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东方学到汉学：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伊始，便着手研究汉语并编撰中西词典，除学习如何应用之外，他们还就汉语的性质、汉字的历史等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28]有关汉语的知识传入欧洲之后，痴迷于探索原始语言和建构通用语言的学者们，也尝试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19世纪，随着对东方的研究日益深入，欧洲学界对人类语言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学者们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比较，提出各种研究方法，并按形态和亲缘关系为已知的语言分类。以“语言科学”（Science of Language / die Sprachwissenschaft）为主题的论著不断涌现，对语言的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古典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学科。汉语因其独有的特征，长久以来让西方人困惑不已。但在西方近代语言学的形成过程中，汉语也势必从学习目标变为研究对象。应当怎样对汉语进行科学的研究？汉语和人类其他语言之间有没有亲缘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是否可以用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加以验证？这些都曾是19世纪汉学界热议的问题，却又是过往研究极少涉及的领域。美国学者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在《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一书中对此虽有所关注，不过限于研究主题，并未予以深入探讨。回顾汉学界对这些问题长达二十余年的讨论，不仅可以加深对近代西方汉学发展过程的认识，亦有助于揭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密切关联。
第一节 近代比较语言研究兴起
16和17世纪的欧洲学者们，通过研究欧洲各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看法，例如欧亚各主要语言皆繁衍自一种不再被使用的母语；语言分化为方言，方言又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当设立标准以区分外来词和传承词；语言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那些最基本的词汇；等等。[29]18世纪末，近代东方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学界对人类语言的认识。1786年，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第三次年会上对欧亚语言关系的论述[30]，几乎任何一部研究近代东方学发展史的论著都会加以征引。
琼斯的成就和影响有目共睹，但问题也不能忽视。美国学者乔特曼（Thomas R. Trautmann）指出，博学的头脑遇到不完整的信息，导致了种种错误。事实上，琼斯的研究主要关注后来被称为民族学或人类学层面的问题，而不只是语言学，且其民族学在某种程度上旨在阐释摩西的体系。他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东方的五个主要民族是否同源，内容涉及语言、哲学、文学、宗教和建筑，语言在民族研究中起辅助作用。可是琼斯提供的语言学上的依据很少，他本人对比的解释更是篇幅有限。[31]汉斯·阿斯勒夫（Hans Aarsleff）认为不宜太强调琼斯的发现，琼斯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发现梵语和欧洲语言的相似，仅是一次幸运的洞察。[32]俄裔法国学者莱昂·波利亚科夫（Léon Poliakov, 1910—1997）更认为琼斯的发现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当时西方人所掌握的语言学知识很容易将他导向发现梵语与希伯来语的相似之处。[33]美国学者坎贝尔（Lyle Campell）和波泽（William J. Poser）则将其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历次演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批评部分历史学家选择性地抬高琼斯对语言之间关系的洞察而忽略他的各种错误。[34]
琼斯对梵语和欧洲语言关系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词汇比较。对于如何判断这种相似是出于巧合、借用还是同源，其看法可概括为五点：（1）分析者必须非常熟悉相关的语言；（2）假定可能同源的词，其含义必须相同或者基本相同；（3）不能忽略元音的作用；（4）不能有音位转换或辅音的插入；（5）语音对应不能仅仅依靠发音位置推测。[35]虽然认识到语法结构对判断语言亲缘关系的重要性，[36]琼斯本人似乎并未从这个角度去论证梵语与欧洲语言同源的推断。
1799年，匈牙利学者焦尔毛蒂（Sámuel Gyarmathi, 1751—1830）在论证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关系时，采用了通过对派生形态、名词变格、代词的含义和形式（尤其是所有格后缀）、动词变位、副词（包括后缀）和句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所得的证据，写成了被德国印度学家本费（Theodor Benfey, 1809—1881）称为第一部科学的语言比较研究著作。[37]19世纪初，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 Rask, 1787—1832）开始使用语法一致、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相同这三个标准来判断语言之间的关系。[38]而1816年德国学者博普（Franz Bopp, 1791—1867）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论梵语动词变位体系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对比》（Über das Conju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一书，则普遍被视为近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和科学比较方法的开端。[39]然而，对于广泛比较欧亚各种语言的学者，例如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等人而言，由于所比较的对象差异巨大，几乎只能通过基本词汇的比较来确立语言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汉语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渐开，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纷至沓来，其中也不乏热衷于学术研究的中国通。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设立汉学教习，但20世纪之前，由传教士和外交官构成的业余汉学家依然是该领域的主力。[40]他们的著作和创办的汉学刊物，更为集中地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状况。[41]汉学（Sinology）一词传统上被视为通过文献记载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人文学科。汉学家（Sinologist）的称号约形成于1838年前后，几乎等同于语文学家。[42]这种情况和早期的东方学（Orientalism）非常相似。在方法上，近代东方学对早期汉学研究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一、考察中西方语言关系的早期尝试
早在鸦片战争前，近代汉语研究的先驱者，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便尝试比较汉语、梵语和希伯来语，并验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马士曼早年便对中国有兴趣，可惜没有从事研究的机会，直到1799年被派往印度后，热情才得以复苏。不过，由于工作的需要，他首先学习了梵语，三年之后才转向中国研究。1809年，他完成了《论语》的英译，而1814年出版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似乎是目前所见最早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西文著作。马士曼还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威廉·琼斯[43]对汉语和梵语、希伯来语之关系的推测。[44]
马士曼可能是第一个留意到汉语和梵语有相似的声母排列顺序的西方学者，[45]可是如果说汉语源于梵语，那么又当如何解释中国悠久的历史？他的观点是，在接触到梵语之前，汉语已经有了一套独立的发音体系。佛教东传以后，中国人从梵语中吸收了一些符合自己发音习惯的要素，例如借用梵语的发音系统，剔除辅音b、d、g、j和元音r.，补入轻唇音，以及ts、tsh等发音。[46]因此，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无语言上的交流。19世纪初，比较语言学研究才刚刚开始，科学的比较方法尚未建立。[47]马士曼的比较也主要集中于发音范围，例如希伯来语中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48]
19世纪中叶，东方学的研究已在欧美产生了广泛影响，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更为成熟，印欧语系的概念[49]已得到普遍认同。对不同语言的分类工作也迅速展开，尝试比较不同语系的学者不乏其人，例如博普本人对高加索（Caucasia）和马来—波利尼西亚（Malay-Polynesia）语之间的比较。[50]对于草创中的汉学研究而言，东方学领域所使用的方法和成绩都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另须一提的是，1857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一次会议上，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授霍尔德曼（Samuel Stadman Haldeman, 1812—1880）发表了题为“汉语与印欧语言之关系”（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的讲话，指出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似性必须谨慎地视为偶然现象，因为一音多义的汉语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假象。倘若不同的语言中相似的词都来源于拟声，以相同的方式修正，配上相同的词缀，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么便可以证明这些语言有共同的起源，特别是汉语和印欧语那样差别明显的语言。[51]霍尔德曼并不精通汉语，所有发音都引自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于1837年编成的《福建方言字典》（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尽管其解释颇多牵强，却意识到形态结构在论证语言亲缘关系时的重要性。
二、湛约翰论中国人的起源
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1852年加入伦敦会，同年6月来华并在粤港传教。其编撰的《英粤字典》（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 Dictionary for the use of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anton Province）先后出过六版，此外还有一部《简明康熙字典》（A Concise Kang-his Chinese Dictionary），一册《初学粤音切要》和一些神学宣教作品。[52]1866年，湛约翰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一书，1868年和1870年两次由伦敦的图伯纳出版社（Trübner）再版。从书名可见，和琼斯一样，湛约翰的规划颇为宏大，其最终的研究目标并非语言，而是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问题。与宗教、迷信、技艺和传统一样，语言是其追溯古代中西文明联系的依据之一。
