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西蒙娜·德·波伏娃
有鉴于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妇女的生活不是受到错误的再现，就是完全没有得到再现，这点显然益形重要。
——朱迪斯·巴特勒
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她者——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劳工阶级——时时刻刻威胁着那个规范的主体，她们是完美世界里的憧憧鬼影，她们提醒我们意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朱迪斯·巴特勒
在英国文学史上，女剧作家寥若晨星。然而在20世纪，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1938—）以骄人的戏剧成就享誉英国乃至世界剧坛，她被公认为当代英国杰出的女剧作家、女性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她一直活跃在英国乃至世界的戏剧舞台。迄今为止，邱吉尔创作的主要戏剧多达50部，包括广播剧、电视剧与舞台剧。她的戏剧不仅在英国伦敦西区、美国百老汇、德国柏林剧院、澳大利亚剧院等西方剧院叫座，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剧院演出。在2001年出版的《她也创作戏剧——从10世纪到21世纪国际女剧作家指南》（She Also Wrote Plays — 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Women Playwrights from the 10th to the 21st Century）中，苏珊·克罗夫特（Susan Croft）把邱吉尔称为“战后英国最受欢迎的女剧作家”（Croft，41）。[2]简奈尔·瑞内尔特（Janelle Reinelt）认为，邱吉尔“激发了戏剧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Aston and Reinelt，174）。伊莱恩·阿斯顿（Elaine Aston）认为，邱吉尔是“当代戏剧舞台最重要、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Aston，Caryl Churchill，3），对“后辈的剧作家、当代女性主义戏剧实践与理论的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Aston，Feminist Views on the English Stage，18）。
邱吉尔的戏剧以多元的艺术视角与新颖的艺术手法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如性别、阶级、种族、战争、生态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邱吉尔致力于创作女性主义戏剧。在7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戏剧的定义是“当女性要求自主的斗争成为一部戏剧的主要修辞动因（retorical motive）时，这部剧作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戏剧”（Brown，Feminist Drama，1）。在80年代，女性主义戏剧被定义为“戏剧的一种形式，包含了对女性特征的社会构成的理解，以及关于性别、阶级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分析……这种意识表现在戏剧的内容、形式、角度和过程中”（Janaczewska，107）。罗斯玛丽·柯伯（Rosemary Curb）提出了“妇女—意识戏剧”的概念，即“女性主义戏剧”：“所有由女性创作和关于女性的戏剧，以对女性生活和感觉的多重内在反映为特征”（Curb，305）。根据女性主义戏剧的不同定义，可以把女性主义戏剧的特征概括如下：1.在内容上，从女性的视角反映女性经历及女性角色的多变性，再现女性主义的发展变化。2.在形式上，表现了戏剧形式的实验性与多样性，旨在为戏剧主题服务。3.在演出效果上，通过反映意识形态的变迁，增强妇女意识，培养抗议型观众，授权观众进行政治变革。邱吉尔的创作生涯与女性主义戏剧的发展一致。她的许多戏剧具有女性主义戏剧的基本特征，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戏剧。这些女性主义戏剧因表现女性性别问题而有名，表现了她对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
本研究拟从性别（gender）的视角，对邱吉尔四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戏剧《醋汤姆》（Vinegar Tom，1976）、《九重天》（Cloud Nine，1979）、《优异女子》（Top Girls，1982）与《沼泽地》（Fen，1983）加以剖析，探讨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通过对“她者”的再现所体现的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揭示邱吉尔的性别与阶级政治，以阐释她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以及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3]
本研究拟重点阐释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1.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再现了哪些“她者”形象？
2.这些“她者”形象隐喻的女性性别麻烦及其根源是什么？
3.邱吉尔运用怎样的女性主义戏剧特征与艺术手法，再现女性性别麻烦并颠覆女性既有的性别身份以重建女性主体性？
本研究基于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认为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通过运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戏剧艺术手法再现不同的“她者”形象，探讨了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体现了她的性别与阶级政治，表达了她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以及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一、邱吉尔的戏剧艺术成就
邱吉尔对社会问题深沉的思考、多元的视角以及新颖的表现手法使她成了欧美当代著名女剧作家。1986年出版的《现代英国戏剧里程碑：70年代的戏剧》（Landmarks of Modern British Drama：The Plays of the Seventies）唯一收录的女剧作家的作品即邱吉尔的《优异女子》。2001年出版的《现代剧作家》（Modern Dramatists）唯一单独论述的女剧作家即邱吉尔。2002年剑桥大学出版的《现代英国戏剧》（Modern British Drama）单独论述的女剧作家只有邱吉尔和萨拉·凯恩（Sarah Kane）。
纵观邱吉尔的戏剧作品，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58—1971年为习作期。在这一时期，邱吉尔熟悉了舞台的一般规律，掌握了戏剧创作的基本手法。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剧作，如《楼下》、《蚂蚁》，被大学生排演过。这是她对戏剧创作的最初的尝试，为其以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1972—1990年为邱吉尔戏剧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972年她创作的舞台剧《业主》（Owners）是其戏剧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她开始迈上了创作更具挑战性的舞台剧的道路。第二阶段的压卷之作是1990年的《疯狂森林》（Mad Forest），反映了罗马尼亚民众在1989年社会动荡时期的生活现状，促使观众深思社会的发展前景问题。邱吉尔在第二阶段的戏剧作品虽然主题不尽相同，但都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反映社会政治问题，表达了女性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1990年之后为邱吉尔戏剧创作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邱吉尔敏锐地意识到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日渐式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以后的戏剧创作风格。在戏剧主题上，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反映资本主义体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戏剧艺术风格方面，邱吉尔深受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s）的“整体戏剧”（total theatre）的影响。她改变了以戏剧文本与对话为主的创作形式，逐渐减少台词的使用，注重演出的整体性，在舞台表演过程中融入了音乐、舞蹈、服装、灯光等。这些艺术手法解构了传统的戏剧语言，促进了戏剧的整体表演效果，增强了剧场效应，形成了美学张力，使邱吉尔的戏剧成了整体戏剧。邱吉尔第三阶段的戏剧创作表现了其在戏剧艺术手法方面所进行的实验精神。
