全是些电子玩意儿：收音机、电视、擦鞋机、茶壶、咖啡壶、浸没式插头等。我太想家了。昨晚和哈蒙德夫妇[433]聊天，他们对你很感兴趣，哈蒙德先生还为查理·卓别林的学历感到震惊。我推说这都是莫里斯干的，但我很赞同，我们还为此展开了一番平和的争论。哈［蒙德］夫人非常讨厌新英格兰和稳固牢靠的保障，渴望生活和冒险。梅森腿脚不便，但人很好。昨晚虽然气氛沉闷，在道德高度上却尽如人意。［……］
这次没人对我感兴趣了。不出名的感觉好极了，相信我。不过，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起，倒促使我不得不扪心自问：要不要去见见雅各布森[434]、皮克曼夫人[435]等？答案是不要。在这片荒岛上，我自然是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但我过得也没那么惨。我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工作，再就是除了想你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想。在我们结婚前，即便是在1955年，那时我基本还只属于自己，有心也有能力将自己奉献给他人。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我是休假在外，我所有的一切以及我的全部都在别处。我只是在这儿机械运转：不介意自己过得是好是坏，是喜是悲，工作做得是好是差：这有点儿像征兵一样，必须要完成，但绝非个人自发行为，而是强制的、按部就班的工作。真正的生活却在别处。多可笑啊。过去我是身处什么地理位置，心也就在那里。可如今这样把身体和情感，肉体上的所作所为与真实个性分割开来，真是太奇怪了。一个人还能再爱到什么程度呢？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星期五［1962年9月28日；手稿］
洛厄尔楼
我亲爱的艾琳：
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抵达。此刻是上午八点三十分。［……］我正在收听WHXR摇滚乐广播电台（当地版！全天播放古典音乐）。外面下着大雨，西南风已经结结实实刮了三天三夜（这里人人都称之为“老西南风”。斯图尔特听到一定会觉得有趣）。我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工作，陶醉其中，乐不思返。在那里，我一坐就是一整天。虽然我知道洛厄尔楼的住处一定有电话找我，但我不就是冲着怀德纳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藏书来的吗？那些书籍和资料可以任由我使用，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我准备这个周六打打电话，毕竟连续六天不跟任何人交往有些克己有余了（事实上，康斯特布尔夫妇[436]和哈蒙德夫妇究竟有多么重要？）。因此，当宁邀我去参加在纽约阿特兰蒂达酒店举行的沙龙时，我并不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拒绝。宁的沙龙尽管荒诞，比起玛丽埃塔的死气沉沉和寡淡乏味，还是更吸引我些——在玛丽埃塔的沙龙上，客人们被扔到一边各顾各的，无聊至极［……］。很奇怪，过去我一旦不得已孤身一人独处，总是要害怕得抓狂尖叫，而如今却对此习以为常：清教徒式的简单生活和孤身一人并非不可忍受。唯一难以忍受的是你不在身旁。在所有与专业无关的时刻，在不读书也不写作的时候，我头脑里无时无刻不想着你。天哪，完全被爱情征服！［……］我想应该去买双橡胶雨鞋了。哦，亲爱的，也许我根本就不该离开你。但此刻我不能多想这个。开始工作吧！瓢泼大雨，狂风呼啸，对任何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对几乎每个人都避而不见（在我看来，是他们对我避而不见，很伤自尊，但我想自己的确会让人感觉既亲近又遥远——九年的时光不算短——或许又出现了其他受人欢迎的名流）：詹姆斯［·乔尔］会来这里吗？我猜想他也许是对的。我读了《星期日纽约时报》头版上那些过目即忘的文章，听了音乐，见了伯林夫妇[437]，还有纽约公寓，萨姆·巴伯[438]以及在纽约郊外的同性国际[439]村度过的宁静的几个星期。开始工作！
爱你
以赛亚
非常感激彼得充满同情心的短笺，我会尽快回复。非常非常爱你。不可救药地思念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吧，非得以这种愚蠢的方式吗？
致艾琳·伯林
星期二［1962年10月2日；手稿］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星期六和星期一与你通话，真是令我欣喜若狂，尽管有关菲利普[440]的消息不太好。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收到了你的电报。没什么可担心的，相信我。我赞成动手术，反正迟早都得动。菲经常突发阵痛，看来就是这个原因了。只要动了手术，恢复正常，这是一定的，你就可以轻松愉快地过来。对此类事情，我当然是很“冷静的”。别太焦急，动手术一点儿都不可怕。我在这里的生活也安排得十分合理：极少见人和参加社交活动，刚刚又拒绝了“安妮”［·莱因斯多夫］[441]赎罪日前夜共进晚餐的邀请。但真正的原因我没说：不想让他们觉得太过尴尬。把我作为宗教狂热分子的典型代表，你是肯定不愿我给他们这种印象的。我目前处于一种平静和抑制的状态，平和安宁，静止不动，如处于真空或保温瓶中。因此，我的所有思维都自然而然转向现实生活：斯图尔特怎么可能在这里生活？对欧洲人而言，这种生活简直一点儿都不真实！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到时他该如何艰难度日！不过他绝不会开口承认。一个涉及勒内的错误是无法公开承认的，好比谁也不敢说上帝在《圣经》中讲了不正确的话。他会死掉的，因为他生活在梦里，生活在依赖的状态中。唉，这个极度理性、崇尚科学、善于自我批评、眼界开阔的男人！再过一刻钟，我得去见来自柏林的威利·勃兰特[442]：待上四十五分钟，然后回到图书馆，看书到晚上十点——之后回家，到冰箱里找点儿吃的，咖啡、犹太香肠，加上些苹果。不过，我可不是快乐的单身汉：绝对不是！我热烈地爱恋着你，忠贞不贰，除了你，心中再无他人。如果我能坚持下去，专注工作，那倒也还值得。可是你，我怕你一定要无聊透顶了！一定是的。坎布里奇真的就好比地狱一般，但相比而言，英国更糟。不管怎么说，我居然能够像这样坚持下来，内心充满了一种荒谬的自豪感［……］。我好爱好爱你，难以言表。下星期天我会再给你电话，好吗？再见。——真想立刻回家。
以赛亚
致苏珊·玛丽·艾尔索普[443]
1962年10月5日［副本］
［洛厄尔楼］
最最亲爱的苏珊·玛丽：
我一定会在15号周一到达，虽然目前唯有天知道我该怎么去。因为我已经信誓旦旦地答应会在缅因州的北港——我最想去的地方——与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奥布里·摩根夫妇[444]共度周末，这件事我必须办到。随后我得从缅因州的罗克兰过去——无论如何，我大约会在15号的午后抵达，16号从你那离开，继续我疯狂的、追求快乐的生活，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列宁格勒交响乐团音乐会。
［……］你看过《愤世嫉俗》[445]吗？该剧正在这里上演，译本很好，是理查德·威尔伯[446]翻译的，虽然演得很差劲，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剧中的主人公，显然在莫里哀的笔下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物，到了世纪末却成为一位浪漫主义英雄。反正，每回我观看优秀作家写的古典剧作——比如易卜生和拉辛，以及类似的作家——都会在我身上产生一种效果，好比从未喝过酒的人一口气灌下满满一杯——我会感觉：为什么没有评论声四起？为什么不见人们街谈巷议？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剧院专门就演出这三四百种经典巨作——至少得有这个数量——持续不断地上演——（与潮水般出现的经典作品简易本堪有一比，这些简易本在我看来一无是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由乏味沉闷的东西充斥剧院。还是就此打住这些无趣的遐思吧。我得向你说对不起，周末不能与你同聚，只能一路带着冲刷过缅因州海岸的冰冷海水，突然降临到你面前。请接纳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吧。低调、舒适，没有太高要求，默默无名，这种人我最喜欢与之为伴！比起十年前，或者比起乔早先邀请我赴宴，我从头到尾只是沉默不语，拘谨羞涩，而他始终不予放弃（为此我要一辈子感激他）的那个时候，我现在更害怕其他人了。我还记得那个可怕的C. P. 斯诺[447]说的一个故事，此人我仅见过一次，他当着我的面说，“H. G. 韦尔斯[448]和我追求同一个女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跟某个一点儿名气也没有的人跑了！”我乐意与之为伍的就是这类人，但我敢说，在我去参加你那个隆重、愉快、迷人的晚餐，去见亲爱的波伦夫妇[449]及其他朋友之前，这种胆怯的心情绝不会有了。
你永远的
［以赛亚］
附言：我是否太无聊了？我觉得是的。
致彼得·哈尔本
1962年10月5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彼得：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
刚抵此地时，我的确非常郁闷——房间看上去空空荡荡，没什么家具，又小又暗；没有浴室；我想自己已经全然忘了结婚前曾经过着多么恶劣的生活——这些年，我的确是被海丁顿宅的优越生活给惯坏了。
于是，我首先去哈佛大学合作商店买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电动浸没式加热器——就是那种一头插在接线孔里，另一头金属棒放进杯子，自己就能热起来的玩意儿，可用来在杯子里煮咖啡、茶或烧开水。你知道，我向来喜欢摆弄各种小电器，因此立刻就买了这样东西。每个步骤我都完全按照说明书上写的去做，就在这时，外面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赶紧跑去接。很快，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开始时没太在意，因为我自认为鼻子不太敏感，从来就不太相信它。可是，当黑烟进入房间时，我意识到发生状况了，赶紧停止聊天，放下电话，冲进卧室，发现床铺烈焰熊熊，报纸、书籍等烧得正欢，毯子、床垫和床单也都陷入火海。显然是出事故了——一定是杯子里的电热棒掉出来，把这些东西烧着了。可我仅有一个小杯子，只能不停地往床上浇水。最后，总算把火扑灭，但那些烧焦的毛毯以及床垫的味道你一定难以想象。黑烟包围着我，尽管开了窗，却不愿往外走，只是慢吞吞地一点点散去。正在这时，大楼管理人进来了。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可我对住房条件的投诉顿时变得如同无病呻吟：因为道义上我正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理屈词穷，开不了口。好在他帮我买了新的床垫、毛毯和其他东西，我总算安顿下来了。
很高兴你上了高年级。同时也很遗憾你不得不把那三门课重新修一遍。不过，欧洲史很值得一上。爵士乐的事深感同情：住在我对面的邻居成天都在播放从1680年到18世纪40年代的音乐——巴赫、维瓦尔第等——因此我还是要比你幸运。很高兴你喜欢波托菲诺，我也是，特别是这次。请继续来信。
你真诚的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2年］10月5日星期五［手稿］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不论何时只要你感到苦闷，就立刻坐下给我写信。这对我们两人都是一个上佳之策。我已下定决心，绝不倒下。［……］很高兴菲利普明天终于要动手术了，总算松了口气，小手术，真不用担心的。这（下）个星期天，我们又可以畅谈了——这是我目前生活中最快乐的幸福时刻。至于这里其他的“文明”生活——与数学家或哲学家或俄国专家共进午餐；或是参加各种音乐会，听［理查德·］贡布里希大师演唱由莱因斯多夫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交响曲诗篇；诸如此类——［……］不适合我（或你）。我不会再去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城了。纽约有可能，或者是华盛顿，但不会去某个文化中心。这是你对我产生的影响：对此我心怀喜悦。［……］只是毫无张力、平淡乏味的生活质量有点儿不太适合我。在牛津我不在乎，可在这里，却时时让人感觉到不自在，好比一本正经的苏黎世或海法城。为了能够坚持下去，我认为得每星期跟你通两次电话：至少两星期三次。像这样给你写写信，我就已经感觉好多了（和你一样）。我们今后再不要分开——这一点确定无疑。［……］请帮我问问唐纳森，我向董事会提交的刻意支持佐尔蒂的呼吁不知有何结果？我很想知道。宾[450]邀请我任何晚上都可以去他的剧院听音乐会，还请我共进午餐。这份情我心领了，但必须小心行事。类似心计通常让我心烦。贝伦斯成天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神经兮兮，或许真的得病了：我一直还没见到他。我爱你！
以赛亚
致阿瑟·施莱辛格
1962年10月8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阿瑟：
［……］感谢你向尊贵的朋友提起我——这么说毫无讽刺之意——我准备15日前往华盛顿，与乔和苏珊·玛丽共进晚餐——是专门为奇普和埃维斯举办的送别晚宴，据说某位重量级的尊贵要人将大驾光临。[451]想到这点，我心生恐惧；在乔专横的主持风格下，根本没法建立起任何人脉关系，但我无法拒绝他。在那之前，我将在缅因州北部的某个地方，与奥布里·摩根和他太太一道度过一个宁静的周末。去赴宴就好比要上屠宰场一样。实际上，说到底这些事根本无关紧要，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如此神经紧张。可我总是如此。在我看来，不像我这样成为社交的奴役——这样缺乏独立性——是在乔身上，甚至在迪恩·艾奇逊和罗兰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他们可能在身后贻害，却无须一直寻找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伙伴，以及安全感和可靠性［……］。你呢？我认为你根本不会被这些事烦扰。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是独立的，无忧无虑。为此，我羡慕你和奇普，还有总统。盖茨凯尔很崇拜他，称其极具理性，积极乐观——或许有些过于乐观了。你可千万不能离开华盛顿。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我坚持这点，可以跟我谈谈。
你的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2年10月11日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请提供以下问题答案：英国使馆正在举行聚会。A注意到B不耐烦至极，于是跟C说起，C对A说：“赶紧想个办法救救B，否则他会走掉的。”A回答：“啊——我们得找位漂亮姑娘给他。你觉得D怎么样？”C应道：“别，千万别这么做。D毫无情趣，E刚才说得一点儿没错。”这里的A、B、C、D、E分别是谁？〈A=施莱辛格，B=总统，C=肯（尼迪）夫人，D=伊万杰琳·布（鲁斯），E=以赛亚·伯林。这太讨厌了！很不诚实，居心不良，这事一定会传出去。〉
［……］晚饭是和老施莱辛格夫妇[452]一起吃的，阿瑟也在。他也很讨人喜欢。他说阿德莱只对世界上两个人没辙——一个是美国总统，一个就是我。真奇怪，我怎么就那么喜欢阿瑟。他目前处境十分困难，诽谤中伤来自四面八方，斯文扫地，毫无尊严。他父亲是位极好的老人，母亲格外亲切，为此都深受伤害。他的孩子们也来了，他们倒还好。他的太太仍待在华盛顿。
在这里别人称你夫人或太太，你得学会习惯。全都这么叫，不含任何恶意。我得赶紧跟［理查德·］贡布里希大师联系，我刚到时他帮了很多忙，而我还没去探望他。这里生活最大的好处在于有怀德纳图书馆。真是如在天堂。只要置身那些书籍当中，我就不再感到孤独或不快。欧洲没有任何图书馆可与之相比，相信将来某一天，我还会回到这里，从事某个项目，但不会与哈佛或洛厄尔楼或其他地方有任何瓜葛。这里每个人都问你什么时候来，怎样才会见到你，等等。幸好我房间不够大，没办法搞聚会，但无疑奥利维亚［·康斯特布尔］一定会热心帮忙的（上天保佑，别让她这么做）。
〈我必须上床了！明天得随摩根夫妇到北方去。今晚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与一帮儒雅无聊的波士顿贵族度过，十足的上流社会做派[453]。帕金斯一直想让我（我这么认为）做客索姆塞特俱乐部[454]（入会条件想必非常苛刻），觉得你我两人都应该加入。可我们不需要。不过我没有阻止他。邀请威斯格去那里用餐应该会很有趣。埃德蒙·威尔逊[455]终于和莱文[456]闹翻了，他对我倒是极为和蔼可亲。威尔逊目前“状态不佳”。够了，不说了。我越来越爱你，情深意切，不可自制，仿佛我们再不能相见。希望这份情感在星期天我们通话后能够传递给你。我不应该当大学老师的。应该干一些更适合我们两人的、更快乐的事，你说呢？渴望着——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2年10月17日下午四点［手稿］
华盛顿飞往波士顿的美国航空公司航班
我亲爱的艾琳：
我真应该坐下来，利用独处的机会口述我那本书（耶鲁大学的系列演讲稿）。周末在诺斯黑文与摩根一家度过——那是一个远离缅因州海岸线的荒凉小岛，岛上住着百万富豪，感觉非常舒服。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与主人聊得也很开心。我喜欢他们夫妇俩：丈夫生机勃勃，太太敏感内敛。富贵却低调，显示出极好的教养。这个住宅区非常私密，限制外人进入：只能穿过惊涛骇浪从罗克福德坐船过来。［……］房子内部装修十分漂亮，看得出女主人富有想象力，品位高雅：令我印象深刻。刚才我们乘出租到了拉瓜迪尔机场，在那里我甩掉了J. 科恩博士[461]，那是二十分钟前，接着登上飞机。从华盛顿到纽约空中飞行需三十八分钟，从纽约到波士顿则还得五十分钟。噢，飞机开始升空了，不停地摇晃、摆动，且慢！我得告诉你一个年轻政要的故事——拿破仑式的人物——身边簇拥着波伦、艾尔索普、格雷厄姆等诸元帅；阿瑟·施莱［辛格］算不上元帅：充其量只是一位中将。埃维斯人真好。真的非常非常亲切。苏珊·玛丽邀请我们俩参加11月16日的聚会——正好在我耶鲁系列讲座之后。我二话不说就接受了。苏珊·玛丽不论与总统还是杰奎琳[462]都相处不好。可这无关紧要。乔对他们可是无比崇拜。格雷厄姆夫妇和波伦夫妇也是（格雷厄姆夫妇更强烈些）——菲尔是他的完美随从：好开玩笑、精力充沛、机智灵活，外加神经官能症和赤胆忠诚。对这一切，K.（肯尼迪）报之以年轻大亨的饶有趣味和兴致勃勃——真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会说些大胆帅气，颇有青年政要之风的笑话。但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风格。（飞机在颠簸，不过我不去管它。）起初，大家只是在“自己的”“圈子内”聊些轻松的话题：这些人中有奇普、埃维斯、凯、苏珊·玛丽，还有一位某某人的太太［……］。随后气氛变得拘谨僵硬，通常皇室贵人加入后总是会发生这种状况。没穿小礼服（K. 不喜欢这类穿戴）。为了拜见他，我专门去理了头：剪得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怪怪的。不过，他的确符合人们的想象：不咋咋呼呼，说话口气有点儿随便（你好教授！医生还是教授？），一举一动颇为紧绷（乔认为他特别“放松”），思维敏捷，机智灵活，从不开怀大笑，但会从桌子对面不时对老朋友抛出一两句有趣的笑话，包括他深恶痛绝的埃尔韦[463]。奇普、乔和菲尔轮番出场，将我“强卖”给他。我没有与他单独谈话，只是在晚宴（十分美味）之后在男士休息室被安排坐在总统旁边：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就像一位实干家面对一个声名狼藉、故弄玄虚，甚至满口讽刺挖苦之言的知识分子：说到盖茨凯尔时，我被反复追问了一番，不用说，他对其言论很是反感。他并不急于取悦他人（这点像尼赫鲁），不喜欢讲故事（这点像麦克米兰），也不急于讨论什么严肃问题（这点像盖茨凯尔：更像盖茨凯尔爱开玩笑的情绪，除了其间夹杂着些许公事公办的态度）。当埃尔韦说起戴高乐应该如何对付塞古·杜尔[464]时，柏林问题立刻被拿来与古巴问题相提并论）。很明显，我的朋友们争先恐后想将我拉入谈话：“总统先生，以赛亚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此，K. 会很不情愿地转向说话的这位外交高手，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可是，我刚简短说了几句，好比讨厌飞行的我刚刚痛苦无比地腾空起飞，那种感觉如同与尼赫鲁共处，菲尔或奇普便插话进来，于是K. 便如释重负地将话题转到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宾夕法尼亚州或密西西比州的投票上来，神情一下变得严肃——诸如“纽约州的历任州长都很了不起：全是天才”，或是“他无事不晓，但谁都不喜欢”等。我觉得他不像我朋友们所希望的那样，对我有什么印象。让我在总统面前露脸的想法本身就不靠谱。他很快就放弃了我，我是这么想的，并松了口气似的将我转交给他的夫人，说“请你坐到杰基旁边去，她想和你单独谈谈”。后来我逢人便说我喜欢他。不这么说的话会把他们吓坏的。他当时说完就亲切有加地走开了。她着实和蔼可亲。完全不像纳博科夫所形容的。随和，真诚，同时十分有趣。她脸上的表情刚开始时很像科莱特·克拉克[465]，可一开口说话，表情立刻便生动活泼起来，而脸完全没有转动。她谈起贝伦森、尼赫鲁、阿尤布·汗[466]，让人感觉十分亲切，很好相处。清新脱俗，不像她妹妹。（我在雷蒙德和伊丽莎白那里［冯·霍夫曼斯塔尔家］第二次见到她，感觉她就像一个空心的社交机械装置。）而肯尼迪夫人则举止得体，在任何上流社会都会广受欢迎；奇怪的是，她身上完全没有好莱坞式的花哨做作。相反，我感觉她精明世故，很不开心，毫无吸引力；至于纳博科夫反复强调的那些特质，诸如沉默寡言、外表性感等，我一点儿看不出来：没什么难为情的。我没有为她“着迷”，却替她感到难过：她说对杰克不再当总统以后自己的前途心怀恐惧：波士顿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确实如此）。而他，杰克，则会坠入他那些家庭习惯中，这些习惯与她的截然不同。真是坦率得奇特。我向她谈起博登—穆勒：她很感兴趣。总之，比起总统，我与她相处更好——更不用提苏珊·玛丽了［……］。回到工作。在华盛顿度过的十六个小时很是开心：肯尼迪不愧为领袖，无比强大，但是又小心谨慎，很是奇特，有点儿大众化（所以怎么能不讨父母们喜欢？）但与此同时，又不易动感情，脚踏实地，坚忍不拔、敏捷机智、自主独立、冷漠无情。他天赋极高，做事认真，只要可能，随时随地都努力抓住一切机会，争取有所收获。希望你能与他见面：我觉得你不会喜欢他也不会在乎他，而他会非常喜欢你：他看人是很有眼光的。我爱你，无尽地思念你。我寂寞至极。各种遐想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泛起。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星期一［1962年10月22日；手稿］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我的上帝，这里太无聊了，乏味压抑［……］。今晚，与这里的大学生们一同听了肯尼迪的七点讲话——学生们一片沉默，情绪沮丧——之后，我与四位“斯拉夫精英”一起用了晚餐，他们都非常聪明，但乏味至极，这是我第一次与学生进行教学之外的近距离接触。我恐怕自己是“迷倒”他们了，因为他们立刻就自告奋勇要开车送我去耶鲁大学做首次演讲。我无法拒绝：希望你不会为此在意：更可笑的是，他们并非犹太人。晚上雅各布打来电话，很高兴他们也在此地。他不喜欢纽约，可我喜欢。我非常爱你，此刻正陷入一种不停“遐想”的状态——我怎样才能熬到5号？［……］莱因斯多夫夫妇一定会一次次不停地邀请我们吃饭，答应去一次总是要的，不过，你尽可以假装生病，趁机飞到纽约去。有两件事我永远不会再做，一是我永远不会再与你分开。不管怎么说，孩子们到将来不会再那么需要你。二是我永远不会再到哈佛来。麻省理工学院给了我一份薪水很高，一年只需干一学期的工作——而在这里，不过只是一般的生活，却几乎就要令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了——所有东西都极其昂贵。我累了，筋疲力尽，提不起精神来口授令人恐惧的系列演讲稿——也就是组成书稿的各个章节。当然，我会努力的。关于你的“首任丈夫”和汉斯[467]，真有趣。我完全理解。他们爱你，你也爱他们。这一点是美国人缺乏的。他们坠入爱河，然后便进入各种状态，一个个都成了心理分析学家。就连大街上最最愚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女孩都会说，“你对一日三餐有强迫性神经症吗？我交往的男友有阳具嫉妒的犯罪情结”，诸如此类。可怜的斯图尔特！常年处于这种状况，加上普林斯顿的气氛压抑，令人厌恶。她[468]真是一个魔鬼。［……］至于肯尼迪发表的讲话，他必须有所行动，只要他说的是事实（这点我肯定），何况导弹基地真真切切正在古巴建立，也许只是作为恐吓敲诈的武器，用来对付类似柏林的敌人。新政治家和艾丽丝·默［多克］会为此甚嚣尘上：探讨英国如何进行海上搜索。可我的感觉是：首先，肯尼迪坚信通过此时采取行动，可以防止产生类似30年代时对希特勒的连锁反应。他一贯认为，英国带给那场战争的只有软弱和盲目——古巴好比希特勒或是德国的莱茵兰地区之类[469]。他也许说得有理，但他的话对古巴人民却显得虚伪做作。他不该说他们缺乏自由之类的话。[470]其次，他对这十年中避免战争不抱乐观态度；再次，他希望成为理智之人、勇敢之人，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惧与赫鲁晓夫一决高下。他害怕自己被侵蚀，坚信必须行动，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居安思危：生活好比战争，人必须始终不断地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这种想法极其浪漫又颇为骇人，我终于明白乔和菲尔为什么对他那么爱戴：对他们而言，他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头盔，时刻准备向野蛮人宣战。他已经从美国式的单调乏味中成功突围，具有历史观，勇于决斗，立志留下不朽的声名。本—古里安也没有什么不同。相类似的还有戴高乐。海明威式的英雄气概。一种充满美学色彩的英雄主义——希腊人式的英雄观。我在这里很不习惯——尤其在这个时候。你和菲利普就更不习惯了。我爱你，啊，尽在不言中！
I.