在导论中，湛约翰首先强调《圣经》记载的人类共同起源说有科学依据，如果进化论表明所有生物都起源于最简单的细胞，语言学的研究也同样说明最初人类的语言有共同祖先。他借用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的观点[53]，指出比较语言学业已证明原始语言最为简单，包含了诸如i，ad，da这样的原始词根。在这个阶段，语言的弹性很大，因没有文字书写而倾向于不断变化，不论是单音节词根本身还是它们排列成句的次序。[54]遵循进化原则将语言的发展视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音节到多音节的过程，这一观点在19世纪曾受到广泛支持。将语言演化的过程与生物进化相提并论，从逻辑上把词汇的原型追溯到原始单音节词根，视单音节的汉语为语言演化的最初阶段，这样汉语便可以和西方语言的词根进行比较。不过湛约翰还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次序，从宗教和迷信开始，最后论及语言和传统。显然语言和其他文化因素一样，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的目标。
湛约翰挑选了300个汉字的读音，用于同其他语言的词根比较。这些字大部分取自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56年编写的《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并采用了该书的官话、粤语注音和英文解释。被用于与汉字读音进行比较的其他语言包括梵语、古波斯语、藏语、阿拉伯语、暹罗语、希伯来语、蒙古语、希腊语、拉丁语、匈牙利语、克什米尔方言、通古斯语等等。[55]湛约翰相信，各种语言之间相似的词根有助于追溯中国人的起源，并推测汉民族的先祖由人类的发祥地经兴都库什山从西藏进入中原，昆仑山和戈壁沙漠阻隔了匈奴、突厥与南方兄弟民族长达数个世代，直到在黄河流域他们才再度相遇，因此在西藏和缅甸的语言中，比在通古斯或蒙古语中可以找到更多与汉语的相似之处。[56]当然，他本人未必通晓那么多语言，其最可能的做法是从各类工具书中搜索音义相近的表达。
虽然《中国人的起源》只是一本80页的小册子，却基本上反映了早期东方学家追溯古代各民族间历史关联的主要方法。其出发点是调和《圣经》记载与新近学术研究的结论，通过宗教和语言等文化要素方面的比较，解决一个民族学的问题。
三、艾约瑟与比较语言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继湛约翰之后，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做了更加细致的比较研究，并于1871年出版了《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以汉语为中心，建构一套囊括所有语言的分类体系，并用来梳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该书共分14章：前两章比较中西方的古代文化，推断各大文明有共同起源，进而提出语言同源的可能性；第三章介绍现存各语言的地理分布；接下来几章以汉语为立足点，通过比较来分析各大语言体系与汉语的关系；最后一章是总结，将语言与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民族的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通报》的创办者高第（H. Cordier）描述此书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57]
身为传教士的艾约瑟坚信《圣经》关于人类曾有共同起源和共同语言的记载，认为可以通过比较欧亚大陆的不同语言来求证，并对这一领域乏人关注感到惋惜。[58]他意识到在欧亚语言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印欧语有完备的屈折（inflection）体系，因此借用马克斯·缪勒的观点，把屈折看作粘连（agglutination）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则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与中亚游牧民族语言之间展开比较便可顺理成章。同时，他又引用克拉普罗特的研究来说明不同语系语言的词根原本相同，而其本人所要做的就是证明汉语、闪米特语、印欧语都是从同一个支脉上分化出来的，早年曾经相互影响。[59]
然而艾约瑟并未直接从语言入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仿照湛约翰从其他文化要素的比较开始，采用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先确定古代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广泛联系，然后尝试通过语言比较来检验。通过宗教、习俗、技艺等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比较，艾约瑟认为人类的发祥地在西亚，汉民族是最早迁出的一支，故而在宗教、习俗和语言上长期保留最初的特征，[60]因此也造成了自东向西，语言进化程度由低到高的趋势。随后他介绍了语言的区域分布，其目的在于说明语言形态演化程度在地理上的连续性。[61]接着，他分析了原始语言的特征，归纳起来便是词汇单音节、有声调和固定的词序。[62]最后，艾约瑟展开了和湛约翰同样的宏伟规划，在欧亚大陆的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比较。与湛约翰不同的是，艾约瑟没有采用官话或粤语为汉字注音，而是用他自己构拟的古音。虽然比较系统的构拟方法要到1876年的《汉字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一书中才有所归纳，[63]但艾约瑟对古音的探索此前已经开始。问题是他并未说明自己用于和其他语言的词根进行比较时所拟的汉字古音究竟可以追溯到哪个年代。面对中亚和欧洲的语言时，他采用的依然是具体的语言，而非当时所能构拟的各语系的原始形态。通过一系列的比较，艾约瑟终于“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假设：曾经有一段时间，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虽然四千年来，语言不断分化，至今早已千差万别，不过相似的词根仍然表明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64]
艾约瑟认为自己发现了许多汉语和欧亚大陆上其他语言之间在音义上存在对应关系的词汇。例如，“围”，艾约瑟拟音wat，与梵语vāt.相近；“黑”，艾约瑟拟音kek，与梵语kāla相近；“地”，艾约瑟拟音da，与梵语dharā对应；“踏”，艾约瑟拟音dat，对应梵语sthā或sthāna；“甲”，艾约瑟拟音kap，对应梵语kambu；等等。[65]同样的对应关系还可以在汉语和其他语言对比中发现。他采用词根比较法来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对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都做了考察，声称自己找到了很多不同语言所共有的词根。例如“芦”“颅”“辘”（lu）同拉丁文rota、rotundus，英语的reed、round，德语的rohr等都有相同的词根。“杯”的拟音pat与梵语的pâtra，拉丁文的patera同根。[66]这样的例子在艾约瑟看来数不胜数，甚至举出了160多组他认为由共同词根组成的汉字和英语单词。[67]艾约瑟相信类似的情况也广泛存在于汉语和各种语言之间。例如“福”（旧读pok，与“富”有相关）与梵语bhaga（好运），拉丁语fortuna，波斯语bakht（富有），蒙古语boyin，俄语bogatie，希伯来语barach；“割”（旧读kat）与英语cut，拉丁语coedo，蒙古语hadomoi，日语katana（剑），泰米尔语katti（刀）；[68]“蜜”（mid）同梵语madhu，希伯来文mathak；[69]“几”（ki）同梵语kati，蒙古文k‘edui、hedui，拉丁文quot；[70]“个”（ko）与暹罗语k’on；[71]“自”（tsi，dzi）同德语的als，蒙古文ese，梵语sa；[72]“围”（wei）同泰米尔语vattam，梵语vad、vada，拉丁文vert、volvo；“黑”（旧读kek）同梵语kâla、kâka，蒙古语hara、k‘ara；“地”（旧读da）与交趾语dat，梵语dharā，拉丁语terra（梵语和拉丁文中d变成了t），希伯来语arets，英语earth（d变成r和a是后来添加到前缀）；等等。[73]艾约瑟认为在汉语中，h从k演变而来，ch从t演变而来，l则源于d，故此“到”的读音同闪语及藏语的la，蒙古语的de，马来语的datan，以及“向”（hiang）同马来语的ka均有亲缘关系。[74]
艾约瑟还注意到博普等人的研究只注重语法比较而忽略了句法，于是特别在书中插入几段来解析句法。[75]他相信原始语言的句法与自然秩序一致，即词汇按照主谓宾的次序排列。近代欧洲语言，即印欧语系的西部各语族突破了梵文的桎梏，重返自然的句法结构。[76]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焦尔毛蒂就已经指出，不可将相似的句法规则作为语言同源的证据。[77]在失去了屈折体系并简化为单音节后，汉语实际上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的语法。也恰恰是汉语所表现出的“语音单音节”和“语法即句法”这两个现象，被多数19世纪的西方学者视为原始语言的特征法。同样，艾约瑟也未意识到与近代欧洲语言表现出分析化的趋势相同，汉语语法即句法的特征是失去了名词和代词格变化之后的产物，误将其作为原始语言的特征，将分析化趋势作为返璞归真的表现。
艾约瑟的猜想的确带来许多危险。例如，他没有考虑到汉语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外来词对汉语及中国文明的影响。他所找出的例子通常都不是其所属语言中最古老的词汇。“蜜”和梵语madhu的关系似乎是艾约瑟的一个重要发现，但“蜜”可能属于外来词，源于对梵语的音译，不能用于证明两种语言同源。[78]当时，欧陆东方学家已经展开了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工作，而艾约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考究词源的方式与怀特（Walter Whiter, 1758—1832）完成于1800年的那部杂糅了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爱尔兰语、威尔士语、斯拉夫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科普特语、吉卜赛语的《通用词源学词典》（Etymologicum Magnum, or Universal Etymological Dictionary）相当。用相同的语音来论证相同的起源，这是从古希腊学者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做法。
另一方面，艾约瑟又是最早认识到汉字古今读音有别的西方人之一。受近代东方学研究的影响，他坚信汉语也经历了与印欧语类似的音变，[79]并举出了一些声母辅音变化的规则，例如g、d、b、z最为古老，后来变成k、p、s，而f、h是最后产生的。在日语中被借用的汉字，h常读作k，f常读作b。他以“佛”字为例，指出该字旧读but，是Buddha一词的音译。根据这一规则，“分”当读成bun，“缠”当读作dan，“复”当读作bok，“学”当读成gak，“硬”当读成ngang，“誊”当读成deng。他将汉语读音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声母基本上都是浊辅音，第二阶段部分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第三阶段入声逐渐消失。[80]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构拟古音的系统方法：例如通过形声字的声旁；通过古代诗歌的韵律；佛教文献中音译的梵语词汇；中国学者编撰的韵书；日语、蒙古语、朝鲜语和交趾语对汉字的音译；汉语方言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复原古代汉语的读音。[81]虽然艾约瑟的构拟用现今的标准衡量未必准确，但基本上形成了古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
《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出版后，艾约瑟又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汉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他相信一种语言越古老就包含了越多关于人类原初语言的信息。汉语和古代希伯来语都是人类原初语言的不同方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洪水之前，甚至是亚当时期。问题是单音节的汉语词根和多音节的希伯来语词根怎样进行比较？艾约瑟推断，如果能找到单音节词根被加长和修正的规则，就能将希伯来语还原成单音节词根，然后便可以和汉语进行比较。他将这些规则总结为八项：（1）在两个辅音之前的咝音通常是闪语附加的前缀。（2）中间的过渡辅音，例如希伯来语的第二十个和第十二个字母，通常不是原有的，而是后来插进去的。如同德语的sprach中的r。（3）第三个辅音通常重复第二个。（4）d和t后来被咝音化。（5）希伯来语第二十个字母ר（r）和第十二个字母ל（l）通常用来替代d音。（6）根据语源学的研究，希伯来语的第六个字母ו曾是w，第十六个ע曾是g，第五个字母ה原是k。（7）汉字中以ng结尾的读音通常对应希伯来语和印欧语言中的m。（8）几乎任何字母都可以附加在一个单音节词根上形成新的词根。例如gadol的词根是gad。[82]
