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的景象是一个极佳的起始点，因为它给我们所熟悉的虚假内容带来耐人寻味的例证。报纸、杂志和书籍充斥着唱衰法国的论争。在过去几年，这一论调逐渐扩散，到去年冬天随着《法兰西在倒下》（La France qui tombe）一书的出版，“衰退论”全面爆发。这本书由中右翼政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巴维列[6]所著，[1]它严厉驳斥了国家不负责任之行——“弗朗索瓦·密特朗主政的14年和雅克·希拉克主政的12年是灾难性的延续，两者集其才智合力赢取选举并且毁灭法国”。此后，各类反驳、证实、回击、抉择取舍等言论激增。乍一看，巴维列就像是法国版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一个多少有些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游说者，而整个辩论过程就像是当年关于英国衰退的长期辩论的重演。然而，这些表象具有欺骗性。这是因为，真正的状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英国在战后的衰落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起始点相对清晰：1945年二战胜利造成了一系列假象，该国在一名1914年上台的领导人治下，几乎无休止地遭受困境：财政状况依赖华盛顿，国内人民节衣缩食，帝国也从海外收缩。当10年后消费繁荣来临之时，英国业已滞后于欧陆经济体，数年之后，由于抗拒欧洲共同体的构建，它发现自己已被挡在其外。而没过多久，其福利国家——其初创可谓是里程碑——状况亦被其他国家超越。没有对过去的彻底清算，只是在政治完全稳定的大框架内逐步下滑。
海外的去殖民化在稳步进行，宗主国为之付出的代价很小，这主要归因于运气。印度太大，战争是无以为继的。与印度支那不同，与马来西亚的战争足以赢得胜利，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依赖少数民族。而与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不同的是，罗得西亚[7]则超出了英国的后勤运筹能力。殖民地所付出的代价是另一码事，它们陷于血腥的分割之中：爱尔兰、巴勒斯坦、巴基斯坦以及塞浦路斯。然而，英国社会看起来却安然无恙。不过作为战后秩序主要成就的福利国家的出现，大英帝国收缩的影响则相对黯然失色，此时北爱尔兰再次成为英帝国之踵。在这段时期，决定性的态势发生在别处，英国以某种借口远征苏伊士，希望该地区脱离美国并获得国家自主权，[8]但最终放弃了这一地区。自那以后，英国对美国这一全球霸权的依附，已经内化为两大党派政治上的党务之急，较之保守党，对工党而言尤甚，这种依附缓解了大众想象中英帝国地位丧失之忧，同时也把这种依附展示给全世界。知识生活无甚变化，战后的活力主要源自外界，亦即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而英国本地精英无甚作为。这方面也在沉沦，但并不令人紧张不安。
当70年代财富分配斗争猛烈爆发之时，也只有英国的精英们感受到那种严重的衰退。其结果是，政治体系中的工作重心发生急转，撒切尔夫人命令要矫正这个国家的命运。在新工党的领导下，新自由主义之良方持续作用，它复兴了资本的活力，重塑了社会面貌——英国实施了私有化并放松了国际管制，一如当初的福利社会和国有化，此为具有开创性之举措。温和的经济复苏政策出台了，尽管其间依然存在着基础设施日益衰败和两极分化逐步扩大之状况。伴随着近年来欧洲发展迟缓，民族复兴的主张已日益深入人心，虽说这方面并未获得广泛的说服力。
在海外，撒切尔夫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重获弱小的南极殖民地——福克兰群岛；[9]布莱尔最显赫的成功，则是把英国军队编入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队伍。光荣也好，耻辱也罢，这些冒险尝试几乎不会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冲击。在国际上，足球明星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图标。政治举措几无变动；经济适度增长但生产力低下；大学受到压缩；铁路系统崩溃；财政、银行和伦敦市政仍占据权威部门；外交处于从属地位。数据记录难以让人感到欣慰。英国在世界中逐步落魄这一状况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常态。
