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道德的国家
将良好理念与道德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总会创造奇迹。我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长大的，即1945—1970年。我们经历了迅速的繁荣，而实现这种繁荣的手段，是国家有意识地驾驭资本主义为社会利益服务。这并不常见，也不是现在的情况。
我的父母在1930年代时还是青年，通过他们，我了解到那时国家崩溃的情况多么严重。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我明白了国家崩溃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悲剧。国家，以及国家所反映的社会，缺乏把充分就业视为自身职责的道德使命感。当时国家也缺乏这方面的理论指导，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管理严重失当。虽然法西斯主义仅在德国和意大利得手，但已足以引发一场全球性灾难。在毁灭惨景的冲击下，各国及各国社会才找到了这种迟来的使命感。在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国家有义务提供就业的理念，即他的“新政”。他能够当选是因为民众认同“新政”是符合伦理的。新的理论也出现了：凯恩斯（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提供了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学说。但各国政府最初并不愿接受。尽管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但大萧条的结束是因为各国重整军备刚好提振了需求。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调侃的那样，二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但在战后，凯恩斯的学说被用于维持充分就业，1970年代通胀上升后，该学说逐渐变得不足为用。
在1930年代，国家辜负了国民，现在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目前，一提到“资本主义”这个词，人们便普遍心怀鄙视。但这个被人怨恨的词汇代表着一种市场、规则与企业网络体系，它既创造过1945—1970年的奇迹，也制造了1929—1939年的悲剧。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那场悲剧，我们生活在奇迹年代，而且满心以为奇迹必然会延续下去。当前这代人认识到事情并非如此。新的焦虑植根于经济差异。繁荣的大都市和衰败的中小城市之间的地域差距正在扩大；一道不断拉大的鸿沟两个群体分隔开来，一边是拥有受人尊重和富有成就感的工作的人，另一边是职业前景黯淡甚至失业的人。
就像1930年代“大萧条”时的情况一样，资本主义造成了这些新焦虑。国家需要弥合这些由结构性变化导致的社会分裂。但就像1930年代一样，国家，以及国家所反映的社会，迟迟不愿承认它们负有应对这些新问题的道德义务；这些新问题不仅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反而在纵容之下演变成危机。国家不可能比国民更有道德，不过国家可以巩固互惠义务，可以逐渐说服我们接受新的义务。但如果国家试图将一套迥异的价值观强加给它的公民，就会失去国民信任，权威也会受损。国家的道德界限是由社会的道德界限确定的。当前国家缺乏道德使命感，反映了社会道德使命感的衰落：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剧，人们愈发不愿宽宏地对待裂痕另一边的人了。
与1930年代相似，如今除了缺乏使命感之外，还缺乏实用性的新思维。在第三部分中，我将努力填补创新思维的空白，提出弥合这些破坏性分裂的实用方法。但首先，我们必须认真理解国家在道德方面的失败之处，以及这种失败在我们社会的道德变化中的根源。
道德国家的兴起
道德国家的鼎盛时期是战后的头20年。在一个充满道德使命感的辉煌时代，各国史无前例地创造了大量的互惠义务。“从摇篮到坟墓”和“新政”这两种简洁叙事囊括了在国家管理之下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极多的新义务。从孕期医疗保健到养老金，通过缴纳国家管理的国民保险，人们等于是在相互投保：这是社群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得到了左右两边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在美国，它开创了两党在国会中融洽合作的时代；在德国，它带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英国则是标志性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它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一名自由党人设计，由工党政府实施，并由多届保守党政府维持。1945—1970年，在北美和欧洲，尽管表面上有政治竞争的喧嚣和烟雾，但主流政党领袖之间的政治分歧微乎其微。【26】
但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基础是一项明显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遗产。大萧条的结束绝不只是二战无意间发挥的经济刺激产生的效果，更是一场大规模的共同事业，在走出萧条的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精心构建了关于归属感和共同义务的叙事。这样做的遗产是把每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义务感和互惠意识的社会。人们乐意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叙事，把个人行为与集体后果联系在一起看待。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富人愿意缴纳高达80%以上的所得税率；年轻人服从征兵制度；在英国，连犯罪分子都因为警察不配备武器而自觉克制。这使国家的职能大大扩张，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议程。