1972年，邱吉尔创作了第一部舞台剧《业主》，并在伦敦进行了演出。该剧批判了私人所有权制度与资本主义价值观，表达了社会主义思想。自此，邱吉尔开始了其舞台剧的创作生涯，创作了一大批主题各异、形式新颖的社会问题剧（social problem play）。[4]邱吉尔的舞台剧亦可被称作政治剧。在她看来，“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5]在戏剧内容上，邱吉尔注重反映当代不同的社会问题，如性别压迫、阶级剥削、殖民主义、生态危机、克隆问题、政治局势动荡、暴力与恐怖主义等。在戏剧形式上，她打破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手法，结合了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史诗剧（epic theatre）的创作手法与后现代主义戏剧的艺术元素，运用了独创性的戏剧表演技巧，如扮装表演、角色叠置、歌曲穿插、虚幻梦境、复合时空、鬼魂精灵等，从而形成了其独创性的艺术风格。[6]她一方面在戏剧内容方面对社会事件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在创作手法方面进行创新，努力把政治观点与美学试验结合起来。
在思想上，邱吉尔深受英国精怪剧团（Monstrous Regiment）的妇女意识与联合股份剧团（Joint Stock Theatre Company）的阶级意识的影响。这使她既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又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她在其社会问题剧中反映了性别与阶级问题，表现其性别与阶级政治。
英国最早的具有独创性的女性主义戏剧团体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精怪剧团。[7]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进一步解放了女性。女性因此有机会从事她们喜欢的职业。在戏剧领域，女性也得到了解放。精怪剧团提倡基于女性经历来创作政治剧，并在舞台中心再现女性经历，因为该剧团认为女性经历在戏剧舞台一直被边缘化。这一集体致力于在戏剧实践中以女性主义观点作为创作戏剧的基础，为妇女创作颠覆性的人物角色，着重反映性别问题与性别政治，以期表达女性主义思想。该剧团由集体民主制定政策与决定，它上演英国女剧作家的戏剧，也上演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戏剧，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主义戏剧的发展。
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语境下，邱吉尔接触了精怪剧团，并深受影响。1976年，精怪剧团打算创作一部有关“女巫”的戏剧，邱吉尔欣然接受了创作任务。她在研究了有关女巫的史料之后创作了历史剧《醋汤姆》。剧中，邱吉尔描写了一群被歧视与压迫、被边缘化与他者化的女性形象，揭示了权力与性别的关系。《醋汤姆》标志着邱吉尔从对于其个人痛苦的表达转向了对于女性整体压迫的政治表达。她与精怪剧团的合作创作使她作为剧作家更具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也使她对性别问题更感兴趣。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另外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戏剧团体是联合股份剧团。[8]该社会主义剧团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决定政策、避免明星体制、成员工资相同、集体决定主题、演员即时表演、排练时间较长、方法变化多样。戏剧创作过程中，剧作家、导演、设计人员与演员在戏剧工作坊中密切合作，就下一部戏剧的主题集思广益、展开研究。在戏剧工作坊之后的6—8周内，剧作家通常完成剧本创作。最后，剧团进行排练演出。联合股份剧团的戏剧主题关注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在这样民主的剧团中创作出的戏剧，也体现了民主精神。
联合股份剧团的运作模式与创作理念正好适合邱吉尔的戏剧创作，对邱吉尔的创作影响深远，促使她通过戏剧反映更加宽广的社会与历史议题。邱吉尔通过与联合股份剧团合作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如1976年的《光耀白金汉》（Light Shining in Buckinghamshire）与《怀柔警探》（Softcops）、1979年的《九重天》、1982年的《优异女子》、1983年的《沼泽地》、1986年的《满嘴都是鸟》（A Mouthful of Birds）、1987年的《一本万利》（Serious Money）、1989年的《冰淇淋》（Icecream）、1997年的《蓝色心灵》（Blue Heart）等。[9]这些戏剧都由联合股份剧团演出过。联合股份剧团合作、民主及社会主义的创作与表演的理念和实践增强了邱吉尔的民主意识与社会主义思想。
在艺术风格上，邱吉尔借鉴并超越了布莱希特代表的“史诗剧”、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代表的“荒诞派戏剧”（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代表的“厨房水槽剧”（kitchen-sink drama）以及布鲁克代表的“整体戏剧”，从而形成了其独创性的戏剧艺术风格。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对邱吉尔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诗剧”强调用非线性拼贴结构反映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国的社会问题频发，社会矛盾被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本主义体制。而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正好成了他们审视与反思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方式。英国剧作家深受布莱希特戏剧创作原理与表演手法的影响，邱吉尔就是一位著名的布莱希特式剧作家。其戏剧艺术遵循了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叙事格局，继承了布莱希特“史诗剧”的技巧。她通过运用布莱希特“史诗剧”的艺术手法，创作了《醋汤姆》与《光耀白金汉》等一系列戏剧。邱吉尔的布莱希特式“史诗剧”的创作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反映了当代英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法国“荒诞派戏剧”也对邱吉尔的戏剧艺术产生了影响。1955年8月3日，英国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在伦敦上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运用了荒诞、喜剧的形式表现严肃、悲剧的主题，再现了后现代人悲观无助的心理现实。其“荒诞”、“反理性”的内容与“反戏剧”、“反理性”形式的艺术统一对英国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乔·奥登（Joe Orton）、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和邱吉尔都是“荒诞派戏剧”的继承人。“荒诞派戏剧”荒诞内容与荒诞形式的艺术统一对邱吉尔具有重要启示与指导作用。邱吉尔曾承认是贝克特和品特的“荒诞派戏剧”影响了她，使她在戏剧表演方面寻求更多不同的表现方法，重视戏剧的表演性。在1976年的《陷阱》（Traps）、1987年的《心的愿望》（A Heart's Desire）、1997年的《蓝色心灵》、1999年的《这是一把椅子》（This Is a Chair）、2000年的《远方》（Far Away）等戏剧中，邱吉尔都借鉴了“荒诞派戏剧”的艺术手法。
邱吉尔也深受英国国内戏剧的影响。其中，对她戏剧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本的“厨房水槽剧”与布鲁克的“整体戏剧”。
1945—1955年，英国戏剧对英国社会当代事件反应冷漠。保守霸权的伦敦西区剧团上演的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与法国戏剧，避免涉及英国当代的重要政治事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认为，英国戏剧“如隐士般与世隔绝”（Eyre and Wright，242）。布鲁克认为西区剧团的戏剧是“僵死的戏剧”（Keyssar，Feminist Theatre，10）。1956年5月8日，英国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了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该剧反映了英国中下层阶级对英国生活现状的不满，表现了战后西方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这使得英国戏剧具有了阶级意识，沉重地打击了旧式戏剧。它在内容上给英国戏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是英国旧戏剧与新戏剧的分水岭。在《愤怒的回顾》上演之后，一群年轻的剧作家聚在一起，致力于用戏剧反映英国社会现实。这些年轻的剧作家被称作“愤怒的年轻人”。他们的“厨房水槽剧”得以在皇家宫廷剧院上演。[10]皇家宫廷剧院提倡以自然主义手法反映劳工阶级的生活与思想，这为许多新的剧作家提供了舞台。这些剧作家包括奥斯本、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约翰·阿登（John Arden）、爱德华·邦德（Edward Bond）与邱吉尔。
皇家宫廷剧院的戏剧观对邱吉尔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皇家宫廷剧院的唯一驻院女剧作家，邱吉尔约有20部戏剧在此上演，如1972年的《业主》、1982年的《优异女子》、1987年的《一本万利》、1989年的《冰淇淋》、2002年的《一个数字》（A Number）、2009年的《七个犹太人的孩子》（Seven Jewish Children）、2012年的《爱与信息》（Love and Information）等。其中，《优异女子》反映了劳工阶级和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剧中玛琳与乔伊丝姐妹俩有关撒切尔政府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争吵就发生在乔伊丝家的厨房中，代表了典型的“厨房水槽剧”的特色。
