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圣人
人们很久以前就将圣布鲁因斯（St Birinus）[183]作为泰晤士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圣人加以崇拜。公元七世纪时，他在萨默福德凯恩斯、塔普洛、伊文、普尔凯恩斯（Poole Keynes）和肯布尔等地的河中为第一批撒克逊人施洗，让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他在多切斯特的泰晤士河中，为韦塞克斯王国的国王西内吉尔斯（King Cynegils）施洗；在同一河段的此后一年中，为国王的儿子施了洗。泰晤士河成为他的恩典之泉。大约在七世纪早期，他就已经在赫利（Hurley）的河边，在以前异教徒拜神的地方建了一座教堂；还在库克姆那里建了一座圣三一教堂——该教堂的墓园就是斯坦利·斯宾塞有关死者最后的救赎那幅油画取景的地方，完成于1926年。与布鲁因斯施行浸礼的职能有关，那个位于塔普洛的柏坡西水池（Bapsey Pool），至今还能在塔普洛庭（Taplow Court）的院子中看到。作为一名主教，他在多切斯特的泰晤士河边建立了自己的教区，死后被埋葬在那里的修道院里。他的祭坛在中世纪时变成了一处朝圣之所，祭坛目前仍完好地保存在教堂里，接受泰晤士河的现代朝圣者们的参观。
圣亚斐奇（St Alphege）[184]是格林尼治的守护圣人。他是十一世纪初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丹麦入侵者的一支先遣队伍将他从大教堂劫持到丹麦人位于格林尼治河边的法庭。在这里，绑架者谋杀了他，用公牛骨将其打死。如今的圣亚斐奇教堂是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185]在其殉难之处建起来的。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其1012年殉难后，当地就已经建了各种祭坛来纪念他。
圣奥尔本（St Alban）[186]在谋杀他的人面前，向泰晤士河做了告别。公元304年6月20日，在他赴刑场的路上必须要穿过泰晤士河。“在那里”，根据尊者比德的记载：
在他撰写于公元六世纪的编年史《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 Britanniae）中，吉尔达斯这样写道：“有一千多名在场的人作证，他（奥尔本）在高贵的泰晤士河中打开了一道通道，河水像悬崖一样在通道两侧耸立着。”作为热切祈祷的结果，“他在河中打开了一条未知的路。”吉尔达斯在这里所类比的是圣地约旦河的故事。
人们认为是圣查德（St Chad）[187]在七世纪时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泰晤士河河口的查德维尔圣玛丽（Chadwell St Mary）地区。现在这里仍有一口井，圣查德大概就是在这口井中为东撒克逊人施洗，使其开始信仰基督的。七世纪时，圣厄肯沃德（St Erkenwald）[188]在巴金和彻特西建了修道院，因此他也可以被看作是泰晤士河的守护神。还有圣埃德蒙（St Edmund）[189]，他出生于阿宾登的泰晤士河边，有一天在河边的水草地上漫步时，突然有异象向他显现——根据凯克斯顿（Caxton）[190]在《金色传奇》（Golden Legend，1483）中的记载，“突然一位身着白衣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你好，独行的旅人。’”但与其说他是河的圣人，不如说是孤独漫步者的圣人，他们在流水中感到和平、安慰，可以进行安静的梦想。
当然也有很多女圣徒与泰晤士河有着密切联系——圣弗莱兹怀德（St Frideswide）[191]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七世纪晚期，她和自己的姐妹为了躲避阿尔加（Algar）——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王子——的求婚而逃到泰晤士河边。在牛津附近她们遇到了一位面容像天神一样的年轻人，穿着耀眼的白衣，他让她们上船，仅用1个小时就航行了10英里，抵达下游的阿宾登。在阿宾登，弗莱兹怀德施行神迹时暴露了行踪，又溯流而上到了宾赛，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由墙和粗糙木头构成的小教堂。