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身与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有别于古代的显著特征，一是物质条件的巨大变化，其背后的推手是科学，二是社会权利的平等化，其背后的原因是民主（民主包括思想、组织方式和制度等不同层面，思想层面的民主与公民意识紧密相连，是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的反映，可应用于家庭、社会、政治诸领域）。所以五四运动高喊赛先生和德先生，确是时代的呼声。早年的梁启超本是这个潮流的鼓动者，后来调整了思路，在修身为本的前提下对现代生活加以调摄。

提倡修身性德育之外，梁启超也很重视公民意识的培养，称之为“增进国民常识”。1916年他赴广西起兵讨袁而绕道越南，独处荒山，染病几乎不治，甫一脱难，即穷三日夜写出一本宣传公民意识的小册子，其动因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痛感养成群众公民意识的迫切性，故极为看重此书，在给思顺信中说：“病起后即捉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约二万言，此书真我生之绝好记念也。”此书后来广为流传，并一度作为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国民教育用书。

请日本教师给思顺补课，也是梁启超国民教育思路的体现。这些补课实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原因是怕思顺回国后没有机会，想让她在日本接受“完全教育”。所谓完全教育，乃是获得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学习的内容包括法学、经济学、比较宪法、财政学、政治学等，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故梁请求诸教师“于纯理方面稍从简略，于应用方面稍加详，能随处针对我国现象立论尤妙”。

女性地位的改变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标志（广义的女权运动，是影响最大最广泛的现代社会思潮，亦为权利意识的一种表现），这同样反映在梁启超对待女儿的态度上。对于女儿们的教育，梁启超看得与男孩子一样重，九个儿女中，毋宁说对思顺的学业费心最多，为她请了好几位日本家庭教师，为了让她完成学业延迟举家回国的时间，还将思顺的作业亲自批改后编成一本《艺蘅馆课艺》。作为长女的思顺，某些方面还扮演了旧式家庭中兄长的角色，不但照顾弟妹们的生活和学业，梁启超遇事也喜欢先征求思顺的意见，长子思成对大姐也很尊重甚至有几分惧怕，这从上述思成因为徽音与思顺的矛盾，写信给思顺忏悔过错等事情上很可看出（这件事上梁启超似乎也是更重视思顺的想法）。梁启超对思庄的教育也极为用心。因为思顺婚后随丈夫（周希哲，时任加拿大总领事）居住在加拿大，就让思庄去加拿大读中学，以便毕业后继续留学深造，后来为思庄在加还是在美读大学、选择专业等问题书信往返讨论，提供了很多参考意见。正是因为这种对子女平等看待的教育观，使得梁家女儿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信和独立意识，为日后成才奠定了基础。[6]

在梁启超这里，这些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非对立，而是有机结合，统一于修身为本（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应视作道德本体在现代环境中的应用，可以且应该从传统道德的根本上生发出来。详见拙文《常道与常识——重估梁启超之路》上篇）。对于继承传统家教的根本精神，梁启超有很强的自觉。比如时常提醒儿女保持寒素之家的忠厚家风。老父在世时，梁启超每次写信问安之外，会特意嘱咐儿女照顾祖父起居，凡事禀告，还要体会祖父心情，时常陪伴不要让他寂寞。儿女在外，则经常提醒他们写信问候老家的长辈，“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后来年龄较大的儿女都到国外读书，梁家的事务多由二弟梁启勋操持，梁启超常常跟子女提到二叔的辛劳，尤其是梁启超妻子去世后，启勋一手操办了其墓园的设计建造及葬礼，梁启超为此写了好几封信给儿女们，详细描述诸事经过，要求他们每人写信给二叔，“恳切陈谢”。葬礼完毕，又让在场的年龄尚幼的思忠、思达作代表给二叔磕头，“谢谢二叔替你们姐弟担任这一件大事”。