法国则另当别论。在法国大解放后，失败和占领已经成为历史，不过法国的起点要远远低于英国。“抵抗运动”挽救了法国的荣誉，《波茨坦公告》则挽回了法国的颜面，但法兰西只是二战的幸存者，而非胜利者。经济上，法国依然是农村社会，人均收入不到英国的1/3。在社会学层面，农民远超其他群体，是最大阶层，占总人口的45%。政治上，第四共和国[10]陷于流沙般的动荡及殖民地灾难之中。在解放后刚刚过去十年，法国军队就面临阿尔及利亚起义，国家濒于内战边缘。法国整个战后的经历呈现出颇为惊人的大溃败。
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第四共和国是一段呈现出非凡活力之时期。正是在此时期，法国社会的管理机构得以彻底革新，而主导国家商业和政治的技术官僚精英也得以形成。尽管内阁更迭，但国家公务员们保证了“国家统制经济”政策的延续，这些政策使得法国以几乎是高于英国两倍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现代化。法兰西的设计师莫内和舒曼打造了欧洲一体化之根基，而且正是法国政治家们促成了《罗马条约》：恰好在第四共和国结束之前，欧洲共同体应运而生，在此方面法国的功劳大于任何其他国家。在萨特[11]、加缪[12]和波伏娃[13]的时代，法国的文学所拥有的国际性读者在战后的世界里无任何国家可与之匹敌，而且大大超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水平和地位。
因此，当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军事政变后执政之时，他所继承的财富和遗产——显然是残破陈旧的——事实上却为全国性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所承诺的还不止于复苏。他那著名的宣告是：法兰西若不伟大，则不成其为法兰西。在戴高乐的字典里，“伟大”之内涵并非英国人那种粗俗之表述。即便对许多落后于时代的戴高乐的同胞而言，这一词汇也具有更为古老而抽象的理想意义。然而，否认他的这种理想内涵也很困难，而同样困难的是否定他治下的社会重建。人们习惯性地将其与丘吉尔相提并论，把他视为民族神殿内的一尊雕像。当然，在那些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故事之外，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戴高乐的历史成就要显赫得多。与戴高乐相比，在20世纪的英国，丘吉尔的角色尽管显得多彩多姿，但相对有限：在依赖苏联军队和美国财富而赢下的战争中，他是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有一年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和平年代草草了却其平庸的公务生涯。他给后人留下的形象是如此高大，但政绩平平。在二战后的英国，除了残留的帝国幻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归功于他。
流放期间，戴高乐在战时的领导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后来他适应了和平时期，使用了比丘吉尔更加强硬的手段，但收效甚微。然而他属于更年轻的一代，总体而言更加善于思考，具有独创性。当他10年后重返政坛时，他已谙熟政治艺术，事实证明他在现代治国方略上非同寻常。在西方，没有任何其他战后领导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在20世纪最大的殖民地冲突的高峰时，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人数达40万人，而且很可能同样多的阿尔及利亚人死于非命，这场战争致使近200万人流离失所。它被巧妙地终止，而那些早先把他推上权力宝座的人试图抵制这一终止方案，但被戴高乐政府所挫败。新的共和国建立，其所拥有的机构——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总统职权——为国家带来牢固的政治稳定性。现代化的高科技经济急速前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大投入，城镇生活水平快速上升。大型农场受到共同农业政策这种法国式体制的保护，农村人口开始急剧减少；首都又恢复了其原初的辉煌景象。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法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转变。