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阳羡国山的地理背景

封禅的两个环节中，“封”一般在泰山举行。《白虎通·封禅》：“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⁹⁰⁾泰山不在孙吴境内，无法“封”，这是一个显见的问题。所幸“禅”的地点并不固定，成为孙皓在国山“先行禅礼”的礼制前提。那么，新的禅礼之山具有怎样的地理内涵呢？

国山，《吴志》记本名离里山，今称离墨山，又名董山，位于宜兴市区西南二十五公里处。《太平寰宇记》卷92常州宜兴县“国山”条云：

在县西南五十里。《舆地志》云：“本名离里山，山有九峰相连，亦名九斗山，一名升山。吴五凤二年，其山有大石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围三寸。归命侯又遣司空董朝、太常周处至阳羡，封禅为中岳，改名国山。……石今见存。”

本条称“封禅为中岳”云云，不见于《吴志》记载。按国山碑文明确说“先行禅礼”，并未提及“封”，“封禅为中岳”云云当是讹传。⁽⁹¹⁾国山禅礼的直接缘起是由于山中发现空石，《孙皓传》：“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离墨山侧现在有以溶洞景观闻名的善卷洞，空石（石室）或与此有关。离墨山在孙亮五凤二年已有“大石自立”之瑞，这可能是一次地震导致的山体异动。不过仅是这两次符瑞，并不足以让离墨山有“先行禅礼”的地位。⁽⁹²⁾且不说会稽山有大禹传说和南镇祭祀传统，即便是与历陵山“太平”符命和建业岩山神谶相比，政治内涵也相去甚远。

再来看信仰方面。离墨山位于太湖西岸，山中有洞穴，被认为是“龙神”之所居。⁽⁹³⁾晚唐大中年间，李蠙曾描述了离墨山“洞府”景观及其信仰想象：

寺内有洞府三所。号为干洞者，石室通明处可坐五百余人，稍暗处，执炬以入，不知深浅。……洞门直下便临大水洞，潺湲宛转，湍濑实繁，于山腹内漫流入小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内水泉无底，大旱不竭。洞门对斋堂厨库，似非人境。洞内常有云气升腾，云是龙神所居之处。⁽⁹⁴⁾

据说梁武帝曾遣使祭祀当地水神。离墨山附近的九斗坛，据说就是这次祭祀的祭坛遗址。《太平寰宇记》卷92常州宜兴县“九斗坛”条：“在县西南五十里。高二丈，在国山东。梁武帝时，为天旱，求雨于蒋山，神感梦于武帝，云九斗山张水曹神能致雨。帝乃遣使立坛祠之，响应自此。”梁武帝祭祀的“张水曹神”，或即李蠙所说的“龙神”。⁽⁹⁵⁾山岳祭祀的功能之一是祈雨，《风俗通义》卷2《正失》“封泰山禅梁父”条：“万物之宗，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泰山乎。”此点与张水曹神祭祀的信仰功能是一致的。但这似乎并不能成为选择离墨山“先行禅礼”的关键理由。⁽⁹⁶⁾

实际上，选择国山应当是有政治考虑在内。此点要从宝鼎元年分置吴兴郡事件说起。《孙皓传》记本年十月诏书：

古者分土建国，所以褒赏贤能，广树藩屏。秦毁五等为三十六郡，汉室初兴，闿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盖无常数也。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

初看起来，这只是一次平常的政区分置安排。这种政区分置在孙吴时期曾进行过多次。⁽⁹⁷⁾不过，如果联系到孙皓的个人成长经历，这次政区分置就显得耐人寻味。由于受到二宫之争的政治影响，赤乌十三年（250）孙皓只有九岁时，就随父孙和徙故鄣，建兴二年又徙新都。孙和被赐死后，孙皓与母、弟在新都生活了五六年，孙休即位后封皓为乌程侯，此后六七年一直在乌程。新置吴兴郡包括乌程、故鄣等县，西部与新都郡接壤，这种政区处置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与乌程当地颇有联系，《孙皓传》：“西湖民景养相皓当大贵，皓阴喜而不敢泄。”他得立为皇帝，曾任乌程令、“与皓相善”的万彧起到了很大作用。此外，孙皓之父孙和的陵墓——明陵，也位于乌程。《孙和传》记孙皓即位后：“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月，又分吴郡、丹杨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置太守，四时奉祠。”乌程是后来新置吴兴郡的治所。“藩卫明陵，奉承大祭”，是吴兴置郡的主要理由之一。

