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然，目前的法国文化尚未落魄至无人理睬的程度。上述任何缺陷状况均不能映现变化中的现实生活各种不平衡状况；此外，其他方面和各种社会势力也需要顾及。况且，所有这些跨越不同时期之比较研究都要受到选择性案例及各种曲解的影响。就法国而言，戴高乐将军狂妄自大的执政的影响是挥之不去的，较之其他方面，这一点无疑更加突出。然而，当前的不安宁局面并非荒诞不经，且需要加以诠释。法国社会在制度、思想观念、组织形态以及评判标准等方面有明显下滑，其背后之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显而易见的前提原因就是其往昔的“法国特例”——亦即法国社会及其文化摆脱大西洋区域那些一成不变之例行公事的种种方式——已被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逐步挤出了这个国家：其一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进，其二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崛起。毫无疑问，这两种力量均重击了法国传统观念之根基。历史上，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也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如何激烈地产生分歧，他们也从来都不相信市场能够作为组织原则来维持社会秩序：“自由放任”对法国社会而言，历来都是一种陌生的表述。即使现在，对自由放任的怀疑依然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代术语“新自由主义”因其所具备的所有的负面含义在法国并不被广为认可，好像就是一种累赘：从依然相当宽泛的理解来看，光是“自由”本身足以引人厌恶。这种现象可谓独一无二。始于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所谓西方经济之“一体化”举措，必将对实施经济干预和社会保护的国家形成痛苦的压力。这种干预和保护在第四共和国及第五共和国同样普遍。
与缺乏管制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发生且又时常仅仅被视为文化层面内容的是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作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媒介，英语广泛运用于文化、科学和知识的交流。对于那些欧洲北部地区的较小的国家——包括比荷卢经济联盟[62]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而言，上述状况只是证明了那种使用双语交流的普遍性的事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始终唯美国马首是瞻，将其视为救赎者，以挽回自己因可耻的历史而丧失的颜面，乃至导致战后德国人毫无抱负。意大利人始终认为自己的语言对于他们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无足轻重。法国则完全相反：法语曾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通用语，整个欧洲大陆上层社会普遍使用法语，有时候人们甚至倾向使用法语胜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如在普鲁士和俄国。法语在19世纪仍是国际社会外交的标准用语，直至20世纪90年代，它依然是共同体的欧洲行政系统的首要媒介。长久以来，对法兰西文明——可以说不仅是法国文化——的认同源自法语的广泛适用。
上述观念可以用“黄金三十年”[63]的思想的礼花加以印证：这些思想焰火直冲云霄，它们越过法国边界后绚丽迸发。然而，当年造就这些知识礼花的条件是对使用单一语言的精英们精神上——而且时常也是在实践方面——极为自信的训练。这种在巴黎重点公立中学和师范学校进行的训练，在一种紧张的暖房世界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法国国家行政学院1945年才建校，后来成为政商界诸多前途无量者的摇篮，它的崛起表明把特权教育转向技术专家治国的方向；蓬皮杜[64]是最后一位执掌国家的“师范生”。接着在1968年之后，其他的地方大学和中小学改革遵循同样的模式：在没有任何资源维持更狭隘标准的体制的情况下，增加人们受教育的机会。
