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吴政治中的符瑞传统

封禅的前提是符瑞多现。国山碑文说：“天道玄嘿，以瑞表真，今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泽，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勒天命。”这也是“太平”之世来临的征兆。国山碑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厌其烦地罗列“众瑞”，此点令人印象深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吴时期重视符瑞的做法并不始于孙皓，“伪设符命”其实是孙吴建国以来一直延续的传统政治策略。那么，孙吴前期的符瑞策略究竟是如何运作和延续，并对孙皓造成影响的呢？

据《吴志》统计，孙权至孙休时期共有二十九次符瑞记录。这应该并非全部。孙权即位时的告天文称“休征嘉瑞，前后杂沓”，⁽⁵⁵⁾而《吴志》所记黄龙称帝前仅有七次。此外，国山碑记孙皓时期符瑞有千余次，《吴志》亦仅记数次。由此推测，记入史书的符瑞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究竟哪些符瑞会被有选择地记入史书呢？这个问题当然十分复杂。不过，《吴志》所本为韦昭《吴书》，后者作为国史，宣扬孙吴权力正统性的意识是很明显的。陈寿虽然颇有增删，但纪传结构和主体内容仍以承袭为主。⁽⁵⁶⁾考虑到这一点，再来看孙吴前期符瑞的内容和地点，饶有趣味。

《吴志》记载的第一次符瑞，是黄初二年（221）五月“建业言甘露降”。这次符瑞的背景是黄初元年十二月曹丕代汉自立，紧接着次年四月刘备称帝。《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魏略》：“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在曹、刘称帝的情况下，顺理成章的是孙权称帝，“定三分之计”。⁽⁵⁷⁾建业甘露之降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造作。尽管孙权再三考虑后，决定接受曹魏封号，但称帝之路显然已经开启，符瑞自此不断出现。

至黄龙元年（229）春孙权称帝为止，见诸史载的七次符瑞分别是，黄初二年五月建业言甘露降，黄武元年（222）三月鄱阳言黄龙见，黄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理，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⁵⁸⁾上述符瑞之中，甘露、黄龙、凤凰均出现了两次。从地点来说，建业、武昌是孙吴政权的政治中心，鄱阳、夏口是重要的军事基地，皖口是对魏防御的军事要地，曲阿是孙氏生活过的故里，⁽⁵⁹⁾苍梧则象征着远夷之地。这些在主要政治、军事中心以及权力支撑地出现的符瑞，构成了一幅有趣的符瑞地图。

伴随着孙权称帝的是改年号为黄龙，并制作了黄龙大牙，使其“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同时命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之，宣扬“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应期受命，发迹南土”，⁽⁶⁰⁾以此显示孙吴建国的土德之运。这种借助“休征嘉瑞”以表明“历数在躬，不得不受”的做法，⁽⁶¹⁾也见于曹丕和刘备称帝之际，本来并不奇怪。但孙吴却有两点与其不同。其一，连续行用符瑞年号，从黄龙到嘉禾、赤乌均是。其二，曹魏、蜀汉只是在称帝之际利用符瑞，此后较少出现，孙吴则一直不断地造作符瑞。因此，孙吴对符瑞的重视和利用，要远远超过曹魏和蜀汉。⁽⁶²⁾

从《吴志》记载来看，孙吴建国后出现符瑞的地点，与建国前相比颇有变化。先来看孙权时期。自称帝至去世，共有11次符瑞记载。武昌出现最多，嘉禾五年（236）、赤乌元年（238）、赤乌九年各有一次。不过，赤乌九年以后一直到孙吴灭亡，未见再有武昌符瑞记载，显示出武昌政治地位的某种变化。与此同时，吴郡南部与会稽郡交接地区、会稽郡南部沿海则成为符瑞密集出现之地，⁽⁶³⁾如由拳（黄龙三年）、会稽南始平（黄龙三年）、海盐（赤乌五年）、临平湖（赤乌十二年）、章安（赤乌十二年）。山越活动频繁的宛陵、新都，也分别在赤乌六年、七年各有一次符瑞。其次是孙亮时期，有三次符瑞记载，分别是建兴二年（253）在春申、五凤元年（254）在交阯、五凤二年在阳羡。孙休时期则有八次，最早的一次永安三年（260）出现于上游军事重镇西陵，⁽⁶⁴⁾永安三年、五年，山越活动频繁的建德、始新地区出现两次，四年（261）交州郁林郡（布山）一次，紧接着永安六年（263），长江中游的长沙、泉陵、豫章集中出现了四次符瑞。