由此，艾约瑟推断，上古希伯来语本无前缀，在和汉语比较时要先去掉前缀的咝音。此后他又陆续写了七篇文章，对每一条规则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论证。进行类似尝试的不仅仅是艾约瑟，19世纪在欧洲学界，因相信印欧语曾经历过单音节阶段，学者们遂尝试将闪语词根也约化成单音节。[83]
四、施古德对艾约瑟比较研究的发展与批评
艾约瑟的《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出版后的第二年，刚刚进入莱顿大学任教的施古德（Gustav Schlegel, 1840—1903）在雅加达（Jakarta）用法文出版了《中国与雅利安——对汉语和雅利安语言[84]原始词根的研究》（Sinico-Aryaca ou, Recherches sur les racines primitives: dans les langues Chinoises et Aryennes）一书。为了凸显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施古德逐一批判了此前关于中西语言的比较研究。他首先指出湛约翰并未掌握比较语言学科学方法的要领，仅堆积了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词汇，按照其现行的读音和汉语进行比较，这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接着批评艾约瑟混淆了源于不同词根的词汇，任凭自己被偶然的谐音诱惑，在未对欧语原始词根展开研究的情况下，便将之与古汉语词根进行比较。如此操作，看似是要证实词源上的假想，尽管比湛约翰的半成品更有学术含量，依然误入歧途。若要走出这一误区，施古德认为必须遵照德国语言学派确立的严谨方法，而这恰恰是他自认为超越艾约瑟的地方。[85]
德国学者库尔提乌斯（Georg Curtius，1820—1885）在研究希腊语词源学时提出一个假设，即有朝一日普通语言研究可能会发现所有语言共有的、适用于所有语音变化的普遍原理，并找到造成语义转换的所有人为的规则和类比。他认为，从不同语言中收集例证，由具体到抽象，进而得出普遍公认的原理，这是语言科学的未来，无可争辩，而且学界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86]施古德对此也毫不怀疑，他深信汉语语音变化遵循着和希腊语、条顿语相同的规则，并尝试为库尔提乌斯的假设提供更多证据。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 1802—1887）认为在汉语和梵语之间的比较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汉语没有语法上的屈折，无法进行分析。他指出人们无法去分析本不能分析的东西，至少不会去苛求汉语和梵语有共同的起源。[87]而施古德则批评波特所言不实，认为汉字很早就为自己添加了语音要素，因此没有语法上的屈折并不妨碍对汉语语音的解析。[88]和湛约翰及艾约瑟一样，施古德也相信原始语言很可能是单音节的，汉语是所有语言中最简单且最早定型的，如果将屈折语的词汇还原到最初的词根，同样也是单音节的。[89]在致力于跨语系比较研究的学者看来，这恰恰是汉语和雅利安语言具备同源可能性的前提。
和之前的学者一样，施古德在不同的词典中寻找音义相似的词进行比较。例如汉字“缚”对应梵语的paç（pas）；“约”对应梵语的yuj；“搏”对应梵语的pakch（pakś）、德语的packen、荷兰语的pakken；“磨”对应法语的moudre、德语的mahlen及荷兰语的malen；“犬”对应梵语的çan（śan）、法语的chien、德语的hund；“鹄”对应梵语的koka[90]；等等。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有进一步的考虑。波特认为种族同源和融合交流是造成语言相似的两大原因，但通常从其他语言借入的词汇仅限于名词，例如自然客体、技术、抽象概念、宗教、科学或者技艺的名称，而很少有动词，更少有代词，因此动词和代词的相似可以证明古代人类只有一个种族。施古德对此深表赞同，因此特别比较了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代词，并找到了第二人称代词“汝”和梵语yusm（yus.mān，复数业格）、英语you，第三人称代词“他”和梵语tad（中性单数体、业格）等的对应。而面对“我”“予”（施古德认为古音读o）和aham（单数体格）之间明显的语音差异，他借助博普提出的猜测，即aham是词根a与失音的ah的结合。“我”古文作“□”，“戈”形“勿”（粤语mat）声，又据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的理论——屈折语形成之前是粘连语和单音节语，故此施古德认为到粘连时期原始雅利安人将o和ka合成oka，到屈折时期oka变成了aha，并将mat（“勿”）整合进去表示间接格。[91]
施古德意识到，如果只做读音上的比较，其研究相对于艾约瑟而言便没有太大推进，因此他尝试提出一套系统的语义学比较来研究概念之间的关联。在此方面，施古德深受库尔提乌斯的影响。库尔提乌斯认为词源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词汇含义的发展变化方式，由此可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了解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但语音变化不能只通过一种语言来判断，而对每个词干演变过程的研究必须以语义变化为基础。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只能通过历史比较研究。[92]施古德认为，虽然对语义的研究尚无确定的规则，不过完备的文献记载不仅保留了汉字的语音，且有助于追溯含义，这是表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批词根中找到原始含义和衍生含义，是让学者们相信汉语和雅利安语言之间存在联系的最佳途径。[93]为此，他列举了13组词根来说明问题，例如mut、mun、muk三个词根以k、t、n结尾，在印欧语中表示“口”的意思，一如梵语的mukha、德语的mund、哥特语的munths，等等。根据波特的研究，d和ths并非词根本有。施古德在汉语中找到“勿”字（音mut），原本是旗帜的意思，引申为防卫、禁止、激励等义。他相信该词源于拟声，即用口模仿旗帜随风飘扬的声音。“㕲”（粤语muk）、“嗼”、“呡”、“嘿”等字与“勿”读音相近，均有闭口之意，施古德相信它们都源于“勿”，故此mut、mun、muk这三个词根原有以口防御和闭口之意，在人类不同种族相互分离之后，各自选取其中之一发展出与口相关的词汇，例如印度人通过muk造出muka（mūka，“哑的”）。[94]
在施古德看来，比较不仅可以揭示汉语和雅利安语言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追溯印欧语的历史。例如梵语中表示“乳”的súma（sūma）、doha和gorasa这三个词的词根，并不见于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因此施古德推测法语lait的词源不在梵语而很可能在汉语。他在汉字中找到了“酪”（粤语lok）字作为罗曼语中“乳”的词源，而将日耳曼语中同样概念的起源（英语的milk、德语的milch等）追溯到汉语的“□䤙”一词。[95]雄心勃勃的施古德批评德国印度学家本费编撰的梵语词典中满是不可靠的词根，认为通过对原始汉语词根的研究可以推翻这些所谓的词根构拟。[96]
和艾约瑟也一样，施古德也辗转于世界上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对照词源学工具书搜索音义相近的词加以比较。他坚信通过对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识别那些由印度语法学家发明出来的不可靠的词根，为比较语言学注入新的动力并解释史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97]尽管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认为施古德在寻找与汉语同源的语言方面所做的尝试性研究与艾约瑟的水平相当，而其对古汉语结构的研究主要依赖厦门话和广东话，与艾约瑟相比也未见高明之处[98]，但在具体操作手法上，施古德确实收缩了比较范围，同时在词源和语义问题上也比艾约瑟考虑得更加细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英国汉学家沃特斯（又译倭妥马，Thomas Watters, 1840—1901）批判艾约瑟的体系是一个梦想，而赞赏施古德的研究是比较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首次科学尝试。[99]只不过二人在研究旨趣、前提假设等方面依然有不少共同之处。
不难看出，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比较方法与多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东方学家所用的不尽相同，仅截取了词根进行比较。而博普主要是通过屈折变化的规则来论证印欧语之间的关系，属于语法上的比较。[100]屈折语通过格（case）来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而汉语没有格的变化，不具备当时东方学界用于进行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语法形式。因此，除了词根的比较外，没有其他可用的参照。博普认为词根相同并不足以说明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一观点遭到了艾约瑟的批评。[101]
艾约瑟、湛约翰及施古德等从事词根比较的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斯·缪勒。这位东方学界的巨擘认为语系上的划分并非适用于所有语言，不能按语系划分的语言未必就不同源。相信语言有多个起源是一种教条主义，会阻碍学术进步。[102]言下之意，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不是没有意义的。就词根比较而言，他指出：有些语言，尽管在标识语法的发音上有差异，但可以通过词根来追溯同源性；语言除去一切可解释的现象之后只剩下词根，它们曾被作为真实的词来使用，只是现今除汉语之外，其他语言都不会直接使用词根。[103]马克斯·缪勒相信汉语代表了人类语言最原始的状态，德国语言学家波特也认为梵语同样经历了一个单音节无屈折的阶段。[104]耶鲁大学梵语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 1827—1894）指出，最完美的语言也是逐步发展而来的，由起初的贫乏到后来的丰富，[105]所有语系的语言都源于共同的无形式的词根，尽管在多数语言中已经无法找到这些词根的原貌和含义。[106]虽然马克斯·缪勒等人并没有从事跨语系的词根比较研究，但他们对可行性的阐释成为早期汉学界用于比较中西方语言的理论依据。
19世纪，西方学界对人类语言的划分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形态学（morphology）上的划分，即依据结构的差异将语言划分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粘连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和屈折语（inflective language）。[107]另一种是谱系学（genealogy）上的划分，即依照亲缘关系将语言划分为不同语系。不同语系的语言可能会表现出相似的形态，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却不可能表现出不同形态。谱系学上的划分，只能确定属于同一语系的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被成功划分的只有印欧语系和亚非语系这两大语系。因为两者同属屈折语，故而可以从语法上界定语系内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而形态学上的划分则显示了三种形态的语言递进式的发展关系，因此不否认所有语言都源于最早的单音节形态。[108]如果比较只能限定于语系之内，那么首先必须划定语系，才能进行比较研究，而对语系的划分却又必须先进行比较。按照印欧语系和闪米特语的界定方法，需要以屈折形式来确定不同语言是否属于同一语系，那么没有屈折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判断？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致力于扩大比较语言学的范围，尝试建构一套足以囊括所有已知语言的分类体系并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19世纪人们所具备的语言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推断。
第三节 汉学界关于汉语研究方法的讨论