但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先锋逐渐接管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道德国家演变为父爱主义国家。假如这些新先锋认识到这项非凡的遗产依赖于不断更新的共同身份，上述变化本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他们非但没形成这种认识，反而逆向而行。功利主义先锋队是全球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则强调受害者群体的独特身份。渐渐地，社会民主主义议程的基础瓦解了。到2017年，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被选民抛弃了，这些政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42]借助第二章介绍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
道德国家的衰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是如何瓦解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是双重打击造成的：人们相互负担的义务逐渐减轻，同时，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被破坏，人们对这种义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一时期可观的经济增长是以经济结构日趋复杂为代价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结构需要更多专业技能，进而意味着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促成了高等教育的空前扩张。这场大规模的结构变化对身份认同产生了影响。
为了说明为什么这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致命打击，接下来我将描绘一个模型。一个好模型会从可以简化问题的假设出发，假设虽不惊人，模型却能得出惊人的结论。理想情况下，它能展示某种你原本没认识到但经揭示后却洞若观火的情况。通常一个模型会用一系列方程式来表示，但我将试着用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模型。[43]虽然这个模型相当简单，但需要一点耐心才能理解其原理。而耐心的回报是它颇能发人深省。这个模型一开始会涉及心理学，随后还会沾一点经济学。
它涉及的是简化的心理学理论，但绝不像怪诞病态的“理性经济人”概念那么粗糙。如前所述，“理性经济人”在石器时代就消亡了，被“理性社会人”取代。我还借鉴了乔治·阿克洛夫和蕾切尔·克兰顿开创的身份经济学理论来阐述“理性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假设我们都有两个客观身份：工作和国籍。身份是获得尊重的来源，而这两个身份都能带来一些尊重。为了明确每种身份带来多少尊重，假设工作带来的尊重是由其产生的收入反映出来的，国籍带来的尊重由国家的威望决定。现在加入一个选项——突出性（salience）。尽管工作和国籍这两个客观身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更重视哪个。我认为突出的那种身份对我的尊严影响更大。设想这就像一张牌，我把它放在哪个身份上面，该身份带来的尊重就翻一倍。打这张牌还有一个更深的影响：能把我们分成两个新群体——突出工作的人和突出国籍的人。在选择突出哪个身份时，我也是在选择归属于哪个群体。归属于该群体的身份给我带来更多尊重，其程度取决于该群体有多么受尊重。
综上所述，每个人有四个获得尊重的来源。一是我们的工作，二是我们的国籍，三是我们选择突出哪个身份，四是与像我们一样选择突出该身份的人组成的群体。最后这种来源带来的尊重，它的具体水平可以设想为该群体每个成员从前三个来源中所获得尊重的平均值。那么我们会如何选择突出哪个身份？【27】这里就需要用到经济学了：“理性社会人”从尊重中得到效用，并将其最大化，这就是此处“理性”一词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小模型应用于战后社会史了。
二战后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小，而国家的声望隆盛，所以即使是收入最高的工作者也会选择突出自己的国籍而非工作，以此将从尊重中获得的效用最大化。把尊重的四个来源加起来，我们能看到，尊重在全社会的分布是相当平等的。每个人都从国籍身份中得到同等的尊重，因为他们都选择突出国籍，所以国籍带来的尊重都会翻一倍，因为每个人都选择突出国籍，所以他们组成的群体所带给他们的尊重也是人人相同。因此，造成尊重差异的唯一原因是工资的有限差距。
接着看看这个愉快的结果是如何崩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复杂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优质的教育和与之匹配的优质工作，优质的工作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薪资便相应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技能水平最高的人就会将自己选择突出的身份从国籍改成工作，因为这样做能最大化他们获得的尊重。
当这个过程发生时，尊重的最后一个来源——与其他人选择突出同一种身份所带来的尊重，开始出现分化。选择突出工作身份的人，因加入做出该选择的群体而获得更多尊重；而继续突出国籍身份的人得到的尊重会变少。【28】这种分化本身会诱使更多人把突出的身份从国籍改为工作。这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
也许每个人最终都会改变突出的对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事低技能水平工作的人继续突出他们的国籍。把这一结局与最初的社会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高技能水平者已不再选择突出国籍，功利主义先锋队就在他们的队伍中。他们脱离突出国籍身份的群体后得到的尊重比之前更多。而继续突出国籍的低技能水平者所得到的尊重变少了，因为最受尊重的人已经脱离，所以继续留在这个群体中便没那么受人尊重了。
