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方的重塑
西方基督教世界
一个重新塑造且独具特色的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在公元500至1000年间出现了。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但似乎并不对当时的人）而言，一个影响深远的新千年到来了，其地域覆盖了大约半个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所有现代法国，远至易北河（the Elbe）的德国、波西米亚、奥地利、意大利大陆和英格兰的领土。在边缘地带仍存在着一些半蛮族的地区，但正式地来说都是基督教区域——爱尔兰和苏格兰，还包括那个千年末期的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在10世纪的时候，一些人开始使用“欧罗巴”（Europe）来形容这片地域的大部分地区；一部西班牙编年史甚至称呼那些732年战争的胜利者为“欧罗巴人”（European）。
尽管这片区域有着长长的海岸线，却是故步自封的；大西洋宽广开放，但是在挪威人定居冰岛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持续的探险；而西地中海是一条潜在的通往其他文明和贸易的高速路，南部则面对着日益陌生的拜占庭和长期怀有敌意而又高深莫测的伊斯兰世界。欧罗巴人簇拥在那些勇士们的统治周围，需要他们的保护，并变得缺乏积极性和不适应。然而，到公元1000年最糟糕的情况都结束了，那恰恰也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那时，外部的压力已经开始减轻，其后扩张文明的轮廓逐渐明显，一个难以想象的政治地理在500年起逐渐具化显现出来。大多数未来发展的基础都奠定了，拉丁基督教文化已经有了很多个体特色与独特品格。11世纪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革命与探险的时代，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这是一种误导）的那几个世纪为其准备了丰富的原料。
一种变化在黑暗时代中显现出来，尽管它很难在地图上表现出来：古典文明的中心在文化上和心理上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出来。在5至8世纪之间，欧洲历史的焦点——假如允许使用这一术语——转移到了莱茵河谷及其支流地区。在那里作出的决定逐渐变得更有影响。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帮助西方重新回到这一中心地带。另一项稳步推进的发展是，基督徒向东扩展定居的势头逐渐上升，然而前路依旧漫长，距离其公元1000年的扩展尽头还很远，但至少先头部队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原来罗马帝国的边界了。
第三个变化就是蛮族外部压力的减轻。马扎尔人（Magyars）在1000年时加冕了一位基督教国王；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最终占领英格兰、法兰西北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一些爱琴海岛屿，这几乎是最后一波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其时已近末期，北方国家实际上正在接纳他们的第一批基督教国王。甚至在西班牙，西欧也不再只是猎物了。要感觉到这一变化可能仍然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到1000年的时候，西欧不再是完全任人摆布的了。
那时候出现了新文明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基础，它承认并保存了许多过去的东西，但又有许多独特和不同的地方。它的中心是基督教。欧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在地图上——首先取决于教会的发展及其地理范围和教会组织的界定。它经常通过蛮族的皈依得到扩展（有时不是正式的而只是名义上的），有时也被伊斯兰教所限制而无法越界，但是强调那种可称之为人口学的或者种族上的扩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对于早期基督教欧洲，相较于在种族模糊的野蛮民族中创建基督教王国来说，还有更多重要的事（因为对基督徒生活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然而，有一系列伟大的成功历史在前，西方教会的领袖们有时会为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有些信心。从古代世界终结直至12世纪早期，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容易感到孤立与身陷重围。来自异教徒的挑战，以及与东正教会日益增长的争执直至最终的分裂，西方的基督教逐渐显现出一种好斗的不妥协，几乎形成了防御反射；这是它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它不仅仅被不存在的敌人所威胁。在西方教会自身领域内的活动，在其领袖眼中也总是困难重重。在仍旧半蛮族的人群中，在基督教化形成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时，教会坚持着完整的教导与实践，认为最好可以向当地实际或传统作出一些让步而非原则性的致命的妥协。所有这些要由教士们完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博学或经过训练的，而另一些则在灵性上令人怀疑。
教士们有时忽略了他们那边的处境并不奇怪。在西欧，一旦伊斯兰教停滞不前，他们就没有了信仰的挑战者；他们只需同那些残存的异教和迷信竞争，而这些是教会都能够妥善处理的。分裂的时代随着信奉阿里乌异端的蛮族被征服而结束。一条通往古代文化的生命线被维持着，那意味着罗马的文字以及许多更遥远的东西，而教士阶层享有学习的垄断权力。这个世界的大人物也能够为宗教所鼓动，因为他们可以从教会的支持中赢得好处，即使他们一直是教会独立潜在的，甚至有时候是真实的威胁。凭着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神职人员最终塑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其中教会的角色在古代后期则是难以想象的。
教皇与法兰克人
罗马教皇制是基督教的中心和保存最好的机制，这也是那么多的关注都投向它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它能反映出我们对这几个世纪里的宗教都知道些什么）。虽然教皇的权力有着惊人的起落，但古老帝国的分裂意味着，如果在西方任何地方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和宗教利益的保卫者，那必然是罗马主教。他没有其他神职上的竞争者。甚至在帝国统治于拉韦纳徘徊时，也已经很难去维持一个基督教帝国包含所有基督教传统的理论了。722年，教皇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 I）停止了在教皇文档公函中使用拜占庭皇帝即位纪元，并铸造了刻有他自己名字的硬币。最后一个为其继任寻求帝国总督批准的教皇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y Ⅲ），当时是731年。当拉韦纳在751年再一次落入伦巴第人手中的时候，教皇斯蒂芬（Stephen）动身去寻求援助，但不是向拜占庭求助。没人想要同东部帝国完全决裂，但是邻近的蛮族同盟确实能在危难之时提供更好的保护。
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中有许多相当糟糕的时刻。阿拉伯人已经威胁到意大利，意大利当地的权贵在伦巴第人的控制退去之后变得难以驾驭。教皇们自己作为地主，面临着各种勒索和敲诈。有时罗马手里根本没有几张牌，而看上去教皇职位只能不断地易主。它强调首席权是出于对圣彼得遗骨守护者的尊敬，并且事实上，圣座是西方毋庸置疑唯一由使徒传下来的：历史与实际权力相匹配（虽然朝圣像今天的旅行业一样，是重要的收入来源）。长期以来，教皇们甚至在其自己的领地上都难以实行有效的统治，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民政机构。圣彼得的继承者不欢迎对抗，那样他们会失去太多东西。
在意大利半岛之外，逐渐形成的西部基督教世界，能够很方便地被设想为三大部分。莱茵河两岸就是未来的法国和未来的德国。其次是地中海西部的沿海文明，首先包括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Provence）。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蛮族世纪后的恢复，又扩大到包括整个意大利，到11世纪还包括了西西里岛。那时，这一地区包含了除阿拉伯安达卢斯之外的大多数城市人口。第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西部、西北部和北部的多个外围地区，包括西班牙北部第一批基督教国家，日耳曼的英格兰，其独立的凯尔特和半蛮族的邻居——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最后还有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有些地区也可以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分区里，诸如阿基坦（Aquitaine）(1)、加斯科尼（Gascony）和勃艮第（Burgundy）。
