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选贤任能是伯乐相马，还是赛场比马

引导故事

在赤壁大战之前，周瑜和程普在东吴一片沸腾着投降的声浪中，是坚决主张抗曹的，并共同说服了孙权下定决心与曹操决战。但是，在谁当抗曹的主帅问题上，孙权让周瑜为左都，程普为右都，也就是孙权决定了周瑜负责这次抗曹行动，但是程普却不能接受自己被一个年轻人领导的现实。

两个人的背景都不简单，孙策临死之前就留下了“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而且孙策刚刚去世，孙权就去向周瑜请教如何守父兄之业。程普是东汉末年东吴的武将，打过几百次仗，历仕孙坚、孙策、孙权三任君主，他曾跟随孙坚讨伐过黄巾、董卓，救过孙坚将军的性命，又助孙策平定江东。孙策死后，他与张昭等人共同辅佐孙权，讨伐江东境内的山贼，功勋卓著。程普在东吴诸将中年岁最长，被人们尊称为“程公”。在程普眼中，周瑜不过是追随孙策的娃娃，功劳也远不如自己，现在却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程普认为孙权不会用人。关系东吴成败兴亡的重担，怎么能让周瑜这个娃娃去挑呢？他甚至还想，周瑜与孙策是连襟，孙权做出这样的任命，是裙带关系的选择，这不是拿东吴的命运当儿戏吗？程普越想越不平衡，心里叽里咕噜地往外冒酸气，并以撂挑子的消极行为来对抗。

孙权为此也很为难。他担心三军正副都督不和，会直接影响这次大决战的胜负。孙权知道选择周瑜为这次抗击曹操战役的主帅是没错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选择变成程普的认知呢？一般的说辞，程普是不能接受的。经过仔细考虑，孙权决定让周瑜先提出这次抗曹战役的对策，让程普提出竞争性的对策挑战周瑜，如果程普提出的对策确实比周瑜的对策好，就改任程普来做这次抗曹大战的主帅，如果程普提不出比周瑜更好的对策，就还是由周瑜做主帅，程普只能做副帅。孙权的做法是让程普“这匹马”到赛马场上与周瑜来竞争，来认知自己，来认知周瑜。程普认为孙权这样安排还算公平，开始绞尽脑汁思考和设计抗曹的方案，以战胜周瑜。

周瑜去行营，升中军帐高坐，左右立刀斧手，两旁聚集文官武将，准备随时听从号令。程普托病不去，让他的长子程咨代他出营。周瑜令旗一举说：“现如今曹操弄权，比董卓更过分，把天子囚禁于许昌，屯暴兵于荆州境上，虎视江东，意欲吞并我们。我今奉主公之命讨贼，众位请各守其职，奋勇向前。大军所到之处，不得惊扰当地的民众；王法是不讲情面的，论功行赏，论罪惩处，不会徇私枉法。”说完，“啪”的一声把令旗往下一放，说：“黄盖、韩当，命你二人为第一队先锋，领本部五百只战船、四千精兵即日出发，前行至三江口下寨，再听将令；蒋钦、周泰率领三百只战船、三千精兵为第二队；凌统、潘璋率领三百只战船、三千精兵为第三队；太史慈、吕蒙率本部战船和人马为第四队；陆逊、董袭率本部战船和人马为第五队；吕范、朱治带领本部人马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军粮草。我命令各路先锋及各队战船和人马水陆并进，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三江口聚齐。违命者，斩无赦！”众将官一看周都督调拨有方，个个暗挑大拇指，然后各自收拾船只军器准备出发。

程咨回去见过父亲程普，说起周瑜的调兵遣将，动止有法。程普倒吸了一口冷气，大为惊讶地说：“我一向以为周郎生性懦弱，不适合当大将军，现在见他能如此用兵，思虑缜密，对策周详，真是将帅之才啊，其雄才大略确实比我强，孙权选周瑜当主帅完全出于公心，我还不服，看其年轻就蔑视人家，这就是老朽的不对了。”于是亲自到行营向周瑜谢罪，周瑜也客气地礼让，又一起商量了一番进兵破曹之策。

