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党解放区的教育

1933年，陕北出现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控制的地区，后来被称作“解放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榆林的解放区有绥德分区、三边分区和神府特区，都归陕甘宁边区领导。从1942年起，神府特区划归晋绥边区领导至1947年。解放区国民教育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实行的国防教育，这是与国统区教育的最显著的区别。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始终贯彻了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两个基本精神，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1）着重学校、社教（即社会教育）数量的发展，1941年绥德分区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27.8%，三边分区达18.6%，神府县达22%。第二阶段（1942—1944）主要是整顿小学，实行精减，提高质量。第三阶段（1944.10—1946. 7）是国民教育的改造阶段。

一、绥德分区的教育概况

（一）学校教育

小学有四种办学形式：一是中心小学，一般设在区政府所在地，二是完全小学，一般设在城镇，三是普通小学，四是民办小学。1944年文教大会前，绥德分区共有小学427所，学生15779人；1944年文教大会后，小学增至444所，学生16940人；1945年，小学减至372所，学生12511人；1946年，小学减至334所，学生11787人。中等教育主要在米脂中学和绥德师范实施。

绥德 1935年，绥德城外部分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离县城较远的后峁、王梁川等村办起了列宁小学，免费招收工农子弟入学。1940年2月绥德建立红色政权后，接办了原来的学校，并于当年6月，在白家硷创办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招收区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子女入学，实行供给制。第二年春季改名为“保育小学”，校址迁至城内西山寺（原榆林地区第一医院院内）,1956年6月停办。从1940年秋季起，各区乡都建立了中心小学和完全小学。1941年有完全小学11所，到1942年，全县有小学127所，学生6008人，教师179人。1943年，文庙小学改为实验小学，有6个年级，12个班，400余名学生，县长兼任校长。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接办了绥师。1947年春，绥师增设了地方干部培训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以及会计、无线电训练班，1947年曾一度转移到山西举办。至新中国成立前，除师范班外，共培养各类干部1500余人。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全盛年，绥德县各类小学发展到116所，学生4256人。1948年全县有小学43所，学生1465人，教师64人。1949年秋，本着“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精神，对家庭贫困的学生实行免费入学，全县小学发展到105所，学生增至4026人，教职工165人。

吴堡 1940年建立红色政权，办起初级小学40余所，还在太平寺、任家沟（后迁宋家川）办起两处完全小学。1940年下半年，吴堡县各类小学共有学生1216人，比1939年增加318人。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边区政府财政困难，吴堡四区共保留了8所公办中心小学，其余的都改为民办。1944年小学增到23所，学生699人；1945年小学增到48所，学生805人；1946年小学增到64所，学生1355人；1949年，小学发展到72所（其中公办小学2所，初小9所），教师83人（其中公办22人），学生1541人。

清涧 1940年建立红色政权，为绥德分区所辖三县（绥德、清涧、吴堡）之一，1940年下半年，全县各小学共有学生21657人，比1939年增加697人。到1941年全县共有第一、第二、第三和女子等4所完全小学，完小教师共18人（其中女教师2人）。1944年，小学增至51所，学生1680人；1945年，小学减至36所，学生1196人；1946年小学又增至53所，学生1824人。

佳县 1940年，佳县南区、中区建立红色政权，各类小学迅速恢复，到1942年，全县有中心小学18所，国民小学48所。因教育厅无力拨款，从这年起，县区校都设立了生产委员会，自筹经费。1944年，小学增至75所，学生1552人；1945年，小学又减至70所，学生2108人。1947年，胡宗南进占佳县部分地区，不少学校停办。1948年，全县有完小6所，普小5所，民办小学30所，教员66人。

子洲 1940年县境大部分地方归陕甘宁边区管辖。1942年绥德警备区在双湖峪镇设“绥西办事处”。这一年县境内有完全小学6所，中心小学7所，普通小学25所，在校学生1872人。1943年上半年对学校进行调整，完小减至5所，中心小学减至4所，普通小学减至20所；下半年由于整风，一些学校停办，总数减至18所，有学生1613人。这年4月，子洲图书馆还办起了一所文化补习学校，有42名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参加学习。1944年秋，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重新整顿学校，民办小学由原来的一所发展到37所，共有小学51所，在校学生2047人。1945年因年馑，有2所公办小学和6所民小停办，在校学生减少370人。1946年，小学又增至52所，学生2094人。1947年战乱，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到1949年共恢复完小5所，普小11所，民小15所，在校学生1586人。

米脂 1941年建立红色政权。1942年全县有小学73所（其中完小8所、中心小学5所、普小60所），教师145人，学生5686人（其中女生1980人）。1944年，全县有小学113所（其中民办2所），学生4296人。到1945年小学增至92所（其中民办67所），学生4133人。1946年小学减至83所，学生3053人。1947年由于战乱，全县小学先后停办。从1948年春逐步恢复小学18所（其中完小5所，普小13所），有教师39人。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正式接管米脂中学，招收绥德分区所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的学生，当年有5个教学班，179名学生。到1942年下半年有10个教学班，342名学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政府“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从1940年到1945年底，从米中调出学生520人，参加工作的480人。1947年战乱期间，米脂中学曾东渡黄河转移山西。据统计，1947年3月在米脂时有14个教学班，547名学生；4月转移到佳县牛沟集合时，有12个教学班，198名学生；5月转移到佳县木头峪时，有7个教学班，241名学生；6月有6个教学班，224名学生；9月有5个教学班，159名学生。这期间，有270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212名学生疏散回家。1948年夏，学校从山西迁回米脂，到11月份有5个教学班，172名学生。1949年增加到6个教学班，241名学生，29名教职工。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当时的边区政府把扫除文盲和推行新文字（指汉语拼音）教育结合起来开展的识字运动。主要形式有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即冬季农闲时办的学校，所谓“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庄农”）。

绥德 1940年绥德全县人口148950人，文盲就有136507人，占总人口的92%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32%。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扫盲工作。1940年12月，绥德县创立冬学222处，有7318名青壮年农民参加学习，学习内容为《日用杂字》《抗日三字经》、农村应用文和珠算等。全县有识字组470个，参加人数6601名；半日班34个，学生448名。1941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要求绥德举办推广新文字冬学20处。1944年冬学大发展。与此同时，城乡掀起了组建识字组的热潮，仅绥德市就建立儿童妇女识字组51个，参加学习的有996人。《解放日报》为此发表题为“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的文章，指出识字在绥德市已经形成了运动。当时，在绥德市最有名的是刘佩珍（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识字班，她领导了小娃班、男娃班和女娃班，从家庭走上街头，又从街头回到家庭，受到市民的欢迎。在乡下最有名的是四十里铺王家桥识字组，共有146名男劳力、青年妇女和儿童参加学习。1945年，石峁区钱家河村的农民自己办起了一所妇女职业学校，共有27名妇女参加学习，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纺线、织布。

吴堡 1940年创办冬学137处，有学生2620人。1941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要求吴堡办推广新文字冬学15处。任家沟村的小学教师任逢华从1935年起，在本村组织起识字班，到1940年发展到绥吴两个县85个村庄1701人参加的识字大军。从1940年起，他被委派为吴堡县社教督导员、督导团团长，被誉为“千余农民的教师”、“农民识字运动家”和“社教英雄”，多次受到边区、分区和吴堡县政府的表彰与奖励。

清涧 1940年创办冬学99处，冬学班47个，学生3366人。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第六学区（绥德、吴堡、清涧、神府）的清涧县举办推广新文字冬学10处。

