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造人的愿望由来已久，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其的描写。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浮士德》玻璃器皿中的人造人，以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改造与创造的愿望。随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逐渐使用更为发达的技术对自身进行完善，或弥补一些缺憾，或增强身体机能。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的科技浪潮都能被人类广泛接受，总有一些技术会受到传统的质疑和挑战。比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技术诞生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些有悖于传统的“科学选择”的结果，它们往往上升到伦理问题。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些技术逐渐走到向善的、为人类造福的道路上，符合人类普遍的伦理和道德规范，因而也逐渐被接受。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人”的传统定义，人类从自然选择的人发展为有科技介入的非纯粹的生物人，比如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人、依靠义肢的人、器官移植的人、试管婴儿、代孕生产的婴儿(1)、利用精子库诞生的婴儿、变性人、整容的人，等等。

然而，克隆人这个科技产物却与其他新型生命体有着本质的不同，克隆人是完全依靠单细胞繁殖技术创造而出的人，他既作为客体被科技创造出来，又最接近人类特质，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克隆人与机器人等其他缺乏人类大脑的产物不同，他本身兼具科学和伦理的属性，体现着自身的独特性。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不由得引发了人类的深层焦虑，正如费丽拉所言：“新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文化、社会、伦理意义上的危机。在生物技术发达的当代，这个高潮般的转折点可看作‘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基因改造领域中涉及的克隆术。”(2)目前，“后人类”作为学术前沿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后现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这一术语聚焦于科技对人类本体及主体性的影响和改变，重点研究新型的人类社会。人类主体性的改变将打破主客体的二元对立，颠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抹去“性”与“死亡”等生物特质。

克隆人由于其独特的科学伦理双重属性，会使科学、伦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这也使克隆术的伦理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克隆人”或“基因复制”开始成为大众文化中炙手可热的题材。我们在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基因”这一物质作为母题，比如《逃出克隆岛》（2005）、《异形》系列、《星球大战：克隆战争》（2008）以及迷你电视剧《黑镜》等，而国内外以《克隆人》（Clones）或《复制人》（Replicant/Duplicates）为片名的电影至少有10部。

生物基因、计算机、互联网、纳米等技术革命与发展，使克隆人科幻小说成为西方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克隆叙事在科幻的外壳之下反映了当代科技异化和人的物化，聚焦于科技对人类伦理的潜在威慑力，包括身份定位、家庭人伦、人际观念、道德意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同时，克隆叙事也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变形，折射出反技术控制、反大规模复制、反大众文化色彩等，喻指当代的理性异化，在某些乌托邦的叙事中对资本主义或世界格局进行政治隐射。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既是预言式的，又是寓言式的。

尽管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情节、环境、人物都带有“非自然叙事”的色彩，正如扬·阿尔贝（Jan Alber）所言“科幻小说都呈现出非自然叙事特征”(3)，科幻小说在“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中构建非自然的情境；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以及2018年基因编辑双胞胎的出生，基因故事已经走进大众真实的生活，我们不能不思考科技幻想与现实意义的关联。克隆人科幻小说主要从科技与伦理的双重维度进行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首先，克隆叙事围绕克隆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延续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千古之问，带来了新型伦理问题与伦理危机。其次，克隆叙事在时间上提供了基于科学认知的陌生化世界，从克隆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中观照科技应用的伦理维度。再次，克隆人在情感、心理和伦理等方面与人类存在共性与差异，尤其是克隆人的异化与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状态形成类比，使人类以镜像、他者来反观自身、反思人性。最后，克隆人、机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等深刻影响人类本体论的科技正在迅猛发展，传统人文主义也面临挑战。人文思想的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能动性；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正是基于人文思想，科技界以及人文领域把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目标作为最高目的，并关注科技对人类身体、思想及存在的影响，这与克隆人科幻小说呈现的科技焦虑一致。可见，克隆人科幻小说所蕴含的科技伦理与人文思考在当代高科技语境下更为重要。

