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觉醒的原力

陈泽民　50岁蹬三轮下海，20多年做汤圆，74岁二次创业

企业家精神不是投机取巧，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整个民族。

陈泽民，三全食品创始人、万江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地美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的学生，配合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后来，父亲屡遭磨难，家陷困境。他早早当家，通过给农民理发、去火车站拉坡勤工俭学，一次只能赚两分钱，贴补家用，度过艰苦岁月。

陈泽民从小热爱无线电，大学时却被分配到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当了一名外科医生。

他发明了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50岁才下海，蹬三轮创业，用了20多年时间，做到靠一颗颗小小的汤圆一年进账60亿元。

74岁时，陈泽民开启了二次创业，只为圆年轻时的一个梦。

乔布斯有句很知名的话：“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

对陈泽民来说，命运虽颠沛流离，阴差阳错，但永远不能击倒一个人心中永不磨灭的企业家精神。

拉一个坡两分钱，能买一个鸡蛋

1942年，我出生在重庆。父亲是江阴要塞国民党军队参谋长，带领7000多士兵起义投身革命。我的童年在父亲的军旅生涯中度过，后来父亲被贴上“国民党安插在解放军里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分子”等标签，就地劳动改造，下放到偃师修水库、修渠，没有一分钱工资。这给整个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这时，我已上初中了。母亲在北窑回民小学教书，一个月工资30多块钱。我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人，生活十分困难。我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要想办法挣点钱，贴补家里。

放学后，我就背着书包、带着工具去给农民理发。农村人对发型没什么要求，比较简单。理一次发，赚两分钱。那时我还戴着红领巾，因为营养不良，个子很小，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到。后来我又去洛阳小北门火车站拉坡，火车站在一个高土坡上，货物要用架子车拉上去。我找了一根绳子和铁钩，拉一个坡两分钱，刚好能够买一个鸡蛋。这样，我一天能赚一两毛钱。再后来，我组织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放学后一起去工厂、机关、车站、建筑工地找零活干。一些人很配合我们，说爱祖国、爱劳动，勤工俭学好，就给我们一些搞卫生、装车、卸车的零活干。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冷眼相看：“不好好上学，跑出来干什么？！”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我都遇到了，有同情的、赞扬的、批评的，还有冷言冷语的。

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挣点钱，帮助家里渡过难关。我必须经得起风言风语，经得起各种挖苦，这样才能锻炼意志力，才能适应环境。一些怪话无所谓，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有什么可指责的？

现在回想，少年时期经历的生活磨难，也是一种财富。为了生存，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天无绝人之路，你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命运，阴差阳错

勤工俭学中，我酷爱上了无线电技术。我整夜整夜地不睡觉，绕线圈、焊电路、锯木头、上油漆，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测试信号，组装成功了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还做了个万能车床模型被拿到北京市少年宫去展览。后来，我又热衷于半导体发电、温差发电、海潮发电等，曾给一些科幻杂志投过稿。我对技术的热情，也来自父亲的经历和鼓励。

在偃师改造的那10年里，父亲在农村修水库、水渠时，搞了一些技术革新，发明了一些小工具，发挥了专业知识，得到了群众的尊重。他当时告诫我说：“你以后要靠技术吃饭，要当工程师，多搞发明创造，不要参与政治。”

我大学报考了航海和无线电专业，结果却被分配到了医学院学医。因为当时他们觉得，无线电牵扯着国家机密，我父亲是“反革命”，他们担心我有可能会里通外国。命运总是阴差阳错。而后来，我却也算是“因祸得福”。

你的真诚，命运会多一分回馈你

1965年，我从河南新乡医学院（原来的豫北医专）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援三线，去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建设战备医院。一去就是15年。

其间，一场文化运动爆发了，在四川、重庆等地，枪炮、军舰、坦克、机关枪都用上了。保皇派、造反派天天打来打去。因为我出身不好，有自知之明，没有参加任何派。我老老实实地钻研业务，很快就成了外科专家，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当时因为我不参加各派，有人说我是“逍遥派”，说我走“白专道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救死扶伤，所有的病人，我不分派别，一视同仁。