像所有模型一样，这个模型是极为简化的。但它让我们无须深陷细节的泥沼，有助于解释我们的社会是为何以及如何分崩离析的。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获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一道裂痕出现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时任《纽约时报》国际版编辑的苏珊·奇拉（Susan Chira）在接受艾莉森·沃尔夫（Alison Wolf）的采访时对这一选择做出了一种完美的表达：“工作很有成就感，已经与身份紧密交织在一起。”[44]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工作较缺乏成就感的人会继续突出国籍，但开始感到被边缘化。
因为自鸣得意的高技能水平者比被边缘化者得到更多尊重，所以他们热衷于向其他人表明他们的确更突出自己的技能身份。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迈克尔·斯宾塞的信息传递理论中的一项重要洞见来预测他们将如何突出这种身份。为了让别人相信我已选择放弃将国籍作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在未放弃的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我需要贬低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频繁地贬低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寻求尊重。这能把他们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清楚地分开。通过退出共同的国家认同，他们减少了继续认同国家者得到的尊重，所以别人对他们产生怨恨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你会觉得这里的一些描述很眼熟。
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的人组成的新阶层既包括右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右派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自由地从个人技能中获得财富，左派信奉功利主义或罗尔斯主义主张的权利。后者不仅放弃了自身的国家认同，还鼓励其他人这么做。他们鼓励某些具有受害者群体特征的人把受害者身份作为自己的突出身份。
共同身份消失的后果
共同身份的瓦解影响了社会运转。随着身份分化为技能与国籍，人们对社会顶层人士的信任开始消失。[45]这又是怎么发生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帮助他人的意愿是通过结合三种叙事而产生的：对一个群体的共同归属感；群体内部的互惠义务；行为与群体幸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行为是有目的的。因此，如果共同身份瓦解，幸运者就不再那么愿意接受他们对较不幸者负有的义务。
大多数慷慨行为的基础是互惠。互惠带来的改变是一种飞跃：没有互惠，我们只能依靠利他主义与援救义务产生的微弱动力，互惠意识则更为有力，可以促使人们接受高税率。但互惠面临着一个协调问题：如果你已经接受义务是互惠的，那么我愿意接受我对你负有某种义务，但我怎么能知道你接受这种义务？你又怎么能知道我接受对你负有某种义务？我们如何能相信彼此在需要尽义务时都能履行义务？
实验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答案是我们需要共同认知。我们都需要知道，对方知道我们接受这个义务，“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以递归的方式回响。在一个网络化群体中传播的关于归属感、义务和目标的共同叙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共同归属的边界决定了互惠的限度，而我们对同处相同叙事之中的意识能让我们认识到共同认知的实际边界，从而巩固这一边界。因为叙事主要以语言表达，所以群体的规模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天然上限——共同语言。[46]但并没有类似的下限：在一个语言群体内，身份可以呈现高度分裂状态。共同身份的破坏既会削弱实行互惠的明确群体，也会妨碍互惠义务跨越不同群体的实际可行性。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确实已经两极分化：一方是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者，他们已放弃国家认同，转而认同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社会下层，他们坚持国家认同。而且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勒庞崛起等情况出现后，两个群体无疑对这种两极分化已有清楚的认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高技能、高教育程度者不再以国籍作为自己的核心身份，而较不幸者继续固守着他们不断下降的地位；这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中共同认同的弱化；这削弱了幸运者对较不幸者的义务感，进而破坏了1945年后形成的叙事——富人应该自愿接受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高税负来帮助穷人。1970年后最高税率的大幅下调，与这一情况至少是逻辑一致的。
现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较不幸者已意识到，幸运者的义务感削弱了，毕竟这个情况很明显，而且它对低收入者确实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对“过得更好的人”的信任程度会受到影响吗？答案一望可知：信任会削弱。如果受过良好教育者自视与其他人不同，对其他人所负的义务也变少了，那么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像过去所有人都突出同一种身份时那样信任他们。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能预测他人的行为，我们就会信任他人。如果我们能稳妥地使用“心智理论”的方法——通过设想自己处在你的情况下会怎么做来预测你的行为——我们就会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但只有在能确定我们共持同一个信念体系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才是可靠的。如果我们的信念体系截然不同，我就不能和你换位思考，因为我并不生活在塑造你行为的心理世界里。我无法信任你。