廉价的民主化不可避免地逐渐损害了曾令第三共和国引以为傲的国家制度的精神和凝聚力。小学教员威信直线下降；课程表不停地更改且越改越差，现在的普通公立中学学生对于法语经典著作可谓一知半解；私立学校得以普及，且着手应对公立学校的松懈状况。这方面已是人所共知，事实上每个西方国家皆有此经历。在法国，其他外来因素是英语通过商业、娱乐和新闻等途径的入侵，此对法国文化自尊可谓致命一击。在过去20年中，每年上映的法国影片的比例从1/2下降到了1/3：而今60%是美国片。目前《世界报》配销《纽约时报》——可谓识时务地——选在周末时段进行。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正在经受重压。在这些环境条件之下，知识舞台的某种程度的瓦解可谓在预料之中。
然而，当来自英语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压力对法兰西传统和体制施以日益增强且范围广大的限制之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变迁必然将法国带入目前的低潮期。在此，一个明显的巧合颇为吸引眼球。戴高乐执政于战后法国复苏达到顶峰之时。在1968年五六月间的学生与工人运动爆发后，他的统治宣告终结。一年后他宣布下野。至此，在那场危机中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几乎立刻濒临动乱边缘，但最终还是烟消云散。而类似的激情不复再现。自那之后，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就一直沉沦于流产的革命——如同1848年一样，本应成为法国现代史转折点的事件——带来的长期产后抑郁症之中，而无法再现往日辉煌。
这样的假设似乎颇具诱惑力，然而事件的实际后果却要复杂得多。尽管1968年的革命运动旋兴旋灭，但其身后的能量却并未在一夜之间消散。从政治上来说，一段时间以来，绝大部分能量流入左翼的更加符合法兰西传统观念的体系之内。70年代早期阶段见证了共产党成员的快速增加、社会主义政党的重新统一及1972年两党对共同项目所达成的一致，这似乎掩盖了冷战的各种分歧。尽管吉斯卡尔在1974年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选举，但民意调查表明，在预定1978年秋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左翼无疑将会取胜并产生战后首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政府，从而形成一个基于拒绝资本主义、需要彻底清理银行和工业国家化的信念的平台。
正是这一前景引发了右翼的恐慌，从而加快了战后法国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真正断裂。一场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进入马蒂尼翁宫[65]的大动员进行得快速、彻底和全面。在这场由媒体在1975年至1977年间发起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运动中最为嘈杂猛烈的枪声来自前左倾知识分子，其目的是警告人们提防苏联集权主义及其理论体系。若将从恩格斯到叶若夫[66]归属为同类人的话，法国人是否足以疯狂到将乔治·马歇[67]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归属为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同类人呢？将索尔仁尼琴[68]1974年的《古拉格群岛》标题译为《厨师和食人者：人类面纱下的野蛮行径》可谓耸人听闻，这一由爱丽舍宫包装并支持的意图得以强化。由于缺乏对苏联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因而在关于斯大林政权具体内容的研究的公众意识方面，法国一直落后于美国、英国以及德国：冷战期间那些在其他国家早已是常识的内容，在局势缓和的背景之下会成为“全体巴黎人”（le tout paris）的意外发现。
因此，在较短时间之内，索尔仁尼琴可谓发挥了当地崇拜者所言的符合法国著名作家[4]心目中的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行政长官”之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在他的淡漠的西式观点以及其他各种麻烦事件曝光后随即失去了效果。不过当它持续发生影响之时，其作用相当可观：帮助把贝尔纳-亨利·列维及其同类思想家纳入引人瞩目的轨道。在对汹涌澎湃的共产主义运动感到恐慌之时，法共（PCF）自己却帮了对手的忙，由于担心成为次要的伙伴，所以它突然放弃与社会党（PS）结盟，结果彻底丧失了左翼赢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任何机会。到1981年，当密特朗最终赢得总统选举时，“共同纲领”[69]已成为明日黄花，社会党亦成为强弩之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中失利后，左翼最终赢得执政地位。