后来，因为我爱人得了癌症，需要回郑州做两次手术，我就申请调到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当时第五人民医院正准备开展新的介入手术，需要既有外科知识又有放射科知识的医生。医院觉得我搞外科10多年，又懂电器，就让我去。到了第五人民医院后，我很快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同事们的电视坏了，我都热情地帮他们修理。有一次，一个电工买的二手进口电视坏了，没有说明书和图纸，拿给我修，我几天不睡觉，最后硬是给他修好了。虽然费时费力又花钱，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解决困难成了我的乐趣。

医院一台几十万元的X光机，因为战备时放在窑洞里，发大水时被淹了，生锈了，拿到北京医疗器械厂，他们没法修理，就只能报废。我觉得把它当成一堆废铁太可惜了，就利用几个周末的时间，把它拆了重新布线，打磨、耐高压处理，最后不但把X光机修好了，还改装成了郑州第一台对讲X光隔室电视透视机，遥控自动操作，医生不“吃”射线，病人少“吃”射线，还省钱。

这些经历，为我日后下海创业发明、改造设备，打下了基础。

后来，五院为了增加床位，在郊区建了一个分院，距离市里几公里路，有的人不愿意去。我自告奋勇要求去，我说那不比深山老林好多了吗，几公里的路对我来说不算困难。我愿意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重活、累活，我都愿意去干。

我去了之后，一兼两职，既管放射科又管外科。病人骨折了，来放射科，本来我只需给他出份报告就行了，但我还会给他打上石膏固定，处理好再把他送回病房。自己有多大能力，就要办多少事，不要推卸责任。我能处理的就在我这里处理，减少别人的痛苦。

正因为我能解决疑难问题，又任劳任怨，所以，医院每次涨工资都有我的份。再加上我的群众口碑好，很快，我就被提拔为郑州第二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那是1984年的夏天。

50岁蹬三轮下海：我不创业，儿子怎么谈恋爱？

回头看，我的前半生命运虽然坎坷，却总在阴差阳错间成就些什么。在四川的十几年里，我跟当地百姓学会了做汤圆。过年时，我把自己磨出来的汤圆，分给亲戚、邻居品尝，他们都赞不绝口。那时候北方街上还没有卖汤圆的，我想，如果能把汤圆变成商品，可以随时吃到该多好。但汤圆都是现做现卖的，不好保存。而我在医院工作，接触过低温技术，经过对制冷设备的研究，1989年，中国第一个速冻汤圆，在我手中研发出来了，我申请了速冻汤圆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和速冻汤圆的外形包装实用新型专利。

1990年，电视剧《凌汤圆》热播，我给速冻汤圆起名为“凌汤圆”，注册了“凌”“三全”“三全凌”商标。为了打开市场，下班后，我蹬着三轮，拉着燃气灶和锅碗瓢盆，去副食品商店，现场煮给人家品尝。汤圆煮熟了白白胖胖的，又香又甜，很快就在郑州风靡起来。

我有个邻居，他原来是城里的无业者，改革开放后，开始去火车站批发水果，再拿到家门口卖，简简单单一个过程，很快就让他成了“万元户”，这让我深受启发。他做水果生意，比我这个院长生活好多啦。我有专业技术，又会发明创造，还不怕吃苦，一个月工资才130元。他喝的易拉罐饮料，一瓶要2元多，我当时连见都没见过。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下海创业的风潮一浪接一浪。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医院分我一间半房子，这还算是很照顾我的。当时我想，如果这样下去，将来儿子长大了，怎么能够体体面面地谈恋爱？靠我130元的工资，怎么解决住房问题？于是，我跟邻居借了1.5万元，正式辞职下海，那一年，我正好50岁。

冰天雪地，车翻了！身后悬崖百丈

那时候，政策还不够开放，虽然我的产品好，但拿到大商场里，经理一问：你们是国营的吗？是集体单位吗？我说不是，我是个体户，他们就不要了。当时的个体户，在人们印象中是“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的代名词。

为了打开市场，我用乒乓球做了一袋袋汤圆模型，背着挎包，从郑州坐火车到北京，去西单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推销我新发明的产品。他们拿出来左看右看：“红双喜？！你是卖乒乓球的吗？”我说：“不是，我卖速冻汤圆，10多个小时的路，速冻汤圆不好带。”