功利主义先锋队甚至提出了一项理论，预测了信任的下滑，并就如何阻止下滑提出建议。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边沁的忠实追随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称，解决方案是让居于统治地位的先锋队向其他人隐瞒其真实目的。欺骗可以阻止信任的下滑。【29】当然，197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主导公共政策的先锋队未能缓解新的社会分歧，这加重了信任的严重下滑。但西季威克离谱、弄巧成拙的主张却暗示着，问题不只在于分歧没有得到缓解，其根源要深得多。
社会民主主义瓦解的后果不仅是信任下滑，信任下滑接着又影响了人们的合作能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密布的关系网络依赖于信任。因此，当信任崩溃时，合作也开始瓦解。人们开始更多依赖法律机制来确保良好行为的落实（这对职业法律人是好消息，但对其他人不一定）。因为不再突出同一种身份，高技能者负有的对同胞的义务感减弱，人的行为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投机。高技能者甚至会把其他人视为“笨蛋”，并为自己欺诈傻瓜的技能感到自豪。从电子邮件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似乎是金融高层中流行的一种情绪。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精准描述的那样，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就是“找傻瓜”。显然，这会增强社会中加剧不平等的潜在结构性经济力量。
我们为什么警惕共同的国家认同
人们警惕共同的国家认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民族主义曾造成可怕的后果。所有身份认同都隐含排他性，但如果它做出明确、敌对的排他性规定则是有害的。如果“我们”被定义为“不是他们”，“他们”成为仇恨的对象，我们希望他们不好，这就是对立性的身份认同。在一些情况下，对立性身份认同其实可以是合理正常的。例如，认清对手的运动队可以发挥得更好，许多企业也是这样。这样的竞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能激励人更努力，这是资本主义被低估的优点之一。但历史地看，最具破坏性的对立性身份认同是种族、宗教、民族等大群体认同。这些认同导致了大屠杀、“圣战”和世界大战。
对立性身份认同对德国的伤害可谓罕有其匹。17世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曾经繁荣的德国社会。最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战争，在本质上，该和约将首要的身份认同从宗教变成了民族国家。它确实恢复了和平，但最终使德国陷入地狱：纳粹主义、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战败。很自然地，现在大多数德国人想要一种更大的身份认同，故而成了热忱的欧洲主义者。
但欧洲不只是一块供某种政体依附于其上的土地。如前所述，如果政治权力单位与共同身份相一致，政体就能更好地运转。如果不一致，要么身份认同要为适应权力而变，要么权力需要为适应身份认同而变。在所有现代社会里，政治权力都依赖轻度的强制和高度的自愿服从。自愿服从让我们回想起前文所述的义务感，使权力变为权威。如果没有这种义务感，权力只能面临三个选择：一是通过有效的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服从；二是因尝试实现这一模式而挑起针对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即叙利亚模式；三是权力承认自身局限性并退居幕后，掌权者发布明知道要被忽视的命令，接受命令者找到某种既避免服从又不致造成太多冒犯的办法，这是欧盟委员会在促使成员国遵守财政纪律目标时的做法——除芬兰外，所有成员国都曾违反过该财政纪律。
现代繁荣社会中的人是在权力已经转化为权威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把这视为理所当然。我一生都在试图实现这种转化的社会里工作，这样的人生经历让我认识到，成功的转化是珍贵的、有挑战性的，也具有潜在的脆弱性。要把欧洲建成一个政治实体，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大型身份认同，但这是一个极难的任务。如此大规模的共同事业很难组织起来。身份叙事与义务叙事的媒介——语言，本身是高度分化的：欧洲没有一种共同语言。【30】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试图把权威移交给一个几乎没有人认同的中央实体会导致权威失效，结果可能是出现四分五裂的地区身份认同，并进一步崩解为个人主义：由“经济人”组成的地狱。
事实上，许多人不仅没有构建更大的身份认同，反而退回到更小的身份认同中。500多年来，加泰罗尼亚人有西班牙人与加泰罗尼亚人这两种身份认同，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回到只做加泰罗尼亚人的状态。300多年来，苏格兰人有英国人和苏格兰人这两种身份认同，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回到只做苏格兰人的状态，从大共同体转向小共同体。在意大利统一150多年后，“北方联盟”想回到只保留“北方”身份的状态。斯洛文尼亚人在做了50多年的南斯拉夫人后实现了独立梦想，这给其他南斯拉夫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我撰写本书时，巴西南部地区正在效仿加泰罗尼亚人寻求独立。而最惊人的是，在尼日利亚，比亚法拉独立运动（Biafra）又出现了，50年前的独立企图导致了一场惨烈的尼日利亚内战，而现在独立运动死灰复燃。所有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分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涉及一国内的富裕地区试图摆脱对其余地区所负的义务。