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定义
查士丁尼时代
“欧洲”逐渐被认作一个可识别整体的主要途径是非欧洲人建构的叙事，他们通常是生活在欧洲以外的人。这里要指出的是，罗马帝国的行政体系在西部衰亡之后，整个帝国的东半部分还继续存在了将近1 000年。那里的统治者和官员们继续自称为“罗马人”，他们东部的邻居也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然而，西部人则称呼东部人为“希腊人”，并且谈论的是“希腊皇帝”。东部帝国在公元500年时，实际上只统治了半个基督教世界，亦即包括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徒，但是东部的皇帝在其西部同伴于476年被废黜之后很久还宣称对西地中海的土地及其人民享有统治权。他们终将统治着一块不再与古老帝国的西半部混合的文明核心区域，并发展出他们独具特色的基督教。当然，这一切在当时还不明显。
然而在那个时期，导致基督教世界可能分裂的更重要因素已经出现了。其一是从3世纪开始，帝国的关注缓慢向东部转移，其后又通过君士坦丁那些对于重塑世界格局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认为新的首都应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且整个帝国都应信奉基督教。后者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和讲希腊语的行省更加受到重视，因为那里有帝国最大的基督徒社团以及最古老、最有威望的教会。5世纪时西部的崩溃是这一差异形成过程中的另一里程碑事件。这使得东部帝国只能努力地寻求与在西部获得胜利的蛮族处理关系的最好办法，直到它能够重振力量以恢复权威。一个仍旧统一的大帝国的想象始终存在着，但是直到新皇帝君士坦丁在527年加冕后才看起来有机会再次成真。他的先辈从未公开反对蛮族在意大利的统治，并且将废黜了西部最后一个皇帝的奥多亚塞（Odoacer）(1)视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由于波斯人进攻的干扰（一个新的王朝，即在3世纪建立的萨珊王朝，其在帕提亚人之后成为东部最大的军事威胁），以及与巴尔干地区近邻的蛮族作战，一个皇帝竟然授予杀死奥多亚塞的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oric）贵族头衔。这些行为都暗含着对帝国权威的维护，但同样也显示出了它的虚弱。
查士丁尼（Justinian）自夸他的母语是拉丁语（实际上他来自伊利里亚），虽然他仍旧想要重新统一和恢复古老的帝国，但仍不得不将重心放在君士坦丁堡。当时人们被他的将军们在非洲和意大利的胜绩所鼓舞。他们期盼着一个真正帝国的再现。虽说有点夸张，但是没有人能够设想一个没有了帝国的世界，虽然这个帝国未必是最伟大的。也就是说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想要知道罗马到哪里去了，并试图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上些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蛮族的国王们欣然顺从君士坦丁堡；很显然，罗马皇帝仍然在那里。他们从东方接受各种头衔，却没有自己黄袍加身。
虽然查士丁尼的部队几乎一直在作战，但是所取得的只是偶尔和暂时的胜利。代价惨重的波斯征战（以及向波斯国王所交付的赔款）虽没有使帝国丧失大片的领土，但却形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战略障碍；然而对西部土地的收复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贝利撒留（Belisarius）作为查士丁尼最骁勇善战的将军，剿灭了非洲的汪达尔人（Vandal）后继续进军意大利，并在那里同东哥特人（Ostrogoths）进行了一场直到554年才结束的战争，且最终将其赶出了罗马，重新实现了整个意大利在帝国治下的统一。然而，帝国的军队也蹂躏了意大利。在西班牙南部取得胜利后，帝国军队挑起了同西哥特人（Visigoths）的战争，在科尔多瓦（Córdoba）建立了帝国政府。至于说海上的情况，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都被拜占庭帝国收复了，其统治直到查士丁尼去世一个多世纪后。拜占庭的船只在地中海西部航行就像在地中海东部一样不受干扰。然而，这些收复的地区并未都能守住。到那个世纪末，大部分意大利的土地再次失去了，先是被伦巴第人（Lombards）夺走，其后是日耳曼民族，他们最终消除了帝国在半岛上的势力。
在东欧，除了流行的贿赂外交手段和传教士的意识形态宣传之外，查士丁尼从未真正控制住蛮族的威胁。也许在这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他们背后所感受到的向西、向南移动的迁徙部落的压力非常大，除此之外，他们还追求着前方的诱惑。有人曾说，蛮族一旦品尝到罗马的富有就永远不会忘记通往那里的道路。尽管帝国的堡垒固若金汤，后来的保加利亚人（Bulgars）的祖先还是在皇帝死前就在色雷斯（Thrace）定居了，这个蛮族就像楔子一样将东、西罗马的土地隔离开来。然而，那时帝国仍有能力操控局势。它用外交手段在蛮族之间建立了一个超越边境的影响网络，使他们彼此相争，用财物或头衔，或为受洗儿童指派一名帝国教父的方式来贿赂国王们。最重要的是，罗马有着难以置信的威望。对此，查士丁尼政权相当果断地予以加强。
查士丁尼对帝国的最终分裂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可能并非有意为之，却意义重大。出于对罗马过去的敬仰，他对拜占庭独特政治文化的形成比其他任何一位皇帝做的都要多。他的统治给政权体制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结束了（至少在他统治时期）国内对于独裁统治日益显露出的威胁。他积极方面的贡献在于解决了罗马法中存在的巨大混乱和争执，其中一些条款恢复到了早期共和国时代。法学各分支的合并与巩固用了五年的时间，却遗泽数世纪之久。初看起来这是比较保守的一步，但确实开辟出了一条新路。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很快便在东方生效，到11世纪的时候也被西欧接纳为法理学良好的基础。它具有强烈的将法律视为统治者所制定的规范的倾向，而不是（像在日耳曼传统中）将之视为从习俗中传承下来的。这一点迎合了后来许多贵族，虽然这未必总是符合他们的动机。
其他的一些决定也削弱了古老的整体。当意大利被夺回后，查士丁尼选择将帝国的首府留在拉韦纳（Ravenna）。他摧毁了从柏拉图时代就建立起来的雅典学园。他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皇帝——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一个基督徒统治着整个帝国。他剥夺了许多犹太人享有的特殊自由，干涉他们的立法和敬拜，并怂恿蛮族国王迫害他们。君士坦丁堡出现犹太人区（ghetto）比西欧一些城市要早很久。古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宗教宽容对于某些基督徒来说也已经被放弃了。查士丁尼一心一意地支持那些认定并谴责某些教义是异端的正教教士。
他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促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查士丁尼没法使拉丁大公教会（他们越发将罗马主教视为领袖）与希腊正教会联合，尽管他非常想这样做。在不同的文化基质中，蕴含着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可能。这对于帝国的重新整合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西方教会无法接受东方教会宣称帝国官方为最高的宗教权威，并通过加强教义来表明态度——这一点比它初看上去要重要得多。现在看起来，查士丁尼因这样的嗜好而着手干涉的神学论据不是那么有趣，更关键的在于皇帝的兴趣。西方教会总是声称无论人们对其俗世统治者负有何种义务，只有教会才能够告知他们最终的责任是什么，因为教会属于上主。因此，教会和国家就不得不共同存在，有时友善，有时争执，有时其中一方在现实或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有时又是另一方。正是这种紧张关系能够孕育出自由。另一方面，东方教会把精神和尘世的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具有最终决定权，因为他是上帝在俗世的代表。这一关于政府的观点最终逐渐演变成了俄国沙皇的独裁统治（autocracy，“autocrat”就是皇帝的希腊称号之一）。
从查士丁尼时代开始，无论在实践中出现了怎样的让步和示弱，向着独裁统治前进的趋势却从未发生逆转。然而，他试图运用自己的权力在行政和组织上促进的改革却几乎从未成功。考虑到帝国的成本和负担，确实难以找到一个长久有效的补救措施。一个应对的方法就是从制度上开始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在查士丁尼所继承的经济管理传统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手工业者则与他们的世袭集团和行会联系紧密；甚至连官僚机构也逐渐变为世袭的了。而这样所导致的僵化使帝国的问题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祸不单行，6世纪初东部还发生了一系列损失惨重的自然灾害。地震、饥荒、瘟疫几乎把首都给毁了。虽然古代世界的人们很容易轻信各种神迹，但是出现像皇帝有神力将自己的脑袋拿下来再安上，或者凭借意志力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样的传说就已经表明，重压之下，东部帝国这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支柱已经偏离了古典文明。
查士丁尼对于神学辩论的品位也同样反映了文化的变迁。但是，以他的见解为正统观念的宣言并不能重新使那些像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2)和基督一性论派（Monophysites）(3)的人对帝国忠诚，那些异端教徒拒绝接受451年在卡尔西顿（Chalcedon）大会上确立的关于圣父与圣子之间精妙关系的定义。神学上的离经叛道所造成的麻烦远远小于另一个状况，亦即他们越来越通过语言和文化集团来进行身份界定。帝国开始产生了一些叛逆的团体——也可以说是对其自身的束缚。异教徒的骚扰加强了埃及［那里的科普特（Coptic）教会在5世纪后期按照自己的方式反抗正教教会］和叙利亚［那里的基督一性论者建立了雅各比派（Jacobite）教会］部分地区的分离情绪。这两个团体都由大量狂热的神职人员鼓动和维持，其中很多是修道僧。也有一些教派和团体与帝国外部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国外的关系也被牵扯进来。聂斯托利派在波斯找到了避难所。虽然犹太人不算异端，但他们的影响也超越了边境。当犹太人受到帝国的迫害时，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阻碍了帝国通往印度的商路。
