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两年前，在恩师朱进东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对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隐性逻辑即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2]，着力彰显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中被“遮蔽”的理论内涵，辨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各家各派所持观点，明确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是全面理解20世纪30年代乃至马克思之后（马克思创立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整个西方文化特别是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理路，并就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中国是否在场、何以在场做了探讨。彼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人与技术关系这个被暂时“遮蔽”或“悬搁”的隐意。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本人对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阐释并非局限于后人解读通常遵循的逻辑链条（即：个别资本家率先引进先进技术—赢得比较优势—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行业内竞相普及该技术—实现相对剩余价值），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当属其中应有之意，以往相关研究对此内涵挖掘和解读尚不充分，难免有损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本书依托马克思主义文本，致力于回到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原点，深度解读古典马克思主义[3]对相对剩余价值研究的脉络，首次彰显蕴含其中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隐意，探究资本市场筛选评价技术创新规律。从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到实现相对剩余价值，核心就是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优化组合各类生产要素，关键在于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毫不停歇地推进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既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潜在主线，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实践证明，在各种直接的、间接的融资方式中，资本市场匹配资金供需最有效率、最具活力。马克思的经典名言深刻揭示了股份制的资本集中功能，“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将分散的中小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等集中起来，有力促进技术创新及其在广阔领域的应用，从而高度契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经验可资借鉴。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在运动中最大限度追逐价值增殖。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广阔市场前景、能够带来丰厚收益的技术创新，自然会得到风险投资的关注和青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资本投向，实现优化配置。美国硅谷创新奇迹得益于风险投资价值发现、市场运作和择机退出机制，本质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纳斯达克为辨识高新技术项目创造平台，为风险投资功成身退塑造典范，成为技术创新的强力引擎。

我国资本市场孕育、发展、壮大，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成就。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的场域。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有着根本的异质性，社会主义制度祛除了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资本主义特性。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环境中进行的，追求的终极目的更是迥然不同。资本主义主张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永恒性，而社会主义在承认资本和剩余价值历史合理性、注重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同时，清楚地看到其存在的界限和最终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要科学认识、自觉运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追逐与实现技术创新的内涵，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资本逻辑，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局，我国资本市场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雏形初显，并从“倒金字塔”结构逐步转向“正金字塔”结构。新时代资本市场承载着高效匹配技术创新投融资需求、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空间等使命担当，必须在深刻把握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特征的基础上，以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为根本指针，沿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方向，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统筹用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着力锻造新时代“国之重器”，推动我国由资本大国跃升为资本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动力和雄厚支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创造更多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