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8世纪思想中的“傲慢”62
大多数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无疑已经注意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讽刺作家和道德说教作家，专注一种他们称为“傲慢”的恶习，他们常常以特别激烈的方式抨击这种傲慢。至于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或毋宁说几组概念之间的差异——虽然并非互不相关——人们总是不甚了了。一方面，这个词指一种“激情”，或者一组激情，这一时期许多——虽不能说绝大多数——敏锐的文艺心理学家视之为最有力、最普遍的人类行为动机。“行为动机”把智人和所有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通过它，所有最富特性的人的嗜好和表现，无论好坏，都可以得到说明。用散文和韵文写就的一系列文字，详述了各色人等的行为动机的各种表现及在种种表现之上的无数掩饰，讨论了这种动机一般给社会所带来的后果是极端有害还是有益的问题——且被认为是顶顶重要的问题——从假设其在人的情感建构方面具有普遍而独特的潜能来推演出与社会伦理、政治和教育相关的结论。这一术语在指称人在社会关系中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上是歧义暧昧的，因为它常常被用来指称两种独特、虽然又具有类似性质的情感或愿望：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傲慢、自命不凡，尤其是争强好胜；渴望获得他人的尊重、赞赏或喝彩，特别是fureur de se distinguer［出人头地］。在某种意义或兼具两者的意义上，傲慢可被称为那一时期注79社会心理学最常见和最丰富的主题之一。63
但傲慢对像蒲伯——在其《论人》中表现出来——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来说，它最常指的不是个人与其同类的其他人相比所具有的傲慢这一基本含义，而是人这种动物作为物种的傲慢，可以看到，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有一种奇怪的倾向，要把自己当作造物的中心，设想自己与所有其他物种和“非理性”的造物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相信自己拥有他并不天生具有的品德，试图成就一系列伟业，尤其是智力的伟业，而事实上他是无力成就的。人类（genus homo）的尊严和重要地位为中世纪基督教有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观点所加强。虽然教会命令人要谦卑地追随上帝，总是反思冥顽不灵的人性的内心堕落，不管怎么说，中世纪基督教思想还是认可了奉承人的物种傲慢感的观念。人至少在他自己的星球上，统领其他野蛮动物，通过他独占地分享神圣理性的智慧之光而可以无限体面地与最高等的动物区别开来，其他所有地上的生物只是为他所用，为他的利益而存在，极其重大的议题取决于个人的行为意志，人所可能得到的无尽的善超越了在这个物质与观念的短暂世界所能经验的一切。但18世纪（虽然并非起始于这个世纪）特别流行一些观念，禁止人类怀有自吹自夸的想法，正是这些观念导致了对“傲慢”的许多一再出现的责难。
1. 在此，我只需对此类观念的第一个观念作简要回顾，注80那是18世纪所有观念中最独特、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观念，即所谓的“连续性原则”（lex continui），它是存在序列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一观念，世界必然是一个完备的体系（plenum formarum）：64
那里万物完满而井然有序,
凡创造的，都有其恰当的位置。
那时无傲慢，也无艺术相助
人兽偕行，在庇荫下同住。注83
那么，从其最富意味的方面来看，“傲慢”从这组概念中获得了它在18世纪思想中的意义。用蒲伯的话说，傲慢就是“反对秩序法则（即等级法则）的罪过”；傲慢是一种邪恶，它勾起了人类萌发奢望，要在存在序列处于比人所应有的更高的地位。65
傲慢意欲占那神佑的所在，
人要成为天使，天使要成为神。
人的至福（可以为找到这种至福而傲慢），
是不越出人类的疆域去行与思。注84
