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穆旦的一生，和大多数杰出诗人一样，致力于以语言“照明”幽暗的世界，虽然这“世界”在其“照明”之下多少显得丑陋，触目惊心，但这“照明”的勇气正是现代汉语语言更新的根本动力之一。诗人王家新曾指出：“他（穆旦）的诗的出现，再一次刷新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如果说他的语言在某些方面尚不成熟，那也是一种充满生机的不成熟。”(31)穆旦的修辞有其复杂之处，有其诡奇之处，有其不和谐之处，也有其不完美之处，但是却有力展现了历史中的人的力量——语言力量和伦理力量。当代诗人在修辞上的创新与穆旦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在80年代之后当代新诗写作普遍偏于技术化的潮流中，也逐渐有诗人感到了“重新历史化”的必要。穆旦诗歌实际上给何为“历史地”写作树立了典范，只是这“典范”的意义并没有被充分地认识。穆旦的写作决不仅是空洞的修辞演练或者玄学诡辩，而是深深地根植于历史的根柢，他不仅触及现代历史的种种阴暗面向，甚至在修辞的微毫细节中，也体现出独特的历史意识。他向当代诗人展示如何“介入”历史。“介入历史”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反映”，相反，它是一种在历史处境中展现人性力量的有力途径，这与当下的诗歌写作有直接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无法否定“外部”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否定自身，这是诗歌仅剩的“自由”：“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被围者》）。穆旦的大部分写作，归根结底，触碰的是人的失败。如果说这些诗歌对于我们有何教益的话，那不妨借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话来说，它们教自由人如何失败。“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的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32)
（李章斌，南京大学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1)江弱水：《伪奥登诗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2)见王家新：《穆旦与“去中国化”》（《诗探索》2006年第3辑）、罗振亚《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易彬《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以穆旦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1期）、李章斌《近年来关于穆旦研究与“非中国性”问题的争论》（《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3)本文所引穆旦诗作，除特别注出者外，均据李方编《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不另注。
(4)辛笛：《辛笛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3页。
(5)西川：《穆旦问题》，《中国学术》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6)另参见李章斌：《隐喻问题与诗歌语言的修辞学研究——以穆旦为例》，《文学理论前沿》2015年第1期。
(7)J. C. Nesfield & F. T. Wood, Manual of English Grammar & Composition, London &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64, p.272.
(8)K. Wales, 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London: Longman, 1989, p.295.
(9)关于“隐喻”与“象征”的区别，韦勒克·沃伦指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为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神话）系统的一部分。”（《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4页）实际上，80年代中期之后第三代诗人所反对的，往往是这些在反复使用中已经有固定含义的“象征”，只是用了“隐喻”这个词来称呼它们。
(10)朱自清较早地认识到现代诗歌比喻的“远取譬”特征，他在讨论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时说：“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朱自清：《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版，第10页）
(11)Michelle Yeh, “Metaphor and Bi: Western and Chinese Poe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9(3), 1987, pp.237 - 254.
(12)Pauline Yu, “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 1981, pp.204 - 224.
(13)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6、89页。
(14)穆旦：《穆旦诗集（1939—1945）》，作者自印，1947年5月版，第81页。原诗第10行原有“卷曲又卷曲”，但在诗集最后的“正误表”中此五字被删除。
(15)李章斌：《现行几种穆旦作品集的出处与版本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6)穆旦：《春》，《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1942年5月26日。
(17)穆旦：《春》，《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版）1947年3月12日。
(18)穆旦：《穆旦诗集（1939—1945）》，作者自印，1947年5月版，第81页。
(19)［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0)穆旦：《〈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16页。
(21)［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2)［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页。
(23)穆旦：《寄后方的朋友》，《自由中国》1942年第2卷1—2合期。
(24)穆旦：《父与女》（穆旦遗稿），此处所引据易彬：《“秘密”的写作——穆旦形象考察（1958—1977）的一条线索》，张炯、白烨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25页。
(25)穆旦：《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页。
(26)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27)Alex Preminger ed,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407.
(28)［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29)王璞亦曾讨论过穆旦与“浪漫派的反讽”的关系，见王璞《穆旦与浪漫派的反讽》，《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
(30)［爱尔兰］谢默斯·希尼：《测听奥登》，《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31)王家新：《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32)［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