致迈克尔·斯特劳斯[471]
1962年10月25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迈克尔：
请别为艾丽丝·默多克担心——我本来打算在飞机上看的，不过现在不看也罢，可以等到我回英国后。我在哈佛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主要待在怀德纳图书馆。虽然我不停地跟自己说，必须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七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一日三餐可以说都被各种各样的老朋友给管了，因此，尽管住宿条件很差，总体而言我过得还算愉快。不过，目前我已做到完全电气化，这使我的生活增色不少。我有了冰箱、电视、电话、收音机、电热水壶、电平底锅、电咖啡壶、电擦鞋器及其他各种可爱的小电器；我的生活迎来了新时代。［……］
所有熟悉的老面孔都和从前一样熟悉和毫无变化。对我而言，这个地方的魅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挥发殆尽。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来这里，又或许因为来得过于频繁。再就是总有一种压迫感。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并非源于客观条件，而是来自我的自身性格。关于这点你母亲说得一点儿没错——我总觉得自己工作不够勤奋，担心完不成演讲稿，担心自己写的东西学术性不够，注释不够详尽，整篇东西过于像印象派作品，应该与自己的原有风格不同，等等。当然，我自己也希望能克服这个缺点。
对于参议院选举，近来［讨论］得异常热烈；候选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老朋友，斯图尔特·休斯。[472]所有波士顿的名门望族和社会精英都支持他当选，原因有以下几条：首先，共和党盲目反动；其次，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腐败至极；再次，尽管休斯有很多缺点，但至少开明、诚实、勇敢。当然，他不会当选参议员，但我想，只要他得到足够多的选票，显示舆论的实力，就会使这个事件发生根本的逆转。[473]
［……］我喜欢这里的合作商店，每次去怀德纳图书馆的路上，我都要进去买些无用的东西。我强忍住没有买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衣，因为害怕你妈妈会说。我会继续这么下去。帕金斯正千方百计安排我们在索姆塞特俱乐部找到一个住处，非常豪华和高大上，不过我并不认为它会适合我们。当然，也难说。住在那里会显得非常可笑，其中原因很多，你母亲很清楚，你或许也明白。我会很乐意邀请沃尔夫森[474]，或者是俄罗斯研究中心某位长着典型东欧面孔的成员上那里吃饭。今晚，我参加了一个晚宴，是一个极其庄重奢华、名为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机构举办的，我是该学会的成员——天知道他们为什么吸收我——在那里我听了一场极其豪华的演讲，演讲者是一位极其善良的波士顿人——周围端庄漂亮的面孔让我仿佛置身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地方集会。这是我在美国最喜欢的一点——那些温和严肃儒雅的面孔，带着简单的幽默感，外加彬彬有礼和可爱迷人的举止。这只有在新英格兰才能见到。明天我将同朋友奥布里·摩根夫妇一道，出发前往缅因州，在那里的一个小岛上待三天。大家都跟我说，那里寒冷刺骨，没什么好待的，可我相信自己会喜欢那个地方，因为我认为，旅行的快乐来自跟谁同行，而不在自然景观，那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跟讨厌的人同行，我会患上感冒；而若是我喜欢的同伴，我就会活蹦乱跳。我想斯图尔特说得一点儿没错，我的所有疾病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我遵照博登—穆勒的教导，买了一个热水壶和几种药，准备全副武装起来。这里除了我，所有人都已穿上开襟衬衫、卡其布裤子和白袜子，而我还是严严实实地裹在羊毛背心、厚羊毛衫和粗花呢西服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在有中央空调取暖的房间里足够暖和。
愿上帝与你和玛格丽同在。如果有什么我能够为你做的，请一定写信给我。埃德蒙·威尔逊已经不再与哈利·莱文往来。哈利·莱文明明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却对我殷勤有加，两次邀请我吃饭。这也太阴险了。［……］
你的
［以赛亚］
致彼得·哈尔本
1962年10月25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彼得：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接到信真是令人高兴。我在这里过着宁静的生活，每天去怀德纳图书馆，读了很多书，做了不少笔记，可日复一日，就是把写书的任务一拖再拖，真是胆小鬼的行为。我相信你一定能体会到做读书笔记多么有趣，而真正要写东西却多么痛苦。波士顿有许多家出色的“非商业”广播电台，不论白天或夜晚，都经常连续播放古典音乐。每当我感觉疲倦，无法继续工作时，就会打开收音机，心满意足地听上一阵子。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精彩极了，由我们的老朋友莱因斯多夫指挥。我还去观看了新落成的纽约林肯中心，里面音乐厅已经建好，但歌剧院尚未竣工——音乐厅外观宏伟壮观，就像一个大型机场，如今大多数现代建筑都是这个模样。
我最好能在纽约动手术[475]，但事先尚未做任何安排。说到底，并不需要“取出什么东西”，只是普通的修补，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只要到时候我妈妈能够不在一旁焦虑地守着我，一切就好得多。我希望自己不要成天担心：担心没在写书；写成之后又为写的书担心；担心别人会怎么评价，担心其他人书写得好，而自己的书却总有点像拼凑之物，等等。我想这一定是性格之过而非［作品］本身之过。如果人不停地预想失败，就会不停地猜想怀疑事情究竟能否成功，以这样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做事，其结果肯定不如充满自信地去做。只需掌握好马鞍，马儿自会驮着你顺利前行。我羡慕自信的人，羡慕从容不迫的人，羡慕那些能够真正放下一切轻松度假的人，而不是一边度着假，一边对此忧心忡忡，心里不停想着这呀那的还没做。事实上，写写回信，有如麻醉药——对实际工作能起到极大的舒缓作用。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空洞无物。当人们并非出于必须，不得不在信中思考问题并试图写一些“有意义”的内容，而只是随意聊天，信口开河时，这种信写起来容易得多。就给我写这样的信吧。
永远爱你的
［以赛亚］
致菲利普·哈尔本[476]
1962年10月25日［副本］
洛厄尔楼
最亲爱的菲利普：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文笔优美细腻。［……］一点儿不错，我把自己的卧室点燃了。真了不起——之前我可从未纵过火。火焰烧得很旺，最终我好不容易才用一杯接一杯的冷水将其浇灭。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就无法想象那番狼藉景象，房间里毯子、床单、床垫全都湿漉漉的，冒着黑烟，呛得人直流眼泪，根本睁不开眼。除了这件事外，我的生活非常宁静，过得相当开心。我想你应该也过得很好吧。说起动手术，也许我比你喜欢得多，很期待12月的手术，如果能定下来的话。当然，我不会擅自做任何决定，要等你妈妈来之后听她的。一贯如此，任何事我都按她的指示照办。来，告诉我，寄宿生的体验有何感受？很陌生吗？很艰苦吗？很别扭吗？即便在哈佛大学，牛津龙校（杰格恩学校）[477]也闻名遐迩：感觉它似乎举世闻名——真希望我从前能去这样的好学校。那样的话，我现在会是一名更加出色的学者——从前我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一直不好，数学更差。所以，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一个谜团。我当时经常用小抄，现在想起真是后悔莫及。但另一方面，在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翻译时，我又是最认真的，尽管完成得并不好。我属于“大器”晚成之辈，希望你能够早早出息。不论如何，威斯敏斯特要强于圣保罗学校，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喜欢它。我刚去了华盛顿，在那里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沃克夫妇[478]、波伦夫妇（塞莉斯廷如今是大约十二岁的姑娘，已经把法语忘了，但希望趁她父亲在巴黎任大使期间，把法语再捡回来）。也许夏天他们全家都会来波托菲诺，真希望他们能来。再次感谢你的来信，很喜欢读。希望你一切顺利。
你的（非常爱你）
以赛亚
致尼古拉斯·纳博科夫
1962年10月25日
洛厄尔楼
最亲爱的尼古拉斯：
［……］艾琳尚未抵达此地。我正在怀德纳图书馆奋力工作，尽量不过［生活］，只顾工作。很遗憾，5月份我无法与利伯曼[479]和你同行，因为那个时间我还在牛津上课，无法抽身外出。不过，听我说，你不该再如此频繁地到处奔波。密斯·奥利和我都认为你看上去状况很不好，还是劝你少动为宜。好好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安心静养。何必无端地缩短自己的寿命呢？瞧瞧斯特拉文斯基——冷酷无情，对任何事都不管不顾，头脑里只想着金钱、享乐和朋友，逍遥自在地颐养天年，多划得来。听我的劝告没错。在经过了华盛顿声色犬马的生活之后，目前我愈加感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在那里，大家关注的是谁谁谁正在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可我们谈论的各种细微渺小的工作，却恰恰处于生活的中心。[480]所有这些都带着罗马民族的盛气凌人之势，而我则感觉如希腊人般拘谨守旧，更不用说像犹太人般严苛传统了。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倘若在公元3世纪野蛮人压境时去访问罗马会是什么景象，而五角大楼则卷入政治行动之中。和平，和平，我之偶像[481]。
你的
以赛亚
致莫里斯·鲍拉
1962年10月27日
洛厄尔楼
亲爱的莫里斯：
让我尽快跟你说说最近发生的事吧。整体而言平淡乏味，波澜不惊。詹姆斯夫妇离开之后，这里的文明生活中心随之转移，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们，哪怕是些微相似的人都无法找寻。就连你的老朋友，那个女杀手般的金斯利·波特夫人，也终于寿终正寝了。施莱辛格夫妇的离开也让人深切地感到不舍，关于他的蜚短流长仍在持续。教授们急于论证他从事的工作微不足道，邦迪的工作则重要得多（这点不容置疑）。他们的举动非常像元帅们簇拥着那儿的拿破仑——阿瑟忙的就是这个，因此招来众多非议——反动报刊不停攻击他，说他是典型的哈佛“书呆子理论家”。普遍认为，总统不停地对外解释，他并没有受阿瑟的影响，只是让他参与完成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很显然，他还没有昏庸到只要自己的白宫班子成员遭到攻击，便将其一辞了之的地步——在这种状况下对手下人保持忠诚，是任何权势在握之人和成功人士的最起码素质。阿瑟很不开心，对华盛顿既爱又恨，不知道该走还是留。［……］我见到乔了，他容光焕发，还见到了总统本人，不用说，是个大人物。肯尼迪夫人确实很和蔼——完全不像她照片或传说中给人的印象——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她。她性格开朗，平易近人，说话和蔼坦率，相处起来舒适宜人，不感觉半点儿别扭。而他则格外坚忍不拔，不由分说，强势有力，很显然，希望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式的人物。元帅们簇拥在其周围，他看上去的确不同凡响。对我来说，他过于政治化和冷酷无情，却是一个伟人，至少是一个潜在的伟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丘吉尔，并且在见解和看法上也与自己的父亲不同。他始终保持警觉，从不得过且过。在他的内心，始终不断地流动着某种电波，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政治问题，从没有一秒钟的松懈。一般来说，他心情放松的时候会说些粗俗的笑话，虽然不像怀特俱乐部[482]里的绅士们所说的普通笑话，但也颇为类似。他是20年代牛津年轻人的美国版本，F. E. 史密斯[483]的朋友和忠实门徒。他总是保持清醒状态，随从们都对他极其爱戴，在这方面有一种类似希腊的情形。［……］
你的
以赛亚
致艾琳·伯林
1962年10月30日［经数日口述而成］
洛厄尔楼
〈亲爱的艾琳：〉
我在洛厄尔楼和学生们一起收听了总统发表的讲话[484]。大家对它的反应有点儿奇妙：多数人感到震惊，某个人刚欲为总统讲话中特别打动人心之处鼓掌喝彩，就被其余人制止住了，究竟是因为鼓掌妨碍了他们收听总统演讲，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负责为我打扫的“清洁”女工问我是否会发生战争，我对她说不会的，这个回答令她大大松了口气。昨晚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由斯图尔特·休斯发表主旨演讲。同时还有一些很无聊的发言，发言人水平显然不高。会堂内挤得水泄不通，另外还有上千人被拒之门外。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既非好战也不仇视：共同的心态是焦虑。大多数人认为总统“必须采取行动”，可是谁也不清楚他所做的是否正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我的世界里，既谈不上信心满满，也谈不上缺乏信心。有点儿像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夕的英国，只是少了工党。
昨天的晚餐，我是同莱昂内尔·赛勒姆[485]一起吃的。他很像他的父母：认为美国人都是些驯服的绵羊，温顺地紧跟总统，对其言听计从。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原则在发挥作用，说到苏联体制和美国体制，实际上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两种体制都是一样的天真、愚蠢等等。总之，他就像一个来自巴黎的愤青，话语犀利尖刻。在他家的楼上，住着一位优雅的法国和挪威混血女孩，吃饭时她也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加拿大科学家和两位“苏联事务专家”——颇有英伦风度，开朗可爱。我们一起去了斯图尔特·休斯的演讲会，莱昂内尔对整个活动感到极其蔑视和愤怒。观察他的反应，英国人的反应，挪威和法国混血女孩的反应，以及美国人的反应，真是特别有趣。我可以借此写篇小文，谈谈民族特点问题。
［……］我真该立刻坐下来，口述我那些演讲稿——要不是因为这件事，这里的生活不会那么压抑。但沉闷的乌云已经开始密布——你说得对，我这人爱焦虑——可是，唉，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希望你到这里时，“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
［……］昨晚我和哈蒙德夫妇一道用晚餐，很显然，他希望我能就目前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但我用玩笑的方式巧妙地推脱了。希望不至于太无礼。我当时说：“不行，不行，短话我说不来。你是要我只说几句话吗？”大家哈哈大笑，但愿是开心的笑。于是，没有人谈论古巴问题，大家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夜晚。桑蒂利亚纳[486]也在，他表达了一个柏拉图式的愿望，说哪天来看我。可他的太太和我根本谈不来——尽管我对她完全没有成见。她现在是罗兰的好朋友，他对她也是！等你过来，我们可以好好跟他们打打交道。这个周末艾丽丝·奥利高[487]会到这里过两个晚上，我会在晚饭后找个时间与她见上一面。我讨厌参加晚上九点左右开始的正式晚宴，但常常身不由己。每个人都站起身，以极其炫耀的方式隆重介绍给大家——礼貌的程度如同刀切一般层阶分明。我还为我们俩约了吉尔默夫妇[488]。无奈，无奈啊！但我真的在尽力将这些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你来时最好用人类学观念全副武装起来，牢记人生路漫漫，万物必消逝，一切都将如过眼云烟。
你的〈爱你（如同对所有美国人说的）
以赛亚〉［……］
〈明天又要启程前往华盛顿，参加白宫的餐会——我想我无法拒绝——但又害怕见到德文郡一家[489]及他们奢侈享乐的生活——我迫不及待想见到你！归心似箭，真是难以忍受！〉
致杰奎琳·肯尼迪
1962年11月10日［手稿］
波士顿丽思卡尔顿酒店
亲爱的肯尼迪夫人：
艾琳和我对您深表感激。这是我在美国，包括其他地方（仅有一个例外），度过的最最难忘的夜晚。[490]很抱歉，我喋喋不休说了那么多废话，而且还说得飞快，可我飘飘然宛如身在快乐天堂，根本停不下来。但还是希望您能够原谅我。我应该表现得更矜持些，更有英国范儿。另外，我还得立刻向您坦白，虽然我极力保留您送给我的瓷器碎片，但禁不住玛丽安·施莱辛格[491]索要，只好忍痛割爱，送给她了。虽然割爱痛苦，拒绝人会更痛苦。我的确非常高兴，不仅出于公心，而是从个人角度由衷地感到欣喜，老日本的野蛮神师们事实上最终未能战胜总统这样的强硬好汉。[492]我非常愿意为他效劳。过去我对富兰克林·R.（罗斯福）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在英国使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对他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保持中立态度。可我怎么也做不到。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位英雄崇拜者，无法不拜倒在英雄脚下：但如此渴望为他人效劳，不管对方需不需要，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二次。那天晚上艾尔索普举办的宴会结束后，您和总统已经离开，菲尔·格雷厄姆对我说：“请你客观点；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我们都爱他。”我可不希求什么公平、客观，只要是所谓的亲身经历过，就不可能希望保持明智与冷静。我还是赶紧打住吧，不要再这样絮絮叨叨，用这些无端的感怀没完没了地烦扰您。马尔罗先生[493]是个天才，有权这么做：可我不行。对我而言，唠唠我们之间的交谈——在我是无比愉悦与迷人，十分乐意为之——但对您却可能显得无礼和放肆。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对您的深切感激之情，与您见面我深感荣幸。
您忠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2年11月29日
洛厄尔楼
亲爱的加勒特：
早该给你写信，让你了解这里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其中古巴问题最受人关注。我与一大帮学生一道收听了总统的讲话，听完后，学生情绪低落了大约三个小时，而我很快就恢复过来。我参加了好些个激进的会议，会上说的话和英国自由党说的话差不多——这里没有人像我们那的核裁军主义者那样左派激进——至少我没有遇到过——但整整一个礼拜，我生活在一种疯狂的乐观状态中——真是疯狂，华盛顿熟悉内情的人都这么说我，因为据他们讲，情况真的很危急，差点儿就要发生可怕的大事了。我的乐观毫无根据。尽管如此，我总莫名地感觉战争前夕，到处会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会有一种预兆，一种先觉，而这次明显缺乏这种气氛。因此，我没有心情郁闷地四处游荡，而是去了纽约，观看《名歌手》的演出，十分精彩——看得出，全部由当地天才制作。艾琳去听了《埃尔纳尼》，也说非常之好，由蕾昂泰茵·普莱斯[494]和其他你能想到的名角儿担当主演。宾对佐尔蒂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是一位天才指挥家，虽然我怀疑，对他个人他不是太喜欢，不过会尽力把他留下来。因此，总有一天，一场激烈的竞争会真正开始。当然我们不能把他输给美国人。［……］不论真假与否，宾态度肯定地认为，至少和我交谈时表现出来的是，卡拉斯[495]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连乔治也这么说，是否意味着这是真的了？但毕竟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我不想成为不负责任，胡乱发表意见的人。斯特拉文斯基访问俄国回来后我见过他，他正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他们对他招待得很好，可是，虽然他很开心，并且很喜欢与K先生的交谈，认为福尔采娃[496]夫人是一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和智慧的女人，我没见过她，你是认识的——他太太也有同感——但是，他是一位精明的老狐狸，什么也骗不了他。例如，俄国人为制止由巴兰钦[497]主演的《阿贡》上演，曾温和地加以阻挠，但遭挫败。作品上演时，观众反响强烈，热情疯狂。当局为此有些恼羞成怒。通过无线广播，当斯特拉文斯基被问到正在进行哪部作品创作时，他回答说，正在为以色列国写一部《圣经》题材的歌剧[498]——主持人反应非常冷淡。没有进一步问他未来计划的问题，采访一下子便僵住了。但他似乎很快就恢复过来，因为他接着便被邀请到雅尔塔或其他什么地方度假，他显然打算在某个时候故地重游，只要生命和精力允许。
这里的气氛与英国的确非常不同。尽管人们陷入困境，却处处感觉到能量。他们几乎一心只想着国家，至少在华盛顿是这样——想着他们能做什么，俄国人和中国人能做什么——我恐怕在他们心目中，欧洲人多少有点儿像依赖他人的附属品。在他们看来，英国内阁拥有麦克米兰，他是真正的男人——还有霍姆[499]也是，尽管他的观点会遭到开明人士（一点儿不错）的批评，但大家都认为他独立、强大，富有影响力。至于其他人就要打折扣了。没什么关于希思[500]的消息，麦克劳德[501]似乎暂时失踪，消失在云端后面了（此处无双关意味），拉伯[502]被人认为十分软弱。他们几乎完全以人来判断一切——这点在这个国家处处存在。比如在华盛顿，你若问人们在从事什么工作，他们不会说“我在财政部工作”或“我在内政部工作”，而是回答“我在麦克纳马拉[503]手下工作”，或“我在麦乔治·邦迪手下工作”，或随便哪个人物。我们的驻美大使[504]——那天在华盛顿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很招人喜欢，塞西尔家族的魅力在任何地方都能所向无敌，收到完美效果。他领导下的使馆里全是些股票数据般的人物，我不知他们身为何人，但总体印象是那里没有什么可以谈得上话的。战时状况显然不同，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好几个使馆成员都个性鲜明，每个人都与美国政府中的各色人等有很好的私交关系，这使得情况极为不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莫德林[505]，不妨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派一些政府代表前来——我认为外交部以及使馆的人员编制简直让人绝望，他们只会充满嫉妒但又寸步不离地紧跟工会——派来的人必须个性鲜明，有思想，即便是超越其工作职责，甚至偶尔因为走得太远，说得太多而使自己陷入麻烦也无伤大碍，远胜过谨慎、温和、明智、沉闷的政府公务员。［……］我不该继续这么说话——它将我带回到当年，编发战时通讯的那个时候——这件事我很乐意为之，可现如今我是既没有素材，也没有机会做了。唉，真是一派胡言。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政治香槟的味道，令人为之振奋。就连肯夫人对艺术的鼓励——虽然遭到无关之人的嗤之以鼻和瞧不起，认为它过于势利和虚假——也使活动添色不少。对“文化”的鼓励直接来自［白宫］，这十分罕见，而为诺贝尔奖得主、作曲家和画家举办的聚会也是新格局的一部分。就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变得愉快八卦——帕米拉夫人[506]如果前来此地一定非常开心，不过肯夫人不太喜欢她——想必与她说的一些话有关，或许是因为她说的有关其妹李[507]的话。就此打住吧，否则我恐怕自己会信口开河，将我们俩陷入麻烦之中。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伯特尔·奥尔曼[508]
1962年12月18日
洛厄尔楼
亲爱的伯特尔：
来信收悉，十分欣慰，很高兴你的论文快做完了。普拉门内兹[509]是一位公正严厉的评审，同时也很善解人意。我完全相信他的判断，一定会帮助你的。因此，切记要给他好印象。至于我，有很多事值得一说——华盛顿的气氛的确不同寻常，变化迅猛，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之惊叹。所有当年主张新政的老熟人，都在这种速度和方向[510]面前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还是来谈谈更严重的问题吧：你准备怎么补贴你的经济状况？在这个国家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告诉我需要找谁，我会尽力去做的。［……］我和马尔库塞[511]很谈得来，他是一位与我志趣相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华横溢，十分讨人喜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E. H. 卡尔对任何一种思想都既缺乏理解也缺乏兴趣，应该阻止他写文章探讨这些思想。我怎么能不喜欢有这种想法的人？总体而言，我更喜欢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论他们判断多么错误，执迷不悟，也胜过狭隘的专业人士，不论其见解多么正确，无懈可击——重要的是思想的广度，而不是一致性或一些肤浅的与事实对应的形式——至少，这是在见过这里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之后对我的影响。在我看来，心灵渺小，就好比沉迷于某个小格局，让思想在其间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再没有什么比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这顶帽子适合谁，我就留给你去裁决了，无论如何，不会是黑格尔或马克思——但他们的某些门徒倒极有可能。我得搁笔了，要赶往纽约，说真话，是去过一个当之无愧的假期（绝非这里的午餐或晚餐，我怎么觉得，它们最后都变成了学术研讨会）。一定告诉我如何在经济上能够帮到你——我觉得这是目前的紧要大事，比任何其他事都来得重要。如果你想到什么，立刻告诉我，就寄到这个地址。代艾琳和我向波勒致以最深切的问候。
你的
［以赛亚］
致塞缪尔·伯尔曼
1963年1月8日
洛厄尔楼
最亲爱的塞缪尔：
谢谢你给我寄来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512]。形容它读起来令人愉快远远不够，简直是令人胆战心惊。除了反复出现的腐朽堕落情节，以及个人愤怒情感的大爆发，小说写得非常真实，有惊世骇俗的力量。如果由于遗传的结果，纽约的大部分人口是黑人，事情会怎么样？前些天，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噩梦般的景象，派克大街和第5大街上所有那些趾高气扬的大楼里白人们统统消失，只剩下有色人种，身穿蓝色中国棉衣川流不息——当然，是在革命之后。依我看来，贫民区最终总是要滋生暴力。想到这个国家将逃避这一命运，我应该感到放心才是，可我并不觉得那么肯定。当他描写一个黑人孩子在了解到自己未曾得到一个普通公民应有的权利，并在他长成年轻小伙子后，周围人还在不断地将这一不公平待遇强加给他时，内心所有的感受，我想它勾起了我对发生在某个其他地方同类事情的回忆——例如，在沙皇俄国的西部地区，发生在你我并不陌生的人身上。天哪，真令人为之心感不安。［……］
你的〈致以深情问候
以赛亚〉
致薇拉·魏茨曼[513]
1963年1月9日
洛厄尔楼
［……］我听这里的人谈起迪克·克罗斯曼[514]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演讲，是关于魏茨曼博士的。我没有到场亲耳聆听，也没有读过演讲稿，但从各种讲述来看，这个演讲应该不是我喜欢听的类型。他一方面不断强调他最为崇拜魏茨曼博士的几个方面——例如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对非犹太人和机会主义者的反感，等等——无限吹捧、极尽夸大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将魏茨曼博士比作某种冷酷无情、为权疯狂的典型代表，在具有欺骗性的绸缎手套之下，隐藏着一个威力无比的雄性铁拳。这点在我眼里，是对其所谈对象可怕的不公。不错，他更不喜欢其对手，但他似乎在利用他作为急先锋，以败坏英国及其他地方他意欲诋毁的政治家的声誉——例如，我不相信魏茨曼博士与他谈话的真实性。（您能证明这点真实吗？希望不能！）照他说的，魏茨曼博士问他：“你是反犹分子吗？”他回答：“当然是。”魏茨曼博士又说：“每个异教徒都反犹。很高兴你说了实话。”魏茨曼博士根本不可能说这些话，我甚至对他会问那样一个问题都表示怀疑。我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也许部分原因是魏茨曼博士的形象，就连敌对势力的有识之士也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想象力中留下印记；再有部分原因就是，迪克在文章里和其他地方，历来总是不怀好意地诋毁我，抹黑我。因此，这也会使我的判断出现偏差——人往往不希望残忍之人与自己站在同一边，看到他们与自己为伍，会感到如坐针毡。［……］
你永远的〈致以深情问候
以赛亚〉
致维德·梅塔
1963年1月17日
纽约
亲爱的维德：
［……］关于纳米尔[515]和我的故事不太准确——即便你是听纳米尔夫人[516]亲口所言。当年的真实情况是，纳米尔来看我，带走了一本《历史必然性》——也可能是我送给他的——因为在书中我引用了他的观点。他的确给我写了信，说“你一定聪明绝顶，居然能够理解自己说的话”[517]，此言让我觉得十分有趣。这封信一直由我私人保管，直到有一天E. H. 卡尔也过来喝茶，我说了此事，以证明纳米尔的辛辣幽默。卡尔后来将其发表在某个星期日报刊上，或者是告诉了某个人，而那个人把它公之于众了。我本人倒不是太在乎，可纳米尔认为我一定心情郁闷，便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那个话并不代表他对我的真诚与真心，希望我不要生气，说他很想知道究竟是谁如此卑鄙，居然把它透露给了八卦专栏作家，如此等等。我为此回信安慰他，告诉他我们的友谊和我对他的敬仰不会因此事受到损害。但是，这些真的算不上什么，虽然我脸皮薄，但还不至于敏感到这个地步。我相信，纳米尔夫人会为她丈夫写出一部最最杰出的传记，但不认为里面的事实都能准确无误，因为他本人也做不到绝对严谨、一丝不苟——有时这么说，有时又那么说。记忆中，有好几件类似相矛盾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总有一天，我会亲自为他勾勒上几笔。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杰出者之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纳米尔对［A. J. P. ］泰勒的态度明显非常敌对，毫不掩饰。至少从他和我的交谈中感觉是这样。他认为泰勒辜负了自己的天赋，在为钦定讲席教授的事一阵闹腾之后，这事你知道，泰勒与他断绝了关系，严重伤害了纳米尔，并因此增加了他对泰勒整体行为毫不留情的不满情绪，包括其学术行为和个人行为，特别在最后的五六年里更甚。[518]他，我是说纳米尔，在才华和个性方面与卡尔·马克思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像之处。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需要限定条件。巴特菲尔德[519]为泰勒的书叫好，我并不觉吃惊，但我知道纳米尔会说什么——他会持部分赞成、部分反对的态度，但这与他对泰勒的评价及对战争起源的看法，对我和对许多其他人而言，并不具相关性。不过，这无关紧要，你有你的消息渠道，也自有自己的结论。但我认为特雷弗—罗珀说得一点儿不错，倘若大师还活着，泰勒永远不会出这本书，绝不会！不出才理所应当。因此，纳米尔去世的悲剧意义在又一个方面显现。［……］