孙权闻听，对程普夸赞道：“老将军知错就改，以国家大事为重，尊贤、重贤、辅贤，不愧为江东三世老臣！”周瑜和程普的结解开了，二人心里都很痛快。后来在赤壁之战中，程普完全听从周瑜的指挥，孙权也取得了火烧赤壁的全胜。

智慧悟语

孙权让周瑜任这次抗曹行动的主帅，程普任副帅，这是“相马”，但是，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可称为千里马，历史中真实的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雄烈，胆略兼人”“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因此，孙策临死之前才能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程普历仕孙坚、孙策、孙权三任君主，功勋卓著。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出诸将，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与，喜士大夫。”“凡此诸将，皆江表之虎臣，孙氏之所厚待也。”郝经：“程普诸将皆江表虎臣，鏖兵卫主，攻坚轧敌，兴王定覇，孙氏兄弟卒立国建号，诸将之力也。”

从理性上讲，在孙权眼里可能用周瑜做大都督、程普做副都督更合适，但是程普不相让，对于程普来说，这既有程普在国难当头，勇当重任的可贵精神，又有轻视周瑜不堪重任的不服气心理。程普认为孙权的这种安排，是对自己的轻视，是对周瑜的偏爱，甚至是“裙带关系”的选择，还以撂挑子的方式来对抗。当然“撂挑子”不是撂周瑜的挑子，而是撂孙权的挑子，是把不满情绪朝孙权发泄。在这种情况下，靠做程普的说服工作是很难奏效的。如果孙权说：我让周瑜当主帅，不是看在裙带关系上，而是从能力上讲周瑜当主帅比你当更合适。程普能接受吗？这是在赤壁大战之前而不是赤壁大战之后，也就是说，虽然周瑜有才，但并没有指挥过像赤壁之战这样的大战，更不要说取得胜利了。仅凭“相马”的语言，是说服不了程普的。如果孙权硬性做出任命，特别是对程普“撂挑子”的对抗行为进行处罚，那么会伤害程普的感情和勇于担当的精神，甚至进一步加深下对上的矛盾。

从感情上讲，孙权又不愿意让自己的选择伤害到程普老将军，而且程普老将军在国难当头勇当重任的精神极其可贵，是绝不能伤害的。可是让程普当主帅、周瑜当副帅又不合适。如果程普一直想不通，带着情绪上战场，特别是到了战场上不服从周瑜的指令，不配合周瑜的统一行动，甚至怄气再“撂挑子”，那后果不堪设想。在关键时刻孙权难就难在这里。

孙权的智慧在于把“相马”产生的矛盾通过“赛马”让程普对周瑜有了新的认知，并自愧不如，心悦诚服地挑起了副帅的挑子，这样很棘手的矛盾就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赤壁之战中，程普完全听从周瑜的指挥，协助周瑜取得了火烧赤壁的全胜。在《三国志·周瑜传》里这样记载：老将程普因为周瑜年轻但地位却比自己高，对他十分不服，多次侮辱他，周瑜都不跟他计较，程普终于渐渐地被周瑜的才德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并说“与周公瑾结交，如喝美酒”。程普的这些话甜到了周瑜的心里。

孙权“赛马”选拔人才的艺术，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孙权每逢大战，都要选拔起用年轻新人，但是，如何让一些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听命于小字辈的新人指挥调遣，这是一个大难题。孙权破题的办法主要是“赛马”。例如，孙权让出身寒门的平虏将军周泰镇守濡须坞，老将军朱然、徐盛出任周泰的副手，二人不服气，发了很多牢骚。孙权专程到濡须坞，酒席间，孙权突然让周泰把衣服脱了，众人惊讶地看到周泰身上遍是箭伤和刀痕。孙权又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让周泰历数每个箭伤和刀疤的由来，大家开始敬佩周泰。接着孙权双手抚摸周泰的双肩，哽咽道：“将军，我与你亲如兄弟，将军在战场上战如熊虎，为我出生入死，以至于受伤数十次，身上伤痕累累，我孙某又怎能不知恩图报，委将军以兵马重任呢？”朱然与徐盛自愧弗如，从此再不敢发牢骚，而是诚心听命于周泰的调遣。