她在这里通过祈祷发现了一股水流，在接下来的数世纪中，这股水流变成了一眼疗愈之井。她的故事所体现的正是水仙女的故事——逃离“性”的玷污，在这一过程中，将泰晤士的河水圣洁化了。但她最主要的联系仍然是和牛津之间，到现在她还是这座城市神圣的女守护神。她在牛津建了一座修道院，后来被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192]改造成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193]。她于公元740年死于宾赛，当地基督教堂的主座教堂中仍然可以看到她的祭坛。据说她最有名的格言是：“除神以外，别无价值。”肯特郡岸边被称作“胡”（Hoo）的地区，是在圣沃布勒（St Werburgh）[194]的专门照看与保护之下的，她是麦西亚国王沃尔费尔（Wulphere）[195]的女儿。
有关这位受庇护的女士我们所知不多，除了她很讨厌鹅这一事实。
雷丁那里的修道院曾有一样神圣的纪念物，被认为是使徒雅各（James the Apostle）[196]的手。实际上这块人类手骨是十八世纪晚期在该修道院的废墟中才被发现的，后来因某种原因被转移到河边的另一座教堂——位于马尔洛的圣彼得教堂。泰晤士河总是能吸引圣物。然而一个充满暗示性的事实是，葬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Santiago di Compostella）[197]的圣雅各的遗体，正缺少一只左手。在卡弗舍姆（Caversham）的小修道院里，也保留着很多受到人们崇拜的圣物——其中包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矛尖。
通过这些对伴随在泰晤士河左右的圣人与遗迹的冗长描述，人们可以毫不吃惊地发现，泰晤士河是一条教堂之河。这些教堂的历史通常始于撒克逊人的木结构建筑。几乎所有泰晤士河谷的教堂都是在十一世纪以前就形成了目前的面貌。它们代表了一段有关持久忍耐、令人赞叹不已的故事。在河边那些长而狭窄的教堂之中，一些非常古老的根基确实仍然存在着。在教堂内部总是可以感觉到泰晤士河的存在——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很多教堂总是建在离河尽可能近的地方，在石匠和工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靠近河源头的伊登堡（Castle Eaton）和肯普斯福德（Kempsford），那里的教堂几乎都是建在水里。位于博文尼（Boveney）——意思是“岛上面的地方”——的圣抹大拉的玛丽亚（St Mary Magdalene）教堂，因为离河太近，只能通过一条步行小路到达。据说最初它是码头上的一个小礼拜堂，现在得到一家名为“孤独教堂之友”的组织的赞助。
贝舍姆的万圣教堂位于河岸；圣玛丽教堂伫立在亨利镇的桥边堤岸上，俯视着河水；位于卡弗舍姆的圣彼得教堂，同样是建在河边的一个陡岸上；斯特雷特利和戈灵两处教堂，横跨在泰晤士河两岸，彼此相对。
在祭祀礼拜与“穿越河水”之间有一种很深的联接。位于马洛的那座至少建于十二世纪的诸圣教堂，在当地一座桥边；沃灵福德的圣莱昂纳多（St Leonard）教堂，建在紧挨河和桥的地方；赫利的圣玛丽教堂，位于一处重要的、可以追溯到七世纪的要塞附近，这里很可能是史前时期重要的渡河处；桑宁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教堂，位于一座桥边。桑宁这座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小村庄，本身在十世纪以前也是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主教们的宅邸所在地。这些都再次说明了泰晤士河与宗教权力的关系。
现在去参观这些教堂，就是去感知庄严与逝去的时光。在这些教堂中，有一种可以被感知到的静止、一种永远飘荡在四周的崇拜与敬仰的氛围。它们中有很多保留着从九世纪到十九世纪风格各异的纪念物，这种时代的差异性是泰晤士河沿岸教堂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是一个连时间本身也被混合在一起，从而变得有几分困惑的地方。从莱奇莱德城外草地的高处望去，圣劳伦斯（St Lawrence）教堂的塔尖好像是从河水中升起来的，成为泰晤士河自身神圣性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