你永远的
〈以赛亚·伯林〉
致杰克·唐纳森
1963年［1月18日？］
洛厄尔楼
我正准备给你写一封长信，聊聊八卦，包括音乐、柯芬园等，可是休·盖茨凯尔的离世[520]顿时让我的脑袋陷入一片空白。可以想象，你一定比我更感悲痛。因为你们俩早就认识，又是真正的至交，而我只是认识他，喜欢他而已。在我看来，这件事从任何一个角度说都是一个可怕的灾难。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真真切切地认识到，而不仅仅是相信，E. H. 卡尔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罪过深重——个人因素、机会和运气以最明显的方式进入历史，否认这点，无异于盲从、逃避和懦弱。我不久就会回国，给我电话——接听人付费。
以赛亚
致杰克·史蒂芬森[521]
［1963年 1月21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杰克：
距离太遥远，我的生活又居无定所。你过得好吗？非常理解你与母亲共度的周末——请向她转达我最最深情的问候。我母亲也一样，完全不年轻了，没能与她同住在一个小镇上，那么多时间让她孤身一人，我感到很内疚——想想她的护工如果突然因为什么原因不干了，那该如何是好？让她孤零零一人待在房子里？每天一到晚上这个念头就让我坐立不安，白天还好些，因为要忙于其他工作。［……］我来这里貌似要完成三本书——完不成三本书要比完不成一本书容易多了——可是，这里每个人都太热情好客。我很熟悉这所学校，实际上是第四次来了，我也很清楚，是些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完成书稿。比如上课啊，发表一些推不掉的演讲啊，如果拒绝所有邀请，会给他们留下极坏印象。问题是我做得过头了，心里为之后悔，又自己折磨自己，为西非报刊写哲学文章，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522]上——很高兴你觉得它对你学生不是太艰涩无用——诸如此类。我对自己写的任何东西都毫无信心。就像钱币——如果是自己造的，感觉就像是假币。［……］对自己的作品抱有这种态度，无疑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客观来看，也的确无理荒唐。可是，我这一生都是这么感觉过来的。因此对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缺乏自信。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学家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为它辩解，甚至改变——但老狗学新把戏，还是为时过晚了。因此，我想自己应该就是这个样，不会有大改变了。盖茨凯尔的离世让我非常忧伤，我认识他，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尊贵的人。很难想象布朗先生[523]领导的政府——而威尔逊先生[524]领导的政府则更难想象。
顺便向你和贝蒂致以爱与节日的问候，祝你们新年快乐。
你的
［以赛亚］
致格莱德温·格莱德温
邮戳日期1963年 1月24日［副本］
洛厄尔楼
亲爱的男爵：
我永远不会再试图亲笔给你写信——太费力，而且太容易写错字。非常喜欢你的来信。首先，我要伤心地告诉你，这个夏天我们无法前往希腊群岛了——虽然它是那样的诱人——考虑到我继子们的时间，与游轮出发时间正好冲突，不好安排，是他们父亲定的，到时我们只能待在坚实的意大利海岸——要说，整件事还真像一团难解的乱麻。休的去世令我非常难过。简直就像一场大灾难降临。他既聪明又尊贵，感觉敏锐，想象力丰富。完全不像艾德礼[525]，没有仇外思想，做事理性，兼具原则性和权宜考量，在我看来几乎到达理想境界。我想，他偶尔也会犯错，但比起战后英国政界的其他人还是要好多了。总体而言，那些公众面孔在我眼中似乎相当可怕：他们身上是有让人崇拜之处，有让人着迷之处，有让人满意和令人兴奋之处，但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身处公众生活，在某些方面显得不近人情：说话太刺耳、太残酷，似乎由非人类物质构成——过于粗糙和无所顾忌，不适于建立私人关系。我觉得这点对成功和失败的政治家都一样适用，相差无几，例如丘吉尔和克罗斯曼。而盖茨凯尔，在我看来，还保留了人性的一面，还拥有一份良心，这份良心既不会折磨他，也不会束缚他。不过，我这份讣告得停笔了。
在这里望去，英国的确就像一个极小的岛屿——其中的原因我了然于心——其作为卫星国的感觉就连英王室也不会羞于承认——白宫的确不同寻常——它是这个国家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朝廷［……］。
你的
以赛亚
致理查德·克罗斯曼
1963年1月3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迪克：
我购得一份《曼彻斯特卫报》，上面登有你的评论，真希望没有读到……看来，你又回来啃咬折磨老骨头了——那些无足轻重的牛津大学教师，沉闷而怯懦的学究们，日日埋头于琐碎并具破坏力的工作，而身外的世界正在崩溃，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怀疑即便面对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敌人，如今的你殷勤而急不可待地围着他们打转，是否也能做到不偏不倚。但确凿无疑的是，你批评这本书作者们的话既不正确，更有失公正。［……］这本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政治哲学家当然非威廉斯莫属。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其独具特色的理性主义观点。这使他成为目前伦敦几乎是最好的哲学教授——他频频做客电视节目，鼓舞和振奋了多少年轻人，这些全都直接源于他对政治问题的深切关注——其间并不缺乏积极正面的学说教义，也敢于面对当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事实上，这么做获得了巨大成功。［……］
至于可怜的我自己——说到我的文章标题，你认为极尽细致微妙且慎之又慎，但它并非我的发明，而是那本法国政治期刊定的题目，我向他们召开的研讨会提交了论文[530]，所以你得责怪所有那些来自巴黎的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我说20世纪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论述——或者其他——我仍坚持这一说法［……］。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你和理查德·佩尔斯[531]之间的对话，关于《我的奋斗》在作为政治理论书方面，是否比理查德支持的某位作家——好像是托尼或格雷厄姆·沃拉斯[532]——来得更为重要。我的观点是，不可否认，在短期内，希特勒会更有影响力，倘若以产生的效果来看，或许在长时间内也是如此。但那并不重要——真正经得起时间侵蚀的是知识的深度与力量，而不是某种政治宣传，将心灵束缚在立竿见影的实用目的上，永远无法腾起超越。列宁唯一论及政治理论的严肃作品是《国家与革命》[533]，但就连这样一部书，其中一半内容都淹没在死气沉沉的争论的重压之下，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缺少关联度，甚至比不上他自己或其他人的共产主义作品——你难道不同意吗？
教会人们如何看穿拙劣的论点、站不住脚的推理，以及伪装成论点的凌乱思路和情感，我觉得没有害处——实际上，这点其他人做的比我高明得多，出色得多，因为我也许对观念的历史演变和思维模式更感兴趣。有些指责不无道理，说我在试图将太多的生命力注入已然消亡的反动派和革命者的声名狼藉的旧观念中时分析不足。如果你想攻击的是墨守成规，那么，俄罗斯、中国和罗马教堂在这方面，与我们西方的大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几乎都是一丝不苟、小心谨慎地试图了解其对手的思想，并因此遭到他们鄙视。早在19世纪，德国形而上学的爱国者们——扬[534]、阿恩特[535]等——就曾有过怨言，指责他们的教授只懂专业和学术，而不把年轻人充分武装起来，以捍卫德意志民族和德国理想。不久后，便出现了特赖奇克、西贝尔[536]之流及其他的政治学教授们，他们高声呐喊，充分酝酿，为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1914年德国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充足的意识形态温床。当然，迈内克的《德国的浩劫》一书[537]——我们这个时代最高贵的政治宣传，为那些想要教授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用真诚动人的方式向学生们填塞政治课程和意识形态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回答。老实说，我认为你正试图复活一些非常古老的死马，想赋予其神韵、技巧和文采，使其不愧于一个更高尚的事业。
至于我自己，可谓处在前后夹攻的尴尬境地：你认为我是一个谨慎小心、难以捉摸的逃避者和懦弱的学究；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指责我争论问题时过于锋芒毕露，喜欢一概而论，过于任性。再有就是不够谨慎，纠结于细枝末节，未能保持足够的学术中立态度。所以我左右不讨好，做该死，不做也该死。不过，我没关系。只希望借此能够说服你，对类似那本你评论的书籍，即便它们在圈子里不算特别出色，还是比程序化的口号要好得多，就算从政治方面来看也一样。［……］我担心并未说服你。不过，你不应该如此猛烈地棒打无辜牛津教师的头，只因他们让你想起了一些在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岁月中不愿想起的鬼魂。我依然认为你关于柏拉图的书[538]极为出色，并很高兴为它写了封底简介，虽然为此我也遭到了严厉批评。如果我认为你真的抱有你在《卫报》评论文章中的想法，说实话，就不会给你写这封信了——但我相信，它是建立在对所发生的一切的一个极其错误的印象上。你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改变我的想法，相信你不会希望只是以一只文学恶虎的形象出现，只要能够满足对鲜血的渴望，咬谁都不在乎。
不需要回这封信，但我希望你能回。
你的
〈以赛亚〉
致理查德·克罗斯曼
1963年2月11日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迪克：
十分感谢你给我回了这么长的信，同时感谢你在十分活跃和繁忙的生活中，对显然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关注的问题给予如此关注。［……］
看来你的确非常鄙视牛津大学的教师，特别是他们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实际上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拘泥于细节，孜孜专注于技术和专业的一面，我想，你一定是认为这种方法毁了这些学科。但在我看来，任何进步，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总是由其自身一定显得深奥和需要某种技术的思想促成的——例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甚至伯克利[539]和休谟，他们对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机灵、“务实肯干的政治家”来说，一定看起来都属于这样的人。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就是由这类“技术人员”引发的一点点进步而最终产生的，然后由洛克和伏尔泰、卢梭、卡莱尔、拉斯基等广为传播。他们本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原创者，但肯定是建立在前辈和同时代人相对深奥的著作上的。［……］
好，来谈谈达伦多夫[540]。相比赫伯特·哈特，我更同意你的看法。赫伯特认为达伦多夫的文章毫无价值，体现的是社会学家当中的低水准。我不像你那么夸张：但它给我的感受和你相同，即它给我震撼，促使我思考。对一篇文章而言，没有什么比类似这样的冲击力更为重要——或许我说这话也有点儿过了——至少，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冲击力更好，除非它包含了某些新颖、独到的真理。重读达伦多夫，我现在认为他只是用一种新颖且有用的形式，重复帕累托[541]一直在论述的关于精英循环的观点，即总是有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存在，不平等在社会结构中是自身固有的。那么，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使得一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加平等？在我看来，社会赖以生存，同时对其凝聚力必不可少的林林总总的价值观，来源于各种观念和思想。其中，平等观一定不能缺少。这种观点认为，无论在出生或世袭或身体或精神条件方面，不存在天生的不平等。总体而言，人与人没什么两样，等等。这也许不够真实，也许是一个神话，但只要它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是一个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内部群体就始终会觉得，除非它解除外部群体因为这点而产生的担忧，否则它自身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同时，不给外部群体这样一个印象，即他们这些内部群体的人，并不在某些方面有特别支配权。当然，每个社会都有发号施令的人和俯首听命的人，这一不言自明的真理就连托尼（实际上，几乎包括每个写过关于平等论述的人）也坦然承认——我想，只有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在此列，他们认为，管理人的政府和协调事的行政部门都没有必要存在。姑且不考虑这些人，如果你具体研究一下那些试图实现平等的社会，例如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不考虑原住民），或斯堪的纳维亚或以色列，所有这些都明显要比例如英国这样的社会更加平等。它们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尊重人的社会，但仍然孜孜以求——最引人注目的是，管理阶层仍需千方百计巴结讨好他们的选民，并将国家治理得让所有普通人都能够安于现状，不会过多怀疑精英们有什么千秋不倒的野心，或执政集团需要享受任何特殊的专属条件或优越地位。如果他们真是以这种方式俯就其民众，这一点本身就能使这样的内部群体更加开放，更可渗透，更容易推翻——事实上，也就实现了民主。［……］
接下来，谈谈林赛[542]和拉斯基[543]。关于林赛，我已准备好妥协。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好比伦敦浓浓大雾中隐约驶来，但很快又被黑暗吞没的大型公共汽车。但是，其庞大的身影仍然依稀可见，显然来源于T. H. 格林[544]以及其他一些卓有洞见的杰出人物。我很明白你为什么要向他学习，完全不否认你思路清晰，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毫不宽容的学术标准。我很熟悉林赛，喜欢他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同时深受他个性影响。我想他代表了某种东西：他关于民主的鸿篇巨著或许遭到了不该有的忽视。［……］
拉斯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确实认为他是一个肤浅的雄辩家，林赛本人也这么看，他毁了这个话题。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像林赛所说的思绪混乱，如果你带着任何问题读他的著作，永远不可能找到哪怕是相接近的解决方案。你说到他的数千名学生，或者不如说他“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会认为，你说他‘使这个话题泛滥成灾’[545]的批评，是对一个非常伟大老师的荒谬诽谤”。如果他们这么想，他们就错了。我确实见过他的学生，在印度，在以色列，在美国，我想，还包括在英国。根据他们的说法，我相信他们，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师，一个非常善良和敬业的老师，一个喜爱自己学生的尽职的老师，对同事非常友好，总是不厌其烦、兴致勃勃，对别人的话报以兴趣、愤怒或惊叹。所有这些我都一概承认。但在我看来，他的著作里，每一页中思想的含量，可以说却低得荒唐可笑，结果便造成这样一个结果：虽然他作为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鼓动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常常口是心非，但或许大多数时间的确投以发自内心的激情——可是，他对其门徒的影响，是让他们把语言误以为思想，把对语言的表述误以为对事物的表述。我认为，林赛属于传统派，对传统我并不比你少丝毫尊重。但我真的认为，拉斯基是传统的背叛者。一方面，厄内斯特·巴克[546]从右的角度，喋喋不休其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拉斯基则摇唇鼓舌，从左的角度同样老生常谈——这一点，比逻辑实证主义更甚，我认为也是导致这一切不如人意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即所谓的外部环境。你指责我是我这一代太典型的代表：力图让今天的年轻人阅读拉斯基，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任何一位有杰出思想的人——无论从事哪种行业的工作——在我看来，都不可能被拉斯基所塑造，塑造他们的是林赛、托尼，以及整个巴利奥学院传统，或许还包括格雷厄姆·沃拉斯和费边主义。拉斯基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字编织者，给了魏玛共和国恶名，而不是美名。我听过一两次他的讲座；灿烂如绚丽烟花，令人赏心悦目，听起来非常过瘾，但听完后，如果你想回忆一下都说了什么，却除了兴奋感，什么也没留下。［……］
如果你认为当前牛津大学教政治学的传统是让伟大的哲学家们“变成猴子”，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当然记得你指的是什么事情。考虑到他们只会在课堂上满嘴谬论，任何一年级本科生都能轻易揭穿，以这样一种方式怎么教授洛克或柏拉图？居然使学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巨大声誉。
你说你通读了整本书，但我认为，恐怕你没读完我那篇文章。倒不是说它值得一读，而是说如果你从头到尾读完，肯定就会明白我整篇文章的观点，即政治理论是伟大模式或模型的继承和演替，它将人类从先前的模式或模型中解放出来，然后它自己又成为刻板成见；它照亮了被其他模型所掩盖的事实，但与此同时，通常又会掩盖了被其他模型照亮的事实；当人们遇到与旧困境和老问题相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时，他们会重新回到旧模型中，以寻找解决方案。因此，要试图了解政治理论，首先必须掌握症结所在，是什么社会环境、什么问题让人痛苦，为什么新模式，如柏拉图提出的按几何形式构建的社会，或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按生物物种构建的社会，或斯多葛学派提出的自动组合的社会，还有如社会契约论，或社会有机体论，或公意论，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具有伟大意义的隐喻，似乎在解放和启迪思想的同时，又如此控制和禁锢着社会和教师们的想象力：这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点，然后才能致力于解决逻辑混乱、前后不一和不连贯的问题。否则，毫无疑问，整个人类思想史会变得难以理解，社会或政治理论的功能和效果也将随之变得不知所云。
［……］我仍然认为你对牛津以及它的所有模式存在反感心理：你完全想歪了，将它跟20世纪30年代的极度迂腐与卖弄学问混为一谈。跑着读不了的书便不值得一读。但求你允许，我还是想尽力说服你，你真的有失公平。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理查德·克罗斯曼
1963年3月6日［经手写多处修改的打字稿］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迪克：
之所以没有立刻回信，主要是出自想宽恕你的愿望；不知怎么这个愿望就减弱了［……］。
为什么没有人写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鸿篇巨著？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主要目的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经济，而是社会：社会哲学没有学术专业，没有纯粹的传统观念；它一方面繁育（通常是局部和琐碎的）和积累社会学数据，另一方面从涂尔干[547]或韦伯[548]身上生产巨大、乏味的美国气球；此外，之所以没有宏大杰作出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还没有人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深恶痛绝——没有到那个地步——或者事实上，尚未对它的威胁感到无法容忍。如果共产主义在英格兰的威胁更大，更迫在眉睫，我想它会引发一场适当的辩论：但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愿意为资本主义而死；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修正的集体主义；并且斤斤计较于多少才不触及原则问题；在美国，他们也没感觉到太多威胁。而我认为，杰作，唯有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不一定需要在战争和动乱中间。以休谟为例，他当时就是预感到在法国可能发生可怕的震荡，担心激进分子们已经走得太远，对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寒而栗。[549]我们似乎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对俄罗斯不以为然，对冷战不以为然，对原子弹也不以为然；今天的英格兰，看不到真正的开膛破肚的意识形态之战——不像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还包括20世纪40年代中期。今天的“愤怒”文学，关注的是腐败没落的教育——“宗教”因素在所有关于分离感的讨论中，在核裁军运动中，在所有自由卢梭主义——D. H. 劳伦斯主义中［……］非常突出——还有虚假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分化等，没有人关注为什么X应该服从Y，或“谁是主宰，谁是仆从？”，这大概属于政治关心的话题；人们不满的是心理不适、虚伪不实，以及缺乏爱心、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再有就是“分离感”、阶级意识和阶级教育等问题，很少关心邪恶或蒙受蛊惑的少数人，腐败的官僚机构以及流氓帮派等如何压迫绝大多数人——就像道森[550]和张伯伦[551]，或是艾德礼和贝文[552]，又或者是盖茨凯尔和布朗——应该把他们赶出英国。然而，不论这一做法多么具有社会学意义，与美学意义多么背道而驰，它对正义、政治和经济平等或参与政府管理或民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并没有迫切要求；它不是功利主义或反功利主义，支持或反对个人价值观和自由；而更像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但求建立一个精神上健全的社会，清除壁垒，呼吁某种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信息和假设的平静、温和、小英格兰式的理性社会秩序。这根本不是政治，即便表现激烈，也大多与青少年犯罪或对上帝或父母或社会秩序的信仰坍塌有关，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感兴趣的事物，与密尔就更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与你我现在和曾经的兴趣也丝毫无涉。本质上，这是一个反政治的情绪，并且是世界性的——这里有，俄罗斯有，德国有，当然在美国也普遍存在，我想在其他地方肯定也有。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似乎强过邪恶的、弄虚作假的逻辑实证论者：或者倒不如说我们是与时代精神相同的副产品。
可是，他们也有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这点我不否认。
你的
以赛亚
致史蒂文·卢克斯[553]
1963年4月4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卢克斯：
感谢你寄来的文章[554]，待会儿我会对它略加点评。本来很乐意与你当面讨论一下——可是很遗憾，我得在星期天赶到法国，14号回来，可立刻又得上医院动手术［……］。
我从内心赞同你们的总体思路——尤其是你们对因为某些选民样本表现出冷漠、无知等，便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治愈同时也是理想状态的命题的反驳。对我来说，似乎整个概念共识是怀疑；它抨击了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后者将公众这端对政府采取的冷漠和疏远的态度等同于赞成与认同——例如像在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国家农民的态度，或在希特勒统治下大多数非纳粹德国人的态度，而事实上，它是大多数似是而非的保守论证的基础，从伯克开始，用来反对个体积极参与管理自己的社会——要把一切都交给专家、精英分子、专业人士等管理。这与政治对普通的体面个体来说要么太重要，要么太无耻（或二者兼具），不宜他们涉足的观念如出一辙。关于这一切，要说的太多了——追根溯源，它始于斯多葛等学派，这点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谈。
对了，你问我是否因为引用了我演讲中的话而感到生气。我是生气了。你把我与主张将冷漠作为和平政府的一个必要条件的人相提并论，让我与整个反民主人士为伍。的确，所谓消极自由，我指的是免受干扰的自由。但首先，我不认为这一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捍卫，不惜以牺牲其他价值观为代价，如正义、福利与发展各种社会功能与特性，这些是任何社会要保持生机所必须拥有的——我至多只需守卫一个最低限度的区域不被侵犯，并寻求建立这样的理念，即其他那些同样重要的价值观，为了要支持它们，有时自由必须被搁置一边，但它们不可自诩为自由，否则就会产生知识混乱和邪恶的行为；其次，欲望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外部力量，这是基础，正是因为曲解了这一点，才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后果——在你的文章里，我与之为伍的是对此发出警告的人，就其本身而论，便可能导致对自由主义的颠覆；再次，我从来没有写过不利于民主的内容——个人能够最大可能地参与其公共生活的愿望——即便是康斯坦[555]，我的想法当然来自他，也认为民主是对任何程度的个人自由的唯一保障，虽然一些民主国家比一些开明专制国家更常将其碾压。所以我认为，让我与这些人同流合污，是极大的不公，彻底歪曲了我的立场。因此，如果你能把我的名字拿掉，我将不胜感激。
［……］我没有说过也不相信，只有在选民表现出合理的冷漠时，个人自由才可以生存，好的政府才可能蓬勃发展。当今最健全的平等社会，如丹麦、以色列、新西兰等，从来不会明目张胆地镇压个人自由或民主行动；然而，在你文章中，却好似我主张的是其反面。请求还我公正！［……］
因此，这封信的目的，一是提出抗议，二是希望你到医院来看我，或在5月初我们约个日子在牛津见面。
你忠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安娜·卡琳[556]
［1963年4月初；手稿］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尼乌塔[557]：
“我无法用俄语写信：无论是文字还是感情。有些事我想说，可那些单词甚至字母却逃得远远的：也许这是因为我在孩提时代便停止用俄语思考——所以我只能用那个语言表达‘幼稚’的内容——请你原谅，下面我将改用英语，这个语言既不悦耳，也不带个人情感，更毫无亲密可言。”[558]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此事多年前已心有准备，然而，当它真的发生，却和所料想的完全不同，更糟糕的是，一切都从此改变了。我父亲去世后，我就开始害怕哪一天又会失去母亲，非常害怕，就是这种心情。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你母亲[559]很幸运：背井离乡已经够可怕的了，但只要某个联系还存在，无论你们多少次吵吵和和，便都可以容忍，这个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进程，它不断维持着，使你的母亲（或许也包括你）免于陷入疏离。[560]我可怜的妈妈才真的是孤单：我也去看望她，也和她争吵，但远远不够：我心感内疚，却不知道补救。孤独，即没有足够多的人理解我们所说，是我们这些东欧移民[561]不得不习惯——却永远不愿去习惯——的命运。你妈妈去世时感觉很累吗？希望如此。当人充满活下去的希望——特别恐惧死亡，却不得不撒手人寰，这种情况更糟。九十一岁已经是高寿了：而且一生被人所爱，被人关心，无憾了。天哪！好想说点儿什么，可所有语言就像干巴巴的铅字——什么话都想不起来——我只想说，你写信给我，仅这一点就令我感动不已［……］。就是这样，太不够了。说出口的全都干巴巴枯燥无味，而且全在说我自己。言犹未尽，一切或许只能尽在无言中了。生活还得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还得勇敢坚强，努力挺住：虽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这只是某种犹太人返祖现象——经受磨炼——因为我们生活在陌生人当中[562]——不让步——不低头——只管前行就好。
对于这点，我感受十分强烈：我们好比一支想象出来的军队之中的一员，这支军队不断遭到摧毁和破坏，但始终朝着某个未知却必须到达的目标大步向前——就像卡夫卡一般[563]。我不能再唠叨下去了。去信只是为了祝你好上加好：如果心情尚可，欢迎星期六晚上光临贵宾席——只有我母亲、艾琳、迈克尔［·斯特劳斯］、斯图尔特和我——不需要盛装打扮（上演剧目为《唐·卡洛斯》）。
深切的问候
沙耶[564]
致杰克·唐纳森
1963年5月2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杰克：
随信附上一则剪报，是《周日快报》上的文章[565]，我那位可悲且堕落的同事A. J. P. 泰勒写的。此人正如罗宾斯勋爵在董事会上对我们说的，已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大家的藐视，因此，它不太可能给你带来愉悦。约翰·丹尼森向我表示了颇为虚情假意的慰问，而伯内特·帕维特则发自内心地感到震惊，认为作者真是下流透顶。为此，加勒特向马克斯·艾特肯提出抗议（这么做很有好处），叫他赶紧罢手。泰勒实际上已成为比弗布鲁克勋爵那帮人中走狗式的人物，为了取悦他们，随时准备对任何一个手无寸铁的路人扑上去咬一口——这仅仅只是整个反文化宣传的一部分，《标准晚报》已实施了多年。泰勒，自从他未能获得教授职位，便以出卖灵魂为荣——从本质上来看，他并非极端邪恶之人，可现在怕是却成了一个可悲的骗子。更让人不愉快的是，戴维·韦伯斯特不仅非常喜欢那篇文章，还把这种喜爱告诉我，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你能够喜欢这样一个人吗？［……］