“伯乐相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已流传两千余年。从春秋秦穆公时起至今，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们在选拔人才时，总不忘用“伯乐相马”做比喻，人们常把具有赏识人才的眼力的人比作“伯乐”，而把有用的人才比作“千里马”。有的人自诩为人才，没有得到重用，就抱怨没有识才的“伯乐”；有的组织人才匮乏，领导者就会哀叹，当今“千里马”太少。现实中，伯乐相马的识才荐才的方式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如下。

（1）千里马多，伯乐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难免造成千千万万匹“千里马”没有机会进入伯乐的视野，就很可能永远待在冷宫里不被起用。千里马与伯乐没有机会相遇是悲剧。现实生活中人才很多，可是成才的不多，被重用的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伯乐“相一相”的机会。现在有些地方“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就是这类问题的突出表现。唐朝韩愈在其《杂说》中就对这种数量上的不匹配说得很透彻：“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意思是，世界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但伯乐不是经常有。因而即使有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也只是屈辱地被埋没在平凡马夫的手里，和普通马一同困滞在马厩里，不能以千里马的名声让世人了解。宋朝的王令在《韩干马》中也有同样的认知：“冀北骏足无时无，生不逢干死空朽。”意思是世间的千里马层出不穷，但是如果不遇上能够识马的伯乐，也就空负其才，等待老死了。

（2）相马的机制主观色彩太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伯乐也不是一个全能的人，会受他的知识、经历、性格、素质的影响，会有认知上的局限性和个人的价值偏好，这就难免有错认黄金当废铜或者错认废铜当黄金——看走眼的时候。“千里马”也不是等闲之辈，也会研究伯乐的相马术，揣摩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主动做出各种表演去迷惑或者取悦伯乐。这就增加了相马的主观性，不能客观公正地对马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种机制下产生的“好马”，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有这样一则笑话：某人为了卖掉一匹平庸的马，请出伯乐，伯乐绕着马转了一圈后直点头，结果这匹马立刻身价百倍。在今天干部升免体制下，所谓“相马”的“伯乐”都是有名望或有权力的领导者，一般人是没这份权力的。假若“相马”的“伯乐”品德高尚，那么真正的人才会脱颖而出，这的确是福。如果“相马”的“伯乐”品德低劣，那么就会任人唯亲、唯近，以权谋私，结党营私，那将是祸。人都是有感情的，作为各级领导者也不例外。领导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最直接的社会关系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此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亲戚关系、师生关系、同窗关系、同乡关系、战友关系等，在这些关系的交往中建立感情，产生友谊，也实属自然。但是，若把这些感情因素带到工作中，带到选人用人上，甚至以个人感情的厚薄为标尺，以关系的亲疏为半径划圈子，决定干部的升迁调换，则会造成干部队伍中用人的腐败。被提拔的人，认为某某领导者提拔了自己，是自己的恩人，于是：不谢组织，谢个人；不跟组织走，跟个人走；不履行组织使命，而为个人尽忠。作为提拔人的领导者，认为某某下属是自己鼎力提拔起来的，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也会忠于自己并唯命是从，成为维护自己权威和利益的“铁杆”，就会推行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编织关系网，拉帮结派，把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董卓死后，最有实力一统天下的是袁绍。但袁绍多以门第取人，任人唯亲。把几个儿子派为外任，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如其长子袁谭被封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而留小儿子袁尚在冀州，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建立了一个体系严密的巨大亲属网，那些真正的“千里马”根本无法得其门而入。袁绍死后，儿子们兄弟之间不睦，各有自己的势力，明争暗斗，内讧内耗，互相残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四世三公”的望族彻底覆灭。

人都有自己的好恶，领导也有自己的好恶，但领导者选人用人是不能凭个人好恶的。如果领导者凭个人好恶和主观印象选拔人才，势必会增加用人的主观随意性。再高尚的人也会有个人的喜好，难免会把个人的好恶作为衡量人才的尺度。那些品行不端、才识平庸的“被相者”，则会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博得“伯乐一顾”，跻身于“千里马”之列。而那些凭真本事堂堂正正做人的“被相者”，即使有本领恐怕也会被排除在外，难有出头之日。所以，受这些主观情绪因素的消极影响，即使高尚的“伯乐”，“相马”能否选出真正的人才也值得怀疑。