佳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在冬季办冬学，农民参加扫盲学习，部分地区归神府县管辖。

子洲 1940年绥德西川（今子洲）建立红色政权后，边区政府对社会教育十分重视，成立了冬学委员会，给冬学提供了《民众课本》。1941年全绥西共成立“汉字冬学”（即推广新文字冬学）二处，中心小学和国民小学附设冬学班31个。1942年，马蹄沟乡添设了四处冬学。1944年文教大会后，广设民校，组织识字组、读报组，兴办大众黑板报。当时最有名的识字组是苗区五乡小苗家沟的“苗子兴识字组”，这个识字组教农民读《边区群众报》和《晋绥大众报》，到1946年，全村变成了“文化村”，上了《解放日报》。1944年，冬学也由1941年的22处发展到195处，有学生6106名。这个时期办得最出色的冬学是苗家坪区周家圪崂村的“一揽子冬学”，习仲勋曾在《解放日报》撰文介绍，指出它是“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

米脂 1944年春，米脂县印斗区第七乡的高家沟村在村民高怀山（28岁，冬学毕业）的倡导下，利用变工合作的方式办起了一所民众学校，参加学习的共有33人（其中女19人）。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两个班，全日班18人，年龄在12岁以下；半日班15人，年龄在13岁以上。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到了8月，学校采用“民教民”的原则，由学生深入村农家庭，或组织识字组教群众识字，使学校逐渐形成了全村的文化堡垒与政治中心，正如《解放日报》评述：“高家沟民众学校，是由群众所创造而又生根在群众中的学校，它经过了变工合作的方式，达到了人民自办自教的目的，应该说，这是人民翻身的标志。”与此类似的学校，还有米脂模范村官家湾办起的“一揽子冬学”，学生按生产情况和识字程度，分成六组。全天念的有15个娃娃编为一组，稍识字的变工队员编为一组，晚饭前学习。8个拦羊娃娃编为一组，早饭前学习。婆姨女子一组，午前学习。15个出外揽生意的毡匠变工组，不能上学，采取送字办法，或由他们中间的识字人自己教。全县1944年有识字读报组830个，参加者有9298人，1945年减少到87个，877人，比1944年个数减了89.5%，人数减了90%。印斗区1944年有识字组70个，1945年只留下2个，减少97%，河岔、桃岔两区1944年有识字组三四十个，1945年完全取消了。1946年的边区社教工作总结指出，米脂县有“取消主义”的偏向。

二、三边分区的教育概况

（一）学校教育

1936年6月定边建立红色政权。从1937年起，定边、安边（国民党定边县政府所在地）、靖边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盐池县和后来设县的吴旗县部分地区划归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管辖。1944年文教大会前，三边分区（除吴旗、盐池外）共有小学61所，学生1738人；文教大会后，小学经调整，减至51所，学生1115人。1945年，小学增至116所，学生2654人（不包括安边）;1946年小学增至126所，学生3443人（包括安边）。中等学校主要有三边师范（后改名为三边公学）。

定边 1936年6月定边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8月将定边县高初两等小学堂改名为“列宁小学”，王伯宜任校长。到1937年7月全县总计完小1所（由列宁小学改建），普小41所，教师47人（女教师2人），学生617人（其中女生30人），占全县7至12岁儿童总数的15%左右。县城完小由1936年的三个年级、35名学生，增加到六个年级、113名学生（其中女生由3名增加至18名）。1937年县政府还在红柳沟乡、张崾先乡各建立1所模范小学；到1939年全县共有5所模范小学，学生数减至517人，到1940年又减至469人（有48名女生退学）。1940年5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北街城隍庙正式成立了边区第三师范，校长白治民（三边分区书记），副校长卢勤良，教导主任刘若曾，教导员文普华。二个师范班和1个社教干部训练班，共有学员113人。1941年从三师调出工作的学员86人（其中51人做了冬学和小学教员，35人到区、乡政府工作）。由于经费紧张，到1941年底，全县保留小学13所，教师17人，学生272入（其中女生9人）。1942年春，边区政府在定边县城西关新建伊斯兰小学1所（为陕甘宁边区5所伊斯兰小学之一），到年底全县仅存小学8所，教师15人，学生262人（其中女生5人）。这一年，三师共有4个教学班，150名学员。1943年区办中心小学6所，乡办普通小学6所，学生增至463人。1944年，三师与延安迁来的民族学院合并，成立了“三边公学”，增设了一个民族班，伊斯兰小学的毕业生多去民族班学习。到1946年，全县统计有完小1所，中心小学6所，普通小学39所，学生490人。1947年，三边公学迁至吴旗县安定城内，时有学员190名。县政府迁至张崾先等区，有小学4所，学生58人。

靖边 1937年解放区各区乡还没有小学。1938年上半年，建立普通小学2所，有学生207人；下半年，普小增至26所，学生406人，在镇靖堡新建完小1所，学生30多人。1939年共有小学19所，学生433人（其中女生13人，完小学生70人）。到年底全县共有小学学生567人，只占学龄儿童的7%。1941年，小学减至8所，学生减至334人。1943年县政府所在地移至张家畔，完小随之迁移，成为张家畔第一所完全小学，采用延安新编课本作教材。学生毕业后有的到区、乡参加工作，有的到三师学习。

安边 1945年安边建立红色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安边县，与定边县分领地域。当时除接受原国民党定边县在安边办起的15所小学外，新办小学10余所，县境内共有完小3所，即定边县第二完全小学（原安边完小），定边县第三完全小学（原堆子梁天主教培德小学）和梁镇完全小学。普小30所，学生1000多人。1947年安边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只有城内学校继续开办，到1948年8月收复，学校方又复兴。

（二）社会教育

从1938年起，三边分区开展了以识字组、半日班、夜校和冬学为主要形式的扫盲运动。其中冬学坚持时间最长，效果最显著。总结出了好的办学经验和多种办学形式（像一揽子冬学、轮冬学、半日学、夜学等）。1943年三边分区共有冬学461处（其中轮冬学28处，半日学12处，夜校186处），参加学习的6292人。有读报识字组和家庭识字组403个，参加学习的有2865人。共计参加扫盲学习的有9157人，占总人口140395的6%。由于延安大学和三边公学每年冬季派学员到各县充当冬学教员，提高了冬学的教育质量。根据三边分区1944年冬季工作总结，这一年延大和三公各派了60%的学员到各县冬学任教，占冬学教员总数220名的55%。分区冬学的平均学习时间达67天。1946年，三边分区203个读报识字组普遍流于形式，受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批评。

定边 1938年《三边行政工作报告》对定边县的社会教育进行了批评，指出“定边名义上有141个识字组，人数224名，但实质不够，不能进行识字。”1939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提出一年消灭三万左右文盲的计划，分配给定边县1200名。定边县成立了民众教育馆，组织起来夜校、半日校、识字组以及时事研究会，还给商人代订了边区出版的报纸杂志，实施这一计划。这一年共办起冬学19处（比计划多4处），参加学习的198人。1941年，在推广新文字教育中，定边县办起新文字冬学7处，每处配备教员1人。1943年，定边县有冬学46处，参加学习的有693人（其中女99人）；有轮冬学18处，参加学习的有933人（其中女148人）；有半日校2处，参加学习的有35人（其中女22人）；有夜校43处，参加学习的有631人（其中女43人）；到1944年，有35处冬学转为“常学”（即普通小学）。这一年全县有读报识字组137个，参加学习的有1089人（其中女143人），参加识字总人数3381人，占总人口40724的8%以上。定边民教馆办的七个职业学校，一面教识字，一而教手艺，学生不脱离生产，受到边区教育厅的表扬。

