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活动的动员逻辑

中共借助纪念活动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开展生产自救，创新文艺表演，推动了边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因此，延安时期，纪念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作用，成为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大众动员的有效途径。挖掘纪念活动中的仪式要素，分析仪式活动的运行机理，了解中共大众动员的实现过程，可以深化对延安时期中共政治动员的理解和认识。

（一）创造仪式的象征符号。（1）物化符号。物化符号指的是人为制造的具备一定物质载体的符号，例如画像、服装、木刻、雕塑等。在纪念大会中，主席台上高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等伟人画像，表明了中共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来源——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除了纪念大会，中共还在党报上刊登经典作家的画像和木刻，如1943年纪念马克思诞辰125周年，刊登了马克思的“大胡子”头像。中共利用木刻、绘画等手法对原型加以艺术改造，形象地传达伟人的形象特征，使其以中国人熟悉的样貌出现，从感官上加深民众对经典作家的熟悉度和认识。纪念活动中创造的这些物化符号不仅出现在特定的纪念场域，还被保留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纪念仪式的空间延续。物化符号创新了人民群众的认知对象和方式，融入其日常生活话语，拉近了人民群众同革命导师之间的心理距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途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时空符号。纪念活动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如建党时间定于7月1日，妇女节定于3月8日，每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中共将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明确指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并对其进行重新塑造和再现。而这类重复的循环的时间相对于其他日常时间而言就构成了“仪式时间”。仪式时间有利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对纪念活动进行安排和规划，反过来，也可以说，仪式时间成为社会实践的分割体系，操控社会的运作。抗战一周年暨中共十七周年纪念之际，边区委员会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发起纪念周运动，定7月1日到7日为纪念周，“1日为工人日，2日为学生日，3日为抗战运动日，4日为妇女日，5日为青年儿童日，6日为商人日，7日为自卫军日”。民众被要求参与到识字竞赛、政治测验、墙报比赛、生产工作、生活检讨、唱歌比赛和提灯游行等纪念活动中。纪念活动透过仪式时间安排了人们的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学习，因而参与度较高而且印象深刻，客观上纪念活动内含的纪念、抗战和革命等意义也渗入了民众的日常实际生活。

纪念空间是指具有纪念功能或纪念意义的场所空间，在延安时期最常见的就是中共修建的烈士塔、烈士墓等。中共修筑纪念场所，以纪念和缅怀为革命献身的仁人志士，颂扬和传承革命精神，供民众缅怀、敬仰，这使得纪念空间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产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但是纪念空间蕴含的缅怀之情、民族精神等意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借助仪式化，举行定期的拜谒典礼，才会不断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注目，真正发挥其有效性。为此，晋绥行署颁布了死难烈士的纪念办法，规定每年清明节发动群众祭扫追悼，辅之以扩大宣传烈士英勇事迹，颁布烈士遗族抚慰办法、抚恤烈士遗族条例及民兵伤亡抚恤条例，还在贷粮、贷款、抚恤金、遗族教育问题方面做了具体规定。（3）语言符号。在纪念大会上的热闹场面上，总会听到人们高呼“××万岁”“为××奋斗”“打倒××”“为××而战”，而这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这类语言就构成了仪式语言，如誓词、标语、口号等。“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林主席洪亮的声音响遍全场，台下当即报以热烈的欢呼：“坚决实行三三制！”“苏联一定最后胜利！”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斯大林格勒的红军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反革命的法西斯则必归于消灭”,“我们谨以兄弟之谊庆祝‘十月革命’的二十五周年，庆祝红军的胜利，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中共引入“苏联”“十月革命”“红军”这些新鲜词汇时，考虑到受众教育程度的差异化，辅之以“儿女”“兄弟”等人们已熟知的日常语言，经提炼、重复创造为仪式语言。而仪式语言特别是充满韵律节奏的标语口号在经过人们的反复朗诵和传授之后，其所包含的中共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态度、政治主张等信息就会成为人们朗朗上口的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和对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认知，从而发挥仪式语言的规范效力。因此，当诗歌朗诵队朗诵公木之《十月革命默辞》至“纪念十月革命，打垮希特勒！”时，台下听众迅即热烈欢呼。（4）行为符号。行为符号表现为仪式参与者的姿势、手势、舞蹈等行为举动，如阅兵检阅的动作、呼喊标语口号、朗读誓词等。特别的，中共在纪念马克思和孙中山之时，一般流程如下：向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静默。就人类礼仪而言，自民国初始废除跪拜礼之后，三鞠躬礼则为最敬礼，这是对人们身体记忆的一种训练。见到马克思和孙中山的遗像，由于身体记忆自然而然行最敬礼，潜移默化增强人们内心对马克思和孙中山的敬意与追随。诵读是记忆的最基本方法，文本的选取、声调的抑扬顿挫，甚至场合的不同，都会影响到传播效果。纪念大会一般是较为严肃的场合，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复恭读总理遗嘱，民众自会形成深刻的文本记忆，加深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了解，显然这对强化孙中山精神和三民主义精义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作用。而静默则营造了纪念空间的肃穆之感，增强了对马克思和孙中山的尊敬、敬仰之情。中国民间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祖先崇拜、权威崇拜的观念，而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领袖，推动了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断进步，自然成为受人景仰和崇拜的权威性人物。中共利用民众的崇拜心理，借行为符号的操演，把对孙中山的记忆印刻在民众的行为之中。此时，中共再表明自身作为孙中山及其未竟事业的正统继承人地位，容易同民众产生共鸣，以此获得民众支持，获得政权和革命斗争的合法性。