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梁启超的婚姻爱情观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生动。思忠结交了一个女孩子，梁启超知道她父亲为人卑劣，了解到她也受到家庭的熏习品行不好，因此很怕思忠受其蒙蔽，就拿出父亲的威严，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他，并让思顺、思成等一同劝说。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轰动一时的发言，则可作为注脚。徐志摩是梁启超很看重的弟子，徐志摩对这位老师也非常尊敬，所以请他作证婚人（还有一个说法，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相恋，陆因此与其夫离婚，再与徐志摩结婚，徐志摩的父亲也觉得此事不光彩，所以说须得请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才同意他们结婚），梁启超禁不住胡适等人的一再敦请，勉强应允。结果，在盛大的婚礼现场，当着许多社会名流的面，梁启超毫不留情痛斥二人，最后徐志摩面红耳赤地乞求：“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颜面吧！”[7]

梁启超的证婚词有云：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狠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着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

爱情的本体是“爱他”，爱他人，而不是基于利己地满足生理和心理的欲望，这是爱情与情欲的区别。在梁启超看来，二人的相恋和结合是基于情欲的成分居多，所以希望两人结婚后，要通过互相支持，把爱他的本体体现出来。在第二天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表达得更清楚，“（陆小曼）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却是狠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这是情欲的冲动，“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更糟糕的是，对方又是这样一个人，“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致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罢了”。

梁启超所说爱情本体的神圣是基于“爱他”，需要通过婚后继续不断地体现出来，就是说一般世俗所谓爱情，其实是情感和欲望的混合，情感之中有爱他、利他的因素（其纯度视不同的人而定），欲望则是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冲动，其本质是占有，而爱情本体的体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爱他、利他消除和转化欲望，或者使欲望服从于爱他的情感。此即以道德转化欲望，提炼情感，使其归于纯正，亦即传统文化“性其情”的含义（儒家的诗教传统即是基于这个思路，所以经孔子之手删定的三百首诗才成为“经”，其选择标准是“思无邪”，其目的和作用是化导情感归于纯正）。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礼防”，礼教的防护作用。用道德纯化、升华情欲很难一蹴而就，除了少数天资卓越、气质清明的人以外，普通人情欲冲动时还需要借助外在伦理和礼法的约束，古人称之为“发乎情止乎礼”，既肯定情的自然合理性，又强调其边界（礼），超出边界的情就是私欲，需要克制。[8]此即梁启超所谓礼防节制情感冲动的意思。不能节制的冲动，不仅给别人带来伤害，首当其冲的是自己，冲动过后就要承当苦痛烦恼，这一点梁启超看得很清楚。而且梁启超洞察世情，深知陆小曼的为人，欲望和虚荣的成分大于情感，所以会有很不好的预见，当头棒喝实是针对陆小曼的成分居多。不幸的是，徐陆之恋的结局恰恰应了梁启超的预感。

与之对照的是，梁思成、林徽音的婚姻至今为人所乐道。徽音是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之女，是梁启超先留心观察看定后，再介绍给儿子，然后由他们自己去交往、决定。这是梁启超“发明”的方法，对此很是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顺和周希哲（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梁启超的学生）的结合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促成的。这个方法兼采中西（古今）婚姻方式的长处，既保证了婚姻的自主，又尽可能考虑到了双方的家庭因素。当然婚姻是否成功，充当中间人的父母很关键，像梁启超这样的父亲自然是最适合用这种方式的。他对思顺调侃道：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确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