随着冷战的持续，戴高乐使法国成了欧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力量。在不与美国决裂同时也不依靠美国的情况下，他建立了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他撤回在北约麾下的法国军队，抵制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在刚果的军事行动，储备黄金以削弱美元，同时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傲慢；他还否决了英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提议：这一系列行动在当今畏缩的国际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些都是做给那一时期的英国当权者而看的。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如此与“衰退”概念无缘：经济充满活力，国家非凡强盛，外交政策无畏，法国展示了自“美好年代”[14]之后最为旺盛的活力。
法国的文化生活也熠熠生辉。第五共和国的到来伴随着知识能量的全盛，这使得法国战后两代精英可谓卓尔不群。回溯往昔，当时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和思想之深度和广度令人震撼。可以这样说，此前的百年皆无如此之盛景。传统而言，文学总是占据着法兰西文化声誉之巅。其次是哲学，它为其自身的光环所环绕。从卢梭、伏尔泰时期到普鲁斯特[15]、柏格森[16]时期，文学和哲学总是密切相连。在它们之下则是人文科学，其中，历史最为突出，地理学和人类学次之，经济学相对较弱。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这个由来已久的学科排列次序发生巨变。萨特在1964年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在他之后再无法国作家获得过类似的公开性的声威，无论是在法国本土还是海外。“新小说”[17]仍是一个较为受限的现象，它在国内的吸引力有限，而在海外的影响更小。总体上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文化中丧失了统辖性的地位。在文坛上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奇异联姻，而正是这两者结合的成果才赋予戴高乐治下十年知识生活的独特光辉和强劲活力。正是在这些年里，列维-斯特劳斯成为世界最知名的人类学家；布罗代尔[18]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而扬名后世；巴特[19]成就其最卓著的文学批评家之名；拉康[20]开始赢得精神分析魔法师的声誉；福柯[21]创建其知识考古学学科；德里达[22]开始成为那一时代反律法论[23]的哲学家；布迪厄[24]开始建立那些使他日后成为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的概念。思想的集中爆发令人叹为观止。仅在1966～1967年这两年中，《从蜂蜜到烟灰》[25]、《词与物》[26]、《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27]、《流行体系》[28]、《拉康选集》、《读〈资本论〉》[29]、《论文字学》[30]等纷纷问世，更不用说——从另一个纬度来看——《景观社会》了。[31]无论这些以及其他著作的功能、作用和定位如何不同，随后一年亦即1968年的革命热潮紧紧地攫住社会本身，这一点似乎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各个国家对法国这种文化繁盛及迸发情况的接受程度不同，但没有哪个西方主要国家完全免受这种影响，甚至日本也是如此。当然，这方面多少是源于巴黎传统的威望，此既关涉思想又关涉风尚。然而，这当然也是更多倾向于认为被巴黎风格所同化的奇异之结果。这是因为，若是文学失去在法国文化中最高地位的话，那么上述同化的结果多半是被取而代之而非抛弃。相比较而言，这段时期重要的人文科学和哲学的明显的状况是，它们日益为行家训练所用，这种写作充分运用了艺术而非学术资源和工具。拉康的《拉康选集》（Écrits）在句法上更接近马拉美[32]的诗歌而非弗洛伊德的作品；德里达的《丧钟》（Glas）交织着热内和黑格尔的风格，代表了这种文学风格的极端形式。不过福柯的神谕式手法混杂着阿尔托[33]和鲍修哀[34]的风格、列维-斯特劳斯的瓦格纳[35]式的文字风格以及巴特不拘一格的媚态，皆属这一状况。