至19世纪中叶，欧洲的东方学家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似乎只是说明了哪些特征可以用于解释语言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指出哪些语言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哪些之间则不可以。最受争议的问题，莫过于比较研究的范围。
一、比较研究的适用范围
19世纪，西方学者就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首先，语言是否如同生物一样是进化发展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音节到多音节，从没有语法到具备完整的屈折体系；其次，人类和语言的起源是否是单一的，现存的各种语言是否都是同一主干上长出的支脉；再者，人类是否在诞生之初便有了语言，故而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揭示不同民族迁徙的历史轨迹。至于是否可以通过比较研究确立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恰恰要以这三个假设都能成立为前提。
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语言比较研究实际上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目标，即通过语言研究来证明民族或者种族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语言的起源势必也是多元的，那么跨语系比较便毫无意义。因此，中西语言可以比较的前提是人类的单一起源。但如果人类诞生之初没有语言，待到遍布世界各地后各个种族才独自发展出语言，则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仍不具备可比性。当然，对身为传教士的湛约翰和艾约瑟而言，在基督教信仰中这些都不构成问题，只是不能阻止他人对此进行批评。沃特斯指出，艾约瑟显然是先从主观理论出发，再找材料论证，在论述某些观点时依赖《圣经》为权威。然而《圣经》没有教导任何科学的知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创世记》的作者知道除自己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更不用说语言学。如果用《创世记》第二章中所记载的上帝让亚当给动物取名一事来解释语言的起源，那么很多词汇，例如“兄弟”是不存在的。他还批评艾约瑟在中西方的宗教、技艺、习俗等文化要素之间随意比较，但事实上没有文献依据可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109]
就语言形态演化的过程而言，如果西方语言从单音节孤立语演化为屈折语，那么将屈折语的词汇还原到单音节词根，便有可能和汉语进行比较。如果语言形态演化是由复杂到简洁，那只有还原单音节语早已简化的语音和丢失的形态，方能和更复杂的语言进行比较，实际上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如前所述，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从事词根比较的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斯·缪勒。而在19世纪，认为不同语系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西方学者不乏其人，论证闪米特语和印欧语有共同起源的尝试也从未停止过。一些新教希伯来语学者，例如威廉·格泽纽斯（Wilhelm Gesenius, 1786—1842）、埃瓦尔德（Georg Heinrich August Ewald, 1803—1875）、菲尔斯特（Julius Fürst, 1805—1873）等人断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当中近许多。他们希望借助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证实《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以及人类原初语言为单音节语的假设。[110]神学上的背景促使他们努力建构起一座连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桥梁，并尝试将希伯来语词根约化为单音节。格泽纽斯认为，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的词根，说明这些词根在两者分离之前已经得到了发展。师承格泽纽斯的菲尔斯特也试图论证两种语言曾是一个原始的整体，而埃佛德则进一步推断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相信如能证明词根间的一致，则在确定语言关系的过程中，语法上的一致不一定是必需的。
在沟通印欧语和闪米特语的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似乎要数印度学家本费。本费认为印欧语和闪米特语在词汇上可能是一致的，只是使用屈折的方式不同，原始印欧语的基本要素不是词根而是单音节动词，由之产生名词和其他所有的语法形式，因此寻找单音节动词可以把语言学家带回词根生成以前印欧语发展的早期阶段。本费相信所有语言可能有共同起源，但又担心这方面的证据经不住批判。因此对他而言，单音节原始动词的发现可以使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中不同的词根形式有共同起源的看法变得更加可信。[111]
当然，相信原始语言是单音节的学者也未必都赞同跨语系比较。1867年，《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刊发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从观点和风格判断，作者应该是惠特尼。文中指出，有不少学者，其中一些还很有声望，坚信在印欧语和闪米特语之间能够找到足够的对应关系，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这种做法低估了研究的难度，只满足于表面的相似。他们得出结论的途径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属于语言学研究，只是大量借助了其他特征，例如两个民族在地理分布上相邻，拥有相似的体质结构和思维能力，都是白种人，等等。而任何两种语言之间，不论起源差别有多大，总能找到不少虚幻的相似之处。通过最初的比较来确定的某种未被分类的语言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语言的关系都是暂时的，相似性的价值值得怀疑。每当从事该项研究的语言学家找到一个新的相似之处，就会对此前已经发现的相似点更有信心。当他研究了每一个孤立的证据，利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材料加以阐释，便会对自己建构的基本关联感到非常满意，并开始期盼随处都能找到这样的关系。相反，如果他循序渐进，有序而彻底地展现出两种语言在两个不同语系中的位置，便会发现相似之处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112]这一评论明显针对本费，似乎也适用于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的研究。
惠特尼认为那些试图在不同语系中找到关联的学者的研究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人类语言有共同起源，唯一可以论证的方法就是词根的一致。要比较所有词根难度显然太大，只能先从给定的几个语系下手。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还原印欧语的基本形式。闪米特语的三音节词根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斯基泰语系中几乎没有基本一致的词根，这个语系完全是形态上的。比较研究表明，不同语系之间一些词根的外在相似之处无助于验证它们是否有共同起源，因为偶然的相似可能是晚近交流的产物。[113]当时还有一些做法，例如用数学法则计算两种语言中相同发音代表相同含义的概率来判断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但惠特尼认为，明显不同的词汇可能会有共同的起源，而不同起源的词也会有相似的形式，这是音变造成的结果。盲信不同语言中音义相同的词有共同起源，这是近代以前词源学的一大缺点。比较语言学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判断相似的事例是同源的结果还是偶然的巧合。[114]可见，虽然不否认语言有共同起源、词汇都源自单音节词根，不过对跨语系比较词根的做法，惠特尼并不赞成。当然，这本身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态度。
二、汉学界对中西语言比较的批评
《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经出版，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庄延龄、福兰阁和穆麟德是这些批评者中较有学术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主要针对汉语古音构拟的可行性和跨语系比较研究的科学性。
艾约瑟试图建构一个关于汉语音韵发展的理论体系，用以将汉字读音还原到上古时代。英国领事官，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汉学教授的庄延龄认为，汉语从未真正统一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汉语都分为各种方言，从未有统一的读音。[115]他全然否定了艾约瑟的研究方法，指出唯一可以确定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的语音基础，就是在汉语的各个方言中进行比较研究。汉语即便不比印欧语言高级，至少也不低级。中国人完全可以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只要具备足够的汉语知识，英语中没有无法译成汉语的词句。虽然也能举出一些汉字和印欧语言的词根在读音和含义上相近，但并不表明能够马上找出大量的此类对应。况且，问题并不是要找出多少类似的对应，而是要验证两个不同语系是否遵循同一变化规则。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则要据此将读音还原，然后观察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起源。[116]
庄延龄主张将比较的范围限制在汉语的各个方言之中，认为不可能总结出什么规则来推断汉语古音。[117]问题是，如果不是为了像格林那样通过比较日耳曼方言来总结语音演变的规则，进而构拟日耳曼语族乃至整个印欧语系的演化历史，那么研究方言的意义又在哪里？
福兰阁也反对在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展开比较研究。1893年，他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文，对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法进行批判，指出在汉学界，艾约瑟的支持者不多，且其观点也时常自相矛盾。艾约瑟经常忽视语系的概念，时而将汉语的读音同凯尔特语、拉丁语以及都兰语（Turanian）[118]比较，时而又拿汉语的音调同希腊语比较。福兰阁认为，只有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才能相互比较。因此，将拉丁语和都兰语的句法放在一起比较并不适宜，因为艾约瑟并未证明拉丁语的句法和原始印欧语言的句法是相同的。希伯来语也同样不应该从闪米特语中单独隔离出来同汉语比较。应当分别找出两个不同语系中最原始的词根，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并研究彼此的关系。即便艾约瑟的理论成立，汉语中也只有那些假定是中国人和雅利安人分离之前所用的词汇才能拿来同雅利安语言比较。问题是汉语属于哪一个语系尚无定论。德国汉学家加贝伦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认为汉语是印支语言（Indo-Chinese）中的一支，艾约瑟认为汉语和苗语、藏语、缅甸语以及暹罗语同属东南亚单音节语系。
福兰阁指出，如果用严谨的方法加以研究，雅利安语言和印支语言的联系将不复存在。印支语言的各个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其最初的形式是什么已经无从查考。多数汉学家仅仅是把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罗列出来，实际上意义不大。他点明了艾约瑟和当时仍然热衷于比较中西语言的湛约翰的共同缺陷，即用于比较的两种语言都不是各自所属语系的最初形式。他还指出，即便解决了汉语的归属问题，西方人对汉语及其姊妹语言的关系仍然知之甚少。当时东方学界对苗语、满语、藏语、蒙古语、暹罗语、老挝语、通古斯语的知识尚不足以对它们的结构和历史做科学的分析，因此不应当将汉语视为东亚单音节语言的典型。
