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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英国小说中，对济贫院描写最为精彩的就是《雾都孤儿》。狄更斯并没有用写实的手法，而是把济贫院写成了一个象征。这个本应救济贫民的机构被描述成一个扼杀贫民的幽闭空间。济贫院的制度很像监狱，例如上缴所有个人物品，身穿制服，统一发型，严禁外出，吃饭时不能说话，禁烟禁酒，限制访客，夫妻分居，子女与父母分离。除了这些限制，他们还要从事砸石子、扯麻絮等体力劳动。有些济贫院的外观也很像监狱，托马斯·卡莱尔就把济贫院比作巴士底狱。[12]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中，因欠债入狱的杜丽先生甚至觉得济贫院还不如监狱：“住济贫院，先生，就是那新济贫院，没有隐私，没有客人，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美味。最惨不过了！”在狄更斯看来，济贫院非但没有尽到救济之责，还成了一种羞辱，让贫民望而却步，正如他在《雾都孤儿》中所说，贫民“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济贫院里慢慢饿死，要么在济贫院外快快饿死”。
奥利弗在济贫院就吃不饱饭，“每天管三顿稀粥，每礼拜发放两次洋葱，礼拜天有半条面包”。奥利弗只是想再添一碗粥（一般是燕麦或大麦粥），说了句“我还想要”，却像晴天惊雷，吓得济贫院官员直呼奥利弗“会被绞死”。虽然一直有评论家认为狄更斯夸大了事实，但在他写《雾都孤儿》的1837年，英国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并一直持续到1842年。这六年是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时期，工业发展陷入停顿，失业状况空前严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劳工阶级处在饥寒与贫困之中。[13]吃饭着实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奥利弗的那句“我还想要”很快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济贫院问题的源头在济贫法。奥利弗被称作“教区儿童”（parish boy），是因为教区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济贫法实施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奥利弗是由教区负责救济的孤儿。济贫法源自伊丽莎白时代，由各教区接替业已凋敝的修道院，负责救济本教区的贫民。17世纪末，各教区开始向辖区的富有居民征收济贫税。到18世纪末，该法已经无法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问题。随着圈地的铺开和工业的发展，许多农民离乡打工，再由原教区（19世纪30年代约有15000个教区）负责济贫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需要将救济责任由教区收归中央，以应对人口流动。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缺乏同情，不够人道。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愤怒地说，这是自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最常被可耻地执行、最常被公开地违背，通常也是监督最为不力的法律。
其实，狄更斯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新法的条文本身，而在于立法的依据，也就是《济贫法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偏见，认为贫穷是由懒惰造成的。如果济贫院太舒适，贫民就会选择进济贫院吃白食，从而失去独立精神，导致道德堕落。到1867年时，还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吃济贫饭”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社会病，接受救济的贫民总是“安于现状，一点也不想着改善自己和孩子的地位；他的快乐就在于花纳税人的钱，闲懒地过日子；不必可怜他们，他们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所受的苦都是自找的；帮助这些不愿自助的人是毫无意义的”[14]。因此，应该让那些“有劳动能力”却想吃济贫饭的“懒鬼”无机可乘。《济贫法调查报告》的核心逻辑有两点：一是“济贫院原则”（workhouse test），也就是取消原来的“院外救济”[15]，要想享受救济，就必须进济贫院；二是降低济贫院的食宿条件，使之低于最低收入劳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有名的“不那么理想”（less eligibility），以恶劣的条件吓退胆敢到济贫院吃白食的贫民；这两点缺一不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总结得非常清楚：“要想得到救济，就得进济贫院；进了济贫院，就得喝稀粥。这就把人都吓跑了。”
新济贫法确实也有很多漏洞。有史学家指出，济贫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片面地认为只要想找工作，就总有工作可干。[16]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失业情况。乡村冬季农活减少，工厂周期性的萧条，都会导致大批劳工失去工作。正如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所说：“新济贫法是一份声明，十分明确地宣告，凡不劳动者均不应苟活于世。但那些想工作的穷人，就总能找到工作并靠其工作养活自己吗？”[17]事实上，狄更斯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现实问题，新济贫法在执行时的严苛和无情就已经让他出离愤怒了。