历史经验，以及当地的气候和种族构成，使得这些地区互不相同，虽然其内部不是同质的，也没有实现任何形式上的统一。那些居民们也没有同一的自我认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自己所居住的大陆没有什么概念；他们对自己和另一个村庄的邻居之间区别的兴趣远远大于这一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区别。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但很少有人对于这一合宜观念之外的可怕阴影有什么近似的概念。
这最初的三个宽广地域，变成了中世纪西方的心脏地带。在罗马时代，这些地区的生活比地中海海岸的生活要简单得多。这里的村镇比遥远的南方要少，简单经济在那些糟糕的世纪里不太容易衰退；像巴黎那样的聚居地要比那些像米兰那样遭受商业大萧条的地区生活好得多。生活更加完全地扎根于阿尔卑斯山脉北侧，贵族们从成功的战士转化为地主。这一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500年的时候就被法兰克人统治着。从那里，他们开始向德意志殖民，保卫教会和他们的土地，强化且传递着扎根于墨洛温王朝的（Merovingian）统治者神力的王权传统。
尽管如此，数个世纪以来，政治结构仍旧是脆弱易碎，依赖于强人，因为统治是一项个人的活动，法兰克人的道路并没有使其变得简单。尽管墨洛温王朝一直稳定地延续到7世纪，一批无能而软弱的继承者就不得不取悦、满足他们相互征战的贵族。土地财产能够购买权力。一个来自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的家族孕育了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这个于732年在图尔（Tours）大败阿拉伯人的战士，最终夺去了墨洛温家族的光彩。查理发起了对德意志的归化，这是欧洲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德文郡人圣博尼法斯（St Boniface）成为了德意志的福音传布者，称如果没有查理的支持他就不会成功］，而且还加强了这个获胜家族与教会的联盟。马特的第二个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在751年被法兰克贵族选为国王。三年后教皇斯蒂芬二世来到法兰西寻求帮助，并像撒母耳先知（Samuel）给扫罗（Saul）和大卫（David）敷圣油一样给丕平国王敷圣油。哈德里安一世（Hadrian Ⅰ）是第一个接待法兰克国王的教皇，而其回访则相当于宣布法兰克—罗马轴心的建立。
教皇斯蒂芬还授予丕平贵族头衔；这实际上是对帝国权威的僭用，但当时伦巴第人正在蹂躏罗马城，并不是讨论法律细节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皇帝声称对西方拥有统治权力的宣言很明显是毫无意义的（西方教士阶层相信从任何方面来讲，那个所谓的皇帝都已经沦为异端了）。教皇的投资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回报。丕平打败了伦巴第人，并在756年将帝国的拉韦纳“赠送给圣彼得”。这就是后来所知的“教皇国”的起源，其后1100年间，教皇在自己的领地享受着同其他统治者一样的世俗权力正是以此为开端的，并且这也为其独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其后紧接着的是法兰克教会的改革，对德意志进一步的殖民化并派遣传教团归化（在那里开展了打击异端撒克逊人的战争），将阿拉伯人赶过比利牛斯山以及对塞普提曼尼亚（Septimania）和阿基坦的征服。这些都使天主教会获得了很大的益处。此外，敷圣油这一新魔术的受益者也不仅仅是国王。虽然它可以使国王拥有比常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实力，但教皇也掌握了隐藏在涂抹圣油权力背后的权威的微妙含义。
查理曼
丕平像所有的法兰克国王一样，在他去世时将土地分割了。整个遗产在771年由他的长子查理曼再次统一起来，他其后成为一个传奇，是加洛林王朝（the Carolingians）中最伟大的国王。作为一个在磨难中成长的中世纪人物，他的行为一直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查理曼（Charlemagne）——就是Charles Magnus，亦即“伟大的查理”——不仅是传统中率领人民去打仗和征服的法兰克战争国王（虽然他也常常这样做），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他想要通过在宫廷中填满基督教文化的表率人物而增强他的王权。
在领土方面，查理曼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击败了伦巴第人，从其手中拯救了教皇制，成为了他们的国王，也使他们的土地成为法兰克王国遗产的一部分。在北方，沿着美因茨（Mainz）到科布伦茨（Coblenz）这一基线，他的战士们一直向东推进远至马格德堡（Magdeburg）。三十年中，他在军营里苦心研究撒克逊人的军队以迫使这些异教徒归化。同阿瓦尔人、文德人（Wends）和斯拉夫人的战争，不仅给他带来了财富，还有卡林西亚（Carinthia）、波西米亚以及沿多瑙河直下通往拜占庭的通道。他为了控制丹麦人，建立了横跨易北河的驻军。早在9世纪，他便率领着他的军队进入了西班牙并在比利牛斯山南部建立了西班牙驻军，并一直延伸到埃布罗河和加泰罗尼亚海岸地区。
因此，他统治了——虽然没有办法清晰地界定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片自罗马帝国以来西方历史上最庞大的区域。历史学家们激烈地争议着它的真实性。查理曼的同时代人甚至还有更激烈的争论，他们讨论的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为其施行加冕礼，他被宣布为皇帝。“最虔诚的奥古斯都，为上主所加冕，伟大的皇帝，和平的给予者”，那里的臣民唱着这样的赞美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还有一个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难道说这个分离的基督教世界要像罗马后期那样有两个皇帝？很明显，皇帝对诸多民族享有权威；通过这个头衔，查理曼就不再仅仅是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了。也许意大利是最要紧的部分，因为意大利与帝国的过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连接因素。教皇为了表示感谢——或者说权宜之计——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教皇利奥三世刚刚由查理曼的士兵护送回自己的首都。然而据说查理曼曾说假如他知道教皇打算做什么，他就不会进入圣彼得之城了。他也许不喜欢教皇暗示自己拥有任命皇帝的僭越的权威。他一定知道对自己的人民，法兰克人以及北方的一些臣民而言，他更被视为一个传统的日耳曼战争国王，而不是恺撒的继承者，虽然长期以来他的封印上刻着“罗马帝国的复现”（Renovatio Romani imperii），以显示一种与伟大的过去重新连接的意识。
查理曼一定想到了他的加冕将会引起君士坦丁堡的不满。与拜占庭的关系很快陷入困境，虽然在几年之后这个新头衔就被简单地承认为正当的了。这是对西方作出让步，承认拜占庭对威尼斯、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主权的一个回报。查理曼和另一个大国，即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存在着流于形式但并非不友好的关系；据说哈伦•拉希德（Haroun-al-Raschid）曾送给他一尊库斯鲁一世（Khosrau Ⅰ）(2)的半身像，在这位波斯国王的统治下，萨珊帝国的力量和文明发展达至了顶峰；并且更为有趣的是，还送给他一头大象（这些都来自法兰克的文献，我们看到的这些来往在阿拉伯的编年史里似乎是不值一提的）。西班牙的倭马亚人则不同；他们近得足以形成威胁，保卫基督教信仰不受异教污染是基督教国王职责的一部分，所以查理曼并未与其交好。
查理曼的王权也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虽然他给予主教支持和保护，整个法兰克教会却紧紧地依附于他的权威。查理曼是其后数个皇帝中的第一个，甚至是最傲慢的一个，这些皇帝们想要对罗马阐明他们对教皇地位的尊重以及作为宗教护卫者的态度。他将教会视为政府的一个机构，通过主教进行管理并亲自主持法兰克的宗教会议。看起来他似乎想要改革法兰克教会和罗马教会，使其二者都遵行《圣本笃会规》。基于这一方案，无论是好是坏，埋下了日后欧洲一个重要观念的种子，即基督教国王不仅要对保护教会负责，而且要对其治下宗教生活的健康负责。