思成、徽音准备于1928年回国，梁启超力主他们归国前先在加拿大举行婚礼（在此之前梁启超先向林家行聘礼，回国后再于天津宴请宾客），因徽音的父亲是基督徒，可先在教堂举行婚礼，“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次日再到领事馆（希哲、思顺家）向两家祖宗及父母遥拜行礼。还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这个举动可说是相当开放和西式。为什么不回国再办婚礼呢？主要原因是，梁启超认为他们应该在归国前到欧洲做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将他们所学和欧洲的文化建筑等相互印证（后来又郑重建议他们沿途所见所感随时做笔记，并作速写插图，日后出版一本书），因此先结婚才方便同游。后来婚期有所推迟，梁启超又马上写信劝思成、徽音先分居两地，以防因为所处亲近产生心理生理的波动（发生亲密行为），可见在两性关系上梁启超又很“保守”。开放和保守，同时体现在梁启超身上，并不觉得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孩子们得到父亲的身教感召，自然心悦诚服。这不正是梁启超教育之道的一种写照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梁启超展示了一个现代君子的态度和气度。这是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的事故。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结果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便血的病症依旧，完全是误诊，且院方还试图掩盖。［[9]］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一时间舆论哗然，很多友人学生预备兴师问罪。［在1］整个事件过程中，以及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谈及此事，始终保持客观和乐观，即使在误诊确凿之后也从未有过言辞急迫。并且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请大家不要因为偶然的失误而为难医院，从而妨碍西医和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和发展。面对突发事件，即使是切身相关，保持理性的判断，做出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是现代文明人应有的态度；在此过程中，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体察他人的困难和心境，乃至平静地接受结果，不怨天不尤人，始终保持向上不息的生命状态，这是君子的修养。手术毕竟对梁启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此后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不久即离世。古人云“平生所学，正今日要用”[10]，面对生死考验，梁启超为世人展现了君子应有的修为境界，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公民可以为君子”做了表率。

2020年3月30日（庚子年三月初七）
改定于沪上毋画斋

[1] 本文出自拙文《常道与常识——重估梁启超之路》（刊载于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原学》第一辑）的下半部分，为适应本书略加修改。

[2] 梁启超给儿女的信仅目前所见就有400多封，照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刚发出，就写下一封，并且与居住在各地的儿女分别写——来看，当远远不止这些。他与年龄较长的儿女交流大多通过书信进行，主要是因为早年梁启超投身政治，与家人聚少离多，后期儿女们又陆续出国读书，当然现代邮政的方便快捷也为此创造了条件。

[3]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传统的父亲都是端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的严父（很多人大概是从《红楼梦》中的贾政得来的印象，要知道小说塑造这个形象本身有其特别的用意，所以叫做“假正”），其实古时候很多父亲是富有温情的。对于传统家教和父子关系的了解，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

[4]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一段对话，恰可为梁启超这个意思的注脚：“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在具体做事中省察克治，即是实学，才是真致良知。做学术研究何尝不是一项精密繁难的事务，而恰恰是修身的机会。

[5] 这一点在古时博学类型的儒者身上有所体现，朱子即其代表，但限于时代环境和言说方式，对于知识的涵养陶铸作用未见有明确的论述。梁启超在修身工夫路径上更认同陆王，而自身的知识兴趣则有类于朱子。

[6] 大体而言，传统家庭中女性地位低于男性，那么传统文化是否歧视女性呢？对此仍需区分层次，从体用关系来看待。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来说，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孔子说“有教无类”，佛教说人皆有佛性，且允许女性出家，人性人格的平等是题中本有之意；从历史进程来说，古时女性受到社会条件和风俗习惯的限制，没有担当与男子类似的社会职责，使得其教育程度和所受的社会期待总体低于男子。也就是说，“体”上本来平等，“用”上需待条件成熟。此外还有一层，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此，不等于在具体历史环境下就体现为如此，甚至可能在文化低潮期偏离根本精神发生异化，因此不能将历史中发生的不平等现象简单归因于根本精神。参阅拙文《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出版缘起》。

[7] 见梁实秋的回忆录。现在流传的这篇训词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本书所载的梁启超随信寄给孩子们的文字版（还特意裱成手卷交给徐志摩，以作永久的警示），一个是曾在婚礼现场的梁实秋回忆的。可见梁启超对此事很重视，写过发言稿，当然也有可能临时脱稿另发了一通言论。此以作者亲定的文字稿为准。

