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教师队伍
一、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区（原国统区）榆林市、横山县等地，人民政府在接收旧学校的同时，留用了这些学校的教师。在老区（原解放区）和新区还吸收了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这样，榆林地区的教育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49年榆林专区和绥德专区共有教职工1087人（其中小教945人，中教59人，中等专业学校83人）。在教职工总数内有专任教师665人（其中小学580人，中学26人，中专59人）。从1950年到1954年，榆林专区6个县的1307名小学教师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和寒暑假学习会的学习，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到1956年，榆绥两署合并后，全区共有教师6229人，相当于1948年的6倍，其中小学教师5499人，为1949年的6倍；中学教师475人，为1949年的8倍；中专教师255人，为1949年的3倍。1959年和1960年，由于各类学校的迅猛发展，教师队伍急剧增加。1960年全区教师达到12637人，为1949年的12倍。其中大专院校教职工97人，是1958年的14倍。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全区精减中学教职工636人，小学教职工1988人，其他教育事业单位105人。另外还有30人已确定精减，但未办理手续。以上共精减教师2729人，有的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回原籍另谋出路。精减调整后，教师队伍的质量较前有所提高。米脂县调整后，一类教师120名，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26%，提高到55%；二类教师91人，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57%，下降到41%；三类教师9人，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由原来的17%，下降到4%。1962年，榆林专区继续调整精减中小学教师和师范学校教师，共精减1344人，其中退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1281人（内有退职后转民办教师的338人），退休11人，因病编外修养15人，调整到其他系统的37人。精减后，中学每个教学班的教职工不足3人，小学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为1∶33强。1962年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绥德师院和榆师、绥师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充实到教育战线，同时将部分原属骨干教师而被精减的人员重新吸收，使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到1965年，全区教师增加到15510人（其中民办教师10521人），为1949年的15倍。1965年10月12日，榆林专区文教卫生局分两批在榆师轮训了全区小学领导干部193人，其中校长40人，视导员8人，教导主任137人，骨干教师8人。他们加深了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实现思想和工作革命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榆林地区各县都举办过所谓教师集训会，不少教师和学校领导挨批挨整，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有的还被扣上“走资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转为农村户口等，精神上生活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到1972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受到严重迫害的中小学教师有275人，其中以敌我矛盾处理被判刑的41人，开除公职的11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6人；因其他原因开除公职的32人；正在审查的88人。1969年，公办小学下放到生产队办以后，教师队伍出现严重混乱局面，仅府谷县就有60多名外籍教师回原籍任教。据1972年统计，全区转行的教师有770人，加上离开讲台改作其他工作的289人，占全区教工总数18998人的十九分之一。到1976年，由于普通教育膨胀，普教与职教、中教与小教等比例失调，教师队伍质量下降，数量增至28947人，将近新中国成立初的30倍。
1976年以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被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教育事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1978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定边县首先给原定中校长汤中甫等68名教师平了反；横山县给22名错划右派分子和16名有右派分子言论的教师平了反，1978年，榆林地区新吸收275名中小学教师参加工作。1979年3月，榆林地委召开了教师和科技人员归队会议，要求自1966年以来调到其他战线的公派教师和学非所用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回归教育战线工作。由于不少教师平反复职，或从外系统归队，加上民办转公办，进入80年代，公办教师数量逐年增加，民办教师数量有所控制，1979年全区教师共31288人，其中民办教师22976人，公办教师8312人。到1984年，全区教师共25609人，其中民办教师12473人，约占一半。到1989年，全区教师共31577人，其中民办教师13195人，公办教师18382人，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少5187人。在公办教师中，有大学教师406人，为1958年的55倍；中等专业学校教师870人，为1949年的10倍。
二、业务素质