福兰阁赞同庄延龄对艾约瑟的第一项批判，认为汉语和梵语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不同意第二项。他和穆麟德、加贝伦茨以及艾约瑟一样，都认为古音是可以推测出来的。福兰阁还呼吁汉学家们老老实实在自己的领域内探索，不要伸手太长，涉猎过多。进行比较研究之前，必须先了解汉语最古老的形式。在语言方面，每一个字词都有自身的历史，外在的相似性并不表明一定有共同的起源。任何将汉语同雅利安语言联系起来的研究都毫无价值。艾约瑟和湛约翰是否具备足够的梵语知识以从事比较研究，也遭到了福兰阁的怀疑。他认为如果艾约瑟多学一些梵语，就不会写《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这本书了。艾约瑟曾将汉字“轮”（lun）和梵语的lut进行比较，而福兰阁则指出，lut这个词在梵语中出现很晚，在《吠陀》中找不到。对于艾约瑟的词根还原法，福兰阁认为即便还原出来的古老词根都是单音节的，也不能证明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语言。语言的发展未必就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汉语的读音就有简化的趋势，同样其他语言也都力求简化。[119]
注意到语言的发展未必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显然是福兰阁对当时流行的语言形态演化理论的反思。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对语言最初形成的思考》（“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一文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语言从复杂到简化的演变过程，但其影响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领域，这一观点也未能引领此后人们对语言演化进程的认识。1874年，英国亚述学家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6—1933）在《比较语言学的规则》（Principles of the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书中着重批判的，便是假想中的从孤立语到粘连语再到屈折语的演化过程。[120]1880年，他又出版《语言科学引介》（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一书，在《比较语言学的规则》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阐发语言由复杂到简单的演化理论。在塞斯看来，分析语和孤立语成为相同的概念，汉语和英语一样被认为是分析语，位于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121]如果汉语不能代表人类语言最初阶段的形式，则其与古代印欧语便不具备可比性。
1896年穆麟德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刊》上发表了《比较语言学的局限》（“On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文，指出在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时，要注意完整性，留意各个层面。有人试图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来证明《创世记》的真实性，却忘记了科学研究不能依赖宗教的权威。他批判了不成熟的词根比较法，例如将蒙古语的murun（河）、满语的muke、朝鲜语的mul（水）、拉丁语mare（海）、英语的mere（湖）都看作同源的词，那么同样mar-e也可以看作是以mar为词根（意为“贫瘠的，不生育的”），和梵语marú（意为“荒漠”）同源，而蒙古语、满语和朝鲜语都以mu为词根，意为“水”。
艾约瑟曾致力于比较汉语和希伯来语的研究，穆麟德则认为汉语和希伯来语的语法完全不同，不能证实谁起源于谁，也无法说明两者有共同的源头。他指出，语法是在各个语种形成时发展起来的，假设各种语言在语法形成以前就有关系，没有科学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原始语言没有语法。艾约瑟认为中国人知道基督教的上帝，但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穆麟德则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不能表达使用者的思想。艾约瑟注重读音上的比较，穆麟德认为字词的读音和含义并非必然对应，不同语言中相同的发音完全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词汇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光从读音上推断关系。有一些拟声的字词，各民族都使用，容易误导研究者。
穆麟德对语言的分化和变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语言的进化起初在小种群内独立进行，每个人发明的新词很快就被其他成员吸收。当种群扩大，占地日广时，一个新词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普及。一些人在用新的，另一些还在用旧的。一旦交通受阻，语言的统一就立刻瓦解。原先统一的种群又分成小股，各自谋生，语言也随之分化。如果种群在语言成熟之前分裂，各方言和母语之间的关系就越疏远。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就是很好的例证。语言在不断分化，也在不断流动。文明发达的民族，其词汇会流向落后民族，一如日本、朝鲜和印支各国对汉字的借用。如果说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源于同一母语，则相似之处不应只表现在读音上，也会反映在表达方式上。倘若语言和种群分化之时，语法尚未形成，那么探索这样一个遥远的先祖便毫无意义。最后，穆麟德指出，比较不同语系的语言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比较语言学只能限定在同一语系的范围内。[122]尽管穆麟德仍然依据当时较为主流的语言学形态演化观对艾约瑟展开批评，却都点中要害。
19世纪后半期，有不少旅居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热衷于比较中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古代文明的各种特征，例如旅沪英国建筑师兼地质学家金斯密（Thomas W. Kingsmill，1837—1910）、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纪好弼（R. H. Graves, 1833—1912）等人。但汉学界的批评基本上都集中在艾约瑟一个人身上，这不仅说明他是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当时汉学界的影响。问题是，学者们对艾约瑟的批评虽有道理，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然而如何才能科学地研究汉语，仍是一个问题。
三、艾约瑟对汉语研究方法的贡献
1873年，湛约翰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汉学是一门科学吗？》（“Is Sinology a Science?”）一文。他注意到有人因汉学研究的论文缺乏科学性而感到不安，感慨汉语的科学研究基础从未奠定，学者们各自为阵，互不服气。[123]湛约翰发现，只知道自己所用方言的中国青年无法依据规则识别诗句中的字韵，因此他强调研究汉语古韵的意义，指出其地位相当于拉丁语和梵语研究在罗曼语和北印度语研究中的地位，北京音中所表现出的语音变化和分解，与西欧语言所发生的情况同属一类，而要明白这一变化规则，必须关注汉语古音的研究。[124]可见对湛约翰而言，要奠定汉语研究的科学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对汉语语音变化的规则的研究，可惜他本人并未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
在高本汉之前，艾约瑟是对汉语语音演化历史的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试图找寻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联系，艾约瑟在汉学界面临种种批评，但其为服务于一个倍受争议的目标而展开的对汉语自身语音历史的探索，却又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堪称科学的基础。
早在19世纪50年代，艾约瑟已经开始对汉语古音的推考，并在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学报上发表相关论文。艾约瑟指出，中古音韵的变化要多于现今的官话。此外他还注意到古代音译的外来词，例如佛教文献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等，有助于研究当时汉语的读音。最后，他对古代汉语读音的变化做了简单概括，指出从汉代开始，上声和入声渐渐变为去声，因此汉字中平声最多。为了平衡发音体系，唐以后增加了流音，同时入声进一步消失。[125]
艾约瑟还发现语言变化和人口迁移有共同的走向。在一些地方，先来到的居民要比后来的在语言中保留更多的古音，这在长江以南的方言中尤其明显。虽然这些方言千差万别，但它们有共同的起源，并且仍旧保留不少相似之处。例如“学”“江”等字，去掉官话发音中的韵头i，就接近方言的读法。[126]他还发现日本、朝鲜以及印支等地的语言借用了不少汉字，并仍然保留了借去时的读音。因此通过汉字在东亚语言中的读音，可以推断出中古时代的发音。被朝鲜借去的汉字仍然保留尾音m、p、k；被日本借去的则保留尾音t，以及g、d、b、z等软辅音；以元音收尾的字，读法与近代官话也有很大不同，没有官话中的一些韵头。[127]当时艾约瑟已经对上海方言做了不少研究，并于1853年出版了《上海方言中所展现的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书，[128]因此上海方言成为其还原汉语古音的重要参考，例如“打”字，艾约瑟用上海话注音为dáng。“打”古从“丁”韵，而不是官话中的tá。[129]
考察汉语古音是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基础。艾约瑟非常清楚，不能用通行中国的官话读音和其他语言的词根比较。如果推断古音的方法不能成立，那么所有的研究就会前功尽弃。1876年，在《汉字研究导论》一书中，艾约瑟强调中国人并未创造语言，而是在寻找一种书写早已存在的语言的方法。[130]可见在他看来，汉语并非想象中那么奇特。艾约瑟坚信，东亚的语言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同样发生了类似于格林定律（Grimm's Law）的变化。[131]于是，他提出了构拟古音的系统方法：通过形声字的声旁；通过古代诗歌的韵律；通过佛教文献中音译的梵语词汇；通过韵书；通过日语、蒙古语、朝鲜语和交趾语对汉字的音译；通过汉语方言研究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复原古代汉语的读音。[132]虽然在具体的字上，艾约瑟的构拟未必准确，却基本上确立了古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就其方法的源头而言，似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学者通过方言比较并参照中古文献，构拟原始日耳曼语乃至原始印欧语发音，推断原始日耳曼语何时从印欧语中分离出来，又在何时分化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的尝试。而格林定律实际上也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针对后来庄延龄的批判，艾约瑟认为可以通过古代的文献所表现的音韵特征来推断当时汉语的读音，一如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提乌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的行文方式可以代表罗马帝国各行省通用的拉丁语，英语可以作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语言一样。汉语虽有各种方言，但皆来自共同的源头，如同拉丁语演化为多种现代欧洲语言一样。[133]他列举了能够可靠地推测汉字古音的五项规则：（1）官话的音调约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如同用官话书写的文献一样。研究官话读音的字典有《五方元音》《中原音韵》。（2）通过《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等可以追查到唐代以前的汉字读音。（3）朝鲜、日本和安南的语言中所借用的汉字，保留了这些汉字被借去时代的读音。（4）段玉裁、钱大昕等清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汉字的音调体系是逐渐形成的。起初没有音调，首先出现的是平声和入声，接下来是上声，最后是去声。（5）汉语读音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入声在官话中消亡。这是官话与其他方言之间最大的差别。[134]