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17个地区里最富裕的，不愿缴税支持较穷的地区。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竞选口号一直是“这是苏格兰的石油”（尽管油田其实远在北海海底）。意大利北部是全国最富的地区，当地的分离主义者因为对较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政策而充满了怨言。猜猜南斯拉夫哪个地区最富？猜猜巴西哪三个地区最富？猜猜尼日利亚的油田在哪里？在主张自决权的姿态背后，这些政治运动进一步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瓦解，代表了对建立在广泛共同身份之上的互惠义务的怨恨。它和资本主义一样充满贪婪和自私，之所以没有被这样形容是公关做得好。
我们需要大型的共同身份，但民族主义不是构建这种身份认同的合理方式。政治民粹主义者正在利用民族主义，借助对其他国民的仇恨叙事建立自己的支持基础。其整个战略是通过制造与其他民众的裂痕，凝聚起一部分民众。由此造成的对立性身份认同足以摧毁慷慨、信任和合作。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反对这么做，这是对的。但目前，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可供构建共同身份的替代性基础。实际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现在表示，他们与其他公民已经没有共同身份了。他们的方法是借助功利主义原则，不再区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胞和外国人。由于强烈的义务（互惠义务）必须以共同身份为前提，这意味着他们对非精英公民和生活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所负的义务是一样的。
通过新的民意调查证据，我们能看到这个义务感正在减弱的过程。在英国，目前媒体普遍认为年轻人会比其父母更慷慨地对待社会中的穷人。2017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随机民意调查请受访者在两种对立观点中做选择，一个是“人们纳税的义务比其个人财富更重要”，另一个是“少征税可以奖励勤奋工作的人”。与媒体营造的神话相反（但完全符合共同身份已经被削弱的理论），35岁以上群体支持纳税义务，而18—34岁群体更支持尽量少纳税的个人主义伦理观。[47]
随着遵守义务行为的减少，权利变得无法实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下滑。这是席卷西方各国的强烈趋势。实际上，义务结构的变化，即从社会内部的互惠义务变为非互惠的全球性义务（从一国公民变为“世界公民”），意味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可能。也许你可以问问自己符合哪一种。
第一种可能是，像1945—1970年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建立起全国税制的那代人一样，你对穷人依然抱着慷慨的态度，但你现在想把穷人定义为全球的穷人，而非本国的穷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些事关重大的推论。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平均而言，40%左右的收入会被作为税收征收，以各种形式重新分配，比如向穷人直接转移，或用于让穷人受益的社会支出，以及用于几乎对所有人有利的基础设施。所以，对于以税收形式征收全国40%的收入这一点，你依然是支持的，但你现在希望在全球而非限于在本国范围内分配这些钱：你觉得对本国同胞负的义务和对其他人负的义务一样。考虑到全球不平等，这将导致流向贫穷国家的援助大幅增加；以税收形式征收的40%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将送给穷国。像这样把税收转送给全球范围内的穷人，一个必然后果是本国穷人的境况将严重恶化。你可能认为这在道德上无关紧要，因为你正在帮助的人比他们更需要救济，但他们有理由对此感到警惕。
第二种可能是，你和上代人一样对本国同胞抱着慷慨的态度，但你现在想让这种程度的慷慨普及全球。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更事关重大了：税收需要大幅增加。高技能水平者的税后收入必须大幅减少，这样才能既像以前一样慷慨地对待同胞，又像对待同胞一样慷慨地对待全球人口。单凭一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要那样做的话，很多高技能人口将会移民，也将导致本国穷人处境恶化。这是有心无脑的人会实行的政策。
第三种可能是，你改变自己突出身份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你对世界各地的人的义务感显著增强了，而是你对本国同胞的义务感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等于是愉快地摆脱了束缚。税是可以下调的，因为那个不断唠叨着要你慷慨助人的烦人的“义务”已经沉默了：“你赚的钱可以留给自己了。”“他们”，即那些比你穷的同胞，境况将恶化。这是有脑无心的人会实行的政策。
受教育程度高者对国家认同的蔑视奋力挤上了道德高地：我们关爱所有人，而你们可鄙可悲。但真的能说他们站上了道德高地吗？再往后推一代人，想象一下，届时“世界公民”这种新身份认同已牢牢扎根，充分反映在公共政策中，[48]基于国民身份的税收政策已经被取代，以上三种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诠释，哪一种最有可能成为主流？我认为很可能是介于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范围内的穷人变得更慷慨，但主要还是对本国穷人变得更吝啬。
难题
繁荣的现代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难题。残酷的现实是，公共政策的场域必然是“空间性”的。批准公共政策的政治进程限于一定空间，全国和地方选举产生的官员只能在一定地域内行使职权。政策本身最终的适用范围有空间性：学校和医疗保健都有服务覆盖区域，基础设施适用于特定空间，税收和福利实行区域化管理。我们的政治单位受限于空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事实上，政治单位主要是“全国性”的。但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基于这一身份认同的社会网络，正在日益摆脱这个特征。