布鲁克的“整体戏剧”强调戏剧视听元素。这一新型舞台观念最初是由布鲁克提出的。布鲁克深受欧洲戏剧创作与演出的影响，不断地把欧洲大陆创新的戏剧艺术介绍到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他吸收了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的艺术手法。[11]受“残酷戏剧”的启发，布鲁克在导演戏剧时探索了即时表演、身体模仿与声音技巧。他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导演戏剧时就运用了“整体戏剧”的手法，如奇异的服装、哑剧的动作、魔幻的视觉等。
邱吉尔在创作戏剧时也采用了“整体戏剧”的戏剧观。她运用了独特的台词、创新的服装、音乐的旋律、舞蹈的节奏、简洁的舞美与变幻的灯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邱吉尔与实验性的第二跨越剧团（Second Stride Company）合作，以音乐与舞蹈为基础，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如1991年的《大用蛊者的生活》（Lives of the Great Poisoners）、1994年的《地底精灵》（The Skriker）、1997年的《宾馆》（Hotel）。第二跨越剧团是英国现代舞蹈公司，邱吉尔与第二跨越剧团的合作促使她从戏剧性架构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戏剧创作转向了包括舞蹈与音乐的更为抽象的戏剧形式。她使用舞蹈与音乐扩大了戏剧形式，打破了再现的限制。另外，邱吉尔戏剧创作的转折点是合作创作。在戏剧工作坊中，每个人都进行研究，提供好的想法。剧作家花上几个星期与演员们一起即兴演出，然后再去创作戏剧文本。在排演戏剧时，邱吉尔作为剧作家还必须与导演、设计人员以及演员密切合作，在表演文本中融合进文字以外的元素，如舞蹈、音乐等。合作创作给邱吉尔的戏剧提供了集体的灵感、复调的声音、关注的焦点，丰富了她的戏剧语言与意象，使其作品成了“整体戏剧”的典范。
邱吉尔因其戏剧成就荣获许多欧美戏剧奖项，如“理查德·希拉里纪念奖”、“奥比奖”、“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博恩奖”、“晚间标准奖”、“伦敦西区戏剧奖”等。仅美国百老汇“奥比奖”就荣获过四次，这使她获得了女剧作家罕见的国际声誉。[12]
二、文献综述
邱吉尔是英国当代的一位女剧作家。相对于英国戏剧大师，如莎士比亚、萧伯纳、贝克特、品特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对邱吉尔戏剧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有关邱吉尔戏剧的专著、学位论文、报刊文章等。已有的成果大多只是对邱吉尔单部作品的主题与创作手法的研究，对邱吉尔戏剧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这些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邱吉尔戏剧的政治主题或美学价值：
1.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思想研究
邱吉尔被公认为女性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所以较多学者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阐释邱吉尔戏剧所体现的性别压迫，揭示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思想。菲丽丝·兰德尔（Phyllis Randall）主编的论文集《卡里尔·邱吉尔专题汇编》（Caryl Churchill：A Casebook）主要通过分析邱吉尔戏剧中的主题、人物和符号，讨论其戏剧所反映的对于女性与同性恋的政治压迫。在艾德里安·佩奇（Adrian Page）主编的《剧作家死亡了吗？》（The Death of the Playwright？）中，简·托马斯（Jane Thomas）分析了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人物刻画。在伊莱娜·凯撒（Helene Keyssar）的《女性主义戏剧与理论：当代评论文章》（Feminist Theatre and Theory：Contemporary Critical Essays）一书中，洛伦·克鲁格（Loren Kruger）分析了《醋汤姆》、《九重天》和《光耀白金汉》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评价了这些戏剧作为女性主义事件的意义。在伊诺克·布莱特（Enoch Brater）主编的《女性主义视角：新女性剧作家》（Feminist Focus：The New Women Playwrights）中，奥斯汀·奎格雷（Austin Quigley）分析了邱吉尔几部主要戏剧，如《醋汤姆》、《九重天》与《优异女子》中的女性意象，以及这些戏剧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和原型的问题，揭示了这些戏剧的政治意识。露比·科恩（Ruby Cohn）在论文《现代社会主义者温和的建议》中关注了邱吉尔戏剧的道德意图。她批评了《九重天》第二幕中各种荒诞的因素以及对“泛性欲论”的支持，指出邱吉尔的道德说教没有效果。潘薇在论文《英国剧作家凯萝·邱吉尔的母女关系戏剧》中指出，在邱吉尔的戏剧中，女儿们总生活在一个母亲缺席，也缺少对未来希望的世界中，这表达了当代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与失落感。刘霞在论文《对女性解放本质的疑问——论卡丽·邱吉尔〈上等女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特色》中指出，《上等女性》揭示了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及其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女性文学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特色。楼育萍在论文《性别的追问——对卡瑞·邱吉尔〈九重天〉的女性主义阅读》中分析了《九重天》所体现的传统性别压迫、无性别压迫的乌托邦、殖民压迫的暗喻和反串技巧的运用。张文钰与钱激扬在论文《人物服装与女性主义观——解读卡丽尔·邱吉尔的〈优异女子〉》中，通过分析《优异女子》中日秀、琼与玛琳的服装特征，探寻了该剧所传递的女性主义观。
2.邱吉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邱吉尔也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剧作家。她的戏剧表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立场与主张。西昂·阿迪斯希亚（Siân Adiseshiah）在其基于博士论文撰写的专著《邱吉尔的社会主义》（Churchill's Socialism）中，阐释了邱吉尔戏剧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政治抵抗，揭示了邱吉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即“去中心、去权威、共产主义、无性别歧视”。在《卡里尔·邱吉尔的戏剧：赋予权力的戏剧》（The Plays of Caryl Churchill：Theatre of Empowerment）中，阿米莉娅·豪·柯瑞兹（Amelia Howe Kritzer）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析了邱吉尔的戏剧作品，阐述了邱吉尔对权力、历史、性别等的观点。[13]她指出，邱吉尔是一位关注性别、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剧作家。米切莱娜·旺达（Michelene Wandor）关注邱吉尔戏剧中的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思想。在《替角：戏剧和性的政治》（Understudies：Theatre and Sexual Politics）一书中，旺达根据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内容评论了战后英国戏剧及其政治内容，讨论了性别与阶级权力问题。瑞内尔特在《卡里尔·邱吉尔与风格政治》一文中指出，当马克思主义因为忽视性而受到挑战时，邱吉尔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立场，而是在“后社会主义”背景下坚持创作，努力反映当代社会问题与困惑（Aston and Reinelt，174）。苏-埃伦·凯斯（Sue-Ellen Case）关注邱吉尔的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在论文《性属的权力》中，凯斯探究了邱吉尔戏剧中对于性别压迫与性解放的再现。在《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中，阿斯顿追溯了邱吉尔戏剧的范围与发展过程，并分析了邱吉尔对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戏剧风格的关注。傅俊在论文《邱吉尔的社会主义女性观与布莱希特式戏剧理念：解读当代英国戏剧经典〈最优秀的女性〉》中，阐释了邱吉尔《最优秀的女性》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与布莱希特式史诗剧手法。闫红梅在其博士论文《背离策略与模糊的政治立场》中，采用戏剧文本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了邱吉尔在其戏剧中所采用的背离策略，如对时间连续性原则的背离，对自然主义戏剧中人物建构的背离，对传统角色分配与表演方式的背离，以及对戏剧传统中人物与话语位置相一致的话语策略的背离，指出邱吉尔的背离策略体现了邱吉尔模糊的政治立场。这种背离策略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与邱吉尔作为社会主义剧作家身份相符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立场。
3.邱吉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研究