与此同时，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如果比弗布鲁克办的报纸与左翼的社会党人勾结在一起，专门围绕上流社会文化进行抨击，那么，第三套节目[566]，以及柯芬园等，便可能紧随其后受到伤害。只靠任命一个像伯纳德·威廉斯这样善良、温和、认真的正人君子，我们将无法与之抗衡，以充分保护自己，虽然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这么做。为此，我们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力量：首先要聘请一位真正的作曲家——如果布里顿不行，因为他不想来，可以考虑蒂皮特；[567]要么就是伦诺克斯·伯克利。[568]他们是否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不重要——董事会成员中不能把专业音乐家完全排除掉。并且，佐尔蒂也需要有人制约。此外，我本人将支持把布思比勋爵吸纳进来。[569]他的确会让大家抓狂，可是，一旦我们失去了沃尔特，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忠诚得多，虽然有些捣蛋。如果请求他，他一定会利用所有媒介，有力捍卫董事会，并全面得胜；相比所得，他会付出更多；为我们做出巨大贡献，就像当年布兰登·布拉肯[570]在英国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一样。由于人们害怕被他公开嘲笑，在他接管后，情报部在下议院受到的攻击比起从前明显减少。
［……］经过认真考虑，我已得出结论，他（戴维）实际上不是个好人，不希望我们好，对歌剧毫无兴趣，只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经营着罢了，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看重能力，享受自己的地位，但内心里对我们谁都不喜欢，基本上认为巴格里特[571]比我们重要得多，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关于美学的废话，可以在一个愉快的商业基础上进行对话。相信我，我没有夸大其词。[572]我知道，要想软化他，跟他搭上话，必须以朋友身份，用玩笑的方式跟他打交道，过去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跟一个人交往，必须以远离歌剧、角色、演出原则等为前提，而一旦谈到这些话题，他脸色就会一下变得阴沉、不耐烦，摆出一副厌恶样子，那就实在太无聊了。我并不是说如果是宾这样的人，我们会与之更好相处，但至少管理层必须有能力，能够像比恩先生[573]那样，既懂得经营，同时又能保持高度的人类善良与美好，体面正派和理想主义。
回来后尽快让我知道，我会向你报告前方的最新进展情况。
你的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3年6月20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兰：
［……］关于普罗富莫案，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合适来告诉你。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隐情。黑尔什姆子爵[579]周末到访全灵学院，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与前些天首相在下议院的讲话中所披露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此不再重复。我觉得，不同寻常的倒是普罗富莫居然有如此胆量，撒了这么个弥天大谎——当人清楚自己的行为明显是犯罪，却以诽谤罪起诉他人，这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奇怪的是，没有人拿他的意大利佬祖先说事来攻击他：只说他的家族来自西西里岛，也有人说是撒丁岛，另外还有人说是的里雅斯特。他的父亲是英国二等高级爵士，祖父不用说是意大利人，母亲是英国人，非常富有。[580]他的姐夫是英奇利的贝尔福男爵，写了一封颇具胆量的信给《泰晤士报》[581]，他是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僚属之一，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每日快报》没有对普罗富莫穷追不放的原因，它本来是会这么做的——信中说他是怎样一个好人，如何善待他的家人，对他的选民多好，多么忠于首相，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陆军大臣，对军队多么全力以赴，还说像黑尔什姆勋爵这样高贵强大的基督徒，真应该在他对待堕落同僚的态度中找到一些基督慈善成分。［……］
麦克米兰才真正是身处困境：他在加尔布雷斯问题上没处理好，加尔布雷斯显然行为轻率，却并非不当，而他又不想再次被人指责为难自己的大臣。[582]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他信奉个人自由，对性之类的话题极端恐惧，避之不及——“我年轻那会儿，大家都把女性奉为偶像”，他曾经这么对我说，我敢说这仍然是他的态度。因此，当普罗富莫向他保证，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时，他很难会继续穷追不放——倘若一个首相不相信其同僚的话，仅根据可疑的黑社会成员提供的信息，便毫无来由地调查他们的私人生活，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打压内阁士气的了。此外，对麦克米兰来说，很难在下议院愤然而起，发出雷鸣般的宣言，重申家庭生活的神圣和私人道德的重要性，因为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就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他本人一直行为体面，却是一个受害者，就像你知道的那样，被和蔼可亲、讨人喜欢但毫无原则的B勋爵[583]欺负。尽管他终其一生坦坦荡荡，洁身自好，充满勇气，荣誉等身，但在个人生活上却遭受重创。如你所知，这阻碍了他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而这是《泰晤士报》希望他做出的。《泰晤士报》上的头版文章全是泛滥的伪善之言和虚伪说教——所刊登的大量信件也是如此。[584]斯帕洛写了一封精彩绝伦的信给《泰晤士报》，[585]谴责普罗富莫，但同时也抗议那些令人作呕的维多利亚式的垃圾文章，多数是科茨沃尔德区具有男子气的女士们投给《泰晤士报》的，而该报则迫不及待地将其付印发表。所有这些都怪我的主编朋友[586]，他是一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自视为这个腐败社会的萨沃纳罗拉[587]，我希望他不要这样。［……］
四天前的晚上，我们一起在白金汉宫进餐，迎接印度总统[588]。场面华丽壮观，宫务大臣科博尔德爵士[589]，虽然带着他的随从，看起来有点儿古怪，但他们红色天鹅绒垫子上光彩夺目的黄金饰物——看得出来是詹姆士一世时期和斯图亚特王室时代的产物——在宴会厅明亮灯光下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富丽大气。还有我们进餐用的金色餐具。食物本身就像一个大学，不好不坏，但那些鲜花——玫瑰、矮牵牛花等，在金碗中喷涌盛开——灿烂夺目，前所未见。我敢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专门为印度人安排的，因为他们喜欢东方的绚丽多彩。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某些方面甚至充满喜剧色彩。可怜的麦克米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看起来疲惫不堪。我把这些讲给布兰德勋爵听，可他居然说从未到过白金汉宫，渴望能有机会前往，令我惊讶不已——这意味着他不在任何排行榜上。
梅森·哈蒙德很快会抵达，无疑会对我们的道德状况表示震惊——我必须挺身而出，奋力捍卫。罗尼和玛丽埃塔也来了，准备周五来看我们。如今的英格兰，家家户户都在谈论普罗富莫案，在我看来其他地方也一样，可谓无处不在。从未有一个话题让大家如此感兴趣，如此津津乐道。［……］
知道吗？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净化国民生活运动！我想，有许多内阁成员，议员们就更不要说了，都得对他们各种存在猫腻的社会关系进行清算。除此之外，过去的几星期里，这里充满了超自然力大师拉斯普京的味道，而过去的这几天，则让人想到旧体制时代[590]。总之，就像公爵夫人可怕的尿失禁一样，加尔布雷斯、瓦萨尔、弗莱彻—库克[591]等，一样也都是丑闻人物。我认为这么说是公平的。主教们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应该要求基督徒阅读，等等，令人作呕的喜剧演员，某种类似左翼思想和颓废生活的情绪，魏玛之流的思潮，的确弥漫在我们当中。也许这一切无伤大雅。但我感觉到，一代人真的从舞台上消失了——在白金汉宫时，麦克米兰向我保证他不会接受荣誉爵位：“作为一个贫穷佃农的孙子，能够给人颁授嘉德爵位，这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可一旦自己接受，就索然无趣了。”他说：“我不想坐在下议院高谈阔论，发表些没人爱听的空谈，也不想无所事事待在上议院，做些同样无聊的事情——不，不，我要回到出版社出版书籍。”我们等着看好了。我喜欢他，尊重他，不希望他过得不开心。总体上他做人很好，对他目前所处的状况，我很难过。［……］
〈致以深切问候〉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3年7月19日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罗兰：
花了好长时间，饶有兴味地拜读了你那一大番重磅抨击，可谓是当下时代最强有力的谴责。其力度之大，此刻仍令我有晕眩之感。我想有必要逐一予以回答，否则你会认为我是那帮肮脏下作之人的盟友，不惜洋洋万言，痛加鞭笞。［……］
首先，你认为我对哈利和基勒小姐的批评，远比对阿斯特勋爵和普罗富莫来得严厉。的确如此。普罗富莫已经受到惩罚。他做了什么？不过是与一名妓女有染，当有人警告那个整骨治疗师是个危险人物，最好远离——他立刻甩开了此人。他之所以继续与基勒小姐交往，显然是已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但就我们所知，他并未向其透露任何国家机密，只是欺骗了自己的妻子[592]，对政府和议会说了谎而已。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希望在这些指控上为其免罪。他的主要罪行当然不是因为有婚外情——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格莱斯顿还是哪一位，说他毕生只认识两位首相不曾与其他女人通奸的；你只要想想劳埃德·乔治[593]都做了些什么［……］相比之下，普罗富莫几乎算得上天使了。我仅见过普罗富莫一两次，并不喜欢他，可他所犯之罪充其量也就是存在赌博侥幸心理，以为靠撒谎可以蒙骗过关。殊不知，他把赌注押在了政府的信用上［……］。无论如何，《泰晤士报》为此惊恐万状到那种地步，好像就因为某位内阁大臣玩弄妓女，英国的整体国民生活便会就此沉沦——该报主编明明知道，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我们一些大臣们的私生活（曾经）多么糟糕——如此惺惺作态、虚假伪善[594]，令我深感震惊。
我对基勒小姐本人真没什么反感，除了她的散文体回忆录令人作呕的文字[595]，我读了大约五行——即便那些我也但愿自己不曾阅读。不过，散文体不是一切。
其次，［……］身份高贵的人与水性杨花的女性见面，外加一些英国贵族伴随左右，这种情况在18世纪非常普遍，到19世纪也只是略微少见了些；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与十六岁以下的女孩有性交易简直令人无法接受；有一点我是赞同你的，要怪就怪这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富人可以这样的方式剥削穷人。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切汇集到其逻辑顶点，那当然便意味着我们必须废除这个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些人明显要比其他人富有，而实际上这可能理所应当，名正言顺；只要有人比其他人富裕得多，卖淫便将继续，无须费尽心机试图加以隐藏——比如说，优雅帅气的男人可以拥有漂亮美丽的情妇，只要不到处声张——此举只是为了最终阻止丑闻爆发。这将直接指向共产主义道德观。而我与之不同的看法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废除卖淫付出的代价过高，因为它会摧毁许多属于我们文化的东西——就像在俄罗斯已经明显发生的那样——而那些东西是我们倍加珍视的。在暴力改革或革命开始之前，我们必须权衡孰重孰轻。但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靠金钱可以买到性快感，卖淫被认为普遍正常，那这个社会将令人感到痛恨悲哀。我本人并不相信贵人施惠或富者施惠——这个公式太有失平等。当然，内阁大臣和达官贵人们应该行为检点，以免危及他们所信奉的，以及以他们为象征的政府机构。普罗富莫就属于行为拙劣不当。不过我与《泰晤士报》看法不同，以我的观点，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从直觉出发，我的反应恰恰相反：我厌恶不正当行为；厌恶性自由，其程度之甚，就连踏入夜总会也难以接受——即便是最体面的夜总会——并且远远避开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文化，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也避之不及，更不用说任其玷污了。但我不能为此辩护；这只属于个人爱好。我不希望仅仅因为它令我不快，冒犯了我，便剥夺他人的行为自由。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样，总体而言，我认为任何行为，只要不直接损害到他人，就应该得到宽恕，即便这个行为令人厌恶；换句话说，它不应受到惩罚，虽然人们完全有权对其任意评论。［……］
你批评说，现在已根本不存在什么优雅温良的高贵善举。我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认为，那是为了争取更大平等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尽管财富差异依然存在，这种平等无疑正在所有的社会中日渐发展。沙俄时代比起如今的苏联，就能见到更多的高贵善举和守范行为——或许并非出于更高的社会或个人道德，但毫无疑问行为更加得体。[596]在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五时代，循规守矩的行为也胜过拿破仑统治时代。那时，农民受到的压迫较少，无辜的鲜血并不那么常流，遭受不公和残酷待遇的恐怖经历也不那么频繁发生。
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就必然要成为另一个人的代价，但历史似乎的确在告诉我们，追求社会公正的行为，必然导致贵族准则以及贵族礼仪的毁灭。具有真正贵族气质，并且在贵族环境中教育长大的人拥有激进思想，一心要将自己所属阶级的价值观破坏殆尽，没有什么比这点更令人瞩目——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但就他们取得的成功而言，尽管下一代可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的宇宙空间，却必然失去贵族气质，因为其本身便是尖锐并令人备感痛苦的不平等的产物，而且通常被压迫者和受害者、上层地主和下层农民毫无怨言地接受。
你说普罗富莫居然在对议会撒了弥天大谎之后，立即便跟随王太后去了赛马会，真是毫无品位，愚蠢至极。的确如此。当然，他这么做是为了试图装出自己没有做错，以逃脱处罚。如果他侥幸得逞——要不是那位整骨治疗师的神秘行径，此人是或不是出于敲诈的目的，均有可能，他很可能轻易就得逞了——那么，他行为规矩、正人君子的形象将得以保持，一切都将瞒天过海地掩盖起来，不为人知。几位好友亲信可能偶尔会在市政厅或议会对此聊作谈资，轻声一笑，但人们通常没有什么理由就此说三道四。所以，我们只能说他运气不佳。他行为拙劣，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行为拙劣之人何其多哉——诸如帕麦斯顿[597]、劳埃德·乔治、阿斯奎斯[598]，以及其他达官贵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在公众面前丢脸蒙羞，是因为他们手段高明，好运庇护，而并非因为他们道德过人。
至于丹宁勋爵，他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有关阿盖尔郡公爵夫人离婚案的报道。[599]不可以的！有失公允！毋庸置疑，普罗富莫的确表现欠佳，阿斯特的确品位堕落。但是，还有许多更令人发指的恶行并没有在《泰晤士报》得到同样的谴责——残酷、背叛、懦弱、贫穷，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表达出足够的愤慨。我终于彻底看清，为什么在法国人眼中，英国人口是心非了。
如往常一样，我准备25日前去以色列，8月5日到意大利。哎呀！我这亲以色列的情绪恐怕要像上封信一样惹恼你了——但我要斗胆再加上一句，那个可怜的贫穷小国——毫无疑问它的确贫穷，你甚至不能否认它既贫穷又弱小——至少不会像金罗斯的朋友们似乎正在做的那样，向当地村庄投放让人身上长疱疹的炸弹。不过，我还是不要继续拿你我之间的分歧开玩笑了。我想，阿斯特勋爵得为自己在法国找个房子——毕竟，这场风暴并不像王尔德[600]所处的境况那么糟糕，而可怜的麦克米兰，正如你说的，他是一位好首相，正人君子，行为优雅——尽管伯纳姆·薇奥莱特·卡特夫人[601]自苏伊士危机起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称他为，或是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他为“久恋职位、难以摆脱的杂耍演员”——想必他很快就要离开大众视线，伤心流亡，重操出版旧业了。我们和温德姆夫妇共度了周末，刚回来——一起的还有彼得·奎奈尔[602]、弗雷德·沃纳[603]、首相和多萝西·麦克米兰夫人以及布里奇曼夫人[604]；艾琳开始还很不情愿离开家，但在外共度的二十四个小时令她十分开心。我们星期六中午抵达，星期天中午离开；大家只字未提任何丑闻；首相谈笑风生，而我则大谈特谈托尔斯泰、狄更斯和巴利奥学院以及历史和西方世界；他是一个老到的演员，但与此同时，也不乏得体优雅的举止和聪明才智。不论他的继任者是谁，都无法与之相比。
至于说对菲尔比也该狠狠敲打敲打，就未免太过分了。[605]从伯吉斯[606]和麦克莱恩[607]出逃那刻起，我便一直认定他就是那个“第三人”。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也不认识他，却知道他与那二人私交甚笃，关系亲密，几乎不可能不是他们的一员。令我心生疑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才确认下来。我承认，整个事件让我想到魏玛共和国的结束：那么，诸如商品交易和丑闻，皮条客、左翼妓女和黑鬼，以及异性装扮癖、粗俗的夜总会和推崇街头暴力等就一样存在。
我以自己的方式，和你一样沉迷于过去，并对现在一样备感恐惧——可爱的斯图尔特总是问我，我那么喜欢1914年以前的世界，那么不喜欢当今的种种现状，是否其中包含什么邪恶可疑的成分。对此我坚决予以否认，并且尽力不去做太多主观判断，虽然不太奏效。老一辈总有一些可笑的东西，千方百计对年轻人的错误不依不饶。然而，理解就意味着原谅，再没有比这个说法更不可信的了——以我自己为例，我越了解自己，便越发现难以原谅。那么，又为何将此善举推及别人呢？［……］
致以深切问候
以赛亚
〈附言：今天收到你对普罗富莫的第二篇激烈抨击。你为什么认为我认识普罗富莫？我仅在公共场合见过他两次，从真正意义上讲并不算认识——即便在街头相遇，应该我们都不太可能停下脚步，聊上一阵儿。我不觉得自己与这件事有任何牵扯：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普罗富莫会把基勒小姐带进他妻子的卧室。这全都是匈牙利记者毫无证据、捕风捉影的八卦。普罗富莫确定无误的过错只有一个——的确如此——那就是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在了公共责任和义务之上。帕内尔和迪尔克的情况不可与之相比[608]，但劳埃德·乔治却毫无疑问如出一辙，帕麦斯顿也一样，他们的个人道德的确过于放纵——至于18世纪，则没有可比性，完全没有：那时的年轻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奉行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他们对放荡极其反感，性自由只是他们对其摄政时期的父母亲优雅恶行的一种抗议形式罢了。他们从不酗酒，苛求婚姻质量，他们是威尔斯或萧伯纳喜欢的那类人：严肃认真，生活邋遢，不修边幅，参加反核游行，严厉苛刻，男女滥交，喜欢刁难：他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臭名昭著，信奉性自由；而是出于原则，并非本心或天性使然。不用说，毒品、皮条客、嫖客、势利、苏联特工等恶行均与其相关，听起来很让人不齿：但与种族骚乱和集中营相比，他们不过是自由社会所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要说我比你更讨厌它：但缺了它，就谈不上优雅的生活。伯林〉
致伯纳德·威廉斯
［1963年］9月1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伯纳德：
［……］我接到斯图尔特的来信，信中语气非常令人沮丧；他本体自由的缺乏似乎并没有在他熟悉的领域里得到补偿。移民的想法显然对他而言极其痛苦——我想汉普希尔夫人无法忍受任何人对她的过去提出质疑，更别说来自美国官员了。黑格尔曾经在哪里说过（这是现如今任何陆欧论文的典型开头），哲学代表了一个社会的镜像之类的话[609]——当然，就我们这位令人钦佩、富有天赋并且思想深沉的朋友来看，对决策、自由、自主、自决的关注，也是某种事物的镜像——而汉普希尔夫人的种种幻想，压抑情绪、迫害感以及热烈并富有想象力的变态心理，深深植根于非理性世界，而不是一般的偏见和迷信。我敢说，这一点如果发生在普通人或是他朋友身上，一定会令他大为震惊。关于我对自己那场演说的沮丧心情，他说得很对——这里指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学会[610]发表的会长致辞。这种沮丧心情的程度同演讲内容与该场合的格格不入成正比。但愿过后没有人谈论它，因为如果有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在我说的几乎任何一句话中找出漏洞。演讲主题十分靠近我哲学思想的核心（一个多么可怕的表达），但越是靠近，我的思想和力图想表达我所思所想的言语就越模糊不清——似乎可怕的海森堡效应[611]正在发生，即（越是）显而易见的观点，就似乎越是有必要说出来，采用的手段就越是混乱，努力就越不容易成功；反之，越是遥远和陌生的观点，人们对其越缺乏深切关注，切入的视角就越独到，采用的手段就越清晰和越优雅——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你的
［伯林，代签］［……］
致谢拉·索科洛夫·格兰特[612]
1963年11月7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谢拉：
是这样的，如同以往经常和一贯发生的那样，我消失了一段时间，如今很高兴又回到我亲爱的老朋友中间。不过，我可是身体稍作休整，就立刻给你回信了啊，因此，我还是觉得没有理由被哪怕是小钉子刺，更不用说大锤敲打了。［……］
这期间，我收到一部装帧精美的书籍，书中既有优美华丽的致谢语，将你称作杰出的作家，向你和兰珀特博士[613]表示感谢；同时也包含极其恶毒的攻击，目标有我和马丁·马里亚，他曾写过有关赫尔岑的书，几乎可以算得上现有相关作品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还写过有关其他一些邪恶西方人[614]的作品。攻击我俩也就罢了，更有甚者，该书作者是一位即便在莫斯科，也没有人愿意与他说话的人[615]，因为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至少有十位无辜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惨遭折磨甚至致死——是从苏联到英国来访的人告诉我的，因此在这里说说应该无伤大碍。这么说你没什么好伙伴可以同行了：［……］不过，去莫斯科的签证想必没有问题——倘若你与我一道去，对此我求之不得，到时人们迎接你的眼神会好似你正与一只法西斯恶龙手挽手并行。对此情形我乐以观之，就不知你感觉如何。我收到一封兰珀特寄来的信，信中对他（白）和我（黑）之间令人遗憾的对立颇感烦恼，他认为，这全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好，未能让苏联主人们深刻感受到他主编的书中有关赫尔岑的文章就是为我写的，就是受到了我的启发，诸如此类——我害怕在压力下他会否认与我的友情，或至少不再坚持他力所能及的立场——鉴于目前的情势，也不能太怪罪于他，因为人们通常在被指控与对手过于亲密时，总是急于取悦批评者。外表和蔼可亲但内心挣扎，努力摆脱推诿，让步妥协：但过后却良心不安，迷茫困惑，对他狠心一刀两断的人深怀内疚。我想还是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吧，说我一切都理解，他无须自责。
两天前遇见道格拉斯，他非常搞笑，说：“想想看，一年前社会党是由绝对诚实正直的人在领导，保守党的掌门人则是卑鄙下流的老骗子，而现如今却似乎正好相反……”他应该只说到“而现如今”就闭嘴了，其他内容很可能是我添油加醋。相较威尔逊，他明显更喜欢霍姆；谁会为此责怪他呢？板球、褊狭、伊顿公学与温彻斯特公学之战，所有这些都在道格拉斯的内心根深蒂固，远远高于集体所有制和卡尔多/巴洛夫的世界。[616]一旦韦奇伍德·贝恩坚持推动这个法案获得通过，[617]让精力充沛的英国贵族得以骏马奔驰，在英国乡村四处游历，用其上流社会的魅力和时尚精英的活力捕获当地民众的心，这种美名早已广为传扬，没有任何英国人可以抗拒［……］于是［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乖乖投票给这些令人愉快、性格开朗、蓝眼金发的典型英国青年才俊，而不是那些狡猾肮脏的政客。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但我感觉这一切不太可能发生；但足以混淆是非，吓唬老派的工党调停者。这是一个有趣的景象。自由党到处散播说，麦克米兰的辞职本身就能够对这个国家产生营养滋补的效果，仿佛处于选举后的状态：不需要再举行一场新的选举。“应该允许新人步入轨道，给他机会，因为这一新人的出现，人们不会再对那帮老家伙感到无聊和疲惫。”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在一旁观看还是很有趣的。教育是迄今为止最深层的问题：关键的不是知识，也不是培训，而是地位、阶级、口音。如果保守党真的光头抵制《罗宾斯报告》，我想，他们会成功的。但我希望他们不会。
务必回信。
你的
以赛亚
致吉尼亚·兰珀特
［1963年］11月7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吉尼亚：
非常感谢你留给我这本书。如果我早知道是艾尔斯伯格，就不需要担心了；毕竟，就连谨慎圆滑的丘柯夫斯基来牛津时都告诉我们，艾尔斯伯格因为蓄意冤枉好人，致使至少十位无辜知识分子惨遭折磨致死，已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据马里亚带回的消息，我在那里的消息人士称，莫斯科正派人都不跟他来往了。这一点也得到雅各布森的证实。这篇文章着实充满了老掉牙的斯大林式哗众取宠的空话。［……］
我颇为快速地读完了这篇文章，完全不介意自己被人诽谤为无耻、无知的吹鼓手。因为正如西蒙斯[621]告诉我的，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文中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见解过人？赫尔岑毕生都是一位革命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不假，我不否认。但《致一位老同志的信》在某种程度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命题——因为提到了工人之类的——却是一个老掉牙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如马里亚所言，所有真正的学者，特别是奥克斯曼[622]，都对此感到羞愧难当。［……］据我所知，苏联评论家们并没有对赫尔岑的思想做出独特并具有启发意义的探讨——除了在文献书目方面。我曾经问丘柯夫斯基为什么会这样：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本人非常敬爱赫尔岑和喜欢别林斯基（他读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但写不了评论文章，因为不允许讲真话。而他又不愿只是机械照搬陈词滥调——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评论限于四流或五流的激进分子。对这部分人，总的来说，他可以畅所欲言，也可以涉及道德问题。不过，还是请告诉我，你在艾尔斯伯格的文章中究竟发现了什么积极聪明的见解。他提到赫尔岑理解普通大众，或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不属于赫尔岑，他也从未声称拥有的东西。他并未公开说过反动派比他和他的朋友们拥有更高的尺度。执政当局对我心目中英雄的作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期望？
你的
以赛亚
致吉尼亚·兰珀特
1963年11月1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吉尼亚：
继续我们的谈话吧，对此我很享受；但我不会写太长，因为我觉得最好见个面好好谈谈。
［……］我担心艾尔斯伯格正在往回爬，或努力往回爬，不惜践踏我可怜的尸体，以重新得宠——我倒希望面对的是一位可敬的杀手。他将你我进行对比，因为你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善意的人，而我则是幸灾乐祸的坏人：如你所知，这些东西在苏联是相当粗糙的，如果否认这点就大错特错了。倘若你准备对某位政治学者展开尖锐批评，比如说针对压制赫尔岑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针对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友好态度的种种企图进行批评，你也同样难逃失宠的厄运。［……］
说到赫尔岑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你无法对我就此事的态度说三道四，你能吗——我在自己写的所有关于赫尔岑的文章里，一再反复强调他对资产阶级充满仇恨——就连艾尔斯伯格都对此发表了评论［……］。但我不认为赫尔岑反资产阶级的态度让他更接近官方的政治道德标准——苏联共产主义——它在所有相关领域所实行的正是他在资产阶级身上所厌恶的做法——正如在《致一位老同志的信》中他所预测到的，如果革命发生得太早，也就是说，倘若新的建筑是由“古老监房的石头”[623]砌成，这一切便可能发生。我认为，赫尔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人类特定群体，诸如法国工人、俄罗斯农民等特定群体了不起和犀利辛辣的了解，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了解得足够透彻——这使他提出，如果过早开展革命，那么，由于革命者自身就是在某些资产阶级的习性中培育长大起来，会在革命的幌子下复制这些习性。这种状况在俄罗斯的确已经发生，那里的文化，不容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至于马里亚对奥克斯曼说的话[624]，我觉得完全难以置信。也许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奥克斯曼感觉好过些——我从没听说过有谁在研究19世纪时（写20世纪的不多），感觉有必要往文章中“加入他们的颜色”，或高喊几句反共口号，才能够获得编辑认可。你知道，我并不希望捍卫美国人极端愚蠢的言行以及麦卡锡主义之流，但我和马里亚那么熟悉，他从未跟我提起曾经为了安抚哪个人而写下哪怕只言片语——事实上，尽管他始终秉持左翼观点，却一直在试图阻止我向赫尔岑建议，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哪怕是微微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这么做完全错误（我相信他是对的，我本人受苏联评论家影响过深），并说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噱头，奥克斯曼和他所有的朋友都恳求他不要受骗上当。