这也让人想到“国山”之名。由于相关文献有关此山的记载极少，山名由来并不清楚。孙皓即位之前为乌程侯，宝鼎元年分“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新置吴兴郡，治乌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吴兴郡理解为一个扩大的“乌程侯国”。阳羡国山位于吴兴郡北部，其得名当与乌程侯国有关。换言之，称离墨山为“国山”，应当是宝鼎元年新置吴兴郡之后的事。前面提到，孙亮五凤二年，“阳羡离里山大石自立”，此时就仍称“国山”本名——离里（墨）山。

太湖西岸的阳羡、武康、乌程等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于太湖东岸和会稽地区显得落后，被认为是“塉土”。⁽⁹⁸⁾《宋书》卷99《二凶传》记刘浚称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污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开秋沉稼，田家徒苦，防遏无方。”与吴郡相比，这里民风强悍，乡里之豪的势力相当强大。孙策进入江南之时，乌程严白虎、邹他、钱铜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抵抗。⁽⁹⁹⁾孙皓宝鼎元年有吴兴施但之乱，参与者有万余人之多。⁽¹⁰⁰⁾与吴兴接壤的丹阳郡南部、新都郡，多劲勇山民，孙吴初期以来一直是朝廷兵源的重要补充地。⁽¹⁰¹⁾这让人联想到吴兴置郡的另一个理由——“以镇山越”。如前所述，自孙吴建国以来，山越地区的符瑞造作是颇为突出的。而经秦淮河、破冈渎到曲阿后，南下经永平、阳羡到乌程、故鄣、广德，是一条临近山越地区的重要通道。离墨山凸起于通道中段临近太湖的平原上，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¹⁰²⁾

不仅如此。国山禅礼的实际主持者是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而周处正是阳羡人。宜兴城内至今仍有纪念周处的周王庙，其侧是1953年、1976年南京博物院两次发掘过的周处家族墓地周墓墩，出土有“元康七年九月二十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等字砖。⁽¹⁰³⁾周处也许是作为当地人，被临时任命为兼太常一职，具体负责禅礼活动。不过，这也带来一个疑问：国山禅礼背后是否有吴兴地方因素？

据《宋书》卷31《五行志二》，孙吴灭亡之后，吴地有童谣说：“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说：“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说明吴人对于孙吴复国抱有很大期望。但如所周知，孙皓末期对吴郡、会稽大族打击甚力，吴郡陆氏、会稽贺氏等均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吴人还会对孙氏政权抱有期望？其实，稍加分析两晋之际的江南局势即可获知，当时江南最有武力也最活跃的其实是吴兴大族，代表者则是阳羡周氏、武康沈氏和长城钱氏。其中，长城钱璯之乱，“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¹⁰⁴⁾虽然他很快杀死孙充，但最初选择立孙充为吴王的举措，仍透露出吴兴大族对于孙皓及其后人的态度。《晋书》卷58《周勰传》称：“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这次叛乱同样出现了吴兴大族与孙皓族人的合作。孙弼起兵的广德紧邻故鄣，距离吴兴也很近。这让人想到，吴亡之后有关孙吴复国的童谣，可能主要与吴兴大族有关。他们对孙皓及其族人的支持，如前所述，可能是由于孙皓家族与吴兴郡的特殊关系。⁽¹⁰⁵⁾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国山禅礼，显得别有意味。

孙皓上台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即孙权末期的二宫之争。他的上台意味着孙和一党的抬头，同时也带来对孙霸一党的清算。⁽¹⁰⁶⁾吴郡陆氏、顾氏等曾“奉礼而行”，支持孙和，这是双方初期能够合作的基础。⁽¹⁰⁷⁾不过，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吴郡大族势力的持续扩张，显然是孙皓所不愿面对的。《世说新语·政事》记贺循为吴郡太守，“初不出门”：