听完我的介绍，他们答应先进2吨卖卖看。我说，不要紧，这2吨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卖好了以后，如果要进第二批货，再把这2吨的钱给我。我对我的产品有信心，心想：你们卖了第一批之后，就离不开我了。果然，很快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赶快再送10吨过来！”

我卖给他们2.5元一袋，一开始他们卖3元，后来卖到了4元。几乎对半赚，生意还好得不得了。尤其是北京那些曾经在南方待过的老干部，对汤圆很怀念。

市场打开了，我又花4000元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把后座拆了，装上冰箱，带上锅碗瓢盆，走向全国各地。

有一年春节前，单位快放假了，我开着面包车，“咣当咣当”地往沈阳走。

那辆破面包车最快40千米/小时，而且还总坏，再加上汽油质量不好，化油器经常堵，一堵车就熄火了。我把火花塞卸了，到路边饭店里的煤火上去烤，走一路，修一路。晚上的时候，我住路边的旅店，10元一晚，我跟老板讲，我有个条件，我车上有冰箱，你得给我通上电我才住。老板答应了我。第二天，天不亮我又得往前开，因为40千米/小时太慢了。

经过锦州的黑山县时，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山路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突然前面来了一辆大货车，为了让路，我一个急刹车，车翻了。起来一看，下面就是百丈悬崖峭壁。幸好，差那么一点点，车没有翻下悬崖，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故事了。

我叫来当地六七个农民，帮我把车子扶起来。还好汽车还能发动，但挡风玻璃全没了。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就送给他们一人一袋汤圆，教他们怎么煮。他们觉得很稀罕，拿着汤圆走了。我冒着大雪继续开车，往沈阳去。

等出了大山，到了沈阳郊区，我成圣诞老人了，眉毛都结冰了，手也冻僵了。我赶紧去路边店里，暖和暖和。幸好，天气越冷，我的产品越安全，产品没有坏，车也没有坏。

别人说我不会做生意，我却做到了最后

暖和过来后，我就翻开黄页电话本，找水产公司、蔬菜公司、肉联厂的经理。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是郑州来的，我新发明的速冻汤圆，在郑州和北京都卖疯了，你们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了。我现在在沈阳一个旅店里，要招代理商，希望开一个品尝会，你们先了解一下。”

东北人一看，稀罕得不得了。最后我选了三个代理：肉联厂的王厂长、蔬菜公司的杨经理和水产公司的孙经理。跟在北京一样，我先给他们2吨，不要钱，等第二次要货的时候，再把上一次的钱给我。结果沈阳人买东西更大方，不是一袋袋买，而是一箱一箱往家里抱。他们不需要冷库，放在院子里就行。

我卖给他们是3元一袋，而他们最贵卖到了8元一袋。

沈阳两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兄弟，看到我们的产品，顺着包装袋上的地址找到我们，要来做代理。我说沈阳已经有代理了，你们不能跟他们冲突。你们要想卖可以来这批发，你们怎么卖我就不管了。

这俩兄弟春节前还蹬着三轮送货，过了春节，就买了一辆金杯面包车送货了。最后，这个个体户，因为更有动力，生意超过了那三家国有企业，成为我们在沈阳的主要代理。

因为生意好，郑州一下子涌现出38家工厂，都生产速冻汤圆。

虽然我申请了专利，但技术门槛很低，我的产能也跟不上，满足不了社会巨大需求，打官司得不偿失，我放弃了同行对侵害自己专利的追究。而且那时候，海外的速冻食品工业比我们先进，正大举进入中国，我们不如和本土同胞齐心协力，把市场做大。我要做的，就是苦练内功，永远保持领先的位置。

因为我是搞技术出身，就总想着怎么能让产品质量更好、口感更好、更安全，我选料都是选最好的原料，比如从开始就用5000元一吨的泰国进口糯米粉，而不用市场上3000元一吨的普通糯米粉。有一次，外地一个代理商，冷库停电了，200箱产品都报废了，我就拿新产品给他免费换。于是，很多人说我不会算账，不是做商人的料。他们觉得，停电了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理由承担这个损失。其实，我是从保护“三全”品牌角度着想。冷库停电，产品压扁了、裂缝了、发黑了，还拿出去卖，这不是砸我们的牌子吗？我宁愿吃亏，也不愿让他们拿着“四不像的、乱七八糟的”产品，出去继续卖。我像爱护我的生命一样，珍视品牌。