70年代末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激发并最终造就了未来20年主宰“反集权主义”知识生活的前沿阵地。[5]俄罗斯的“圣贤们”[70]和“新哲学家”只不过是那些岁月里积聚的更强、更持久的势力的马前卒而已。1977 年，雷蒙·阿隆[71]加入《快报》（L'Express），以便更加积极地干预政治，他正在准备一种新刊——《评论》（Commentaire），以捍卫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的是避免招致一种看似来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体制的致命威胁，该体制将基于近乎革命性的纲领。他的第一批期刊在1978年3月的选举前夕出版，此时却出现了法共与社会党破裂的“天赐一般的意外狂喜”。然而，正如他在一篇令人敬畏的文章开头所言的那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继续忧虑和警惕是完全有理由的。所有导致19世纪法国如此不稳定、易于发生暴力动乱的因素——诸如缺乏任何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的准则、农民认可1789年大革命后在这片原封不动的土地上的任何政权、巴黎充当着暴乱的火药桶角色等——在蓬皮杜和德斯坦统治时期的繁荣、工业化民主进程中早已不复存在。然而自70年代初，当世界经济衰退之势已定但经济危机可预见的广度和深度却被法国低估之时，甚至侥幸与左派分离的法国社会主义仍未摆脱所有那些最高纲领主义的诱惑。如果社会党依然寻求法共选民的支持并且将共产党人拉入政府，那么，“法国将度过多年的要么革命要么专制的动荡期”。[6]
《评论》继续成为倡导自由主义的右翼之主要期刊，其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思想深度，而且也在于其国际性视野，此方面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与内阁总理雷蒙·巴尔[72]领导下的杂志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政治家和商人以及学术界的密切联系。两年后，有了一个合作伙伴亦即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中间派，并很快超过《评论》，该伙伴名曰《争鸣》，[73]在伽利玛出版社[74]赞助下，它由皮埃尔·诺拉[75]发起，以更时尚的版式推出；同时它有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诺拉在其首卷写下了文化改革的纲领。昔时，法国文化沉浸于人文主义传统，它受制于理想主义的华丽文辞，从而使得民众从尊敬教师职业转向崇拜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它还允许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浮夸和放纵之风气。然而在当今，有合法性的知识是由那些具有竞争力的经过认证的机构——从本质上讲就是大学——所传授的有益的知识。这一变化不能摆脱知识生活所固有的论争性的紧张关系，但它却使得知识分子面临全新的使命：不仅要总体上提升社会民主，而且要在有着“文坛”之称的思想领域本身践行民主。因此，这份新期刊的目标是组织在法国依然非常稀缺的真正的辩论。通过消除自18世纪沿用至今的理解历史的三种主要体系，辩论的障碍得以清除。“复辟”、“进步”及“大革命”时期[76]的各种思想意识如今俱已不复再现，它们最终让位于现代社会科学思想。《争鸣》将代表“信息、 质量、 多元化、 开放和真理”，并抵制任何形式的规避责任和极端主义。[7]
这篇宣言在言及法国老生常谈之议题“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之时，除了指出“完全的民主”是在美国而非在法国建立之外，并没有直接触及政治。当密特朗成为总统一年后，诺拉曾谨慎地评论并强调其胜利源自密特朗的个人特质。虽然这位共产党前盟友未有任何集权主义倾向之嫌疑，然而他将会造就“在过去四年中那种颠覆苏维埃政权形象的心态巨变”之必然影响同时将会采取必要的外交政策以应对其主要政敌吗？[8]这些也是《精神》（Esprit）所关注的内容，它曾经代表反殖民主义和天主教左翼中立主义者的立场，不过在其战后主编让-马里·多梅纳克[77]1976年退休后，它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反集权主义的前线斗士。诺拉后来注意到，这些年来《评论》《争鸣》和《精神》形成了一个在别处会被视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共同轴心，尽管它们各自皆有自身的发展演变及拥趸者。
