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斌 12岁卖冰棍起家,如今创业30年,奶奶的话受用一生
有所为,有所不为。
黄国斌,云南双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的祖上家世显赫,高祖父黄培年先生曾是光绪年间的武魁,后来成为一个级别很高的武官。
中国人总讲“富不过三代”,到了他爷爷那一代,家境衰落,而他父母又因为在“文革”期间分属两派,最终劳燕分飞。
黄国斌跟着奶奶度过了童年。他们曾经穷得吃不上饭,差点无路可走,而奶奶的善行与功德、面对困境不畏难的心态,最终让他们度过危机。这种坚韧,伴随着黄国斌后来的人生。
他12岁就开始打工,16岁成为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创业后,他与家人、朋友日益辛劳,结发妻子因为过度劳累过世了,后来,黄国斌又遭遇银行抽贷,企业陷入生死困境,每日被人逼债……
命运沉浮、造化弄人,苦难是见证辉煌的唯一勋章。如今的黄国斌年收入20亿元,在钢铁、金融、牧业三个领域大有作为。
往事如烟,那些苦难日子已经过去;往事并不如烟,唯一不变的是心底的热爱。
饥寒交迫,奶奶说“会好起来的”
我出生在福建漳州,但我祖上是福州人。我爷爷的爷爷黄培年,曾是光绪年间的武魁,后来成为一名级别很高的武官。祖上还算殷实,我见过那个三重院子的老宅,十分震撼。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许真应了这句老话,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家境开始衰落。爷爷去世得早,我自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奶奶是林氏正骨的传人,那时候老家周边都是山和田,很多人干农活,不小心摔断腿或扭伤胳膊了,她都会自己上山去采草药,给人家治病,且分毫不取。尽管奶奶医术高明,但过去讲究“传男不传女”,奶奶很遵守家里的规矩,在穷得吃不上饭的时候,也没有说自己开个小诊所,赚钱谋生。
等我长大一点,我们回到老家福州过年,家里完全无米下锅。我觉得肚子饿,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奶奶很淡定地安慰我说:“该有的都会有的。”
当时村里人正在为准备过新年忙碌着,一听说奶奶回来了,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跑到家里嘘寒问暖,送来吃的喝的。那时候,我们村里的人都姓黄,都是一个家族的,出门见到的都是叔叔辈、爷爷辈的人,平时男人下地干活,女人就在我们家里聊天,感觉特别亲。
再后来,实在吃不上饭的时候,奶奶就偶尔带我去亲戚家走走,吃上两顿红薯和炒菜,但一年最多只带我去两次。奶奶说:“生活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我记得第一次见奶奶播种的时候,她将种子埋在土里后,重重地踩上一脚。我很好奇,踩得这么实,苗怎么能长出来呢?可奶奶告诉我:“土松,苗反而会出不来,破土之前遇到坚实的土壤,才能让苗更茁壮地成长。”
长大后,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些话,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12岁打工、卖冰棍,16岁盖别墅
我们家有6个孩子,我有4个姐姐,1个弟弟。“文革”期间,父母在两个企业,分属两派,斗争得很厉害,最后就分开了,各自重组了家庭。我读书读到三年级时,就已经交不起学费了。四年级算是老师照顾我的,让我在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况下,在最后一排蹭书读。
12岁,我就辍学了,去大队办的一个绳索厂打工,在里面打扫卫生。
厂里有两种设备,一种生产粗壮的麻绳,转速很慢;还有一种生产插秧用的细绳,转速很快。当时市场上尼龙绳很火,工厂用生产麻绳的慢机器生产尼龙绳,转速慢,效率很低。之所以不用转速快的机器,是担心尼龙绳太滑,转速太快不行。我经过几次研究和试验,改进方法后,确定能行。但大家都不相信我,他们说:“这个小鬼要干吗,轮到他说什么了吗?”我去找厂长,他觉得很诧异,叫我现场演示。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所有人都鼓掌,工厂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5倍多。
从那之后,厂里不让我打扫卫生了,让我去技术岗,我成了年龄最小的技术人员。除了做技术,我还自己到处卖冰棍。
我们附近有个福州冷冻厂,13岁的时候,我就买了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是“老三件”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奔驰,我骑着它去进货。当时各个村都有个小祠堂,老人家闲着没事就在那里打桥牌、吹牛、讲评书等。为了扩大销量,我买了十几个保温瓶,把冰棍放进去,找几个老爷爷给我当“分销商”。我跟他们说,我把罐子放在这里,你们帮我卖,晚上我来取,挣了钱咱们一起分。他们一看,能赚到钱,都很高兴。虽然赚的钱分他们一半,但我扩大了销量,最后赚的钱更多了。