（3）相马的标准僵化。伯乐年老的时候，根据自己几十年相马的实践经验，写了一本书《相马经》。《相马经》上记载说，千里马的额角高而丰满，眼睛闪闪发光，四个蹄子大且端正。伯乐的儿子很想把父亲的相马本领学到手，继承下去，他把《相马经》背得滚瓜烂熟。于是，他四处寻找千里马，并严格按照书上描绘的各种千里马的形态，去对照，去辨认，结果找到了一只癞蛤蟆。伯乐是根据“额角高而丰满，眼睛闪闪发光，四个蹄子大且端正”这些特征和标准去相马的，不仅标准单一，而且千古不易。而人才是个多面体，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并且不同时期又会有不同的标准。用一个固定不变的“白驹图”去相马，这就违背了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代要求和多变性智慧。

（4）同样是“千里马”，谁主谁副是相不出来的。相似的条件不好取舍，两人必须选出一正一副的统帅，用“伯乐相马”的方式去选，就不好选，不在相上面，看相是相不出来的。

解决“伯乐相马”缺陷的智慧，就是要营造一个“赛马场”，建立竞争机制，变“相马辨才”为“赛场辨才”。没有竞争就无法鉴别，大老虎和大花猫打仗，谁的爪子硬，拿出来比画比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不就知道了吗？没有竞争就发现不了人才，“赛场比马”可以使所有的“马”奔腾起来，使“驽马”“良马”同场竞技，一比高下。万马奔腾，孰快孰慢尽收周围观众眼底，最终因为具备了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就有了公正的结论。“马”是否是“千里马”，不是“相”出来的，而是“赛”出来的，这样变“相马”为“赛马”，就会建立一个稳定的选拔人才的竞争机制和竞争平台。在擂台上选将，有本事就上。那些像大气球一样没有实质内容的人，就会顿现原形；那些叫卖自己的所谓人才，就会望而却步，不敢上赛台比试；那些混饭吃的人，自己就识趣地跑掉了。这就给那些有志之士一个一显身手的空间和机会，使他们能在竞争中胜出。领导者通过“赛场比马”的出口，就可以发现和得到人才。领导者就不用像在杂货店购物一样，挑挑拣拣了；也不用再为今天培养一个张三，明天考虑一个李四，后天又想选择王五而举棋不定和忧心忡忡了。

只有引入“赛”的机制，才能发现真正的“千里马”。变“相马”为“赛马”，把所有的“马儿”放在同一起跑线上，给予相同的负荷，不仅解决了“马”多而“伯乐”少、“相马”的机制主观化、“相马”的标准僵化等问题，而且由于“赛马”是公开进行的，比赛公开，结果公开，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尽收眼底，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千里马”与平庸的“马”优劣分明。在这种赛的机制下，也能有效地杜绝人才选拔和任用中的“裙带风”“关系风”，使那些不学无术者、拍马逢迎者、依仗权势者无容身的机会和条件，对提高人才素质、治理用人上的腐败也会起到巨大作用。

孟子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赛场比马”就是在那些同类中选拔、聚集精英人才。当然，通过“赛场比马”的竞争机制来发现人才、产生人才，领导者也不是消极地等在出口，由于机会有限或个性差异，会使一些人才产生心理障碍，不敢或者没有机会进场比赛，领导者也不能只让“周瑜”和“程普”进场比赛。同时，领导者还要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只有“一般的马”或者“劣马”进场比赛，掉进“霍布森选择”陷阱。1631年，英国马贩子霍布森设了一个圈套：承诺无论是买还是租他的马，买家可以一个相同的低价随意挑。问题是他的马圈只开一个小门，能通过这个小门出来的都是一些小马、瘦马、劣马，而那些大马、壮马、好马都被拒之于门里，表面上霍布森允许人们在马圈里自由挑选，但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和有限的劣马群里做有限的选择，这就是伪选择，选来选去都是在“歪瓜裂枣”中选择，再挑也挑不出好的来，买者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实际上得到的还是一批劣马。领导者要把“赛马场”的入口开大，为各种各样的“马”创造进入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进入竞争的赛台，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样领导者才能充分认识众人之所长，按其德才与政绩进行选拔使用和决定职务升降，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组织的效率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