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沉思（代总序）
朱进东[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有着经济上的性质。当前不能仅仅去数世界上还存在多少社会主义国家，而更重要的是要正视实际发生着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自马克思等人创立第一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从古典马克思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和国际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现实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五国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自2006年第五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或第五国际联盟的面世，针对帝国主义在全球统治造成的种种灾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对全球资本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张保护生态环境。不管第五国际联盟是不是举着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其内容实质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当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握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话语权。
历史上几个时间节点带给人们启迪。1905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同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0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1640年发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16年清王朝建立。16世纪欧洲盛行文艺复兴运动，1919年中国才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类无法使历史言说，而历史自身却在言说。人类究竟应该在历史深处看到什么呢？有些东西确实是用血与火写进人类编年史的，纵使历史中夹杂着谎言，但谎言终究无法完全代表历史。对于某些现象，首先要认同它们是历史的，而后才可对它们加以解析。德意志大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也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上面对比历史上的具体时间，意在表明我们的国家虽然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国情，皆不是发展得慢或贻误发展战略机遇的理由。我们眼下应该参与和利用好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者，还是打着人权幌子干预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他们谅必不可能看不到，从1921到2013年这近百年间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用了不到3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用了64年（到2013年）时间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是自1978年以来的事情，中国人只用了30多年就走完了别人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稳步前进不等于保守徘徊，国家事业越向高端发展，越要尽量避免犯急性病，越要准备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虽知“高处不胜寒”，却也要勇于登攀。
当今的中华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饱经苦难的磨砺，志向更加坚定。民族品格决定了我们善于知己知彼。在古代以科技发明著称的我们正面临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东西，这自己的东西就是民族的根本之物。每个民族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一定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因为唯此才有可能使它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中华民族是个理性、成熟的而非强权、霸道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同样善于借鉴和吸收别民族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人已告别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天朝迷梦。我们已经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我们自己的主心骨，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的民族精神告诉我们，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对人类世界的责任和担当。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振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此三者构成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大智慧的出场成为必然。摒弃冷战思维的老套路势在必行，所以力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走势；彻底摒弃零和思维，坦诚表露中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相信世界必会对中国做出应有的尊重。新丝绸之路的开辟，进行第二次改革，破除特定群体利益固化，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哲学大智慧来引领。
中国奇迹背后的沉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军事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接受失败的教训，但我们始终在挺胸阔步、勇往直前。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正能量的释放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领域的矫正，经历了对西方文化抉择的认同，经历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稳步发展，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都堪称中国奇迹，而这奇迹背后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细心思考。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乏鼎盛时期，如汉唐两代（甚至唐代思想文化对异域的影响至今还脉脉可感）。然而，每当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古人所无法比拟的。不管是我们的思想一次次解放，辩证地接纳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地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公允地对待作为“社会主动轮”的资本，还是圆满地完成抗洪抢险，群策群力抗击“非典”，成功地主办奥运，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周密地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宜，我们的国家都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这些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理性的、成熟的民族。从广义上说，所有这些都可称作中国奇迹。这其中当然包括3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每逢关键时刻，“解放军”、“共产党员”这两个词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符号，绝对堪称生命精神的澄明。恐怕单用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解释不了这样的奇迹。从民族性格角度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和”的理念。如果这能够解释中国奇迹，鲁迅先生就不会蒸出“人血馒头”。诚然，在民族性格方面，何止中国人有着丑陋的一面。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性格中难道都是阳光的东西？更不能从人的本能和贫富这两个方面来解释这样的奇迹，因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从古至今争论不休，斯世“拔一毛为天下而不为者”大有人在。
那么，出现中国奇迹这种现象到底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或者说中国奇迹背后的支撑物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闯过激流险滩，每逢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都能做到人心稳定、万众一心、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化险为夷。我们以为，这与我国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引领主流意识形态，使国民心灵深处形成稳定的思想根基结构有关。在我国，之所以能够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把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宣传阵地是分不开的。毋庸置疑，我党的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受众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学生到研究生这个群体）。与此同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国民中普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全应该编撰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征程中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从而使国民在心理层面达成识大体、顾大局、乐于奉献、自我牺牲、他人胜过自我的精神上的高尚的共识。