查士丁尼的重要功绩不在于他一直寻求的宗教统一（并且从来没有实现过），也并非他重建了帝国的统一（这一点他只是暂时地达成了），而是在与两者迥然相异的层面上——他为一种新文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他之后，拜占庭文明与罗马出现了显著差异，即使当时还没有被完全意识到。它特殊的基督教特色和风格都是在查士丁尼时代逐渐形成的。这个国家成为了人类拯救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一切都反映了这一点，并且这个国家还拥有庞大的传教团和对外宣传规模。常常很难去判断属世或属神的考量哪一个在帝国政策中占据优先的地位。查士丁尼把基督教和教士们当作外交手段的一个分支，并派遣传教士去劝化蛮族的国王皈依。君士坦丁堡的繁荣和富裕给其邻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伟大的物质作品是他所建造的长方形会堂式样的圣智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Wisdom），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虽然教堂的大圆顶曾在他统治期间倒塌过）。这座教堂在数个世纪里一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其丝绸、黄金的帐幔和其他任何地方所无法相比的马赛克、大理石的灿烂装饰无不映衬出皇家风范的光彩壮丽。
帝国的负担
东部帝国从古代继承了庞大的领土责任和未解决的战略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在与萨珊（Sassanid）波斯的长期对峙中显现了出来，这两大力量的竞争是古代历史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波斯战争）。查士丁尼在两场未见胜负的战争之后，于公元565年去世了。剩下的人都追随着他的继承者。直到7世纪又一位军人出身的皇帝出现才使战争最终宣告结束。公元610年，亚美尼亚裔的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在暴乱中登上帝位。
赫拉克利乌斯继位之时，东部帝国看起来深遭重创。查士丁尼重新征服的意大利土地又失去了；从伏尔加河（Volga）地区来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并在君士坦丁堡的近郊劫掠。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波斯军队几乎立即攻占了亚美尼亚（Arme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叙利亚。他们在615年洗劫了耶路撒冷，夺走了那里最珍贵的宝物——两个世纪之前（由唯一来自不列颠的皇后、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传奇性地）发现的所谓真十字架（True Cross）圣物。犹太人常常欢迎波斯人，他们的到来给了犹太人屠杀基督徒的机会，毫无疑问这很合犹太人的心意，因为靴子已经穿在其他的脚上很长时间了。(4)次年，波斯军队继续进占埃及；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先遣部队已经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一英里之遥。在海上，他们甚至劫掠了塞浦路斯（Cyprus），并切断了罗得岛（Rhodes）与帝国的联系。正当波斯看起来即将恢复大流士治下的辉煌时，拜占庭在地中海的另一头被西哥特人占领了他们在西班牙最后的领地。
626年，赫拉克利乌斯扭转了这种局势。他的舰队阻止了波斯军队在阿瓦尔人同盟的帮助下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次年，赫拉克利乌斯攻击了在近东战略中古老且更具有争议性的核心地带，即亚述（Assyria）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波斯军队发生了兵变，库萨和（Chosroes）被杀，他的继承者实现了和平。萨珊波斯王国强权的时代结束了。真十字架圣物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看起来长期的战斗已经趋于终结。
尽管如此，西方世界历史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另一个冲突上。帝国的战略问题仍旧存在着。它的领土遍及北非沿海、埃及、黎凡特（Levant）(5)、叙利亚、小亚细亚、越过特拉布松（Trebizond）的黑海远海岸、克里米亚海岸以及从拜占庭往北直到多瑙河河口之间的区域。在欧洲，帝国拥有塞萨利（Thessaly）、马其顿（Macedon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这一穿过意大利中部的领土带，以及半岛边缘地区的一些飞地。最后，还有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考虑到帝国那些潜在的敌人和帝国的驻军位置，这实在是战略家的梦魇。当赫拉克利乌斯在641年逝世时，很明显他所赢得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接下来两个世纪的故事主题，就是一波波侵略者大潮的不断侵袭。
宗教命运的改变：隐修制度（Monasticism）
精神生活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尽管如此，它在制度上的诉求使其组织与表达变得特殊，早期基督教世界的隐修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它赋予东西方不同的宗教传统以生命力，并予以帮助。隐修制度开始于公元285年，当年一位科普特（Copt）基督徒圣安东尼（St Antony）进入埃及沙漠隐居修行。他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模仿：在几十年时间里，数千人追随着他的榜样，其中一些人组成团体，寻求在崇拜、祈祷、斋戒、默想等方面的相互支持，一小部分人还追求更加难以实现的目标。圣安东尼本人从独自隐居中走出来后，领导了一个按照一定规则生活在一起的隐士团体。
隐修的理念从近东传播到了地中海高卢和整个西方。在充满着各种纷争与混乱的5世纪，这一专心侍奉上主的理念对于那些拥有较高智慧和品德的男女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都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它在塑造一种文明中的建构力量。人们对新宗教形式的渴望并不总是被报以同情的理解。持有旧式观点、渴慕原来罗马时代为国家服务的人们谴责他们，认为那些隐士是逃避责任，拒绝担负他们本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神职人员也不总是欢迎原来他们教会中最热心的人弃世隐居。然而，很多人都以成为修道士的时间长短为衡量最伟大教士的标准。他们的团体吸引了更多来自地主的支持和捐助（尽管也存在一些与强大却固执的捐赠者们周旋的传闻）。
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修道士——除了其成就以及其被认为创造了奇迹之外我们对之了解甚少——对罗马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震惊和困扰，大约在公元500年，他选择了弃世隐修，在旧都南部的一个山洞里成为一个隐士。他似乎从未接受过祝圣，但后来被册封为圣徒，这个人就是圣本笃（St Benedict）。529年，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为之编撰了一部新的规则。《圣本笃会规》（The Benedictine Rule）是对西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它引导修道士们关注团体，并且在这个团体中，修道院院长拥有绝对的权威。这个团体追求的不只是向修道者提供独自隐居的方便或个人灵魂的得救，而是要成为一个共同生活和祈祷的团体，每一个个人都要担负各自在日常礼拜、祈祷和劳动中的责任。根据隐修制度传统的个人主义，圣本笃创立了一种新的人类修行方式和一种新的教会组织。他的修道士不需要寻求切断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他并未把眼光放得过高，《圣本笃会规》是每一个爱上帝的人都可以遵守的。它成功地满足了一种需求，这一点很快在其迅速传播中得以证明。本笃会的修道院遍布整个西方世界，成为教化异教民众的传教士的主要来源。在2、3世纪时由传教团在不列颠建立的凯尔特教会（the Celtic Church），身处欧洲边缘，谨守苦修主义的老式隐修模式，却也最终感受到了本笃会革新的推动。本笃会士们不仅仅只是一种塑造拉丁教会的力量，更是一种塑造尚未成型的欧洲的力量。
主教与教皇
为了明确这种新修道制度的可能性并且有效地利用它，就必须由男人们——虽然妇女可以成为修女和隐修者，但只有男人可以成为神父和主教——去认清它所提供的机会。长期以来西方的神职人员不倾向于面向未来，而是以已经衰落的东西来界定自己；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帝国的衰落就意味着世界的衰落和文明的瓦解。几乎在西部帝国的所有地方，教会及其领导者是“古罗马精神”（romanitas）唯一幸存的代表。人们以带有迷信的敬畏看待他们。他们常常被认为具有魔法一般的力量。主教也往往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在文盲世界中颇有学问的男人，还有些出身于贵族家庭，拥有可观的财产。在许多地方，他们是权威的最终化身。他们不得不担负起摆在他们面前的责任。为了未来，许多人果断地接受了。
长期以来，所有的西方主教们都可以被叫作“papa”（“爸爸”的拉丁词汇），而这一称呼在今天只有他们当中的罗马主教一人堪享。(6)他的主教教区享有特别的声望，那里曾经是圣彼得的教区并护卫着他的骨骸，而且还是圣彼得和圣保罗殉道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与亚洲教会相比，西方教会同使徒时代的联系较少，因而这更显得意义非凡。尽管如此，为了解释后来罗马教皇制权力的上升需要更多的支撑论据。罗马主教曾作为元老院和皇帝的合作伙伴的事实也总是有助于这一事件；帝国法庭衰落后只将它们的显赫留在了城市中，在意大利尤其明显。对于那些来自东部和希腊的不受欢迎且陌生的公务人员，帝国也开始帮助其注意将教皇制视为一个与生俱来的传统的制度。罗马在早期也凭借国家机器和行政上的专业人员，远远超过帝国行政管理之外的任何地方，成为一个富裕的主教教区，没有任何蛮族可以与其竞争。罗马保持着比其他地方更好的纪录，早在5世纪时，教皇制的护教者就在引用罗马的实例。教皇制持有鲜明保守立场的姿态，那些没有产生新的背离与护卫旧式位置的论据都是可信且完全真诚的；教皇们不认为他们是新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依据的征服者，但还是极力地试图保住教会迄今所赢得的小小的立足点。
早在5世纪蛮族侵略的骚乱时期，就可以从大利奥（Leo the Great）身上看出罗马教皇制新的重要性。他在公元440年登基，坚定地维护了教皇们以圣彼得的名义言说的教义，并从皇帝那里得到了一项声明，宣称他的决定在西部帝国具有帝国法律效力。利奥还获取了曾为皇帝所享有的“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头衔。据信，这是因为他主动面见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Attila），才使意大利免遭其军队的蹂躏。那些曾经反对罗马教皇制的西方主教们也在这个被蛮族搞得混乱颠倒的世界里变得对其欣然接受。虽然如此，利奥所领导的罗马仍旧是帝国国家教会的一部分，并一直持续到公元476年。（在拉韦纳的皇权被废黜以致与皇权的直接接触更为艰难之后。）