十几年下来，那么多会算账的企业，一个一个都死掉了，我反而活下来了。我越不想赚钱，越赚钱，我是最不会做生意的人，最后我的生意做得最好。因为我把精力和脑筋，都放在了产品上。

如今，三全有七八百种产品，是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占了全国近1/3的市场份额。河南是速冻食品发源地和生产基地，如今河南食品工业产值1万多亿元，是河南的支柱产业，直接带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2018年，三全营收将近60亿元，纳税5亿元。在三全原料基地，花生、芝麻、蔬菜、糯米等配套产业，间接带动了40万农民就业，直接安排了2万人就业，上下游带动了4600家中小微企业发展。比如河南虞城县利民镇，农民种植荠菜，年产3万吨，2000户农民不出家门就能赚钱。

74岁，用20多年卖汤圆的钱，重拾旧梦

2016年，我74岁，早几年我就把公司交给年轻人管理了，自己开始二次创业。

因工业发展的需要，每年烧30多亿吨煤，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人人深受其害。我想寻找一种清洁能源，来代替煤和石油。我高中考大学时，最感兴趣的课题就是温差发电，所以二次创业是“不忘初心，重拾旧梦”。

最好的清洁能源就是地热。太阳能、风能都会受天气的影响，唯独地热365天24小时稳定供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去西藏考察，在海拔4800米的高山上，年轻人都受不了高原反应，我看到石头缝里冒出的蒸汽，兴奋得不得了。

我走遍了全球好多地方，了解到现在有50多个国家使用地热，其中有27个国家在大力利用地热发电。中国地热的直接利用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地热发电还很少。因为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所以很少有人去冒这种风险。

为了这个项目，我用老两口20多年卖汤圆的钱来做科学实验，成立了地美特公司。虽然有风险，一旦失败，我几十年赚的钱就全打水漂了，但我不怕失败。创业不就是要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拼搏吗？

国家曾表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好消息是，在云南瑞丽，用我们自有的核心技术和设备，1.2兆瓦的第一个地热发电实验电站，终于在2017年7月5日成功运行发电了。从立项、选址、勘探、打井、完井、安装设备、调试、并网发电，仅仅用了7个多月。用时是国外的1/10，成本是国外的1/2，地美特地热发电集装箱，大大提高了地热发电效率，使中国地热发电产业进入新的里程碑。如今，万江新能源集团率先利用“地热+数字化”解决城市清洁智能供暖问题，又取得重大突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就是要练好内功，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干出业绩。

77岁，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些年做企业下来，遇到不少风吹浪打。去送货的路上，我遇到过车匪路霸，遇到过不讲诚信、坑蒙拐骗的人，货卸下来了，钱却不给你……创业的辛酸苦辣，我都经历过。我知道，企业最难的时候，就是刚刚起步的时候。

几十年下来，我也能感受到社会对于民营企业，从歧视到逐渐认可，再到一视同仁。我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在会上提出的问题，都是替中小企业呼吁，因为我知道中小企业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扶持。只有中小企业搞好了，若干年后，才能从中长出“参天大树”和“航空母舰”。

2018年，我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一些地方减税，结果越减负担越重。目前中小企业已经面临“三山”“三门”“三荒”“两高”“一低”“四难”的困境，间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3年、大企业平均寿命8年。税制改革刻不容缓，如果中小企业因税赋增加而出现倒闭潮，后果将十分严重。

这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对我的告诫，大胆向中央提建议。但如今，时代不一样了。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不但没有挨整，2019年改革开放40年时，我还入选了“改革先锋”100人名单。后来，省里还把我评为十大“出彩河南人”……一个一个的荣誉，接踵而来。这说明中国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需要发扬这种敢冒险、敢创新、敢说真话的精神。

我都快80岁了，还有什么要为个人所求的？我想说，企业家精神不是投机取巧，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为了整个民族。这种正能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1] 白专道路：比喻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