这里谁在说真话？千万别用你完全可以理解的反资产阶级情感，让自己被说服，对美国产生某种看法，就像冷战分子听信蛊惑，对苏联学者抱有某种看法一样。在美国，学者们撰写俄罗斯历史，完全不存在任何压力，即使是最温和的压力也不存在。坚持认为赫尔岑是一位暴力革命家，共产党人，对列宁充满期待，他思想的光辉闪烁其中，等等，所有这些观点不会让任何一位美国教授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尽管在学术上（合情合理）完全可能。你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你说你有自己的经历。那么请告诉我。
再来看共产主义和无知：毋庸置疑，人们反对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知，反对的是食婴的野蛮人，不论他是谁。在俄国，大量的婴儿被吞食，数量多过除德国人之外的其他地方。以婴换婴，难道你真的坚持认为，在美国，有更多的婴儿遭到吞噬？或者是品种更优良的婴儿？要么就是那些吞噬他们的人，带着更加玩世不恭或更加残酷冷血的神情舔着他们的骨头？美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陷入困境的社会，粗糙俗气，在有些方面甚至残忍野蛮。许多参议员和商人等毫无疑问，如同猪猡一般下流卑贱；但即便是现在，也不可能单单靠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在美国出人头地，相反，这在俄国却似乎仍然可行——在人生旅途的某个阶段，你可能会暴露在公众面前，一路上也会遇到许多体面善良之人——到处都是困惑和混乱，似乎越乱越好；而在俄国，混乱很久以前就被消灭殆尽，存留下来的，在我看来，是私人关系中个人的尊严，与公众面孔和公众态度完全隔断。
你认为在俄国和在西方国家一样，不再有什么集体主义的呓语。我不同意。我见过的俄国人都知道——都认识到——同事们发表的公开意见和循规蹈矩的声明全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而这些满嘴道貌岸然的人，在我看来，实际上比他们的西方同僚们更愤世嫉俗，更邪恶堕落。他们更混乱、更困惑，更容易轻信上当，更难以归类，难以成为公众表率接受公开嘉奖。不管怎么说，像布莱克特[625]这样，多年来置官方立场于不顾，与苏联始终保持最最热情友好关系的人，能够在牛津大学获得荣誉学位；还有斯诺[626]，这个机会主义者加叫卖小贩式的人物，居然被选举任圣安德鲁斯大学举足轻重的职位；却没有来自官方的任何一个喇叭，吹奏起对其邪恶之行的谴责浪潮。这种谴责倘若发生在斯诺身上，我唯一在意的事实是，它会令他以一个正人君子和殉道者的面目出现；当米特福德小姐因为披露了殡葬业者的生活，[627]而被控破坏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本身便成了一个喜剧事件，而不是悲剧。但若是在俄国……我们有可能对此持相同观点吗？或许不能。
至于对我毫无根据的谩骂，你有何理由要为此赎罪？约翰·西蒙斯说得很对，我应该料到会遭此待遇，任何口无遮拦说出真话或自认为是真话的人，都应该想到这一后果。［……］
你的
以赛亚［……］
致阿瑟·施莱辛格
［1963年］11月2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阿瑟：
1963年真是最最多舛不吉的一年。一开始是盖茨凯尔去世，接着中间是约翰二十三世教皇[630]离世，然后是这个巨大灾难从天而降。我不想渲染夸大：也许此事与人们听到亚历山大大帝驾崩时的感受无法相提并论，但它如此突如其来，那种给予大多数人不同寻常的希望突然在半空中被打得粉碎的失落感，我想，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独特罕见的——就好比罗斯福在1935年惨遭暗杀，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却逍遥法外，还有许许多多张伯伦和达拉第[631]一类的人也自在地活着。我听说这一噩耗，是在给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做演讲前的五分钟，之前休·盖茨凯尔的死讯传到我耳边，是在我要给哈佛法学院俱乐部演讲前的十分钟。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极具自我中心色彩的消息，突如其来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但它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甚至其客观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都早已深深渗入我们的血液，特别是对有些人而言，他们不得不花上一个小时与之搏斗，试图挣脱出来，就像努力摆脱一场噩梦，或像拉奥孔一样，拼命挣脱某个可怕的蟒蛇般的纠缠。不过，尽管我想应该让死者安息，却无法办到——我不断地沉浸在对过去的回想中。帕米拉夫人已经在迫不及待重新整理对约翰逊总统的回忆，如影随形地，对迪恩、阿德莱、阿维里尔[632]等命运的各种揣测也风声四起——我也做着同样的事，但羞愧感充满了内心。
［……］BBC邀请我继续谈话节目，和其他人一道聊聊肯尼迪，我没去，因为我无法忍受在公开场合表达悲伤——丹尼斯·布洛根[633]在这点上表现出众——同时，我愤怒地拒绝了《观察家报》让我谈谈希科里山庄[634]奇闻轶事的请求。
不能再这么叨叨不休了；记得给我电话。比起任何其他人，你是我们最想见的。问玛丽安好——有机会来纽约。
你的
以赛亚
致伯特尔·奥尔曼
［1963年］12月3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伯特尔：
［……］肯尼迪去世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这里的人对此不同程度地感到震惊——你不会仅从其表象判断这一事件，对此我毫不怀疑——尽管我希望自己能建立一些假设来证明它完全合理。我的确对肯尼迪敬仰有加——人们津津乐道他如何代表青春、活力和勃勃向上的进取心，这些绝非传说；的确，国家元首的行踪没有人去关注预测实属罕见。事实上，就我来看，华盛顿根本没人去预言总统在这个或那个时刻会做些什么，我认为这正是他值得称道之处——它体现了一种能够进行个人管控的自信，也就是某些人喜欢称之为自由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尽最大可能不受他人或环境的操控——我认为，相比起当今能干得力的任何一位英国领导人，他似乎是更丰满、更富有说服力的典型。圣西门[635]，还有继他之后的黑格尔，如你所知，都曾经说过，为了成就伟大的事业，必须对其付之激情[636]——他就是这样一个全力以赴、倾注全身心的人。当他全神贯注，略微突出的眼睛盯着你发问，等着回答，并对任何回答都不会躲闪或含糊其词的那副样子，是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他有一个巨大的欲望，想从生活中像挤橙子一样，挤出尽可能多的汁来，有所收获——不让任何东西擦肩而过，不随波逐流，不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所有的谈话都经过精心设计，要么为获得乐趣，要么为获得利润——总之能够启智开慧，扩大知识；或怡情开怀，愉悦心情。他从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漫无目的地与人交谈。我相信他被刺遇害会成为众人永久谈论的话题，就像德雷福斯案[637]，即便最终发布了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还是会坚持认为，真实状况并非如此，完全不是那样，真相与之全然不同；我敢说，这个事件将在美国人的意识中造成重大创伤，尽管我并不知道它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些影响［……］。
你的
以赛亚［……］
致罗伯特·克拉夫特
1963年12月26日［副本］
［纽约卡莱尔酒店］
亲爱的罗伯特：
你在《对话与日记》第203页上对我的介绍令我深感震惊和不安，至今难以释怀。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对我进行了不实描写，最严重的是第203页上的那段，标题为：“法国，1962年5月15日”，简直就好像故意让我在大庭广众前出丑，让大家一齐来嘲笑和蔑视我。我在此郑重重申，这段话中的内容没有一句是实情，甚至绝大部分完全与事实不符。尤其是，将那幅讽刺漫画“春天的土拨鼠”说成是我所作（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这可憎的小笑话，直到在你的书里第一次读到），实在是令我感到羞辱无比。
你能否要求你的出版商——达博岱出版社——在今后任何形式的再版发行时，删除掉1962年5月15日这段话？并保证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不以任何形式复制出现？如果你不答应，我只好通知我的律师，对达博岱出版社采取适当措施。
我希望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件事；因为我确信自己从未让你承受过任何伤害。
你真诚的
［以赛亚］
致凯·格雷厄姆
1964年1月5日［手稿］
卡莱尔酒店
亲爱的凯：
华盛顿之行真是无比奇妙和令人愉快——奇普和乔的争吵，以其无比熟稔的几个回合，将我带回懵懂、快乐的过去时光——所有的争吵——普里奇[639]——菲尔[640]——奇普和乔，如同穆特与杰夫[641]——还有麦克莱恩[642]等等。当时吵得那么激烈，简直水火不容，如今却成为不可磨灭和弥足珍贵的记忆，往昔的土壤，就是由这些令人愉快的成分累积而成的，令我时时徜徉其中，流连忘返。
谢谢你，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开幕晚宴和布兰登的结束词[643]都非常精彩，不过，我得承认，你的晚餐才是我翘首期待的。我爱纽约，它就像一个超大型的玩具店，里面精彩纷呈，琳琅满目——那里只有玩乐，没有工作，美妙的建筑，稀奇古怪的人（身穿露膝苏格兰裙，戴着丝绒帽子和优雅手套的大胡子男人；接着是两位身着长袍的佛教徒，盯着机械修理店的橱窗）。我喜欢它，华盛顿是我青春植根之地——一过三十岁，我就永远失去二十来岁时的青春活力了。我对它情有独钟［……］。每次进入乔治城，我的眼光都充满不解和困惑。要不是你在一旁，我定会感到惊慌和沮丧：唯一后悔的是没机会来一场无所顾虑、出格跌宕的长谈，比起与那里的任何人交谈都更加开诚布公［……］。所以，如果你能来欧洲就太好了——波托菲诺或牛津都可以——艾琳会非常高兴。她一直认为她的到来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没想在华盛顿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她为之深受感动。
深切问候
以赛亚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644]
［1964年］1月14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杰米：
这个时候，我想，你应该已经从艾丽丝·奥利高那里听说了，关于她在为《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贝伦森的话一事，我给她写了一封充满怨气的信。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在伯克利学习的意大利研究生卡尔，带了一本《大西洋月刊》，不期而至来到我的寝室。我顺手读了读，一下被吸引了，很是欣赏，直至看到与我相关的几段文字。刹那间，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如果你说我太过敏感，我可能不会反对，然后你会说你早就知道，如果你真这么说，我一样不会反对。[645]
毫无疑问，所读的文字涉及自己和事关他人，二者读起来的感觉是不同的。纳米尔、我本人和霍罗维茨[646]，用从我们丰富多彩的（但迄今为止仍神秘隐藏的）贫民窟的经历中挖掘出来的意第绪语趣闻轶事，令那位年长的人文学者愉悦无比，此番景象着实奇怪。我从不曾认为纳米尔有一丝丝可能——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激发老男孩的兴趣。至于过世的霍罗维茨先生，我说不清，也许他做到了。但真正做到这点的，毫无疑问为塞姆·伯尔曼莫属（说实在，我想是他这么告诉我的。这也许就是造成混乱的来源）。如果我懂意第绪语，有机会玩这么一件娱乐快事，可以在欢乐的聚会上轮换角色（比如像维克托·戈兰茨），我会很乐于为之并以此为傲。但我似乎感觉，这是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扭曲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对艾丽丝所言，这就好比她被人说成是一个讲黄色美国佬故事的人，或者是K. 克拉克[647]被形容为回到原教旨主义，扔掉文明文化的外衣，用当地人的大白话和哈利·劳德[648]的本土方式，讲述华丽宏大的苏格兰故事。倘若（你能想象吗？）K. 克拉克真的有这般天分，并且为了取悦朋友而这么做了，也许他不会介意别人对他做如此报道。但是，没办法了。伯纳德已经将它写出来，并且写得像真的一样；尼基[649]专门用它来说明其品位（事实的确如此，也是对他未能把握现实的证明）。日记是神圣的，不容篡改。尽管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被人以这种可笑的方式写出来，我也不希望对故事做如何改变，尤其这个故事是由一位虽谈不上仁慈，却极为风趣杰出的长者讲的。不过，当然，几乎每回见面，我都和他谈起过犹太人——或者不如说，他对我说起他们：但从未以怀旧的方式，追忆他称之为“妈妈的烹饪味道”，而总是以一种悲伤凄惨、黯然神伤的口气加以述说。我曾经从那不勒斯给他写过一封信，语气严肃地向他描述一艘驶向以色列的轮船登船时的情形。我就在那艘船上，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的行为完全不同。据尼基说，他很喜欢这封信，信中既没有油腔滑调的调侃，也没有拉拉扯扯套近乎，更没有贫民窟的记忆。[650]在接下来的一段里，他将自己与我进行最令人尴尬的比较。但严格来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除了说我们来自相似的背景这点并不真实。我一直到九岁前都在最最传统、典型资产阶级做派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先是在颇有德国风的城市里加的一座石头大宅里生活，后来到了彼得格勒，在一个乏味无比的家庭教师的管教下，接受最最严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教育：后来迁往伦敦的NW3区——没什么可夸耀的，但显然不同于贝伦森的童年。[651]不过，既然他非要选择相信我们俩是文化上的同卵双胞胎，就让它去吧。艾丽丝给我来了封信，谈到他对我的“困惑加嫉妒”——如果情况属实，就太奇怪了。嫉妒什么？又困惑什么？不过我们暂且先不讨论这个。我只是不希望这些话在序言中一再重复，那样势必起到强调的作用，引起格外的关注，而事实上它们传达的是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印象。但是，日记作者有权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甚至包括编造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能要求对该文本做任何更改的原因——正如我说的，必须保持其神圣的地位（我想）。但那些话还是务必请从序言中拿掉。我要求的就是这个，别无其他。
哦，天哪——我真希望是因为被如此有趣之人提到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如此这般迫不及待想拨乱反正。但是，不论从精神还是肉体我都感到软弱无力：当梅耶·夏皮罗写文章谴责贝伦森时，我差点就要发表一封公开信，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652]，而不是像本·尼科尔森[653]一样，说支持却只是半心半意（或仅有四分之一的心意）。那封信之所以最终没有公开，只是因为我不愿伤害梅耶的感情，对他，我可是忠心耿耿。而如今，我看到了贝伦森是怎么说我的，坚定的立场瞬间瓦解：至少所剩无几，几近飞灰湮灭。人际关系居然有这么大作用，不是很可怕吗？布卢姆斯伯里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但我不确定它是否过于滥情了。我宁愿是花岗岩做的，公正不二，不偏不倚，客观冷静。［……］
你的
以赛亚［……］
致马丁·吉尔伯特
［1964年］1月2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太无动于衷了，的确如此。泰勒公然羞辱我到如此地步，就连那家报纸的编辑都给我写信，含含糊糊地向我表示了某种歉意，就连他都觉得，这么做有点太不地道。因此，不管我对泰勒抱有何种情感，也没必要公开为他歌功颂德。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典型的基督徒处事态度——谦逊是一种美德，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此，以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我并不打算去这么做，同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会去做：泰勒关于犹太人和异族婚姻的新见解，再怎么糟糕也值得韦尔斯或乔德[654]关注——就算是马格瑞奇[655]，在痛苦地做出类似忠告前也会踌躇迟疑。我感觉泰勒过去曾经是朋友——但那个朋友现在已经死了。记得打电话给我，一起吃个饭，聊聊这个问题——我会很乐意的。
你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哈米什·汉密尔顿
［1964年］1月2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杰米：
我身陷厄运。加上尼基又来了一封非回不可的信，信中她责备自己怎么会允许“犹太人贫民窟”一词出现。但这点完全不是我在意的；因为我并非生于这样一个环境，即便从贝伦森的意义上说也与之毫无牵连。因此，一点儿都不会对此感觉不自在——假如我真有这种感觉，哪怕只是片刻，我也一定羞于承认，包括对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必须给她写封信，解释当初为什么没有给她写信的原因，以及但愿自己来自贫民窟的心情，等等，真是无聊透顶，令人讨厌。尼基信中给出的奇怪但明确的解释是，实际上那个老男孩完全清楚他说的并非真话——在那里，或许还在别处。但这点不用明说我们已心知肚明。贝伦森非常清楚什么是诚信人格，但在他的众多才华禀赋中并不包含这点。尽管如此，我不会落井下石，朝他的坟墓吐口水，为此，我刚刚拒绝了《观察家报》让我评论这本书的邀请。我想知道雷蒙德·莫蒂默等人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会对他如何评论。贝伦森曾经告诉我，他鄙视雷蒙德的程度，远甚过任何英国人，接着又说：“不对。在‘阴郁斯伯里’（此处原文为Gloomsbury，与Bloomsbury发音相近；Gloom有‘阴沉、郁闷’之意。——译注），还有些人更加小气卑鄙[656]，比如克莱夫·贝尔。”[657]我力图为她们辩护，但苍白无力。他很可能是在说我们大家，虽然各人来自不同时期。但尼基聪明能干，对多数人都充满善意——而他［贝伦森］是否这么想我不知道：（我希望）它在任何出版物中都不要出现，你自己也千万要确保不对他［莫蒂默］或任何人提起。但鉴于雷蒙德一定会说的话，我忍不住还是要告诉你——他在玩什么游戏，编织何种奇怪精致的网，他是怎样一个有趣的男人，时而自我欣赏，时而自我排斥，对世间一切既爱又恨，除了人。对人他可是自觉高出一等的。就此打住。让那本书适得其所吧。
你的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4年］1月27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想到要让乌斯季诺夫[658]任《魔笛》制作人，越想，心里就越觉得可怕。我想，在分委会上，我本该对这个问题更加直言不讳，明确发表看法［……］。乌斯季诺夫待人宽容，有一种长不大的、在校生式的幽默，而《西班牙时刻》毫无品位，语言粗糙，俗不可耐；同样，《詹尼·斯基基》[659]的许多角色也好不了多少——后者的布景十分精彩，指挥和演唱也非常出色，但我认为，演员的动作过于夸张，抛媚眼的举动也做得有点儿过火了，令人颇为尴尬——在拉威尔的作品中，这点表现得更加突出。当然，我们尽可以附和乔治对《魔笛》似乎抱有的看法——这一切都是由帕帕盖诺的恶作剧所主导的；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托斯卡尼尼关于爱的音乐，以及一切与庙宇和太阳相关的崇高理念——或是克伦佩勒的崇高美与引力——这些是我无限喜爱的，而对其反面可能轻易导致的后果则嗤之以鼻——那些任意胡闹和寻欢作乐——杰兰特·伊万斯[660]和乌斯季诺夫两位天才的结合——以及音乐厅的诸多布景，严肃场景中的故作多情替代了古典美，这些都是我所不齿的。
因此，如果你对佐尔蒂还有点儿影响力，请务必阻止他过早接触乌斯季诺夫。我不会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任何人，只求你恳请佐尔蒂至少暂时先别出手，容我们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途径，也许明天可以问问大家，是否有什么好主意。毁了《魔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还是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乌斯季诺夫属于所谓“搞笑派”，让他出演《魔笛》，就好比让格罗克出演《仲夏夜之梦》，可以好好满足莎剧中的顽皮小妖精，其结果往好里说可能像罗西尼，更有可能是像奥芬巴赫，最最可能是像杂耍表演。[661]［……］
你的
［伯林，代签］
致格奥尔格·佐尔蒂
［1964年］2月10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格奥尔格：
首先，让我对上周五的事件[668]再次向你表示慰问。遇到不可抗力，就连我们大家一起祈祷都不管用，更不用说保险公司投保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具有英雄气概，完全没有理由就这一特殊情况作任何自我批评或自我谴责。第一个场景可谓大获全胜，如果伊万斯可以穿过黑暗隧道，重新出发，他有可能在我们的意识中塑造一个《弄臣》的全新形象。他身上具有艺术气质——至于他的声音是否适合表现这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夜晚对他的职业生涯一定是一个最最可怕的打击。我相信，没有任何男中音愿意永远只演唱帕帕盖诺、莱波雷洛，甚至福斯塔夫、伊阿古和费加罗。总之，我想此事关乎训练和演纪问题，在这个国家中，我们这些方面尚不成熟。不过，我就不要对此再继续唠叨了，因为你在这方面比我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透彻。不管怎样，我坚信，在我们伟大之作《弄臣》各种奇妙成分的组合作用下，一个伟大而壮丽的架构完全可以在你强大并富有灵感的手中竖立起来。相信你对此也充满信心。
我真正想说的还是《摩西和亚伦》。之前在歌剧院你的办公室里，我们的确就此事交换过几句，但那个晚上并不适合谈论这个话题，在此我对当时提起它的举动表示道歉。我明白，面对一部新作，它受到人们如此多的争议和评论，说明也存在同样大的需求，事实上，可以说需求和要求都极高——不仅对演员，观众也一样——（为什么他们现在比起在音乐史上，更容易对真正革命性和原创性的音乐做出回应？）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绝对相信这部作品的价值，才能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牺牲那么多的自己，不仅在身体，还在情感，具体到歌剧院本身，还包括财政上的投入。我们最初承诺要做这件事的动机在我看来仍然理由正当，合法有效：以我的判断力（而非说我的观点具有任何审美影响力），这部歌剧从主流来看，是一个高尚、朴素、不低头妥协的作品，在艺术性和历史意义上都至关重要。我无法接受托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在剧院分委会上说的话——照他的说法，从声望的角度来看，我们错过了黄金时光。要是我们在三四年前做这件事，会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大事，但现在来做已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当然，前期准备工作要做好，但应采取与让我们做《霍凡斯基之乱》或《卡捷琳娜·伊兹迈洛娃》[669]时非常不同的方式：必须邀请国外评论家；要在报刊上刊登相关文章，激起音乐界和普通大众的兴趣；要为柯芬园的老友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安排关于勋伯格及这部歌剧的专题演讲，可能的话，还可以选择去一两个大学做相关宣传。我认为，所有这些工作，“勋伯格迷们”都会乐意提供帮助——他们就好比如今狂热的音乐教派——或是像之前的瓦格纳迷或布拉姆迷；绝不应该小看他们的帮助。简言之，我认为，通过完全合法和高尚的手段，应该有可能为这部作品打造一个天时地利的“最佳氛围”。此外，由于它不属于那类能够进入固定剧目表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就连《沃采克》都行[670]，那么，倘若我们的演出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只是成为仅供人们敬仰的回忆，那就太遗憾了。我敢肯定，如此权威的歌剧可以制成唱片，这样的话，这些演出和唱片将成为记录勋伯格勃勃雄心和深刻思想的经典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其影响就不能日积月累，最终成为伟大之作。如果完成这件大事，你一定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开启大门的伟人：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个作品在大的歌剧院，还没有过一流的演出［……］。倘若勋伯格一开始就不负热情似火的歌迷众望，那么，你本人和柯芬园无疑就会在人们心目中得到认可，以这样一个歌剧史上新篇章的华丽展示，成为永久和引人瞩目的音乐服务殿堂。之前我从未经历过类似具有开创性重大意义的音乐作品出现；无论演员表演多么优秀，例如像布里顿——你以极端豪爽并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为这位作曲家提供的服务，他清楚，大家也都清楚——但在我看来，音乐史学家们不会给予他同样重要的地位。当然我可能判断错误，但现状就是如此：普伦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比之不及，斯特拉文斯基，像他们一样，属于往日的旧章。
出于这些原因，且不说倘若我们突然放弃《摩西》该如何向公众交代，我要最热切地敦促你，请务必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假如这部作品并非真正够好，甚至假如你不觉得被它吸引或根本不喜欢它，那就无须考虑。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也就无计可施了：因为显然没有别人可以做到——就连去考虑这种可能性都愚蠢无比，我们只能像男人一样勇敢面对惩罚。但我仍然有种感觉始终萦绕于心，挥之不去，那便是，除非我们大胆向前，尝试上演现代歌剧杰作——即便我们的主要关注焦点仍然是建立一个坚实的传统剧目宝库——否则我们将停滞不前或向后倒退；光靠布里顿、肖斯塔科维奇、亨齐还不足以确保这一点，尤其布里顿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能够为我们做出特别奉献。毫无疑问，《摩西》将让我们遭受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或许通过录制唱片及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收支相抵。［……］
请原谅：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番激动的情感迸发，这件事实在让我感受太强烈了；相信其他董事会成员也会有看法：但我不想代表他们说话，也代表不了：当然，最终怎么做由你定夺，由你裁决。
［以赛亚］
致泰迪·科莱克
［1964年］2月2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泰迪：
原谅我向你提出旅行安排要求，除了你我还能拜托谁呢？情况是这样的。［……］迈克尔森[671]诊断出我母亲患双眼白内障（我妈妈是守口如瓶的人，不希望任何有关自己的事被他人知道：很不合情理，但对八十多岁的人必须善意迁就，哪怕她们不是自己的母亲）。我敦促她到哈达萨医院请那位医术精湛的先生给她动手术。我想，手术是安排在下周二吧（切记你什么都不知道），当然妈妈不希望我出现；事实上，因为各种令人不快的原因，我也的确无法出现在她面前。于是，艾琳提出她准备当一回不速之客，事先不说突然出现［……］。因此，请你帮忙在大卫王酒店订一个住两晚的房间。她准备周五下午去哈达萨，不管是不是安息日，然后周六再去；如果你可以在周五晚上或周六陪她吃顿饭她会非常高兴。在艾琳抵达之前，不要透露任何情况给我妈妈。艾琳到达时肯定会向你告知。星期天上午一大早，她就离开以色列了。
千万不要考虑去洛德机场接她——完全没有必要，那样会让她感到不自在，因为她会觉得是对你时间和精力的巨大牺牲。不用说，众所周知，你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全部放在思考如何办好音乐节上，而不是其他。但如果你可以与她在大卫王酒店聊聊，那就太感谢了——假如你可以请酒店派辆车去机场接她，司机又能带些以色列货币给她，那就帮助太大了。这么乱糟糟的漫无头绪，让我再一次请求你的宽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玛丽·伯林
［1964年］3月3日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妈妈：
因为眼下您无法阅读我的来信，我不会写得太过亲密，只是简单汇报一下。艾琳已平安抵家，身体健康，非常享受她的耶路撒冷之行，特别是与您相处共度的一天。［……］
感觉您希望能够读到《标准晚报》，所以我想最好帮您订一份。同时把最新的财经新闻放进去，我知道它就像游戏一样吸引你。我有幸在从伦敦开出的火车上与布罗姆先生[672]同行了一段，他极其温柔地询问您的近况；格林伯格夫人也问候您，她并不知道您在医院。因此，当我告诉她您一切都好时，她很开心：在电话里整整说了十五分钟，对您性格的方方面面大加赞美，而我则不停感谢她的好意与祝福。
另外，很高兴听到根据您父亲我外公特殊的政治算法，您比原先又年轻了两岁——真令人满意，您现在可以想象自己生活在1962年了。您看吧，因为没什么具体的东西可说，我又在满嘴废话了。
现在来谈谈计划——这个话题总是令人愉快：我想，到25日您应该就恢复得很好了，可以自己回来，我会在您到达伦敦机场时去接您。当然，我也可以过去接您，但遗憾的是，27日前我都没空，电视台约了我和艾耶尔教授以及J. B. 普里斯特利先生在BBC做一个访谈节目[673]，让我们谈谈对某个愚蠢话题的看法：除了极端紧急的情况，很难取消。我知道您会说您不需要任何人，您完全可以自己走，等等，并知道您所言不假。［……］
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有什么需要请一定告诉我，我会立刻放在心上。艾琳回来把一切都跟我说了，我真的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当然知道诸事都会顺利，因为迈克尔森教授非常友善，总是及时把情况通报给我，但考虑到您不想让我担心的念头是那样坚定，总是隐藏您的疾病痛苦，老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说没有必要让我去，一切都很好，等等，我自然会心生疑虑，必须亲自派一个值得信任的代理前往亲自察看。但艾琳同样带回来令人高兴的消息，现在我总算安心了［……］。此刻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对您说了——如同在战争时代——就像战争时士兵常说的，“希望通过此信让我找到您”。