前面提到，《吴志》的符瑞记载可能很不完全。不过，从上述统计仍然可以看出，孙权至孙休时期，符瑞造作是被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传统，而且往往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有一定的针对性。如孙休永安六年长江中游地区连续出现符瑞，显然与蜀汉灭亡前后的政治局势有关。从符瑞出现地的统计也可以发现，孙吴建国以前及建国初期，建业、武昌等政治中心和沿江地带，是孙吴符瑞造作的重点地区。随着孙吴政权逐渐走向稳定，山越地区、吴郡南部及会稽沿海、交州等地的符瑞造作逐渐变得重要起来。⁽⁶⁵⁾有记载的符瑞出现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过程。⁽⁶⁶⁾

如果说符瑞对于孙吴政权的“天命”是一种宣传，这种宣传又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这个问题令人很感兴趣。《南齐书·乐志》记有一则较晚的事例，南齐永明六年（488），“赤城山云雾开朗，见石桥瀑布，从来所罕睹也。山道士朱僧标以闻，上遣主书董仲民案视，以为神瑞。太乐令郑义泰案孙兴公赋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又省焉”。⁽⁶⁷⁾这次事件由赤城山发端，经山居道士传闻到皇帝，皇帝派人“案视”，太乐令又兴造伎乐歌颂表达，完成了一次从山林到朝廷的神瑞表演。在这种符瑞的上报、确认、展演过程中，对朝廷和符瑞出现地无疑都会产生相当影响。孙休永安三年，建德出现宝鼎之瑞，即告太庙，并作《宝鼎歌》，⁽⁶⁸⁾与此类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少符瑞原物是无法呈现给朝廷的，需要图画其形，如西晋末年内史吕会上言：“嘉征显见，生于陕东之国，斯盖四海同心之瑞，不胜喜踊，谨画图以上。”⁽⁶⁹⁾可知“画图”在符瑞制作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这让人想起了一类特殊文献——《瑞应图》。

崔豹《古今注》卷下《杂注》称：

孙亮作瑠璃屏风，镂作瑞应图，凡一百二十种。⁽⁷⁰⁾

孙亮“镂作”于琉璃屏风上的瑞应图，应当是取材于至迟东汉末期已经存在的《瑞应图》一书。《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封二年（前109）六月诏书：“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如淳注引《瑞应图》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孙吴薛综在为张衡《东京赋》作注时，也曾引用《瑞应图》的内容。⁽⁷¹⁾由书名可以判断，《瑞应图》本来是图文并行的。⁽⁷²⁾敦煌出土的瑞应图卷，就提供了一个较晚的图文结合实例。⁽⁷³⁾依据这种《瑞应图》刻写的符瑞图像，在李翕黾池五瑞碑、武梁祠石刻、和林格尔汉画以及其他很多汉代画像砖石资料中均可以见到。⁽⁷⁴⁾根据这些资料来看，一幅完整的“瑞应图”，一般由“图”和文字性的榜题两部分组成。刻写于砖石之时，榜题常常会摘要缩写。如武梁祠屋顶刻有四五十种祥瑞图像，榜题就较为简单。而且巫鸿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武梁祠刻写的祥瑞图像被排成几个平行行列，他认为这是受到了帛画形制的影响。⁽⁷⁵⁾也就是说，石匠很可能是根据《瑞应图》一书摹写上石的。

这种图文并行的文献及其衍生品，以其通俗、直观和不断地再生产，在朝野之间产生了广泛影响。《隶释》卷16《麒麟凤凰碑》跋语：

右麒麟凤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余，图写甚有生意。所题四字颇大。……又有山阳麟凤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于此碑，像下有赞云：“天有奇鸟，名曰凤凰，时下有德，民富国昌。黄龙嘉禾，皆不隐藏。汉德巍巍，分布宣扬。”又云：“天有奇兽，名曰麒麟。时下有德，安国富民。忠臣竭节，义以修身。阙愆来善，明明我君。”碑阴有记云：“永建元年，山阳太守河内孙君新刻瑞像。”最后有铭辞，皆篆文也。⁽⁷⁶⁾