靖边 1937年，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在所辖的8个区54个乡开展社会教育。1938年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宣传抗战，大办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配合秧歌、戏剧、说书等文艺活动，开展扫盲工作。主要对象是40岁以下青年男子和30岁以下的年轻妇女。1939年办起冬学23处，参加学习的有300多人，全年扫盲1400人。1941年成立推广新文字冬学8处，1943年全县有冬学115处，参加学习的有1741人（其中女71人），半日校7处，参加学习的37人（其中女11人），有夜校128处，参加学习的有790人（其中女25人）。据抽样调查，37处冬学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平均每个冬学上课64天，每人每天平均识字七个半；19个夜校共有学生143人，平均每人识字358个；12个识字组共有学生96人，平均每人识字562个；1944年有八处冬学转为“常学”。县政府所在地张家畔的妇女轮冬学，采用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轮流教学的形式，使29名妇女脱了盲。1944年全县还有读报识字组113个，参加学习的有852人（其中女127人）。总计参加识字人数3420人，占总人口50734的6%以上。

安边 不详。

三、神府特区的教育概况

1934年，神府县（今神木、府谷两县之南部、佳县之北部黄河沿岸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神府特区苏维埃。1938年抗战爆发后，转变为神府县政府，共有8个区，36个乡。从1937年到1942年直属陕甘宁边区管辖。1943年到1947年划归晋绥边区管辖，这一段材料不详。

（一）学校教育

神府县 1937年3月内战停止后，始有正规学校的创立。共建立小学11所，有学生213人（其中女生32人）。1938年有小学23所（其中模范小学和完全小学各一所），共有学生413人（其中女生59人）。1939年有小学30所（其中模范小学2所，完全小学1所），共有学生754人（其中女生67人），占学龄儿童总数4923的15%。1940年以乡为单位共建立小学45所（其中模范小学6所，完全小学2所），共有学生1483人（其中女生625人），这一年为神府县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一年，一些学校办学质量不高。1941年根据提高质量的原则，把距离较近的小学合并在一起，共建立小学32所（其中模范小学4所，完全小学2所），共有学生776人（其中女生218人）。1942年全县共有小学18所（其中完全小学1所，中心小学5所），学生590人（其中女生195人），学生中因家贫或年幼等流动的有105人。590名学生中，家庭出身贫农的335人，中农的132人，富农的72人，地主的6人，工人的16人，商人的9人，其他19人。沙峁镇完小有学生41人（其中女生10人）,15岁以上的13人中已结婚的6人（男女各3人）,12岁以上的23名学生中已订婚的11人（其中女生3人），全校未婚学生24人。

（二）社会教育

神府县 1937年派人到延安接受新文字训练，但由于人们对新文字的认识不足，未能开展工作。1938年成立各类冬学95处，参加学习的有1384人。1939年成立冬学78处，参加学习的有1216人。1940年成立冬学26处，参加学习的329人。1940年成立汉字冬学37处，参加学习的有898人（其中女生97人）；成立新文字冬学17处，参加学习的有123人（其中女生32人）。这一年曾派13名青年到绥德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新文字训练，回来后成立了新文字协会神府分会，翻印了新文字课本1000册，在县区各级机关干部和保安部队中推广。1942年，全县总人口46595人中有文盲和半文盲44514人，共有2081人（其中女25人）脱了盲；学龄儿童5859人中已入学（包括普小和冬学识字班等）1676人，入学率由1939年的15%上升到28%以上。

四、教育革命与教学改革

（一）教育革命

从1939年起，榆林解放区各县普遍开展了模范小学活动。根据《陕甘宁边区模范小学暂行条例》的规定，在普小和完小中开展的这一活动，对“国防教育”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从1942年起，各县在模范小学的基础上以区建立中心小学，提高了小学办学质量，从1943年又开始实施小学“公办民助”的计划，从数量上发展了小学教育。小学公办和民办的两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从1939年到1941年，绥德、吴堡、清涧三县女子入学比例相当高，在8943名学生中就有2670名女生，占到将近30%。1942年，绥德专署教育科公布的《小学训导纲要》规定的“训导目标”是：（1）独立自主的民族意识——自尊自信，反对强权压迫。团结进步，扶助弱小民族。（2）互助友爱的民主作风——明辨是非，反对武断盲从。自动自觉，建立集体纪律。（3）清洁整齐的卫生习惯——常洗手脸，不染烟酒嗜好。爱好运动，按时起居作息。（4）精确细密的科学思想头脑——不信神鬼，倡导好问怀疑。手脑并用，改造社会自然。（5）吃苦耐劳的劳动身手——自立自治，不当少爷小姐。吃苦耐劳，尊重工人农民。（6）活泼愉快的艺术兴趣——爱好自然，多种蔬菜花木。绘画弹唱，建立趣味生活。到1944年，绥德分区的25所完全小学和三边分区的4所完全小学中，规模较大、办的比较完善的有5所：绥德实验小学及女子小学，定边的伊斯兰小学，米脂的东街小学及女子小学。米脂女小积极参加劳军优抗工作，1944年前半年劳军3次，参加人数为138人，补衣264件，补袜子45双、鞋5双、背心1件、裤子1条、门帘1块、红佩章5副，包粽子260个。帮助抗属5次，参加人数186人，抬水244桶，扫院19次，倒垃圾20筐，扫地4次，压豆钱钱2斗5升，拾柴15捆，搓花捻1斤，掏鸡窝1个。定边伊小推选回民之中有威望者负责管理校务、经费，学生的生活习惯，照顾到回族的原有传统，学校特别尊重其宗教礼俗，使少数民族有受他们本民族文化教育的机会。佳县乌镇完小，把逢集日改为星期天，既照顾了家庭生产，又减少了学生流动现象。该校还召开家长座谈会，请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并举办简单的成绩展览，如习字、作文、纺线等，让家长了解学生在校学习的情况。

1945年4月，为使绥师、米中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实际工作，绥德专署、地委特地作了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实际教育的决定：一、绥师、米中校长各得参加专署政务会和米脂县政府的政务会。二、除一般干部会二校教职员可参加外，关于各机关经教财建会议，得斟酌情形予二校通知，派有关教员出席。专署、地委及米脂县府、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或指派一定干部给学校任课，或作定期报告，以加强政策和实际知识教育，必要时，得予该二校教员、学生以参加社会服务及调查研究的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各机关得供给二校资料室以工作总结、典型调查等实际资料。该二校在行政领导上，对具有实际知识的教员、学员应予鼓励。而对尚空谈，轻实际的教员、学员要予以教育、纠正。1945年下学期，绥德教育计划中提出的中心任务是：更进一步提高学生文化程度（包括阅读与写作及社会的自然的知识），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速培养大批干部，迎接反攻的新局面，为切实保证计划完成，必须把学与用的原则，更高度地贯彻到教学工作中去。1945年下学期，米中经过群众慎重选举，产生出10个模范小组。模范小组的条件是：1．必须具备良好的成绩（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2．必须具备高度的学习热情；3．必须具备好的学习方法；4．必须具备自我批评的作风；5．必须具备革命友爱精神；6．必须是积极的生产劳动者；7．必须有好的组长来领导。1945年9月，三边公学校长卢勤良对地干班的99个学生作了以下几个调查：