查理曼极力以建筑和装饰珍品去美化他在亚琛（Aachen）的宫殿，这座建筑同时具有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清楚查理曼本人是否作出过这样清楚的区分）。法兰克宫廷与拜占庭的相比是非常原始的——甚至与早期其他一些向更高文明开放的蛮族王国相比也是如此。当查理曼帝国的人们从拉韦纳带来材料和思想去美化亚琛的时候，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已经更深刻地进入到了北欧的传统中，古典的典范也开始影响到那些工匠们。但帝国的宫廷同时也是知识中心。从那里生发出一种以新颖、精致和改良的手法用于抄写书籍的方式，被称为加洛林小写体（Carolingian Minuscule）。这些手写本成为了西方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查理曼希望以这种方式给他治下的每个修道院都提供一份可信的《圣本笃会规》，但是这种新的书写方法主要还是首先应用于《圣经》的抄写上。这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圣经》的故事还能用来为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做辩护，因为《旧约》中充满了各种虔诚而蒙恩的战争国王的例子。
《圣经》是修道院图书馆中的主要文本，遍布法兰克王国各地，同时其他的一些文本也在亚琛发出初始推动力之后的世纪里得以复写和传播。这就是今天学者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核心。这个词并没有后来体现出来的集中于古典时代的异端的含义，它强调的是基督教信仰。它的目的是加强对法兰克教士们的训练以提升整个教会的文化水平，并将信仰传播到更远的东方（对于比利牛斯山南部而言，问题不在于教育或使其皈依，而是如何收复失地）。这些传播神圣知识的早期的领导人中，许多都是在亚琛宫廷学校中的爱尔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是阿尔昆（Alcuin），他是来自约克郡的修士，那里是英国学术的伟大中心。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查理曼，但也有其他的几位。除了设计宫廷图书馆和缮写他自己的著作之外，他还在图尔建立了一个学校，自己担任修道院长，在那里向将掌管法兰克教会的下一代人讲授波伊提乌和奥古斯丁（Augustine）。
阿尔昆的卓越成就是欧洲文化重心由古典时代中心地域向北迁移的显著例证。但是其他人同他及其同乡们相比，更多地投身于教育和抄写事业，致力于向东西扩展建立新的修道院；那里有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也有意大利人。这是整个欧洲的责任。他们中的一位叫作艾因哈德（Einhard）的平信徒（layman，他可能曾做过皇帝的书记员），写下了查理曼的一生。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了很多个人细节：皇帝可能是一个唠唠叨叨的人，一个敏捷的猎手，还酷爱游泳和泡澡（温泉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在亚琛建造宫殿）。他在艾因哈德的书中恰似一位活力充沛的知识分子，既能讲法兰克语又能讲拉丁语，而且还懂希腊语。这些使得查理曼想写书的传闻更加可信，据说查理曼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在枕头底下以能够在床上工作。“但是”，艾因哈德说，“虽然他非常努力，然而这在其生命中开始得太晚了。”
不仅在艾因哈德的书里，而且在许多口传的故事中也流传给后世一个高贵而庄严的查理曼的生动肖像，他努力地从一个好战的军事领袖转变为庞大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着成功的喜悦。查理曼的外貌给人以敬畏感（他可能比他大多数的随从人员都要高很多），而当人们见到他的时候将会感觉到他高贵的灵魂，他是那样生气勃勃、公正无私和宽宏大量。这位英雄的骑士将被诗人和游吟艺人传唱数个世纪。在那个时代，他的统治比蛮族的土地上所见到的任何景象都更加雄伟。
当其统治盛期开始时，查理曼的宫廷仍旧充满了游学的人，他们整年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游学。当皇帝去世时，他在亚琛留下了一座宫殿和一座宝藏，他也在那里安葬。他曾经改革过度量衡，并在欧洲规定了一镑白银等于240便士（denarii），这一规范长期得到良好使用（在大不列颠岛上延续了1100年）。但是他的能力都是个人的，而不能制度化。他一直提防自己的贵族通过传承其世袭位置以取代国王；他再三向自己的官员发布“法令集”（capitularies）或指导意见，这就是他的愿望常常被漠视的明证。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查理曼只能在他自己的领地上进行日常的有效统治。这些贵族曾以特别庄严的宣誓向他效忠，然而就是这些人也在查理曼越来越年迈时开始给他找麻烦了。
加洛林遗产
查理曼计划以法兰克人惯常的方式将他的土地进行分配，但他是不幸的：虽然他结过五次婚并育有十一个子女，但他的五个儿子中有四个先他而逝，所以整个未分割的遗产都在814年传给了他最小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他得到了皇帝的头衔（查理曼给他儿子的）和教皇的支持；两年后教皇为查理曼的继承者路易加冕。但是分裂仅仅是被推迟了。查理曼的继承者既没有他的威望又没有他的经验，也不可能像他那样有控制分裂势力的力量。各个地区的效忠都围绕着个人。一系列的分裂最终在843年达到了高潮，并造成了严重后果，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共同签署了《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位于莱茵河西岸中心地带的法兰克土地的中心王国连同旧都亚琛都归了洛泰尔（Lothair），他还继承了皇帝的头衔。其后这一地区便被称为洛塔林尼亚（Lotharingia），其忽视了地理上的划分。它包括了普罗旺斯、勃艮第以及其后被称为洛林（Lorraine）的地区，西至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索恩河（Saône）和罗讷河（Rhône）之间的土地。洛泰尔同时还得到了意大利王国。在东面，莱茵河与德意志边界之间的条顿语地区归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最后，在西部，加斯科尼、塞普提曼尼亚和阿基坦，以及大致当今法国除洛塔林尼亚之外的所有地区都给了前两位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这一划分并未稳定很长时间，但是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有效地形成了法国与德国的政治差异，两者分别植根于法兰克的东部和西部。洛塔林尼亚在语言、种族、地理划分和经济结构上较之于其他各处更为复杂。它的存在主要是因为领土要划分给三个儿子。未来的法德历史注定要在莱茵河、默兹河和罗讷河之间的领土上来回争执。
没有一个皇室家族能保证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层出不穷。国王们也不能永远依靠赏赐土地来换取效忠。渐渐地，像其墨洛温先辈们一样，加洛林王朝也走向了衰落。这个联合体破裂的信号，是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的出现，人们开始回忆查理曼帝国伟大时代的日子，这是衰落与不满的重要象征。东、西法兰克历史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在西部，加洛林王朝在秃头查理之后只维持了一个世纪。在他统治末期，布列塔尼（Brittany）、佛兰德（Flanders）和阿基坦都倾向或计划独立。西法兰克的君主制在弱势中始于10世纪。911年，查理三世（Charles Ⅲ）迫于无奈，将其后成为诺曼底（Normandy）的土地给了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首领罗洛（Rollo）。罗洛次年接受了洗礼，便开始建设得以使他效忠于加洛林王朝的公爵领地；直到10世纪末，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继续来到这里定居，然而他们很快便在语言和法律上成为了法兰克人。在此之后，西法兰克人的联合迅速土崩瓦解了。在混乱中，出现了一个巴黎伯爵的儿子，他稳步地在未来国家的心脏地带——巴黎大区（Ile de France）周围树立了自己家族的势力。当西法兰克加洛林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在987年去世时，他的儿子休•卡佩（Hugh Capet）被推选为新的国王，自此开创了一个统治近400年之久的新皇室家族的历史。而在其他地区，西法兰克则分散成若干区域性的单元，由一些立场不同且独立的地方豪强统治着。
新帝国
