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典型仪式
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中，本文选取阅兵仪式、哀悼仪式、展览仪式、生产竞赛仪式和戏剧表演仪式等五个典型仪式，分析纪念活动在仪式化的过程中，将中共的政党权力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调动民众的广泛参与，实现了大众动员的目的。
（一）阅兵仪式。中共的阅兵仪式起源于1931年江西瑞金的“开国大典”，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第一项程序就是阅兵，中共在延安时期延续了这一传统。1936年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在瓦窑堡齐家湾广场举行了威严壮烈的抗日阅兵。首先是抗日领袖绕场一周向战士们表达深切问候，然后走上阅兵台，其次骑兵、步兵、抗日干部队、赤卫军、游击营等队伍依次行进，走过阅兵台前向抗日领袖行注目礼，并呼喊“愿我们的领袖万岁！”，台上的抗日领袖回应“百战百胜的抗日红军万岁！”，再次由各位领袖致辞，领读抗日誓词。
该年的“五一”赤少队总检阅更规定了检阅的具体项目：队员干部和武器是否齐备，政治情绪是否旺盛，纪律是否严肃，军事上检阅刺枪动作，盘查哨，紧急集合，政治上进行测验赤少队任务。“沙场秋点兵”，领袖亲临检阅，士兵统一着装，全副行囊武装，精神振奋抖擞，其英武气概极大地振奋了后方的民众，以至于在“一·二八”五周年示威游行大会上，延安城的居民说：“此次大会之热烈，为延安城从前所未有之壮举云。”阅兵仪式除检阅骑兵、步兵、游击队等正规部队，还检阅了社会民间组织，如儿童团、妇女救国会、自卫军、支前小组等。群众在中共的鼓励和支持下参加了各种社会民间组织，每个人在组织中都有自己的职责和岗位。对社会民间组织的检阅，强化了这种再组织的社会结构，检阅和训话象征了阅兵台下的被检阅者对阅兵台上检阅者的尊崇，表现了检阅者和被检阅者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服从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树立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权威，增强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二）哀悼仪式。延安时期，中共修建烈士塔、烈士墓，召开追悼会，编辑烈士传，以表达对先烈的纪念和缅怀，举办追悼会这种哀悼仪式成为纪念先烈的主要纪念方式。哀悼仪式从民间丧葬演化而来，同样分为凭吊、公祭、殡仪三部分，但与传统习俗不同的是，灵堂出现了中共的标志——画着锤头镰刀的党徽和党旗；恭读祭文后再由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代表或者政商学工教界等负有名望之人士致辞。对哀悼仪式的观察，我们发现，它虽然是建立在哀思、追念逝者的悲伤情感基础上，但却发挥了激励生者情感的作用，而且哀悼仪式带来的这种悲伤情感越高涨，它对生者的激励作用就越明显，甚至发挥了整合群体的功能，这种悲伤的消极情感和激励情绪共同作用，唤起了“形而上方面的观念，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纪念对象从一名普通战士上升至民族英雄。《解放日报》对于死难烈士做出了如下评价，“久受八路军教育，国家民族观念素极坚强，不但不为所屈，反而高声大骂，正气凛然，气若长虹”，此时，日常生活世界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为一名“民族战士”。二是以先烈的榜样示范作用教育后人，启发和激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晋察冀建筑烈士纪念塔，把边区抗战烈士的名字全雕刻在石碑上，“参观者前往晋谒，通过此牌楼时，对英勇抗战的边区子弟兵，无不肃然起敬”。中共借助哀悼仪式的重复操演，使得到尊崇的烈士们变成有力的神圣象征，弘扬了先烈的人生价值，倡导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即服从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集体主义，将牵挂逝者的群体情感转化为普遍的情感和行动，使人们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分子，组织、引导和唤起对共同体和国家的集体理想，从而振奋集体主义精神，提高了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三）展览仪式。展览仪式是中共通过实物的展示，以文字、图像、示范表演的方式来配合宣传战时政治运动、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政策等的专题活动，成为众多纪念活动中常见的一种形式。例如鲁艺纪念成立周年举行作品展览会，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二十周年举办青年运动资料展览会，八路军政治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举办战斗成绩展览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举办的苏联社会发展近况照片展览会，纪念“五一”举办的工业展览会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展品类型众多且集中。