邱吉尔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她密切关注人类社会的种族、战争、暴力与屠杀等问题。有些学者就邱吉尔戏剧的反殖民主义政治主题进行了研究。埃瑞卡·斯比勒（Erica Spiller）在其硕士论文《阿弗拉·贝恩和卡里尔·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的结合》（Collaboration of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e Plays of Aphra Behn and Caryl Churchill）中，探讨了贝恩与邱吉尔如何在戏剧中把女性主义思想与后殖民主义话语结合起来，旨在研究性别与种族的文化问题。在《卡里尔·邱吉尔的戏剧：赋予权力的戏剧》中，柯瑞兹也分析了邱吉尔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关注。在论文《废除殖民占领：〈九重天〉及其评论中的种族、性属与性别的交汇》中，阿波罗·阿默科（Apollo Amoko）把“性属与性别压迫”的分析与“殖民与种族压迫”的分析结合起来。他分析了《九重天》中黑仆约叔亚的从属地位，并指出在白人男性殖民者克莱夫的统治下，约叔亚与贝蒂都具有从属身份，处于相似的社会地位。阿默科通过比较约叔亚与贝蒂指出，性别压迫与殖民压迫紧密相连。
4.邱吉尔的生态思想研究
邱吉尔在戏剧中关心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有些学者从生态批评视角阐释了邱吉尔的戏剧。杰拉尔丁·库辛（Geraldine Cousin）在其专著《剧作家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The Playwright）中，深入分析了邱吉尔戏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足够氧气》（Not……not……not……not……not enough oxygen）所反映的“污染与环保”的主题思想。玛丽·拉克赫斯特（Mary Luckhurst）在专著《罗德里奇现当代剧作家指南：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Routledg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ramatists）中分析了邱吉尔戏剧中的政治主题，其中包括对邱吉尔戏剧所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探讨。在阿斯顿和艾琳·戴蒙德（Elin Diamond）主编的《卡里尔·邱吉尔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aryl Churchill）第六章中，希拉·瑞比拉德（Sheila Rabillard）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分析了邱吉尔的主要戏剧作品《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足够氧气》、《沼泽地》、《大用蛊者的生活》、《地底精灵》、《远方》中所反映的生态问题，从地方环境危机到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影响。在瑞比拉德主编的《卡里尔·邱吉尔研究论文集：当代再现》（Essays on Caryl Churchill：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ons）中，柯瑞兹分析了《疯狂森林》、《大用蛊者的生活》与《地底精灵》中的自然景色描写的作用，以探讨邱吉尔对地域政治与生态的关注。潘薇在论文《论英国剧作家凯萝·邱吉尔的环保戏剧》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指出，邱吉尔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戏剧以人类和未来的名义向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和讨伐。苏擘与闫红梅在论文《乡村自然：人类的精神家园》中分析了邱吉尔戏剧《陷阱》所反映的生态问题与自然主题。
5.邱吉尔的历史剧及其历史性研究
邱吉尔在戏剧中使用了布莱希特历史化的戏剧策略，借用历史影射当代。有些学者研究了邱吉尔的历史剧及其历史性。理查德·帕默（Richard Palmer）的《当代英国历史剧》（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Play）与凯斯·皮考克（Keith Peacock）的《激进的舞台：现代英国戏剧中的供替代的历史》（Radical Stages：Alternative History in Modern British Drama）这两本书均把邱吉尔的《光耀白金汉》、《醋汤姆》等戏剧评价为女性主义历史剧的代表作。彼得·布斯（Peter Buse）在《戏剧＋理论：现代英国戏剧批评方法》（Drama＋Theory，Crit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British Drama）一书中运用了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历史主义理论阐述了《优异女子》的女性历史。本雅明反对把历史时间视为既没有倒流也没有脱节的线性历史时间观，认为历史主义是建立在“同质、空白的时间”概念上的（Buse，114）。布斯指出，邱吉尔的《优异女子》强调了历史中的不连续性。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在《卡里尔·邱吉尔〈优异女子〉赶上了下一个浪潮》一文中指出《优异女子》安排不同历史时期的五位女子同时出现在当代女性玛琳的庆功宴上，旨在以历史的视角反映当代女性的思想状况。在题为《争回她的过去：卡里尔·邱吉尔的〈醋汤姆〉和〈优异女子〉中的女性主义和历史》（Repossessing Her Past：Feminism and History in Caryl Churchill's Vinegar Tom and Top Girls）的博士论文中，拉加比尔德·艾克里（Ragabild Eikli）研究了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框架，以期修正由男性书写的女性历史。玛格丽特·萨维罗尼斯（Margaret Savilonis）在其博士论文《卡里尔·邱吉尔和帕姆·吉姆斯戏剧中的母亲身份和历史》（Motherhood＆History in Plays by Caryl Churchill and Pam Gems）中分析了邱吉尔与吉姆斯戏剧中女性的母亲身份、家庭、劳动，再现了女性历史。珍妮特·加德纳（Janet Gardner）在其博士论文《卡里尔·邱吉尔：撒切尔时代》（Caryl Churchill：The Thatcher Years）中，分析了邱吉尔戏剧所揭示的撒切尔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旨在表现英国女性在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生存状况。在论文《后现代历史剧〈优异女子〉的艺术特色》中，钱激扬通过考察《优异女子》作为后现代历史剧的艺术特色，阐释了邱吉尔的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想的来源。她在论文《论卡里尔·邱吉尔在〈优异女子〉创作中的理论自觉意识》中也分析了《优异女子》中的新历史主义史学观。
6.福柯理论对邱吉尔戏剧的影响研究
福柯的理论对邱吉尔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例如，邱吉尔在创作《怀柔警探》时就受到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影响。因此，有些学者运用福柯理论阐释邱吉尔戏剧所反映的权力运作策略。恩里克·瑞巴斯珂（Enric Rabascall）在其博士论文《性别、政治、主体性：解读卡里尔·邱吉尔》（Gender，Politics，Subjectivity：Reading Caryl Churchill）中，根据福柯理论分析了福柯“权力”与“主体”概念在邱吉尔戏剧《九重天》、《优异女子》与《蓝色心灵》中的体现，阐述了福柯的理论对邱吉尔创作的影响。福柯与邱吉尔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在作品中探讨了权力结构与压迫体制。阿斯顿在《英国舞台上的女性主义观点》（Feminist Views on the English Stage）一书中分析了邱吉尔20世纪90年代创作与上演的戏剧，包括《优异女子》。她在分析影响邱吉尔戏剧创作的后现代理论家时指出：“在表达从历史维度理解当代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愿望方面，福柯对她的影响特别重要”（Aston，Feminist Views on the English Stage，19）。钱激扬在其博士论文《历史、权力、主体：卡里尔·丘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福柯式解读》中，从福柯的三个理论概念：历史、权力和主体，研究了邱吉尔的戏剧和福柯理论的关系，分析了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思想，并强调了邱吉尔的戏剧创作对发展女性主义戏剧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她认为，从福柯理论视角阐释邱吉尔戏剧可以深入理解邱吉尔女性主义思想和福柯的后现代理论，从戏剧视角回答女性主义与福柯理论结合时的争议性问题。
7.邱吉尔的艺术手法研究