艾约瑟考察汉字古音的大致程序是由《康熙字典》出发，经《广韵》和《玉篇》到郭璞对《方言》《楚辞》及《尔雅》的研究，最后推出上古的读音。他还引用了段玉裁的研究，说明以m和入声k、t、p结尾的字在《诗经》中已经存在。[135]
从沃特斯、庄延龄、福兰阁到穆麟德，二十余年间不断有学者批判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法。对此艾约瑟也积极予以回应，认为通过对汉语方言，日语、朝鲜语和安南语对汉字的转写，《康熙字典》中的注音系统，中国学者对古代经典音韵体系的研究，能够反映出古音的汉字，佛教经典和梵语字母表，藏、蒙、日、朝、满等周边民族的语言，闪米特和雅利安语言等十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充分证明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存在关联。他坚信长久以来西方的教育造成了强烈的偏见，以至于人们对如此明显的中西语言之间的关联视而不见。词汇在语言中最为古老，对人类而言，有些词汇并非专属于某个语系，因为语言是上帝对心灵的恩赐。在艾约瑟看来，不仅可以用他归结的法则推出汉字古音，甚至可以用来还原西方语言的读音。[136]他还指出，人类的发声器官是一样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语音变化也会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对古老汉语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词源学的发展。因为人类语言之间相互关联，所以除非细致考察东方语言，否则对印欧语言的研究就无法达到完善。[137]
艾约瑟对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辩护自然没有让批评者们感到满意，但其对汉语语音演变历史的研究，本是颇受争议的中西语言比较的一个环节，却为近代西方汉语语音演化史的研究奠定了堪称科学的基础。后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推艾约瑟为最早对汉语古音进行科学研究的西方人，尽管他同时认为其学说有很多臆断之处。[138]当然，他对艾约瑟汉语研究方法的认可，似乎依然是语文学（philology）本位的，限定在汉语语音演化史的范围内。
19世纪中叶之前，西人对汉语的研究多以实用为目标，语法书和字典的编撰，基本上都服务于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需要。湛约翰认为对汉语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关于口语的实用知识，[139]他和艾约瑟、施古德等人继承了早期东方学家们的理想，在尝试论证一个在当时无法证实的目标之时，也希望通过一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将汉学引入欧洲学术的中心，即法照欧洲东方学家的做法，通过比较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追溯汉民族早期的历史，尤其是未被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和史料记载不详的上古历史。然而，汉语有别于欧洲语言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叶之后学界对科学方法理解的变化，使这一比较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都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而由此展开的围绕汉语研究方法问题的种种争论，在推动汉语研究超越实用层面，进而深入到纯粹学理层面的探讨，却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西方学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艾约瑟试图实现的目标，用现今的标准衡量颇为荒诞。但恰恰是在这一注定失败的尝试中，他开辟了一条构拟汉语古音的途径，并被沿用至今，为西方的汉语研究奠定了方法上的基础。
第四节 汉语和语言科学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东方学的萌芽阶段，西方人对梵语与欧洲语言的相似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词汇比较获得，即便琼斯本人也是如此。虽然他意识到语法在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词源上的假设必须通过语法材料来验证，[140]但似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方法。直到博普的比较研究得到公认之后，学界才转向通过语法形式上的比较来确立语言之间的关系，严谨的比较自然也就越来越倾向于限定在语系范围之内。虽然多数学者并不支持跨语系比较，却并未完全否认可操作性。这涉及比较语言研究自身的科学性问题。
一、语文学和语言学
艾约瑟、湛约翰和施古德都采用“语文学”（philology）一词称呼对语言的比较研究。该词的原意是对学问和文学的热爱。在19世纪中叶的法语和德语中，philologie基本保持原意，但在英语中则扩大至比较语言学，故英语学界在linguistics和philology之间通常不作区分。法国学者利特雷（Émile Maximilien Paul Littré, 1801—1881）的《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对linguistique的解释是，“在对规则和关系的考虑中研究语言，并将之视为人类精神无意识的产物”。对philologie也进行了三个层面的限定，即一种关于美文、语言和评论等的普遍知识；特别是将之作为一种研读文献的方法所进行的学习和研究；比较语文学（philologie comparée），即应用于多种语言的研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加以阐释。[141]
语言学家奥弗拉克在1877年的《语言学》一书中指出，法国学者普遍接受利特雷对philologie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却很少用第三个。[142]同年出版的英译本则在翻译时刻意调换了linguistique和philologie的概念，以英语中的philology对应法语的linguistique，以便符合英语世界的表达习惯。[143]而施古德所用的恰是利特雷对philologie一词所下的第三层定义。当然，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有法语学界的学者使用philologie comparée来指历史比较语言学。虽然第一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例如博普、拉斯克和格林等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正朝着一个和以往以文学研究为导向的语文学不同的方向前行，但他们仍视自己为语文学家，并不经常使用Sprachwissenschaft（语言科学）一词。博普的学生波特则喜欢使用Sprachforschung或Sprachkunde这两个词，即语言探索或语言知识。[144]
究竟应当用哪一个术语来描述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属于哪个门类的科学？19世纪中叶，不同国家的学者各有看法。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学者们一般将语言学视为自然科学，而把语文学当作人文或历史科学。事实上威廉·琼斯、施勒格尔兄弟、格林和博普的比较研究并未将语言学（linguistics或Sprachwissenschaft）和语文学截然分开。[145]可是在科学这一概念日渐狭隘化为自然科学的19世纪，为了树立语言比较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以施莱歇尔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学者竭力将Sprachwissenschaft描绘成一门自然科学，而欲达此目标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自然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进行类比。施莱歇尔积极地在语言形态演化和族系分化模式上发掘与生物繁衍进化理论的相似之处。他相信与生物的进化类似，语言也遵循由单音节发展为多音节，从孤立语发展为屈折语，从一个共同的祖先繁衍出各个支脉并形成一个个语系的演化模式。[146]在他看来，语言是一个自然的机体，其产生、发展、分解和消亡的规律不受人类意志左右，因此研究语言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同。[147]施莱歇尔并不否认Philologie和Sprachwissenschaft之间互有需求，但指出前者以某种语言的知识为基础，后者则需要在多种语言之间进行比较。[148]自施莱歇尔之后，英国的马克斯·缪勒、法国的奥弗拉克、耶鲁大学梵文教授惠特尼，都强调语言研究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相似。[149]
不过，并非所有认为语言研究在方法上与生物学有可比性的学者都视其为一门自然科学。虽然惠特尼也强调语言比较研究的科学性，认为它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严谨地建立在观察和推演的基础上。[150]但他坚决抵制将科学一词狭隘化为自然科学的做法，反对将语言与自然现象类比，否认人类智慧和语言能力完全由生理决定，批评施莱歇尔1863年附会达尔文理论写成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科学》（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是其著作中最糟糕的。[151]惠特尼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应当属于历史科学，只是历史科学中没有哪一个分支比之更像自然科学。他将这一研究分为两个层面，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对语言进行分类，找寻它们之间的关系，语言学（linguistic science）研究普遍规则，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语言科学。[152]
近代民族学的奠基人普里查德（James Cowles Prichard, 1786—1848）的高足莱瑟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族学和语言研究等领域都颇有影响。他对英语中的比较语文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有独特的看法，认为它既可以说是科学，也可以说不是，在任何程度上都只是一个约数，而且在哪种程度上还要看问题是在哪个国家被提出的。在英国，除艺术和文学之外，一切都是科学，而语文学既非艺术又非文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门类，语文学被莱瑟姆视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主要功能是充当研究史前史的工具。[153]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语文学从结果推测原因，从已知推测未知，由后往前，与地质学一样是一部历史。然而知识本身并非科学上的必然，逻辑结构上的三段论可以给出一个逻辑上正确的推论，但形式上的事实不是科学上的事实，哲学的真理不是科学上的真理。科学的规则是向前展望，其本质是对一组情况的预见。一个既定的人类知识的分支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展现出的规则的普遍性，因此自然科学恰是科学的典型，而比较语文学则与之相距甚远。[154]可见在莱瑟姆看来，自然科学的规则是预见性的，而语言学和地质学只是通过观察所总结、所得到的历史规律，不能预见未来，所以有别于自然科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地位迅速上升，并逐渐垄断了对“科学”一词的解释。“科学”一词原先含义更为宽泛，且经常可以和哲学互换。“科学”也常被用在人文学科的称呼上，只要通过观察和推演并总结出规则的研究方法，都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不论认为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19世纪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比较语文学或者语言学建设成为一门有其自身规则的科学，即一种语言科学（Science of Language或Sprachwissenschaft），使之逐渐独立于原先的语文学。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尝试追溯汉语语音的演变历史，将汉字古音与其他语言的词根进行比较，梳理出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这些努力虽然服务于一个民族学的目标，但此类研究旨在通过精确观察然后比较和分类，最终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则，这在当时确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文学的范畴。
