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对象界定
1.3.1 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可以直译为“来自民间的投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实行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不存在民营经济，全部是公有制经济，民间投资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被削弱，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私人开始办企业建工厂，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相应地，民间投资出现并快速发展壮大，可见，我国民间投资诞生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生存发展。西方经济理论中，不存在民间投资的概念，从内涵上看，与“私人投资”词汇相对应，西方国家大多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公共投资只有目的在于宏观调控以及投向公共品的很小部分，全社会总投资基本与私人投资相一致，因而西方国家中的私人投资、全社会总投资与民间投资基本一致，学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投资也较少关注，相关文献较少。
一般来说，广义的民间投资是指居民、个体工商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利用自有资本及借入资本以独资、合伙制、股份制及混合所有制形式从事现代农业、工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产业、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业等实体经济活动，以及参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金融投资活动。狭义的民间投资仅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具体包括居民个人、个体工商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主体的投资。目前理论界对于民间投资的概念界定也并不统一，大致可以归为两种观点：其一是按投资资金的来源角度区分民间投资；其二是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区分民间投资。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即政府投资，国内贷款、外资以及自筹和其他资金则为民间投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投资主体在投资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应按投资主体区分民间投资；本书认为第二种观点按照投资主体划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等比较符合逻辑，此处续用这种观点。一方面，项目的投资决策、投资风险控制方案等都是由投资主体决定的；另一方面，第一种观点明显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将国家预算内资金划为政府投资，将国内贷款归为民间投资明显不符合实际，因为很显然民间投资也可以来源于预算内资金，且政府投资也可以来源于国内贷款。关于民间投资具体涵盖的范围内，国内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民间投资是除政府作为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的投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即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是民间投资；还有学者认为，民间投资与公有制经济投资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即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是民间投资，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该观点认为集体经济投资不属于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与私人投资完全一致。在统计范畴上，国内学者的处理方法也没有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民间投资是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扣除港澳台投资以及外商投资剩余的部分，具体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及其他经济等各投资主体所进行的投资活动[1][2][3][4][如汲凤翔（2002）、于谨凯和单春红（2004）、吕明元（2003）、王晓歌（2004）]；有学者认为民间投资为扣除国有经济之后的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部分，即民间投资包括港澳台投资以及外商投资[5][6][7][如李启明（2002）、刘昱（2005）、李慧（2010）]；还有学者仅把个体经济投资、私营经济投资看作民间投资[8][如刘伟（2009）]。
综合以上分析，本书认为就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而言，民间投资应是特指中国内地的民间投资，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投资是相对应的概念；同时，民间投资的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居民、个体工商企业和民营企业等以合伙制、股份制及混合所有制形式从事现代农业、工商业等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还包括参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金融投资活动。可见，直接对其进行全部统计往往不能尽全，利用倒挤法进行统计则更加清晰、明确；在具体统计范畴上，本书沿用学界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民间投资等于全社会总投资减去国有经济投资与外商投资，其中外商投资包括港澳台经济投资与外商经济投资；从包含的内容看，民间投资具体包括个体经济投资、私营经济投资、联营经济投资、股份制经济投资、集体经济投资和其他经济投资。
1.3.2 产业结构
理论上，产业结构是指经济体中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相互联系，这种一般包括产值比例关系、技术关联关系等。从现代经济发展角度看，产业结构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关系，其中，第一产业主要是指传统农业行业，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工业和建筑行业，第三产业则包括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服务行业。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是指各个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会由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的低层级向以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为主的高层级不断演进。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突飞猛进，各产业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以及相互竞争的关系，俨然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因此，各产业发展水平的层次高低也不仅由产业自身发展情形的单一因素所决定，还应综合考虑由产业发展而引起的环境正负效应以及社会就业效应等。所谓环境效应，是指产业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社会效应主要是指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就业、劳动力转移等社会效应，比如煤炭行业的发展可能强力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但同时它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等负面环境效应。
由上述可知，从量的角度说，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这层比例关系不仅包括三次产业的比例结构，还包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行业产品结构以及产业内部结构；从质的角度说，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技术水平及效率的分布状态，可以从产业的资源消耗高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该产业比例等方面进行刻画认识。
1.3.3 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学术界对于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并不统一，诸多文献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或者产业结构高度化来代表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经济体产业结构发展路径应由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的产业结构向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主体的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发展，现有大多数文献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以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指标作为代理变量；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研究重点是三次产业之间关系的优化调整，文献中多以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表示。显然现有文献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认识并不全面科学，理论上，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结构以及各产业劳动力结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产业间表现为协调发展，同时产业素质与经济运行效率水平不断提升；事实上，产业结构升级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个相对的概念，即只有符合具体经济体发展模式并最有利于其发展的产业结构才是最佳的产业结构，只要当前产业结构正向标准的产业结构发展演进，便谓之产业结构升级。可见，最佳产业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不断动态调整的。具体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是依靠技术创新或者制度变革使得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契合度越来越高，产业结构越来越趋于合理与协调，即不断促使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逼近最佳产业结构，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统一。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协调合理的具体表征内容方面，现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改善，即产业的协调发展，更加符合具体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产业素质与效率的不断提升，提升的渠道主要有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组合优化、资源能耗降低等方面。本书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是上述两方面相互配合、不断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当然，这里的高度化不仅包含产业数量结构的比例变化，也包含产业效率的提高；同样，这里的合理化更多强调的是产业间的协调关系更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模式。可见，运用单一指标很难全面、系统地刻画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资源，产业结构问题凸显，产业结构亟须由粗放型的高能耗向集约型的低能耗转变，因此，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包括了产业产值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方面的内容，还应具有资源能耗、技术水平等方面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此沿用“投入—产出—效率”产业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剖析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刻内涵。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从要素投入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要素劳动力的流动，即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流动，Kaldor（1961）和Kuznels（1993）也认为研究产业结构升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分析劳动力从农业（第一产业）向工业（第二产业）转移，再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9][10]，在此谓之以“劳动力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从产业产出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产业产值结构的改善与协调，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占比会不断降低，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在此谓之以“产出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从产业效率提升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升，在此谓之以“效率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可见，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具有内在的结构复杂性、外在表征指标的多样性，具体包括“劳动力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产出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效率水平的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子结构。因此，本书在研究民间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时，一方面，从要素劳动力水平、产出水平以及效率水平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结构效应；另一方面，为探讨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综合效应，本书从要素劳动力水平、产出水平以及效率水平三个方面设计相关外在表征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我国省际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民间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综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