其后的历任教皇中实现显著复兴的就是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他的统治时期为590年至604年。他被称为第一个中世纪的教皇，也是第一个曾是修道士的教皇。尽管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和罗马贵族，怀有对帝国的忠诚和对皇帝的尊重，他还是全然接受了他统治时期的蛮族环境、与古典世界的分离以及帝国力量衰落的现实。格列高利将派遣传教团作为他的一项使命，并在圣保罗日(7)派出了第一个大传教团。其中一个目的地就是异端的英格兰，他在596年派出了奥古斯丁（Augustine），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同蛮族中的阿里乌派（Arian）异端进行斗争，并为实现西哥特人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而倍感欣慰。他如同关注皇帝一样关注蛮族的国王们，并以其名义行动，但他同时也是伦巴第人（Lombards）勇敢的对手。伦巴第人在568年毁灭性的哥特战争之后就成为意大利具有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为抵抗伦巴第人寻求帮助，格列高利向君士坦丁堡发出呼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向另一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求援。伦巴第人的入侵必然地导致了教皇政治权力的上升。他们不仅切断了罗马与在拉韦纳的帝国“总督”之间的联系，并带来了实际问题。如同其他西方主教继承了城市的权威一样，格列高利不得不牧养他的子民并统治他们。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不仅将教皇视为圣彼得的继承人，也将其视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西方教会与蛮族
除了能力和干劲之外，格列高利在另一个层面上也非同寻常：他代表了一些新的东西，即使他自己并未这样意识到。基督教作为古典遗产的一部分，其中许多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更为清晰。值得注意的是，格列高利不讲希腊语，并且不认为有学习希腊语的必要。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西方教会与蛮族之间关系的转型。对格列高利而言，他关注的焦点在欧洲大陆，而非地中海沿岸。这里已经播下了未来的种子，即使不是近期的未来。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欧洲在其后一千年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将要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判断，一个可辨认的、难以置信的不同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了。西方的蛮族从他们的过去脱离出来。罗马行省原来整齐有序、富有教养、从容不迫的生活让位于一个破碎的社会，一个贵族军事首领和他的部落成员驻扎并寄居在那里，有时同当地的原住民整合在一起，有时不整合。但是这些变化却开始明显起来。蛮族的首领自称为国王，这便不再仅仅是一般的首领了。550年，他们中的一个哥特人第一次将自己的头像印在了硬币上，取代了原有的帝国标徽。通过他们对那些高度文明遗迹深刻印象的想象，罗马观念本身的效用以及教会有意无意的工作，使这些人走上了自己的通往文明的道路。
如果说他们的艺术品表明他们已经踏上了通往文明的道路，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和古典时代的遗物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文化的交流并不只体现在一个方面。基督教的外延，至少是教会的外延，仍是可塑的，这一点不应低估。欧洲“洗礼”的真实状况可能被夸大了。耻辱和荣耀与十诫相比，更长久地被当做统治者的基本道德素养。基督教在任何地区都得按照既定的河道流淌，并在异教的包围中进行防卫。日耳曼依赖罗马，依赖凯尔特。在英格兰，异教的名字在格列高利将其与罗马国家再度结合之后还长期使用。异教的节日（仲冬节和仲夏节）以一个新的名字继续存在。至少有一个英国国王慎重地走上祭坛同时向异端的神祇和基督献祭。一个国王的皈依并不意味着他的臣民们也会马上跟着皈依，即使只是在形式上信仰基督教。如同他们的坟墓所显示的那样，其中一些人好几代都是异教徒。但是他们的保守性既显示出了机会，又体现了障碍。教会可以利用民间的巫术信仰，或者将一个神圣地方的显现与对一位圣徒的纪念联系在一起，以利用那种对于乡村和森林中由来已久的神明的尊敬。在圣殿里将圣徒生命中发显奇迹的故事大声朗诵给朝圣者们的宣传方式，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人们过去常常仰赖古老的凯尔特神明或者沃登（Woden）(8)显灵这样的奇迹介入。异教的仪式和符咒可以掺杂基督教的因素，就如同神判那样。对于那时候的大多数人们而言，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并非是道德指南或属灵洞见（Spiritual insight），而是一种对于未知的安慰。通过基督宝血的救赎，基督教才与过去的异教明白无误地区分开来，而其他的异教实践和回忆则被尽可能地基督教化。
以后见之明非常容易倾向于认为一个比古典世界更具有创造力的外延正在不可避免地形成，但必须抵制这样一种诱惑。许多事情都有可能变得很不一样。比如，假使没有其他的挑战，查士丁尼的继承者本有可能继续坚持收复西部的行省。从经济角度讲，这一事件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里考察才能进行判断。黑暗时代经济生活的不稳定使其状况还不如两安东尼执政时期的意大利。但是7世纪时，可能是出于格列高利思想的指引，欧洲易北河西部采取了一些不可逆转的措施——尽管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数个世纪里，同拜占庭或其他非基督教帝国相比，这里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死水一潭。较有教养的居民们觉得他们自己像是处于包围之中的残余，在一段时期里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逐渐地同非洲和他们的南北海岸相分离，长期受到侵略者和海盗的骚扰。东部则是异教徒的土地，那里偶尔还会出现新的蛮族游牧部落。西方世界的基督徒将成为欧洲的组成要素，并对其他大部分地区怀有敌意。只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统治被寄望有可能慷慨地保卫西方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各奔东西
663年，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s Ⅱ）访问了罗马，这是15世纪前最后一个访问罗马的东部帝国皇帝。最后一个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巧合的是，那位教皇也是唯一一位名叫君士坦丁的）是在710年。矛盾的是，当时在宗教上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在仍以罗马帝国为名的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势力，而且他们还声称拥有对西部的统治权。帝国在查士丁尼时代之后历经的900年间，时代与环境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东部的文明及其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姊妹，对此，宗教具有非凡的影响。
学者们惯于称这种文明为“拜占庭”（Byzantine），这个词也常常用于一些简称，如将帝国称为“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和古代之间，在其文化内涵及其制度形式上都没有明确的区分。帝国制度本身显示了它是以怎样平稳的形式进行演进，从而能够尊重旧有的传统。直到800年，皇帝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统治者这一理论还没有为任何其他明确的理论所替代，虽然当时帝国的重心早就东移了。那一年，一位法兰克国王在罗马被欢呼为“皇帝”时，拜占庭独一无二的皇权地位最终受到了挑战，无论想什么或者说什么，这终归是一个新政权出现的明确标志。然而在拜占庭人们却继续抱有普世帝国的幻想，他们相信永远存在着皇帝，直到时间的终结。皇帝从理论上来讲是由元老院、军队和人民选择的，虽然他们毫无疑问是绝对的权威（在某些方面，从理论上讲是平等的）。虽然实际登基时会对所有皇帝的权力进行一些限制——有时王朝更替会被家族变迁所打破——但皇帝事实上是一个独裁者（autocrat），而在西方从未有皇帝获得那样集中的权力。对立法以及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尊重可能会阻碍皇帝的行动意志，但在理论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众多部门的首脑只需对他一个人负责。这一权威利用拜占庭政治生活所聚焦的宫廷来解决重大问题，因为皇帝在那里，而不是通过集体或代表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在西方正在逐渐演进，那里的权威无疑也受到了影响。
独裁有其严酷的一面。间谍（Curiosi）或秘密警察之类的告密者泛滥全国。但是帝国政府的实质是要对皇帝负责。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加冕之后，皇帝便要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担负起众多的责任，同时也拥有无尽的权力。在东部帝国，世俗与教会权力的分界线总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拜占庭事务格局中有一种持续的压力，使上帝的副摄政（vice-regent）正确地行事，显示慷慨（Philanthropia）、人类之爱以及流出生命活水的泉源——那便是来自东正教和教会。
其他的传统也同基督教一起塑造着帝国。如异教皇帝被奉若神明，大多数早期基督教皇帝被册封为圣徒。拜占庭的皇帝们接受了东方传统的跪拜礼仪，他们在马赛克画像中向下凝望，头上画有光圈。最后的前基督教皇帝也被描绘了出来，因为那是太阳神祭典的一部分（一些证据表明萨珊波斯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仪式）。这一切都是皇帝作为基督教世界统治权威的证明。