新中国成立初，榆林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程度偏低。据1951年初等教育调查，榆林县的190名小学教师，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3人，高中（含中师）文化程度以上的52人，初中（含简师）以下文化程度的135人（其中高小程度的17人）。横山县的46名小学教师，高中文化程度的有7人，其余38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靖边县的50名小学教师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3人，其余37人均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各级政府对提高教师业务素质的工作十分重视，从1956年起，榆林、绥德两个专区都实行了保送高小优秀毕业生升人中等师范的制度，以确保师范教育的质量。1956年，绥德专区共保送60名高小毕业生人初师学习，保送175名初中毕业生入绥师学习；榆林专区各县共保送105名初中毕业生人榆师学习。另外还向西安师范音乐班和美术班保送了几名初中生。同时规定，中师毕业生和小学教师报考高等院校只限报考高等师范院校——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当年给榆林专区分配报考名额37名，绥德专区66名。从1956年开始的中师函授教育，从1958年开始的高师函授教育，为教师的在职学习提高创造了条件。据1962年调查，定边县中学教师中，中师毕业生由原来的45.1%，下降为7.7%，大学专科毕业生由原来的47%，提高为64.1%，大学本科毕业生由7,4%，提高到28.2%，全县小学公办教师中没有一个是高小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前，全区约有3645名中小学教师参加过中师函授学习，2564名小学教师参加过初师函授学习，此外，通过举办短训班，以及假期学习会等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
1979以后，榆林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教师进修学校，对中小学各科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榆林地区还在绥德师院附设中学教师进修班，培养提高中学教师的业务素质。1980年以后，陕西教育学院面向全省中学招收在职教师进行学历教育，1984年，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在绥德成立。此后，榆林师专、榆林电大也招收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进修深造，使全区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结构与日益发展的教育事业相适应。到1989年，绥德教师进修学校共招收小学民请教师820名、公办教师39名入校学习，毕业后达到中师水平。到1989年，全区19108名小学专任教师中，高中（中师）以上学历的有14348人，占70%以上；全区4616名初中专任教师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640人，中专以上学历的有4493人，约占97%；全区895名高中专任教师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793人，占97%以上；全区220名职业中学教师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34人，占60%以上；全区1091名幼儿园专任教师（包括园长）中，受过专业训练的有91人，初中（初师）以上学历的有1047人，占95%以上。全区12所教师进修学校在校学习的教师有861人，其中有293人同时参加函授学习。全区1276名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中有高级讲师53人，讲师211人，助教200人，教员125人。从1987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的职称评定工作，使全区中小学教师和教研人员也取得了相应的职称，截至1989年，全区中学教师中，有高级教师188人，一级教师1551人，二级教师3293人；全区小学教师中，有高级教师1746人，一级教师2798人，小学破格中学高级教师4人。全区大中小学教师和各级教研人员基本上取得了所任工作的合格学历，部分教师取得了相应的职称。
1987年，榆林地区教研室在小学教师中开展评选教学能手活动。首批评选出城镇小学教学能手17名；农村小学教学能手17名。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还表现在发明创造上。进入80年代榆林地区普教战线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教师不乏其人。1977年，定边县吴峁则乡中学教师贺学术自制出“格林尼治时间与地方时间换算仪”,1985年，他又发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和显示仪”。1980年他调入定边县第二中学任教，他的“格林尼治时间与地方时间换算仪”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证书，他的名字同时被载入《中国现代发明》一书。1989年，贺学术又开始研究“实用型汽车扫雪装置”和“江河海浪自然流力动能输出方法及其合页式水轮机”两个课题，经初步审查合格后，在中国发明公报上公开，《世界发明》杂志认为他的“水轮机有极好的实施价值”。这一年，神木中学历史教师郭宝箴制作的“国旗美术拼板”和“书法字框”分别获得国家专利，他被吸收为陕西省发明协会会员。
1988年，榆林地区又有14名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被评为“陕西省教学改革能手”。
为了使不具备合格学历的中小学教师达到所教学科的专业水平，1986年，全区中小学教师19300人通过进修学习，过了教材教法关，占进修对象的95.4%。从1986年开始，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进行教师专业合格证考试工作。榆林地区应考对象为10746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9—85%。由于专业合格证考试与在职进修、中师、高师函授分流，到1990年8月全区共有151人取得专业合格证书，应考对象减至1047人。