他在调查结论中指出，根据学生年龄悬殊、文化基础悬殊、职务和工作时间相差悬殊的特点，应从实际出发，加强思想教育，把各种学习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人民培养出合格的干部。

（二）教学改革

1944年上学期，绥德实验小学对课程内容作了许多改进。国语课增加了从《边区群众报》上选的秧歌词，像“春耕歌”、“拥军公约歌”、“改造二流子”、“发展生产”、“八路军抗战成绩”等；算术课的内容，除加减乘除四则的基本算法外，增加了旧账的记法、新式簿记的用法、面积的算法和升斗斤称、丈尺度量衡的实际使用等；历史课主要讲“九一八——七七”事变及抗战以来的中国情况，中心是着重说明国民党过去的投降政策，和抗战以来反共反人民的基本国策，并以对比的方法说明中共的一贯抗日主张及在抗战中的英勇战绩；地理课从边区地理教起，并配合时事讲了世界形势，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1945年上学期，定边县张园子小学教员张望总结了农村教学的经验，他除采用边区教育厅编的《日用杂字》和三边地委编的《放羊杂字》《新白句文》作教材外，还用三字经的形式自编了课文《除奸歌》，并根据边区斗争实际，教会学生写路条、认路条、查路条的方法。1946年3月，绥德分区的张敬斋先生调查了枣林坪区、崔家湾区几处小学的教学情况，总结出怎样教学生写文章、记日记的经验：1．出题必须照顾学生的实际生活；2．要善于启发学生的写作兴趣；3．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培养写作能力；4．改作文以学生的意思为主，教员不过修词正句，指导方法。

1945年9月，米脂中学总结出的第一阶段学习方法是：1．预习、听讲、复习密切结合；2．学习要五到：即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和最主要的心到；3．个人努力学习与集体研究配合；4．联系实际，多做实际活动。1945年12月，三边公学教师吴淼总结出教学的几点经验：1．从具体事例上提出问题，使学生感到这是一个未曾学过的没法解决的问题，再加以解答，最后归结到原则或方法步骤的概述，使学生易于记诵；2．先用文字应用题，使学生获得具体的印象——某种式子题的产生及其应用方法，然后再用式子题；3．能联系时，就在上节的习题里插入下节所要讲的问题，这样，从学生碰到的问题上，预先提出了他们学习下节的问题的要求。从1942年起，韩启晨担任三边公学中学部的史地教员。1945年12月，他在《我怎样教历史》一文中提出几个必须注意的问题：1．对于程度低的班次，历史的基本教材（如年代、人名、地名、事情经过等）在教时应强调之，使他们能够记得下；2．提出问题中心，区别主要次要，并在每一段落中有意识地使学的人在脑子里明确解决一个什么问题；3．从每段中总结出经验，并和今天社会事物中存在的问题作对比，如南宋之抵抗异族压迫和今天抗日战争相比较等；4．把各时代所发生的类似的或相反的问题互相对照互相比较，如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以及我党十年土地革命之土地政策的比较；5．随时利用历史上的人物、事例，作为个人修养或思想政治教育的材料，以与学校思想教育相配合；6．在教的中间适时地插入一些短小有趣的历史掌故、轶事或故事之类，使学的人获得精力的调剂，使问题了解得更深入，印象更强烈。

五、勤工俭学与学生待遇

（一）勤工俭学

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生产自给委员会给各中等学校和文艺团体，发出关于生产自给的指示，要求他们在不妨碍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各种生产活动（后称勤工俭学活动）:1．农业：种菜、种麻（油类）、种瓜、种马草、马料等；2．副业：养牛、喂母猪、养鸡、采药等；3．手工业：纺羊毛线、打毛衣、打草鞋、制盐等；4．商业：开商店等。目的是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的负担，使学生养成重视劳动的观念，获得生产劳动的实际知识和技能，锻炼学生的身体。现将榆林解放区三所中等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分述于后。

绥德师范 1940年由边区政府接办后，一直向“正规化”方向发展，教育厅不借给资本，不分配生产任务，由学校自己计划生产。1942年学校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曾在商业上投资边币4万元，用所得利息维持学生的部分米和菜金，学生常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去背粮。其他勤工俭学活动不详。

米脂中学 1943年办起农场，有山地数十亩，水地三四亩。师生齐动手，拾粪送肥，精耕细作，做到了副食自给有余。1944年，在办好农场的基础上，又兴办了小型的粉坊、豆腐房、磨坊、养猪场等，改善了师生的伙食。从1943年起，还开办了十分可观的商店，起初叫“盘龙合作社”，后改名为“盘龙商店”，主要经营文化用品和棉纱、棉布、食油、火柴．盐、碱等日用杂货。商店还有一个有四五匹骡马的运输大队，到1948年，骡马发展到10头。1944年商店还开设一个小型织布厂，1948年停办后，又同绥德专署文教科在绥德四十里铺合办了一个酒厂。从1940年起，学校基建任务基本上靠师生自己完成（主要是背石头、打窑洞）。他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了弹棉花、纺棉纱、打毛袜子、做布鞋以及砍柴、拾粪、积肥送肥、植树造林等勤工俭学活动。1949年下学期，全校参加课余生产的同学177人，共向贸易公司领捻了毛线285.5斤，赚取农洋37632元，解决了同学日用文具等困难。

三边师范 1940年边区教育厅拨给资本990元（边币），计划赢利2970元。为了渡过困难，完成生产任务（有五个月的伙食费自给及一个月的粮食自给），全校师生进行了生产运动。总计全年每人生产34天，生产总值5200元。学生会组织学生打了200驮盐，修了3块盐坝，挖了1500斤甘草，补修了70间房子，40多个人捐出170元做学生医药互助基金。1941年，纺毛线400斤，打盐300驮，修理房舍数间。1942年学校经费开支一半以上由生产得来（粮食与衣服除外）。1943年以后，学生个人生产供给学生自己的零用，如毛巾、肥皂、鞋袜、毛衣等物品。学生的伙食大为改善，每星期都能吃到白面、猪羊肉，每人每天吃油5钱，吃菜1斤。菜的做法也因调料的增加，花样变了。1944年，学校的生产基础已经相当可观。计有农场1处，地120垧；盐地4方，地6亩；耕牛3头，价值10030元；农具价值48370元；羊75只，价值194050元；猪6头，价值61600元；布匹、毛线、粮的价值1874826元；现金291143元，合计边币2480019元。

此外，解放区各县的各类小学也在1942年前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活动。定边完小1942年纺毛线9斤，背土基子1万块，种菜3亩，养猪1头，共收入1125.5元，买纺车8架，买菜籽、猪饲料、毛以及会餐、奖励、会议招待开支715.95元，节存409.45元。

