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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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载体层面的传播

(一)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的提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以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研究。因此,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首要条件。1938年5月,中央设立马列学院翻译部,用来翻译和编辑马列经典著作。在当时,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何锡麟、徐冰、何柏年等党内一批顶尖的翻译人才,专门负责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编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当时翻译的材料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版本。同时,还成立军委编译处,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和苏联的军事书籍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利用报刊发表文章。报纸和期刊是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阵地。当时主要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周刊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撰写和翻译的大量文章主要是通过这些媒介发表或出版的,因此这些报纸和杂志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传播的主要战场之一。特别是知识分子为纪念经典作家而举行的纪念活动,是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式。如1941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允中在《解放》周刊上发表《恩格斯传略》和《关于共产党宣言》,评价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国际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在1941年列宁逝世17周年时,张仲实在《解放》发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出要“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现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如何研究哲学》《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等文章在《中国文化》等报刊连载。同时,报刊也刊登和连载一些译文发表。比如,杨松译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袁维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等等。这些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和译著为中国共产党掌握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宣传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依托学校和学术研究团体。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党中央创办了许多文化教育机构。如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等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学校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特别强调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毛泽东要求“在党校的两年中”“要参加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如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的主要课程就是《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军事战略学》,毛泽东为该期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二期政治课程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世界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问题》《中国问题》《民众运动》《政治工作》等。毛泽东则为该期讲授《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问题。在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中,特别是马列学院。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课程均由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讲授。

除此之外,还依托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延安时期,因为民主自由的氛围,各种研究团体共同搭建起了一个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步入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发展轨道。193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理论工作者发起成立了“新哲学会”。新哲学学会成立之后,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39年至1940年,政治经济研究曾两次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与普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还有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中共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政权问题研究会等。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为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四)以文艺宣传为重要载体。毛泽东《在延安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延安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延安文艺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讲话》中关于文艺的问题集中在两点: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所在。因此,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随后,延安文艺界开启了深入工农、深入乡村、深入社会实践的文艺创作新模式。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