当然，和许多早期东方学家一样，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实际上仍在努力维持传统语文学与近代语言学的关系，因此他们的语言比较研究尚未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语文学。用现代的标准衡量，属于跨学科比较的研究，在当时则依然属于语文学范围内的比较，因此在艾约瑟等人看来，用宗教、习俗等方面的相似作为推断语言关系的依据是理所当然的做法。而福兰阁、穆麟德等人的批评则表明，他们试图将语言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传统语文学的独立学科来对待。因此，在他们看来，语言学和源于语文学的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存在明确的学科界限，不能用宗教、习俗等方面的相似来推断语言之间的联系。
二、语言研究的科学方法
就语言研究而言，怎样的方法才算科学？19世纪初期，欧洲学界已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1828年，克拉普罗特在《语言比较研究的原理》（Principes de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语言科学”一说。克拉普罗特曾与好友梅里安（Andreas Adolph von Merian）受雇于俄罗斯科学院，从事对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学调查。梅里安后来病逝途中留下的资料，由克拉普罗特整理成《语言比较研究的原理》一书在巴黎和莱比锡出版。这些花费了12年时间辛苦收集到的语言数据，促使克拉普罗特相信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词根都有共同的起源，在骨相和面部特征迥异的民族背后，是方言相似的形态。[155]
克拉普罗特对语言科学的限定是“研究不同语言的思想及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要发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只能通过比较。[156]所谓的比较，就是将两个词语相互对照，检验它们是否有相同的含义和读音。克拉普罗特认为通过比较能发现，即便相距最遥远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之间也存在亲缘关系，尽管这些语言之间差异甚大，仍可在其中找到足够数量的词语，每一个在不同语言中都保留了相同的语音和含义。[157]但这样的研究也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鉴别词语间的相似性是同源还是巧合的结果，以及如何看待语法的功能。
就前者而言，克拉普罗特的解决方案是将词汇分为两大类。其中技术、动植物、矿产、外国习俗等方面的词汇，如果存在音义上的相似，则很可能是由借用造成。然而一些非常基本的词汇，例如日、月、大地及用来指称数字、食物、习惯和日常工作的词，则很难想象可以相互借用，除非由征服者灌输给一个哑巴民族。[158]因此，通过比较一些最基本的词语，得出的结论将更为可靠。
语法问题在琼斯的时代似乎尚未引起广泛关注，但19世纪20年代，用语法比较来证实语言亲缘关系的工作已经开始，因此该问题不容回避。克拉普罗特将语法形式理解为“由特殊的语法所表示的对动词和名词的改变，同时也指句法变化”，与强调语法比较的丹麦学者拉斯克和德国的博普不同，他认为词根的稳定性超过了语法。通过语法比较来划分语系，会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在两种语言都丢失了各自原本所属语系的特征的情况下，很难通过语法比较发现亲缘关系。而这丝毫无损于通过词语上的相似性得出的结论。例如，人们已不再怀疑古波斯语和德语属于同一语系，可是如果只比较语法，则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克拉普罗特相信，词根和词汇是语言的内容，语法为内容提供了形式，词根和词汇则如同钻石一般，不论被怎样切割，依然保持原有的本质。当然，克拉普罗特并不排斥语法比较，因为它在研究人类精神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指导作用。但是，这些部分和细节的对照在全面比较中便显得无用，例如汉语和阿拉伯语的比较，清晰地表明语法的相对次要性。前者语法形式很少很简单，而后者过于造作。当阿拉伯语还处于满是晦涩和混乱的状态时，汉语的清晰性和精确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159]可见对克拉普罗特而言，词根比较比语法比较更精确，更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主要概念包含在词根当中，而人们称之为语法的部分，只是对词根的修正，很少呈现出类似性、对称性和规律性。[160]
如果用克拉普罗特的标准衡量，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但克拉普罗特通过词根比较研究语言关系的“科学”方法，很快被语法比较所取代。1799年，匈牙利语言学家焦尔毛蒂注意到词尾屈折变化对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意义，并成功证明了匈牙利语和芬兰语之间的关系。丹麦学者拉斯克在比较语法研究方面同样成就卓著。拉斯克指出，词语的相似性是极不确定的，用语法上的相似性来论证语言是否同源更为可靠。一种语言可以与其他语言混合，却绝不可能完全套用另一种语言的形态变化或词尾屈折。如果要通过语音相似来证明语言同源，必须要有语法上的相似作为支撑。
研究词尾的屈折变化是日后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指南，可惜匈牙利语和丹麦语不是欧洲学界的主要语言，焦尔毛蒂的研究当时影响并不大，而学界要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越来越关注拉斯克的成就。[161]1816年，博普在法兰克福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体系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对比》，三年后又出版了英文增订本。虽然这仅是博普青年时代一部初出茅庐的著作，从中已能看出作者日后的学术突破点，即如何从语法角度验证语言的亲缘关系。在此，博普只考察了语言的一个方面，即动词的屈折形式，但日后他将该书中有限的材料所能证明的东西广泛用于比较整个印欧语的结构，完成了其代表作《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Grammatik des Sanskrit, Zend,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Litthauischen, Altslawischen, Gotischen und Deutschen, 1833—1852）。此书后来陆续被译成法语和英语，在整个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62]博普遂被奉为印欧比较语法研究的奠基人。
虽然19世纪中叶之后，学界普遍将通过语法比较来确定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方法称为“科学的”方法，问题是通过动词的变位及名词和代词的变格体系来研究语言之间亲缘关系的做法，仅适用于具备比较丰富的屈折形态的语言。没有词尾屈折的语言，其亲缘关系当如何鉴定便成了一大难题。面对那些语言，怎样的研究方法才能算得上科学，也迟迟没有定论。当时，西方学者就语言形态演化的方式、人类和语言起源的单一与多元、人类诞生之初是否就有语言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各种理论和观点莫衷一是。而跨语系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就是语言形态阶进演化、人类和语言单一起源及人类诞生之初就有语言这三个假设同时成立。后两个卷入了人类学方面的讨论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因此并非纯粹的语言学问题。但第一个完全是语言学领域内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跨语系比较在逻辑上的可操作性，更决定了汉语在语言形态演化过程中的角色。
三、汉语在19世纪语言形态演化理论中的角色
除了通过比较来研究不同语言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之外，19世纪的西方学者们也经常按照形态上的分类，将语言的发展视为一个从单音节孤立语逐步向屈折语进化的过程。因此单音节的汉语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人类语言的初始状态。艾约瑟同样认为，汉语是现存语言中最接近人类原始语言的，并指出人类的原始语言应当是单音节的，而且在句法结构上符合自然顺序。所谓的自然顺序就是按主、谓、宾依次排列，形容词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前。他还归纳了原始语言的主要特征：词汇是单音节的，例如bid、lod；句法结构主要为主语加动词，动词加形容词，形容词加名词，主语加谓语再加宾语；原始语言可能有简单的声调，例如平、仄、长、短以及停顿和重音。[163]这些显然都是汉语的特点。问题是，所谓的自然句法结构是如何推理出来的，艾约瑟并没有予以论证。屈折语并不需要按照主、谓、宾的顺序来排列词语。一个体格的词即便置于业格的词之后，依然可以辨别句子的主语和宾语。英语也具备主谓宾的句法结构，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屈折形式，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必须由位置决定，除人称代词之外，没有体格、业格和为格的差异，属格用前置或后置的虚词表示，而具格、从格和依格的功能则由介词取代。一种由凯尔特语族、日耳曼语族和罗曼语族中的多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交融而生的语言，却拥有人类原始语言的自然结构，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19世纪，多数西方学者相信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精神特征及文明程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比艾约瑟早约半个世纪的洪堡特就已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164]并将语言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孤立语是家族的语言，粘连语是游牧社会的语言，而屈折语的使用表明社会已步入国家阶段。马克斯·缪勒也表示赞同。[165]此后，法国东方学家勒南批评汉语的结构不完善，缺乏组织性，反映了中国人心灵和资质的贫乏。尽管能满足生活需求，能表达实用技艺的术语，有低层次的文学和仅能表达常识却算不上精妙的哲学，但汉语中仍缺乏西方人所能理解的所有表述哲学、科学和宗教的词汇。汉语中没有表达基督教信仰中“上帝”这一概念的字词，形而上的问题仅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阐述。[166]艾约瑟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不同的语言，并总结了语言与民族的精神及性格特征之间的关系：汉语讲求秩序，闪语有生气，喜马拉雅语安静，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柔和，都兰语倾向扩张，印欧语高贵。与之相应的则是擅长克制的中国人不擅长进步，闪米特人擅长诗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喜好安静无为，都兰语民族喜欢扩张，而印欧民族则引领世界前进。[167]
当时欧洲人的虚荣心已经侵入语言学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屈折语代表人类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完美开化语言的正常状态。[168]比艾约瑟晚约20年的勒菲弗尔（André Lefèvre）认为，屈折具有使词变成一个有机体，在形式和含义上能和同源的其他词区别，让思想变得更加自由准确等功能。语言在进入屈折阶段后，还会向更高的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阶段发展，即词尾的屈折出现萎缩，代之以虚词或助动词，英语便是第一种发展到分析语阶段的语言。[169]可见，在他眼中，英语是在语言发展到屈折阶段后返璞归真，与初始状态的汉语虽然相似，却有本质上的差异。勒菲弗尔对汉语进行了苛刻的批判，[170]并将语言与民族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说屈折语的民族在不断扩张，占据越来越多的地方，而使用孤立语的民族则固守原地，讲粘连语的民族被驱逐到了文明的边缘。阿提拉（Attila）、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试图收复粘连语民族的失地，但均告失败。而古老的中国，其文明虽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其体制早在公元前后已经定型。