（二）学生待遇

榆林解放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在1956年以前，一直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从1941年2月起，绥师和米中的学生，由教育厅每人每日发米1斤4两，菜钱3分，后来菜钱增为8分。1942年1月，米改为1斤3两，菜钱改为2角，5月份改为3角，9月份起菜钱改为1元5角，津贴两年来都是每人每月1元5角。1943年免费供给住宿和膳食，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粮35斤10两，油、盐各15两，肉1斤半。绥师和三师的学生每年发1套单衣，家庭贫寒和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供给全年服装并发给学习用具。由于各县各校情况不尽相同，学生待遇也有变化。1941年和1942年，绥师由于没有开展生产运动，学生生活很苦，全靠上级拨发的米和菜金，每天吃两顿稠饭，而且常有黑豆（1941年10月间，因绥德缺粮吃，三成菜，七成黑豆），每顿饭有些咸菜，但很少，不够吃。此外，学生夜间自习的灯油以及冬天住室内烧的碳也都从这中间节省出来。米中从1943年起由于开展大生产运动，学生伙食办得很好，一般早上吃小米干饭，下午吃面条，豆腐粉条经常可以吃到，每周还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肉炒菜，超过了当时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三师由于从1940年起由教育厅规定了生产任务，学生待遇一直比绥师和米中高。当然也有过一段困难时期，1941年6月因粮食运输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面，6两羊肉和4两青菜，但只延续了21天时间。

在边区政府“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指导下，抗战时期，三校学生经常根据调干任务参加工作，至于毕业生，除了“逃跑”和自愿不干的，更是如数分配工作。据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底，从米中调出学生520人，参加工作的480人。从1941年到1943年初，三师毕业后分配工作或中途调出去工作的学生有140人（其中新训班及社教班学生51人），其中参加教育工作的76人（内有冬学教员35人，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工作者41人），做政权工作的754人（主要是区乡工作），做党务工作的10人，绥师至新中国成立前，除师范班外，培养各类干部1500余人。

1940年和1941年暑假，绥师赴延安参观团曾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在师生名册上留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学而时温之”等题词。1941年暑期，米中学生60余人赴延安参观一个多月，学生代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从1944年起，米中在学生中开展“模范生”活动。1944年选出小组模范生29人，班级模范生12人，全校模范生3人：牛锦华、薛永年、张德议（女）。1945年选出全校模范生4人：李生贵、马进如（女）、曹庆章和杜庆堂。这些模范生的平均学业成绩都在85分以上，在工作、生产、团结互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成绩突出。

中央党校在定边 从1936年9月12日起，中央党校在定边办学三个多月，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成方吾，总务主任李瀛。在此之前先由瓦窑堡迁至志丹县的任家坪。12月又迁往志丹县。

毛泽东同志接见绥米学生代表 1941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边区政府接见了绥米学生参观团10余人，询问绥米民情及民众呼声，像家人一般会聚一堂，问话及解答问题约二小时，并再三叮嘱他们说：我们共产党把中国干好，这和你们的希望是一样的，盼你们回去后，把这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姐妹们，并努力学习，帮助改进当地工作（并为绥师学生代表王履丰题词“奋斗”）。最后由该团代表向毛主席献旗一幅，题文：“你是我们的光辉旗帜”。

抗日军政大学在绥德 1943年1月，为了使抗大总校能有一个较安定的学习环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第八期学员与第二、三分校合并，校址迁绥德，校部设在城郊西山寺，学生分布在寺沟、落雁砭及延家岔一带的土窑里，何长工任校长。1月下旬，抗大第七分校及附设陆军中学1000多名学员，由喻楚杰校长率领，从晋西北兴县出发，西渡黄河，经佳县、米脂到达绥德，营连干部队与总校合并。1944年秋，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抗大总校与第七分校又由绥德迁往山西。

中央民族学院在定边 1944年4月，中央民族学院从延安迁到定边，与三边师范合并，称“三边公学”。学院以“三公”民族部的形式存在，并开展教学活动，校长王世泰，副校长宗群，总支书记王志强。1945年又从“三公”分出迁往内蒙古。

附表

1．榆林解放区1940年至1947年中等教育概况表

2．榆林解放区1942年春合并小学后与1941年秋学校学生数目比较表

附录

1．关于小学教育问题

鲁直

对过去小学的一点检讨

我们从这次文教调查材料中，知道靖边全县五万零七百多人口里，学龄儿童大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此以新城区调查推算）。而小学数目，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为最盛时期，全县完小和普小共有十九个，学生为四百三十三人。冬学约十五处，学生为二百三十五人．总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十三强（冬学中还有成年人）。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所谓建立正规化提高质量的口号下，小学大量合并和裁减，全县完小普小共并为八处，学生减至三百三十四人。冬学只有九处，学生约一百五十二人．这样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在质量上仍然没有提高。今天检讨起来。这个以缩小数量而提高质量的办法，是不符合在普及中来提高的原则。从这次调查材料中考察，过去小学办不好，其主要原因：不是因数量多而影响了质量，而是对于边区的地广人稀，农村分散的特点估计不够。所以在办小学的问题上，就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现象。

（注：靖边的小学教育，在当时比较普及，可是教学质量颇差。鲁直同志作了较细的了解，并且指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具体办法）

如：有些农民，怕念书把娃娃送到友区去；有些农民，把念书当成了当兵，花钱雇用别人的娃娃去顶替；还有的怕念书，把家庭分居，有的让大人来顶，新城区派出游击队去动员学生，徐老汉把娃娃寄出去，自己到学校来顶。念了几天受不住，又要求回去寻娃娃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呢？

（1）学校距离家庭远，“贵器子女”，父母舍不得送出去，尤其是女娃，他们更不愿送出门念书。据调查，小学学生年龄平均都在十四岁以上，同时没有几个女学生。

（2）家庭经济不发展，劳动力缺乏。念书又要花费很多，如长城小学的一个学生，一年在学时间为八个月（除棉衣单衣不计外），仅吃米、伙食、文具、零用等消费了三万三千零七十元。按目前米价计，即为一石六斗小米了。这样大的消耗，较寒家境，是供给不起的。这里我们调查了两个小学学生的家庭成分。新城区小学三十六个学生，中农十六户，富农十八户，地主二户，没有贫农和雇农。长城区小学三十个学生，富农九户，中农十五户，贫农六户。由此可见，家境贫寒的子弟，是没有多少人读书的。

（3）教员质量差，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如某区小学教员，改作文把“拾粪”两字写成“十愤”。劳动的“劳”字写为“老”字。拿东西的“拿”字写为“那”。这是文化的一方面。其次，有些教员，认识单纯，不懂得社会上的应酬学问。如群众日常往来的文约、请帖、对联、红白喜事等，他们都应酬不来。所以群众的生活和他们不能密切起来，群众说他们“不中用”，再次，是教学上的形式主义作弊，如一个教员对初学娃娃讲地球、太阳、月、星等天文地理，学生一满解不下；对于学校设备上，则要求正规化，要建立图书馆、办公室、会客室等等；对学生管理上，每天开一次‘夕会’检讨学生的每日生活（上见新城区小学调查）。甚至个别教员借生产之名，行利己之实。包粽子，捣生意。勾引大学生赚小学生的钱，引起家长的不满意。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群众对他们是没信仰了，如某小学教员，和学生打架，被学生打哭了，而轰动了全村群众。这不是挖苦这些教员，而是需要他们注意的事实。