1945—1970年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奠基于一段特殊的历史，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共同体意识扩大，涵盖了整个国家。如今，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技能鸿沟，我们空间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因而已经萎缩。对空间性共同身份的新一波冲击目前正在出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智能手机代表着极端的个人主义：人们把自拍不分对象地向所有“好友”展示，希望能吸引最多的“赞”。我们目睹着空间性社群的萎缩，事实上，当我们身处公共空间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坐在咖啡馆、火车里，周围的人离得很近，但我们盯着屏幕，仿佛看不到他们。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处在同一空间里的人是一体的，但从社会角度看却已经不再是这样了。空间性社群在遭受两方面的冲击：作为替代性社群的网络回音室，以及更彻底地避开面对面交流、沉入焦虑性自恋的孤立状态。我们的政治单位仍是空间性的，但连接我们的纽带不再是了。我的预测是，除非扭转这种分化，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倒退，变得更吝啬、缺乏信任和难以合作。这些趋势已经在形成之中了。
理论上，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政治单位，使之非空间化。可能一些硅谷的技术“极客”已经在饶有兴致地设想这样一种未来：一种可自由进出的政治单位，每个人不管住在哪里都能自由选择。每个政治单位都能拥有自己的货币——各选自己的加密货币。每个政治单位都可以有自己的税率、福利和医保计划。有人设想修建不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浮岛。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如果是，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富人可能选择加入实行低税率的人造政治实体。亿万富翁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把名下企业注册地从经营地迁到摩纳哥，自己也迁移过去。而病人会选择加入拥有慷慨医疗体系的政治实体，该实体必将因过重的负担而崩溃。
这种非空间性政治单位是一种空想，所以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重建空间性纽带。不幸的是，对大多数政治实体而言，最切实可行的单位是国家，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但我们知道国家认同可能是有害的。是否可能形成这样的纽带：既足以维系一个可行的政治实体，又不造成危险？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们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民族主义者已近乎将国家认同概念认定为自己的知识产权。事实上，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延续了历史上的国家认同传统，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在许多社会，传统的国家认同真的可以容纳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位居住在英国的奥地利犹太人，在一战爆发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有义务回到奥地利，为祖国而战。与这种传统形式的民族主义相反，新的民族主义者想用种族、宗教等标准界定国民身份。这种民族主义的变种是较晚出现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继承，根据国民身份的这种新定义，无数生活在社会里的公民都会被排除出去。这些新民族主义者不仅非常明确地把社会分为“我们”和“他们”，而且会在他们自定义的“我们”内部引发进一步的分裂，因为他们的做法会引发许多人的不满。他们的崛起严重分裂了社会。玛丽娜·勒庞没有把法国团结起来，而是使之分裂为支持她的三分之一和反对她的三分之二。唐纳德·特朗普使美国社会一分两半。因此，这样的民族主义绝不是恢复共同身份的可行途径，虽然正是共同身份的丧失为之提供了动力；它只会彻底摧毁恢复共同身份的希望。这将破坏共同身份所促进的信任与合作，以及信任、合作所促进的相互尊重和慷慨大度。
另一个群体，受教育程度高的“世界公民”，正在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他们享受着显示自己社会地位优越的乐趣，同时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自私行为能让自己登上道德高地。严酷的结论是，这两个新近崛起的公民群体都会破坏费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共同身份。
我们需要出路。维特根斯坦曾洞悉陷入令人困惑的观念里无法脱身的困境，我们需要像他说的那样，让蝇子飞出困蝇瓶。
试试爱国主义（patriotism）吧。
归属、乡土与爱国主义