邱吉尔以其新颖的戏剧艺术手法而著称。有些学者研究了邱吉尔戏剧的艺术创作手法。在论文《无缝对接：阿弗拉·贝恩、卡里尔·邱吉尔和帝国书写》中，戴蒙德分析了邱吉尔戏剧的后结构主义特色，例如，拼贴片段、反现实主义手法等。她批评了具有明确结尾的戏剧，赞扬了邱吉尔戏剧的开放式结尾。[14]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尤其是他的有关“间离效果”（the distancing effect）的思想，对邱吉尔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对此，学术界论述颇多。在博士论文《有人在歌唱：卡里尔·邱吉尔戏剧中的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手法》（Somebody Sings：Brechtian Epic Devices in the Plays of Caryl Churchill）中，海丽特·莫瑞妮（Henriette Morelli）分析了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中的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创作手法，以阐释邱吉尔是如何使用这些手法来关注性别、性取向、年龄与种族问题。她指出，邱吉尔采用布莱希特史诗剧手法以颠覆主流话语霸权，同时也对布莱希特史诗剧技巧进行了超越与创新，以表现更广泛的戏剧主题。瑞内尔特在论文《超越布莱希特：英国的新女性主义戏剧》中以《醋汤姆》为核心文本，分析了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对邱吉尔戏剧创作的影响。在其专著《布莱希特之后：英国史诗剧》（After Brecht：British Epic Theatre）中，瑞内尔特指出，邱吉尔的创新在于她把女性主义的主题置于史诗剧的结构之中。潘薇在博士论文《剧场里的毕加索——英国剧作家凯萝·邱吉尔的后布莱希特戏剧解读》中，阐释了邱吉尔的创作风格与戏剧艺术特色。毕凤珊在其博士论文《莫比乌斯魔带：凯萝·邱吉尔戏剧艺术论》与其专著《凯萝·邱吉尔戏剧美学论》中，总结了邱吉尔戏剧中所体现的创新性戏剧手法。在她看来，邱吉尔的戏剧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解构性的角色策略、多样性的语言形式、虚构性的交替转换与融合性的戏剧结构。
虽然中外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研究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但仅有极少数学者从性别视角对邱吉尔戏剧中人物的性别身份进行了研究。撒拉普·菲拉特（Serap Firat）在硕士论文《卡里尔·邱吉尔和性别角色：〈业主〉、〈九重天〉和〈优异女子〉》（Caryl Churchill and Gender Roles：Owners，Cloud Nine，and Top Girls）中基于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有关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的理论分析了邱吉尔三部戏剧中的女性性别角色。[15]菲拉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化建构的性别角色与性别本质主义，并指出性别角色是人为武断的。在《剧作家的进步：战后英国戏剧的模式》（Playwrights' Progress：Pattern of Postwar British Drama）一书中，考琳·钱伯（Colin Chamber）与迈克·普莱尔（Mike Prior）详细地阐述了邱吉尔在性别政治方面的女性主义意识。他们评论道：“邱吉尔从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意识反映了她决心进入涉及性别政治的更复杂的戏剧领域”（Chamber and Prior，196）。在他们看来，邱吉尔的创作有助于性别政治。在《邱吉尔的戏剧：赋予权力的戏剧》第六章“性属与性别”中，柯瑞兹分析了邱吉尔在《九重天》与《又是三个不眠之夜》（Three More Sleepless Nights）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她分析了剧中的女性人物，指出了性属、性别与权力的交互作用。朱岩岩在其博士论文《认同和抗拒：凯瑞·邱吉尔剧本的女性性别身份研究》中分析了邱吉尔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探究了情节发展与女性性别身份之间的关系。蔡文君在其硕士论文《卡萝·邱吉尔的〈九重天〉中生理和社会性别身份的混乱》中，探讨了《九重天》里人物生理和社会性别身份的混乱状况，并结合英国社会背景分析了产生混乱的原因。王岚在论文《身份和性别界定的人为性——解读〈极乐的心境〉》中，分析了《极乐的心境》中的易装手法，揭示了身份界定和“社会性别”界定的人为性，对比了不同时代的伦理关系和道德倾向。刘蔚婷在论文《无社会性别差异的乌托邦——对卡里尔·邱吉尔剧作〈九重天〉的社会性别观解读》中，以托多洛夫的平衡叙事理论为基础，对《九重天》中邱吉尔企图建立一个“去中心、去权威、共产主义、无性别歧视”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性别观进行了解读。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学者从性别的视角，围绕有关性别的核心概念，分析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所再现的“她者”形象，探讨这些“她者”形象所体现的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阐述邱吉尔的性别与阶级政治。这是学术界对邱吉尔戏剧研究的不足之处。
三、理论方法
本研究拟以学术界对邱吉尔戏剧研究的不足为出发点，从性别的视角，运用不同文艺批评理论中有关性别的核心概念，从多元维度揭示邱吉尔通过对“她者”的再现所表现的性别与阶级政治，阐述邱吉尔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本研究运用的文艺批评理论中有关性别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中的“微观权力”（micro-power），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fication）、“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戏仿”（gender parody）、“贱斥物”（the abject）与“他性”（alterity），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理论中的“延异”（différance）与“重新意指”（re-signification），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性别阶级”（gender class）以及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别化庶民”（gendered subaltern）。
“性别”的概念与“性属”（sex）、“性相”（sexuality）的概念截然不同。[16]“性属”是生物学的概念，是人类天生固有的、自然的事物，以界定与区分男女生理特征。“性相”用来描述人的性行为与性特征。在性相方面，人类主要表现为异性恋的活动类型。而“性别”又称作“社会性别”（social gender），它表示男女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性别”不是天生自然的，而是被社会、历史与文化建构起来的事物。它表示男女的身份与角色是社会性建构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
“性属”与“性别”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从表层的生理结构差异转向深层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概念上为批判父权制文化中的性别等级制度与性别本质主义提供了突破。它们的分歧常被称作“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之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性别研究领域持续进行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生理决定论声称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强调自然天生的决定作用。社会建构论注重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社会权力关系，后天的培养以及个人的选择。这一论争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福柯。
20世纪70年代，福柯研究了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在权力理论中指出，权力通过话语与知识运作，话语与知识是权力运作的策略。权力涉及一种新的政权机制，这种政权机制借助具有霸权地位的规范。福柯把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的权力机制称为“规训”。在他看来，微观权力，意即规训权力，作为一种权力类型是精心策划、持久运作的机制。[17]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权力运作的方式。他指出，使身体臣服的方法就是规训，规训是一种权力或技术。“规训”作用于身体，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产生出可以调教、使用的顺从的身体。规训权力具有许多微型策略。福柯借用19世纪英国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描述了其中一种策略——“凝视”（gaze）模式。由于“凝视”无所不在，它赋予凝视者以权力，也给被凝视者带来压力。由于权力的“监督”与“自我监督”随时随地发挥作用，规范得以根深蒂固。规训权力具有持久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使人们遭受权力与规范的束缚。
福柯运用权力理论研究了性经验史。他把性别称为“规制性理想”（regulatory ideal）。在他看来，有关性别身份的假设是一种秩序与等级原则，受到社会文化的限制，这一虚构目的在于管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异性恋主流话语霸权的产物，是在性相实践中形成的，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18]福柯的权力理论可以用来阐释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父权制文化性别规范的权力具有规约性和破坏性的力量。[19]传统性别规范霸权话语严格维持性别秩序，试图规训女性，时刻监视女性的言行，并对逾矩者实施惩罚。被自然化的性别规范产生了先发制人的暴力限制。权力规训的策略渗透在思想行动的各方面，是通过对人的内在控制实施的。人们对言行的自我管制与束缚都是规训的结果。内在化的规训机制是性别压迫的一个重要因素。