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遗产的故事开创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主题：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国，其后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其中一个方面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努力以期将东法兰克与地中海欧洲整合起来。地理形势是一个障碍；德意志的天然出海口在北部，沿奥德河（Oder）、易北河和威悉河（Weser）向下，并且有崇山峻岭的阻碍而难以向南。在其他的障碍中，还有加洛林在德意志的遗产再三被分配的影响。那一支的最后一个东法兰克国王于911年过世后，政治分裂随之而来，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当地豪强的自信与比西部更强的部落忠诚相结合，产生了若干强有力的公国。稍微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统治者，法兰克尼亚的康拉德（Conrad of Franconia）被选为国王，想要以一个强大的领袖去反对马扎尔人。王朝更替使得对新统治者给予某些特殊的身份变得合理；主教因此在康拉德的加冕礼上为其敷圣油（他是第一个受到这样对待的东法兰克人统治者），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康拉德难以阻挡住马扎尔人；他丢掉了洛塔林尼亚且无力将之夺回，却在教会的帮助下尽力提升自己家族与官员的地位。公爵们将自己的人民聚集到一起以保卫领地的独立。四个最主要的族群分别是撒克逊人、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和法兰克尼亚人（作为东法兰克人已经相当知名了）。地缘差异、血统和大贵族们的天生自负为德意志历史上一个持续到19世纪的历史性典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中心权威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激烈竞争从长远来看并非（像其他的某些地方一样）有利于中心地区，虽然在10世纪时暂时看起来有点像这样。面对着公爵们的叛乱，康拉德任命了其中一个反叛者为他的继承人。公爵们达成了协议，在919年，萨克森的“捕鸟者”亨利（Henry“the Fowler”）成为了国王。他和他的后裔们——“萨克森诸皇帝”，即奥托王朝（Ottonians）统治东法兰克直到1024年。
“捕鸟者”亨利没有接受教会的加冕礼。在他背后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以及撒克逊人对他的部落忠诚，他通过军事领导与豪强们联合。他从西法兰克手中夺回了洛塔林尼亚，打败文德人后在易北河上建立了新的堡垒，使丹麦成为了一个附庸国并开始对其皈依，最后还击败了马扎尔人。这给他的儿子奥托一世（Otto I）留下了相当可观的可资利用的遗产。经过正式的选举之后（事实上只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奥托继续着他父亲的工作。955年，他在莱希费尔德（Lechfeld）彻底击败了马扎尔人，从而终止了他们曾有过的威胁。奥地利——查理曼的奥斯特马克（Ostmark，意为东部特区）或东部边疆——再度被殖民。
虽然面临一些反对，奥托同时也将德意志教会变为了忠诚的工具；萨克森皇帝们的有利条件是德意志教士倾向于支持君主制以寻求抵御掠夺性平信徒的保护。一个新的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建立了起来，以指导在斯拉夫人中建立的主教区。有人说奥托统治结束的时期是中欧的一段混乱时期；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些夸张，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出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意志的东西。但奥托的雄心并不止于此，他被称为“大帝”更非毫无作为。936年，他在查理曼的旧都亚琛加冕。他不仅接受了他父亲曾经避免的教会仪式和敷油礼，并且还在其后举行的加冕礼宴会上，让所有的公爵以老加洛林的方式服侍他，如同他的家臣。15年后他侵入了意大利，同一个有继承权的寡妇结婚，其后自立为王。然而，教皇拒绝将他加冕为皇帝。十年后的962年，奥托为回应教皇的求助重返意大利，这一次教皇为其敷圣油。奥托称自己的帝国为“神圣的”。
如此便复活了罗马和加洛林的帝国理念。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王再次合而为一（至少是在名义上），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然而这个帝国不像曾经的查理曼帝国那样广大，奥托也未能像查理曼那样能控制教皇。奥托自信其为教会的保护者（他的一个兄弟是大主教），他知道什么是对教会最好的，但他不是教会的统治者。这样的帝国结构也并非十分稳固；它依赖于当地豪强的政治操作而非行政管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是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是富有魅力的。奥托的儿子，亦即未来的奥托二世（973-983）同一位拜占庭公主结婚了。虽然他（和他的接班人奥托三世）在登基时不得不面对叛乱，但最终实现了第四代的顺利继承。奥托三世（983-1002）在登基时年仅三岁，但仍继续维持着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行使皇权的传统。这给罗马投下了一道阴影。奥托大帝设计了对两位教皇的废黜以及另两位教皇的选举（其中一人是平信徒）；奥托二世驱逐了一个（由罗马人所选举的）篡位者，并恢复了原来的教皇；奥托三世使他的一位表兄弟成为了第一个坐上圣彼得宝座的德意志人，其后他又指定了第一个法兰克教皇。
罗马似乎把奥托三世迷住了，他定居在那里。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也自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他的印章上也刻着那句传奇的“罗马帝国的复现”——但他将之等同为基督教帝国。作为半个希腊人，他自视为新君士坦丁。一幅10世纪末期的来自福音书中的双连画展现了他庄严加冕的画面，他手持宝球，接受四个头戴皇冠的妇女的效忠：她们是斯拉沃尼亚（Slavonia）、德意志、高卢和罗马。他认为欧洲是由在皇帝领导下的处于等级制度中的国王们组成的，这一观念是东方式的。在这里，狂妄自大以及真实的宗教虔诚信仰并存着；奥托真正的权力基础是其德意志王位，而非意大利，虽然他对那里十分着迷并居住在那里。尽管如此，在他1002年死后，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尸体被运回了亚琛，安葬在查理曼身边。
奥托三世没有留下子嗣，但萨克森一支并没有断绝；亨利二世在一场斗争后被选为国王，他是“捕鸟者”亨利的曾孙。虽然是在罗马举行的加冕礼，但他在心底里还是一位德意志的统治者，而非西方的皇帝。他的印章上写着“法兰克王国的复现”。虽然他对意大利进行了三次远征，却更依赖于玩弄派系斗争以控制半岛地区。在他统治时期，拜占庭风格的奥托王朝开始衰落。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德意志东部的怀柔和归化上。
意大利和地中海欧洲
虽然11世纪所开创的西方帝国观念仍然保持着生机并能使统治者们着迷，但加洛林王朝的遗产早已崩溃破碎了。当时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皇帝们对于其他的统治者享有一些模糊的盟主权力，并尝试去践行这种权力和保护教皇的义务。就先前的东法兰克而言，德意志的观念仅仅勉强存在着，但这个国家自身却是一个真实的政治共同体，即使仍旧处于萌芽阶段。这个奇怪的联盟协定出现在那里，成为了主要的制度体现，并最终成为了帝国观念在西方的庇护所。在法兰西也同样如此，未来更多奠定在没有帝国的基础上，虽然当时这些可能还不很明显。西法兰克分裂为十几个主要部分，卡佩王朝（Capetians）的宗主权长期以来都是十分微弱的。但是他们在自己这边集中地建立了皇室领地，包括巴黎和奥尔良等重要教区，还与教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在雄才大略的国王手中是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雄才大略的国王们将在其后的三个世纪里出现。
另一个加洛林王朝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意大利。从7世纪开始，这个半岛从与北欧的整合中走出来，重新回转成为地中海欧洲的一部分。伦巴第王国被查理曼摧毁后，直到加洛林王朝势力衰微之前，教皇在意大利都没有任何政治对手。那时，其主要面临的是意大利豪强的兴起和罗马贵族重振的雄心。当奥托王朝表明了对教皇的态度时，西方教会在10世纪陷入到内聚力和团结的最低谷。然而还有与之相平衡的另一面，虽然很缓慢地才显示出其全部含义来。丕平的赠礼适时地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意大利领土国家的核心，利奥对查理曼的加冕与斯蒂芬对丕平的加冕一样，可能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其中包含了强力的种子。在皇帝的加冕礼中有一种隐藏的主张；它表明了一个长期隐匿着的事实，并且在一定的时代里非常易于理解其象征意义：教皇将皇冠和上主的认可授予皇帝。因此，他可能是有条件地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他有权认定谁才是真正合法的皇帝。当个人的缺点和继承的纠纷困扰着王国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罗马便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皇们作为基督的代表逐渐从皇帝的加冕典礼里退出了（就像从英国或法国国王那里退出一样），香脂与油膏的神圣混合物主要用于神父们的晋铎和主教们的晋牧典礼中。
更直接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是，强力国王们的支持被教皇用来整肃当地的教会和东部的传教团事业。由于地方神职人员的提防，法兰克教会感受到了变化；在10世纪的时候，教皇的言论也已经能够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了。从8世纪的谅解（entente）(3)以来，逐渐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教皇有权阐述教会的政策而地方教会的主教则不应违背。标准化的巨大工具正在铸造，虽然它在此地已经成为了原则，当丕平利用身为法兰克国王的权力去改革国民的教会时，其在礼仪和教规上与罗马保持一致，从而更加远离了凯尔特的影响。