上述三者中的核心当属《争鸣》，此不单单是因为它是拥有对手无可匹敌的资源的伽利玛出版社旗下之期刊，而且还因为它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生活模式及主题的真正的现代化。最终诺拉把期刊的日常运营移交给马塞尔·戈谢，[78]他是一名极左的“野蛮社会主义”党派的变节者。该期刊编辑得是如此之好，致力于总体上适度地探索历史、政治和社会这三大领域里的议题，而伴随着频繁的特刊，其又涉及当代其他领域里的广泛主题：生物科学、视觉艺术、社会保障、遗产制度、后现代主义等。虽然该期刊并未像最初设定的那样拥有国际性视野，但它的思想却也并非狭隘的。当然，它绝不会像其内容简介所提出的那样是那种进行客观辩论的公正论坛，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它将会更加乏味。而正相反，它是一架儒雅的“论战机器”。
该期刊政治规划的幕后是一位发号施令者。诺拉的姐夫是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79]其著作《思考法国大革命》发表于1978年这一政治上的重大转折时刻，该书随即使他成为该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大革命的诠释者。傅勒出自富裕的银行业家庭，始终在冷战的高峰时期的战后共产主义组织内得以锻炼，当时共产党内部还有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其中有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80]、莫里斯·阿居隆[81]、雅克·奥祖夫，[82]他们与英国共产党人竞相辉映。正是莫斯科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和匈牙利起义又使法国这一人才的摇篮最终解体。而在 1958 年以后，傅勒脱离共产党，他在致力于——自最初就相当传统式的——历史研究的同时，也成为《法国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的定期撰稿人，这一独立的左翼周刊是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戴高乐在第五共和国统治的主要喉舌。1965年他与另一内弟合著了为大众读者写的插图版的法国大革命史，书中断言，1792年的一系列悲剧事故使得法国大革命“偏离了航线”（失控），从而毁坏了它最初的目标亦即自由主义秩序，而相反却迎来了雅各宾[83]专政与恐怖。[9]
13年之后，《思考法国大革命》提出更为强有力的主张——它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和当前的政治危机事例，对马克思主义式阐释大革命之观点进行了全面抨击。在此，傅勒转而提供了两位天主教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见解：一是19世纪中叶的托克维尔，二是20世纪初期的科尚（Cochin），[84]他们的观点成为真正理解法国大革命之“核心概念”的关键。他们认为，并非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影响而是政治话语之活力才本质上使得抽象性的公众意愿换取了抽象性的专制权力，并由此产生那段时期革命俱乐部中起作用的新型社交的可怕力量。傅勒论战的气魄十足，其论证也完全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与年鉴学派[85]之间的明显差异，该学派肤浅的心态史学观念“时常仅仅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法兰西式的替代物”，他也依然无法克服1789年及随后的动荡局势研究中的这类难题。而迫切需要的却是“知性论者的历史，它明晰地自概念上所提出的问题角度进行构建”。[10]
傅勒对上述迫切需要的信条之主要应用出现于1988年，其著述是从杜尔哥[86]到甘必大[87]的宏观的法国政治史，它通过抨击旧制度而呈现了百年来两种力量逐步发生对抗的准则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11]在早期的著作中，他曾坚持认为，“革命终结于”1798年的拿破仑政变；如今他又将革命的终结延后至1879 年，亦即第三共和国诞生后作为一种活跃力量的君主制最终消亡的那个年份。只有到那个时候，共和政体最终为国民所接受，同时最初的各种目标才在稳定的议会秩序中得以实现。从起点到终点，通过追溯历经1815年、 1830年、 1848年、 1851年和1871年暴动骚乱的坎坷曲折的革命路径，傅勒诠释了法国人在民主创建的首次历史性的实验期间所逐步呈现的各种矛盾及冲突。