在其他许多层面上，逐渐被称为东正教的东部教会的特殊性使得东方更加远离西方。王权之下精神与地位的合并在很多方面都十分重要。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保留已婚的神职人员。对于东正教神父们圣洁的要求从未像他们西方和天主教同修们其后所要求的那样。隐修制度也与东方早期的形式更相近，并且神职人员较之在教阶明晰的罗马教会更加重要。综上所述，在东部帝国没有出现像罗马教廷那样集权的教皇权威。所有的权威都集中于皇帝，他的机构与责任凌驾于平级的主教之上，其中有许多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传统融入东正教中。当然，就一种社会规范而言，地域特色并不意味着东正教比中世纪西方教会更为宽容。困苦的时日总被轻易解释为皇帝未尽到基督徒的责任，并成为折磨那些常被当作替罪羊的犹太人、异教徒和同性恋者的理由。
另一方面，与西方的区分在历史中逐渐浮现。政府的东西分裂之后，帝国官僚机构内部的相互接触逐渐消失了，同时在运用权力的形式方面也出现了分歧。天主教传统与东正教传统在早期即已开始分离，希腊人执行叙利亚和埃及的礼仪，对这方面的让步令拉丁基督徒感到些许疏离。而这些妥协也使基督教内部长期存在着多元主义。除君士坦丁堡之外，耶路撒冷、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是东方的三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7世纪时，这些地方落入了非基督徒的手中，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两极分化也由之加强，且非洲传统对天主教的影响日益增加。基督教世界也不再是一个双语世界；拉丁语在东部省份从未成为“共同语言”（lingua franca）。最终，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拉丁西方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希腊东方相遇了。在7世纪初期，拉丁语不再是军队和法庭的官方语言——帝国政府的这两个部门曾最为顽强地长期抵制希腊语。讲希腊语的官员变得愈发重要，这实际上也对欧洲的未来产生了相当长期的影响。虽然东部教会未能在黎凡特和埃及扩展他们的影响，却开拓了向北部异教徒传教的新区域；随着传教的开展，东南欧以及俄罗斯最终将其福音化与教养的获得归功于君士坦丁堡。那意味着——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中——斯拉夫民族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习了一种基于希腊文的书面语，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教义分歧
希腊人看起来总比拉丁人更加喜好争论；许多早期的希腊教会也喜欢玄想，且东部教会经常易受传统乃至东方潮流的影响。人们被鼓励通过教义来解决宗教争论，而这也加剧了争论。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不可避免地难以真正理解其中最为重大的争论的意义所在。我们缺乏那种精神世界隐藏于争论之后的认识。现在看来，划分相反派（Aphthartodocetists）、可朽派（Corrupticolists）、受苦派（Theopaschitists）(9)来命名一些争辩的学派简直是毫无意义。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在深奥的咬文嚼字背后存在着一种对于宗教争论的极端重要性的关注，其程度毫不亚于对使人类免于诅咒的关切。另一个理解的障碍则出于相当不同的原因：在东方基督教中，神学的分歧经常以象征和辩论的形式提出，事关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民族与文化族群之间的权威关系。尽管如此，这点或许较为容易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俗神学的吹毛求疵在这个世纪为争辩（有时是掩盖）共产主义者之间更实际与现实的差别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
神学和教义的分歧在古代晚期能够像军事行动或民族迁徙那样有力地影响到整个世界历史。在两大基督教传统缓慢的分裂中，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分裂可能并不始于神学上的分歧，但是这种争论使得两大传统日益分道扬镳。它们创造了一种越来越难以决断的环境，最终事与愿违。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关于一性论派（Monophysitism）的辩论。它在5世纪中叶便造成了基督教的分裂，而其重要意义在今天乍看上去颇令人疑惑。它起源于对基督本性的主张。一性论派认为基督在世时其本性是单一且完全神性的，而不是早期教会所教导的那种双性论（意指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这一长期辩论的微妙细节可置之不论。然而，喧嚣背后有一个重要的非神学背景。一个要素便是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的三个一性论派教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科普特教会，叙利亚的雅各比派以及亚美尼亚教会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了国家教会，使独特团体的文化具体化并将之表达了出来。为调和这些团体之间的矛盾并巩固帝国的团结以应对外在的威胁，皇帝们在6、7世纪着手解决这一争执；这相比查士丁尼的个人喜好，抑或君士坦丁于主持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时首次表示的帝国机构的特别责任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赫拉克利乌斯皇帝尽力制定了一份妥协方案，希望弥合关于一性论争议者的分歧。它采用了一种新的神学定义模式，其后即被称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10)。在短期内，似乎达成了共识，但最终却使东西方之间越走越远。当赫拉克利乌斯怀着抚平耶路撒冷总主教区的神学顾虑的希望，询问大格列高利的继任者霍诺留斯（Honorius）(11)有关教义的观点时，教皇和皇帝都急于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霍诺留斯草率地支持皇帝激怒了反一性论派，半个世纪之后，他在死后由一次普世会议宣布为异端（这在教皇中殊为罕见），这次会议中西方教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决议。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许多东方教士对他的同情使其进一步与西方教会疏远。然而，正式的神学和解在681年又恢复了。
拜占庭和近东
拜占庭从亚洲继承的遗产不仅仅是通过丝绸之路运来的中国货物，并借此与一个陌生文明进行直接接触，它同时也是希腊化的东方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拜占庭人坚持着将不讲希腊语的民族视为“蛮族”的偏见，并且许多的知识界领袖都自认他们站在希腊文化传统上。虽然他们所谈论的希腊是一个隔绝已久的世界，只有希腊化的东方是唯一的接触通道。当我们审视那一地区时，很难确定希腊在那里究竟扎根多深，以及他们究竟从亚洲汲取了多少养分。比如，希腊语在小亚细亚地区主要为城市居民所使用，在乡村则少有人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帝国官员以及豪门士族成员的称谓也逐渐从亚洲地区流传过来。在5、6世纪的领土损失之后，亚洲的地位必然越发重要，它逐渐成为了帝国在欧洲大陆首都的浅腹地。不久，它也逐渐被包围在小亚细亚的范围内，其边界北至高加索（Caucasus）而南至托罗斯（Taurus）(12)。对于那些居于这一不严密边界的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住在不同文化的边境上。
这些虽不足以使拜占庭扮演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却与之相关，即使在很多方面来说是不合时宜的。这只是一个比方。然而，在7世纪初拜占庭的统治者能够（因其历史性声明及其国家与基督教文明不可分割的关系）适当地提出要求，亦即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或默许，就不能或不应该制定影响基督教民族命运的重大决策。在独裁传统的复杂遗产中，从罗马神话以及东方基督教的职责来看，这一声明是含蓄的。在起初，帝国拥有极大的优势去强化自己的力量，凭借外交关系和官僚能力的积累，强大的军事传统以及无尽的声望，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上和实际上的团结政府。如果其要求能够削减一些，潜在的税收和人力资源就能比基本任务要多。小亚细亚是征兵之地，可以减轻东部帝国对日耳曼蛮族雇佣兵的依赖，如同西部罗马人对他们的征募那样。帝国武装力量拥有卓越的作战技术，用于强力回击偷袭都城船只的秘密武器“希腊火”(13)，以及大量远至幼发拉底河的巨大堡垒等都是明证。君士坦丁堡的地理形势也具有军事优势。它那建于5世纪的巨大城墙，使其在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很难从陆路攻破，而蛮族则很难有那样的攻击力；在海上，舰队也足以防备敌人登陆。
很遗憾，我们对7、8世纪没有更多的知识（有些人认为，由于资料缺乏以及当今考古学的认识不足，难以写出帝国在这一纷扰时代中的信史），但从帝国社会基础的变化中可以辨明当时长期衰落的趋势。保护小自耕农的财产免遭行省地主的侵犯是很棘手的事情。法庭并不总能保护弱者，那些弱者在由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压力下经常遭受地主的侵害，也不能使之免遭教会地产不断扩张的损失。但是这一威胁只存在了几个世纪。短期的前景展望足够让7、8世纪的皇帝们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在众多且过于宽泛的战线中陷入周期性的入侵和不断的战争中。在欧洲，战争就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在亚洲，这意味着扰乱小亚细亚的边境和叙利亚沙漠前线的令人厌倦的战役。波斯人、阿瓦尔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都在侵扰帝国，并最终证明他们对于西方也是一个威胁。东部帝国在经受折磨的数个世纪里没有到西方去，否则也无法从基督教的敌人手中逃脱。
即使在这样的高度上，拜占庭力量的表象仍有些令人生疑。在7世纪初，更多是依赖于一个模糊的象征词“威望”来作为代表要素；这关乎外交、基督教和军事声誉等边缘影响。因此可见它同其邻国的关系不止在一个方面；以后见之明观之，从查士丁尼到巴西尔二世（Basil Ⅱ）的每一个皇帝都受到凶恶蛮族的勒索，以罗马传统来看就等于是向盟友和外籍军团（foederati）发放赏金使之臣服。皇帝的世界主义并不一定是实力的表现；虽然经过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掩饰，这些民族的希腊化往往是十分浅薄的。不仅如此，拜占庭的盟友中没有真正的大国。在阻碍重重的7、8世纪里，它最重要的盟友是哈扎尔汗国（Khanate of Khazaria），这是一个由游牧部落组成的巨大而松散的联合体，在600年控制了其他民族和伏尔加河谷，并横跨高加索这一战略桥头堡地区，阻挡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拜占庭花了大力气以保持与哈扎尔的友好关系，并且看起来还曾努力使其皈依基督教，但没有成功。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很难弄清楚，但是哈扎尔人的领袖，在容许了基督教和其他异教的存在后，似乎在740年皈依了犹太教。这可能是犹太人在萨珊王朝覆灭之后从波斯大量迁徙而来的结果，也可能是一种有意的外交抉择。