要理解这一演变和发展，人们必须牢记修辞学的形式功能，其作为文学和哲学的连接点，这种功能渗透到法国教育体系的高层领域的文论创作之中，所有这些思想家——实际上只不过是“师范生”——均在此方面得到训练。即便是布迪厄，其作品引领这种修辞传统，无法避免这一传统格调中的他自身的风格。有些思想家如阿尔都塞[36]极少带有这种格调，布迪厄则斥其含混不清。知识学科的文学化所带来的潜在的代价是如此显而易见：论断与逻辑脱离，观点与证据脱节。历史学家是最不易于受到这类文风影响的，然而即使是布罗代尔也避免不了这种过于浮华的修辞风格的些许影响。正是此时期法国文化的这种特征才时常使得国外对它的反应极端化，要么是恭维，要么是怀疑。修辞旨在施展文字魔力，膜拜它是很容易的，它的膜拜者也很多。不过它亦能令人厌恶，从而招致善用巧妙花招和招摇撞骗之痛斥。在对这种风格的膜拜与厌恶之间折中绝非易事。显而易见的是，充斥于文本写作中的想象性和发散性的形态的结合连带其瑕疵，亦与导致这种结合的最原初和最根本的因素不可分离。
戴高乐治下法国文化的活力当然不仅仅限于这些显赫的成就。它的另一个标志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报纸《世界报》。[37]在于贝尔·伯夫-梅里[38]的作风严谨的体制之下，这份巴黎日报的全球新闻报道、政治上的独立性和思想水准均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中独树一帜。而相比之下，《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或《法兰克福汇报》[39]则显得狭隘且粗俗。在学术界，也正是在此时期，《年鉴》——相对而言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它仍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期刊——成为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主导性力量，它赢得曾一度享有但早已失去的在国内大众文化中核心的角色以及巨大的海外影响力。在布罗代尔的统领之下，第六市政区高等研究学校因他而使社会科学得以振兴繁荣，从而为日后自主的“科学联合会”这一堡垒奠定了基础，在此方面布罗代尔完全配得上统帅身份，通过此种方式法国各个学科和各类人才得以重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电影行业。在这里，正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创造力的大爆发源自第四共和国的亚文化之中，这种创造力的特色和优势贯穿于60年代并长盛不衰，各类思想性的期刊数量众多，它们在知识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在西方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重要。萨特的《现代时报》、巴塔耶[40]的《批判》和穆尼埃[41]的《精神》杂志都是其中颇具知名度的。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巴赞[42]的《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确立了其作为“新浪潮”[43]未来的导演之激情与信念所造就的大熔炉地位。
诸多佳作的首演之日适逢戴高乐掌权之时。1959年《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和《表兄弟》（Les cousins）登上荧屏，1960 年《筋疲力尽》（À bout de souffle）上映 。众所周知，战后的巴黎已不再是现代绘画之都——它曾占据这一位置一个世纪之久。然而，就整个视觉艺术而言，可以说正是电影才使得法国恢复了勃勃生机。或曰，同样合情合理且具有说服力的是，我们认为电影作为艺术业已取代了小说进而成为时代的主流叙事形式，戈达尔[44]可以被视为与过去那些著名作家相匹敌的当代名家，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力作——《轻蔑》（Le mépris）、《圈外人》（Bande à part）、《已婚妇人》（Une femme mariée）、《狂人皮埃罗》（Pierrot le fou）、《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两三件事》（Deux ou trios choses）、《中国姑娘》（La Chinoise）、《周末》（Week End）等，它们为这个十年留下浓墨重彩，正如巴尔扎克或普鲁斯特作品最新卷曾经做到的那样。没有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里能与令人眩目的法国电影业的辉煌成就相媲美，就连意大利也不能。