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幸福，一个社会需要一种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无须问这个命题对不对，否定社会凝聚力的意义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一样愚蠢。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丹麦、挪威、冰岛、芬兰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亚洲最幸福的国家不丹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五个国家所采用的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战略，都是其他社会无法使用的。五国都围绕一种独特的共同文化构建了共同身份。我怀疑文化的实际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呼嘎”【31】和佛寺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大多数社会要么文化上一直很多样，要么已经变得很多样，导致这无法成为一种可行的战略。我们不应为我们社会的这一面悲叹，而应制定一项可行的战略，重建与现代性相容的共同身份。
过去成功地在全国建立共同身份的方法已不再可用。在史前的不列颠，建立共同身份的途径可能是万众一心修建巨石阵，这是“一项团结性工程，反映了全岛有同一种文化理念”。[49]在14世纪的英格兰，共同身份是通过与法国的战争构建的，战争把宿怨甚深的不同人群融合在了一起：诺曼人（Normans），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他们的首领曾被诺曼人屠杀），维京人（Vikings，他们曾屠杀过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布立吞人（Britons，他们的文化曾被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毁灭）。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共同身份是通过种族纯洁的神话构建的。在20世纪中期，共同身份是通过战争建立并以文化特质维系的：美国人打棒球，英国人喝茶，德国人吃猪肉喝啤酒。目前随着我们的社会变成多元文化社会，连棒球、茶、猪肉配啤酒这样的特征也在逐渐消逝：这些都不可能赋予我们一种构建身份认同的稳健战略。
一个听起来有吸引力的战略是围绕共同价值观构建共同身份。这个想法很流行，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价值观，并认为应该以其为基础构建共同身份。问题在于，在任何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都差异巨大，这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如果要求共同价值观，我们最终会陷入一种排他性很强的情况：“如果你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就滚出去。”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是美国人，但我打赌我们找不到任何两人共有的、可以使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大多数西方国家也都如此。一个国家里所有国民都坚守的价值观少之又少，无法构成与其他国家相区分的特征，因此我们无法在这些价值观的范围内构建互惠义务。
随着国家认同变得过时，价值观认同强化了，结果则是有害的。人们可以更容易地只与自己赞同的人发生社会交往（“回音室”现象），这也强化了价值观认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回音室”绝不是塑造社会凝聚力的途径，而只会撕裂西方社会。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网络化群体中出现的侮辱、诽谤与暴力威胁（简言之，仇恨）的程度，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了种族与宗教性质的辱骂。
那么，如果像种族和宗教一样，价值观也无法成为共同身份的标准的话，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解散国家并将所有政治权力都上交给联合国，以使世界公民议程变得具有可行性？事实上，正如“联合国”这个名字暗示的，该组织以国家而非个人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石，因为很显然，在大多数社会里，国家都是可以承载共同身份的最大有效实体。假如把政治权力集中在全球层面，人们就难以自愿遵守政治权力的决定，权力就不会转化为权威。世界政府将会成为类似于一种全球版本的索马里。
如何构建可行且包容的身份认同？答案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对地方的归属感。比如说，为什么我自视为约克郡人？没错，我喜欢约克郡的价值观：直言不讳，不做作。但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原因。最近我和赛伊达·瓦尔西女男爵（Baroness Sayeeda Warsi）一起参加一个早间广播节目，她是首位成为英国内阁大臣的穆斯林女性。我们之前没见过面，这次电台谈话节目安排我们各谈自己的新书，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能让我们亲近的场合。但我很快就觉得和她在一起很自在：她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长大，口音很顺耳，我也是听着这种口音长大的，只不过在牛津住了50年，生疏了。所以我感觉，我对她的亲近感比她对我的强。但本质上，我们有对同一个地方的归属感，那里的人操着不易察觉的独特口音与词汇。我注意到，我们都向主办方BBC说请“冲茶”（mashed）而不是“泡茶”（brewed）。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轶事归纳成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框架。人类有基本的归属性需求，归属感的关键维度包括归属于谁和归属于哪里。这两点都是自小形成的，通常会持续一生。我们通过对某个群体的认同来确定第一点（这是身份经济学迄今为止所关注的），通过把某个地方视为家来确定第二点。问问你自己，你说的“家”是什么意思。对大多数人而言，那是指他们自小长大的地方。
最适合在现代环境中维系的国民身份概念，就是用对同一地方的归属感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地方”就像洋葱一样分成多层，最核心是我们的家；但我们赋予家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家所处的城市或地区。与此类似，城市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而在欧洲，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延展到了欧盟身上。通常一个国家的人有多样化的外貌特征，也有多样化的价值观，但他们的家都在同一个地方。这就足以构成身份认同的合理基础吗？