深爱您的
以赛亚
致约翰·斯帕洛
1964年3月14日［手稿］
海丁顿宅
我亲爱的老朋友：
我一样也很苦恼。当然，不是针对学院的总体意向，在我看来那是正确的结果，我苦恼的是没有为你说话，投了你反对派的票。对此我耿耿于心，难以释怀，其难过程度，我敢肯定，甚至远远超过你此刻的内心想法。我有足够的公共良知，不投票给我认为对学院无益的人，或干脆弃权。但仅此而已：我希望我没有那么做［……］。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克赖泽尔：但之前我以为，既然学院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态度，我突然有一种完全从这个学院及其事务中被“疏远”的感觉，连自己都为此感到吃惊。我认为，学院对知识分子太不尊重，并发现斯多葛派关于如何不去介意别人想什么做什么的格言突然之间对我非常适用。我虽然参加委员会和学院的会议，却完全不在乎他们做什么。［……］只有斯图尔特（我这么认为）注意到我对学院情感发生的这一奇特变化，突如其来地就扯断了与它的联系（原谅这种自我中心的傲慢态度），并说他也很乐于远离：但他与我不同，我的忠诚是制度性、习惯性的，根深蒂固。只是觉得无趣和游离在外罢了，头脑里只想着浪漫主义。可笑得很，让我恢复忠诚之心的是与克罗斯曼的交谈：是他侮辱和践踏你我深爱和信任的牛津大学的企图，虽然我这方面的感情略有改变。
我对全灵学院的情感终于恢复了。它不会永远止步不前：不会永远仅像食堂管理员那样只专注单一的工作。它重新苏醒了。我认为它必须要么（原文如此？）奋力向前：如果它继续停滞不前，必将枯萎凋谢，并从外部被摧毁打败——这是克罗斯曼、莫里斯和纳菲尔德以及我们所有这些乌鸦嘴的预言。哈里森委员采用了这个观点：你一个人反对需要书面与大家沟通。我不打算写任何东西：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向学院同事传播过任何东西（我这么认为），从未参与过游说活动，仅有一次例外，那时我满腔热情，迫切希望由你出任院长。可是当我收到贝劳福的信，那封信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漏洞百出，满是谬误，于是我忍不住坐下来写了封信进行反驳：信写得很长，没什么文采。我的想法是：学院现在急需的是将哈里森报告中的思想集中到几个思路清晰的脑袋中，集思广益，共同来反驳贝劳福。这至少能将我们的讨论具体化，有助于避免那些噩梦般没完没了的混乱争吵。当然，我从未想到大家会达成如此高度的一致意见，或许我根本就没必要如此庸人自扰。我敢肯定，这种共识早已存在，早在费希尔——伯林[678]报告问世之前就已存在：我们的报告不过只是总结了哈里森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我认为费希尔是一个比我更适合的起草人：至今仍对此确信无疑；不过，我还是小心翼翼跟你说了我的看法，而且不止一次。同时也很明确地对比尔·迪金[679]和詹姆斯·乔尔说了，希望大家到时不要感到意外。我没有参与“游说”（虽然此事并没有什么罪恶之处）。费希尔起草了哈里森报告的总结和对贝劳福的反驳信：那封信似乎将贝劳福都说得心服口服了。我在道德上有什么过错吗？不忠？暗度陈仓？我不觉得。我曾经想（至今依然认为），你的位置过于极端：一方面，你太傲慢，太瞧不起我们大部分同事（我敢说此话并没有冤枉你）；另一方面，在审美趣味上又太过考究，不愿寻求凌乱的妥协，深入“追究”和“试探”他们的想法或观点。A. H. 史密斯[680]在新学院诸事不顺，屡战屡败；但他与常人不同，似乎对任何事都不介意、毫不在意或干脆忘记：唯有没让他通过文学博士申请这件事重重伤了他。但你不同，很容易介意，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充满美德和荣誉感的王子。你们全都是这样的：并非专业政治家，像丘吉尔而不是罗斯福，富有想象力，坚韧不屈，目空一切；把更大的忠诚投入人际关系而非公共事务。天生的贵族气，往往因此要付出代价，因为你无法忍受平庸，哪怕是些微的庸俗也绝不容忍。我想起当今的索尔兹伯里勋爵[681]，当他眼望着就连看似不肯妥协的同事——比如达夫·库珀[682]——都在1939年请求张伯伦帮忙谋个职位——“就像蚯蚓”，他说，“他们真的爬进来了”，而他则冷眼望着他们，不准备对他不喜欢，甚至可能鄙视的人做任何让步。当然，你对阴谋论深恶痛绝，但我却不是那么讨厌，虽然我不参与：我并未与费希尔进行过任何密谋，就像你和贝劳福一样。我鼓励他确立一个我能够给予支持的立场，但采取的是公开的方式；一拿到他的草稿，稍事修改后就立刻寄给你了，并未征集其他人的名字。你说好比“背上中了暗箭”：我知道你并非完全认真——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但我还是一样受伤了。你了解我的观点——他们属于正统的哈里森委员会的观点——但或许你依然会认为我对你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忠”。但我真心认为（至今没有改变），学院停止大规模发展是不明智的：我们在委员会争论过这个问题，难道我做了什么有违道德，甚至不雅的事吗？我不觉得。如果你这么想，请求你对我直言。我深深地爱你，敬佩你，尊敬你：很高兴有机会说出这些话。下一次我还会投票选你当院长，包括几乎所有其他职位，现在如此，我想，今后任何时候也都是如此。我们相互都有互不买账的盟友，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并不急于在学院的争权夺利中冲锋陷阵，充当出头鸟的角色。你是避免不了的，而我只有在原则问题面前，才会当仁不让，绝不退缩。也许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包括内容和途径，以及学院中舆情的转变（关于最近的民意，我真的一无所知），但我想你不会急于做这件事。我们意见相左，这种情况偶尔必然会发生，但如果你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行为不当而又不直言相告，那我会觉得比任何公共问题都远远来得更加痛苦。我宁愿——绝无虚言——辞去研究员职位，到圣安东尼或纳菲尔德学院谋个教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也比天天担心被你在内心深处充满狐疑要好过得多，那会让我陷入万劫不复的不幸境地。我十分看重人际关系（亲密朋友），远超过学院的福祉，但有不同意见不是很“正常”吗？即便在公共场合？我和戴维·塞西尔之间曾经也（就巴克斯顿问题）产生过很大分歧（当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加亲近）[683]；而与斯图尔特之间，存在不同意见的事就更是数不清了（他曾经给我写了封信，猛烈攻击我在公开场合赞扬戴安娜·库珀的行为）；再说，其他任何一个亲密朋友不也都一样吗？就在一两天前，莫里斯还因为我们的研究员考试制度攻击我（“谁都知道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要么就是批评我们没有贴出申请研究奖学金的广告（“大学里都传开了”）。我用刻薄的语言予以还击，以捍卫“我们的”立场——直到他做出让步的样子——尽管如此，我认为他关于公共关系方面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
我十分珍惜我们毕生的友情，其程度之深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陈词滥调实际上再真实不过：只要能说出口的东西，必然有限，缺乏深度；任何本质和终极的东西，按照定义，都无法用言语包容，不论如何精心选择语言，多么真实可信，亲身经历，准确可靠），它是我的一生，我想还包括艾琳的一生，赖以依靠的坚硬磐石。那里出现任何裂纹，仅这一念头都令我无法忍受。不过，如果真的出现了一条裂缝，请尽管说。我知道人一般都不太喜欢面对现实，但至少我不这样：疑心更让人烦恼。比起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我在周遭环境中扎下的根须并不茂密——但从本质上看，我是一个有根的人，而非无根的世界人（虽然我怀疑你有时会把我归入此类人等）。我一辈子都生活在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的生活便开始与你生活的一部分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爱与信任的告白，如果它让你觉得难堪——（就像D［黛洛维］夫人[684]说的，为什么老要让可笑的事情打扰最深切的情感体验？但这些搞笑举动总是与我如影随形。我无法一本正经，只能故作严肃）没办法，忍不住。就此。
你的
以赛亚
致阿兰·帕西—琼斯[685]
1964年3月16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阿兰：
［……］你一定得十分善待斯帕洛，他刚刚在全灵学院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同事中有三十五票反对他，支持者仅有三人，其中，我必须承认，不包括我——他被所有的支持者抛弃了。尽管如此，他高傲地站立在那里，并且，我必须加上一句，在一些人眼里显然还带着些杀气，但肯定是毫不屈服的。他说准备辞职。我认为这不可能发生，也的确希望不会发生。在纽约，他能做的事越多越好，我敢肯定。至于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我一无所知：但对他说说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们有眼无珠，缺乏判断力，这种话在目前状况下应该是他爱听的。
希望我们4月能够在纽约与你见面。
深深的祝福
以赛亚
致诺埃尔·安南
1964年5月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诺埃尔：
收到你的来信我不知有多么高兴！我是指读信时无比享受。我也一样，到同一块草坪边缘来吃草了。我不确定我应该如何回应你组织举办的知识之夜，真了不起——应该是赞赏肯定的吧。特里林[686]因为他的谨慎、亲英派的薄脸皮和取悦他人的焦虑让我感到难堪。我在哈佛的朋友莫顿·怀特与他有点儿类似，相同的一半突显，一半隐藏，若隐若现的犹太血统，相同的薄脸皮，相同的神经质，相同的对那些他怀疑可能无法欣赏他全部价值的人的热爱；但我与他相熟已久，关系亲密，交往起来很舒适，而特里林当时让我感到颇不自在。［……］
我在纽约与鲍勃·西尔弗斯[687]初次见面，是在玛丽埃塔·特利的家里，一起的还有洛厄尔夫妇[688]。我真的非常喜欢他和他们夫妇俩。罗伯特·洛厄尔非常出色——话语缓慢，纯洁剔透，性格天真无邪，文质彬彬，但又与那些理想化之人很不一样，所有这些都讨人喜欢；不过话说回来，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算不上什么不同寻常。西尔弗斯和我们俩相处甚好。在场的还有一位前牛津研究生，名叫沃尔[689]，是戴高乐的传记作家，感觉他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年轻人，但人很聪明，对我很好，总之，那里的一切都让我迷恋，别无所求了，尤其是在国外。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与西尔弗斯海聊所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拥有友善和快乐的性格，任何一个人，只要性格中具备这两种特质，就会立刻赢得我的好感，有时甚至会因此成为永远的朋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和理查德·魏赫姆[690]二人显得那么相适应了。德怀特和玛丽[691]属于另一个不同范畴，此时此刻没有必要讨论他们。我认为她为阿伦特小姐[692]的辩护文有点儿过于咄咄逼人；因为希望与她继续做朋友，所以我懦弱地选择了无所作为，闭口不言。但我想，你是能理解我的，尽管有些事真的很可怕，让人可以窥见究竟是什么让那些讨厌她的人对她恨之入骨；而德怀特，尽管他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自主独立，身上还是有某些地方，完全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傻大个［……］：这种特质既可爱又令人抓狂。无论如何，见到他，我一样也非常高兴，向来如此，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40年，我与他初次见面，他认为我举止轻浮，正是他心目中典型的英国人形象。在他看来，如果每个人都像盖伊·伯吉斯和我一样毫不正经，英国活该输了那场战争。你可以想象1940年7—8月间我们的谈话会是什么样子。［……］
前几天参加皇家艺术学院晚宴时，我好想念你：在那里非常高兴地见到了当年所谓权势集团的几个成员，包括安东尼[693]、科尔德斯特里姆[694]、弗雷迪·艾什顿[695]——一些人神态放松，表情安逸，以艺术赞助家的身份在内阁大臣之间穿梭往来，如鱼得水；而另一些人则略显尴尬，目光挑衅，拿不定自己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格的完整性是否遭到了破坏。
我很喜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规模不大，但没有小家子气的忸怩作态，有许多头脑聪明之人可以交谈，温文雅静，看不见知识分子之间不顾脸面的公开残酷竞争，互相之间你争我斗，而是推崇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如同哈佛大学：它不忸怩作态，不势利，不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表面上和蔼可亲，骨子里却是真正的反动，尽管那里有搞笑的查理姑姑和美丽的温泉；它也不像耶鲁大学那么沉闷，噢，上帝，我在耶鲁时，虽然得到很好的招待，但真是感觉无聊至极。它很像康奈尔大学，甚至布朗大学，在宁静平和中追求完美卓越的知识分子目标，伴随着完美全面的评判标准。就我所见，这里的学生们既不受到勃勃野心的折磨，也远离各种社会或种族弊病的困扰。我曾经在普林斯顿发表过一个演讲，听众是经过特别挑选的研讨班成员，其中有羞答答的校长，表情阴沉的老朋友乔治·凯南，以及一副难为情忸怩样的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太太如今称她不是我的朋友，我俩自出生以来就相互认识，我想她应该已经时刻准备弥补）。明年我得作梅隆系列讲座[696]和伍德布里奇系列讲座[697]——我真觉得我们已经完全成为唯利是图的希腊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罗马：据斯图尔特说，一般人的看法都是，英国人来美国纯粹为了赚钱，或从事与赚钱相类似的工作，这个说法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已足以接近令人脸红的真相；此外，我也并不认为，我所抱有的英国知识界对美国的吸引力已经有所减少的想法完全错误：那些喜欢它的人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温文尔雅、文明礼貌，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学习［……］。
在一次英国社会科学院的会上，阿兰·泰勒郑重地告诉我，在他即将出版的牛津英国史中——20世纪史——他将宣称，当代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弗雷迪·艾耶尔，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他的弟子赖尔；此外，书中还会对罗素有些许赞美，其他就没有人了——有一条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脚注，对奥斯丁则只字未提。[698]我相信他有能力做这件事：也完全没有必要对类似这种事去自寻烦恼，但是，史学家们究竟可以将一个时代描绘到何种程度，对此，我着实感到恐惧［……］。
这段时间里，我准备给全灵学院一些压力，把研究生教育这件事推进一下。这个想法好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古老人文学科的家园——这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一些研究生助学金——为什么不可以呢？圣安东尼学院或纳菲尔德学院尽管成立得晚，但总体而言，它们更注重历史、文学和人文学科[699]的建设。［……］
你的
以赛亚
致玛丽·麦卡锡
1964年8月7日〈再不这样了！25日回应该像话些〉
〈寄自〉海丁顿宅
〈实际上，还包括帕拉吉阿根廷[702]旅馆等地〉
最亲爱的玛丽：
我这里听到从纽约来的消息，刊登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703]上针对阿伦特小姐关于艾希曼那本书的评论文章，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我本人！我相隔千里之外都听说了这个消息——此刻我写这封信时远在意大利——波托菲诺——那么，你人在纽约必定也听说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报作者据说是莱昂内尔·艾贝尔先生[704]，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此人。天赋理性之光会向你进言，这或许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当然，这个说法没有半句实情。斯图尔特和我都跟这篇评论毫无关系，该报没有委托我们给予援手。不过，我确实知道作者是谁，对此我不否认：但按照这种情况下的通常做法，我郑重发誓，我从未，从未透露过此人是谁，因为这么做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会给人带来莫大痛苦。不过，如果你猜对了，我还是会予以确认。我能给你的唯一线索就是，此人完全远离整个场景，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与犹太人毫无关系〉，不是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的人，不是你认识的人，可以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做了一个奇特的选择，一个完全没有独特想象力的人：你甚至会因为自己被他提到而深感厌恶，对此我完全理解并十分认同。我痛恨批评我的人，尤其当他们认为自己并非真正在贬低你。我始终不能原谅一个名叫马歇尔·科恩[705]的人，写了一篇十分无礼的东西，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充满恶意，一副泄私愤的口气——任意发泄各种阴暗情绪——他把文章寄给我，同时附了一封信，说他不指望得到我的认同，但请我放心，说他很崇拜我，等等。借用某个粗鲁之人在纽约曾经说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你这个故事），像这样在公开场合侮辱你，私下又忙着道歉的人，见鬼去吧！至于书本身——我很高兴在这篇东西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把对阿伦特小姐的看法告诉你了，否则你也许会怀疑我有一点点偏见。事实上——虽然我没有认真读完这本书，在我看来，应该还算是她比较好的作品之一，线索清晰，论辩有据，也较为敏锐深刻——不像她的其他作品，一如日耳曼语似的黑暗混沌云团，互不关联，信马由缰［……］。我忍不住会想，她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犹太人的态度，有点儿像凯斯特勒[706]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那里有某种东西会永远持续不断地惩罚她和我们：在公开场合如此宣扬究竟是否正确（你认为它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是在坚持不懈追求真理；而我却不由自主将其视为一种自虐行为），这是个问题。不过，我们不要再继续讨论阿伦特小姐了。人们对马克斯·诺尔道[707]争论不休，眼见他声名鹊起，但很快又被遗忘，就好比围绕凯斯特勒和多伊彻等的争论一样。阿小姐和凯先生也概莫能外。［……］
春天，3月和4月间，我将去华盛顿讲学。对这次要谈的话题我知之甚少，到时必定会陷入麻烦，而且我整个人处于才思枯竭的境地，所幸不是在其他方面。对比弗布鲁克的死[708]，我情不自禁感到高兴——对他的总体评价是，此人无比邪恶，但同时又无比可爱、开朗、愉快，令人无法抗拒：我在他家住过一个晚上，并有一次与他共进晚餐——在战争期间——当时觉得他沉闷无趣、毫无魅力，非常无聊，在各方面都令人反感，尤其是那些粗鲁差劲的玩笑，不着边际的不雅言谈，毫无吸引力的阴郁空虚，还有围绕在他周围溜须拍马、喜欢被人践踏和卑躬屈膝的受虐狂们。［……］我现在很容易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过度的愤怒，想必这是年龄大和动脉硬化的征兆。为什么《新政治家》把《樱桃园》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戏剧让我如此恼怒？为什么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709]让我生气？为什么一想到泰亚尔·德·夏尔丹[710]就令我火冒三丈？他是一个好男人，善良、博学、完美无瑕。为什么我事先就知道，凯斯特勒的新书将激怒我到无以言表的地步？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就因为他是最后一位19世纪作家，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我便认为后来这些人就连舔他的鞋子都不够格（借用一个俄国式表达）？谁也别寄什么书让我写评论。我不喜欢这个世纪，不喜欢代表这个世纪的一切，不喜欢没有实质内容的炫技和艺术爱好、古希腊亚历山大文学风格[711]和绳子魔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伦纳德·伍尔夫的自传[712]，崇拜至极，快乐至极；而对纳博科夫，尽管我对他有那么深的个人情感，却一行字都读不进去。大事正在发生。[713]在这种自悯自怜的情绪无限膨胀之前，我得停笔了。记得来信。
你的
以赛亚
〈附言：我把信通读了一遍，感觉愚蠢无比：请你原谅，但我无法重新再写一封了，我不值得你给我回信。但仍……
你见到《观察家报》上斯蒂芬、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的精彩照片了吗？你认为雪莱、拜伦、济慈看起来像他们吗？为什么C. 伊舍伍德最终未能成功？[714]在我（和他的）青年时代，他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好的英文散文作家。倘若奥登是个天才，但无聊得可怕，这是否意味着柏拉图、莎士比亚和但丁可能也是如此？古蒂、道蒂和肖普吉普[715]：你看我这人有多么可笑。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要为A. 赫胥黎[716]写一篇祭文引发的。〉
致艾琳·伯林
1964年7月［应为8月］19日［手稿］
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
亲爱的艾琳：
旅途一路顺利，平静无波：在拉帕洛市已开始想你。当时我独自坐在私人专车里——很喜欢——车厢不大，三个座位，有身份的牧师们由于要在随从的陪伴下前往某个秘密之地，于是选择了离开——我不在乎乘车——只是很快便陷入孤独、自我怜悯和对你的极度渴望中，[718]比任何德国人都更严重。我试着读点书，暂时管用，但很快就失效了。［……］。总算平安到达——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并没有吵闹或无序的现象——“他们”正逐渐学会守规矩懂礼貌——叫我说行为上有点儿像塞浦路斯人——我受到普罗普斯[719]和加比·科恩[720]的隆重欢迎，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候你和孩子们。真感谢他们。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斯特拉文斯基的首演是在星期日晚上，普罗普斯说他发了电报给我，但我没有收到［……］。如果我事先得知，会安排晚一天离开——对此我仍有些耿耿于怀。斯特拉文斯基明天到，周四：我要不要陪科莱克一起去机场？我想还是不要了。如果我无事可做……可能到时会非常搞笑：航班抵达后，隆重欢迎，以表敬意，诸如此类。S. 夫人患有面部神经抽搐症：我恐怕自己到时会觉得非常可乐。克拉夫特，加上神经抽搐，整个场景可能会十分滑稽。我在这里“什么人”都没见。有古城以拉他和茶（足矣）——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沙格瑞[721]如今已是“教授”：没有人谈起本—古里安：我不会主动提出去见他，但我感觉走之前必须见上一面，不能就这么离开。我今天将与伊加尔·阿（隆）[722]一道吃午餐，然后就自由了！阅读书籍、享受宁静、放松休息，任我选择：大家都不在此地，全都不在，这还真是一大慰藉：托曼、肖勒姆[723]、桑伯斯基[724]（知道吗，他得在牛津待一整年）、威斯格、魏茨曼夫人、塞缪尔夫人[725]，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必须出发去看我可怜的阿姨。科莱克对他养的猪和未上漆的条纹大理石非常满意，认为自己做了明智的选择。我给加比·科［恩］带了半瓶的白兰地。我的女佣“凯蒂”是印度人——口音举止与古比夫人一模一样，很讨人喜欢。我认为斯图尔特对人性——人类总体层面——的思考是非常正确和适当的——就像伏尔泰和马克思，而我往往情不自禁喜欢纠缠于细节：诸如，让他来制定法律并治理国家，由我来拯救他那些清规戒律的受害者：他可以是列宁，而我就是高尔基；[726]他会得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感恩戴德，而我则会有成百上千人向我诉苦抱怨。因此，我们应当将世界划分开来。［……］我不断思念你：怡人的温暖也无法弥补。如果此刻我俩在一起，一定会喜欢这里：无需与人应酬，没有要完成的工作，从僻静的房间看出去，景色美不胜收。我爱你——我并不自由——也不希望自由——你必定也一样。
以赛亚
致安德烈·瓦利茨基
［1964年］9月7日
〈帕拉吉；寄自〉海丁顿宅
亲爱的瓦利茨基：
［……］我在意大利已经待了大约三个月，一直在努力工作；口述记录了大约十万字的零星文字——赫尔德、哈曼，甚至包括纪念第一国际的讲稿，准备在斯坦福演讲[727]——估计马里亚随时会抵达这里（意大利）——他从尼斯过来，经过这里，准备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一定会满怀深情地谈到你，相信到时你的耳朵会发烫——有什么书我可以寄给你的吗？据我所知，19世纪的思想流派中没有什么书让人感兴趣：你真的不想要凯斯特勒的书吗？关于天才是如何获得创见的？[728]他历时多年写出这本书，可是，根据有关书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本关于业余爱好者心理学的自学成才的著作罢了。虽然收集了大量论据，却好比崇山峻岭中跑出的一只老鼠，实在微不足道。当然，我的言论可能有些偏颇。这里举行的陶里亚蒂[729]的葬礼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罗马有一百万人参加：他是一个很有意思、出类拔萃的人。我刚刚在意大利特浓咖啡馆读到多伊彻的一篇文章，对他发起猛烈攻击。这篇文章完全被某种个人情感所左右，将陶里亚蒂描写为一件在斯大林手中可以任意弹唱的乐器，却对他何以能在西欧缔造最大的共产党组织缺乏深入分析。我认为总体而言，多伊彻是当今严肃政治作家中最不客观、最缺乏可靠事实论证的作家：在“公平客观”的外衣下，他向左右两派均掷出有毒飞镖，加以恶毒攻击，除了他自己所属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半托洛茨基分子小集团之外无一幸免；因此，他是世界上最不配拥有客观性、可靠性及良好判断力等声誉的人。但他作为小册子作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还是有其价值的……
你〈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尼古拉斯·纳博科夫
［1964年］9月7日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尼古拉斯：
耶路撒冷！我两天前刚到这里——普罗普斯告诉我音乐会的日期有误，所以我只能看一场。我到机场迎接音乐家及其随从：在卢德大机场的停机坪上，场面壮观难以置信：科莱克、普罗普斯，拿着小小一束花的普罗普斯夫人[730]，手持花束和打印讲稿的提苏尔[731]。以色列航空的波音飞机徐徐停下，我们朋友的小小身躯从机舱里走出，披着头巾，天很热，阳光耀眼。紧随其后的是维拉·阿托诺夫娜[732]。他扑过来和我拥抱（我怀着真挚的情感亲吻他的脸颊，他的胡子没刮干净），接着，提苏尔先生和普罗普斯夫人把手中的鲜花放入斯夫人丰满的怀中，斯夫人几乎抱不住那些花了，我接过她的花，结果令自己看起来特别傻。大家聊了几句之后，提苏尔用优美激昂的男中音致了欢迎词（部长本应到场，却没能前来）。他们缓缓走向车子。这时一旁的露台上童声合唱团开始放声高歌——天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幸亏斯特拉文斯基意识到孩子们是在为他们而唱，地上的红毯（真的）也是为他们铺的，然后他和蔼亲切地挥手致意。车子缓缓开走，留下我怀抱两束鲜花听提苏尔没完没了地讲述他那快乐的故事。然后我和科莱克发现要带去耶路撒冷的十四件行李（普罗普斯夫妇的行李，主要还是普罗普斯夫人的，他们俩作为助手跟着斯特拉文斯基的车一起走了，普罗普斯夫人作为女侍官表现极佳），只有十三件，一件不见了。顺便说一下，克拉夫特最后终于出现了——他唇边讽刺的微笑大约是那天下午我们在机场上看到的唯一真诚的反应。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和克拉夫特聊天——他很聪明而且对荒谬的事情感知敏锐。虽然他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但他有一个潜伏在神经质之下颤抖着的灵魂，不时以某一感人而尴尬的方式挣扎而出。不见的那件行李，当然被认为装满了所有的乐谱，还有斯夫人的皮草和珠宝。我们发狂似的往巴黎打电话，大家都很紧张[733]，直到等所有人都到了耶路撒冷，才发现原来什么都没有丢，本来就只有十三件行李而不是十四件。他的确很累。排练马上开始。你觉得新作如何？对我而言，那就像楔形文字一样——也许它很好。理解《特雷尼》于我毫无困难。不管怎么样，他们对乐队相当满意，它们［即乐队］应该能够充分理解这部作品；可是那糟糕的男中音唱出来的一个个音符都是孤立无关的，他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唱，唱的是什么。［……］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自始至终心情都很好；他喝了很多的爱尔兰威士忌，酒量惊人，不过他更喜欢苏格兰威士忌，饮酒时心情淡定、平和、亲切友善。有时，他会纳闷自己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君士坦丁堡；别的时候他就比较专注。斯夫人因为神经痛卧床休息，偶尔下楼来与大家和蔼亲切地交谈。女侍官普罗普斯夫人好到了极致。提苏尔在机场、音乐会以及各个场合所致的欢迎词，活脱脱就像勒内·克莱尔的经典滑稽剧——浮夸，滑稽，令人戒心全无，虽然冗长但引人入胜。最令人满意的时刻是，他在大卫王酒店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斯特拉文斯基，他提及亚伯拉罕当年打算把以撒作为祭品供奉给上帝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大卫王酒店，并在故事中加了一些合适的笑料。我请来的纳尔逊·格卢克教授[734]，对此很难抑制心中的愤怒，因为他知道事件的确切发生地是在西奈山。人们问斯特拉文斯基是否赞成以色列禁止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他答道：“在不准演奏瓦格纳音乐的同时，你也阻止了许多不一样的声音。《帕西法尔》是最令人生畏的暗潮涌动；《指环》则是和谐之作；我对这种反差很感兴趣。”克拉夫特觉得他有必要解释一下，《特雷斯坦》毕竟是斯特拉文斯基所写的这类音乐的鼻祖。斯特拉文斯基勉强同意《特雷斯坦》是个例外——而瓦格纳其他的音乐作品都是令人厌烦的滥情之作，以色列人禁演他的作品是毫无问题的。他还好心地提到我对歌词的贡献，导致一批当地记者包围了我：我拒绝了他们，很可能一些不好的言论迟早会出现在《新闻周刊》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让我很难受，当然斯特拉文斯基是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的。
