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活动是什么

资源的稀缺性和能力的有限性几乎可以被用来解释人类所有活动的根本动因，而人类生存的全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可能。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人类才会痴迷于谋求无限，甚至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人类从自身行动到构建社群，无一不体现着这种“在有限中谋求无限”的可能。人类结成社群之初也许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但从产品出现剩余时起，马上就有部分成员开始逐步地脱离了物质再生产，通过依赖社群的集体生产解决了部分成员在获取生存物资层面的有限性后，这部分成员开始了对于个人生命发展层面的无限性的追求。而无论社群的创设原因为何，通过牺牲部分成员对于无限性的追求来解脱其他成员的有限性束缚，从而使他们获得追求无限性的机会，却成了社群发展的必然趋势。

古希腊时期，通过将民众当中的部分人划入奴隶阶层，并将其按照一定标准分配到各个家庭之中，使得他们在只保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作为社群基本单位的家庭中的成员可以摆脱生存资料稀缺的状态。更进一步，通过将女性圈定在家庭成员的再生产职责上，保证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可彻底摆脱基础的生存资料和家庭再生产，从而使男性成员获得追求无限性的可能。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公民中的男性走出家庭追求无限可能，在古希腊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亚里士多德将其归咎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通过将人的政治活动本性化，希腊的先哲们避免了对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缘由的探讨，转而去对各种政治活动的具体形态和结果进行研究。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关于政治的这些基本问题才在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探讨中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并由汉娜·阿伦特通过对古希腊文献的综述研究予以解答，只是在她给出的答案中，政治活动从人的本能升华成了人的本质。汉娜将人的行为划分为labor（生产）、work（工作）和active（行动），分别对应家庭、社群和公共三个人类生活的领域，其中家庭和社群两个生活领域被归入私人领域，而公共生活领域则专指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领域。

其中，labor（生产）是指代为了维持生命和延续族群而进行的从生产食物到生育在内的一切生物性活动，该活动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且是奴隶唯一可以参与其中的活动。之所以对奴隶做出这样的界定，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只有“有限性”，除了其自身的生理需要，就是其主人加注的需要。也因此labor被认为是一种不会留下任何可追寻印记的活动。与之相对，work（工作）这种行动有明确的起止，且其产物具有耐久性，是可以被追溯的。该类型活动是和市民直接相关的，与之相对的领域是社群，在其中的自由市民会执行大量来自政治领域的任务。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古希腊式的政治领域衰落，基于“有限性”的私人活动开始侵入公共领域。在汉娜看来，由于现代社会的这些变革，作为现代民主制度前提条件的“平等”，已经堕落到建立在无差异的labor之上。而这种建立在本来就没什么差别的人类生物性需要之上的平等，根本就是一种变质。

在经过前面的论述后，汉娜终于引出了其要论述的主题，第三种活动active（行动）。这种活动就是前面一再暗示的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人类通过伟大的语言和行动来谋求唯一可能的“无限性”的政治性活动。这种活动的普遍形态是演说，因为当个人要展示其独特的存在，进而证明自身为“人”时，需要对受众做出明确的意义传达。汉娜据此重新定义了市民的“平等”——用同样的形式展示他们自身的独特性。该种行动存在的公共领域重视产出和多元化，该种行动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被计划，甚至根本不能被重现，因为它所面对和解决的是各种无法预测的复杂关系和事件。正是通过这种行动，市民才能有机会展示他作为“人”的独特性，也只有有能力从事这种政治性活动的市民，才满足了作为“人”的条件，有资格被称为“人”。

按照这一表述，在人类世界中，“人”的定义并非基于其生物属性，而是标志着一种能力和人为赋予的资格，而这种能力和资格则被表述为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和资格。这就意味着作为人在人类世界中被称之为“人”的本质的政治活动具有双重属性，这就使得现代人类世界中，随着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的扩散，许多不具有从事政治活动能力的生物的利益均被纳入了人类的政治活动之中，甚至赋予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如被选为镇长的猫）。截至目前，政治活动资格的扩散还只限定在生物范畴之内，人造物并未被纳入考量。那么，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会否扩散到人的造物之上呢？人的造物又会否获得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呢？这就需要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基础在哪里。

在人类世界的古希腊时期，被定义为奴隶的那部分人类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随着人类技术力量的进步，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不断扩张，曾经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奴隶逐步取得了作为“人”的资格，而随着政治参与资格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活动参与资格的覆盖范围并非预先限定好的，能够自主表述其需求越来越成为授予政治活动参与资格的依据。按照这一标准，一旦人的造物能够自主表达其需求，那么人类迟早会将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赋予其上。要自主表达其需求的前提就是要产生其需求，而产生需求的前提是“我”这一概念的觉醒。

带入《西部世界》的故事中，这就可以表达为那些拥有人类外形的接待员在自我觉醒之前，无论表现得如何接近人类，它们的存在都是工具性的，但是一旦它们觉醒了“我”这一概念，那么，无论他们的行为和表达如何受到人类设计者的影响，人类都不得不面对自己创造了新生命形态这一事实。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人类该如何去面对这一自己创造的新生命形态。事实上，如今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哲学争论正是围绕如何对待人类在寻求技术进步可能衍生出的“新生命”的问题而展开的。

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实际上需要先弄清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无止境的技术进步的动机究竟何在。根据前面的讨论分析，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追求技术进步，是为了不断摆脱资源稀缺，即“有限性”对自身的束缚，而摆脱“有限性”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人类缘何要从事政治活动呢？其目的又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