如果单就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发展的原因来说，除去可以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中国学界得到深透的研究有关。当今的现实状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的引领者，振兴世界经济的巨大引擎。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民以大智慧克服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问题，甚至极其棘手的难题，才把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契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相应的政治理论或哲学、伦理学、文学、法律领域都要与之齐头并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了我国的理论家们确实做到了这些。那么，中国为何从改革开放起，就能够拿出一系列高妙的经济学理论呢？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理论家们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理论起点的，那就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界就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着全方位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几乎做到了逐字逐句的解析。经济学家们游历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起点非常高，具有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拥有了犀利的经济学解剖分析刀，因此，他们可以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完全可以这样断言，大凡当代中国有见地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从《资本论》出发的，无论他们是赞同《资本论》还是批评《资本论》。所以，中国经济30多年奇迹般的发展，不管其中有多少原因，对马克思《资本论》深度的解读和研究肯定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说我们的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理性、成熟的民族，意味着这个民族不会动辄头脑发热，而能够做到方圆互化，得失进退平衡，分寸拿捏得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我们党始终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深知，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已在金砖国家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确应该看到打造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势在必行，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使遇到风险的概率增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显得有理、有利、有节、大气坦荡，而非小肚鸡肠。我们完全能够利用当代中国的政治大智慧极大地减少腐败；腐败现象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而整治腐败却也使我们的人民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必须说的是，要想把一百年前还没有民主和科学概念的国度建成世界强国，这就要求我党在领导我国人民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业过程中绝不能犯急性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更为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一百年，但这绝不能构成被他人用做对我国说三道四甚至威胁我国的借口。
我们的民族心理上具有更强的承受力，正在和将要继续勇敢地接受内生环境和外生环境的不断挑战。改革开放为何在中国取得成功，为何在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没有产生这样的改革开放，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试想，在到处布满荆棘般封建藩篱甚至原始图腾般东西的国度，是绝不可能具有改革开放的清洁的思想根基的，而没有这样的根基，则西方的文明不容易被接纳，纵使接纳了也活不了多久，因为至少资本主义的文明与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诚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同西方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接受了，拿来主义不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要，就像振兴中华文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振兴一样。那么，怎么到了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就拥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基础了呢？我们封建文明古国给今人留下许许多多旧的东西，那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是如何建立的呢？国人不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能掩耳盗铃式地回避这个问题。历史是由一个个时段组成的，不能要这个时段而舍掉另一个时段。共和国不同时期的领袖用以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手段不同，而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如阶级斗争或改革开放和法律手段），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整体上是相同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态度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以外的东西，像查尔斯·泰勒将黑格尔哲学看作一种文明那样，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当属人类文明之列。马克思主义是汇入人类文明的东西，因此，它难以用使用时间去量度。这就证伪了所谓“过时论”。凡是文明皆具有通约性、共享性和合类性。不能说《易经》过时了，《奥义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在讲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我们还崇尚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中不断绵延发展。政治不是文明的附庸，它本身就属于文明的元素。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看待，还是当作纯粹政治的东西看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的有悖于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马克思主义引领意识形态，但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这里不是担心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在“表面的”意义上说的，它背后的东西即为经济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绝不可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否则，传统习俗这类规范性的东西真的就丧失它们自己应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意识形态是类似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毋庸置疑，这里的虚假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假的假。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就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超越的，后来法国后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主张用马克思的思想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一种文明扎根于世界且生机盎然的重要的标志在于能够接受来自他方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在应对种种挑战中显示出自身的勃勃生机。
中国近代史表明，我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首先是历史的时代的事实，而不是首先需从理论上阐释其必然性；只要大家面对历史事实，就能够认同这样的选择。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绝不意味着社会现实都要从理论上予以阐明。中国近代史告诉人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先后出现了100多个党派，最终国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出现过不少主义，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是玄而又玄的理论问题，更不能人为地将其上升为高深莫测的理论问题。若想要去说清这类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首要的是，不能上来就高谈阔论而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如果人为地将事实提升为理论，那么就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样就会越说越糊涂，以致使人如坠烟海，茫茫然不知所云。我们学理上曾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
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是超越时间维度的。纵使某种文明不在场，那也无法借此否定它曾经的存在。江河文明、海洋文明均属于人类文明之列。时间不会对文明作为人类精神化的东西起到束缚的作用。文明呈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又构成历史的在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马克思主义既然有它自己的出场路径，那么，它本身就不会是永无收场的时候。如果说世上有永世长存的东西，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或“坏的无限”）。所以，恩格斯才从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和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中得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这个革命的结论。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本质精神的。作为一种文明，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否则我们就复归黑格尔对待自己哲学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来自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过时论”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懒汉思想的翻版。历史表明，教条主义是唯书唯上。作为一种顽症，教条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产生“过时论”的温床和土壤。中国共产党党史表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曾给我党带来惨痛的经验教训。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懒汉式地抱住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放，使马克思主义变成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这样难免就会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类的错误。说穿了这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懒汉式的态度，是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包医百病的口头禅式的“灵丹妙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用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形容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的人们，这些人说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当面一套而背后是另一套，对人一套而对己是另一套。“过时论”本质上属于“本本主义”。“照镜子，正衣冠”首先是正自己的衣冠。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但是有人把它弄成教条主义的东西。“过时论”在于硬要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这就会使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对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波普、曼海姆、福山等应做出回应）。教条主义形式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实际上不是敬畏马克思主义而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甚至让马克思主义变得庸俗化。说到底，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是思想上的、实践上的懒汉，表面上神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在败坏和糟蹋马克思主义。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绝不等于使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或沉默。