科幻作品的研究与传统文学有所不同，它不仅要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探讨创作背景，还要进入未来的“现场”和科技环境，勘察人类生命本质发生改变后的时代，即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生物有机体混合的新时代。因而研读过程中必须区分小说中描述的社会伦理秩序和现实中以“自然人”为主体的社会伦理秩序，即伦理秩序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从而阐释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克隆人科幻小说始终围绕着人性、人的价值、伦理道德、生态等“关于人”的问题，让我们必须重审科幻小说的解读范式，挖掘某种“借未来讽当代”的隐喻和类比。在多元化的当代，尤其在“科幻走进现实”的今天，“克隆人”这个话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它在科幻文学中同样拥有重要地位，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研究将是一次科学与人文的对话。

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研究顺应了科技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人类对生物技术的运用，而人类对技术的运用往往是基于科学认知上的选择。本书以人类发展的“科学选择”阶段为背景，“科学选择”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另两次选择分别为“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伦理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人是通过进化实现的，伦理选择的人是通过教诲实现的，克隆人这种科学选择的人是通过技术实现的。所谓“科学选择”是在人类完成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后，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选择。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4)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几乎每一次发展都是人类选择的结果，“选择”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逻辑发展，发挥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成为人类进化的推动因子。

人类的第一次选择本质上就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自然选择”论。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中，描述了生物地理学、解剖学、胚胎发育学等基础理论，并在此之上论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生物多样性等观点。书中探讨了自然选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以及遗传与变异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达尔文打破了极端宗教思想长期对民众洗脑的限制，首次科学地建立了生物学理论(5)。“自然选择”的论述建立在长期的科学考察和对动植物观察的基础之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所谓自然选择就是指一切生物都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进化而来，自然选择是物种起源的基本动力。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人类从猿进化为人的观点，达尔文曾描述过那些浑身长毛、成群生活在树上的人类的祖先。恩格斯也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了猿类直立行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从人手的演变进而上升到从生产劳动来看人与社会的发展，“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6)。可以说，人类的第一次选择是人从外形上区别于兽的选择，使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界的独特人形。

然而，达尔文虽然为生物学历史创下了不朽功劳，但他主要是从生物角度提出人兽的区别，并未解决人兽本质上的区别。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人类经历的第二次选择——伦理选择才是人区别于兽的根本所在，这也是西方启蒙运动后的哲学观点，即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最初，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神话中，人与兽并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甚至许多神的形象是裸体的，人兽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而恩格斯曾提到的意识来源的“头脑”确实成为本质区别的重要特征。原因在于头脑是人类特有的，因为头脑的存在使人具有伦理意识，拥有理性，能分辨善恶是非，知道荣辱羞耻，而动物缺乏这种理性。聂珍钊教授在分析伦理选择的重要性时，从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着手，分析了人类伦理意识的产生。他们用叶子做衣服遮羞的行为，说明他们具有了羞耻之心，这也是善恶观念形成的基础。亚当与夏娃最初与动物一样，直到他们拥有了善恶之感、拥有智慧之后，才标志着伦理选择的完成，才成为真正的人，与兽区分开来(7)。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给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崭新的洗礼，现代科技已经使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科学选择时代。从宏观上来看，科学选择与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或姿态；从微观上来看，它是具体的行动和选择行为，是人类从科学的角度做出的选择。而这个具体的科学选择主要指人的主动选择行为，即有人类伦理意识介入后的行动，同时这个选择如果不符合普遍伦理，则产生的结果、被选择的产物就可能导致许多伦理问题。因此，科学选择是人类对科学做出的伦理选择，并将科学认知实现于人类活动中，从本质上而言也是伦理选择，是人类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次选择，是在高科技伦理环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本研究将立足于这一宏观历史时期和伦理环境，即人类文明进化后的高级阶段，对人类选择克隆人技术、制造出克隆人这一结果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