傅勒的史学研究的原动力本质上源自观念史。然而他并非如波科克或斯金纳[88]所定义的那种专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历史学家。虽说他对感兴趣的学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不过在其著述中几乎没有任何详细的个体文本研究，而且亦未遵循剑桥学派的传统而对行文的用语多加留意。观念往往被他视为传统的程式化的力量，每一种观念均体现在特定的个体里，它们出现于傅勒所叙述的政治事务发生高度冲突和矛盾的网络之中。同时，他也痴迷于观念的普遍的象征性仪式，其《法国大革命，1770～1880年》（La France révolutionnaire 1770～1880）有着对这些仪式的固定套路般的描写，包括从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到梯也尔[89]的葬礼的一系列仪式。傅勒想象力的另一截然相反的方面是其个性化描述能力，在此方面他具有讽刺刻画的杰出天赋。在观念、仪式、人这三个维度的描述中，傅勒编织了近现代法国的极为典雅且精致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社会或经济的维度，也完全排除了来自帝国海外殖民地记录的影响，由此彻底聚焦现当代政治事务。他绝不是具备如同布洛赫[90]或布罗代尔那样水准的伟大史学家，然而他在描绘法国公共生活时展示出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他们则没有。
之所以造成上述结果，那是因为史学写作只不过是他更为宏大的计划的一部分。没有哪位现代史学家像他那样始终存有如此浓厚的政治兴趣。他的史学研究工作与其对当今现实生活的关注实质上是一种完美的对接，而在此方面，他可谓有关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研究的独一无二的组织者。他将这种角色归功于其自身活力张扬与矜持内敛结合的特质。正如有一次他的外国同事观察到的那样，他也有让·迦本[91]不苟言笑的魅力。早在 1964 年，他就策划把《快报》的更右翼阵营的记者们整合到日益衰落的《法国观察家》报社，并且挑选了合适的编辑以确保融合后的期刊会有正确的政治导向。仍在执掌《新观察家》——该报40年来始终持有中左翼之不偏不倚的立场——的让·达尼埃尔[92]在25年后回忆道：“我不会忘记我们的协议；我选择支持他预先给我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及马克思主义颇具争议的论文；我忘不了当发现我是如此坚定地站在他的立场上时他脸上所呈现的惊喜表情。我要记录下他对我的帮助和恩惠，还有他的思想体系，因为它们给予我真正的知识保障。”[12]这一消除敌意的陈述来自达尼埃尔这位在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势的记者之一，他甚至以一副天真的样子补充道：“总有一天，我们皆发现我们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追随着奥古斯丁·科尚，这是因为傅勒一直在后面推动着我们”——在随后多年，这种追捧本应该受到巴黎当政部门的诸多显赫人物的附和回应。因此，傅勒所编织的这一网络最终在新闻界被简单地称为“群英荟萃”。
若言《新观察家》给傅勒提供了在媒体中的主要根基的话，那么，他对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掌控则使之统辖了学术界最具战略性眼光的机构。在他的帮助下，该研究院创立于早年布罗代尔所在的巴黎第六区，他在1977年成为院长。研究院的创立使他把拉斯佩尔林荫大道上洛克菲勒基金大楼中的多学科的研究精英们汇聚一堂，从而摆脱了法国大学的教学负担和行政事务——“如同看电影不买票”，他愉快地说道。他自一开始就积极提议创办《评论》和《争鸣》，它们的创立为他在期刊界提供了侧翼的支持。接着在密特朗上台掌权后，他于1982年帮助创立了圣西门基金会[93]——一个抵制新体制下任何社会主义诱惑的圈内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联盟——并引导基金会对市场和国家进行更为与时俱进的理解。圣戈班集团的老板和傅勒一样都是策划人，傅勒在他属下的一个公司里获得了一个董事席位，通过大企业提供的资金，基金会成为了政治智囊团，整合学者、官员、政客之间的关系，组织研讨会，发布政策文件，但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每个月为施密特、巴尔、吉斯卡尔、希拉克、罗卡尔[94]、法比尤斯[95]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举办费用适中的晚宴，以对共同观念加以反复研讨、磋商。
两年后，傅勒设立或曰任职于雷蒙·阿隆研究所。此组织是忠实坚定的反集权主义的前哨基地，傅勒担任所长，最终它将会被整合到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中。随后的1985年，他将其影响扩展至大西洋彼岸，从而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协会里占据一个周期性的席位，在那里他从奥林基金会[96]获得资金支持，继续进行有关美国和法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当1789年的二百周年的日子日益临近之时，傅勒表达了忧虑之情，担心它将会成为密特朗政权发起联合行动的契机，组织筹备庆祝激进共和主义以及共和国二百周年的官方盛典，其间共产主义党派的部长们仍握有大权。傅勒与他的同事莫娜·奥祖夫[97]一道开始行动以确保这一切不会发生。