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它自己的科学功能。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域或理论场域；它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是智慧、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分析人类社会生活；科学社会主义是给人类社会发展定向。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生活中的经济生活现象，而又不是纯经济式的分析；所以，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关注的。政治从来都是附着经济生活的，经济现象也都反映着某种政治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前史，这就抛弃了历史循环论；人类社会的本真状态就是它的原生态的社会状态，就是意味着要朝着人类的终极目标所指方向迈进。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功能，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它原本就不具有的功能；如果期望马克思主义具有它自身不具有的功能，那么就会令人大失所望，因为这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功能泛化或放大，就是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功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而更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的东西来对待，从而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从而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变为蒙昧主义。
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永恒的，还是期待马克思主义拥有它原本不具有的功能，都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而某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搬弄西方哲学话语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别出心裁的解读和阐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变成只有阐释者自鸣得意而使受众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精英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果将是更加可怕的。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接受群体的青年学生中，这样的精英们因硕果累累而成为莘莘学子心目中崇高的学术偶像，作为偶像的精英们一颦一笑皆直接影响着青年学子的思想世界。思想理论领域的精英们搬弄马克思主义名词术语，将马克思主义弄得不伦不类，沉醉于马克思早期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话语范畴，从学理上恣意阐释马克思主义，这些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诚然，穿越受众心理底线时会给精英们带来一种游刃有余的快感，而带给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却是些杯盘狼藉的东西。
在马克思那里，崇尚的是历史的东西，而永恒的东西在他看来充其量只不过是文学上的夸张。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处于繁荣阶段，马克思就曾明确断言，资本主义是历史形态的东西或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也是一种历史的而非永恒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一个孕育、产生、发展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人们拍脑袋拍出来的。永恒的非历史的东西最终都是神学的东西，而神学是无法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将会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似乎是避而不谈的。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而只要从历史的观点看，也是可以超越的，只是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更卓越的政党（尽管有着许多党派）。放眼世界，美国不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按某些人的逻辑，美国不应该只是由两党交换统治，但这就是美国政党执政方面的现实状况。而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多党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那一定是中国政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看待和前瞻我们党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现实生活中，有人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超历史的东西看待，譬如，他们往往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作是永恒的、终极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共产主义社会。这实际上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神学化，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联系，而且这与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说成是历史的终结本质上毫无二致。这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化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肢解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有些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只是与马克思主义攀亲结缘，急功近利式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自己的敲门砖。解读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多种模式，但不管采用哪种解读模式，都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稳定的语境，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人煎炸的面团；反对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会将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鱼非肉”的东西。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不能没有底线，不能关起门来解读，而要了解和研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阐释，要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接轨。不能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溶解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就类似于给马克思主义洗硫酸澡，过分膨胀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质，这势必会在表面上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
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没有哪一个概念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一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空前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不应忌讳“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主张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学界，通常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理论。古典不等于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更不意味着陈旧、过时。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谱系准确地把握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才能科学地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蕴。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中的“古典”绝不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在场或失去了话语权。古典绝不代表缺席或沉默。就德国古典哲学来说，黑格尔哲学到目前有过五次复兴（最近一次复兴正在进行着），20世纪依然是康德的世纪，因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人类。
