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克隆人科幻小说的发展背景

国内外关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SF）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其核心词是围绕“科学”与“幻想”来进行界定的，即基于现实的科学技术对可能的未来进行一种构想。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存在差别，其叙事内容并非人类现实环境中的故事，而是通过新奇、怪异、想象等陌生化的手法暗示一个尚未存在或即将到来的科技社会。从西方科幻发展史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十九世纪初—二十世纪初）、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新浪潮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新浪潮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每个阶段都反映出各个年代的科技，以及科技对现实与未来生活、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影响。从题材来看，科幻小说的分支流派众多，大体包括时间旅行、太空旅行、水下世界、超人类、异类生物、克隆生命体、赛博朋克、乌托邦、反乌托邦、特异功能、军事科幻、异世界、平行宇宙、后末日时代等。正如著名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所言，“科幻小说类型总是把自身融入未知世界中以寻找理想的环境、种族、国度、智能生物或其他超级精英的希望之中，或许是对它的另一极端的恐惧和背弃”(8)。无论题材如何纷繁、主题如何多样，科幻文学主要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书写，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三大要素相互关联，或从虚构中修改现实，或从现实中建构类比，或从经历中预见问题，最终回归于人类自身的思考。

人类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生物工程和基因干预技术，将人类带进了新的社会转型期，因为人类可以运用高科技对身体进行改造、对生命进行创造，这意味着“人造人”已经不是神话。随着克隆羊、克隆猴、克隆狗、克隆鼠等动物的诞生，克隆技术便成为二十世纪末至今广为关注的话题。哺乳动物可以被克隆，其惊世骇俗的程度立刻将生物科技的潜在危机推向风口浪尖，人们开始担心克隆人的出现。从克隆术历史来看，克隆是英文“clone”或者“cloning”的音译，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以幼苗或嫩枝插条，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扦插和嫁接(9)。1963年，霍尔丹在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做的题为“人类种族在未来一万年的生物可能性”的演讲中，首次引用了“克隆”一词，他提到“如果我们用现已证明的技术克隆人类会发生什么”(10)。而霍尔丹作为著名的生物遗传学家，他更关心的是克隆技术在“优生学”领域的运用，一旦人类开始实施克隆人技术，就意味着种族肃清政策将依赖于生物技术来满足种族主义者的最终目的。

克隆又称无性生殖细胞系或无性繁殖系，是一个细胞或个体以无性生殖方式重复分裂或繁殖所生的一群细胞或一群个体，在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结构。克隆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微生物克隆，比如一个细菌产生一个细菌群；第二阶段是遗传基因DNA的生物克隆时期；第三阶段便是动物克隆时期，包括对人类的克隆。克隆人的过程首先是移除受孕卵子中原有的DNA，注入带有被克隆的人的DNA，然后生成人类胚胎，见下图（视频截图）：

通俗而言，克隆人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一旦真的出现，生命是否因此丧失尊严？克隆人的身份是否明确？人伦是否因此陷入混乱？人种是否退化？宗教信仰和法律是否面临崩溃？这些都是克隆人科幻小说关注的问题。“克隆叙事”（clone narratives）在现实科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变形，使故事的背景不同于真实的伦理环境，让读者体悟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克隆叙事符合科幻文学理论中“认知疏离”的特征，“科幻文学是一种虚构的认知疏离（the 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11)，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科幻小说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在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且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12)。“疏离”亦作“间离”和“陌生化”解释，其理论依据来自俄国形式主义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Brecht's alienation-effect），“疏离”突出了科幻小说“新奇性”（novum,novelty）。疏离是科幻小说的起点，认知是读者参与到对被陌生化的作品进行解读的过程，而“新奇”则是这类文学期望追求的目的，在另外的世界中，将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使之反常，引发人们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因此，当代的科幻文学大体趋势已不再局限于新知识、新理论等正统科学的“硬科幻”（hard science-fiction），而是更多地以心理学、隐喻手法、象征手法等书写对人类与理性的思考，也就是新浪潮运动后的“软科幻”（soft science-fiction），即“以新知识、新理论和新科技所引发的人类反应为主题的创作”(13)。克隆人科幻小说作为“软科幻”的文学样式，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寓言，始终考虑科技发展中人类的自身命运。

追溯文学中真正的“克隆”题材，它首次出现于弗朗西斯·瑞诺德（Francis Reynolds）主编的《现代世界最著名作家之经典志怪故事》（Master Tales of Mystery by the World's Famous Authors of Today, 1915）中。而生物学家达尔文和博物学家T.H.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对进化论的论述与引介又推动了科幻文学的发展；反之，进化论的科学也经过威尔斯（H.G.Wells）等著名作家催生并形成了现代科幻小说，由此，克隆或变异的基因技术才成为现代科幻小说的早期核心题材。

