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革命：断裂或延续？

革命意味着断裂。用革命一词来形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造业变迁，足见这场变迁的深刻性与彻底性。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当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其工业革命后，这场革命开始向全球扩散，并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不断催生出第二次、第三次乃至当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最早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英国制造业变迁的作者中包括了社会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1]1844年，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写道：“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2]这场社会革命，就是工业革命。恩格斯追溯了从1763年到1787年英国的一系列技术发明，称：“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然后，“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导致4个纺织工业部门“都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8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万名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而“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最终，“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3]可见，恩格斯确实认为18世纪中叶开始发生的英国制造业变迁，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恩格斯指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多重革命性。首先，这场革命起始于棉纺织业中的发明，是一场技术革命。其次，这场革命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重构了生产组织，是一场生产革命。最后，这场革命改变了阶级结构，创造了新的社会群体，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三种革命叠加在一起，足以证明英国工业革命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变革性。这种变革性，对历史来说，自然是一种断裂。

“工业革命”这个词语起初并不广为人知，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并成为一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专有名词。然而，进入20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个概念是否能成立，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史学家克拉潘（J. H. Clapham）。克拉潘认为：“甚至在1831年正式称为制造业的那种分散劳动的伦敦工业也不是组织成为大单位的”，而“这种小规模的、没有经过革命的工业制度在伦敦以外各地广为仿行”，尤为重要的是，“所有肯定的制造业城镇都有长长一串规模小而又没有经过革命的工业”[4]。克拉潘的立论基础，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现代制造业的实际规模仍极为有限。尽管克拉潘的三卷本皇皇巨著读者不多，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具有影响力并得到传播。[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学者利用原始史料展开研究，看到了英国制造业变革中的延续性，进一步改变了传统观点。1932年，一位学者写道：“一场持续了150年而且为了准备它至少另外花了150年的革命，看上去需要一个新的名称。”[6]这种否定英国发生过“工业革命”的观点，至今在学术界仍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

客观地说，那些否定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学者，确实能从历史上找到大量论据。而且，与典型的西方政治革命不同的是，社会经济的变革不可能如同一夜之间推翻一个王朝那样迅猛而明显，不少变化都是长期积累而逐渐完成的。从这种演化的渐进性角度来说，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很少有短期内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从结果来看，20世纪中叶与18世纪中叶的人类社会的差异性，远远大于18世纪中叶与16世纪中叶的区别，这表明“革命”是存在的，哪怕这场革命确实耗费了上百年时间。然而，即使在政治领域内，20世纪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已经打破了人们对政治革命惯有的认识，那么，在经济领域内，为什么不能接受革命这一概念呢？更何况，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断裂与变革往往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而不能将某一时间节点视为历史的终结并下结论。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最早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恩格斯慧眼独具，见微知萌，洞察到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趋势，尽管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恰如克拉潘所言，经历过革命的制造业在英国的数量少之又少。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的前进方向以及真正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物，是不完全由数量和规模决定的。

不过，历史的延续性表明，即使如工业革命这样划时代的巨变，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断裂与延续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结点，作为历史变迁的转换枢纽。毫无疑问，工匠便是一种承担制造业变革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