如今，上述一切已成过眼云烟。人们普遍的感觉是，第五共和国所走过的近半个世纪呈现出一片衰败图景。经济在90年代以每年增长1.3%的速度缓慢爬行之后，如今进入另一低谷期，与之相伴的是赤字加大、国债增加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9%的劳动力失业，只是极高的早退休率降低了这一数字。1/4的年轻人待业；2/5的移民家庭失业。曾是欧洲最好的中学教育持续劣化；大量中学生几乎不具备读写能力。尽管法国在公立学校（除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学校首次被私立学校超过）的中小学生身上投入的资金仍然要高于大学学生，但是在经合组织国家里法国属于阅读率偏低的。无论是政府拨款还是创新发现，其科研水准骤然下滑：法国人移居国外之事在过去几乎闻所未闻，如今却让法国各个实验室的人才逐步耗尽了。
政治体制腐败盛行，它日益遭到公众鄙视。大约1/3的选民——比为任何单个候选人投票的数量要大得多——拒绝在2002年的第一轮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而就在这轮选举中现任总统得票不足1/5；40%的选民在立法选举中弃权。“国民议会”是西方世界最弱的议会机构，它与第一帝国的应声虫般的议院几乎完全相同。[45]这个国家现在的统治者完全可能因渎职而坐上被告席，假如宪法法院没有急于赋予他免遭起诉的权利的话——实际上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的践踏，即使是处于始终更加乖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意大利元首亦不可能获得此种豁免权。外交政策是对戴高乐主义的光怪陆离的模仿：先是口头反对美国出兵中东的借口，而战争一旦发动，它随即就实质性地提供空军力量并且急切地希望美国胜利，接下来又急不可耐地弥补先前的不忠而与美国联合行动，驱逐了加勒比海另一个不令人满意的统治者，并且支持美国在巴格达的傀儡政权。在国内，一直到90年代仍然是民族自豪感标尺的鲁瓦西[46]公共工程，如今却躺在那死一般的尘土和瓦砾之中。
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对法国人和一些外国人来说，经济压力和政治腐蚀无法撼动法国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依然完好无损。毕竟，从最宽泛的层面来理解，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像法国那样，其身份特性是如此显著地以文化为其根基的。然而，无论是在产业界还是政界，其总体状况同样地——某种程度上也许甚至更加——令人沮丧：在许多人眼中，局面是名副其实地在恶化。马尔罗的那些日子早就如过眼云烟。目前情况最好的标志就是马尔罗的运气不佳的弟子——法律哲学家、美术展览会评论作家吕克·费希，[47]也是希拉克的教育部部长——当他试图到学校巡游、用最新一轮的精简改革说服大家时，教师们则用他那些最近的文学小品反过来猛烈地抨击嘲弄之，随后他由于致使老师们难堪而最终被草草地停职。
令人颇感气馁且压抑的气氛更加普遍，一种廉价化和降低难度的感觉，学术界与金融界名声受污损及政治腐败交织在一起，这些现象业已四处弥漫。报纸和电视早已对“营利能力”——在任何其他语言中还有如此表达力强的对等词汇吗？——这类投桃报李的不正当之行为顺从，它们不仅在思想而且在商业和权力方面早已丧失了原先的约束力。《世界报》的衰落是标志性的。如今它只不过是拙劣地模仿当年于贝尔·伯夫-梅里所创办的日报：尖酸刻薄，墨守成规，目光褊狭——此与其网站形象日益一致，后者以愚蠢的弹出式窗口和空洞的广告骚扰观者之程度不亚于一份美国通俗小报。因为没有类似报纸可读而被拴住的该报读者们备感恶心，这种感受通过以下事件得以展现：针对三名使得该报腐化堕落的经营者——阿兰·明克[48]、艾德维·普莱内尔[49]和让-马里·科隆巴尼[50]程度不等的讨伐，却让报纸销售了20万份；他们令其作者们面临法律威胁，后来却为避免自己日后在法庭更多的狼狈表现而又撤回法律申诉。