三、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确立，作为知识分子阶层，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国家干部的待遇。50年代，根据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政策，全区中小学教师参加了一系列政治运动，通过不断学习，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教书育人”的新思想。1950年8月，吴堡县“社教英雄”“农民识字运动家”任逢华以陕西省教职员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同年9月，又以西北行政区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到1952年党和政府着手改造教职工的思想，组织他们参加镇反、土改和抗美援朝等运动，利用寒暑假举办教师学习会等，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1951年2月，绥德专区组织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子洲、吴堡和子长、延川8县的398名小学教师参加为期10天的春节学习会，帮助他们提高对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坚决保卫世界和平的认识。从1951年起，大部分县的教师由实物工资改为工分制，普通教师每月可挣100—150工资分（能买小米5斗多）。1956年，榆、绥两署各县都派代表参加了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绥德县的孙秉悦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这一年全区教师工资都纳入国家干部标准，这次工资改革后，中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提高了18%；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提高了25%.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各县组织教师进行整风学习，部分教师受到批判，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强迫退职。1957年至1958年，佳县有22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右派”，有31名教师被开除回家，有44名教师被责令退职；吴堡县有16名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或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回家；横山县也有16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全区普教战线有136名教师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85年，这些人的右派帽子全部摘掉。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教师队伍的数量剧增，社会地位不如工人农民。1959年，又有30%的教师工资得到调整，略有增加。在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物价上涨，中小学教师平均月工资只够买一袋洋芋，家在农村的教师，有的被精减，有的自动脱离工作岗位，回家务农。但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基本上保证了骨干教师的稳定。1960年，榆林地区教育系统派出62人的代表团参加了陕西省文教群英会。1963年，全区文教系统有五个先进单位和一名先进生产者出席了陕西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这一年，榆林县先进教育工作者，榆师附小大队辅导员常芝芳和清涧城关小学大队辅导员贺林根等36名中小学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到延安参加了陕西省教育厅和团省委举办的全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活动。这一年，50%的教师又晋升一级工资，平均月工资近50元人民币，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区中小学教师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和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73人被开除公职，25人被迫害致死。从此便有了诸如“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称谓。迫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教师岗位，另谋出路。当时社会上有所谓“一军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穷教师”的说法。尽管1971年给1957年前参加工作的工资偏低的教师调整了一至二级工资，仍未能改变教师地位下降的局面，不少公办教师要求调离教育战线去搞行政工作，不少民请教师要求在公社的供销社当营业员。据1975年统计，全区调离教育战线的教师达2000多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教师的社会地位得以重新确立。1977年，榆林地委召开了文教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1978年，40%的教师的工资得以调升，在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全区教育战线有529人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数以千计的教师又回归教育战线，一个全党抓教育，全国人民重视教育、尊敬教师的良好社会风气开始形成。进入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教师的政治待遇逐步提高，198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21名中小学特级教师，其中有榆林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数学教师张克继和榆林中学校长、数学教师宗秀槐。许多教师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许多教师入了党，有的被选为乡、县、省党代会代表，特级教师宗秀槐还出席了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1981年7月，团地委、行署教育局、地区科协、体委联合在首都北京举办了榆林地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活动。定边中学的叶庆丰、神木中学的康国光、米脂鲁沟岔小学的韩竟祖被授予“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的光荣称号。