在我自小住的地方,旁边驻扎了部队,他们有一个池塘养鱼,可鱼总是死掉、养不大,他们看我干活积极,就让我帮着养鱼,到年底给我一些钱。那时候我也不懂如何养鱼,就一连好几天,跑到新华书店里“偷师学艺”。
由于我每天都很勤快,干的活又多,16岁时,我就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也是这一年,我喊着大我三四岁的小伙伴一起,自己动手打地基,盖起了别墅。我曾在工厂里看过人家盖厂房,认真学习过怎么盖。盖完之后,我找了一位搞工程的叔叔来“验收”,他说做得很到位,一群人前来喝彩。
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心里都会想起奶奶,她教会了我一生最质朴的道理:人,永远要靠自己的双手奋斗。
创办“双友”,“活下去”的唯一真理
随着长大,我又干了很多事情,十八九岁的时候,我看好多早餐店里炸油条忙不过来,我就给他们送油条,他们只管卖,后来又送炸玉糕、豆浆。那时候我晚上磨豆浆到一两点,早上不到5点就起来送餐,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就这样,等别人成了万元户,我已经有好几万元了。
后来我买了辆货车,去给周边的钢铁厂拉煤、拉钢筋。20世纪90年代初,电很紧张,钢铁厂经常停产。我心想:不如自己在水电厂附近建个钢铁厂。
1991年6月6日,我组织一帮人,凑了五六百万元,我用自己那辆汽车入股,成立了下沙轧钢厂(后来的双友)。1992年动工建厂,1993年就投产了。
90年代虽然有机会,但也发生了很多悲剧:“三角债”泥潭,全国下岗潮,很多企业在这期间破产了。
曾经有部很火的电影叫《钢的琴》,讲述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钢铁厂经营破产,工人陈桂林下岗的故事。为了给女儿陈小元造一台钢琴,他费尽千辛万苦、想尽办法,才满足了女儿这个小小的心愿。电影拍得十分真实。双友就是从那个年代中走过来的。
当时,大部分人都想先赚一笔再说,但我从一开始就注重质量。我们请了几个“星期日工程师”来指导技术,我们把他们视作“大国工匠”,员工跟着他们练习技术,产品质量、成本都控制得很好。
那时候叫“三吃两点心”,就是吃三餐,中间再加两餐点心,我们几个老板亲自为他们服务。
一些人表现很好,但一些人慢慢地有点骄傲了,遇到紧急情况,要三番五次才能请到他们。最后没办法,我们就自己花高价让员工出去学习,自己培养工程师。
我之所以这么注重质量,还是小时候受奶奶的影响。奶奶上山采药,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特别讲究季节和时辰。一些药,要在正午太阳最足的时候采,一些药要早上露水之前采。反季采的药虽然有效,但效果没那么好。长白山的人参,要是种到福州,就不是“参”了,冬虫夏草到了夏天就是草。林氏正骨之所以声名远扬,就是对这份“匠心精神”的坚持。
后来,企业越做越大,我对奶奶的话,感悟也越来越深。
那段“头破血流”的日子和我的妻子
创业初期的日子,历历在目。钢铁行业是个“资产很重、毛利很低”的行业,要投入大量的重工设备,利润却只有2%~3%。
早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银行的支持,要从银行贷款,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记得有一次,银行行长和总经理意见不一致,行长同意贷款,总经理不给。为了让企业“活下去”,我们想尽了办法。
那段时间我很拼命,白天管理企业,晚上自己坐车送货,一天睡不上四五个小时。当时银行卡并不普及,都是用现金。拉一车货去卖,装一麻袋5角、1元回来。而且那时的治安不是很好,经常有车匪路霸拦车抢钱。有一次我们去江西送货,回来时走到江西与福建交界地,遇到一群蛮横的路霸,四五个人要抢我们所有的钱。我一想,这是我们拼命才换来的一点血汗钱,我要是怂了,对不起跟着我的这些兄弟。于是我只能选择勇敢,跟他们打了起来。我被打得头破血流,对方一看我们这么勇猛,就只好放弃了。后来我明白了,你该去勇敢应对的事情,就不能怂。
那时路况很差,从福建到浙江,要跑两天两夜。在闽浙交界处的那段路上,大家的车子经常坏,前面堵了,后面就得等着。有一年冬天,我们困在了戴笠的故乡廿八都镇,那时候冰天雪地的,一个星期都没解冻,原本一毛钱一个的鸡蛋,被卖到了10块钱一个。晚上几个人就挤在驾驶室里,根本舍不得开暖气,冻得快失去了知觉……
最惨的一次是,车胎突然爆炸,路边也没有围栏,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山下。幸运的是,旁边的树木很多,我们捡回了一条命。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2000年,我们做到了10亿元的规模,拿到了两块最值钱的牌子:一个是工商联给的福建省著名商标,另一个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给的福建省名牌企业。有了这两块牌子,很多大工程就畅通无阻了。