自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一书问世以来，克隆人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反复出现的题材。正如强·特尼（Jon Turney）所言：“生命可由合成的DNA和改变的DNA形式而获得，这已经成为自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分子生物技术的边缘文学的母题。”(14)六十年代以后，科学家在生物领域的贡献为专栏作家和科幻作家提供了科学支柱，1968年，G.R.泰勒（Gordon Rattray Taylor）的著作《生物时代炸弹》（The Biological Time Bomb）影响了诸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帕米拉·萨金特（Pamela Sargent）等著名的科幻作家。勒奎恩受启发创作出短篇克隆人小说《九条命》（Nine Lives, 1968），萨金特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推理性和思考性(15)。实际上，克隆人不仅是科幻小说的题材，而且还转向大众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伦理恐慌。比如，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维克（David Rorvik）的《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生殖》（In His Image: The Cloning of a Man, 1978）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小说描写了一位无生育能力的百万富翁为了延续自己的后代，竟然克隆了自己，并引发了新旧道德两方的激烈辩论。虽然小说注重体外授精、人工授精等技术描写，但是背后的伦理问题却引人深思，包括科技带来的新型家庭中“父亲”“儿子”“代理母亲”的伦理身份问题、技术的目的和限度的问题，同时还影射了商品消费社会及贫富差距的问题：金钱可以满足一切欲望，包括人造人。希弗尔认为，有了克隆术，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计算机和香水等无生命的物质，克隆成为原型的完美复制，价廉物美(16)。罗维克本人宣称这是真实的故事，小说内容很容易让读者信以为真，他通过克隆叙事将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多莉羊出现以来的所有问题与论争推向了高潮。

科幻小说中的克隆人最初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与欲望而被制造的，带有一种目的性和工具性，用于器官移植、实验、自我生命延续，甚至阴谋和战争。但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克隆人的出现都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伦理问题。夏洛特·克纳的《我是克隆人》、维蒙·赛尼暖的《克隆人》、艾拉·莱文的《巴西来的男孩》、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17)、肯·福莱特的《第三个孪生子》等，都描写了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伦理蓝图，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伦理冲突的未来世界。新型家庭与社会伦理环境中的克隆人由于缺失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导致伦理观念不清，人伦定位模糊，他们往往需要解构身份之谜、建构伦理身份。在叙事内容中，克隆人的伦理身份延续了分身、复影、复活、心灵感应等重要的文学母题，克隆人的身份将如何定义？他们与原型之间有何关系？他们之间如何定义血缘与亲缘关系？这个新兴基因工程的产物身份并不明确，其身份之谜随之引发了众多伦理困境。

在后现代社会，全球科技使一切事物都可失去本质，它们可以被战略决策、移动商品和复制过程影响、控制(18)。“多莉之父”自己就厌恶克隆术，并对此伦理恐慌提出疑问：“现在绝大多数人感到的厌恶只是针对创新技术的恐惧吗？还是克隆术与见惯不怪的复制技术本质上存在的区别令人不安？尽管复制术看上去异常，却似乎能被接受。”(19)这种忧思正是克隆人科幻小说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它们总体呈现出否定而消极的态度，让读者领略到了技术背后的种种隐患。凯特· 威廉（Kate Wilhelm）的《迟暮鸟语》（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1974）、娜奥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的《三号解决方案》（Solution Three, 1975）、帕米拉·萨金特的《克隆生命》（Cloned Lives, 1976）、理查德·考珀（Richard Cowper）的《无性人》（Clone, 1972）等都描写了人类社会崩塌之后的克隆人时代新景，异类人发展出类似人类的新秩序，他们也逐渐拥有了人性因子，成为造化物的新主人，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这种发展的背后却令人感到一丝恐惧和不安。由于克隆人颠覆了传统的血亲关系，这就使身份问题、乱伦禁忌等人类最初的伦理思考变得更为复杂。相同性或相似性（the sameness）使人类原有的特性消失，变得麻木而缺乏想象力。女性克隆人沦为生育工具，两性结合只为感官刺激和本能释放，失去了人类性爱与婚姻的传统意义。虽然克隆人群体呈现出永恒的相似性与稳定的标准化，但是一个由所谓的“美妙新世界”里的完美的人组成的社会并不完美，因为在植物、动物以及人类中，最完美的特性就是多样性。单纯的遗传信息复制技术即将创造一个生物单一性的世界，为传统的人类时代和生态画上句号。

从后现代解构主义来看，在工业化时代，上帝死了。在信息化时代，人也死了。克隆人提出的问题是挑战性和终极的，它重复了人类对文化的怀疑、失望和不信任，它引发的伦理学、哲学及社会学反应在目前的文化体系中很难解答，尤其在西方“上帝造人”的宗教信仰中，克隆人带来了更大的伦理危机。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已指向整个世界，“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抑或说人已经自己成了造物主。克隆技术的出现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如今，被异化的每一个“我”都已逐渐失去主体性，与他人的差异性越来越小，每个人都像彼此的“克隆”。人类正如“类像”（simulacra），在后现代陷入了表征危机，此时人类现实的表征可以被系统地、无止境地同类复制(20)，而沦为生产线上的产品。因此，克隆启示录不仅属于西方，在东方，诸如日本、泰国、中国等地也已经出版了不少优秀作品，代表性作品有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分身》（王维幸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泰国作家维蒙·赛尼暖的《克隆人》（高树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国台湾作家潘海天的《克隆之城》（《科幻世界》，1996年4月）以及王国刚的《追捕克隆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等。同时，东方作家的克隆人小说数量正逐年增加，这也证明克隆人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