因此，18世纪对傲慢的声讨可谓家常便饭，说到底，这表达了人对自身的某种幻灭感——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幻灭时期；它是大部分现代思想的一大悲剧。的确，存在之链这一概念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观念在与（所谓）乐观主义的争辩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它还具有令人欣喜的诸方面。但它清楚地表示出人从其先前的显赫地位被废黜了。在斯威夫特苦涩的灵魂中，这种幻灭感虽然出于其他原因，但已经达到了极致；雅虎不仅被当作与其他动物差近，且被置于其他动物之下。作为最讨人嫌的非理性动物，他把自己想象为全部造物的终极目标和顶点，荣膺愚蠢之冠。斯威夫特关于雅虎的意见被罗伯特·古尔德抢了先：
一旁的什么野兽我们就能盲目地
称之为人？不过他自命他是万物的主宰。
能看清（而他的同侪都蒙昧），
一只狂吠的狗，一头肥硕的猪，
一匹觅食的狼，一头愚蠢的驴？
沉迷于他的激情，种种欲望
把他拂来扫去，就像旋风卷起尘土；
而那尘土却是一块无知无觉的疙瘩，
那些狂傲自大的人，还得信奉上帝。注85
18 世纪“傲慢”观中有两个更深入的方面，部分是源于对连续性原则的具体运用，部分是其他观念流行的结果。66
2. 现代人正是基于理性能力和智性成就，已习惯于自吹自擂。但存在序列观倾向于把注意力特别放在人的精神力量的限度上，而且，长期以来，与崇拜“自然”这一神圣字眼相关联的尚古主义及其他思想，已经尽显自身对智性追求的贬斥和对人的智力的轻视。在16世纪，伊拉斯谟和蒙田详述了思考的虚妄和科学的恶劣影响：
“在最初的黄金时代”，伊拉斯谟写道：“世人没有学习任何专门知识，所有的只是采自每个人日常经验所得的常识。他们不会如此放言探索自然的底蕴，极力解释所有天文现象，或者绞尽脑汁于实体的分解，阐明最美妙的思想，世人如想推进那种超出他的浅显理解以外的事物，那是一种罪过。”注86
这种倾向在17世纪那个讲究哲学和科学之伟大体系的时代，鲜少证据，在18世纪则变成了最普遍、更流行的倾向之一。最终，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即洛克哲学，其鲜明特征的目标是为人类知识划定界限，它公开设定的那些边际都非常狭窄。注87总之，这三重影响聚合的结果，使得痛诋和嘲讽各种知识野心变得习以为常，把它归因于人类的纯真受到腐蚀所致。正如蒲伯所告诫的：67
循科学之道，诚心以待指引，
首先剥去她所有的傲慢。注88
18世纪频频出现对傲慢的责难，是表达反智主义的尚古论思想的一种方式。卢梭只不过是重复了当时流行的论调，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上篇中写道：“一切科学和道德本身都源自人类的傲慢”，而“奢侈、荒淫和奴役后来都是对我们为了从那种我们永远顺从的幸运的无知中走出来所作努力的一种惩罚”。
3. 18世纪初期典型的道德论者在伦理上的努力就像在智力上的努力一样，相信有限客观论者的纲领。在此，尤其是通过伊拉斯谟和蒙田传承下来的伦理自然主义的传统，又再次准备与存在序列观相结合。人不必试图去超越其“本性”的限度，人的本性虽然与那些处于他之下的动物的本性不同，但彼此却是近似的。“理性”在人类生活的行为中有其作用，但它是一种辅助作用。蒲伯用很多论辩性的诗句来展示的人类生活的动力和主要的定向力，不是——也不应该是——理性，而是构成我们“自然”体格的本能和激情的复合体。注89这样，“傲慢”在特别重要的意义上，意味着一种道德的过度张力，一种勉强造作的善和过度讲求德行的努力，只依据理性而生活。伊拉斯谟和蒙田出于对文艺复兴晚期再度流行的斯多葛主义的反感而对这种高贵而热烈的道德情感心生厌恶。18世纪的斯多葛主义被视为傲慢在这种意义上的众所周知的具体体现，因此，蒲伯把人描述成一种“过于偏嗜斯多葛式的傲慢”的生物。维兰德在他的《提亚盖士》（Theages，1760年）一书中指出：斯多葛式的傲慢和自足与“人性相乖违”，“只有在上帝那儿才成为可能”。他补充道：“我也很少能将我们本质中感官部分的压抑与天性相协调。”68
我强调这一点及傲慢观的上述方面，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夸大理性主义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对“理性的坚持”，夸大人们对“理性”的信任。除非“理性”得到某种具体限制，否则，这样的表述是一种误导。18世纪初期和中期，那些也许最富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坚持把人对“理性”的主张减小到最低限度，把理性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性降至最低限度；在他们看来，他们如此欣然去挞伐的“傲慢”之恶，体现在对人类理智能力的高估中，体现在科学和哲学雄心勃勃的事业中，体现在使有别于自然“激情”的纯粹理性成为人类生活的至高力量的道德理想中。对这样一些作家来说，“傲慢”的确体现在一切“人为”事物上；而在反对它的说教中，有时隐含着回归自然的全部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