总的来说，整个演出过程大获全胜。因为他感觉很好，因为耶路撒冷的演出大厅坐满了人，因为当他进场的时候所有人都起身致意，因为总理与内阁成员都出席了——还有美国大使[735]——他人不错，不过身形庞大[736]——是一团友善的肥肉。你应该看看当《亚伯拉罕与以撒》的第一个音符奏响时教育部长脸上的表情，他［斯特拉文斯基］指挥了《我从高高的天堂来到这里》和《诗篇交响曲》，克拉夫特则指挥了钢琴和弦乐随想曲以及《亚伯拉罕与以撒》。……
大家一直在谈论你，普罗普斯、泰迪、斯特拉文斯基、提苏尔，还有我——在各种介绍场合。你的缺席真令人感到遗憾。你真该来享受一下，有不少好玩的时刻，各色人等闹哄哄地登场，在一片白色和蓝色衬衫及一团团蓬乱的白发之中，几个外貌古怪的德国学者特别显眼——他们就像《读者文摘》的编辑——所有的“前沿”大众，他们进入构图精美的瓷器图案中，蹒跚地走向指挥台，苍白、高雅、世故，毫无民粹[737]气质，而台下的观众饱受民粹思想浸淫；有许多困惑的听众，不知道这音乐表达了什么，还是万物都蕴含其中，而面对众人对自己的赞美，他们本人也跟着鼓掌喝彩，他响亮地说了“再见”之后，掌声更疯狂了：场面感人、可笑但非常温馨，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以色列新总统[738]像前总统一般和蔼可亲，俄语口音也一模一样，现在总理也一样（本—古里安不是这样）。［……］
你还好吗？听说你不太好：斯特拉文斯基夫妇非常关心你的健康状况，正如你关心他们一样。别过度操劳！就算是你那伟大的艺术节，也没必要做到那么精益求精。我恳求你问问自己，你在这么快地透支自己为了什么？为什么你不生活得轻松一点？压力不要那么大，享受一下“甜蜜的生活”？和我多聊聊？9月13日后请你从柏林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在那之前你就静养一下可好？我知道这么说徒劳无益，就像在水上写字一样。噢，你要是也在那家餐馆，就是大卫王酒店新开的地下摄政餐厅就好了。当时我不得不走到那位匈牙利钢琴师的跟前，他是在餐厅演奏的小爵士乐队的领队，我问他可不可以先等二十分钟左右，让斯特拉文斯基先生吃完饭，再提供音乐服务——他欣然照办了——随后，斯特拉文斯基递给我一沓凌乱的纸片，上面潦草涂写着类似音符的内容，一半应该是探戈，一半应该是华尔兹，署名伊戈尔·曼图菲尔：那位匈牙利乐队领队虽然要了签名，但并未意识到斯特拉文斯基是谁，他告诉我：“终于到这儿了；之前我在集中营里待过两年；住过可怕的地牢；此刻我在和科莱克先生聊天，他可是大人物；而如果我和别人——比如你——讲话，这在别的国家可能发生吗？瞧，本—兹维总统坐船时，我也正好在船上弹琴，我想合影，他先检查我的相机，确认没有问题，然后才让我拍照；本—古里安先生还问我是否开心；这样的事情哪个国家有？哪个国家？”“让我们祝愿永远如此。”[739]我感叹道。斯夫人很想看看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但并未因此事过分烦扰我们。我会永远将芬利热切的情态铭记在心，善变，茫然，非常开心，微醺——与在纽约时迥然不同——我觉得，他在耶路撒冷开心多了——也许他在好莱坞过得很好。克拉夫特动情说着斯蒂芬是个好人，通人情，奥登多么不通人情，阿伦特小姐多么糟糕。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你的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4年9月7日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罗兰：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关于戈德华特[740]的两封文采斐然的来信表达最深的谢意，我还没有读过比这更好的文章，它更高贵、更有趣、更敏锐、更具压倒性。［……］我个人认为戈德华特赢得竞选带来的危险不大。我不太确定他能否打败肯尼迪；我也看不出他如何能够击败约翰逊。让我不安的，当然是他竟然能够获得这么多支持；即使他不参与竞选，被同一势力支持的其他人也可以在四到五年内轻而易举地获得众多支持者。然而，我并不知道，戈德华特的支持者是否只是那20%的旧时代的人——这样也足够多了——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是反对参战的孤立主义者，他们不愿去欧洲，但在战争末期去了日本，支持麦卡锡和麦卡伦[741]，但事实上，却是由来已久的南部“保守分子”、得州实业家、天主教偏执信徒、法西斯分子、狂热分子、神经质的政治分子、愤怒的前共产党员、各种不成功的权力追逐者，还有富人和反动派的组合，美国从来不缺少这些人［……］，这是乐观的看法。悲观的看法则是，很显然戈德华特不是希特勒；所以，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恶心的躁狂者，而是一个快乐的、典型的美国男孩，友爱满满，仁心善举，极其单纯，浑然天成，可以沟通交流。只因为他不像麦卡锡，他是实现了的美国梦，与东海岸可怕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富豪阶级、溜须拍马的追名逐利者、控制美国政坛至今而又冷酷英俊的欧式绅士们无关，他代表着得州和亚利桑那州精神饱满、干劲十足、雄心勃勃、有阶级觉悟的开放性的前沿社会，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不同种族的血液，新鲜，充满活力，反欧，美式——那是出身低下的民众与被压迫者的反叛——因此，他比一个真正的法西斯躁狂者还要可怕许多。我认为他是危险的，而且我认为他的政策是混乱的，令人憎恶的［……］。然而，此刻，我还是认为，这一切此时都不会明了地呈现出来。
［……］我有一种感觉，最后，是肯尼迪和他了不起的政府招来了这些恶魔，是肯尼迪将其对领导权，对冒险，以及对强劲生活的极度渴望感染了全国。人们不需要在其中发现些许法西斯主义苗头，但是“勇敢者”——以邓南遮[742]为畸形代表的前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精神——当然存在，而且已经在美国人中引起了特殊情绪，煽动他们进入浪漫空想，在那儿，被命运左右的人们——拿破仑主义——伟大的拿破仑式冒险——在空中游荡，最重要的是，没有对重大事件的被动接受，随波逐流，偏安一隅，只有和命运与艰难抉择的持久不变的对抗——做完这些之后，他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当中，戈德华特这样的人比普通政客更容易获得成功。而我，大约是出于愤世嫉俗，更愿意相信普通政客。我的看法是，只有那些热爱权力，享受权力的人，才能统治大国；如果他们不热爱权力（像史蒂文森那样），他们就不好。罗斯福、杜鲁门[743]、艾森豪威尔[744]，都是如此：罗斯福和杜鲁门极其杰出，艾森豪威尔我很不喜欢——我觉得，他的脸最让我不悦，集中体现出他的自负、愚蠢以及毫无原则——就像他一直以来对“马歇尔计划”[745]的态度和对麦卡锡的友好携手所显示出的那样——令人作呕。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塔夫特[746]，他是个诚实、生硬、刻板的人。尽管如此，我认为他就像带领英国走向灾难的内维尔·张伯伦一样，会带领美国陷入同样的灾难，他们太相似了。我最喜欢的总统人选还是杜鲁门，虽然我清楚地记得你指责杜鲁门主义[747]，但是在这点上我与你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对约翰逊也不那么反感；他粗俗、平庸、缺乏高尚情操，这些诚然可怕；然而在需要勇气的时候，他还是勇敢的。1939—1940年间，在得州支持新政并非易事，他顶住了来自当地各类保守派的压力，无条件地支持罗斯福，并因此遭到了责难。我想，一种旧时代的理想主义还潜伏在他心灵的某个地方，他可以时不时把它召唤出来，就像他可以随意重启（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压制，恐怕）藏在某个偏远角落的资源。他想作为一位伟大、开明、致力改革的人民的朋友被载入史册——那完全不是我会反对的。我希望我能喜欢上这些权力争夺者中的任何一位——亚历山大爵士或是威尔逊先生——只要有一半就够了。［……］
致以我深深的爱
以赛亚［……］
致梅耶·夏皮罗
1964年11月17日
全灵学院
亲爱的梅耶：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没时间的话可不必回答——或许只需提供参考文献也行。我问自己——包括你——18世纪，社会、人口以及经济方面发生了什么，导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的年轻人，尤其是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德国？他们贫穷，“苍白而发热”，罹患肺结核——他们入职只是为了离职，他们欠钱，嗜赌，迷信星象，从一座城市游荡到另一座城市，忤逆他们的父母，早期人们称之为“狂飙突进运动”，之后又称之为浪漫主义？如果你读过有关施莱尔马赫[748]、施莱格尔兄弟[749]、瓦肯罗德[750]、诺瓦利斯[751]和他的弟弟伊拉斯谟[752]、蒂克[753]、斯蒂芬斯[754]等人生平的书，你会被这些混沌的年轻人身上的高度相似所震惊：他们对父母的反叛，蔑视各种形式的整洁、秩序和理性，贫穷，欠债，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笨拙，缺乏社会经验、与女性相处不知所措，他们彼此间热情似火的男性友谊（瓦肯罗德在写给蒂克的信中，完全用的是天真无邪的同性恋词语），虽然他们与多萝西、卡罗利妮、雷切尔、汉娜·阿伦特之类的女人结婚，即使婚姻幸福的谢林[755]都对女人不断诋毁，并宣称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接近无穷，获得真正的快乐或做出牺牲，等等。
还有，为什么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突然到处都冒出各种预言家，神视者，卡里奥斯特罗[756]们，身上带着圣伤痕的女人，有催眠能力的、会催眠术的女人，圣经公会，神秘的鬼魂附体，对奇迹的期待，还有疯狂的赌博，全国性的博彩，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传统和保守主义的普遍分离[757]？这些现象在工业革命最不彻底的德国甚至更为显著。我能如何了解这一切呢？你知道得多，肯定能告诉我吧？我不知道，有哪部研究18世纪的著述在经济、社会或社会学方面恰当地解释了这些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并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期达到顶峰的、翻天覆地而又灾难性的社会转型。哈布瓦赫[758]统计了普鲁士人的自杀数字，但那就是我仅有的线索了，而且还只是结果而非原因。就我而言，你不能反对这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如你所见，它暗示了改革的力量，就连我都似乎要在此力量面前屈服。温德博士似乎没法帮助我——哪怕是一份短短的文献目录都是奇迹了。
最诚挚的问候
你的
以赛亚
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4年12月31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兰：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你那幅精美的帕斯捷尔纳克所作的托尔斯泰的画像[759]，看起来不但生动逼真，而且带有一点儿德国式英雄崇拜的浪漫主义，它现在正高挂在书架之上，就在我对面，俯视着写信的我；它相当令人敬畏，让我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而又徒劳。我不知道托尔斯泰那令人生畏的眉毛、长胡子，乃至整张吓人的脸究竟是在皱眉还是在微笑，所以他这张年迈的面孔当然就令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为了送出有价值的礼物，送礼物的人所需要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精力，说得太对了。我看着这幅奇妙又感人的画像——越发地为自己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而感到愉快——每天如此，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真的太谢谢你了。
这段时间里，世界在继续前进（唉）。我更希望它停下脚步吗？我不太确定。不，总的说来，世界必须前进，即使这样会与种种令人不快的前景距离更近——比如我在华盛顿做的讲座，它令我发抖、哆嗦、震颤。[760]我本来绝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主题，地点，整件事都不合适，我被这事缠住了，我所有的正事也因此停滞不前。但不要对此太在意。继续前进吧！事情很少如看起来的那样糟或是那样好。（这是我从各类深刻的经历中提炼而来的深邃真理，现在我把它送给你！）我对戈德华特没有足够的畏惧，你因此对我倍加严厉——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并未全错，尽管有二千五百万张选票，但在这样一个小国，不足为惧［……］。我们这儿的处境更令人担忧[761]：一个左翼政党会因为缺乏经验而犯错、跌倒，这是很糟糕的。看起来，首要问题就是新任政府顾问不知如何在白厅执政，而当事态危急又不知道采取什么有效行动，哪个财政大臣去做什么，去英格兰银行找谁帮忙，等等——他们懂得这些，但我想他们中有些人会感到混乱而惊慌失措，于是便退缩逃避。而保守党虽然有诸多缺点，却不会这样，就像醉醺醺却又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他们将船驶入港湾，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港口，却清楚地知道自己驶向何方——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更有可能遭遇暗礁，发出哀号，并发生撞船的危险。所有工党的国内目标在我看来是极好的——但在三个方面，他们的行为正在或将会引起人们的担忧。
首先是欧洲[762]——除了某些对错参半的政策之外，英国还有很强的惧外心理，小家子气的英格兰本土主义，很不愿意受可怕的外国人干预，希望保留自己的福利国家体系和体面的民主制度，对抗来自米兰和莱茵兰的、抽着雪茄烟的欧洲共同市场的支持者。这些我都理解，但它太不现实：英格兰的做事方式的确既低效又抠门——当然并非只有工人们如此，他们的老板也是一样。已故的马科斯勋爵[763]，一位非常有见识的百货商店老板，多年来一直很郁闷地跟我抱怨，说他本人根本无法激发生产商们去生产人们想买的东西，那些生产商根本没有企业家精神、灵活性和想象力，也不打算有所作为，只想确保稳定收益，打打高尔夫球。一众艾森豪威尔们加上温思罗普·阿尔德里奇[764]们，置身英国产业经济而无所事事——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一幅情形，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凡有什么办法能刺激一下这些人，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正处于极度经济危机之中，也是好的。工党政府能够如何打入他们的巢穴，不得而知；加入欧洲本来的确是会打乱当前局势，并往死水潭中注入活水湍流；然而其代价是颠覆原有秩序，不过，有真心实意地注重福利保障的强硬左翼政府，可以令这一变革软着陆。工党执政，加入欧洲，二者结合会是正确之选，虽然不论从历史原因还是道德原因方面来看，这似乎都不可能。
其次是教育：显而易见，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简直无法告诉你，牛津，尤其是全灵学院，目前是多么混乱不堪，恰如充满激情的改革者——比如我——与坚如磐石的传统派如约翰·斯帕洛之间的冲突。）不过，如果需要先过度扩张大学，然后才进行大学改革，任命大量校长，为学生过多、师资不足、建设失衡的学校引入更好的条件，这至少会令我们的人文教育水准土崩瓦解——当然在适当的时候会得到补救，但所付出的代价将昂贵得多。
再次是作为附属品的艺术：任何一届的工党政府都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做得和外国人一样好——英国歌手，英国球员，英国画家，英国民谣，噪声爵士乐队，人文艺术，工艺品，遑论所有这些昂贵、自命不凡、自视甚高的胡扯——比如昂贵的歌剧，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外国指挥家及其他——这会极大程度地损害英格兰的昂贵艺术形式——歌剧，电影，“外国”剧作家创作的戏剧等——目前这些艺术形式正处于鼎盛期。这很奇怪，比如，在我任董事的柯芬园歌剧院，如果有一个不那么明显倾向于伦敦金融区以及保守党的董事会，无疑是好事，要找既拥有社会主义观又出类拔萃，对歌剧又有鉴赏力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有两位，可他们都是工党大臣，所以就没有别人了。真怪，我本以为有品位的杰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存在的——不仅要有品位，还得懂音乐，他们已经找了足足一年了；甚至连亲爱的斯图尔特也提名了几个人选。说到他，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我们才能重新找回他，因为我无法相信他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以普林斯顿为家，哪怕他一再向我保证，我此生还没有见过比他更爱国的英国人——而且还一点儿民族主义倾向都没有——没有见过像他一般不舍英伦故土的人。
说到牛津的教师们，希望《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关于沃伦报告会[765]的精彩辩论能令你乐不可支，你看过特雷弗—罗珀的文章吗？有没有看到斯帕洛的回应？无疑，如果没有充足的防御装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对他的攻击，特雷弗—罗珀是不会投身战场的，下周日他会发出令人恐惧的一击——他已经遭受到双面夹击，一面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斯帕洛，另一面是无论怎样都不喜欢他的《观察家报》——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知道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才是真相，并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既直击要害，又优雅得体，令人震撼，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我想，他认为如今自己好比皮卡尔中校[766]——是发现了在诸多谎言的隐瞒之下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唯一一人，并且下决心要弘扬正义。我想知道他和亚历山德拉夫人[767]在洛杉矶是否过得快乐开心，眼下他们正隐匿在那里。他视自己为替天行道之人，代表绝对正义，巡查邪恶与软弱之辈，让他们接受理性的审判。然而，我本人无法相信事实真相与《沃伦报告》所宣称的结论能有多大不同——与符合各党派、左翼、右翼所期待的事实真相能有多大不同，这不等于说它是错的：除非我沉迷于阴谋论，认定所有历史就是一个紧接着一个的阴谋，认定人们必须一直追问：“这事件背后究竟有谁在操纵？”“谁应该对此负责？”——共济会真的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吗？耶稣会会士毒杀了契玛罗萨吗？犹太人挑起了1914年、1939年以及其他一切事件？共产党真的在用氟化水毒害美国人吗？对特雷弗—罗珀而言，世界确然处处可见光明与黑暗的身影，彼此斗智斗勇、狡猾而又持之以恒的阴谋家们，朝着他们可怕的目的地冷酷无情地匍匐爬行，只有寥寥几位夏洛克·福尔摩斯阻挡着他们，这儿，那儿，凭借一己之力阻挡着令人恐惧的莫里亚蒂们。我不相信世界能够像那些一点儿也不相信阴谋论的人所要说的那样，丝毫不受阴谋论的影响，不过我认为休·特雷弗—罗珀也许脑子里装满了太多的天使与魔鬼，哪怕他充满热忱地痴迷于启蒙运动——真心实意地——哪怕他具有理性，对真理真诚渴望（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更为真诚），然而他的心智恰恰还是深受他所力图摧毁的中世纪敌人的魔鬼学的影响。但是，我还是要对他公平一点儿——我对他的学识深怀敬意，并且——很难得的是——我真心喜欢他。
还有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呢？艾文夫人[768]办了一场舞会，我们去不了（就我所知，除了几位很投入的舞蹈家之外，成年人都没有收到邀请）——为了帮她打发冬天，否则这个季节对她来说太阴冷了。斯帕洛正在打一场战争，为了不让全灵学院发生变局，他就像年迈的道格拉斯·范朋克所扮演的那些英雄，站在桌上，挥舞手中寒光闪闪的长剑，只身一人抵挡十七个杀手：场面壮观，但我担心这样救不了他。
你永远的，深爱你的
以赛亚［……］
致伯特尔·奥尔曼
［1965年］1月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伯特尔：
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当然，我完全明白，自从你确信自己正在扫除诸多误解，修正被扭曲的形象，执行正义，出于纯粹的心理上的原因——如果不是其他方面的，你的序言只能是它原来的那样，冗长展开，逐步达到高潮，充满愤怒，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这很好。但是，容我再次向你提出这条充满慈爱的前辈的建议，哪怕是冒着这条建议会被你掷回到我脸上的风险：论文不应是燃烧着熊熊怒火的控诉，虽然著书可以如此，如果你感到真理被蒙蔽、被践踏，显然愤怒也是应该的。［……］你是一位充满激情、雄辩、热切的作家——像策马飞驰的波兰骑兵，奔向令人恐惧的艰难险阻——前方道路上，处处是倒伏着的木节虬曲的庞大树干与干涸多年的河床，很容易就令你马失前蹄。一定要处处小心，三思而行。想象一下，你的考官们所捍卫的是与你不可调和的立场——他们既无趣，又充满疑虑，还不一定有同情心！我这么说不是要挫你的锐气，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此刻，你的正义比马克思的正义还要至高无上，虽然二者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你说我的建议也许会令你的序言篇幅又长了两三倍：如果那是必要的，那么就写得长一点儿吧——等整篇写完，你再把它删减得紧凑些，着眼整篇论文的总体结构（如果是写一本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像做外科手术那样修改全文。我觉得自己好比絮叨的波洛尼厄斯，不是在劝告哈姆雷特，而是给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769]提建议。我会在英格兰待到6月底左右，然后可能会去意大利，所以告诉我你的计划，向你和你的妻子问好——我突然想起波洛尼厄斯与贝尔热拉克之外的另一幅场景：我就好比是年长的马克思写信恳求年轻的自己不要颠覆既成现实的权力。是的，年轻的马克思不会听，但是也请记住（除了天才之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大作——他所有的著作，即便是最长的，也都只是展示了他冗长一生中的零落碎片——所有的著作，但他的论文不同，那可是清晰简明而又中规中矩的典范！
你的
以赛亚［……］
致艾萨克·斯特恩
［约1965年2月9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艾萨克：
我确实急于（非原文如此）回复你1月17日的来信。我正处于惶惶不安之中——要在华盛顿作的系列讲座毫无准备，它们会一塌糊涂的：我不是太在意（可还是在意），接下去还有一本书要写，还要从没有价值的讲座中打造出一本书，由此产生的负罪感和羞愧感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样的前景让人扫兴，提不起一点儿劲来。但是，不用说，等我一到美国，我们还是要尽早见面，无论我的状况如何。我会在第一次讲座的前一天到达，也就是16号［应为14号］，星期天，然后就开始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悲鸣，在自己的头顶覆盖尘灰，希望自己死去。［……］
《传奇》[781]听起来棒极了：我之前在音乐厅听过一次比较低水平的演出，觉得不好，我的感觉是错的，它的确是经典之作，划时代的作品，只是我太愚蠢了，正如托斯卡尼尼对已故的乔齐诺夫[782]所说的那样，当时后者抱怨道，虽然自己总体而言喜欢贝多芬，可《D调弥撒曲》他不是很懂——“也许是因为你愚蠢”，托斯卡尼尼说：希望对于《摩西和亚伦》我的体验也是如此。［……］
这段时间里，希伯来大学正在制造大麻烦：特拉维夫受到慢待的怀斯博士在殊死作战，不仅拿下了特拉维夫大学，还发动了亚述人对抗犹太人的运动。我不得不加入无穷无尽有关此事的委员会；更别说还要劳心费神，为想来牛津的囊中羞涩的以色列学者们到处筹钱——他们翘首以盼，可一旦好不容易来到英国，却发现牛津这里的老师们既冷漠又不好客，令他们饱受心灵创伤，人生化作灰烬。噢，亲爱的，我这封信怎么变得如此忧伤。电话刚刚响了，艾琳告诉我，麦克米兰与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新近在柯芬园歌剧院上演，这几乎是一次不太体面的成功：观众为努里耶夫和芳婷[783]鼓掌长达四十分钟；这已经成为类似披头士那样的高雅而流行的盛况了，而且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歇斯底里的程度[784]。我们还推出了精彩绝伦的《阿拉贝拉》，由费歇尔—迪斯考任主唱——演出大获成功，评论家们赞不绝口，柯芬园歌剧院的演出剧目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等等，不过该剧的全部配乐在我听来都有点儿矫揉造作：托斯卡尼尼的《费德里奥》，或是托斯卡尼尼的《福斯塔夫》，或是朱里尼的《唐·卡洛斯》，或是弗朗茨·沙尔克[785]的《唐·乔瓦尼》——所有这些歌剧哆哆嗦嗦唱不出什么，最著名、最有天赋的指挥的低微品位，是我们这个时代奇怪而令人不安的症候。唯有朱里尼是纯洁而高贵的，但他的艺术生涯在20世纪早期就戛然而止，仿佛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淡出成为历史古董。这么说是否太悲观了？也许。［……］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5年］2月16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当然，我们知道佐尔蒂有缺点，不仅他自身有缺点，他的音乐也有缺陷——而你说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的确，科林·戴维斯[789]是最好的英国指挥；但恐怕还不够；比彻姆[790]和汉密尔顿·哈蒂[791]也不会更好——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英国血统的指挥能比得上欧洲大陆的一流指挥，伟大的指挥更没有了。［……］科林·戴维斯指挥柏辽兹作品很精彩，指挥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也不错：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施特劳斯——也许有一天他能够指挥得来吧。有他在英格兰是幸运的，免得如果哪天佐尔蒂走了，我们还得求助于他，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另一位与他水准相当的指挥了——当然，他比其他所有的英国裔指挥都更为出色，普里查德的确不能望其项背——而拿他来换佐尔蒂，就像是拿香槟换麝香葡萄酒（其他英国指挥只是苹果酒），这事根本就不用考虑：尽管他造成了诸多麻烦，又十分自大，诸如此类，尽管（在我看来）他不能精准地指挥莫扎特作品，甚至指挥威尔第作品时也并不能一直保持高贵而优美的水准，但他还是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一流指挥——所有的批评者都明白这一点，公众也都明白——在德国和中欧歌剧界他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在演奏与他的天赋不相符合的作品时，他依然才华横溢，引人注目。戴维也许与他有点儿纠葛，而这其实是每一位剧院监制人与歌剧经理的命运，我们绝不能像斯卡拉那样做，从而失去了朱里尼。［……］
本杰明·布里顿说得绝对正确：如果没有他，《仲夏夜之梦》和《比利·巴德》就会失去吸引力，我们就会遭到没完没了、令人厌烦、充满破坏性的批评，指责我们对布里顿不公，为英国音乐做得不够，于是乎又会成为替本届政府受过的靶子，而此时，由于我们匈牙利指挥的杰出才能，我们被视为一份资产。为什么我要毫无节制地说这么多，而不是简单地说“对”？我想不出原因：只能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能把话说得简洁吧）。
你的
以赛亚
致凯·格雷厄姆[792]
1965年3月5日［手稿］
全灵学院
亲爱的凯：
很遗憾，我没能与帕米拉一起吃顿饭[793]——但我不能总是一点儿责任也不承担：眼下我就像一个黑人劳工（如果这个词还能使用）忙着准备这些该死的讲座，到现在我只做出了其中一讲的纲要。天知道其他几讲会如何。想到你就要来了，我很高兴。而且，我想“其他人”也一样高兴。包括玛丽安？去华盛顿见了她的西尔维斯特·盖茨[794]，活灵活现地跟我描述了她的情况——很高尚——比我高尚多了。大法官已经走了，我很难过。[795]他改变了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他，我不会得到美国的工作，也见不到任何人：在美国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永远提升了我的人生。我也很喜欢他——尤其是喜欢他那些众所周知的缺点——非常喜欢：那些会令别人感到厌烦的缺点，我反而总是会喜欢：每当我看到阿瑟·古德哈特[796]觉得尴尬，或是沃尔特·李普曼[797]皱眉，或是玛丽安刺耳地来上一句，我就觉得自己既忠诚又卓越，还很自得，如果你明白我这么说的意思。他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好男人，人类的荣耀，是我那模棱两可的反犹主义（我也因而对菲尔就这个话题偶尔的爆发深感理解）的解药：当不那么做反而是常态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用世俗的话来说）当他表现出庄严、明智与“聪明”就能更进一步时，他反而有意选择做个真诚和真实的人。我应该写信给玛丽安告诉她这一切：可是我不会这么做。我的讲座令我崩溃，好意的朋友寄来的两封信也令我烦恼——一封来自白宫的西班牙人，另一封来自美国国务院，他们（曾是我的学生，如今都是有身份的人）告诉我，《华盛顿邮报》[798]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令人生气而又轻率无礼的文章——一封信上说文章“可恶又轻率”，另一封信说文章重提那枯燥无趣的欧文·伯林的往事，坚称我有“语言障碍”，说我不擅长讲课（这是真的！），还用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语言形容我。其中一封信还说，在我之前做过梅隆讲座的K. 克拉克爵士和贡布里希教授，就没有我这样的遭遇，很同情我（这有点儿幸灾乐祸的味道）。噢，亲爱的！我希望自己对此不要过于介意：直率的敌意，好过被视为一个娱乐他人者：也许是来信者有所夸大了，可是他们互相并不认识，二者都表示愤慨。你觉得你能说服你的职员们解雇我吗？这将会是怎样的解脱啊！
我现在是隐姓埋名的存在——离群索居——我觉得自己不应被如此示众。我知道——依照严格标准——自己不是真的很好：但我就如此怪诞吗？我是这么一个滑稽可笑的人吗？所以我很像塞西尔·比顿？伊戈尔·卡西尼？[799]格劳乔·马克斯？[800]我终于开始在英国享受到默默无闻的生活，这是我早就该得到的：尤其是在牛津大学。我期待华盛顿之行，我想：我认为，就私人关系而言，我必须停止这些胡扯了。这不是你的错；但如果你同情我，我会很高兴：如果你赞同记者们侵犯了隐私权，他们简直不像人，令非公众面孔遭受公开羞辱。或者你会不顾艰难险阻，为他们辩护？或者你只在不那么艰难的情形之下为他们辩护？［……］
我希望我可以整天无所事事，只是看报纸：我喜欢别人的八卦：如果提到我，那我就死了。请你一定要特别敏感、善解人意、关心体贴。