2003年,云南省招商引资,我去曲靖考察。那一天风和日丽,突然间天上飘来一片云,下起雨来。雨过天晴,在我身后映出一道彩虹。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就决定在当地投资。在这里,我们开启了双友的2.0时代。
这几年里,我妻子在公司负责会计工作,把账目整理得井井有条,但由于长期劳累,得了癌症,2006年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带她去北京找遍了专家,都没有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带她去看祖国的山山水水,住我们以前从来不舍得住的浦东大酒店。可这些都没有用,再多的钱、再好的酒店也没意思……
创业15年里,她就像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全力支持着我做企业,她对财务很精通,钢铁行业资金流比较大,但她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家里,她把奶奶照顾得很好,一直陪着奶奶,直到奶奶离开;还有我们的孩子……然而,我再也呼唤不回来她。
有的时候,我很思念妻子,如果还有可能,我想叫她做事情不要太认真,放松一点。因为她始终是完美的,很敬业,很在乎这个企业,经常加班加到凌晨两三点。
被人用刀逼债!又绝境逢生
有人说:“一个企业是否成功,要看能不能推动整个行业发展。”
2007年4月18日,辽宁铁岭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当时,几十名车间工人正在交接班,开安全会。此时,钢水包正通过吊车向浇筑台运行。突然,吊车闸发出刺耳的声音,钢水包快速下滑,制动失灵……直接冲向离浇筑台只有5米的工具室。将近30吨的1500℃钢水,扑向人们。没有鲜血,没有哭声,几乎是一瞬间,32人全部死亡,6人重伤。这些年来,针对这起恶劣的安全事件,我们的追问和反思一直在继续。其实钢铁工业,最主要的危险就来自高空悬挂运输钢水,一旦钢水脱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了国家钢铁研究总院的首席炼钢专家,开发出可升降的运输台,等于把地面抬高了,让钢水在地面上运行。这个方法,能降低70%的安全事故发生概率。
双友的生产安全抓得很严,无论员工是在工作车间还是回到家,都不能喝酒;在园区里停车,必须车头朝外,这样接待客户的时候节省时间……因为这些,曲靖的工厂越做越大。2013年,双友年产150万吨,做到了云南前3名,产值50亿元左右。然而,2013年的突发事件,差点让企业倒闭。
2013年之前,银行贷款管控比较宽松。银行主动关注我们,给我们提供贷款。2013年,国家管控开始变得严格,银行突然抽贷。我们当时直接贷款10多亿元,间接贷款也有10多亿元。银行一抽贷,企业瞬间断血。上下游的客户关系、融资关系、工程款结算等,全都出了问题。更让我担心的是,钢厂的锅炉是不能停的,一旦停下来,会有安全危险。
那段时间,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天天被逼债。当时民间讨债公司的人,把我们的办公楼围住,天天跟着我,吃饭跟着,睡觉跟着,上厕所也跟着,还在我的车上装了定位器、窃听器,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甚至拿刀逼着我。
我一夜间,头发就白了。最难过的,是内心的失落。有时会想,自己早已经有了足够的积蓄,子孙三代都吃不完,何苦要再受这样的苦?可来到这里做企业,就是想认认真真做点事。
当时,要是心不定的人,很可能就从窗户跳下去了。也有人劝我,赶紧逃到国外去吧。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妻子会看着我的。
在我们最穷困的时候,奶奶曾说“会好起来的”。我也相信,企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我一定有能力,再一次把它做起来。
没有过不去的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两个合作伙伴相互鼓励,读《道德经》,去跟一些大德高僧喝茶。
正当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一些朋友知道我们是干实事的,主动帮我们找到了两三亿元资金,还有客户、公司管理层,也拿出了家里的积蓄,凑了5亿元,支援双友,共渡难关。就是这些流动资金,让双友重新活了下来。我们又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把贷款陆陆续续还清,一步步走出了泥潭。