行省在维护帝国强大力量的斗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从拜占庭的领土被驱逐之前，波斯人对黎凡特和小亚细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破坏。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希腊化世界伟大城市的真正破坏者；考古学方面对此仍旧扑朔迷离，但是有赫拉克利乌斯胜利之后在废墟上重新建设的痕迹，而其他许多地方只建设了比原来核心区域稍大的卫城。人口似乎也急剧减少了。就在这个社会剧烈动荡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它是如此的凶猛以至于在赫拉克利乌斯去世之前，他全部的军事胜利都被颠覆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兴衰转替。一个对世界历史相当重要的新因素出现了，它对东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都形成了崭新的挑战，并最终有助于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新界定的形成。它就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当波斯自身被阿拉伯军队征服之后，很快，东部帝国就将伊斯兰世界视为取代波斯的新军事威胁。但伊斯兰不仅仅是大国争霸中的新力量，它还成为了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的唯一对手，以自己的活力在地理环境所及的范围内，用精神力量去赋予人们新生命，并成为文化价值的传播者。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在7世纪时那一大片领域多是沙漠地带，今日依然。但那里并不一直都是沙漠地带。在早期基督教时代那里还有灌溉地，那些小王国的基本业务就是同印度、波斯湾和东非地区进行海上贸易，尤以贩运埃及橡胶、香料为盛，借此开辟了通往地中海城市及欧洲的道路。罗马、波斯等大帝国从未深入这个半岛。但当灌溉系统崩溃之后——我们迄今不知道为什么——这片土地便成为了沙漠，移民部落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城市向北迁徙，内陆的民族回到了更为原始的游牧和畜牧生活。
伊斯兰教的深层根源和基督教是一样的，即近东地区闪米特族的部落文化。就像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宣称只有一位真神。穆斯林们相信他们所崇拜的神与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是同一个，虽然他们的崇拜方式不同。伊斯兰教的创传者，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在570年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Mecca），他贫穷的双亲属于贝都因（Bedouin）一个重要部落的小支派。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孤儿。我们并不清楚他是怎样长大的，但一定是在麦加这一绿洲和朝圣中心。它是一处圣地，阿拉伯人不远千里来此朝觐黑色陨石，克尔白（Ka'aba）是他们偶像崇拜的中心。除去少部分犹太人和基督徒，那时大多数阿拉伯人都是多神论者，信仰万物有灵、魔鬼和精灵。但是像麦加这样的绿洲地区，有许多商旅来往，小港口也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接触，同时还吸引了外来者和外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比阿拉伯半岛更为高级的宗教知识。一些阿拉伯人也已经开始崇敬为基督徒和犹太人所崇拜的、他们称之为安拉（Allah）的神。
穆罕默德看到他的人民步入歧途的种种迹象，为此而震惊。看起来商贸、人口增长和外国影响已经开始破坏他们的传统和部落规矩了。古老的阿拉伯游牧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组成；他们尊重出身、血统和年纪而不是钱财。事实上，财富并不总是属于具有高贵血统和长寿的人。这是一个社会和道德问题。穆罕默德开始考虑将上主的道路带给人们。有一天，当他正在麦加城外的一个山洞中冥思默想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他让他记下上主对他说的话。其后的22年里，他一直以先知的身份说话。他的信徒们将其所言所行记下来并在他死后汇编到一起，成为了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古兰经》（Koran）。
这为今天普世信仰者们的兄弟情谊奠定了原则与典范。“伊斯兰”这个词意指顺从或者服从，穆罕默德自视为上主使人们认识自己意志的代言人。穆斯林是那些已经相信这些确实发生的人；穆罕默德教导人们，那些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耶稣也是其中之一）都是真正的先知，但是他确认自己是最后一个先知，通过他，上主向人们传递最后的信息。这些信息阐述了一种信仰和行为规范，以适合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信徒，但这对于其他人也是可接受的。它的本质在于对除安拉之外别无神祇的坚信（伊斯兰教是毫不妥协的一神教，穆斯林反对基督教的一点就是他们将基督教视为多神教，因为其给予圣子和圣灵与圣父同等的地位），以及一系列宗教仪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常规祈祷和预防堕落。这对于拯救而言都是必要的。
这不是简单的，而是具有革命性的教义——一个确立后可能引起强烈反对的教义。它教导说，那些死守过去阿拉伯社会众神祇的人都要下地狱。对信仰者之间兄弟情谊的至高无上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它切断了血缘关系。当他的一些亲戚反对他时，穆罕默德同200多名信徒在622年离开了麦加，到达北部250英里外的另一个绿洲；那里被重新命名为麦地那（Medina），亦即“先知之城”。在那里他将自己的追随者组织起来，并开始发布具体的规范，包括日常涉及的食品、饮料、婚姻和战争等。通过这一方式，伊斯兰教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这次迁徙——被称为希吉拉（Hegira）——是伊斯兰教早期历史的转折点，并且成为了今天仍在全世界使用的穆斯林历法的开端。穆罕默德打破了传统社会，建立了一种新型团体。
穆罕默德在632年去世。解释他教导的权威由“哈里发”（caliph）继承了。最早享有这一头衔的人都与先知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部落被征服了。很快战争就蔓延到了北部，影响到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不久，穆罕默德家族的家长哈里发们也被视为剥削者而遭到了反对；基于宗教和教义权威的哈里发制度看起来在几年里就腐化成了一个世俗政权。661年，最后一任家族式哈里发被废黜并处死，这一权位转移到了另一个倭马亚（Umayyad）家族，总共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当他们将权位让给其他觊觎者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重新调整了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版图。虽然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伊斯兰教内部的政治历史在我们的叙述中应告一段落。现在的问题则是它在军事和文化上的扩张和冲击对欧洲历史的影响。
阿拉伯人的征服
起初，很难看出伊斯兰教的巨大影响。就像在它之前的基督教，这一新宗教在世界范围中看起来是那样弱小。任何明智的局外人在耶稣或穆罕默德去世的时候，都可能会想到这些遗产前景黯淡。无论信仰者会怎么想，没有一个宗派能在当时看出繁盛的迹象，更不用说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力量了。两者都是如此，但是方式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宗教征服的道路。
从麦地那，穆罕默德以武力制服了麦加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和邻近的部落；那些顺从的人们也被迎纳入打破部落界限的信徒之间的兄弟情谊当中。然而，只要不干涉伊斯兰教自己的规矩，他们还是尊重部落制度和族长组织的。只有那些抵制新信仰的人会被逐出麦地那——其中包括阿拉伯犹太人。先知去世之后不久，进一步的军事扩张随之而来。633年，阿拉伯的军队——拜占庭人称之为“萨拉森人”（Saracens）——袭击了萨珊王朝和拜占庭的领土，令人吃惊地同时与两大帝国作战。他们在五年的时间里攻占了耶路撒冷（那里迄今还是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并把所有的“罗马人”赶出了叙利亚。不久之后，波斯人丢掉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也被其从拜占庭手中夺走了。他们建立或说是征用了一支阿拉伯地中海舰队，开始突袭塞浦路斯（一个后来从拜占庭被分割出去的岛屿），700年时占领了迦太基，柏柏尔人（Berbers）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阿拉伯人的同盟，整个北非海岸都落入穆斯林手中。萨珊帝国早已灭亡，最后一任统治者637年被逐出都城，并在到中国寻求皇帝帮助无果之后的几年里就去世了。穆斯林一直向前推进到喀布尔（Kabul），那里是阿富汗的首都。8世纪初，他们侵入了印度，并在信德（Sind）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此同时，其他人则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推进到了西班牙，击败了古老的西哥特王国。717年，他们第二次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曾经攻入高加索。这几乎是他们军事征服的顶峰。在哈扎尔人打败他们之前，阿拉伯人最后一场大胜是751年在帕米尔高原上击败中国人的军队。几年之前，即穆罕默德逝世一百周年的732年，另一支穆斯林军队在最深入地攻入东欧之后，在普瓦捷（Poitiers）附近遭到了阻击。这可能只是一次深入而广泛的突袭，其后几年里西方也经受了几次类似的蹂躏。但是，趋势最终却发生了变化。