在存在着潜在风险的那年前夕，一部1200页的巨著——《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问世，它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人物、机构和思想观念。辞典的上百个条目由大约20个精心挑选的作者撰写，展现了对现代民主创立时期左翼传奇人物以及对传统的错误观念的全面驳斥。[13]这本设计与完成均值得称道的温和的学术汇编所造就的压倒性影响，消除了1989年新共和主义者纵情欢庆的所有危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进一步结论性地证明了革命发生的初始原因，也驳斥了随后对共产主义的种种歪曲。当二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时，傅勒就是筹措这些庆典的毋庸置疑的学术大师，法国向1789年那些业已充分阐释的鼓舞人心的各种原则致敬，并最终对1793～1794年的暴行进行了颠覆性评价。[14]
抛弃昔日的谬误以及拨乱反正是这个国家本应早已抵达现代民主之安全港湾的重要工作。在通力合作出版前述《批判辞典》的同时，傅勒在同一年还为圣西门基金会与他人一起合作撰写了《中间派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u centre），其副标题为“法国不再是另类”。在第一个阶段荒谬的国有化进程结束之后，密特朗政权在1983年全盘接受市场及其金融规律而终结了社会主义，之后又在1984年屈服于支持天主教学校的示威活动而埋葬了反教权主义。如此而为最终使法国走向正常的民主社会清除了各种激进学说以及戏剧性的冲突和分歧。法国如今已从持折中立场的中间派中寻求到平衡点。[15]自由主义的成功如此彻底，以至于1990年在诺拉的期刊十周年的庆典上，诺拉——欣喜地惊呼“法兰西民族如今已经从法兰西—共产主义这一毫无价值的斗篷中摆脱出来”——能够带着黑格尔式的满意神态宣布：“《争鸣》之精神已成为时代精神。”[16]
在英国，90年代早期经历了撒切尔政权的崩溃以及在梅杰的弛缓监管下向比较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过渡历程。在法国，其趋势正好相反：以市场为导向的共识在政府中占据支配地位，这在密特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早些年曾达到顶峰。弗朗索瓦·傅勒及其朋友们发表的前沿思想所获得的成就人所共知。法国最终经受住了集权主义诱惑；大革命的阴影已经消散；共和国业已立足于政党中间派根基之上。只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清：这个国家的民族。这个任务落到皮埃尔·诺拉的头上。在诺拉为1990年纪念《争鸣》十周年庆典所写的社论中，他曾经赞扬这个国家的“新文化景观”，在随后的两三年里，他本人为此贡献甚巨。《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源自1978～1980年——与《争鸣》一样所处的紧要关头——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次研讨会，其首卷在他的指导下于1984年得以问世。当最后一套在1992年出版之时，这部书的内容已扩展到7卷和大约5600多页，而为此曾经召集了6倍于《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的撰稿者，他们来自更广的学术圈子。诺拉在该项目最初的陈述中指出，《记忆之场》的目的在于罗列所有记忆领域的详细清单，这些记忆是法兰西民族身份的象征性结晶。
在这一宽泛的标题下，127篇质量大多很高的文章调查了五花八门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对象，包括一些著名的事物如三色旗、马赛曲和先贤祠，[98]从森林、一代人及公司到访谈交流、工业时代和中世纪的血统，更有美食、葡萄树和笛卡尔等内容。诺拉解释说，将所有这些结合起来是他负责此项工程的目的：“与所有史学领域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是，记忆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关联”——它们是“纯粹的标志，只是指代自身”。[17]后现代的繁荣不必信以为真。因为这些标志实际上以各种方式所指代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民族或者总体意义上的法国特性。不过既然这些也是象征性的，那么，《记忆之场》里对它们的考察将会是“第二维度”的法国史——它并非关注起因、活动或者事件，而是关注影响和轨迹。
