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陀斯妥也夫斯基

在某些早期的哲学家身上，诸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赫拉克里多斯（Heraclitus），以及恩培多克拉斯（Empedocles），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生活和思想上的合一；在辩士派的时代之后，苏格拉底又重把哲学带回地面上来。在苏格拉底学派以及稍后的斯多噶学派中，哲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整个哲学史中，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或多或少相似的例子，最著名的是斯宾诺莎（Spinoza）。对于这些人物优美的稳静，我们惯做高的估价。同时我们习于赞美赫拉克里多斯尖酸刻薄的倒钩语，苏格拉底那种无法仿效的讽刺，以及斯宾诺莎的热情，这些都是令我们赞美不已的。然而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中我们所听到的，则完全是一种新奇的声音。

这个音调全然是新的，它是强力的抗议，是自我表现。要说书中缺乏稳静那是可笑的。均衡不再被当作一个标准，甚至不再被当作一个对比的要素了。它不需要浮面的装饰，心灵的活动已完全自给自足，然而这个心灵却能自觉它的每一个弱点，并决定去揭发它。我们所听到的是个性之歌中未被听到的一首：不是古典的，不是圣经式的，也绝不是浪漫的。不！这个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也没有神圣化。它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无论它给人何等不幸，却仍然是最高的善。

反对科学的偏见，使我们想起浪漫主义，但是《地下室手记》却是非常不浪漫的。从最初对古典主义的攻击者到诺瓦利斯（Novalis）、济慈（Keats）和渥滋华斯（Wordsworth），所有这些浪漫主义者都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特色，而《地下室手记》却完全不同。浪漫主义从现时中逃逸，不管是逃往过去，逃向将来，或是逃到另一个世界、梦境，或者最常见的逃往一团浓雾里去，这种浪漫主义是自我蒙骗。浪漫主义想从“此时”“此地”的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它愿意面对任何事情，只是不敢面对现实。

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手记》，并不是一种温柔的声音和朦胧的光线。它的声音无可再尖锐，它的光线无可更耀眼。无论有多大的报偿，都不能作为一点点自欺或丝毫掩饰丑恶现实的理由。但这并不是文学上迷困于物质环境的自然主义：《地下室手记》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他的情态、焦虑和决心——这些都被带进了核心，一直到所有的景象被揭露无遗为止。这本在1864年出版的书，是世界文学中最富革命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

假使我们想在历史悠久的欧洲文学中找一些稍微类似的东西，我们在哲学里面是找不到的，只能在奥古斯汀和巴斯噶这一类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当然，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仍然是比相同之处来得显著；然而只有在基督教相信原罪的背景之下，我们才第一次找到这种浸淫于人的罪恶及重视人的内在生活的黑暗面。

在卢梭的《忏悔录》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记得他的喀尔文教的背景，但是他转而反对它，并否定了原罪，肯定人类天性的善良，并责难那带给人类罪恶的社会。然后，他进而解释所有的罪恶怎样可以在良好的社会中被铲除，而由普遍（即合于人类本性的道德原则）来制衡。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没有任何良好的社会能够解除人们的罪恶：这本书具有一种启发性的辩论，它反对卢梭和整个社会哲学传统——起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中经霍布斯和洛克，到边沁、黑格尔和约翰·米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书中所创造的角色是传统基督教里所谓的那种罪恶的人物，但是他既不相信原罪也不相信上帝。在他看来，人的自我意志并不是罪恶的，它只是偏离了理性论者的看法，以及那些把匀整结构估价得比丰富的个性内涵更高的人的看法而已。

诚然，陀斯妥也夫斯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也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反天主教和反西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所有他创造的最有趣角色的意见都归属于他。不幸，大多数的读者都不能区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观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中伊凡所说的故事里的大宗教裁判官的论点。虽然很明显地，这个角色是由作者憎恨罗马教会酝酿出来的。又有许多批评家把克里洛夫（Kirilov）的离奇观念当作陀斯妥也夫斯基深思熟虑的判断，尽管克里洛夫是后者笔下的一个疯狂角色。作为一个人，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和他所创造出来的任何角色一样令人感到蛊惑，但我们决不可把他的地下室人物的眼界和观念都归属于他，因为他毕竟还是信仰上帝的。

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看作存在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这篇序曲以无比的活力和技巧，将各个主要题旨叙述出来——当我们阅读从齐克果到卡缪的全部其他所谓存在主义者的著作时，这些题旨将会一一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