19世纪，学界普遍认为丰富的形态变化标志着语言的优越性和精神的发达。当然，也有人意识到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英国亚述学家塞斯指出，近代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多为德国学者，说的是欧洲最有屈折度的语言。发现印欧语语音递变规律的德国东方学家格林，便意识到了英语语法中的优点，并劝说德国人接受，但并未得到支持。人们相信语言没有屈折便是退化和不完善。事实上，屈折语是否一定优于粘连语，本身就值得商榷。[171]艾约瑟的《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出版不久，塞斯便在《比较语言学的法则》（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书中指出，将动词置于主语和宾语之间是印欧系语雅利安语言进入分析阶段之后才有的现象，产生于罗曼语和条顿语接触的过程中。而将动词置于句末的情况则更多地出现在古代语言中。事实上，最简单的排序不代表最自然的，最合乎逻辑的未必符合历史，达到简单清晰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因为不熟悉外来语言，人们不得不在记忆中搜索外语中事物和概念的名称。为了获得时间，越晚提到行动的宾语越好，因此就需要在主语和宾语之间插入许多词，动词就是其中之一。[172]
印度语法学家将梵语词根约化为单音节，近代比较语言学继承了这一做法，在构拟原始印欧语词根时，也设定其为单音节。[173]塞斯对此并不赞同，他对是否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原始语言已表示怀疑，且认为即便存在原始词根语言，也不应将之与现存的单音节语混同。[174]他还指出，某些词根可能是单音节的，但大部分并不如此。原始语言的语音至少是双音节的，汉语、暹罗语和缅甸语的单音节是语音退化（phonetic decay）导致的幻象。虽然他对艾约瑟在汉语古音构拟方面的成绩表示赞赏，[175]但言下之意，汉语的单音节不是原始语言的特征，推倒了艾约瑟比较中西语言的理论基础。可是在艾约瑟看来，汉语最重要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与人类原初语言的亲近关系，通过解读汉语中所蕴含的信息，可以增进对人类原初语言的了解，甚至推测语言产生的最初过程。[176]而且在他看来，汉语和西方语言比较的可操作性，恰恰就在于能够将西方的语言还原到原始状态的单音节词根。
塞斯颠覆了过往关于语言演化的模式，认为语言是从原始的句词（sentence-word）发展到屈折语，然后进入粘连阶段，最后词根完全被独立出来，例如汉语已经抛弃一切原始特征，分别而清晰地展现出每一个概念，成为发展程度最高的语言，并用艾约瑟的研究证明汉语经历了语音简化的过程。[177]与此同时，德国汉学家加贝伦茨也指出，印度—日耳曼语中和词结合在一起的被称为屈折的形态其实并无意义，反对将流行的观念投射到对语言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他认为，如果同义或不同义的词在粘连阶段被附加在词根后起到变格的作用，那么欧洲人的祖先应该和芬兰或高加索地区的人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格。但如果把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一些后来出现的语言同梵语对照，可以发现年轻的语言用相近的音素弥补形态的贫乏。类似的结构功能相同，依据的不是逻辑而是纯粹的语法规则。因此，粘连语实际上是后来的创造。
在加贝伦茨看来，欧洲的语言训练如同顽童玩摔跤和爬树撕破衣服，再叫裁缝拼补，这本身就谈不上创造。有天赋的孩子沉浸在那些没有内容的思维和记忆训练中，以获得最没价值的分数。相对于理解和想象而言，这种有缺陷的体系对记忆的要求更高。他发现几千年前，乌拉尔—阿尔泰语已经开始趋同发展，古代马来语中也出现动词形态的一致，如同现今欧洲语言句子中的分词。不论分化的标志出现在哪里，印度—日耳曼语系中的各种语言都表现出相似的简化趋势。由此，加贝伦茨指出，印度—日耳曼语中最受推崇的特征恰恰是很不合理的。为何要用不同的语音表达同样的形态概念？为何主语人称已经非常明确，第三人称的动词还要加上词缀？为何要有语法上的性，不论自然界中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性差别都要表达出来？这一切都是徒耗精力。印度—日耳曼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语一样有词序规则，动词在主语之后，两者之间可插入定语，如同一条便利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现代的欧洲语言已经证明，没有严格的语法束缚不见得就会损害思想的飞跃和艺术的创作。印度—日耳曼种族的一大成就便是挣脱这种强制的束缚，开辟出一条新路。满溢的力量需要自由发挥，因此自己会发现道路。印度—日耳曼人的祖先放弃了粘连词汇会和形态结构带来的便利，因而获得了一种句法结构上更高层次的自由。语言中的每个部分都井然有序，观点一目了然。这是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的语言。[178]
可见，虽然加贝伦茨不否认印欧语言的优越性，但相信这种优越性并不体现在发达的屈折体系中，而是通过舍弃屈折语法，在迈向分析化的道路上获得的。沃特斯在1889年的《汉语论集》（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中也指出，形态上的划分导致了对语言的历史和特征的严重误解。可以让我们对汉语作为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进行恰当评判的必要信息并非随手可得，也不能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对汉语的等级和价值做最后的论断。[179]如果语言形态发展是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如果汉语是位于语言形态发展最高阶段的分析语，那么只有找回汉语早已丧失的屈折形式，方可再与西方语言进行比较。但时至今日，学界对此依然束手无策。
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究竟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是最初级阶段，保留了最多原始语言的特征，还是语言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学界对语言演化的进程和印欧语言地位的认识。将汉语划进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则不能解释中国文明为何比中亚游牧民族发达，更不能解释一种结构原始、只能适用于家庭交流的语言如何能维持一个如此庞大而统一的帝国的需要。欧洲学界，尤其是德国东方学家所引以为自豪的日耳曼语族，则曾是蛮族的语言。如果没有拉丁文化的影响，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许将一直生活在野蛮状态中。19世纪，多数语言学著作依然按照孤立语、粘连语和屈折语的发展顺序写作，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文化优越感的体现。
结语
近代西方汉学的历史本身便是西方思想学术史的一个部分，西方学界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前提和研究方法上的争论，同样引起了汉学家们的关注，但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由于东亚语言和西方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汉学家们在尝试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引入对汉语的研究，以便发掘汉语和人类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大于仅在印欧语或亚非语内部进行比较研究的西方学者。关键性的问题，时至今日似乎依然难以解决。正如坎贝尔和波泽所言，欧洲东方学家们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用于比较的对象的本质。但问题是，这样的研究仅说明了哪些特征可以用于解释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却没有提出一套有效的方法作为确立语系的标准，并用于判断关系疏远且不明显的语言是否属于同一语系。[180]福兰阁和穆麟德对艾约瑟的批评，恰恰反映出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所面临的困境。所谓正确且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建立在比较那些无须通过这些方法也能看出它们之间联系的亲缘关系密切的语言之上，因此无助于判断相似性不明显的语言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
就方法而言，19世纪的汉学家们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所进行的比较自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不应引入语言之外的因素，例如共同的文化及体质特征，来论证语言上的联系。其次，他们也没有严格遵守语音对应的原则。再者，即便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词汇，也存在借用的情况。而且，他们并没有提供一套有效的方法来鉴别这些相似是出于同源、巧合还是借用。最后，他们是在具体的语言之间，而非所能构拟的各语言所属语系最初形式之间进行比较。不过，恰恰是在尝试解决一个事实上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汉语语音的演化历程逐步清晰起来。尤其是艾约瑟的研究，使得西方学者们认识到，汉语不是一种四千年来未曾变化的语言。塞斯对人类语言形态演化历程的重构受艾约瑟的启发颇大，[181]也反映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在近代西方世界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人类的语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甚至语法形态也不像多数19世纪的语言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稳定。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可以通过借用语法获得新的形态，而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可以不具备相似的形态特征。[182]法国学者梅耶（Antoine Meillet）指出，试图将每种语言都按照谱系分类，使得一些语言学家错用了分类方法。[183]而是否每一种语言都能找到类似于印欧语系或者亚非语系那样的语系归属，本身便是一个问题。例如汉藏语系中，各语言单音节的词根使得相似究竟出于巧合还是同源，难以分辨。词汇和形态的借用非常普遍，难以区别相似性由同源还是共同借用造成。一些语言无文字，另一些有文字但不表音，也妨碍了比较研究的进行。[184]
在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一个世纪，加拿大学者蒲立本、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等继续致力于研究史前及上古时代中国与欧亚早期文明的交往，也对汉语中一些词汇源自古代印欧语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185]考古发掘可以证实上古以前中原文明和中亚乃至西亚文明之间便已存在密切交往，也不能断然否认其中某些信息可以通过语言研究来反映。但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否可以论证汉语与北欧语言同源[186]，或证明存在一个曾经作为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共同母语的超级语系[187]，似乎依然希望渺茫。建构超级语系所依赖的格林伯格（Joseph H. Greenburg）多边比较法（multilateral comparison），受到坎贝尔和波泽的严厉批评。[188]早在17世纪，荷兰学者米利乌斯（Abraham Mylius，1563—1637）便将不同语言中出现相似词汇的原因归结为巧合、拟声、借用和同源四点，并指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源于拟声和巧合，同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大部分的相似是由征服和贸易造成的。[189]时至今日，在难以有效区分同源与借用的情况下，超级语系的构想相比当年湛约翰、艾约瑟和施古德等人的尝试，又有哪些本质上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