阿拉伯人取得惊人战绩的一个原因是，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在彼此之间的战斗中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难以顾及其他事情。拜占庭人在欧洲有阿瓦尔人（Avars）和保加利亚人（Bulgars）的阻碍，而萨珊波斯也要面对来自中亚的侵略者（其中最凶猛的是匈奴人）。此外，为拜占庭政府和宗教骚扰所激怒的不满的基督徒也准备欢迎新主人。胜利也奠基于胜利之上：波斯已经出局了，拜占庭在7世纪中期成为横亘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唯一的大国。阿拉伯人也没有多少损失；他们的士兵为其故土的贫穷和信仰所激励，他们相信在与异教徒战斗的战场上牺牲后，将会进入天堂。结果是这一征服记录一时被视为伊斯兰教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这并没有发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没有能够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其最相近的实现是先后相继的倭马亚和阿拔斯（Abbasid）哈里发王朝。第一个王朝在750年结束，其最后一个首领被篡位者所推翻，他通过屠杀那些失败家族的所有男子稳妥地实现了自己的胜利。这就使阿拔斯王朝建基于有利的预兆之上。它其后成为类似普通王朝的君主政体，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直持续到10世纪中期（正式地讲一直到13世纪）。在其统治时期，阿拉伯文化达到了巅峰。在此之前，阿拉伯的优势已经创造了一个超越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世界。
另一种文明
文化经常从它们的邻居所提供的建议和约束中获得关于自身的看法。对于欧洲来说确乎如此。到8世纪中期，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对着伊斯兰文明。它建立在西班牙的中心控制着整个北非、黎凡特，远至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边缘地带，还打算将西西里纳入到突尼斯帝国。进一步的推进接踵而至。这一文明在数个世纪里都是基督教世界中最鲜明的另类存在，成为了锤炼基督教理念和态度的铁砧。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伊斯兰文明仍然具有强烈的阿拉伯色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证明便是阿拉伯语的传播。《古兰经》以阿拉伯文书写，通过这一文本阿拉伯文知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传播。的确，“阿拉伯语的”（Arabic）比“阿拉伯的”（Arab）更能形容阿拔斯王朝的文化与社会，因为伊斯兰教很快就摆脱了大部分7世纪时期原始的沙漠生活方式。在早期，阿拉伯征服者竭力保持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界限。他们对当地的习俗不予干涉——大马士革（Damascus）直到8世纪还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并住在隔离的军事堡垒中，依靠向近邻征收赋税为生，并且既不交易也不占有土地。当皈依伊斯兰教更为普遍时，这种分离就结束了。驻防城镇逐渐成为了真正的城市，并且贸易繁忙。近东再一次成为世界性的帝国；各种传统都能在帝国政权所维持的文化中找到立足之地。政权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其从一个基督教小村庄变成了可与君士坦丁堡媲美的大都市，约有50万人口，充满了各种第一代伊斯兰士兵简单生活中从未见过的工艺品和奢侈品，远比西欧的任何东西都富丽堂皇。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希腊的、犹太教的、琐罗亚斯德教的（Zoroastrian），甚至是印度教的各种观念都在这里融会，从各地来的转运商也在传奇的哈伦•拉希德（Haroun-al-Raschid）统治时期给巴格达带来了空前繁荣。据信，哈伦•拉希德就是那个听谢赫拉莎德（Scheherazade）讲《一千零一夜》中传奇故事的统治者。这一切潜在地形成了对基督教文明产生极大刺激的资源；学者们将阿拔斯时代的文化视为希腊精神最后的绽放。
但是伊斯兰教也长期被视为威胁；它引起的反感达到了嫉妒的程度。这不仅仅是神学信仰的问题。对于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言，伊斯兰教最令人震惊和格格不入的特点在于其一夫多妻制（事实上还有其他一些对待妇女的方式）。在原则上，虽然不总是在实际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妇女较之于她们的伊斯兰姐妹享有更多的自由。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在一些伊斯兰地区妇女们仍然要佩戴面纱。事实上，《古兰经》比任何其他社会团体都更要求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伊斯兰教法允许一个男人拥有四个妻子，以及无限制数目的不享有妻子法律地位的妾妇。所有的妻子确实都被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在结婚时都会得到丈夫所给的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财产，许多安排直到当代都比许多基督教国家对基督教妇女的法律更为优待。而另一方面，穆斯林妻子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因其丈夫的意愿而被休掉，即使她根本不想离婚。
不仅仅因为这些独特的看法，也不仅仅因为当地的服装或面纱，一个中世纪的欧洲旅行者会发现伊斯兰的生活和文化与他在家乡所知的大为不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伊斯兰的绘画强调书法和错综复杂的图案而非实物表现，因为伊斯兰教教义禁止描绘人类形态的肖像或面容（只在后期波斯和印度伊斯兰帝国制作了一些微缩图，用今天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仍是很吸引人的）。在建筑上也是如此，其建筑物好像有意地要将阿拉伯征服者与被征服领土上的人们分开。在吸收了罗马穹顶之后，伊斯兰教很快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引人入胜的风格。伊斯兰风格的第一次运用是在691年于耶路撒冷建立的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那里是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圣殿；犹太人相信就是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准备将他的儿子以撒（Isaac）献祭给上主，而穆斯林们相信先知就是在这里奇迹般地被带到了天堂。其他的建筑也随之出现，今天，清真寺及其用以召唤教徒礼拜的宣礼塔（minaret）不仅仅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而且在欧洲的城市（以及世界各地）也十分常见。
伊斯兰教在欧洲
西西里和西班牙同其他西欧国家不同，它们深受穆斯林直接统治和穆斯林文化的影响。652年，第一波阿拉伯人远征到西西里；半个世纪之后，即711年，柏柏尔人首领塔里克（Tariq）越过非洲和西班牙之间的海峡，这个海峡后来被称为“直布罗陀”，意为“塔里克的坐骑”。几乎与此同时，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被推翻，其首都托莱多（Toledo）被攻占。
当阿拉伯人抵达西西里时，它还不是拉丁欧洲的一部分。它仍是拜占庭的一个行省，在宗教、文化、语言和政府方面都是希腊式的。在第一次阿拉伯人入侵后接近两个世纪里，它一直未受到任何打扰，直到阿拉伯人全面进攻将之纳入到伊斯兰世界。征服与殖民在9世纪时齐头并进。878年，锡拉库萨（Syracuse）这个一度是西地中海地区规模最大且作为拜占庭在该岛上力量焦点的城市，遭到了进攻和洗劫，那次侵略是如此狂暴以至于据说那里没有任何生物幸存下来。但是，对于西西里的历史而言，穆斯林的暴力征服（在10世纪早期仅有少数零星的反抗）不如大量穆斯林定居者的迁徙影响大。他们重新在乡村填满了人口，带来了柠檬和橙子、桑树和蚕、棉花和甘蔗以提高当地的农业水平。西西里和北非繁盛的穆斯林贸易整合，与其在突尼斯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政治依附关系。西西里的基督徒似乎也没有觉得统治者有多么严苛，他们中的很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其他不改宗的人只要不触犯伊斯兰教法和社会规范也不会被干涉。西西里再一次成为了富庶繁荣之地。10世纪时巴勒莫（Palermo）的人口可能比君士坦丁堡之外的任何基督教城市都稠密。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穆斯林军队迅速抵达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将西班牙基督教统治者赶到了北部和西北部山谷的堡垒要塞中。756年，一个倭马亚王子拒绝接受他家族的衰落，自封为科尔多瓦（Cordoba）的埃米尔（emir）或总督（摩洛哥和突尼斯很快就有人模仿他）。其后，在10世纪，安达卢斯（El-Andalus）——阿拉伯人这样称呼他们在西班牙的土地——有了自己的哈里发（直到那时他们的统治者还是埃米尔），虽然在此之前很久其实际上（de facto）已经在政治上独立了。倭马亚西班牙并不是一片净土。因为伊斯兰教从未征服整个半岛，在伊比利亚北部始终存在着一些基督教王国，他们总是想挑起阿拉伯西班牙内部的混乱，那里对于基督教徒相当宽容的政策并未能终止革命的危险。到公元1000年，基督教军队已经收复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直到埃布罗河（Ebro）地区，纳瓦拉（Navarre）和旧卡斯蒂利亚（Old Castile）也回到了基督徒的统治下。
当时的安达卢斯确实相当繁盛。倭马亚人发展了他们的海军，并且计划帝国不再向北方的基督教王国进一步扩张，而是转向非洲，以其他的穆斯林势力为代价，甚至不惜在这一过程中与拜占庭妥协以建立联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科尔多瓦哈里发在11、12世纪衰落时，西班牙的伊斯兰文明才真正成熟，达到创造力的黄金时代的巅峰，甚至可以与阿拔斯的巴格达相媲美。那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朽、博学的学者和哲学家。10世纪科尔多瓦的700多座清真寺中许多都能跻身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和哲学家成为了基督教世界认识东方科学和学术的指引者。在所有关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激烈斗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仍在西班牙进行着货物交易；西方基督教王国学到了新型农业与灌溉技术，引进了新的产品，像橙子、柠檬和糖等。阿拉伯人在那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就像其后许多西班牙基督教学生身上所展现的那样。
拜占庭的新挑战