福柯反本质论观点与女性主义学者的思想相一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Second Sex）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思想促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论的产生。女性主义学者米利特《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中在对性别角色进行社会分析的基础上，区分了生理性属与社会性别，认为前者是解剖学上的男性与女性，而后者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男女不同的社会期望、角色分工及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在《女性主义议题》（Feminist Issues）中指出，性别是由社会建构形成的产物，所以在政治上可以被瓦解。她赞同建构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
当代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吸收了福柯、波伏娃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theory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创立了性别认同/身份政治，旨在反对性别本体论，支持社会建构论。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认为，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借助操演创造主体，性别是创造主体的操演规范；性别规范引用自己从而操演出主体；由于操演有可能有缺陷或失败，主体只是接近规范；主体接近规范的缺陷是他者重返的门户，而他者的重返能够引起主体重建（巴特勒，《性别麻烦》，5—6）。
巴特勒指出，性别是被强制物质化了的规范性理想与理想性建构，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生成的产物：“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或是产生各种行动的一个能动的场域；相反的，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通过风格/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巴特勒，《性别麻烦》，184）。在《操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一文中，巴特勒写道：“性别不是一种产生行为的稳定的身份或者机构的核心，而是长时间构成的一种身份，是通过行为的重复构成的一种身份”（Solga，4）。她指出，“所谓的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的封闭（也就是说必须排斥不符合这种法则的他者），被反复引用，这种引用的结果就是书写出我们（具有性别特征）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巴特勒，《性别麻烦》，4—5）。
巴特勒把性别规范定义为某种“规约性虚构”（regulatory fiction）。在她看来，性别分类从一开始就是规范性的，具有规约性。性别规范主要是“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所行使的暴力”（巴特勒，《性别麻烦》，15）。性别规范被身体实践所引用。性别行为按照性别规范，经历正常化的过程，通过在规范内的重复形成自我与主体性。
巴特勒指出，“性别认同”是一种性别“领受”（assume）的过程，是“对身体规范（bodily norms）的采纳”（巴特勒，《身体之重》，97）。性别身份是内化了某种证实是身份形成之因的禁律。性别身份的建构与维持在于应用这个禁忌，遵循截然区分的性别范畴，对身体进行风格化。事实上，性别认同/身份是一种幻想与虚设，履行着规约性和管制型模制（regulatory and regulating）的功能。在巴特勒看来，把女性范畴建构成一致的、稳定的主体，是对性别的管控与物化，这与女性主义宗旨背道而驰，在“女性”的集体认同中存有许多差异与他性。[20]
人们对性别规范的认同会导致他们操演性别规范。巴特勒认为，性别具有操演性（performativity），也就是说，后天习得并长期重复着的行为并不是来自先天自然的性别身份。[21]她指出，“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这表示除了构成它的真实的那些各种不同的行动以外，它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身份”（巴特勒，《性别麻烦》，178）。在她看来，性别操演性是为了建构主体而对性别规范的仪式化重复：“建构的‘述行性’正是对规范的被迫重复。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述行受到约束；更准确地说，约束要求被重构为述行性的前提本身”（巴特勒，《身体之重》，81）。性别是被建构起来的产物，人们集体同意去操演性别规范、生产并维护性别二元对立为文化的模制。[22]这一建构使得人们相信性别的自然性，从而隐藏了它的起源。
巴特勒辩论道，如果性别是被操演出来的，那么它自然性的假象可以通过非传统的表演加以揭露。像扮装表演这样的“性别戏仿”能够批驳霸权文化有关本质主义性别身份的预设，因此具有颠覆作用。“性别戏仿”表示有意地、颠覆性地模仿或表演性别。性别戏仿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扮装”。“扮装”是对性别的模仿，可以嘲弄真实性别身份的概念。扮装隐喻了表演者生理上的性属与被表演者性别之间的差异。它挑战了有关自然天生的性别与性相的观点，质疑了性别与性相的自然化与本质化之说。扮装证明人们信以为真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揭示了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消解限制性的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打破与颠覆了性别管控机制。
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还提出了“贱斥物”的概念，表示一个人被贬损与被剥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巴特勒认为，性别是由对性别规范的重复行为建构的；主体是由社会共同行为的重复“引用”与重复“实践”而形成的。可是，人们对某一性别规范的重复也许会有差异与变化，性属、性别与性相可能产生断裂。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是“经由行为举止的不断重复而得以形成的，这些行为总是试图接近那个拥有着某种物质根基的身份理想（ideal），但是，它们身上间或出现的不连贯性（discontinuity）却揭示了……这一根基的无所依傍”（巴特勒，《消解性别》，141）。就像不可能实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想之我”（the ideal I）或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恰当的身体”（the proper body），取得理想的性别身份、达到性别行为的一致性也是不可能的。[23]那些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人便成了“贱斥物”。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根据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An Essay on Abjection）里关于贱斥（abjection）的论述，提出了“贱斥物”的概念：“‘贱斥物’指的是那些被驱逐出身体，当作排泄物排出，直截了当被打成‘他者’之物。表面上这是将异类元素驱逐出去，但是异类物实际上是通过这个驱逐行为建立的。将‘非我’（not-me）建构为贱斥物，这建立了身体的疆界，而身体的疆界也是主体的第一界线”（巴特勒，《性别麻烦》，174）。“贱斥物”的概念与“他者”的意思相似。“贱斥物”有助于主体的重建。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受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思想的影响。德里达在其解构主义理论中创造了“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表示在表意不断绵延的过程中，能指与相应的所指关系呈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各种差异。也就是说，同样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思。“延异”这一术语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德里达进一步指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可重复性，然而这并不表示“同一性”，而是“差异性”，“差异性”是语言可重复性的前提条件。一个语言符号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重复出现时，它与前一次的语言符号不同。语言符号能够“再语境化”，这就是德里达强调的“重新意指”，表示概念或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新的意指。这一概念表明差异性是绝对的。[24]德里达通过“延异”与“重新意指”等概念表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强调的是“肯定生命”（affirmation of life）。他曾声称：“解构的自由游戏是‘中断在场’”（Derrida，“Structure，Sign and Play”，925）。