科学地领会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助于定位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助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尽快归宗入谱，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或异端邪说。自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较早受到国内学界研究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问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度与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并列为三大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场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强调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之外的文化进行研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某些看似不入宗不入流的人物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范畴，譬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卢卡奇，这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著作当然应该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古典与经典是两个需要加以辨析的概念。古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著作，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经典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著作范畴。只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等于没说，因为它没有点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如同后现代主义不可简单地理解成不是现代主义一样。后马克思主义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和学者必须加以辨识清楚的问题。至少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断裂关系。这里的“后”也不纯粹是时间上的后，而标志着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倒是和后现代这一概念中的“后”有着某种相似的所指。
无论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都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而且古典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谱系中占据着始祖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着实旨在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未竟之作）来系统地阐述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的阐述在于使古典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化，消除古典马克思主义自身中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成分，这就从而形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过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列宁所捍卫和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西欧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开放和更加流行，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领域以外的文化问题，这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贡献。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来自新左派和新的社会运动导致的知识流派和政治流派发起的挑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列宁主义即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样，列宁主义中既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又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由此不难看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加以辨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运用要求我们拥有稳定的语境。当人们说到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时，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这里既不可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泛化，也不能使它的含义变得太窄，但人们实际上对这个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理解上不是太窄就是过于宽泛。因此，要消除这种理解上的缺位，就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实实在在地弄清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中各家各派之间的牵连；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源，而之后生出的思想派别是流，换句话说，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诸思想派别间是源和流的关系。十分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尽管绝大多数外国学者通常做出这样的等同。在视市场为上帝的美国人那里，市场不但不可监管甚至监督也是不可以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是蒲鲁东。绝对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市场社会主义，而确实早就有人说过，谁能够理论上将“市场”和“社会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市场是个中性的、工具性的东西，资本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头可追溯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含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但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叠加，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独立的门户和安身立命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最高端的表现样态。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据着独树一帜的地位，而且它的现实走向代表着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趋势。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谱系及其谱系内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的理论场域，以便让世人名正言顺地分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各家各派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互联互通，彼此接纳，弥合门户高低贵贱之分，从而形成高端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文明。如此态度和做法，不会降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地位。在放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身段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定位自身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地位。这样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入流归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中的重要一支，从而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难以入流的尴尬现象。
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应有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群体。譬如，卢森堡、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现在都被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但是这些经典作家都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大体上可列入正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作为经典作家，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毫无区别，至少地位、辈分上没有明显的区别。我国学界所称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之后的领袖人物。这样的约定俗成式的称谓也没有突出马克思主创始人（或“老祖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别于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切地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属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古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家。在我国学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之所以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或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更高明，有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纯属旁门左道、异端邪说，这都是因没有正视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所致。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沉思。
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称谓上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尽管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及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理论，就像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很快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自然而然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先河（国外有学者将“文化大革命”之后称为“后毛泽东时代”，这是用他们自己的理念范式来表述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到目前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此三者经过理论上的整合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绝不是断裂关系，而应该是实际上也是继承关系。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用共产党人的智慧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才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健康蓬勃地向前发展，以至今天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正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理论上积淀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振兴中华文明为目的的中国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延伸，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样态。