《世界报的另一面》，一本厚达600多页的书，包含了遭受严重毁坏的档案，它们充斥着矛盾和毫无关联的说法，从而呈现了一系列故事：掠夺性的经济策略，政治谄媚和仇杀，文化娱乐行业方面异乎寻常的投桃报李之秽行，以及——最后也同样重要的现象——以任何标准看都是如此令人倒胃口的狂热的自我追求。在退休以后，于贝尔·伯夫-梅里如此评说：“自从《世界报》创立以来，金钱始终唾手可得，人们翘首以待以获取编辑职位。金钱至上，它总是很耐心地且令人信服地最终拥有决定权。”[2]塞尔日·哈利米[51]和他的伙伴们建立的媒体大企业使人感到金钱业已渗透到各个角落。然而，尽管来自高层的贪婪是强大的驱动力，不过他们所代表的新闻行业之腐败简直是无孔不入，因而无法简单地为这种高层的贪婪所解释。更深层的聚焦则在塞尔日·哈利米的《新看家狗》（Les nouveaux chiens de garde）一书中可见一斑，[3]其对公共事务评论中所涉及的合谋共犯——牵涉到方方面面——加以曝光。这项对巴黎社会掌握话语权的人士与编辑达人之间相互奉承讨好、故作姿态的讽刺性研究所展现的是基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交易以及同样基于物质利益方面的交易的纵容体制。
思想领域里的状况同样糟糕。几乎所有伟大人物都去世了：巴特（1980），拉康（1981），阿隆（1983），福柯（1984），布罗代尔（1985），德波（1994），德勒兹[52]（1995），利奥塔[53]（1998），布迪厄（2002），德里达（2004）。如今，只有业已百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尚在人世。[54]此后的法国知识界不再享有类似的国际声誉。当然，有无这种声誉并非衡量法国影响力的必要的标准。然而，当拥有独特价值的个人作品继续问世之时，知识生活的总体状况由贝尔纳-亨利·列维[55]——称得上法国60岁以下最著名“思想家”——的优异成就表现出来。尽管贝尔纳-亨利·列维无数次呈现出他坦率直接表达事实或观点的无能，法国公众领域却给予这个粗俗的傻瓜如此多的注意力，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民族的鉴赏和智力标准是如此被颠覆倒转。今天在任何其他欧洲主要文化中，谁还能感受到这种荒诞之状是如此纷至沓来？
若言此即哲学的情况，那么其文学也不甘落后。当今显赫的小说家是米歇尔·维勒贝克，[56]在其崇拜者眼中是“超级市场的波德莱尔”，其地位相当于英语文学界的马丁·艾米斯，[57]读者尤其喜欢其作品的惊悚场景，尽管他们的作品拥有色情和暴力这些共同之处，但两人令其读者震惊的方式却是迥异的：艾米斯风格华丽，情绪适中，彬彬有礼；维勒贝克观点挑衅，文笔平庸。出自科幻小说的法国文学创作从学术角度——能使用偶尔令读者感到不安（若非极为深奥）的格言——而言不太合乎常规，然而它的文学想象力要更贫乏得多，可能与其创作之源有关。大体而言，那些始终在喋喋不休的平庸松散之语句所再现的是其所描绘的道德低下、意志消沉的人世间，而不是再现创作者所发挥的天赋之极限。不过若是对维勒贝克拙劣的打油诗稍加浏览，就会立即明白这种天赋限度与其所描绘的内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种质量的写作能够获得官员称赞，说明了法国文化长期存在的另一方面的弱点。显然，对此的批评几乎毫无地位。《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世界报》（Le Monde des livres）、《自由人报》（Libération）等几乎所有报刊上有关书评的标准理念就如同在其他领域的评价一样被视为耳旁之风。当然，规则也有例外，不过这些例外却反而成为另一种习惯性的谩骂。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伦敦书评》（LRB）、《指标》（L'Indice）以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图书栏目相对应的东西，甚至与像《时代周报》（Die Zeit）那些枯燥沉闷的版面相类似的内容，在法国均不存在：有关小说、思想或历史的真正有支撑、有识别力之论争见解已实属罕见。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第四共和国及第五共和国初期的文化远比现今牵涉到更多真正的论争和批评，那时政治分歧更大，期刊内部和期刊之间的冲突争论更具活力。《电影手册》即为显著之例。而如今呢？作为科隆巴尼的马前卒，它业已成为另一份商业杂志，且可能会在报亭里被误认为是《她》。[58]若法国电影业自身并未过于衰落，那主要是由于其创作持续出自最初的变革者之手：戈达尔、侯麦[59]和沙布罗尔[60]依然跟开始时一样充满活力。至于其当代输出，近年来成功出口的一部法国影片《天使爱美丽》[61]媚俗低劣之程度足以让好莱坞颇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