卡扎明认为：“狄更斯是通过情感而非理智来理解问题的，也是通过情感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18]偏偏狄更斯的情感又那么强烈，宛如疾风骤雨、刀砍斧劈、黑白分明，爱就爱得死心塌地，恨就恨得咬牙切齿。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分辨，因为携带感情的批评常常势同烈火，在烧掉杂草的同时，也容易灼伤禾苗。狄更斯撼山动地的批评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他的象征手法，忘记被他批评的很多人也曾经做出过贡献。1832年，辉格党政府成立济贫法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中的年轻人大多为功利主义者。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最出色的边沁信徒”[19]，在委员会担任秘书，也是《济贫法调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狄更斯在1842年表示：“请告诉查德威克先生……我真的至死都反对他那顶呱呱的新济贫法。”[20]但事实证明，查德威克主导的新济贫法并非一无是处，他引导的卫生改革也是狄更斯不断呼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狄更斯的作品也是“功利主义”的，推动了英国的政治、司法和社会改革。那个“改革的年代”同时也是“平衡的年代”[21]，既有狄更斯这样的“情感激进派”，也有查德威克这样的“哲学激进派”，他们共同为19世纪英国的渐进改革提供了“理智与情感”。
狄更斯不仅是“时代的产物”[22]，体现了时代精神，还参与了时代精神的塑造。他渴望正义与仁爱，想让现代社会生活拥有一种新的精神。他那代英国人的社会批评和社会理想，对于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是一百多年前林纾翻译的《贼史》，还是本版新译的《雾都孤儿》，都在提醒我们不能自满，还要努力让所有人都能拥有五彩斑斓的生活空间。我们无法忘记，两百年前，在那个岛国富甲天下的时候，还有雾都、孤儿和“不那么理想的”济贫院。
（乔修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
[1] Claire Tomalin, Charles Dickens: A Life, London: Penguin, 2011, p．xlvii．
[2] Anthony Trollope,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47．
[3] 引自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在狄更斯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详见http://rowanwilliams.archbishopofcanterbury.org/articles.php/2347/。
[4] John Forster,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Vol．1, London: J．M．Dent＆Sons Ltd., 1966, p．32．
[5] Fred Kaplan, Dickens: A Biograph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5．
[6] George Orwell, “Charles Dickens”, in George H．Ford and Lauriat Lane Jr., eds., The Dickens Cr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68-171．
[7] Philip Collins ed., Dicken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1, p．73．
[8] J．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9．
[9] J．Hillis Miller,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p．43．米勒对《雾都孤儿》中的幽闭空间做了精彩的分析，详见该书第36页至第84页。
[10] Angela Leighton, “‘Because men made the laws’: The Fallen Woman and the Woman Poet”, Victorian Poetry, Vol．27, No．2(Summer, 1989), p．111．
[11] 详见卢伟《狄更斯小说中的“堕落女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2016年。
[12] 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ed．Henry Duff Tra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
[13] J．F．C．Harriso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1832-1851, Fontana, 1979, p．34．
[14] W．L．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A Study of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4, p．122．
[15] 指给有工作但工资不足以养家的贫民以补贴，使之不用进济贫院，在自己家接受救济。
[16] W．L．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A Study of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4, p．107．
[17] Thomas Carlyle,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Vol．4, ed．Henry Duff Tra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5．
[18] Louis Cazamian, The Social Novel in England 1830-1850, trans．Martin Fido, London: Routledge＆Kegan Paul, 1973, p．123．
[19] G．M．Young,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1．
[20] Madeline House et al., ed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Vol．3, Oxford: Clarendon, 1974, p．330．
[21] 分别是E．L．伍德沃德（E．L．Woodward）和W．L．伯恩（W．L．Burn）撰写的两部19世纪英国史的书名。
[22] Philip Collins ed., Dicken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