展览品从收缴的战利品，到文教艺术作品、小学生课余手工制品，再到农业菜类产品，土纱、土布、刺绣，纺车、加速轮车、倒线车等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把抗战、经济、文教事业等方面的人民群众战斗、生产成绩直观、集中得展现出来。二是服务于经济工作。1939年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延安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展出了石油、织布机、农具等轻工业产品，向民众宣传对劳动的新认识；宣传采用新的技术，增加产量；奖励模范工作者。展览会结束后中共领导人发言总结经验教训，还组织群众座谈，开办生产训练班，对人民群众进行集中性教育和生产技术培训，以提高生产技术，推广生产经验。三是实际效果显著，具有启发动员性。对于被展出展品的出产者和典型模范来说，这无疑是对自己成绩和能力的肯定，激励效果自不用说；对于参观者而言，可以从展会上学习到对生产生活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参观热情高涨。前述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仅在12天展期内，参观人数达到数万人。又如延安医科大学为庆祝建校十周年纪念，原定举行三天医药卫生展览会，但是因为参观人数众多，原定日期结束后迁至军人俱乐部继续展览，以便于各界人士继续参观。在边区面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众多类型的展览仪式，一方面为急需生产自救的边区军民提供了生产生活技术经验，对发展国防工业，改善边区人民生活，推动了边区科教文卫事业的进步作出了特殊贡献。另一方面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成绩，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共对边区人民的正确领导。
（四）生产竞赛仪式。1939年，边区总工会延安办事处于4月底召开各产业工会主任联席会议，决定自5月15日至7月15日举行大规模竞赛，以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共建党十八周年和抗战二周年，竞赛项目包括生产、学习和改善生活等多项。1940年各工厂响应“五一”大竞赛，延安光华制药厂原计划一月包药70000包，结果竞赛一周扣除义务工外，包药57688包，合计共包70000余包，一个月的计划一个周就完成了。除了增产增收，生产竞赛还特别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质量的提高。振华纸厂在1941年“五一”竞赛期间发明了蒸煮纸业的新方法，新华化学厂完成了“小苏打”的新法制作，并成功试制蜡烛。在边区的艰苦条件下，工人们利用边区的土产，进行了许多新的技术改造。在“五一”纪念大会上，生产竞赛中的优胜者受到了奖励，274位劳动英雄（其中有46位技术改进者）受到了众人无限的尊敬与爱戴。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口号的号召下，边区还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劳动典型，成为工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和生产积极分子，他们依靠勤劳致富改变了生活困境，经竞赛表彰和奖励后，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在生产竞赛的仪式情境下，受竞争环境和榜样模范示范效应的影响，边区人民肯定了自身的劳动价值，个人的胜利促成其所在工厂、产业的进步，推进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代表着整个工农劳动阶级努力生产的结果。由此，个体意识逐渐被集体意识所取代。
（五）戏剧表演仪式。在纪念活动的多种形式里，电影、戏剧、歌舞、秧歌戏、社火等大众文艺表演是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有效媒介。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的晚会上，鲁艺歌咏团演唱了《囚徒之歌》，柯仲平朗诵了《海燕》，还演出了《绿包袱》《母亲》两个话剧，“九一八”八周年鲁艺准备了公演，有塞克新编的六幕剧《九一八》，还有冼星海《九一八》《秋收》《打到鸭绿江边去》《青年颂》等歌曲，各种纪念活动从傍晚一直延续至深夜才散场。工农剧社、战斗剧社、锄头剧社等剧社，鲁艺各文艺单位，宣传队、俱乐部、电影院等文化组织成为文艺战线上的重要力量，利用轻松愉快的文艺表演为紧张枯燥的战时农村生活带来暂时的欢愉和精神上的放松。瞿秋白曾对文艺的功能做了如下规定：“团结着群众的力量，以便‘立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并指出，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造成新的群众的言语，新的群众的文艺，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新中华报》曾发表《闹秧歌》一文，指出“一切娱乐都应适合于目前抗战的需要，以新秧歌代替老秧歌，同时发动青年儿童有组织的参加进去，并参加有抗战内容的化妆。”这意味着，戏剧表演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成为启发政治觉悟、组织社会宣传的一种成效显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