这一工作并非意味着他们不如前辈们那么雄心勃勃。作为对传统的政治叙事狭隘性的一种回应，《年鉴》努力探究总体史观。然而，既然符号象征整合了器物与文化，而且政治学的终极真理可能完全存在于其象征意义维度之中，那么，记忆领域的研究就将政治学转化到这种史学记录之中，因此相反的情况则是，较之年鉴学派之论，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更具有整合意义。[18]之所以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是因为用对未来的展望解读历史的支配性视角被彻底抛弃，从而一致认同现存的体制。当法国人不再愿意为了国家而赴汤蹈火之时，却“一致地发现他们对法国是如此关注和热爱”，这体现于他们所有的多样性的表达方式方面。这就好似“法国正在终止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亦即使我们离散后又使我们团结起来，这种文化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家庭传承财富”。[19]随着法国进入共同记忆的恢复痊愈之境界，摆脱民族主义——如可悲的戴高乐主义和激进共和主义——的传统形态，不仅远远没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增强了法国人的民族归属感。[20]
《记忆之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它取得了成功且具有轰动性效应，并适时成为不少其他国家加以效仿的一种模式。然而显而易见的情况则是，它完全称得上是战后全球各地历史编纂学方面最为露骨的意识形态项目。毕竟，正是勒南[99]曾给民族作了如下著名的定义：它必须忘记的——16世纪屠杀新教徒和13世纪屠杀阿尔比教徒这两件事是他所举的例证——与它必须记忆的同样重要：这可能是一个提醒，一个世纪后更加难以被忽略。不过，诺拉用以下这段文字愉快地介绍了他的这项事业：
即使相当深思熟虑，为了与所需的分类法亦即这些问题所包含的科学知识状况以及用来处理问题的各种能力保持一致，题材的选择仍然包含着武断的成分。对此我们要坦然面对。对于我们数不胜数的所爱的人物和事物如此“大献殷勤”毫无疑问地导致了学术退化的风险以及朝向法国温和的折中主义的回归，而幸运的是，这种折中主义是当代史学编纂所要努力超越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并做到严防死守。然而就目前而言，让我们忘记它［原文如此］。让我们祝愿这少量的新颖活泼的文章——大批文章将紧随其后纷至沓来——最先奉献给纯真的读者吧。[21]
并非像少数几个英语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唾手可得的草稿的作用[22]，不仅是要压制社会分歧的记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抵制政治史中所蕴含的不可逃避的象征寓意——各式各样的纪念碑等遗迹遗址简直遍及该国的首都——这方面尤其映现于拿破仑及其侄子[100]身上：那些被认为在“反集权的、现代社会的”法国已不再有影响的人物在诺拉献给“爱好和平的、多元化的”欧洲的赞歌声中得以安息长眠了。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该国完整的帝国史，从拿破仑的征服战争到七月王朝[101]时期强占阿尔及利亚，再到第二帝国[102]时期攫取印度支那、第三共和国获取非洲的广大区域，这一切在人们在酒吧间所谈论的那些平淡乏味的回忆中是如此“无足轻重”。诺拉和傅勒在他们的年轻时代都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勇敢批判者。[23]然而，30年后当他们再次纪念评论这个国家之时，两人却在反思中去除了他们以往追溯内容中所包含的所有的关于法国在海外的恶行之记述。从傅勒撰写的19世纪历史当中，人们几乎根本不了解法国曾是一个殖民帝国，更别说理解他所写的英雄朱尔·费里[103]指的就是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罗兹（Rhodes）。[104]诺拉的大量著述将上述所有那些决定性的重大事件缩减为在万塞讷举办的热带地区的小物品的展览。而不谈奠边府[105]的《记忆之场》又是什么呢？
8年后这一项目完成之时，诺拉注意到了针对此项目的一些批评，并且试图对这些批评进行回击。他抱怨道，尽管被视为“反纪念”，他的7卷著作早已整合为一种自我随性的文化遗产——而对其中的缺陷，他始终心知肚明——但是只要法国还没有找到傲立于世界的新的立足点，这种遗产文化在该国仍然会无孔不入。[24]他的这一巧妙诡辩无法掩盖之后的事实，《记忆之场》整部著作可谓一副彻头彻尾的挽歌，亦即同样迷恋于象征研究不过更关注相关的批评性理论的罗兰·巴特在《神话》（Mythologies）中所言的所有一切之比对，从而以那种极具讽刺性的远离爱国主义的博学方式解构具有“法兰西特性”——诺拉甚至一度借用这一被剥离了精神的新造词汇——的象征性事物，这部《神话》伴随着对文化与传播事务部的感激之情而出版。[25]令人一目了然的是，这一出版项目的根本目的自始至终就是创建那种“甜蜜之盟”，从而使法国社会的冲突分歧与不和谐之音在那种温情脉脉的后现代的记忆仪式中得以消除。