神圣罗马帝国
优势与劣势之间的平衡来回颠倒，有效权力的边界也因不同的教皇而动荡不定。值得注意的是，加洛林遗产进一步潜层分裂后，意大利的王冠与洛塔林尼亚相分离，而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Ⅰ）以其主教职权所施加的压力最为成功。一个世纪之前，一个著名的伪造物，“君士坦丁的赠礼”，声称君士坦丁将先前皇帝在意大利的统辖全权给予了罗马主教；尼古拉斯向国王和皇帝们发函，就像这个理论在西方已经被接受了。据说，他写给他们的信“就仿佛他是世界之主”，提醒他们注意他可以任命和废黜君王。他也用教皇首席权的教义去反对东部的皇帝，以支持处境尴尬的君士坦丁堡教区。这是其势力的顶点，教皇的权力难以在实际中长期保持，因为一切很快就清楚地表明，在罗马的势力事实上决定了谁能获得教皇所宣称的他才能够授予的皇权（很具有启发性的是，尼古拉斯的继承者是继3世纪的殉教者之后第一位被谋杀的教皇）。无论如何，分道扬镳的信号已经出现了。
在1000年时，教皇领土之外的意大利地图看起来既凌乱又令人困惑，但是中世纪的边界并不意味着今天的边界。在北方分布着一些封建主的独立小国。威尼斯看上去已经相当有前途；在200年的时间里其已经推进到了亚得里亚海，还获得了黎凡特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利益。城市共和国在半岛南部的加埃塔（Gaeta）、阿马尔菲（Amalfi）、巴里（Bari）存在着。在它们中间是教皇的领地。然而，整个意大利也被伊斯兰教的阴影所覆盖，其所受的袭击向北远至比萨（Pisa）地区；埃米尔于9世纪的时候曾一度出现于塔兰托（Taranto）和巴里，902年时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了西西里，并在那里统治了一个半世纪。
阿拉伯人也塑造了更西边的欧洲的命运。他们不仅仅在西班牙建立了政权，甚至在普罗旺斯也拥有了更多的永久基地（其中一个预计未来有所不同的是在圣特罗佩）。沿海的居民必然与阿拉伯人有着复杂的关系，他们看起来既像海盗又像贸易商人。除了西西里和西班牙，阿拉伯人对其他地方的定居兴趣都不大。法国南部和加泰罗尼亚变得各具特色。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征服已经给它们留下了印记。双方都有十分丰富的过去罗马的实体记忆；一种地中海农业支配着他们。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语言。罗曼语族出现在南部，其中一些语言一直延续到今天。一种是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这是查理曼征服时形成的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地区使用的语言，其后又被巴塞罗那（Barcelona）的宫廷所扩大。在伊比利亚半岛，加泰罗尼亚语一度曾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和纳瓦尔等支持基督教以对抗伊斯兰教地区的数个小国中共同使用。穆斯林周围的地理、气候和边界在8世纪的危险时期曾经帮助他们幸存下来。其后，一个莱昂（León）王国的出现取代了阿斯图里亚斯的位置而与纳瓦尔王国毗邻。然而，10世纪时，基督教世界内部出现了纷争，阿拉伯人再次取得了进展。当伟大的阿拉伯征服者曼苏尔（Al-Mansur）相继占领了巴塞罗那、莱昂之后，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998年，他又占领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圣殿，据说那里是使徒雅各（St James the Apostle）的安葬之所。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么长久。为建立一个基督教欧洲所做的一切被证明是难以湮灭的。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基督教西班牙团结了起来，而伊斯兰教西班牙则走向了分裂，对半岛的再征服开始了。伊比利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扩张年代的揭幕属于另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一切都基于在中世纪与另一个文明的长期对抗。对于整个西班牙而言，基督教成为了民族神话与自我意识的冶炼炉。
北方维京人
如果将基督教的实践视为西方基督教王国转型为欧洲的话，那么在公元1000年时还不能包括斯堪的纳维亚。那时所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不都是基督徒，但是在此之前很久，那些异教民族已经在近海的岛屿和欧洲大陆的北海岸上塑造历史了。可能是因为人口过剩，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从8世纪开始向外扩散迁移。他们有两样精良的技术装备，一种是船桨和船帆既能越海又能行驶浅滩的大艇，还有一种可以装载大量物品的装货的大桶，能将他们的货物和动物在海上保存六至七天。凭借着这些他们在海上征战了四个世纪，分布在从格陵兰到基辅的大片区域。并非所有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在寻求同样的东西。那些移居到冰岛、法罗群岛（the Faroes）、奥克尼群岛（Orkney）和更遥远的西方的人们渴望殖民。那些深入俄国内河的瑞典人则更期望进行贸易。丹麦人则以大量的抢劫和维京（Vikings）海盗的名声被人们所记忆。但是所有这些主题都是相互交织的。没有一个北欧民族只单纯从事其中的一项。
维京人殖民相当引人注目，并留下了许多可利用的资源。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几乎全面取代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the Shetlands）上的皮科特人（Picts），从那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了法罗群岛和马恩岛（Isle of Man）。在近海海域，他们的据点比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陆上的更加结实和稳固，在那里的定居是从9世纪开始的。爱尔兰语记录了他们采用挪威语在商业上的重要性，都柏林（Dublin）由维京人建立，其后迅速成为一个商贸据点，在爱尔兰占有显赫的位置。在所有的殖民中最成功的是冰岛，即欧洲人第一个海外“新大陆”。爱尔兰的隐修者最早到达那里，直到9世纪末才有大量维京人到来。到930年，已经有1万多名挪威冰岛人在这里以农业和打鱼为生，打来的鱼一部分用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则是加工成用于贸易的商品，比如咸鱼。当时冰岛各国由一个阿尔庭（Alting）会议联合起来，后来一些浪漫的古史研究者将之视为第一个欧洲“议会”。它更像一个商业大亨的会议而非现代的代表制会议，而且它延续了早期挪威人的实践，但是冰岛在这一方面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却值得注意，因为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0世纪，在格陵兰建立了殖民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曾在那里居住了500年。其后他们消失了，可能因为定居者被从冰原上向南推进的爱斯基摩人杀光了。关于对更西地区的探索与定居的问题，我们所知甚少。《萨迦》（Sagas）和《埃达》（Eddas），中世纪冰岛的英雄传奇，告诉了我们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文兰”（Vinland）的探索，他们在那里发现了野生的葡萄，还有一个孩子诞生在那里（他的母亲随后回到了冰岛，并且作为一个朝圣者再次出海前往罗马，后来在她的故乡度过了十分圣洁的晚年）。有不少很好的理由让人相信最早在纽芬兰（Newfoundland）定居的是挪威人。但是我们无法作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在西欧传统中，维京人的殖民和商业活动模糊地起源于他们作为掠夺者时令人惊骇的冲突中。当然，他们确实有许多糟糕的习惯（这在他们当中普遍存在），但是大多数蛮族人都是如此。维京人并不是第一个在爱尔兰焚毁修道院的民族。无论如何，一些夸张的描述必然会存在，因为我们主要的证据都来自受到双重惊吓的教士笔下，在对教堂和修道院的洗劫中，他们既是基督徒又是牺牲者；当然，作为异教徒的维京人看那些贵金属的珍品和这些便于提供食物的地方并没有特别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还发现那里是极易侵犯的目标。