西汉时期符瑞本是帝王专有之物，东汉时期则地方守宰也开始召致符瑞。这在《东观汉记》《后汉书》中有很多记载，如秦彭为颍川太守，“凤皇、骐、嘉禾、甘露之瑞集于郡境”。⁽⁷⁷⁾这些符瑞出现之后，常常要图写于石以为宣扬。《李翕黾池五瑞碑》称：“君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⁷⁸⁾上述山阳麟凤碑也属于此。东汉时期符瑞由皇帝向普通官僚的延伸，⁽⁷⁹⁾会进一步增加符瑞在官僚体制中的使用频率。可以想见，符瑞造作必然是知识官僚极为熟悉的政治内容。⁽⁸⁰⁾这种政治内容通过图像刻写等表达方式，更进一步渗透到普通民众阶层。在符瑞由朝廷延伸到民众的过程中，图像起到了最直观的作用，因此或许可以将符瑞称之为“视觉的政治”。

孙吴政权的符瑞造作，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之下完成的。在具体运作中，直观通俗的《瑞应图》，必然起到了重要的“手册”作用。孙亮建兴二年（253）十一月“大鸟五见于春申”，次年改元五凤，《晋书》卷28《五行志中》评论说：“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拾遗录》记魏晋禅代时得白燕，论者以为金德之瑞，“检《瑞应图》，果如所论”。⁽⁸¹⁾可见《瑞应图》是官僚们需要经常参考的一类文献。⁽⁸²⁾而通过孙亮在屏风上镂刻瑞应图画，以及孙权制作黄龙大牙，可以明白孙氏父子对于瑞应的图画功能和表达是很清楚的。《历代名画记》云：“吴赤乌中，（曹）不兴之青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⁸³⁾图像较之文字是更有效的政治表达手段。制作符瑞并通过图画等手段予以宣扬，对于民众会有相当的教化作用。⁽⁸⁴⁾

如果说《瑞应图》主要用于符瑞造作实践，《汉书》《史记》等前代典籍则对孙吴的符瑞政治策略有更深刻的思想影响。孙权曾教导吕蒙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⁸⁵⁾三史之中，《汉书》尤受重视，《三国志》卷59《孙登传》：“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此事亦见于同书卷52《张休传》。吉川忠夫指出，《汉书》作为“刑政之书”，在汉末魏晋时期的阅读是相当广泛的。⁽⁸⁶⁾而如所周知，符瑞作为政治手段被大量使用，正是始于西汉中期。孙吴连续行用的符瑞年号，渊源即在于此。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中，先后七次改元，其中后期四个即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均为符瑞年号。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群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⁸⁷⁾其中黄龙、甘露、五凤三个年号，也见于孙吴时期。

孙吴时期宝鼎符瑞的多次出现和宝鼎年号的使用，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孙吴宝鼎之瑞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孙权赤乌十二年（249）六月，“宝鼎出临平湖”。第二次是孙休永安三年，“得大鼎于建德县”。这两次均未改元。据《建康实录》卷3所记，永安三年获大鼎后，“告太庙，作《宝鼎歌》”。歌辞今已不存。第三次是孙皓即位第三年的八月，“所在言得大鼎”，由此改元为宝鼎。而宝鼎之瑞早见于汉武帝，《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同书卷64上《吾丘寿王传》：“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汉武帝得宝鼎后的几项举措，告太庙、作《宝鼎》之歌，继而改元，为孙休、孙皓所模仿。⁽⁸⁸⁾

值得注意的是，宝鼎之瑞与封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记鼎书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汉武帝正是在这种鼓动之下改元元鼎，并开始了其封禅之议。同书同传又云：“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数年，至且行。”可见武帝产生封禅的念头，是在获宝鼎之后。宝鼎是封禅的逻辑起点。只是由于儒生不知封禅之礼，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⁸⁹⁾孙皓获宝鼎之瑞后，先是改元，最终又指向“先行禅礼”，显得极为巧合。孙皓在当时有“好学”之誉，所谓“学”，当指儒史经典，《汉书》首当其列。汉武帝作为前朝名君，其事迹孙皓必然是耳熟能详的。因此，改元宝鼎最初或许只是随意模仿，但孙皓后来应该会意识到与武帝封禅事件的巧合。国山禅礼背后，似乎隐藏着《郊祀志》《封禅书》的文本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