一个有利的原因是，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是在进化中形成的人类心灵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不属于那些相对较晚时因使用语言而形成的软性价值观。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很强烈。冲突研究中的一个标准概念是，保证进攻获胜所需的进攻者与防御者的数目比。显然这会受到军事科技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人类冲突史上，防御者会比进攻者更努力地作战，所以这个比率大约是3:1。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物种都遵循这个比率。追溯这些物种的进化史可以发现，领土意识似乎是从约400万年前就开始扎根了。[50]保卫领土的本能有很深的根源，家园感与我们形影相随。
所以，从“激情”的遗传情况来看，我们有强烈的对空间的归属感。但正如第二章所述，因叙事而形成的软性价值观也很重要。叙事促进记忆，这让我们把家乡不仅仅视为其当前的样貌，还视为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对家乡城市所经历的重重变化的理解，增强了我们对当前眼中的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对所有在这座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这些记忆是共同认知，它们强化了我们的共同身份。
但几十年来，主流政客一直有意识地对归属叙事避而不谈。事实上，他们一直积极地贬斥这些叙事。政客处在全国社会网络的中心，是我们的总沟通者。通过积极地破坏共同归属意识，他们加速了我们的幸福所凭依的互惠义务的衰落。他们的伦理叙事大多是功利主义或罗尔斯主义的，他们认为自己站在“父爱主义国家”的顶峰。于是很自然地，国家归属叙事就落到了民族主义者手里，他们挟持了这些叙事，为自己分裂社会的计划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道德国家”也消亡了。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打破了这一不负责任的模式。他率先提出一对词汇来区分两种形式的全国性认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说自己是爱国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以归属于同一个地域为定义的爱国主义叙事，既可以用来把归属的定义从民族主义者那里夺回来，也可以用来恢复地域归属作为人的核心身份认同的地位。一项对英国人的新调查为这一战略的可行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这项调查测试了英国人对“爱国主义”一词的联想，并将其与许多其他政治概念作比较。[51]调查结果很令人振奋：说到“爱国主义”，英国人最常联想起的四个词是“吸引人的”“鼓舞人心的”“令人满意的”和“打动人心的”。在这一点上，它与调查中测试的所有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反差。最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年龄段和各种政治与社会偏好的人都对“爱国主义”做出了上述正面回应，而政治与社会偏好不同者在其他方面通常有激烈分歧。
在对国家间关系的态度上，爱国主义也和民族主义明显有别。民族主义者使用的吹嘘本国“优先”的话语把国际关系描绘为零和博弈，谁最强硬谁就是赢家。以马克龙总统为范例的爱国主义则传播互利合作的话语。他非常明确地试图在欧洲内部就经济问题，在北约内部就萨赫勒地区【32】安全问题，在全球层面就气候变化问题，建立新的互惠承诺。但马克龙为法国的利益服务。当一家意大利公司试图收购法国最重要的造船厂时，他介入干预，以确保法国利益得到保护。他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至关重要的是，与民族主义相反，爱国主义不具有侵略性。
像所有叙事一样，如果行动与叙事不符，关于共同归属于乡土的叙事就将失去可信性。这种洋葱结构的中央是家：如果我们和家的联系很弱，洋葱的外层也会软弱无力。年轻人正在失去归属感的一个原因是，买房变得困难多了。人口中自有住房的比例是衡量核心归属感的实用指标，重新提高自有住房比例需要明智的公共政策，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尽管地域是共同归属感的心理基础，但目的性行动可以强化归属感。国家是实施许多公共政策的自然单位，因此，我们的共同身份源于共同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我们采取行动增强我们的共同福祉。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可以阐明，通过接受界定了互惠领域的共同身份，履行我们对彼此的义务可以逐渐增进所有人的福祉。我们来听听政客对目的性行为怎么说，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叙事分为构建和破坏共同身份两类。显然，在战争时期，绝大多数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意味着共同利益，因此能强化共同身份；在1945—1970年的奇迹年代，大多数公共叙事属于这一类。现在政客不负责任地鼓吹的关于目的性行为的叙事，会让人怀疑我们的利益与其他群体的利益相对立。他们积极鼓励人们形成对立身份，而对立身份对社会是有害的。宣扬利益对立的每个叙事孤立地看都有可能是对的，但这些叙事累积起来就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导致集体福祉恶化。
政客首先是沟通者，在一个有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社会里建立共同身份认同，对共同的福祉是必要的，但也是有挑战性的：这是领导者的首要职责。政客一直回避关于共同归属的叙事，无论是关于地域还是目的的，这无意中进一步削弱了父爱主义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