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巴特勒提出了“他性”的概念。“他性”即差异性。她认为，性别规范不仅有可能被拒绝，也可能产生断裂，不得不重新来加以解释，从而让人们对它的片面性产生怀疑。正是由于这一操演性的失败，也即话语的规范力量和执行之间的差距，为以后的不服从在语言层面提供了条件和方便。在她看来，在性别规范规约的过程中发展着抗拒性颠覆力量，在主体建构中存有差异与他性：“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永远地被延宕，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知识全貌”（巴特勒，《性别麻烦》，22）。巴特勒通过“他性”的概念提倡性别身份的流动性认同与多元认同。
布尔迪厄在其社会实践理论中散布着许多对社会场域中性别的评论。在《男性统治》（Masculine Domination）中，他探讨了性的差异。在《实践理论概要》（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与《实践逻辑》（Logic of Practice）中，他探讨了基于性的劳动分工是怎样对世界产生了性的差异视角。布尔迪厄认为，男性与女性根据他们在社会不同的占位、他们所持有的象征资本、他们的性别惯习具有不同的特征。他把男性与女性看成是“性别阶级”（Adkins and Skeggs，50），表示根据性别来进行划分的阶级。布尔迪厄指出，女性作为体现屈从的女性惯习的持有者在社会空间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千百年来，女性被排斥在社会场域之外。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虽然有些女性可以进入社会场域，但仍然必须遵从社会场域的规则，处于被统治的、被支配的地位。根据阶级等级，他把女性看成是“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部分”。[25]
斯皮瓦克也探讨了女性的阶级问题。她一方面反对所谓的女性本质，主张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性别本质主义，强调女性团体内部存有个体的差异，另一方面提倡策略性的本质主义，以期在反对男性话语霸权压迫时建构一个统一体来维护并争取女性权益。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她们假定女性是一个已经被建构了的一致的团体，她们有着相同的利益与愿望，没有阶级与种族的具体差异。斯皮瓦克认为这一假定忽视了那些在社会话语方面没有权力的、遭受剥削的庶民女性，简化与删改了社会阶级和种族结构中不同女性群体存在的复杂情况。为此，她提出并阐释了“庶民”的概念。[26]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的概念相似。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表示具有主体意识、社会组织性和政治历史感的群体，而“庶民”更倾向于文化元素，表示缺乏历史整体性、自我主体性与社会组织性的群体。斯皮瓦克喜欢“庶民”这个概念，因为它不像“无产阶级”的概念那样被马克思主义者权威化与经典化，而是具有解构主义者所推崇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庶民指的是因为性别、阶级或种族被边缘化、被剥夺了权力的少数团体。斯皮瓦克沿用了“庶民”的概念探讨庶民阶级，旨在传达庶民阶级的声音，重建庶民的主体意识。斯皮瓦克的“庶民”概念原指印度的自耕农、无组织的农业劳动力、流落于街市或乡村的无社会地位的部落成员或社群等，也包括西方社会的下层平民，后泛指生活在社会文化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尤其是非主流阶层的庶民女性。在斯皮瓦克的批评话语中，“性别化庶民”表示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指代那些没有被主流政治话语所包括的差异主体，泛指一切被动顺从、没有理论严格限定、处于弱势从属地位的女性群体。[27]
借助以上理论概念，本书拟深入分析邱吉尔不同女性主义戏剧文本对“她者”的再现。在基于理论概念进行文本分析时，本书拟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艺理论概念与戏剧文本分析紧密结合
为了运用合适的理论概念来分析戏剧文本，深入阐述戏剧文本中的主题内涵，本书将注意这两者的恰当关联。同时，本书还将特别注意书中各章在内容方面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旨在揭示剧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转向。福柯的“微观权力”的概念与巴特勒的“性别规范”、“性别认同”的概念对于阐释《醋汤姆》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及其建构性具有借鉴意义。运用“微观权力”的概念便于揭示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规训与惩罚；运用“性别规范”与“性别认同”的概念便于揭示父权制文化预设的性别规范与女性对性别规范的忧郁认同。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性别戏仿”、“贱斥物”的概念与《九重天》中的扮装表演相契合。运用这些概念便于揭示《九重天》中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与白扮黑装对父权制性别规范与种族殖民话语霸权的颠覆意义，揭示性别的操演性，消解“女性”概念的一体性。德里达的“延异”与“重新意指”的概念以及巴特勒的“他性”的概念，对于阐释邱吉尔在《优异女子》中通过运用全女性角色所体现的差异政治具有启发性。运用这三个概念，便于通过分析邱吉尔在该剧中所再现的“屋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女扮男装的教皇、激进女性主义者与自由女性主义者这些“她者”形象，来阐释“女性”概念的延异特征以及这些“她者”形象对“女性”概念的重新意指，揭示女性之间的差异与他性。布尔迪厄的“性别阶级”的概念与斯皮瓦克的“性别化庶民”的概念都既与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有关，又与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有关，有助于深入洞察《沼泽地》所表现的无偿家务劳动、劳动性别分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劳工阶级女性这一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性别阶级所造成的性别与阶级压迫，从而提倡女性基于阶级进行联盟，共同抵抗资本主义父权制。
2.递进与平行有机结合
本书在运用不同理论概念阐释邱吉尔不同戏剧文本时，将运用递进与平行相结合的方法。在借助理论概念与选取戏剧文本方面，本书均采用递进发展的顺序。本书所借助的理论概念的顺序，从社会性别、性别规范等到性别阶级、性别化庶民将体现性别理论思想的体系性及其从性别向阶级的发展转向。相似的，本书所选取的戏剧文本《醋汤姆》、《九重天》、《优异女子》与《沼泽地》，也将体现邱吉尔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轨迹及其从性别向阶级的发展转向。另外，在运用相关理论概念对不同戏剧文本进行分析时总体上将使用平行进展的方式，即运用侧重性别的理论概念阐述戏剧文本现象主要隐喻的性别问题，运用侧重阶级的理论概念阐述戏剧文本现象主要隐喻的阶级问题。这种理论概念阐述与戏剧文本分析的递进与平行的方法将有助于促进文艺理论概念与戏剧文本分析的紧密结合，体现文艺理论与戏剧创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3.演绎法与归纳法合理结合
本书在运用不同文艺理论概念阐释邱吉尔的戏剧文本时将运用演绎法，即先解释相关的理论概念，然后选取邱吉尔戏剧中相关的文本现象，通过列举多个例子，以揭示文本现象所隐喻的思想内涵。在概括邱吉尔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时，本书将运用归纳法，即通过总结不同戏剧文本现象所体现的主题思想，最后得出有关邱吉尔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的结论。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结合能够使得本书架构清晰，论证充分，论点可信。
通过运用不同理论概念分析邱吉尔对“她者”的再现可以发现，邱吉尔所表达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与福柯、巴特勒、德里达、布尔迪厄、斯皮瓦克的思想不谋而合、相互观照。这些哲学家有关性别的理论概念的内涵与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作品的主题思想相契合。这有助于揭示邱吉尔在其女性主义戏剧中所表达的性别与阶级政治及其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四、总体结构
本书大体由绪论、正文与结语组成。绪论部分包括邱吉尔的戏剧艺术成就、文献综述、本书的理论方法与总体结构。正文包括四章，每章运用有关性别的不同文艺理论概念，集中探讨一部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戏剧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旨在分析邱吉尔四部代表性女性主义戏剧所再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她者”形象，阐述这些“她者”形象所体现的性别麻烦及其根源，以及性别身份的颠覆与建构问题。结语部分将总结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创新点以及意义。正文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历史政治：〈醋汤姆〉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及其建构性》基于福柯权力理论中“微观权力”的概念与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中“性别规范”、“性别认同”的概念，主要分析邱吉尔在《醋汤姆》中对“邪恶的女巫”（The Evil Witch）形象的再现，以阐释邱吉尔的历史政治，揭示女性刻板印象的建构性。邱吉尔通过再现被冤枉的“女巫”形象，反映了“女性”这一女性主义主体怎样被生产与建构，如何被规训与限制，以及她们对父权制性别规范的忧郁的认同，揭露了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传统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借此，邱吉尔质疑了父权制文化有关性别规范所预设的意识形态，颠覆了虚构的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邱吉尔通过历史政治抗击父权制文化的表征体系，还女性清白，争回女性历史，支持女性主义运动。
