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感染并吸引了外宾，博得广泛共鸣。冈瑟·斯坦认为，延安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彻底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那些在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泼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跳舞会，那时所有人，毛泽东、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自己，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无可奈何地汇报说：“爱泼斯坦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斯诺曾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计划到世界各地漫游一年后返回纽约，然后悠闲地搞点研究和写作。“我原来只准备在中国逗留6周，哪知却在那里住了13年，我才重返美国”。爱泼斯坦在演讲中认为所有对八路军污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污蔑。“我们的责任，是要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

二是赢得了友谊和支持，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史沫特莱：“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由于内战，您和您的全体同志都蒙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了解，我国应对这种痛苦负责。看来，表示伤心毫无用处，然而我必须这样做。……我正在同一位中国女友共同翻译您送来的材料。我还同这位女友一起搞长征的历史，我们也许可能把这两卷长征历史的主要章节都译出来在美国发表。……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国工作。我希望一月份以后停止一切讲演，以便集中全力写书。我已经选定书名：《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感谢您给我送来您最近的照片。和您合照的那几个美国人实在可憎——他们有些人脸上流露出狡猾和残忍。”1943年10月，由巴苏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以发扬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精神，加强中印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无论中印关系出现什么情况，巴苏大夫都高擎着中印友谊的大旗，在改善中印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曼在抗大致辞：抗大的事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事业，不仅是中国青年担负的任务，也算全世界青年应担负的任务。

三是真实反映延安及延安精神。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根据在延安的交流和观察，在半年内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讯、报告30余篇，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这些报告为美国官方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及其发展前景，提供了权威性的第一手报告。“人们得到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译本名为《北行漫记》）:“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斯特朗：“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口号的含义似乎比口号本身深刻得多。它们好像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和一种最终的信念。”她撰写的《毛泽东的思想》也成为当时国外发表（《美亚》杂志）的第一篇论述毛泽东的思想的文章。约翰·高林：共产党人确信，在延安培育起来的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可以扩展到全中国，医治军阀对中国的统治长达整个世纪而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创伤。他干脆把整理的延安谈话和见闻命名为《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来出版。

四是搭建工作管道，借鉴中国经验。斯诺：1942年2月24日中午，我走进罗斯福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向我致意，说他通过阅读《西行漫记》和我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报道知道了我。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谈到远东的问题。1944年5月26日我回国休假时，我又再次拜访了他。伊·卡恩：1944年3月13日，毛泽东邀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表示希望国务院有一位代表常驻延安，甚至在美国军事观察组可能撤走之后也驻在那里。这位主席表示，他希望能够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可惜罗斯福在谈话的第二个月就逝世了。卡尔逊把他个人的机密报告寄往白宫，单独交给总统过目。三年之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的计划，并让他带领部队。卡尔逊根据自己同八路军在一起的经历，把斯巴达式的训练方法和官兵平等的准则体现在这支部队中，他公开承认是借自中国游击队的策略。鲁登1945年4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报告了赴延安等地参观后的真相：“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而且这个结论是凡到过那个区域出来的人士都众口一致的。”他指出共产党在中国有几个行政机构分开来的根据地，但八路军在所有这些区域转战，到处都受到当地人民极高的敬爱。

五是扩大革命队伍，吸收新鲜血液：巴苏大夫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后，很快“成为八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游击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940年12月，巴苏从晋察冀返回延安，在八路军卫生部附属医院任耳鼻喉科和眼科主任，和马海德医生一块工作。在延安期间，他还被选为边区参议会的议员。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医生。他和斯诺在苏区进行了4个月访问后认为，陕北是中国土地上最先进的区域，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留在陕北并参加红军，任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中文名为马海德。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加入了中国籍，任国家卫生部顾问等职。去世前，他留下遗言要将骨灰撒入延河。美国青年李敦白1946年抵达延安，在新华广播电台从事电讯技术和英语播音工作，被评为1946年甲等劳动模范。1946年9月还将《王贵与李香香》翻译成英文，由新华社电台向世界播出。美国畜牧专家阳早、寒春夫妇分别于1946年10月和1949年2月到达延安，先后在延安光华农场、陕北三边农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