在这次困难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先做人,再做事。多一点利他思维,这样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也会有人拉你一把。
做企业没有那么容易,要内心特别强大。选择做企业,就是选择担当。曲靖并不是我的故乡,但黄氏家训中,有这样一首诗。
骏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男儿志在四方,四海为家,等到日子久了,他乡就是自己的家乡。
做企业就是折腾自己,会受无数苦,但这也是磨炼自己、修炼自己的过程。当你内心有足够的能量,就能撑起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那些没有打倒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富”不过三代?但“贵”可以
最近几年,企业走上正轨,每天产钢铁1万多吨,年产值120亿元左右。我们还在冶炼过程中,改造了连续加料器,利用炼钢的废气余热预热原材料,不仅节能,还环保,现在我们的标准比欧洲的都高。
除了钢铁,我们还有一个云南省最大的农业扶贫项目——缅甸与澳大利亚杂交的BMY牛,经过10代稳定,BMY牛已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品种。母牛生小牛,小牛饲养长大,变成价值牛……不同阶段我们让不同的农民来做。我们提供金融配套、技术配套,成立一个科技小组指导他们,最后来我们这里加工销售。这些过程我们自己都能做,但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就应该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本分和责任。
我是福州人,福州最著名的就是榕树,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都能破土而出,枝繁叶茂。我给我儿子起的名字中,就带一个“榕”字。
中国人来讲,“富不过三代”。但我相信,“贵”可以过三代。所谓“贵”,不是指有多少钱,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存,学会坚韧、尊重和爱。
我儿子4岁的时候,我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他是自己爬上去的。当时我跟售票员特意交代了一下,小孩子特别小,万一出问题,你帮我注意一下。售票员骂我,问我是不是后爹。儿子上学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开上宝马,但我让他自己坐中巴车去上学。在金钱和生活上,我从来不惯着他。如今,儿子从英国帝国理工硕士毕业了,在英国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事情;儿媳是博士,两人是同学,我参加过他们的毕业典礼,在皇家音乐厅,觉得很震撼。可以说,我对孩子的教育还算是成功的。
我去过英国,很多英国人工资不高,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气质。有了这种精神,哪怕这一代不富有,下一代也会富有。
内心的富贵,要比外界的物质重要得多。财富或许不可传承,但精神是可以传承的。
尽我所能,为这片土地做贡献
在我们保山的工厂附近,有一位爱国商人梁金山先生的墓。抗日战争时期,梁金山先生捐飞机、捐卡车,修铁路、修桥梁,毁家纾难,一心献国。他曾写下这样一句家训:国亡即家败。我也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事情。
保山这里有一所百年小学——施甸县水长乡小官市小学,从1918年建校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我跟学校说,如果有孩子读书好,但交不起学费,那就跟我说,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鼓励优秀的学生。
创业30年,我们荣辱与共,用汗水和泪水,在昔日不起眼的山丘土地上,建起一个如今蓬勃发展的企业。将来保山到缅甸的水路通了,将会是千帆过境,绕过马六甲海峡,直通世界。
奶奶曾经对我说过:“做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唯利是图。”这句话,现在就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让我受用一生。
[1]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院校、国企的科研人员,工作日在单位上班,到了周末就被请去民企提供技术支持。人们管这群技术人员叫“星期日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