第二章《戏仿政治：〈九重天〉中的扮装表演及其颠覆性》借助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中“性别操演”、“性别戏仿”与“贱斥物”的概念，主要分析邱吉尔在《九重天》中通过扮装表演的手法对异性恋中“屋中的天使”与同性恋们的再现，以阐释邱吉尔的戏仿政治，消解“女性”概念的一体性，提倡性别身份的流动性与性别认同的多元性。借由扮装表演，邱吉尔再现了性别与种族问题：男扮女装质疑了父权制预设的性别等级，女扮男装颠覆了虚构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对立，白扮黑装则解构了种族殖民话语霸权。性别规范的权力与暴力迫使女性操演性别规范。但人们在操演性别规范的过程中存在断裂，在性别认同中呈现出差异性。僭越异性恋性别规范的女同性恋形象就表现了在“女性”对于性别规范的集体认同中呈现的差异性及其对父权制文化性别规范的质疑与抗拒，颠覆了假定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二元对立，打破了“女性”概念的一体性。但同时，邱吉尔也提醒人们注意激进女性主义有关“性解放”的主张有可能带来的困惑。邱吉尔的戏仿政治能够产生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促使“她者”主体意识觉醒，消解西方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论体系。
第三章《差异政治：〈优异女子〉中的全女性角色及其“他性”》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中“延异”、“重新意指”的概念与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中“他性”的概念，主要分析邱吉尔在《优异女子》中通过全女性角色对历史上不同女性——特别是“成功”职业女性的再现，以阐释邱吉尔的差异政治，说明“女性”概念的延异特征与重新意指，揭示女性团体内部个体的差异与他性，但同时解构模仿男性价值观的激进女性主义及强调个人主义与竞争机制的自由女性主义。邱吉尔通过全女性角色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女性的他性以及女性在建构个人主体性中存在的问题。邱吉尔认为，女性性别身份具有他性，女性性别身份的一体性应该被消解。然而，对于“女性”类别的抵制有可能使得女性主义强调男性价值观，以及个人主义与竞争机制，而忽视弱势女性群体与女性整体解放，导致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与压迫。邱吉尔通过差异政治一方面颠覆了性别本质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运动持有辩证的态度。
第四章《表征政治：〈沼泽地〉中的庶民女性及其阶级主体性》使用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性别阶级”的概念与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别化庶民”的概念，主要分析邱吉尔在《沼泽地》中对劳工阶级女性的再现，以阐释邱吉尔的表征政治，揭示无偿家务劳动、劳动性别分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劳工阶级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性别与阶级压迫，提倡女性联盟。邱吉尔拒斥父权意识形态中本质主义的性别规范，揭示了撒切尔政府的激进资本主义体制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对劳工阶级女性的性别身份带来的困境，旨在使更多的劳工阶级女性觉醒，基于阶级共同抗拒资本主义父权结构，重建女性阶级主体性。[28]邱吉尔通过表征政治反映了性别之间与阶级之间的剥削与压迫，批判了资本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提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国家女性主义。
本研究选取《醋汤姆》、《九重天》、《优异女子》与《沼泽地》作为作品分析的核心文本，原因在于这四部作品最能代表邱吉尔的女性主义戏剧，典型地再现了“她者”形象，体现了邱吉尔从性别到阶级的思想转向及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醋汤姆》通过再现17世纪欧洲“猎巫行动”中许多女性被诬告为“女巫”的悲惨历史，揭示并批判了父权制文化中的性别本质主义思想，体现了邱吉尔的历史政治。《九重天》通过扮装表演表现了强制性异性恋体制中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的关系，维多利亚时期女同性恋自我认同与身份定位的困惑，以及近代女同性恋之间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体现了邱吉尔的戏仿政治。《优异女子》通过全女性角色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所遭受的性别压迫，而且通过撒切尔夫人式的玛琳与劳工阶级女性乔伊丝的政治辩论，表现了劳工阶级女性对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不满与抗议，体现了邱吉尔的差异政治。《沼泽地》通过塑造劳工阶级女性的形象反映了英国沼泽地地区数代庶民女性生活的艰辛，揭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给劳工阶级女性带来的性别麻烦，体现了邱吉尔的阶级政治。
本书四章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四章聚焦于邱吉尔最具代表性的四部女性主义戏剧作品，分析了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最显著特征。这四章根据四部戏剧被创作与上演的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阐释了《醋汤姆》中的女性历史、《九重天》中的认同政治、《优异女子》中的全女性角色与《沼泽地》中的女性阶级问题。而女性历史、认同政治、全女性角色与女性阶级问题正是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的最重要特征。邱吉尔主要通过这四个维度来表现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
第二，本书分析了邱吉尔通过以上四个特征所再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她者”形象。这些“她者”形象主要体现为《醋汤姆》中的“邪恶的女巫”，《九重天》中的“屋中的天使”与女同性恋，《优异女子》中逃避男性凝视的女性、激进女性主义者与自由女性主义者，《沼泽地》中的劳工阶级女性。这些“她者”形象表现了不同的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这四章通过分析不同的女性性别麻烦与身份建构问题，阐述了邱吉尔的性别与阶级政治，主要体现为《醋汤姆》中的历史政治、《九重天》中的戏仿政治、《优异女子》中的差异政治以及《沼泽地》中的表征政治。
第三，这四章阐述了邱吉尔对“女性”概念、“女性联盟”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反映了邱吉尔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在《醋汤姆》中，邱吉尔通过塑造“邪恶的女巫”的刻板印象指出，女性整体受到父权制文化中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的压迫。她主张女性要团结，支持女性主义运动，甚至主张激进女性主义运动。在《九重天》中，邱吉尔通过塑造“屋中的天使”与同性恋的形象，颠覆了“女性”概念的一体性，主张性别身份的流动性与多元性，但同时批判激进女性主义对“性解放”的宣扬。在《优异女子》中，邱吉尔通过塑造“成功”职业女性玛琳的形象，表现了如果消解“女性”概念的一体性，仅注重模仿男性价值观、个人主义与竞争机制可能带来的姐妹情谊破裂的问题，批判了忽视女性弱势群体与女性整体解放的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在《沼泽地》中，邱吉尔通过塑造劳工阶级女性形象，又暗示了女性作为性别阶级遭受到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压迫，宣扬“女性”概念的一体性，提倡女性基于性别与阶级进行联盟，共同抵抗资本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表达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国家女性主义的思想。
性别本源与女性性别身份问题是女性主义应探讨并解决的一个哲学问题。[29]女性主义理论应以性别身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解决女性性别身份问题，然后才能进行解放女性的政治任务。巴特勒指出：“女性主义批评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是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巴特勒，《性别麻烦》，3）。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对“她者”的再现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关注女性性别身份问题。邱吉尔的性别与阶级政治及其对女性主义运动的辩证态度，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反思女性主义运动，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