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¹⁰⁸⁾

川胜义雄指出，这件事反映出吴郡、会稽大族之间存在矛盾。⁽¹⁰⁹⁾其实不仅如此，贺循之所以有此胆量，背后当有孙皓默许。这件事最终需要陆抗亲自至建业面见孙皓才得以解决，正可说明此点。据说孙皓曾问丞相陆凯：“卿一宗在朝有几人？”凯答：“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皓感叹说：“盛哉！”⁽¹¹⁰⁾吴郡陆氏掌握着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前面提到，陆凯甚至曾有废立之意。孙皓“盛哉”的感叹，显得言不由衷。从权力稳定性上来说，孙皓需要寻找取代吴郡大族的支持者。

禅国山碑提供了一份支持“先行禅礼”的官员名单，大多数人见于《吴志》：太尉弘璆（孙权外甥）、大司空董朝（参与孙休、孙皓迎立）、执金吾滕循（孙皓后族）、城门校尉孙歆（孙权弟孙邻之子）、屯骑校尉张悌（襄阳人，吴亡战死）、尚书令丁忠（主张灭晋）、尚书岑昬（孙皓幸臣）、国史薛莹和华覈。很明显，推动这次禅礼的官员，多为孙皓族人、后族和幸臣，几乎未见吴郡大族的身影。此前的《天发神谶碑》，提到的参与人员有：□武中郎将丹阳□□，建忠中郎将会稽陈治，中郎将、行大将军、裨将军、关内侯九江费宇，以及西部校尉姜□、罗络，典校皋仪、备□、梅胤、章咸、李楷、贺□、吴宠，建业丞许□，尉番约等十数人，⁽¹¹¹⁾亦同样未见“吴四姓”等大族参与。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薛莹入晋后对孙吴灭亡原因有一个判断，认为主要是由于“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¹¹²⁾葛洪援引“先师郑君”之言，称孙吴末期“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谄之人也”。⁽¹¹³⁾他们的说法正与两碑人事契合。

吴兴地区的大族阶层，在孙吴前期淮泗集团与吴郡大族的联合体制之下，地位不高。随着孙皓上台，他们显然获得了更好的上升机会。周处曾出任使持节、大都督、涂中京下诸军事，⁽¹¹⁴⁾握有建业卫戍之权。他之前担任的无难督，也是禁军要职。沈矫“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任立武都尉、偏将军，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¹¹⁵⁾孙吴灭亡前夕，最后率领军队作战的将领中，有撰著《临海水土异物志》的沈莹。《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沈莹领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于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获悌、震、莹等。”沈莹所领是守卫建业的精锐之师。⁽¹¹⁶⁾他的籍贯缺载，但来自武康沈氏的可能性很大。⁽¹¹⁷⁾由此来看，阳羡周氏、武康沈氏在孙吴末期似乎均握有重要军权。⁽¹¹⁸⁾再联系到他们在两晋之际的动向，孙皓与吴兴大族的关系就逐渐浮现出来。

陈寅恪曾说：“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强宗或地方豪霸逐步进入文化士族。朱、张、顾、陆进入文化士族的阶段较早……孔、贺诸族文化程度亦高。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¹¹⁹⁾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不过，吴郡、会稽大族在孙吴时期一直将领辈出，如陆氏即“三世为将”。⁽¹²⁰⁾因此，似乎不能用文化士族与武力豪族来简单区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孙吴时期在政治上本来并不活跃的吴兴大族，为何会在东晋初年表现出如此旺盛的活力？他们是如何兴起的？虽然还缺乏更详细的资料论证，但推断他们的上升与孙皓上台颇有关系，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选择在孙皓“龙兴之地”举行禅礼，并赋予离墨山“国山”之名，是在强调孙皓与乌程—吴兴地区的关系。换言之，国山禅礼的背后，有吴兴大族上升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