民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段。“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如果认同黑格尔这个断言的话，当今必须对民国时期做出深度的历史反思，甚至完全可以说，当今是产生民国哲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是“洋本子”，要中国化就必须把洋本子变成“土本子”。马克思主义主要文本大都是在民国时期翻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民国时期，不管是从毛泽东算起还是上溯至李大钊。民国时期出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节译本，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涌现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家，譬如，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郭沫若等，他们所制定的翻译规范和所翻译的某些术语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乃至为整个西方文献的翻译确立了某种规范性的东西，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为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者所传承。
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做沉思时，完全可以断言，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为高端的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握有最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独树一帜。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现有经济模式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它化解风险和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远远强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这绝不是用“市场社会主义”所能够解释得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奇迹般高速发展这一现象的，因为西方社会玩转的也是市场。这样的奇迹标志着我国政治哲学大智慧已经出场。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在出现持续高速发展之后，整体趋势应该不会停滞倒退，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遇到某些波折，尽管如此，市场在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是全方位的。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在后理性时代必然会产生德性伦理世界的殊异，他者的价值观念会以自由选择或捆绑强加方式供我们选择或让我们被动接受。当今地缘政治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彰显。我们的民族应该出现且已经出现一批新的领袖人物，新领袖没有跟在先贤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也没有将先贤搁置一边另起炉灶，而是薪火相传式地继往开来，在秉持传统的同时拓展治国理政的新思路。
历史告诉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清晰的指导思想，必须深度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必须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必须正视位于古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诚然，不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叠加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场域中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同西方学者所梳理出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在追寻和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必须看到一种主义在一个国家产生长达一个世纪的影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这一现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百年的传承，使我们有着非常成熟的中国马克思学，而眼下当务之急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应该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多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弱化中国马克思学或应该少些中国马克思学。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为高端的样态。
对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和从中获得什么的沉思。
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的稳定的载体。要从著作中吸收思想营养，首先就遇到如何解读经典著作问题。就一般的读书而言，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原始的、最真切的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熹的读书方法使人印象最为深刻）。就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而言，以往的从中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现在仍然在沿用。近来有人提出多种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模式，例如“以马解马”（依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以恩解马”（凭借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总体评论来理解马克思）、“以黑解马”（通过黑格尔的总体思想来理解马克思），等等。拿“以恩解马”来说，依据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定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封通信（从恩格斯那里可以见到“以马解马”的源头）。“以黑解马”的根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肯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劳动与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见解的辨析（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的理路是，在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启发下，肯定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提出“异化劳动”这个经济哲学概念，在终止异化劳动思路后，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劳动所做出的系列分析，劳动价值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第一需要）。“以列解马”的依据在于，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和组成部分，只有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列宁论断中可以见到以黑格尔解马克思的源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等等。通过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可从中具体学得话语、逻辑框架、理论思路、风格韵味。解读的最终目的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从方法上来说，要以核心文本为中心带动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体悟，解读文本中潜在的东西（从空白处读出东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东西（孙伯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这不但对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都是完全适用的。
跟一般经典文本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可以起到开心明智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学得话语或语段时，不能实用主义式地损害语境断章取义，不能割裂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本真含义。这里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例。要分清哪些是马克思引用或转述别人的话，有时分清哪些是马克思的话不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往往是在批判别人的东西时闪露出自己的观点，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劳动使人获得本质”的观点的认同，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哲学的一般批判中出场的，再如，后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阅读《德国工人党纲领》时做批注过程中闪现出自己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及其特征的总体构想。像孙伯所说的，可以将马克思的理论概括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之后所形成的社会理论。毋庸置疑，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最大分野应该在于社会这个维度，这集中体现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待人的问题上的殊异。