然而，根据我们的描述，维京人对北欧和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且非常骇人的。他们首先于793年袭击了英格兰，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修道院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虽然这座修道院又继续存在了80年，但这次攻击还是震惊了整个教会世界。他们又在两年后洗劫了爱尔兰。在9世纪上半叶，丹麦人开始年复一年地劫掠弗里西亚（Frisia），同样的城镇被多次洗劫。其后法国海岸也受到了攻击；842年，南特（Nantes）遭到了大屠杀。数年之间，一位法兰克编年史家哀叹道“无穷的维京人洪流从未停止增长”。像巴黎、利摩日（Limoges）、奥尔良、图尔和安古拉姆（Angoulême）等远在内陆的城市也未能幸免。不久，西班牙受到了攻击，阿拉伯人也遭受了骚扰；844年，维京人横扫了塞维利亚（Seville）。859年，他们又袭击了尼姆（Nî mes）并洗劫了比萨，然而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一支阿拉伯舰队的重创。
一些学者认为，从最坏的程度来看，维京人的袭击几乎摧毁了整个西法兰克文明；当然维京人也对塑造未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别产生了影响，因为东部法兰克人遭受的损失要少得多。在西部，挪威人劫掠后的残迹给当地豪强留下了新的责任；集权和皇室的控制早就分崩离析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当地的封建主那里寻求保护。当休•卡佩（Hugh Capet）即位时，他的地位更像是一个典型封建社会中的“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4)，豪强们都是自顾自家。
并非所有抵抗维京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所面对的攻击要轻得多，且比他们的后继者反抗得更为顽强，他们经过努力集结生力军设法保住了一些港口漏洞和河口地区。如果进入全面交战的状况，维京人是能够被打败的，虽然有些戏剧性的例外，基督教西方最主要的中心还是成功地守住了。难以制止的是沿海不断地遭到破坏性的劫掠。一旦维京人学会了如何避免激战，处理他们的唯一办法就只剩收买了。秃头查理开始向他们缴纳贡赋以保证他的领地不受骚扰。这就是英国人所称的丹麦金（Danegeld）的第一个例子。
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
从日耳曼对不列塔尼亚（Britannia）的征服（或者叫移民）开始，出现了一个由七个王国组成的小团体；到7世纪，许多有罗马-不列颠血统的不列颠人（Britons）和新移居者的社区毗邻而居，虽然其他一些人被赶回了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山区。在这个岛屿上重新建立的基督教会应归功于罗马来的传教团，他们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与更为古老的凯尔特教会竞争，直到664年那个决定性的日子，在惠特比（Whitby）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一位诺森布里亚的（Northumbrian）国王宣布支持采纳由罗马教会确定的复活节日期。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抉择，意味着未来的英格兰将追随罗马而非凯尔特的传统。
组成海普塔克(5)（Heptarchy，早期日耳曼定居者这样称呼英格兰）的七个王国的名称是：埃塞克斯（Essex）、威塞克斯（Wessex）、苏塞克斯（Sussex）、肯特（Kent）、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麦西亚（Mercia）和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所有这些名字至今还在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些小国中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使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抵挡住从851年开始的丹麦人进攻。丹麦人占领了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土地，其后出现了领导臣民反抗侵略者的第一个英格兰民族英雄，他同时也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威塞克斯之王，其后更成为了整个南英格兰之王。在他还是个四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就将他带到了罗马，教皇还授予他领事的荣誉；威塞克斯君主国同基督教和欧洲有着紧密的联系，曾有一位国王臣服于查理曼。威塞克斯的国王们在捍卫信仰与异教徒作战的同时也反对外来侵略者。
871年阿尔弗雷德正式即位（在他的哥哥死于丹麦人手中之后），第一次在英格兰给予丹麦军队重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意味深长的是，在878年被迫议和之后，丹麦国王在其后几年里不仅同意从威塞克斯撤军，还改信成为了基督徒。这表明丹麦人已经在英格兰定居（定居在北部），并且还能从内部将其分化。不久，阿尔弗雷德就成为了英格兰幸存国王们的首领；最终，除了他之外没有国王幸存。他收复了伦敦，在他于901年去世时，丹麦人入侵造成的最苦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的后裔在收复了丹麦法区（Danelaw）之后成为了统一国家的统治者，丹麦法区是丹麦殖民地区，在那里迄今还存留着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名和口音。阿尔弗雷德建立了一些叫作博格斯（burghs，意为自治市）的据点，通过向当地征税将其纳入新国家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这不仅为他后代的再征服提供了基地，并且成为了后来英国城市化的模板；那些在其选址处建立的村镇至今还有居民。最后，阿尔弗雷德还以不大的代价推动了人民文化和知识的更新。他宫廷里的学者像查理曼宫廷里的一样，通过抄写和翻译来推进文化传播：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和神职人员准备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学习比德（Bede）(6)和波伊提乌。
阿尔弗雷德改革是那个时代政府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成就，并开创了英格兰的伟大时代。一直持续到1974年的郡制正是在他统治时期逐渐成形的。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动荡，丹麦人被一个联合王国抑制住了。直到王权传到阿尔弗雷德后代的手上时，盎格鲁-撒克逊的君主制度才又遭到不幸，新的维京人进攻又发生了。数目巨大的丹麦金一直交付到一个丹麦国王（那时是基督徒）推翻英国国王，其去世后留下一个年轻的儿子克努特（Canute，即克努特大帝）统治他征服的地区才停止。克努特统治时期，英国短暂地成为了丹麦帝国（1006-1035）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其他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从南部登陆征服英格兰之前，1066年最后一次挪威人大规模侵略英格兰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战役中被粉碎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君主国都成为了基督教国家，维京文化也已被基督教化了。
许多证据表明，维京文明极具特色，并且对凯尔特和大陆艺术影响深远。制度方面最明显的遗留存在于冰岛和其他岛屿上，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通过语言和社会典范影响了英国数个世纪之久。穿过海峡，就是诺曼底公国（the Duchy of Normandy），以及一份留给未来的文学遗产。在定居地，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逐渐同当地居民通婚。罗洛及其追随者的后代已经定居在法兰西，将他们的名字与诺曼底联系在一起，在1066年转而征服英国时，他们是真正的法国人，并且他们在黑斯廷斯（Hastings）所唱的战歌也是歌唱法兰克英雄查理曼的。他们征服了一个丹麦人和英国人相混杂的英国。与此类似，远在东方的其他维京人到那时也失去了他们与基辅罗斯（Kiev Rus）和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的斯拉夫人的种族区别。
西方教会的运作
公元1000年在匈牙利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一年，曾经使天主教欧洲十分苦恼的异教马扎尔人戴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基督教王冠。像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皈信一样，这些信仰的地理扩张是教会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工作的重大部分。8世纪时，以圣威利布罗德（St Willibord）和圣博尼法斯（St Boniface）为杰出代表的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团实现了德意志地区的福音传布。他们维护罗马的至高训导权；其归化因此看上去直接是以罗马教皇为宗教权威的，这一重点在其后向中欧和东欧传教的阶段中淡化了，或者说当德国皇帝和主教们掌握主动权之后，这一点就变得不太引人注意了。皈信与征服相连接，新的主教区是作为新生的政府机构组织起来的，因此这样的扩张同时具有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影响。想要去衡量这些伟大的成功以及判断它们的历史重要性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即使教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可以在相当不同的领域里加以分析。宗教的历史必须有其核心信仰，这就表明了不同的事务应置于不同的种类上，并结合当时人们的状况加以考察。然而教会的历史记录常常容易失真。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大多数的资料，但有时很难看清那些繁文缛节背后的真精神。