[8] 对此梁启超还有一段切身经验。1900（庚子）年，27岁的梁启超计划从日本渡海赴美，途中因防疫管制，在檀香山滞留了半年，其间结识了当地华侨商人之女何蕙珍，年方20岁，“学问见识皆甚好”，尤善英文，担任梁启超演讲翻译，赢得诸方赞誉。蕙珍极其爱慕梁启超，并表示不计较给梁作侧室。梁启超也一度动心，以至夜不能寐，写了一封长信给妻子叙述经过和对何的情思。梁妻大概将这封信看作试探自己的态度（今天再看这封信，实不敢说梁当时全无此意，虽然信中也说已婉拒何，以兄妹相称云云，但显然情丝飘荡，方寸扰扰），回信说将禀告梁父促成此事。但梁启超马上再写一信，却是毅然决然斩断情丝。首先裁之以理性：“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所谓理，梁提倡一夫一妻，男女平权，不可自违其义；所谓势，梁为维新领袖，众人仰望，不可因此败坏新党声名。继而以修身之法化解之：此时正值义和拳乱，国家危亡，“吾独何心，尚喁喁作儿女语耶？”此即责志。“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此之谓礼防。据说，后来民国成立，梁启超入内阁，何蕙珍随即来访，但梁只在司法总长的客厅里接见了她；梁妻李惠仙亡故之后，何蕙珍再次来访，梁启超又一次婉拒了她。抑此时梁任公已臻“性其情”之境欤？

[9]综合梁启超家书、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及后来史家的考证，梁启超此病的原由经过大致如下：1923年春初次发现小便带血，但并未在意，1926年1月往北京德国医院检查，之后入协和医院就诊，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专家会诊的结果是左肾结核，须手术切除。在3月16日的手术中，因值班护士错标了位置，主刀医生亦未核验，结果误切了右肾。此系重大医疗事故，但医院隐瞒了实情，先是说右肾确实有病（部分腐坏），后经名医伍连德（亦为梁启超好友）亲自查验，确认右肾健康无病，协和始说是误诊，但仍隐藏了错割右肾的事实。直至1971年，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经当年参加手术的实习医生透露，梁思成才得知真相，由1997年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夫人费蔚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书予以披露。梁启超此病，伍连德诊断为一种轻微肾炎（而非协和的结论“无理由出血”），并认为西医很难求速效，同意以中药疗治为好。而据著名中医唐天如的诊断，“病源在胆，因惊皇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积于膀胱”（梁启超1926年8月22日给孩子们的信），据此梁启超推断其病起因于梁妻病重之时，而改服唐氏所开中药后，立见奇效，十剂后小便颜色恢复正常。但此后并未能断除病根，梁启超又不肯停下工作，操劳稍有过度病即复发，身体很快衰弱，不到三年即去世。考察整个过程，病因虽在内，手术和误割对梁启超体质的影响是直接且巨大的（他一向体力精力过人，家信中说医生在手术前后也一致称赞其体质强健、恢复奇速超乎常人）。

[10] 古人对于修身之境界（效果）的检验，最看重生死之际的表现。佛家自不必说，儒者之间也往往以此衡量工夫学力。可参程颐关于邵雍的谈话：“邵尧夫临终时，只是谐谑，须臾而去。以圣人观之，则亦未是，盖犹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悬绝矣（按，此谓邵雍不以生死挂怀，虽与圣人之境犹有差距，与常人相比则已天地悬殊）。他疾甚革，某往视之，因警之曰：‘尧夫平生所学，今日无事否？’他气微不能答。次日见之，却有声如丝发来，大答云：‘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朱熹所撰《伊川年谱》载：“（程颐）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着用便不是（按，此谓不应有意于用，胸中自然洒脱）。’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梁启超手术之事虽非临终，亦可类比，且观其临终前数日仍镇静自若，无私忘我之情形（参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虽不能妄拟圣贤，允称今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