依靠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既可澄清理论上的争论，也可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找到源头上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可以溯源到《哥达纲领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的文明作用”和资本是“社会主动轮”的论断，意味着资本是具有工具性质的中性的东西，这就为今日我国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名颇具争议，到底是应称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应该说这些称谓在马克思那里都可以找到文本依据，但马克思最为明确地为自己哲学命名的是“新唯物主义”。就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来说，要和国际学界的解读接轨。以国外对马克思核心文本的确定来说，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三次漂移：从《资本论》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还有《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里，我们试以《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为例解说具体的解读视野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总体理论结构场域。首先，必须弄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文本。就是要做到对这部手稿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如此方能做到熟能生巧，专而精而通，触类旁通。马克思主义学术精英们只有做到这样，才能读出文本中的“真经”，悟出其中的“真谛”，才能不至于像对待面团那样随意油炸马克思文本（不是低估某些精英们的君子之心，而是他们确实是造出了某些浅入深出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这种东西无论于读者还是于社会都是贻害无穷）。其次，通过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带动对马克思其他文本群的解读；在西方学者所说的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即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其次，掌握国外学者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他们那些新颖的见解。最后，放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文明场域中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斗胆地说，这里的四点也可以作为一般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论场域的结构模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问题的沉思。
凡是体系都应该是某些彼此联系的东西的整体，而杂乱无章的东西虽然表面上构成整体但实质上依然无体系可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人曾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存在提出过质疑，而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或社会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是否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问题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做出肯定的回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看不出他们俩刻意去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倒是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宫殿去竭力拯救辩证法和批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鲍威尔等人）死死抱住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某个部分加以任意发挥的做法。然而，这一事实这并不能够证明古典马克思主义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如伯恩斯坦）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透过资本主义实现，因此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还有人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这时，列宁站出来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比的方式，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继而在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内在结构，论述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
单就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哲学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究本体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思考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那么，它的本体论超越了旧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抽象地去研究存在及其特征，而是展现出一种基础本体论，即只不过是认同“自然界”或“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基础性的东西，而不复去对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溯本求源，不去重蹈逻辑上无穷回归的覆辙或不复陷入黑格尔所摒弃的“坏无限”（“恶无限”）的泥潭，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强调“有米才有炊”，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任何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类哲学”的做法实质上都是在背叛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旧哲学本体论的做法，都是没有从根本上领会“新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着实将“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当作“共产主义者”看待，而只有“新唯物主义”才标志着马克思创立了使朴素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新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曾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看待）。在学术层面，不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用何种称谓，都不应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更不应恣意阐释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在堂而皇之地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以的（不能不让这样的哲学家们言说），而将不属于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甚至将当年遭到马克思无情批判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有的学者随心所欲地解读马克思），不管怎样，这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
在思辨哲学中，黑格尔为了自己唯心主义体系而到头来却扼杀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并非体系肯定具有这样的弊端，体系同样可有自身的开放性，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谈体系而色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或是反体系哲学，诚如孙伯所说的那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去建构什么思想体系（包括哲学体系），而是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留下了思想的轨迹，在稳定的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的科学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源头性的思想体系理清了，其后的由完整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各个支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自然而然也就一清二楚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体系是没有地位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建构黑格尔式的流产的人类精神体系（尽管杜林恶意地让马克思拄着黑格尔的精神拐杖）；但是，这绝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论没有完整的体系（而恰恰是具有科学体系的），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结构场域缺乏体系。应该说，体系不见得肯定具有封闭性，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就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只不过是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解读，而应该说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可做出多种建构。可从基本范畴角度来理解或描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或可用范畴作为基点来建构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历史主义发生学的角度，依靠“深层历史解读法”解读或建构或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也构成一条新的路径。诚然，较之描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花费的气力要更大些。还可以且应当从历史主义发生学切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脉络做出动态过程的观照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体系及其基本范畴互通互联。在确立或厘定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方面，无论是从学理层面来看，还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来看，首要的是，这样的范畴要能够贯穿古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的始终，但不是要求个个基本范畴都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结构中的一根红线或一以贯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老祖宗”）的思想或古典马克思主义则自始至终是原发性的、根基性的、初始的因素。十分清楚，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启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用其取代一直沿用的泛化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提法，这是与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在场密不可分的；唯有正视且认同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真实样态，才能彰显古典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应有的历史地位，才能避免淹没、掩映或遮蔽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置身于21世纪的我们，不是要去高扬我国成熟的马克思学（不要去津津乐道我国马克思学堪与西方马克思相媲美），而是要去强化和做实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现已在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高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是一项源头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确实应该少些或弱化马克思学而应该多些或强化马克思主义。
2013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孙伯逝世十周年。我们在这里缅怀这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