（4）学生进步太慢，学用又不能一致。如长城区小学的一个学生，念了七年书，据测验才识了一千多个字，其中还有九十几个字写错了。三年级的一个学生，把同学的“学”字写成了“蒙”字。再比如龙洲区小学，是比较好的一个，据测验：一年级学生只识会一百至三百字，二年级学生只识会六百至九百个字，三年级学生只识会一千个字，但识的这些字，多是能认不能写，知音不知意。对于农家日用的石、斗、升、合、糜、麻、五谷、文约、对联、写信、便条等常识，绝大部分是不会的。如新城区小学测验，把“靖边县、新城区”六字，大部分写错了。这里说明：我们过去办的学校，学生的质量是太差了，同时与用又是脱离的。所以群众说：公家学校识不了字，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5）学生读书没有课本，这里的小学生，有读了二三年书到现在还没有课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一本，放假回家，不知道归谁带好，闹得大家都不带。所以回去之后就不能温习，把识会几个字也忘记了。办学校的既不给发新的课本，又不让他念“百家姓”、日用杂字等旧东西。结果是没有书念。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述五点，是我们对于过去小学教育的大概检讨，问题的确是存在着。在今后民办公助的方针下，必须克服这些现象。我们列述这些现象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以求克服的方法。下面再讲今年我们开办小学的经验。

我们创造了五种小学形式

六月区乡干部会议后，开始抓民办小学的设立。在两个月的时间中，民办小学已有一些发展，现在已开学十七处，到校学生三百零四人，连原有旧式八处，学生已达六百三十八人了。其数量已恢复到靖边小学的最盛时期。为了把问题弄得清楚，我只讲—下这里民办小学的五种形式和每种形式的利弊。

第一种：是轮教小学的形式。在镇靖区二乡人口较多的阎店坬，有七户人家，学龄儿童十三个。鱼沟壕十三户有学龄儿童十一个。狼卧沟二十二户人家有学龄儿童十七个。共为四十一个娃娃，都在十岁左右。村与村的距离为三里至五里远近，以鱼沟壕作中心村。每村设一教室，每校设一校长，管理学校学生，负责召集上课。另外设一总校长，负责领导三处，现已开学，三处到校学生四十五名，内有女生二十七名。教员是本地人，群众很熟悉。上课每天早午晚三次轮教三处，学生不动，教员流动，教员教后，学生还可帮助家庭生产。这样，群众非常欢迎，认为早就这样办，他们的子女都已认字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了群众的送学生六种困难：（1）学生念书还可帮助生产。（2）“贵器子女”不离本村，父母没忧虑，女娃也放心上学。（3）不出门，不要缝新衣服，穿破鞋也不怕别人笑话，特别是不要另缝一块被子。（4）家里吃饭不要供米面。（5）穷人也能上学，没有支费。（6）可以减少教员。这六种困难，在旧的小学里，是大部分存在的，但是这里现在把它克服了。

那么，它有什么缺点呢？（1）管理比较松懈。（2）教员比较劳累。除此以外，倒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为了克服管理松懈的缺点，每村设了一个人负责管理召集学生，学生中又分编小组。为了减轻教员劳累，要他不自己做饭，不要管理学生。学习进度，据检查二十四天时间，有识会四十个字的，平均起来，每天都认会两个字。比旧的普小，识字速度还快。

这种小学的教员，必须吃苦耐劳，能团结群众，还要有相当能力，不然是搞不好的。现在教员吃饭，一个村子是轮的吃，两个村子是家长集米一家代替做。明年准备开荒解决。现在经费，是由劳动英雄、积极分子等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募捐解决。

第二种：是村民合学的形式。也就是一揽子形式。镇靖城市乡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小学，其中包括有：（1）长年学生二十四人（女十一人，男十三人）。年龄平均九岁以下，以家庭成分论：富农二户、中农五户、贫农六户、半工半农二户、工人二户、小商人五户、雇农二户。这样看，贫富子弟都能念书。贫者近者在家吃饭，富者远者在校吃饭。（2）有半日学生六名，男生一名，女生五名，他们半天生产，半天读书。家境较贫寒，计贫农五户，半工半农一户。（3）有识字组学生六名，计变工队员二人，牧羊娃娃四人。教员不能怕麻烦，随到随教。（4）夜校学生六名，白天生产，晚上来念书。（5）设群众黑板报一块，教员负责编写板报，群众组织编辑委员会。各行政村主任、乡政府委员、变工队长任通讯员，会写的用书面写，不会写的用口头传，已出版八期颇得读者欢迎。（6）设群众卫生委员一个，教员兼任秘书，曾举行一次全村卫生大检查。（7）设群众俱乐部一个，教员亦兼秘书，负责收集民间小调和编写剧本。曾于六月演出《反巫神》一剧，颇得观众欢迎。（8）设读报组两个，组员十八人，负责给他们读《群众报》。其经费，由劳动英雄秦彦林，积极分子刘少邦等向全乡募捐款洋十二万元，荞面一斗，黑板一块。又决定植沙柳二千窝，柳树一千株，种冬麦二垧，开秋荒六垧。原有全乡之庙产地七十垧均改归学田。教员冬季棉衣由政府帮助解决，学生则大部分在家吃饭。其管理由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解决学校经费及商定课程，收学放学等一切事宜。现在开学约一月时间，学生成绩检查：最高的识字二十多个，最低的也识字十多个以上。

总观这个小学，它有以下三个特点：（1）包括全乡文化活动，已成为一个文化据点。（2）生产与教育结合，双方都能照顾。（3）不论贫富子弟，皆有求学机会。

第三种：是民办变工小学形式。新城区五乡原来没有学校。今年政府提倡成立民办学校，全乡群众要求把他们送在旧小学的学生抽回来，在本乡另办一处。经政府同意后，即抽回学生六名，另外又招收了十二个娃娃。但这些娃娃在家里都是放牛羊的娃娃，念了书即不能放羊、放牛。后来劳动英雄张华把他们组织起来，变工放牛读书，把问题解决了。如王家的娃娃放四个牛，杜家的娃娃放八个牛，合起来一块放。王家四个牛一次轮流念两天书，杜家八个牛一次轮流念一天书。这样，既能念书，又能放牛，双方都兼顾到了。

第四种：是家庭小学形式。这种形式在全县已出现了三处。如镇靖区一乡刘玉江家，共有八个娃娃，刘玉江管家又识字，家庭比较好，经政府动员解释后，他即设立了一个家庭小学，另外又吸收了外家一个娃娃，现已开学了，识字最多的已能识到一百多个字。他们念的书，现在是《百家姓》和《日用杂字》。这种学校，较为简单，没有什么经费开支，学生以识字为主。但是它可能发生落后的非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偏向，对于新鲜事物的灌输，比较缺少。所以政府对于这种学校，应加强领导，供给新鲜读物，多巡视检查．并给予经费和对教员的帮助，使它多招收一些外户学生，逐渐可以扩大起来。

第五种：就是民办公助的一般形式。这种形式，占全县小学之大多数。其学生则大部分为外村送入的长年学生，没有上述四种包括的内容广泛。因此它还带有旧式小学的味道。但是由于它是由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创办起来的，所以群众对它的看法和对旧小学的看法不同。如镇靖区六乡民小，张四海一户送了四个娃娃念书。对过去的旧小学，一家决不会送四个娃娃去上学，这是因为现在的小学是由群众自己创办起来的。

这种民小为什么内容不能包括那么广泛呢？我们检讨，因为它没有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只有积极分子的努力，还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它不能成为包罗万象的一揽子学校。上述五种学校的形式，据我们研究，比较适合边区环境的，是前三种。后两种形式：前者因为是边区大众小学，不易普遍发展，后者因为没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可能使群众发生不满，同时因为它和旧式小学一样，学生家长在经济上有相当负担，家境较寒的子弟仍有求学困难。在今后推广小学的工作上，我们的意见，应该多推广前三种形式。对于后两种形式的小学，应该加以改进，使他逐渐地适合农村的环境。

