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层面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的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运用和阐发，对其内涵逐步进行扩展和深化。1939年1月至2月初，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传播，使得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更易于被群众接受。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做了系统的阐述。第一，毛泽东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第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第四，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1940年1月，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第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总结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同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在农村，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第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

（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确立。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和重要性，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批评了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错误。

1942年春全党的整风运动普遍开展。1942年2月和8月，毛泽东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毛泽东在这两个报告中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做法。

1943年9月起，中共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阶段。周恩来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做了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党的历史上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结论。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正确的结论，标志着整风运动的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也是党成立以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

（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始局部执政，建设抗日民主的模范革命根据地，同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传播开来，被人民所熟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体现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改变了之前的经济政策。颁布以“实行减租减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没收汉奸财产、实行开源节流”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仅农业一项，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至1939年1004万亩，粮食由103万石增至137万石。牛、驴由10万头增至28万头，羊由50万只增至117万只。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重点军事进攻目标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伤亡惨重。为了保护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委任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代理政治委员，林枫为副政治委员，张令彬为后勤部长。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非常注重建立地方性抗日军事组织，如边区保安队、边区抗日自卫军、边区少年先锋队等，加强人民武装建设。

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民主的法制体系。首先，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立法机关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其中颁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创立积累了经验。同时，边区还设立各种调解方式，调解人民之间纠纷，是边区司法群众化的重要标志。其次，廉政法制的建立。1938年8月，边区政府制定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贪污罪的各种情形和量刑做了规定。再次，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向。从此，延安的文艺运动蓬勃发展，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登上舞台，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等等。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如实施普遍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兴办学校、广泛开展社会教育等。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社会风气，如反对巫神、废除缠足陋习、禁止包办婚姻、严禁吸食鸦片等，使边区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的精神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