这一年，全区各类学校教师普遍晋升一级工资，民请教师的待遇也相应有所提高。1982年12月，榆林地区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落实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1983年，在陕西省教育厅、体委、卫生厅开展的“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中，榆林地区有雷登明等25名中小学教师入选，其中11人被授予“全国模范班主任”光荣称号，他们是：雷登明（定边中学）、高怀山（横山中学）、马香娥（靖边张畔小学）、杨利生（神木中学）、宋相仁（吴堡宋家川中学）、刘淑萍（米脂中学）、刘汉芳（清涧解家沟小学）、苗雨（佳县南关小学）、武凤升（子洲武寨小学）、郝改莲（府谷郭家崖窑小学）、崔秀莲（绥德崔家圪坨小学）。1984午全区又有36名中小学教师被评为“陕西省山区模范教师”。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同年教育部、全国教育总工会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9月，地区和各县人民政府举行了庆祝首届教师节活动。表彰奖励了一批先进模范教师，给2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给3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挂了匾。从1985年起，国家对干部工资进行改革，实行结构工资，教师的工资优先照顾，并开始实行教龄津贴和班主任津贴制。陕西省还对榆林地区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各类学校教师，以及教学研究人员实行山区补贴制，每人每月补贴10元；对在县以下工作的教职工还向上浮动一级工资，以鼓励教师献身农村山区的教育事业。由于山区津贴的实施，造成一些教师弄虚作假、伪造学历证明的现象。1986年，定中校长宣玉成、佳县王家砭中学校长田志本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这一年，地区教育局配合有关部门复查了3566人的学历，纠正了其中256人的不合格学历。1987年，地区教育局又加强了对民办教师的管理工作，清退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使全区民办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由1986年的65%降到63%，共11348名。根据国务院的通知，从1987年10月起，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加了10%。1988年第四个教师节之际，地区教育局向全区300名具有30年教龄的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评审出中学高级教师233名，一级教师1725名，小学高级教师1965名。从1989年起地区及各县分别给这些教师补发了职称工资（从1987年11月补起）。
1985年到1988年，是改革开放最活跃的时期，一股万民经商的热浪也波及学校，据调查，从1985年到1988年，全区流动教师达1148人，其中调出地区（一般为回原籍）303人，改行845人，民办教师弃教者约300多人。群众打骂教师、冲击学校、侵占校舍、偷盗学校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教师地位低、待遇低、看病难、住房难、子女就业难等问题依然存在。1989年，地区教育局对全区1099名合同制公办教师由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的工作进行了审核。任命高级教师职称195名，中级教师职称3320名，初级教师职称9383名；审批了全区民办教师的中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212名，有力地促进了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比较实质性的提高。这一年，全区有102名劳动模范、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受到地委、行署的表彰奖励。其中42人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奖励，42人受到国家教委的表彰奖励。全区中小学幼儿园24198名教工中，有党员8127人，团员5965人，党团员约占教工总数的48%。
附录
1．回忆榆林地区普通话推广的先行者们
——怀念我的母亲康淑甫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即要求推广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指示各省、市积极开展这项工作。按照国务院指示精神，陕西省在省教育厅的领导下，大力推行这一工作。首先从地区及各县选拔一批优秀教师到西安集中培训。西安培训毕业后，培训人员回到地区和各县，由他（她）们再去培训乡镇各校教师。当时榆林地区县选拔了十位教师，其中有榆林县一完小的康淑甫老师、三完小的黄庭华老师、榆林师范学校的李彦谋老师和党校的张振业老师等，他们都是教学岗位上的佼佼者，由于敬业精神强，工作认真扎实，领导上非常看重和信赖，于是决定让他（她）们去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才起步。公路简易，交通工具落后。榆林当时没有轿车，没有火车，更谈不上飞机，出外只能乘坐敞篷汽车。天气寒冷时，一连坐几天敞篷车是非常艰苦的。1956年的3月，陕北的天气还较冷，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榆林去西安参加普通话培训的学员们打包好自己的行李卷上了敞篷汽车，坐在行李卷上，从榆林出发奔向西安。汽车跑在当时简易的土石路上，尘土飞扬，车行过后公路两侧都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车到站后每个乘客都好像从泥土里爬出来一样，全身满脸都是尘土。我母亲康淑甫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赶路。离家时，我父在外省工作，她丢下高龄的我奶奶及不满十岁的我，背负着组织的委托和学校的信任，去参加省上的培训。路途虽苦，但心情是极其愉快的。
第一个晚上他们歇在延安，第二个晚上歇在了铜川，第三天才从铜川乘火车到达了西安。省上的普通话培训开始了，来自全省各县的学员们非常认真踏实地学习普通话。认识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声母和韵母）；准确掌握每一个字母发音时的口型与发音的部位，发准每一个音。为了回去教好别人，他们自己有时一个语音得反复练上几十遍，发语音练语调，努力达到娴熟无误的程度。