然而官方的记录更清楚地表明，教会的影响独特地弥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比如说，几乎只有单一的文化。古典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并萎缩，这主要是由于蛮族的侵略以及早期基督教对世俗的绝对排斥。“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很久之前一位非洲教会的教父曾这样质问，但是对古典世界的这种轻蔑长久以来已经平息了。直到10世纪，古典遗产是依靠着教士们的努力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主要是本笃会和宫廷学校的抄写者。他们不仅传播《圣经》，还有希腊学问的拉丁文汇编。通过他们那些普林尼（Pliny）和波伊提乌的译本，早期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维持着细小但却直接的联系。
读写能力事实上仅限于神职人员。罗马人曾经能够将法律刻在公共场所的铜板上，或在石头上镌刻他们的记录，就表明有相当数量识字的人；但是到中世纪，甚至国王也普遍是文盲。教士们事实上控制了这种书写认字的能力。在一个没有大学的世界里，只有宫廷或教会学校提供额外的学习文字的机会，唯一的例外就是通过一位私人的教士导师（cleric-tutor）。这种状况对所有艺术和知识活动的影响十分深远：文化并不仅仅只是与宗教相关，而是只存在于压倒一切的宗教预设中。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在早期中世纪是最没有意义的。历史、哲学、神学、手稿诠释，这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基于圣事的文化之中。无论这可能有多大的局限性，他们所传播的遗产不是犹太的，就是古典的。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普遍性达到顶峰就是危险的。记住我们所知道的或能直接知道的很少是十分有益的，必须从神学上和统计上（如果今天能够计算灵魂的数量）考量所有教会日复一日进行的最重要的活动，包括劝诫、教导、证婚、洗礼、听告解和祈祷。
仅仅从对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来看，这比其他事情更直接地影响到了更多的人。在俗教士（secular clergy）和平信徒的宗教生活集中在施行圣事上。在那些世纪里常常很难将信仰从巫术中区分开来，通过他们，教会施展着力量。借助他们，一个野蛮的世界被成功地带到了文明世界——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信息说明这些是如何发生的，除了在其最引人瞩目的时刻，比如一场壮观的皈信或洗礼展示，就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见到的记录都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
我们对马大（Martha）的生平比对玛利亚的了解得更多(7)，我们在中世纪教会经济实体方面有更多的档案资料。教会是一个拥有广袤地产且永生的地主。它控制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因为土地是所有生命的终极资源。大量的教士拥有侍从；教会是经济上最大的雇主。他们的生活及服务的供给（在各种意义上）都依赖于剩余资金，而只有农业才能进行真正的生产。修道院和大主教座堂都可能拥有大量的地产和重大的责任；什一税（tithes）和教区属地直接用来供奉当地神职人员，或者用于其他教会用途。捐赠给教会的遗产或礼物通常采取直接赠予土地或将土地上的直接收入用于特定的目的等方式。它深深地扎根于乡村经济，并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文档——权力特许状（charters of entitlement）、租契、清偿协议以及后来的地产管理账目等。
这些复杂的情况给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带来了诸多问题。许多人对于教会维护的资源感兴趣。它在人们精神上的影响和权威经常被用于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毕竟，从策略和巧妙的角度而言，所有的教堂都有神秘的心理力量。然而，物质利益有时也会将教会推向与教徒的冲突中，在这种状况下，神职人员的卓越与灵性修养就处于丧失的危险中了。出现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某些方面经常被忽略，并在很多层面上受到宗教和世俗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比如说，教皇的权威在10世纪时有所衰落，教皇的宝座成为了意大利各派系和奥托王朝干涉争夺的牺牲品，维护意大利之外基督教利益的日常工作被留给了（因为不得不如此）大部分地方教会的主教们。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势力加以注意。为了寻求世俗统治者的合作和帮助，他们经常只能扮演皇室的仆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就像教区神父常常不得不屈从于庄园主一样。这并不是说主教们做得不够好；但要对他们的独立地位持存疑态度。
对于这些事情的循环关注，最终引发了一场10世纪开始的隐修改革运动，发起者是一批鼓吹复兴隐修理念的僧侣，他们想要在那些修道精神退化堕落的地方恢复其最初的精神。有趣的是，这些僧侣在平信徒中寻得了慷慨的帮助，他们帮助其建立了新的改革的修道场所。大部分位于加洛林王朝原来的中心地带，从比利时到瑞士，向西到勃艮第，向东到法兰克尼亚。改革就从这一区域向外辐射。到10世纪末，诸侯和皇帝也对这一运动产生了兴趣。他们的赞助加大了干涉教会事务的危险，但矛盾的是，也极大地增加了恢复教皇独立的可能性。
这场改革运动以其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命名——909年由阿基坦公爵新建于勃艮第的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在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克吕尼都是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力量源泉。克吕尼派的领导者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往往出身于贵族家庭，来自勃艮第和西法兰克的名门望族（这是一个能够扩大他们影响的因素），并在教会的道德精神改革之后施展自己的权威。克吕尼派僧侣遵循修订过的《本笃会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一个宗教修会不仅仅在于统一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一个集中管理的组织。本笃会修道院先前都是自治的团体，但是新的克吕尼派修道院要完全地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他就像是成千上万名僧侣组成的军队中的将军。这些僧侣在母院（mother house）(8)接受一段时期的培训后就进入他们自己的修道院。在克吕尼运动的高潮时期，也就是12世纪中期，超过300座修道院——有的甚至远在巴勒斯坦——遵循着克吕尼的指导。它是继圣彼得罗马教会之后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教会中心。从一开始克吕尼修道精神就在整个教会里传播了新的实践与观念，其后逐渐显示出自己是一股革命力量，尤其是在平信徒和教会权威关系的观念革新上。
教会与国家：改革的争论
最初八个克吕尼派修道院院长中的七个人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他们中的四个被册封为圣徒，都很快地在高位上赢得了影响力。他们向教皇提出建议，充当教皇的使节，也担任皇帝的大使。教皇利奥九世在改革中正式取得了主动权，并大力推动克吕尼的观念与典范；他的任职标志着两个多世纪的变化与争斗以及教皇权威与地位革命的开始，虽然其最终遭到了耻辱性失败，并被诺曼人（Normans）束缚在南意大利。利奥九世五年的统治时期里，只有六个月待在罗马，他不停地在法国和德国参加一场接一场的宗教会议，纠正当地的做法，抑制世俗诸侯对教会事务的干涉，惩罚行为不端的神职人员，推行新型的教会纪律。更大范围的行为标准接踵而至。实际上，所有都可以整合在一起被视为“改革”的争论与渴望，都在他在位时提了出来，并且混合着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关注，尽管在利奥时期这些问题并不像其后那么明显。西方教会开始更加寻求同一。讽刺的是，与之相伴而来的是1054年与正教会最终彻底的分裂。