爱你的
以赛亚
附言：我听说——由于我如今恶名昭著的语言障碍问题——西堪萨斯大学已经决定不邀请我任导师：我告诉他们，其他人还抱怨我语言障碍不够呢，可是没有用。因此我打算起诉《华盛顿邮报》赔偿我的重大损失。[801]
致阿瑟·施莱辛格
1965年3月5日［明信片］
海丁顿宅
13日起我在喜来登花园酒店开始严格意义上的隐居：因讲座准备不足，我满怀恐惧；忧郁，自卑，厌恶抛头露面，对越南的事缺乏兴趣——我宁愿在无麻醉的条件下锯掉一条腿，也不愿做这些讲座：为什么我总是有受虐倾向？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5年］3月9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希望你正在享受中国之行，真是羡慕至极。我毫不怀疑，芭芭夫人[802]是最迷人和最宝贵的伴侣——你不必跟她重复第二个属性了。我一直渴望能去中国，但可能永远都去不了。正如战前我表示对美国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然而去了美国之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现在你应该已经听说佐尔蒂已同意指挥《摩西》一剧，维拉尔[803]也同意了，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启动了。无论结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佐尔蒂本人参与了这个项目，我想此事不会不了了之，虽然我想戴维对这一项目的热情相应有所降低。我们必须关注此事，至少你和伯内特要关注［……］。我知道你会不断地提醒我对此事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然而反过来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不是因为你一直坚持要我写信给佐尔蒂，如果没有你始终如一的——这一点我不会否认——无私而值得赞美的怂恿，我本不该出这个头的。
我相信，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外部机构的同情与协助，比如BBC及欧洲广播电台和其他传媒机构。[804]我认为你应该举办午宴招待重要的评论家——等筹备工作启动之后——让他们都兴奋起来，我想，坐在每一位评论家旁边的不是另一位评论家，而是一个狂热的摩西迷——汉斯·凯勒[805]、格洛克[806]，还有其他的勋伯格的粉丝，都应该在那里，还有戴维、佐尔蒂等。如果顺利，我们会获得很多的认同与援助——举办这样一个午餐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只是宣扬我们做这件事是出于多么崇高的美德，而是全面讨论这个项目，强调我们遭遇到的惊人困难，寻求建议和帮助——哪怕是长篇大论地列举我们做得有多好，以及我们打算做得有多好，也不如举办这个形式的午宴更能令评论家们高兴的了。
夏加尔[807]任舞美设计师，对此我不是很满意。我认为乔治·哈伍德一直都很有用，应该给他一点儿激励，推动我们的事业：我写信告诉他《摩西》这事，他的回应非常友好。请容我再说一遍，整件事情完全是你来负责的：我相信午餐会将获得辉煌成功，并将请T. 阿姆斯特朗先生做华丽的演讲，介绍你隆重出场。
你的〈深爱的〉
以赛亚
致莫顿·怀特
1965年3月18日［手写明信片］
华盛顿特区喜来登酒店
你好吗？等我对自己将要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作的系列讲座感觉没那么恐慌了（也许二十五年之后？），我会立即给你打电话：第一讲还算“顺利”，但那就像是不太有面子的开胃酒——配得上马歇尔·科恩——都是些反响不错的笑话和攻击——显得非常聪明。现在说点儿实在的，我觉得自己像乔治·爱德华·莫尔[808]——想必是你的说法——（莫尔太太说：“我相信他们会喜欢你的文章，亲爱的”，“如果他们喜欢，那么他们是搞错了”。）因此，周一我会打电话给你，或者，像列宁说的那样，你打给我。
以赛亚
致帕特·乌捷欣
1965年3月25日
华盛顿特区
亲爱的帕特：
痛苦仍在继续。我已经做完第一讲，实际上是两讲。第一讲之后，一位法律界泰斗及单簧管演奏家热情洋溢地发表评论，把我比作演奏协奏曲的莫扎特。所以我不能抱怨什么了，尽管这个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一直谈我的事了——等我回来你都会知道的，关于皇家学院[809]，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惊慌失措。还是说说正事吧［……］。
你听说此事一定不会吃惊，此刻，我因感冒而卧床休息，鼻窦炎等毛病又犯了——当然，这些事一点儿也不能让我妈妈知道——虽然星期天我得做下一次的讲座（第三讲），我不得不取消所有已经接受的这里以及纽约的邀请，结果是可怕的混乱。我人觉得不错，但2月份牛津的所有讲座终于产生影响了。我真该退休了。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在牛津卧床不起，把各种过多不必要的工作全部都推到你和其他人身上，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现在你算是幸运的。请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全灵学院谁选上了，斯帕洛很令我失望，没能给我预测是哪位院长［即告诉我是谁当选］。你或许可以打电话给马克斯［·贝劳福］，问问他我们同事的数量实际上是否有增加，如果有，那么具体增加了多少人，还有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帕特·乌捷欣
1965年4月20日星期二［手稿］
卡莱尔酒店
亲爱的帕特：
感谢上帝，所有讲座都结束了。这一切真是奇特，非常奇特：我指的是最后一讲，在上周日，在我离开讲台之后，所有那些自命不凡的华盛顿人，加上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各色学生，全都站起身来，致我以赫鲁晓夫式的热烈掌声：与其说我感到高兴，莫如说我深感惭愧：我的系列讲座一定是花言巧语，所以产生了如此效果。然而，毫无疑问，如果要用一个庸俗的字眼来形容我的讲座，那就是所谓的“成功”——虽然，当然，讲座的每一分钟都令我讨厌，强烈地感觉自己像出卖色相的妓女。我知道这么想很病态。［……］
你的
以赛亚
致加勒特·德罗希达
1965年5月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加勒特：
谢谢你温暖无比的来信。很高兴我的炼狱已经结束了。我不相信奥利维尔[810]或卡拉斯可以像我这样经历如此的痛苦。奇怪的是，我没有复制记忆的能力：在学校念书时我从来不能背诵诗句[811]——想到在那个时期必须做的所谓“重复”的事，我的学生生涯就变得黯淡无光。当然，我并不是做即兴演讲：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写了几句话——是打字的——我看了一次，两次，三次，想象自己大声朗读这些句子，然后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在一张纸上做了笔记——又弄丢了——然后意识到晚餐期间我不能看着我的打字稿，因为它太长了，又在另一张纸上胡乱涂写——然后把自己投入深渊之中，既感到羞耻又感到绝望：绝望是因为自己居然能够对付这种场合了；羞耻是因为自己是虚荣的受害者，所以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显然，BBC国内频道的所有听众那天晚上都听见了我说“这样可以了吗？我的上帝，我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我还想到弗兰克·朗福德[812]的安慰话语，还有可以表示任何意味的哞哞声，从我另一位邻座约克大主教[813]的嘴唇中发出来的。[814]不过，如果你以为这样可以了，我会很高兴。［……］
你的
以赛亚
致身份不明的通信者[815]
1965年［5月11/12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迪克：〉
写这封信仅仅是想表达我是如何感激你们的款待。我们都过得十分愉快，但愿不至于给你带来太多麻烦——我想，因为这一切的缘故，我会永远热爱华盛顿，超过热爱其他所有的城市，并把华盛顿视作我的麦加，总是希望能回到那里。我不相信此前会有任何人像我一样对这座城市怀有同样热切的感情——在华盛顿，我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令我懊恼的事，唯有愉悦的体验。秋天时等我到了普林斯顿，我可以再来看你吗？
〈明天我们还要出席肯尼迪纪念馆开幕式——没有人知道该穿什么——那是花园派对吗？追悼会？赛马大会？是否要戴灰色的大礼帽？软毡帽？不戴帽？女王出场是否决定了我们的着装？还是要看肯尼迪夫人的出场来决定我们的衣着——二者的出场对我们是同样的要求吗？等等——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你的
以赛亚·B. 〉
致杰奎琳·肯尼迪
1965年5月14日［手稿］
海丁顿宅
亲爱的肯尼迪夫人：
没能见到您，言语难以形容我们——艾琳和我——是多么失望；我们只在兰尼米德那个陌生而又令人感动的下午，在看台前，见过您——我感到自己的身份得到了提升——那里有一个漆得很好看的隔间（布置得就像芭蕾舞乐队指挥站的地方），在我们面前是世界上最知名、最重要，也是最令门楣生辉的人，每个人都充满感情、怀着深切而又恰当的庄严感说了自己想说的话，然后就像是在一场神圣的仪式中的表演者那样坐下来。我非常感动——但这只是事件本身。我们未能向您展示我们这座令人振奋的城市，很遗憾，这场仪式并不能够补偿这个损失。戴维·哈莱克[817]确实已经说得很清楚，几乎没有人想到，我们的“安排”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当然，是因为有在伦敦，在德比郡，以及超长的“日程安排”，无论是您，还是（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都不可能梦想去牛津走走看看。对此我十分理解。而且，我们无法遵从伊万杰琳·布鲁斯非常亲切的召唤出席晚宴，的确非常遗憾。不论称职与否，我是一名牛津大学的教师，当晚我已安排与本科生面谈，我始终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学术责任感，它伴随了我毕生，具有令人吃惊的巨大威慑力。我感到自己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尽职的好教授，做正确的事，践行承诺，辛勤耕耘，不陷入过多（世俗）的诱惑。反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是在大型宴会上得以蓬勃发展的，无论那些宴会是多么愉快和辉煌（尤其那次晚宴并不是一个欢乐的场合）。所以，我将做牛津老师做的事，和我的本科生谈话。然而，把希望延迟是令人沮丧的，也令人难以置信地感到忧伤。我确然非常高兴（艾琳也是一样）能得到您的允许去纽约拜访您。您两年前在艾尔索普家第一晚给予我的慷慨善意，至今我仍然感激不尽，永远都不会忘记。[818]
天啊！我记得那一整个夜晚——那天总统首次看到古巴的照片（我尽职尽责地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用的是阿瑟·施莱辛格提供的录像带）——如您所想象的，当时我处于一种所谓的“状态”之中。总统对我很好，而我还是一直满怀着紧张、恐惧、景仰、兴奋、焦虑与恐惧。当我看到奇普·波伦，我就更加紧张而激动了——只能看，没法听，就像唇读者一样——对菲尔·格雷厄姆菲尔大约说了“你觉得他能行吧？”——菲尔半信半疑地摇头“我想他不太做得来”——就像一位面对世界首次亮相的新歌手，艺人，准新郎！我意识到，我——我的行为受到批评，人们正在谈论我。接着，我被安排坐在您身边（希望您能原谅这些老人才有的回忆——如果您已经看到这里并觉得还能勉强接受），所有一切都充满光明了。正如王尔德说到罗比·罗斯，当王尔德走出里丁监狱，后者前来迎接他，并摘下帽子——向他脱帽致意——对他说：“男人们为小事去天堂。”[819]是您的义举解放了我。
此刻的牛津美极了：天还没有黑下来，今晚我所在的全灵学院正举行盛大宴会，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房间，可以听到狂欢的喧闹声阵阵传来（同时伴有争论声）。在一个公众或是半公众的地方，记录自己内心的思想，是最令人心情愉悦的事了。我们的房子充满了鲜花，也被鲜花包围，这对神经很有益：就是这会儿没有什么客人到访，你会看出这一点——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想，既宁静又愉悦。然而，你不能所有地方都去：我得耐心地克制自己的心灵。秋天我们会去美国，然后我希望会去东方。也许您在某个下午又会有空了——我们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您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E. A. 罗斯[820]
1965年5月14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斯先生：
我刚刚碰巧又看到你给贝尔和罗斯两位先生[821]的信，他们都回复了。你寄给我这封信的复印件，我不能明白你的逻辑，因此决定不做明确的答复，可是又一想，我的默许似乎表示同意，所以我决定还是要给你回信。
20世纪30年代，没有哪个国家的政策不受到批评，我可以这么说，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也一样没有。我无意捍卫英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政策，也不为英政府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是40年代、战前、战时与战后采取的巴勒斯坦政策辩护；当时这些政策——其中一些与我有关——遭受大量的抗议和谴责。无论这些政策是如何具有灾难性，哪怕英政府有时的麻木无情给这些政策留下污点，但这些政策出自完全清晰的动机，任何一个由会犯错的人类治理的正常国家，都有可能因这些动机而摇摆不定；从这点来看，这些政策完全不同于极权国家的行为。不论这些政策如何，它们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即，就为难民提供庇护方面而言，英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也许是所有其他的国家，拥有更好的纪录；1940年短暂的——也许是不必要的——恐慌很快结束，相比而言，在此期间英国所造成的伤害程度远远低于其他交战国甚至是中立国。德国人杀戮的人数以百万计，这你一定和我一样都知道，许许多多的这些事还是无法让他们自己相信——是啊，谁能相信？——如果他们留在原地，他们注定会死亡；在欧洲东北部，我们自己的家庭成员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本都可以移民，然而他们拒绝搬家，因为除非是迫不得已，人类总是故土难离，不愿相信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当初大多数自由国家采取不同的移民政策，更多人的生命就会得到拯救；但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乃至社群能够使其国民得以拯救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前景——尤其是当最大多数其他国家显然并没有这么做时——却要抑制由此自然产生的感恩之情，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美德及利他主义，这样的指责既不公正，也不仁慈——我本该使用更为强烈的措辞——有记录的历史上有几个国家能够表现出这一点，而只要人性依旧，又怎么能去期待它们展现这些美德呢？基于这些原因，我要彻底否定你的论点，并真诚地希望很少有人想的和你一样。
你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E. A. 罗斯
1965年5月25日［副本］
全灵学院
亲爱的罗斯先生：
感谢您5月20日的来信。恐怕我们的确意见不同。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你溺水时，如果有人救你，你会因为他没有能够救助与你处在相同困境中的其他人而拒绝感谢他吗？我知道，你可能不希望享有特权待遇，宁愿和他人一起溺水而亡，也不愿只有你自己一人获救；但这不是争议焦点。事实是，你拒绝向救你的人表示感谢，而你又的确向他求救了，他也的确救了你，即使他毫无兴趣这么做，只是因为要回应你的求救？如果你已经获救，并且在施救者的土地上构建自己的新生活，然后你说，“因为你，我才能活着，才能获得自由的机会，才可以追求幸福生活，但是你没能同样救助其他人，所以我欠你的就一笔勾销了”，那么千真万确，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共识。
你诚挚的
［以赛亚·伯林］
致科尼·丘柯夫斯基
1965年7月［即8月］1日［俄文手稿，编者译］
［寄自］全灵学院
［亲爱的科尼·伊凡诺维奇：
我从乐而忘忧的意大利写信给你［……］。安娜·安德蕾耶芙娜［·阿赫玛托娃］[822]来看我们——我不知道她在英国的感受——在伦敦，英国文化委员会为她选择的酒店很差：到了牛津入住的还是同一家——卓越而古老的——伦道夫酒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她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了不起的印象。她认为鲍拉是天才翻译家——她是非常庄重而严肃地做出如此评价的，她也有理有据地谴责格奥尔基·伊万诺夫[823]和马雅可夫斯基[824]，谴责他们说谎，散播流言，她还谴责了美国各家出版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与她有关的交易。你瞧，她还数落了我，因为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作品——她对屠格涅夫的看法或多或少与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一致。这期间，出版商已经邀请我为《战争与和平》的新译本写一篇“新”序——《战争与和平》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序言的书了，尤其还是我写的序言——我是文学家吗？还是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而你，据意大利报纸的传闻，已经为列宁格勒版的帕斯捷尔纳克作品写了序——这是真的，他真的需要有人介绍他［……］。沃兹涅先斯基[825]也前来拜访——我没有在牛津见到他——但在伦敦，我做了他的听众，听了他的讲座：他的确有独到之处——但人真的需要发出如此的喧嚣，成为如此一位振臂高呼的演说家？或许这就是赫尔岑习惯称之为“维柯老头”所说的“重现”[826]之一——因为他，我们再次回到荷马时代，“吟游诗人”，蹩脚诗人，俄罗斯史诗歌手[827]，大把大把的史诗，点燃了所有人的心，尤其是所有人的神经。现场十分喧哗，乐队演奏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毫无诗歌天赋的英文翻译叫喊着，老妇人们热烈地鼓掌——然而，他是（或许是）一个诗人：在牛津，所有的苏联学者都为之倾倒，也只有学者们了，比如像奥博伦斯基[828]等。至于我……他的血管里的确有热血在沸腾，非常激动人心，他也根本不是傻瓜，而且还是你的崇拜者——所有这一切——然而，然而……不论怎样，他比塔尔西斯[829]更有天赋。
一定要来！这里的人们已经爱上你，如痴如醉。
你的
以赛亚·伯林］
致谢利·安格尔西[830]
［1965年8月初；手稿］
帕拉吉阿根廷旅馆
亲爱的谢利：
真棒！精彩极了。［……］选择一个晴好天，给我们打电话，或是给我们来一封短信——从我们如此喜欢的肮脏的住所或是肮脏的海滩到有电话的地方有点距离，电话在厨房中间，女人们在做饭，洗涤，疾走，还有就是不断地尖叫。但还是可以联系上我的。如果你确定火车抵达玛格丽特站（或者是拉帕洛，如果你乘坐的那一趟列车非常特殊）的时间，艾琳可以去接你：距离都是步行可达的（我的天，我像疯了一样地走）。不要高估了海滩，它不是很起眼，在某个臭名昭著的场合未能赢得戴安娜·C. 的欢心，这事我可以随意向你和/或亨利描述。不过，我们有一艘不算太好的小船，还有一所正在兴建的房子：步行四百步，上山路，没有骡子或是驴子代步，如老式的英文导游书上常说的“苦也值得”。所以，告诉我们你几时来，我们将为你铺出一张简朴的地毯来迎接你。
深切致意
以赛亚
致约翰·斯帕洛
1965年8月7日［手稿］
帕拉吉阿根廷旅馆
亲爱的约翰：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6日左右要不要去威尼斯参加一个七百人的大会[831]——麻烦就是得赶出一篇论文——还要译成意大利语——所有的会议都是巨大的时间浪费——对虚荣心的奖赏，自以为是，出风头，表现癖，才华横溢的“干预”——发言和没有发言都会产生同样的羞愧感——令人惊惧的多语言对话。（我不知道这支笔到底在写些什么——正如哈利法克斯夫人[832]在一次通信中说的，关于我对弗雷德里克·伯肯海德所说的话是否表达了我对已故同事、朋友以及老板的真实态度。）这些对话过程并没有传递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各方却假装听懂了，并假装对那些常常是难以理解的音节表示欣赏，等等。这个折磨人的问题，我显然必须自己解决。9月6日至8日左右，你会在威尼斯吗——谁这么说的？——这会影响我的决定——请不要就如何决定开愚蠢的玩笑——不过你又怎能如此而为。
你的
以赛亚
附言：当然，你会在那里，而我去不了，你会觉得……
致爱德华·布里吉斯[833]
1965年［8月］［原手稿遗失，此为打字稿］
寄自帕拉吉
亲爱的爱德华：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奥利弗的消息：我知道——至少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的一个月，我想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希望全灵学院减少研究生数（如果我们不打算招二百人或是招很多人），并提供研究设施——像普林斯顿那样——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给牛津校内或是校外的学者。这个想法当时是由他的同事约翰·韦西[834]——《牛津杂志》非常活跃的主编，一位“教育”经济学家，克罗斯兰[835]的伟大朋友——安插在他心中的。我认为这本质上不是坏主意，有这样的需求存在，没有道理如果有谁要写一本书，就非得通过诺丁汉、奥里尔或其他任何地方去美国，虽然在那里他们确实得到了经费和时间。这么做将令我们回到活跃的学术活动中，不过，也许我们沿着研究生这条路走得太远了，不好中途换马。如果我们盖栋楼，可以将它用于多种用途：研究生可以用，研究学者也可以用，哪一头用得多可根据需求的迫切度而定。
当（我想）罗汉·巴特勒[836]和我最初提出这一计划，资助来自其他大学的学者时，罗杰·迈金斯[837]劝我说，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准许，自己把自己的津贴分给别人，即使是一个由校外“受托者”组成的委员会，也是会被利益同化的。现在对此我不那么确定。无论如何，我投票时不在那里，我会在普林斯顿待到1月。让我们尽快盖起房子来吧！不要在意房子究竟是为谁而建，不要因为伪爱国的顾虑，担忧建设不足而推迟这个计划，等等。而在研究生方面，我们就保住马的数量，保住比如说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我们要在弗兰克斯发布报告之前，清晰而大声地宣传我们的意图；[838]并且保持与奥利弗的联系，我相信，他渴望在私底下、非正式地、不断地为我们提供信息咨询。但如果要改革的是研究生制度，那就改革吧！无论怎样，都不要做无益的盘旋，也不要在没有必要的情形之下过于慎重。
你永远的
以赛亚
格林德伯恩：维特！我的上帝！全是甜言蜜语，而且质量还非常之低。[839]
致艾琳·伯林
1965年9月16日［手稿］
伦敦丽思大饭店
亲爱的艾琳：
我爱你，在任何时刻，一如既往地深深爱你——就像我那最黑暗的1954年[840]的时候一样深沉——离开你我就活不了，强烈地期待四天之后见到你！这压倒一切的情感，它是那么有力量，遮蔽了所有一切，连我自己都为之震惊。
I.
致罗伯特·克拉夫特
1965年9月17日［手稿］
纽约卡莱尔
亲爱的鲍勃：
备忘录[842]是这样的：14号上演了你的《春之祭》，美轮美奂；《泰晤士报》评论家的话[843]真是龌龊。（希望你不要在意：朱里尼真的——我因此而佩服他——不读评论，活在自己的音乐里，对其视而不见。他的名气不如佐尔蒂与卡拉扬[844]，但他生活与作品的价值远高于他们，最终将还给他公道。）我不知道他是谁：是曼？还是诺布尔？[845]但如果是曼的评论，那么他写的垃圾与其他垃圾毫无不同——低俗的垃圾。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莱格是一个失败的指挥，马丁·库珀[846]是失败的二流作曲家，不要搭理所有这一切。你为之辛劳的、你与之共事的、你所演绎的，都是不朽的人物，你现在比谁都了解他们，你所做的一切，可以确保你不仅在天堂有个席位（关于这一点我并非权威），在地球上也是一样。我这么对你说——曾经在你手上遭受过小小刺激[847]的这个我——永远是你的朋友的我，是你公正无私的崇拜者：我这么说，不仅只是必须让你心情缓和；而是因为我相信，如我一样，你会为之深深介怀，不能像本应做到的那样，也做不到像那些伟大而无情的天才们那样（还有不是天才的那些人——比如米约[848]），将这些评论一拂而去。我担心你会因此永远退缩，但如果你对这些毫不在意，你也就无法深入其间，对其进行阐释、理解了：对批评毫不在意，也不总是幸福的。［……］
但是，我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要告诉你著名的斯普纳[849]（你知道首音误置吗？）在1921年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哈罗德先生，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不是你曾经以为自己是的那个人”。让他们都滚蛋吧：你的实力，你对音乐的深厚理解，不容置疑，举世闻名。[850]［……］
你的
以赛亚
致戴维·阿斯特[851]
1965年9月28日
普林斯顿
你要我做的事，希望我能做到——审阅两本关于肯尼迪的书[852]。我被肯尼迪这个人深深吸引了，虽然他具有我不愿称之为法西斯式的、相当可怕的特质，令我感到不安，但当我见到他时，这些特质还是令我兴奋，甚至感到愉悦，而且之后还继续令我困扰［……］现在我手上有太多要做的事：无法顺利完成工作。当然，如果我有无限的时间，明年我可以做这件事——但这显然是不实际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也有点儿太了解阿瑟·施莱辛格了［……］，等等，所以，就像人们审阅朋友的著述会觉得尴尬那样，我感到做这些事会缚手缚脚的，整个事情都令人痛苦，拘谨而又不安。
［……］也许乔·艾尔索普——在所有人中——是可以为你做这件事的人选。他是个好作家（此刻他应该人在越南，要么就是忙别的事情），但他崇拜肯尼迪，肯尼迪很喜欢他，他会公正地处理好各个方面，无论是肯尼迪那拿破仑一般的特质——野心，精力，对失败的恐惧，充满浪漫激情的成功观，智力，无所畏惧的想法，激发和利用知识分子的能力——同时，我想乔可能不会希望曝光另外这些，他的庸俗，百万富翁的泳池，与一个又一个漂亮女孩调情，因循守旧，乏味平庸；或者，如果不找艾尔索普，也许加尔布雷思[853]会做这件事——你会得到有价值的作品，值得记住的作品，二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能为你做到这一点。我的确见到了他，我被他迷住了，而且，从我这封信的最后二、三行，你可以看到我喜欢说一些关于他的事——他对文明与人文素质的尊重，他对权力的主动性，拿破仑也有这样的特质，多少算是吧。〈当然，“影响力”——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变化——这绝对是在改变彗星——〉可是这件事我做不来，做不来。请原谅我。也许一年之后，我可以为你做这个，但在下个月左右我没有办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致哈利·费希尔
1965年10月8日
普林斯顿
亲爱的哈利：
我收到威尔逊的来信，信中附有关于学院未来的备忘录，信中威尔逊告诉我，这个方案得到广泛的支持，请求我也加入签名者当中。由于我人不在牛津，无法投票或者在“重要”（？）会议上发言，我对此犹豫不决。这个方案很吸引我。你也知道，我已经离开一段时间，没有参与这些事，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的立场大致是这样的：我依然是圣安东尼学院方案坚定的支持者；我依然认为，仅凭这个方案就会产生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如果需要，这样就已经能够吸引外部资金。但是，这个方案显然已经死亡，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必须（在心智上）把自己看作一个鳏夫。
我们自己招收研究生的方案，不论有无基督圣体学院，在我看来都是退而求其次的最佳方案——我想我们不会将其执行得很好，但也不会太糟。这一方案当然优于（a）只是扩大我们永久性研究员的数量；（b）无所事事；（c）把钱拨到其他地方或是个人，像基金似的，给他们花，无论他们在哪里，而且与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但威尔逊方案（这最早是由我在最初的哈利森委员会上提出来的）确实很吸引我。除非是在伦敦，有英国社会科学院（或是奇怪的机构）提供资助（当然并不多），或是得到他们自己所在大学的资金（而这些大学又没有能力提供多少），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的学者，手上虽然有工作想要完成，需要图书馆设施和一定量的空闲时间，可是却没法如愿。学者们主要来自牛津大学外，但还是来自英格兰的大学，采用轮流访学的方式，即由这些大学仅提供某种程度的支持，而不需要提供设施，外加一年最多一千至二千英镑的资助，这样的支持非常有用，也很受欢迎。这个方案当然也应扩展到牛津大学内。它可能并不会让我们与牛津大学有更多联系，但它会改变我们与知识界的关系，而且可以走更长的路，解答问题——回答那些目前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关于我们作为教育机构的目的和愿望。［……］
我目前对研究生方案的主要反对原因是，它不是大变革，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变化——纳菲尔德学院招收数量相对较少的研究生，是不错的做法，会更开心，不过他们住在学院里。我们的学生没有住校，我不禁感慨——我总是如此——挨着其他财力充裕的学院，我们不能削减得太多［……］
以赛亚［……］
致哈利·费希尔
1965年11月10日
普林斯顿
亲爱的哈利：
非常感谢你的电报和信件。［……］我希望学院已经确定这个或那个方案，该议题将不再重议。我同意，过多的手术会害死病人；比如过多地打开身体检查其器官的准确位置，等等。正如已故肯尼迪总统说到美国那样，我们必须让学院动起来。静止不动是死亡，而运动，即使朝着在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也是更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你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赞同。［……］
我将在1月份回来，如果那时你要我跟院长谈谈——如果仍有必要——我会去谈，虽然极不情愿，因为我讨厌怒气冲冲的谈话，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容我严肃地补充说明，不是我愤怒），等等。但如果有必要，我会去说，因为想必很少有人真的跟他说话，孤立是他的不幸之一。上帝，在美国的英国学术界，现在开始憎恶全灵学院了！这是所有被疏远者与被剥夺者与生俱来的仇恨——民众会奋起反抗的某种巴士底狱，这是奴隶与弱势群体反叛的开端。我捍卫学院。美国人要有意思得多。
你的
以赛亚［……］
〈附附言：我妻子回国了（这封信是六天前口授的），她听说学院投票反对研究生方案［……］。如果你能简单写几句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将不胜感激。但是，你可能会太忙，也没有心情：但有件事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赶紧盖楼［……］。我完全理解你的感情，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弗兰克斯一定会主持正义，设法将我们取消掉。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