很快一个月的学习时间结束了，学员们回到各自工作的所在地，基层普通话的培训工作接着开始了，他们是执教者，基层的领导同志，也都很支持这项工作，他们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学习，当好一名普通学员。时任榆林县第一完小校长的姚飞同志，拉着一位女教师的辫子，口里发出“啊拉”的声音，由于领导的重视，主讲人的责任心就更强，学员们学习的兴趣就更加浓厚，加之全区人民的配合，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很快在县、乡、镇各校中展开。各县、各校举办了汉语拼音考试、普通话演讲比赛、歌咏比赛并自编自演小品戏剧……生动活泼各种形式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在全面展开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普通话的推广，不仅为榆林地区的教育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教师用普通话讲授，学生用普通话回答问题，师生努力讲普通话蔚然成风，普通话的推广对社会的语言改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土腔土调少了，文明的京腔京调多了。
榆林地区教育系统普通话推广工作顺利开展与当年这十位去西安培训的“讲师”们，起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项工作是榆林地区亘古未有的事，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开了语言改革的先河，是他（她）们引发了地区这项事业的开端，回忆他（她）们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成熟的教材，更没有先进的印刷工具，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星期日，积极编写结合地方的培训讲义，自己刻蜡版，油印好所需讲授及学员们学习的材料。他（她）们每每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做好准备工作。在培训中为教好同志们对每一个字母的发音往往是口对口的教。一个个地纠正，纠正到唇焦口燥，声音沙哑的地步。原来的同志成了师生，成了同一战壕中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共同为语言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改革而奋战着，为了这一攻坚战的胜利，大家确实付出了极大地心血和劳作。
五十年代的小学教师，工资仅是三十八元，加班加点费根本谈不上，压根就没有这项规定。然而他（她）们以微薄的工资维持几代人的生活，可是他（她）们从无怨言，吃苦耐劳、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搞好分内分外的工作。他（她）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她）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而当时他（她）们只是想到这工作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要努力认真完成，否则有负于党和政府的重托及学校师生们的期待。在他（她）们身上真正体现了爱国、敬业、诚信与友善的美德！他（她）们是核心价值观最真实、最纯正的体现者。这些老师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她）们是最合格培育参天大树的园丁，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时间已经过去近六十年，当时在小学上学的学生们现已六七十岁了，而今他们一提起康淑甫等老师，就把他（她）们和普通话推广工作联系起来，都赞不绝口地称赞他（她）们发音准，语调正，给他们上小学期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在榆林地区上学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当你们在教室里用普通话琅琅读书的时候，当你们用普通话与人沟通的时候，你们是否会想起当年为榆林地区推广普通话工作做出辛勤奉献，值得我们怀念的老师们！他（她）们是榆林地区普通话推广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她）们中有的人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他（她）们当年在艰苦环境中所作的非凡奉献，其业绩应该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2．陕西省绥德教师进修学校简介
1984年6月19日，在无定河西畔的绥德县十里铺与丁家沟之间，原榆林师范专科学校旧址，成立了榆林地区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属县团级单位，由原榆林师专副校长丁宪钧担任学校校长，时有教职工25人，招收民请教师204人。学校的任务是，对全区没有中师文凭的公办教师进行有步骤、有计划、分期分批的培训，有中师文凭的小学教师亦可进修提高，把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合格的小学教师。学校根据《陕西省中等师范学校二年制民办教师班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组织教学，开设政治、语文、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物理、化学、教材教法、音乐、美术、体育、历史、书法等课程。
1985年3月至6月，招民教短期培训学员200名，同年秋招2年制民教学员204名；1986年7月毕业202名学员，新招公办教师53名，民教学员153名入学。1987年1月，学校改名为“陕西省绥德教师进修学校”。同年7月毕业203人，招收民教学员154名、公办学员43名。从1988年起，进校开始从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这一年招收103人，同时招收民请教师102人，毕业157人。1989年，进校教师李国雄等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22篇。1988年，李国雄被破格晋升为讲师；1989年，学校有教职工57人，其中专任教师29人（内有讲师2人，助讲13人）。学校总面积105亩，建筑面积65亩；学校农场占地35亩，水路、公路、四旁林地5亩。学校有图书11000册，资料室有教学参考书籍2500册；各种教学仪器价值140600元。1990年进校又招收高中毕业生（大中专）100名，以提高进校学员的起点文化水平，保证师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