赫拉克利乌斯的后继者们都颇有才干，但是在7世纪他们除了顽强地抵御阿拉伯人猛烈的袭击大潮之外无能为力。在北非、塞浦路斯和亚美尼亚被攻陷后君士坦丁堡遭到的进攻长达五年（673-678）之久；也许是希腊火（Greek fire）拯救了首都。在此之前，除了一个皇帝对意大利进行过私人访问之外，再没有试图收复沦陷到阿拉伯人和伦巴第人手中的西西里和意大利领土的计划。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威胁，那些斯拉夫人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大兵压境，另一支保加利亚人也越过了多瑙河。
这个世纪以皇帝被另一个人所取代的军事政变而结束；这意味着东方的皇权可能走上西方的道路，成为军人的猎物。8世纪初出现的一系列野蛮或无能的皇帝使保加利亚人攻打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门下，并在717年第二次被阿拉伯人包围了都城。虽然距离上一次伊斯兰教徒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已经有很长时间，但这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其后，拜占庭最富才干的皇帝之一，安纳托利亚人（Anatolian）利奥三世（Leo Ⅲ）即位。他原先是一个行省长官，在成功抵御阿拉伯人对领土的进攻之后被视为值得信赖的人，他来到首都进行防卫，并逼迫当时的皇帝退位。其后他自立为君，这些都受到了教士阶层普遍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伊苏里亚王朝（Isaurian Dynasty）的奠基，也就是所谓的起源；它预示了一条新的进路，即原来东罗马帝国的希腊精英逐渐转变为拜占庭的精英，成为了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君主国。其后的皇帝不仅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还有来自叙利亚和巴尔干地区的。
除了偶有的倒退之外，利奥的统治开创了一个复兴时代。在他清除了安纳托利亚的萨拉森人（Saracens，拜占庭希腊人这样称呼阿拉伯人）之后，他的儿子又把边界推回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稳定。边境的抢劫和小规模冲突仍旧存在，但阿拉伯人的力量确实出现了显著的衰落。那个时候的确可以期待在西方实现一个小规模的复苏。拉韦纳收复了，在西西里最后的据点也慢慢地稳定了下来。东部帝国再次从其色雷斯和小亚细亚中心地带扩张，沿着巴尔干半岛形成了新的行政区。在10世纪，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安条克也都从哈里发的手中夺了回来。对北叙利亚和托罗斯的争夺仍在继续，拜占庭的军队甚至一度越过了幼发拉底河。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地位越发重要。
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
君士坦丁堡北部的问题比当时已经显示出来的问题更难以应付。一个新的角色进入了这场欧洲历史大剧。远至公元前2000年，一个族群定居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东部，他们便是后来称为“斯拉夫人”的先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向东、西方向扩散，尤为重要的是进入了今天的俄罗斯地区。在5世纪时，斯拉夫人也开始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地区。这可能反映了来自阿瓦尔人（Avars）的压力。阿瓦尔人是亚洲民族，在古代晚期匈奴最后一次侵略退去后，形成了横亘在唐河（Don）、第聂伯河（Dnieper）和德涅斯特河（Dniester）之间的一个阻碍。他们控制着俄罗斯南部、乌克兰以及直到多瑙河河岸的地区，并受到拜占庭外交政策的拉拢。
虽然周期性地遭受匈奴人、阿瓦尔人、斯基泰人和哥特人的侵袭，斯拉夫人仍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早期艺术表现出了一种想要吸收外族文化和技术的意愿；他们向那些衰落的伟大文明学习。他们的运气不错：7世纪时，俄罗斯南部的哈扎尔人和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利亚人处在他们与伊斯兰人之间。这些强大的民族也可以引导落后的斯拉夫人进入巴尔干直至爱琴海地区。其后抵达亚得里亚海岸，进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摩拉维亚和中欧地区。到10世纪，斯拉夫人在数量上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第一个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这个有点似是而非，因为保加利亚人在种族上并非斯拉夫人。学者们认为他们是突厥民族。他们起源于匈奴遗留的部落，其中一些人通过通婚和与斯拉夫人交往逐渐斯拉夫化了；这些西部的保加利亚人于7世纪在多瑙河流域定居下来。他们曾联合斯拉夫人一起劫掠过拜占庭；559年，他们还曾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外。与其同盟者一样，他们也是异教徒。拜占庭竭尽全力地利用保加利亚部落间的分歧，他们的一个统治者接受了洗礼，其教父就是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拜占庭还帮助他赶走了阿瓦尔人。
慢慢地，保加利亚人的文化被斯拉夫的血统和影响稀释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消失了。一个保加利亚汗国最终在7世纪末出现了，其统治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保加利亚，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可以将之视为斯拉夫族的。那是保加利亚历史上一段模糊的时期。但一个陌生的国家，在巴尔干半岛这块长期以来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帝国一部分的土地上出现了。拜占庭帝国与保加利亚长达两个世纪的斗争阻碍了它在其他方面复兴的企图。在9世纪初的时候，一个皇帝在战场上被杀死了（敌人还用其头盖骨为自己的国王做了一个杯子）；皇帝死后，他们又陷入了与蛮族的长期斗争中。
转折点（虽然很难讲对拜占庭有多么重要）出现在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意味深长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漫不经心地使罗马和拜占庭的力量对抗之后，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一世（Boris I）在865年接受了洗礼。虽然在他们的臣民中存在着反对意见，但从这个时候起保加利亚就正式成为基督教国家。无论拜占庭的政治家们想在外交上获得什么（罗马教会也在试探寻求鲍里斯的效忠），离保加利亚问题的解决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冲突仍旧在继续。无论如何，它不仅仅是保加利亚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它还是另一个更大进程中的第一步，亦即斯拉夫民族的基督教化。它也表明基督教化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统治者的改信由上而下地推进。
没有人知道，对一个巨大的战利品——斯拉夫文明的类型——的争夺现在就开始了。这场比赛由两大家族控制着。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德（St Methodius）兄弟是修道僧，迄今在东正教教会中享有盛誉。他们的传教工作始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其后转入保加利亚。这必然是在拜占庭意识形态外交的整体背景中出现的，东正教传教士很难完全与外交使者分开，而那些教士们也很难认清为帝国服务和为基督服务之间的区别（西里尔本人就曾作为一名使团人员去过哈扎尔）。他们所做的远比将一个危险的邻居劝化皈依要多得多。在波西米亚，他们创制了第一个斯拉夫字母表，即格拉哥里字母表（Glagolitic）。其后，西里尔所设计的字母表成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里尔”字母表。这很快通过教会里的斯拉夫人传播到了整个斯拉夫民族当中，成为了今天保加利亚语的原型。它不仅使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也使斯拉夫文化结晶成型。这一文化仍旧对其他文化开放，拜占庭也不是获取斯拉夫忠诚的唯一竞争者，但最终确实是东部正教会对其产生了最深刻的单一影响。
至于保加利亚人，他们作为一个一直存在的危险因素，在10世纪初的时候达至了顶峰。皇帝巴西尔二世，以“保加利亚人屠夫”（Bulgaroctonos）之名载入史册，最终在1014年的一场重大战役中摧毁了他们的力量，其后他弄瞎了1.5万名俘虏的眼睛，并将他们遣返回乡以震慑其同胞。每100个人中有一个幸运的人可以保留一只眼睛，让他将其他人带回去。据说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因此惊恐而亡。几年之后，被击败的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持续长达150年，虽然始终未被同化。其后不久，拜占庭进行了最后一次远征，亚美尼亚接受了它的统治。拥有了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区域稳定的边界，拜占庭帝国在那时看起来比数个世纪之前还要稳固。
宗教辩论
帝国直到11世纪中期的所有经历都可以被视为在探求一条前进与复兴之路。在国内，这不仅仅是拜占庭文化的伟大时代，更重要的是（一度出现的短期统治和篡位者相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段王朝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首先是弗里吉亚王朝（Phrygian, 820-867），其后是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867-1050）。虽然危险的水域得到了成功控制，宗教仍旧是始终存在的分裂与危险的源泉，并在一个重要时期，深深地损害了帝国的权威。