（二）重复操演强化中共主导性的政治表达。操演性是所有仪式的一般特征，但纪念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对纪念原型的重复性操演。中共通过对时间、空间、语言、行为等象征符号的重组和操演，赋予这些符号新的纪念意义、象征含义和意识形态内涵，强化了中共主导性的政治表达，为中共开辟了话语权，重塑了政党形象，从而影响了仪式参与者的认知和态度。如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是中共论证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正统继承地位，树立政治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有不少中共领导人，例如朱德、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李六如等，他们不仅是中共历史的先驱者，而且还是辛亥革命的志士。这更加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和辛亥革命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立足在辛亥先烈以鲜血筑成的基础上，是承继着他们的英勇奋斗的传统，是他们的事业的忠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反复宣传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三民主义的精义，强化了民众对现实政治的定义和认知，加深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历史事实的记忆，营造了中共自身对孙中山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精义的正统继承氛围。纪念活动发挥了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精诚合作，激发民众对中共政策的热情和支持，动员民众情感使中共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

（三）重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群众并不总是理性的，一旦他们聚在一起，就会出现共有体验强化的过程，产生从众心理，容易直接遵从仪式的创造者为他们设计和灌输的指令和思想。以中共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纪念活动为例，这种共同体验和心理以各种庆祝典礼、街头表演、诗歌朗诵的形式表现，当人们共同处在一系列的纪念仪式中，就会不断记起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孙中山的伟大历史贡献，以实现纪念的目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称这种现象为集体意识，并且他还意识到这种集体意识连续性的必要性，“定期的纪念、公共节庆、大众节日确保了不同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哈布瓦赫将集体意识继续发展成为集体记忆，他把集体记忆看作一个中介变量，“一方面通过日历上的节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过去把共同体聚合在一起的重大事件），而另一方面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在辛亥革命之前，陕西已经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在哥老会和新军中进行宣传活动，而且在群众中已收到成效，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只坐两年半！”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唤醒千百万人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使得“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在人们共同反封建、呼吁和平民主的需求基础上，1944年中共各机关团体借辛亥革命纪念之际，筹备了诸多活动：拉洋片，将世界各战场，如盟军在法国登陆等照片放大成画幅；快板活报，讲述西南战场的形势；将原来的传统戏剧改编为敌后故事来演出，还创作适时的歌曲。边区文协、延大等团体也在生产和学习之余，抽时间赶排秧歌剧，其中《时事活报》《两个战场》《国庆日》最为精彩，内容均为八路军新四军打胜仗的生动事实。这些贴近群众生活的表演形式和灌输革命形势的纪念内容，使得聚集在一起的民众，共同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平、民主、共产党，这些记忆知识也被间接地激发出来，使得同一时代的人们拥有同样的过去，并且这些记忆在纪念活动中得以保留和存续。这样，民间社会对于近代建立民主国家和实现民族解放的集体记忆就通过纪念活动得以建构，并且在纪念活动的重复操演中得以传承。

中共纪念活动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群众性仪式化行为，是延安时期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大众动员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选取阅兵仪式、哀悼仪式、展览仪式、生产竞赛仪式和戏剧表演仪式五个典型仪式，分析了革命仪式的运行机理，深化对中共政治动员的实践研究。中共纪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开展。通过对仪式的基本构成要素——象征符号的分类，认为中共创造了象征符号并赋予其新的纪念意义、象征含义和意识形态内涵，通过重组和操演象征符号，强化了中共主导性的政治表达，开辟了话语权，重塑了中共政党形象，以此重构了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最终实现了动员大众的目的。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