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讲好红色革命故事呢？笔者认为，除了中共中央领导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首长亲自接待和介绍，以及各部门、各系统齐心协力、通力合作外，延安时期在对外讲好中国革命故事方面，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一是遵守宣传纪律。冈瑟·斯坦：“我把我的访问笔记重译成中文交给毛泽东看，以免其中有什么错误。差不多有一星期过去了，但笔记仍未退回给我。在这些日子里，当我偶然遇见毛泽东时，他便为因耽搁时间而抱歉地说：‘我必须同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商议一下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同意了。’我的笔记退回来了，原封未动。”

二是开放的胸怀。冈瑟·斯坦：“共产党人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热心或善于宣传。……看来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而且愿意协助我们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想故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显示出一种平静的保留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我是完全自由自在地进行调查的，可以随便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随便找我所要找的人谈话。没有人阻止我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人拒绝回答。”延安对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接待原则就是“敞开大门”，让记者自由参观、自由提问。记者们参观访问了很多工厂、机关、学校，还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与延安文化界代表吴玉章、周扬、范文澜、柯仲平、丁玲、萧三等著名作家以及延安大学学生、工人、农民乃至陕甘宁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广泛交流，全方位地进行参观、考察、座谈。记者团成员赵超构后来记述：“来延安的最初一星期，我们仿佛有点神经过敏，循规蹈矩，不敢放肆，到了后来，我们的团员甚至扭起秧歌来了。”

三是共产党人崇高风范的自信展现。斯特朗：“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十天中，我还注意到了他们间深厚的同志情谊。他们之间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上下级之间的友情，以及从等级最低的士兵到最高级的指挥员所发挥的主动精神。”斯特朗还记述了有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开始不久，她注意到在毛泽东的窑洞上方五十英尺的山洞草丛处有响动。就问：“谁在上面？”心想要是一枚炸弹扔下平台该是多么容易，不知道主席的家是否有警卫加以保护。毛泽东回答说，“是另外一家人家。他们的孩子们对我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斯特朗写道：我很少看到一个人自己如此愉快而随和地习惯于他的环境。“当毛主席送我下山时，已经接近午夜了。山路不平，他打着一盏马灯为我照明。我们来到停靠卡车的小路旁，相互告别。他站在小山上，注视着汽车颠簸着向下开入延河的河床。”福斯特·斯诺：“延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生活纯朴，思想高尚。”

四是坦诚而耐心的交流。斯特朗：“我在整个延安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是谈话。延安的谈话都很令人满意。每次采访时间都很宽裕。……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刘少奇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我概括地介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只是勤务员端午餐来时才中断了一下。”冈瑟·斯坦：“毛泽东按照我的需要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详细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在我好奇爱问的新闻采访中，没有一个对象有他那样的耐心。我们第一次会晤是在下午3点开始的，到凌晨3点才结束。……夜里，我做了几次要离开的表示，虽然我很想多问几个问题。但是他不顾这些。他说，他将给我更多的晤谈时间，今天晚上为什么不继续谈下去，尽可能多谈些呢？到了凌晨3点钟，我终于带着一颗负疚的心、疼痛的四肢和熬红了的眼睛站了起来，但是他却还是像在下午那样精力充沛，那样活泼有力，那样有系统地谈论着。”

五是睿智而专业的应对。斯特朗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人到延安想向毛泽东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来到延安对人夸口说，“你将会看到我是怎样说服你们的主席的。”这次对毛泽东的“说服”只花了十五分钟。来访者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后，停下来换了一口气。毛泽东并没有同他进行争论，却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宗教——为人民服务的宗教。”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说这样的话，毛泽东本人在党内辩论时也不会用这样的字眼。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就定义进行争论是有益的，什么时候是无益的。他懂得一个单词具有的多种有人情味的含义。这位宗教徒带着毛的崭新的口号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斯特朗：“我是从斯文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那里得到关于中共党史的最详尽的分析的。在我的窑洞前的平地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急不忙地详细叙述着。”

六是直面存在的问题。冈瑟·斯坦：“在我离开前不久和罗迈所做最后一次也是最长一次的谈话中，他把边区行政工作的缺点谈了好几个小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缺点是他的主要任务。在他谈到延安政府的缺点时，态度上一点也没有东方人的自卑感。几年来，为了提高效率和厉行节约，我们一直在与我们官员中的官僚作风做斗争。我们已经裁减许多人员。由于我们的自治政体迅速发展——这在开始时是没有为大家充分了解的，我们对行政机构中的权力缺乏清楚的规定。责任重复的人太多了。我们的会议太多，讨论太多，因此使领导太忙，而且使许多虽然很小却非常重要而应该急需要办的事，却耽误下来了。我们有些高级官员还未能了解我们政策的真正性质。边区银行的行长想仿效其他国家的方法，通过银行为政府赚钱，而不是想尽办法来帮助人民。我们在很久之后才发现他的错误，并纠正了这些错误。”

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所走的道路、实行的政策以及对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充满了自信。体现了延安时期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事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