在许多方面，东正教会与拉丁大公教会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区别，大公教会在显著的位置悬挂圣人的绘像，圣母和耶稣本身都是信徒们敬拜的对象，以其祈祷求得助佑。圣像（Icons），如其所称，也成为东正教会灵修和教导的一个重要设置。他们在6世纪的时候已经在东部教会占有显著位置，在大众的信仰中十分重要。在古代晚期，圣像已经在西方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现在其在东正教教堂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他们被置于神龛中，围以幕帐，以供信徒们敬拜和默想。它们不仅仅是装饰性的，其安放也传达了教会的教导。并且（如一个权威将其放在那里）表明了这是“天堂与尘世相接的一点”，基督徒在圣像中能感觉到被整个无形的教会，亦即被逝者、圣徒和天使、耶稣和他的母亲所环抱。一些东西能将宗教感情凝聚得如此之紧密，其会使拜占庭（后来也使斯拉夫）的绘画和马赛克创作达到艺术上的巅峰，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8世纪时，出现了对圣像的质疑（有趣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哈里发发动了一场反对在伊斯兰教中使用画像的斗争之后，但是不能有理有据地推论出反对圣像崇敬者是从穆斯林那里获得了这些观念）。对圣像的批判者［他们自称“圣像破坏者”（iconoclast）］将之斥为偶像崇拜，认为这种崇拜扭曲了对上主造物主的崇敬。他们要求将那些圣像砸毁或铲除，并且带着白色涂料、刷子和锤子等立即采取了行动。
利奥三世支持这些圣像破坏者。他为何如此抉择迄今还不很清楚，但他是在听取了一些主教的建议后采取行动的，时值阿拉伯人发起猛烈攻击，又碰巧出现了火山爆发，这些毋庸置疑地都被认为是表明了上天对偶像崇拜的厌恶。730年一项法令颁布了，禁止在公共祈祷中使用圣像。对那些不遵守命令者的迫害随即而来，但君士坦丁堡的执行效果远比行省中的要好。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迫害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日益暴烈；754年，一次主教会议批准了这一政策。这时出现了殉教者，尤其是在修道僧中间，他们比世俗神职人员更为坚定地保卫圣像。但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的命运始终取决于帝国的好恶。它在下一个世纪里逐渐衰退并被淹没了。在利奥四世和他的寡妻伊琳娜（Irene）的统治下，迫害逐渐松懈，“圣像崇拜者”（iconophiles）收复了失地，虽然其后历史又重演了一次。直到843年，圣像最终被恢复了，那一天是大斋节（Lent）期间的第一个主日，直到现在仍作为东正教的重大节日被东方教会所纪念。
现在仍很难阐明这一无疑相当重要的一幕。据说，崇敬圣像使得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皈依变得更为困难，但这一说法并不够深刻。要讨论这一问题当然不能不考虑宗教之外的因素，但是最终的解释可能只是精神上的警惕，以及东部帝国在神学争论上常常显示出的狂热，这种辩论很容易变为怨恨。很清楚，这无关艺术价值或审美观点，这不是拜占庭的风格。争论为改革者的感觉所推动，他们认为希腊人崇拜圣像是陷入了极端的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入侵是上主第一次怒雷的隆隆声；一个虔诚的君王，就像《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可以通过打碎偶像将自己的人民从征服中拯救出来。这符合那些感觉自己走投无路的人的心态。圣像破坏者很明显地拥有强大的武装。另一个提示性的事实是，许多圣像表现的是当地的圣人和圣徒；他们被那些统一而简单的圣体和十字架所取代了，这也表明了一些新的事情：8世纪开始，从很多方面出现了对拜占庭宗教和社会的整体性强调。最后，圣像破坏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于一股持续已久的潮流的愤怒对抗，亦即反对支持那些在教导中将圣像置于重要位置的修道僧们。同时作为同愤怒的上主和解的谨慎步骤，圣像破坏运动也是对以皇帝和主教集权来反对地方敬拜、城市和修道院独立以及圣徒狂热崇拜这一做法的回应。
圣像破坏运动不仅仅触怒了西方教会，也显示出东正教与拉丁基督教的距离有多远。西方教会也在行动；拉丁文化在从阿里乌教派（Arianism）皈依的日耳曼民族中建立起来，其在精神上更加远离东方的希腊教会。圣像破坏者公开污蔑谴责利奥支持者的教皇制；罗马则警惕地观察着皇帝在精神事务上的自以为是。因此一个特殊的争论更加深了基督教世界两部分因为文化分歧业已出现的裂痕。如果我们考虑到从拜占庭到意大利需要两个月的海路，陆地上则有斯拉夫人横亘在两个基督教区域之间，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而且，很明显，在利奥时代里，西方只有一个教会作为教会权威的根源，只有一个教义仲裁者，并且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教会组织的中心。而东部帝国有很多的教会，没有普世的教会。6世纪时东正教会已经否定了罗马主教的普世首席权。794年，西方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修改了《信经》的表述，这一单方面决定使东方教会非常震怒，同时质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在另一个层面上，历史很快也造成了新的分裂。当教皇在800年加冕法兰克国王为“皇帝”时，实际上是对拜占庭宣称他们是罗马唯一继承者的挑战。那些新皈依基督、仍旧处于半蛮族状态的民族对于君士坦丁堡而言并没有什么；拜占庭官方认为他们的挑战者就是法兰克王国。自此之后，所有的西欧人都被称作“法兰克人”（这一称呼流传甚广，最后竟远至中国）。两大帝国敏感地防备着对方。甚至罗马加冕礼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君士坦丁堡女性称帝的回应。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还因为她是个声名狼藉的、弄瞎自己孩子的母亲。但是，法兰克的皇帝头衔只被拜占庭暂时地承认了；其后的西方皇帝仍只被视为国王。意大利也分离了两个基督教帝国，因为那些东部帝国宣称享有主权的土地受到了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同样大的威胁。
当然，这两个基督教世界并没有断绝联系，虽然他们未能联合起来对抗那个时代最大的威胁——伊斯兰教。10世纪时，一个西部的皇帝娶了一位拜占庭的新娘，日耳曼的艺术随之受到了拜占庭主题和形式的影响。但这只是两个文化世界富有成效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数个世纪过去之后，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拜占庭特别奢华富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看来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他们之间最明显的不同。在皇城，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是相互渗透的。基督教纪年的日历与宫廷历法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为宏大的戏剧场面设置韵律，其中仪式典礼向人们展现帝国的威严。虽然在拜占庭也有世俗艺术，但时常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无一例外都是宗教性的，表现上主的伟大与无所不在，上主的副摄政便是皇帝陛下。这些仪式遵守宫廷严格的礼节，而在宫廷中则充满了各种阴谋诡计。基督教皇帝在公共场合露面就如同神一样庄严神秘，拉升数个帐幕，然后皇帝从后面戏剧性地出现。这是一个惊人文明的顶峰，它在将近500余年里向半个世界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帝国。987年，一个基辅（Kiev）的异教徒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验证其对基督教的认识（如同验证其对其他宗教的看法一样），称其在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所看到的一切令他们震惊。“上帝就在人们中间，”他们说。(14)在西方，却并没有这样的地方。
(1) 奥多亚塞（约433-493）：亦作Odovacer，意大利第一个蛮族统治者。原为日耳曼武士，470年前后进入意大利，参加罗马军队。476年被军队拥立为王，这一事件被视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其向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宣誓效忠，但实际统治权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493年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诱杀。——译者注
(2)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利所创的一种基督二性二位的神学观点，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为一个本体，主张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431年由以弗所大公会议谴责为异端并遭绝罚。——译者注
(3) 主张基督只有神性而无人性的学说，认为耶稣只有一个本质，并非正统教义中所教导的神性与人性合一于一个位格。这一观点在第六次合一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译者注
(4) 指犹太人长期为基督徒所压制。——译者注
(5) 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希腊、埃及以东诸国及岛屿。——译者注
(6) 在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禁止将这一称呼用于除罗马主教（即教皇）之外的任何主教。
(7) 每年1月25日为圣保罗宗徒归化庆日，纪念圣保罗明认耶稣基督为主。——译者注
(8) 沃登亦即奥丁（Odin），是北欧神话里的主神。——译者注
(9) 基督教中的一些异端思想，包括认为神代替人受苦受难，基督的人性与我们同样受苦，其肉身是可朽坏的，以及与后两者相反，认为基督的肉身赋有神性等观念。——译者注
(10) 基督一志论是公元7世纪时的基督教派，主张基督只有一意志。承认基督有神人二性，但其活动则为“属神的精力”所主宰，其解释化解了正统派和基督一性论派的对立。教皇若望四世于648年对之下谕谴责，其后680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亦对之进行谴责。——译者注
(11) 霍诺留斯一世支持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的基督一志论，在教会中造成诸多不满。680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宣布其为异端，将之革除教籍。——译者注
(12) 今土耳其南部山脉地区。——译者注
(13) 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燃烧液。——译者注
(14) 这些话来自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可能基于他们的口述版本。相关文章的译本参见：G. Vernadsky（ed.）et al.,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New Heaven, 1972), I, pp.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