事业的学术价值之局限是一回事，但其政治功效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年里诺拉和傅勒所领衔的这项精心策划的计划被极为精妙地描述为自由主义的登堂入室，其内容全方位地覆盖了法国公众生活之模式。在这一设计方案中，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法国19世纪早期那些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遗产：首先是贡斯当[106]、基佐和托克维尔，其作品有待重新发现和积极的全新的运用。[26]这并非当时反集权主义前线的最不重要的成果，而是为构建一个完全合法的学术谱系而进行的非常不错的学术工作。不过，在前辈与后辈之间存在着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较之同一时期的英国（更不用说美国了），法国在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的背景之下所造就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显然更为丰富。然而，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自由主义相对而言却是极为虚弱的，其不幸的主导思想——高尚的思想与卑鄙的行为之间的反差——是这种差异的症状：贡斯当在百日王朝时是叛徒，托克维尔则充当了罗马共和国的刽子手，两位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在其各自经历的拿破仑暴政中均密谋过阴谋；[107]基佐则因冷酷无情地推行排外与压制的政策而在一片责难中被驱逐出国。带有耻辱印记的生涯是他们死后作品被忽视的一个原因，不过即使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也从未真正吸引同时代人的注意力。法国古典自由主义是长在这种忘恩负义的文化土壤上的脆弱的花蕾。150年后，这种情状已大为不同。70年代中期以来所呈现的自由主义主旨和意向之全面恢复并未造就能和阿隆相比的政治思想家。然而这种恢复所缺乏的思想的原创性更多地在组织研究方面得到补偿。20年后生造出来的短语“单一思想”尽管同其他所有这些术语一样包含着夸张的成分，但对其主导性地位的评价则是相当准确的。
当然，国际事态为这一转折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为法国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后盾。然而，在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目睹到如此决定性的知识方面的胜利。这一成果是全国性的，是傅勒、诺拉及其盟友20年来充满才智与决心的协调一致运作的成果；它将体制渗透与思想建设结合于单独的规划工作之中，以便界定法国的历史和当今该国可容许的边界之可接受的含义。没有别的国家像法国这样，其民族之历史与政治以一种融合性的视野相互交错地投射到广阔的公共空间。在此方面，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尽管在政治上同样非常活跃，也创造了更多的新成就，但是与同时代的法国同行相比却如同新手。这里几乎没有葛兰西（Gramsci）所言的“霸权”之生动例子；如果他仍然活在世上，他应当对《记忆之场》的每一细微之处都非常着迷，包括街名或者当地公证处之类的条目，这是他所最喜欢的主题；他本有可能会佩服清算雅各宾党人（他心目中的英雄）遗产的能力与想象力——“被动的革命”的壮举要比19世纪的复辟王朝的最初统治更加有效，他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的理论很大部分正是基于此。事实上恰逢此时，随着20世纪“社会主义插曲”在俄国的终结以及资本主义统治在该国的恢复，傅勒亦用一种共产主义式的讣告结束其职业生涯。
与傅勒的其余作品相比，《幻想的逝去》（Le passé d'une illusion）可谓粗制滥造之作，书中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联性本来是他以前知之甚少的内容，他却轻浮地运用恩斯特·诺尔特[108]的观点。该书出版于1995年，其所赘述的冷战以来的话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些能言善辩者指出，人们阅读此书似乎必须达到要求俄罗斯所偿付的贷款的知识需求量。[27]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它在法国的成功。媒体誉之为杰作，它随即成为畅销书，标志着傅勒的知名度之高。这一具有轰动效应的压顶石一经到位，宣示反集权主义胜利的圆形拱门似乎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