改革注定会引起反对，且并不仅仅只在神职人员之中。主教们不总是喜欢教皇干涉他们自己的事务；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并未看到一种向更加严苛的苦行变化的需要，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教士们可以结婚）并没有使信徒不满。对于教会改革最大的阻碍，便是那场载入史册的大争论——“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世俗权力卷入了这场争夺。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这个议题不止一次突然出现——虽然是能够理解的，却好像有一点不成比例，甚至有些人认为可能被误导了。这一中心事件大约只持续了半个世纪，而结果却并不清晰。虽然这场争论中的许多方面都有所暗示，但现代意义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绝对区别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仍旧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些事件的中心，很明显有一个危险的超验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世俗人与教会权威之间适宜的关系是什么？那些存有争议的特殊行政与法律的实践，事实上经常是达成协议的主题。许多神职人员都觉得对世俗的统治者比对教皇更加忠诚，并寻求折中。有大量世俗的因素使事情变得更加模糊：权力和财富应怎样在统治阶层中分享，亦即那些在德国、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土地上，对王室及教会双重效忠的人。许多国家都被同样的争论所波及（11世纪后期的法国，12世纪早期的英国），这表明普遍性大一统出现了危机。
最大的公开斗争是在1073年格列高利七世当选教皇后爆发的。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格列高利即位之前的名字：因此形容词“希尔德布兰德的”有时被用于他的政策和时代）在记录里看起来远远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但却是一位有伟大人格和道德勇气的教皇。他本人可能曾是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并且曾担任过利奥九世和其他几位教皇的顾问。他的一生都在为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独立地位和统治权力而斗争。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但不是罗马人），曾经在保证教皇更替选举由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决定这一历史事件中起到突出作用，还曾经开除了混进枢机主教团中的罗马世俗贵族，这一切都在他即位为教皇之前就开始了。当改革变得更关乎政治和法律而非道德和习俗（在他统治的12年中确乎如此）时，希尔德布兰德是一个宁可激起冲突也不退缩逃避的人。他喜欢果断地作出决定，而不过分考虑可能的结果。
改革的核心就是教会独立的理念。它只能施行适宜的职责，利奥和他的追随者都曾经想过如何从世俗的干涉中脱离出来。他们的观点是，教会应当远离现世的权威，神职人员的灵性生命与俗人是不同的：改革者们认为，他们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社会。他们从这一理念出发攻击买卖神职（购买教会里的肥差），发动了一场反对神职人员婚娶的斗争，并且针对之前无争议的世俗干涉神职授予与擢升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这个关于叙任权的长期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有权力任命空缺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现世的统治者还是教会？这一权力通过世俗统治者“授予”主教当选人戒指、权杖并接受他的效忠而具体化。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其中最利害攸关的是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可能皇帝们发现，一旦不再需要他们去反对其他敌人时，他们早晚必定会身处与教皇的冲突中。皇帝们继承了大笔遗产，不可能指望他们不经过任何挣扎就放弃对权威的诉求。做这些事情的方式逐渐积淀为可以接受的习俗和传统。在德国，加洛林传统使教会处于皇室的保护之下，因而很容易被控制。在意大利，皇帝有自己的同盟、附庸和利益要保护，皇帝的实际权力凌驾于教皇之上，但他的正式权威从奥托王朝时期就开始衰落了。皇帝遭到了神学上的否决，失去了选择教皇的权力。合作关系恶化了。有些教皇已经开始在皇帝的封臣中寻求帮助以期渡过难关。
格列高利七世的性情无法缓和这种紧张的局势。他即位时并未获得皇帝的认可，只是简单地通知皇帝他当选了。两年后，也就是1075年，他颁布了一项关于俗人授职的法令。奇怪的是，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并没能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其中的大意。他否定了所有俗人从教会购买的神职，并重申了教皇具有废黜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其后，他绝罚了一些皇帝的教会顾问，原因是他们在职务擢升时存在买卖神职的罪过。为了处理这件事情，教皇召叫亨利四世皇帝来罗马面见他，并要求他对其不端行为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亨利四世特别关注保持德国主教们的忠诚，将他们视为与那些难以驾驭的世俗诸侯相对抗的重要的平衡工具。他的第一发应是通过教会自身来处理，召开了一个德国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格列高利。这使他遭到了教皇的绝罚和废黜。如果在德国没有由教皇支持的强大的反皇帝势力的话，这倒不算什么。亨利不得不妥协。为了避免在格列高利主持的德国主教会议上受审（格列高利已经在去往德国的路上了），亨利忍辱来到了卡诺莎（Canossa），赤足立于雪中直到格列高利接受他的忏悔。这是所有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对抗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那时，这件事情所引起的轰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教皇的地位达至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甚至撇开教会法规宣布了一项革命性的教义，称国王们不过是一些管理者，可以在教皇认为他们不能胜任或品质拙劣时予以撤换。对于那些固守道德底线或是被忠诚宣誓的神圣性所控制的人而言，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颠覆。这注定不会被任何国王所接受。格列高利并没有真正取得胜利。
叙任权之争后来又持续了50年。格列高利失去了他从亨利的霸道中赢得的同情。亨利占领了罗马并另立了一位教皇。1083年(9)，格列高利在流亡中于南意大利的诺曼王国去世。直到1122年另一位皇帝才同意达成和解，这被视为教皇的胜利，虽然只是一个外交上的掩饰。然而，格列高利确实是一位真正的先驱者；在他的治下，神职人员与俗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区分，并且史无前例地提出教皇权力至上的主张。这样的事情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会更多地出现，那时历史将会把教会推上——世俗的与神圣的——胜利的巅峰，在教父时代到基督教广布为世界宗教之间的历史中，这一时期是无与伦比的。
(1) 今天法国西南部的盆地地区，西邻大西洋，南接西班牙。
(2) 拜占庭称为“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oes Ⅰ）。他于531年继任萨珊波斯王位，一生征战，曾多次击败拜占庭军队。——译者注
(3) 指罗马教会“脱离东方，转向西方”，寻求法兰克王国保护。这种关系在丕平和查理曼时代达到顶峰，实现了罗马教会与蛮族王国的结合，也为教皇地位的上升和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4) 英语一般译为“the first among equals”或“first among peers”，相当于盟主之类的意思。——译者注
(5) 意译为“七国时代”或“七国联盟”等，文中为音译。——译者注
(6)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著名神学家、历史学家，自幼在修道院中长大，毕生从事史学著述，代表作为《英吉利教会史》。——译者注
(7) 此处指耶稣使其死而复活的拉撒路的两个姊妹，具体事迹参阅《圣经•约翰福音》第11、12章。——译者注
(8) 指处于核心地位的修道院，一般都是由该修会会长亲任修道院院长。——译者注
(9) 此处原作有误，格列高利七世应逝于1085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