在创办小学上的经验

（1）开办小学，要适应边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条件。它应不同于经济发达和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过去办小学，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很好地估计到。所以许多地方抄袭了外面的一套，以致我们的小学办不好。从上述第一、第二两种形式的小学学生数量上看，只要能适合农村环境和群众要求，群众是愿意送他们子弟上学的。

（2）开办民小，首先要把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发动起来。上述五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是经过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的活动，但是仅有劳动英雄和积极分子的活动，没有与广大群众结合，事情还是办不好的。如前三种形式的民小，因为它和群众结合了，所以它就办得好。后两种形式的不如前三种好，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这里更使我们了解了：“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的确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法。

（3）这次更证明了，一切工作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给群众当“小学生”，一切困难都可以解决。如这次十七处民办小学的开办，教员、校址、经费等困难都是群众解决的。他们把公荒、庙田、黑门产都报告来，作为学校的教育基金。他们自动地栽沙柳、柳树给学校烧柴用。他们把自己的好地拿出来，给学校种冬麦。诸如此类的活的事实，证明了一切困难在群众中都可以解决。过去靖边在办学校的问题上，是脱离群众的，所以许多困难不能解决，没有办好一处小学。目前在民办公助方针下，才实际地给了我们再次的教训。

（4）最后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区乡干部的思想搞通。据这次调查，镇靖区干部的思想搞通了，所以他们区的成绩就最好，其他部分区乡为什么没有搞起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的毛病没有肃清。妨碍了他们工作的进步。如一个区的领导干部说：“等秋后再搞吧！现在群众顾不上。”“八路军说起做什么，连午觉也不睡，真是……”这种说法，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民办小学的开展，在思想上是没有要努力去做的准备，只是当成了对上级工作的应付差事。

原载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解放日报》

2．野鸡岔冬学

宏流

靖边县巡检区是文化最落后的地区。过去没出过一个秀才和完小毕业生。虽然几年来政府也创办过普小和冬学，但效果不大。特别是在教学方法上还有缺点，在群众中还有不满情绪。因此在今年开办野鸡岔冬学时，我首先了解了过去情形，搜集群众意见，群众的顾虑有：（1）过去冬学只死背口歌，结果识字不会用。（2）大人担心小娃吃不好穿不暖。（3）先生打骂学生。因此我就首先给送学生上学的家长讲明白；保证学字的要会讲、会用、会写。新来的娃娃和小娃娃先吃饭，住的是窑洞；大的娃娃睡学房。以后再向他们征求意见，这样，家长就欢喜地说：“我回去给娃娃买生活（墨和纸张）三天内就送来。”但是我还要向他们劝解：“现在用不着，等到娃娃学会写了再买。早些送到学校里，损坏了也是损失。”因此家长就都很满意地走了。很快地，他们把意见就传给附近的群众。

我根据和家长的谈话，就编下识字的课本。

我先教给学生会认会写，以后根据学生的进度教日用杂字和识字课本。因为群众有的知道学校教学办法，在送学生来上学的时候，家长就自己把这要求提出来。学生在回家时，逢人便写他村子、父亲和自己的名字。群众到学校来参观，见了学生的学习情形，都感到满意。

野鸡岔冬学去年收了廿八个学生。最大的学生有二十二岁，最小的娃娃是八岁。

我采取来一个学生就教一个的办法。对初来的小娃娃，我叫他和熟识的娃去玩，或者叫和一些早来的娃娃坐在炕上，看别人念书和写字，等他惯熟了学校的习气，就叫他认自己的名字，用编的三个字的口歌教他念。

开头教字，要教娃娃指着字一个一个地教，又教他写字。同时采用配偶似的小先生制，把相熟娃娃配成对，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早来的娃娃教新来的。在教字的时候，要注意先教学生认会和写会单字。不要教溜口歌和成句的默写，如果娃娃成句的溜口歌，他能成句地认下去，但分开单字来就会不认识。同样如会成句的默写，有时单个的字却写不出来。

此外，我还根据娃娃们识字进度，分开三个组。各选一个组长，又选一名级长，组长每天向教师汇报。在学生中间，互相订了几条纪律：（1）不吵嘴，不打架。（2）识字时间不乱说，不乱跑．（3）不尿炕，想尿时叫别人。（4）夜里出外要穿衣服。（5）不喝凉水。（6）要听教员和小组长的话。

在小学生间要建立起互相考问的制度。就是把学生配成对，谁先默写完就可以考问别人。每隔三天，由三个小先生普遍地考试学生，每天教员要抽考，就是为鼓励学生多识字，要会认、会写、会讲、会用。再召集学生开会，选举模范娃娃。

在古历十一月廿三日，冬学举行了第一次大考试。考试结果，第一组学生已学会了两种便条，四种数码（大，小写，阿拉伯和旧式商业数码），学会记流水账。成绩最好的是高万魁，在三十一天内识了四百五十个生字，忘记了十一个字，能背、能讲，还能很整齐地写出来。

在廿八个学生中，总平均每人认识了一百字，忘记九个字。

我还领导学生开了一次会，大家检举巫神阴阳骗财害人的事情，又组织了一个会，让学生批评教员。这次会上有两位学生的家长参加，都称赞说：“先生教得好，在短时期内，教会学生识了字，并且会讲会用，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学校，像这样办下去，入学的人自然会多”。

原载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3．张家畔的妇女轮校

柳勉之

靖边在旧社会里，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妇女识字的更少。去年六月，张家畔组织妇女识字组，有三十一人参加，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妇女，三天或七天集合上一次课，七月农忙了，就停顿下来。我在十月初一去开展文教工作时，区政府的同志说：妇女们学习情绪不高，很难动员。同三位识字组长进行挨户访问后，费了很大力量，召集了二十六个妇女来开会，有婆婆来代替的，有婆婆和丈夫不放心跟着来的。根据当时的了解，她们不愿认字的原因有四；（1）怕误生产。本街移民甚多，一般妇女除带娃娃、做针线，推磨滚碾、做饭外，部分的还参加职业劳动（如开磨坊、豆腐坊与种庄稼等）。（2）怕念了书当“公家婆姨”。（3）怕念了书不服家庭教管。（4）认为婆姨女子念书不顶事。区政府研究了这些原因，决定将识字组改成轮校，用多种形式进行教学，在家长会上选出文教英雄折立周八人组织教育委员会。一面教学，一面劝学，现在发展到四十八名，占全镇成年妇女百分之九十以上。她们为什么都来了呢？

一、教委会主任折立周老人从定边开文教大会回来以后，经常拄着拐杖到各家去宣传识字的好处。如女二流子刘玉兰过去曾说：“愿坐禁闭也不识字”折老耐心地对她解释：“这是政府要把咱们往正路上引呢！识下字，记个账，写个条条，也能帮你掌柜的（丈夫）成个事。”教委会陈兰元、李海应，赵堃等不单只督促自己的老婆识字，并把附近的妇女也说服到校学习。

二、教委会办黑板报，以推动识字工作为中心，表扬过八个妇女，六个男人，三个送媳、送妻念书的家长，并批评过一个二流子。如李海清过去不愿识字，一见教员就躲了，但当她的干妹子张凤明识字好，上了黑板报后，她就自动参加了轮校，成了最积极的一员，以后被选为组长。又如赵兰英装病，不肯识字，还说怪话，大家认为她最“歪”。开会批评她。大家说：“你再不转变。就编成第二个张来旦（二流子）往黑板报上写。”第二天，她就买了订书的纸，做了沙盘，参加了轮校。

三、利用亲戚关系，相互影响。如张培连有个十四岁的女子，不让念书，她和苗泽信很要好，苗的十六岁的妹子学习很好，我们经常夸奖她，说她可能受奖励。苗家很高兴，把张的女子也劝出来念书了。

四、教员与群众建立亲密的关系，经常作家庭访问，帮助劳动，替群众治病，调解家庭纠纷，帮干姊妹等，来团结妇女参加学习。

我们采用了五种教学形式；（1）每天分三个时间、三个地点轮流教。早饭后教员去上街，附近的妇女拿着沙盘和书本到郝保鸿家里来，大家坐在炕上学字。没事时学一上午，有事就先回去。午饭后教员去下街马金花家里，附近妇女就来这里上课。住在教员附近的五个妇女，晚上就来教员住所附近受教。（2）有七个妇女住在识字组长柳海清附近，她们要求由她教，每天教一次，不论上下午。妇女们有空就来学习。（3）单人独户不能离家的由组长或小先生上门去教。（4）家里有人识字，但顾不上出来的，由家里人教，一家有三个以上参加识字的，就组织家庭识字组．由教员作定期检查。（5）一家有二人参加轮校的，则轮流来上课，回去互相转教。

在阳历年后，由教委会发起募捐，召开奖励大会，更提高了妇女的学习热情。

成立秧歌队。早在阳历年时，妇女们看了三旅剧团秧歌剧，心爱得很，想学着扭，当时政府没有积极提倡。以后九团江虹同志编了个表扬文教英雄折立周和男人识字的戏，李兰英、余惠敏知道了，就到区上来说：“请江同志给咱妇女轮校也编个戏吧！”区委郭文荣书记十分赞成，就由大家讨论成立妇女秧歌组，以识字组长余惠敏和李兰英为正副组长。教委副主任刘汉英保证他的妹子刘秀英参加，区政府同志去征得了孔亚中父亲的同意，抗属庞玉兰、王秉新生活困难，乡政府给优待粮食二斗四，解决她们家庭困难。王秉新、孔亚中、刘秀英三人是好朋友，则抓紧王秉新以团结另外两个。在排演过程中，为巩固演员们的情绪，区政府特请她们吃饭。在技术上，过去没扭过，不会唱，配不上乐器，有两个演员还怀着孕，不能多扭，因此就请了九团田秀舫、江虹等同志来帮助导演和化装。为照顾演员身体，决定少扭场子。

妇女秧歌组在旧历年底配合拥军大会预演了“妇女识字”，并和男人识字组联合演出了“拥军运动”。正月正式出演“妇女识字”，还参加了全区八大秧歌队比赛，轰动了整个靖边县城和附近的乡村。一个传一个地说；“张家畔的妇女上了戏了”因为演员都是妇女们的亲邻，有的演员本人就是戏中人物，所以她们都自动借出最好的衣服和银器来，化装之美，为各种秧歌队之冠。人物性格、语言的特征和事实的过程都是演员亲身经历过的，表情真实、自然，特别是对妇女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如剧中的女二流子丁生玉，过去不务正业，不识字，今年已下决心转变，在妇女轮校，当众人宣布了全年纺线二十斤，识字五百的计划。

照着预订的计划，今年正月十五以后，组长就自动召集了妇女们开始识字。她们已经有了四个自己选出的组长，去年区政府指定的三个，一个已经当了教员，两个正在进一步学习。正月二十，教委会与工厂配合召开妇女大会。折老鼓励大家努力参加识字、纺线，卫生三件大事。妇女们热烈响应，订了全年生产识字计划。余惠敏、李兰英、李海清等互相挑战。王秀英订了全年识一千字的计划，并推动了全家五人齐纺线。模范家长苗老太太与媳妇女儿都在加紧纺线，她的女儿定了全年识字一千，媳妇定了全年识字四百的计划。

原载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解放日报》

4．神府的革命教育事业

刘长健

地下党时期（1929—1934）

大革命前，神木县只有县城和高家堡两处高等小学，广大贫苦农民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王兆卿离开冯玉祥部队，回到神木。担任了国民党政府教育局南区教育助理。王兆卿就以这个合法身份在南乡积极活动，进行党的秘密宣传工作。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王兆卿想方设法向国民党县教育局申请，使神木南乡除有一所沙峁镇模范小学外，又先后在王家庄、菜园沟、刘家坡、石角塌、温家川、彩林、太和寨等村办起了十余处小学。王兆卿给这些小学聘请的教师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教师思想活跃，工作热情，向学生大力宣传革命真理，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每逢集会、庙会，各小学教师带领学生到会场贴标语、撒传单，登台讲演，向赶集赶会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抵抗苛捐杂税，推翻反动统治。

1930年春，榆林中学毕业回乡的共产党员贾怀智担任了神木南区教育助理员。此时南乡小学已经发展到二十余处。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党组织决定在沙峁镇办一所高级小学，作为教育中心和南乡党组织的机关驻地。遂由贾怀智以教育助理员的合法身份和党员刘荣党联络南乡开明人士温亮典等人，联名申请在沙峁镇创办神木县第三高等小学（简称三高）。1930年2月，三高在沙峁镇成立。教师有刘惠轩、刘北垣、王君武（以上均是党员）、王润生（王君武妹）等人。高年级每班有五十个学生，共产党员杨文谟、冯道等以学生身份在学生中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夏天，南乡区委在沙峁镇三高正式成立。区委以三高为党的活动中心，秘密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不久，南乡的小学已发展到三十多处，各处小学的教师大都是共产党员，有些还是基层支部的骨干。我在刘家坡小学当教师时，刘家坡、石角塌等前后村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李登万，我是支部副书记。各支部在南乡区委统一领导下，秘密地开展革命宣传。南乡区委还以沙峁镇三高为中心，秘密油印党的文件、宣传材料，书写标语，领导南乡三十余处小学校中的党员教师，结合时局变化，向学生讲解革命道理，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节假日、集会、庙会时又组织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演讲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区委领导沙峁三高及周围几处小学师生，在沙峁镇的戏楼上演出小戏剧，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宣传。

沙峁镇三高及各小学的革命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1932年2月，陕北特委交通员在西豆峪被敌人逮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党的秘密文件和特委给贾怀智的信，暴露了贾怀智在党内的身份。贾怀智在党的安排下与刘惠轩、刘北垣、杨文谟等人离开了南乡，辗转到了太原和北平。敌人抓不到贾怀智等人，就将三高查封。学生大部分失学了，少部分转到神木城高小继续读书。

沙峁镇三高创办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这所革命的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大都成为党和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和指挥员。

根据地时期（1934—1937）

1933年冬，游击战争在神府南乡兴起后，神府南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34年，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根据地不断扩大，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也都普遍建立。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知识，懂得革命道理。神府苏区的党和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勤俭办学方法，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区内的大部分村庄里办起了列宁小学、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学校。吸收劳苦群众的子女上列宁小学和冬学，中青年男女进夜校或识字班。办学中碰到师资不足就聘请一些老秀才（如李含恩等）作教师。纸张缺乏，就通过各种渠道，从神木城附近的单家滩纸厂购买。课本没有就自己动手去编，当时苏维埃政府编了两本书，内容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剥削”等唤醒群众起来革命的语言文字。除了这两本书，学校还选择使用《百家姓》《紧要》《千字文》等一些旧课本的内容。教育经费的来源，以群众捐献为主，教师的吃粮由群众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