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属工艺

一、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工艺

古代中国的“青铜时代”经夏、商两代发展，至西周时期已经达到了鼎盛，而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和新金属材料铁的广泛应用则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尾声即将到来。东周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大动乱是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受到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新兴阶级势力扩张，以及整个社会思潮蓬勃发展等影响，青铜器在使用主体、制作工艺、装饰手法和使用属性等方面呈现出与西周时期的明显区别。

首先，在主体性方面，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制造与使用主体由奴隶主贵族特权阶级逐渐转变为地方诸侯和新兴地主阶级，单一主体垄断局面被打破。

西周时期，青铜器成为奴隶主阶级身份、权力的物质象征，这主要是因为青铜器本身是多种贵重金属材料和复杂制作工艺的集合：一件（组）大型青铜器，其制作要受到诸如选矿、开采、运输、熔铸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在具体制作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形制规范、金属配方经验、人力、财力和组织管理也都直接决定着成品的质量。奴隶社会以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鲜明的社会等级制为基本特征，周王室天下宗主的威权确保了上述各因素处于高度可控状态，即垄断青铜器这一工艺门类的所有资源和技艺为其服务。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中央权力衰微，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其实是新兴地主阶级向旧有宗法典章制度挑战的表现，铜矿的开采、青铜器的制作与使用特权于是被地方诸侯打破。铜矿开采方面，商、西周时期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瑞昌县铜岭等古铜矿的开采在东周进入了高峰期，同时涌现了湖北种祥县谢家湾和铜宝湾、鄂州市祖镇铜灶炕、湖南麻阳县九曲弯等多个新铜矿；青铜器的制作与使用方面，王室、王臣的礼器急剧减少，各地诸侯和贵族们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设计、铸造各种华巧新奇的器形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现实需要，青铜器由此变得器体轻薄灵巧，纹饰细致繁密，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

其次，在制作技艺方面，东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与装饰工艺相对前期来说取得了长足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铸造除了延续前期的合范法、浑铸法外，还广泛使用分铸法、嵌范法和焊接法，并发明了失蜡法等新铸造方法，在器表装饰环节则广泛使用了刻纹、错金银、镶嵌、鎏金和髹漆彩绘等工艺。

所谓分铸法，指得是将青铜器的主体与不同部件分开铸造，再利用局部铸接技术组装成型的方法。分铸法适用于规格较大和附件较多的器物，成品通常造型复杂且纹饰精细。如河南新郑郑国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该器整体造型大方典雅，其基本形制是杯盖方壶，在由双层莲花瓣组成的杯盖中央立有一只振翅欲飞的仙鹤，壶身两侧以攀缘向上、回首反顾的两龙为耳，壶底圈足下同样饰以两条回首顾盼的游龙，装饰效果清新瑰丽。从铸造手法上看，该壶综合运用了多种工艺，其中的仙鹤、莲花瓣和游龙皆以分铸法独立制成再铸接于壶体之上（图3－1）。失蜡法的基本工艺流程与早期合范法非常相近，不同之处是改用蜡取代原来的泥制作内范。蜡材细腻光滑，可塑性很强，以蜡制范的优点是成品表面形体变化精细，除了能表现微妙的浅层图案，还能轻松获得玲珑剔透的镂空效果。如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春秋时期云纹铜禁（禁类似于今天的桌），该禁四周攀有十二只龙形异兽，另有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构成长方案形。禁中的铜梗纵横交错、卷曲盘绕，以内部的梁架作为支撑向外延伸，构成了复杂的立体镂空装饰效果，是熟练使用失蜡法的典型案例（图3－2）。失蜡法工艺的最早应用可上溯至春秋晚期，因其工艺效果独特，至今仍有较广的应用面。

图3-1莲鹤方壶

图3-2云纹铜禁

图3-3鄂君启铜舟节

图3-4熊首纹车马器勾

东周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分工细化，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有属性日渐丧失，转而以精致适用的日用器为主，与之相伴随的是器表装饰工艺的多样化，如刻纹、错金银、镶嵌、鎏金等。刻纹即是以工具在青铜器表面刻出线条纤细的各式花纹的工艺，东周的高温液体还原法生铁冶炼技术有较大进展，坚硬的铁制工具为青铜器表面精美的刻纹纹饰提供了重要基础。错金银也称“金银错”，是一种在錾刻的阴刻图案或文字线槽中镶嵌金、银等异色金属再锉平器表的装饰工艺，金银的闪亮光泽与青铜深沉表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效果，能映衬出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所以错金银工艺大大提升了青铜器的视觉可观性。如两枚出土于安徽省寿县的战国中期的楚国的鄂君启青铜舟节（“节”形似剖开的竹片，是古时由帝王颁发的用于水陆交通运输的凭证），这两枚舟节长31厘米，宽7.1厘米，可以合成完整的竹筒形，舟节表面共刻有铭文一百六十余字，皆以错金为饰，金黄的铭文在青铜的衬托下显得优雅而醒目（图3－3）。镶嵌是在器物表面刻出凹槽，再嵌入其他材料进行装饰的工艺，常见的镶嵌材料有绿松石、玉以及陨铁、红铜等异色金属，上述错金银便是该工艺的一个独特分支。鎏金又称为“火镀金”或“金涂”，该工艺最早发明于战国时期，实际上就是一种化学镀金法，其工艺流程的主体部分是以水银为中间介质将黄金均匀附着于青铜器的表面：首先将坩埚中的水银加热至一定的温度（600℃），然后将细碎的金箔投入其中搅拌成泥膏状，将调配好的金汞膏均匀涂抹在青铜器表面，最后用无烟碳火烘烤使水银蒸发，于是黄金便固着于器物表面了，如陕西凤翔雍城出土的一件战国时代熊首纹车马器，造型别致、遍体鎏金，体现了车马主人奢华的生活状况（图3－4）。

再次，在器形和装饰纹样方面，东周青铜器呈现出地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作为沟通人神的祭祀用器，青铜器在商代早期就基本形成了以酒器为主体的较完备系列，但器形多仿自当时的陶器，纹饰类型简单，以饕餮纹、云雷纹和夔纹等为主，整体上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经由西周时期的转变，青铜器作为象征贵族等级关系的礼器的属性日益增长，以鼎、簋组合为主体的食器系列逐渐取代了商代的酒器系列，出现了大圆鼎、盨、簠、匜等新器形。西周时期的青铜纹饰风格，例如，饕餮纹等传统纹样一改商代神秘、肃穆甚至狰狞的特点，变得清新而富有生机，纹饰类型以凤鸟纹为主，蝉纹、环带纹、重环纹、窃曲纹、瓦纹和铭文等也很流行。这些纹饰的流行看似设计风格的演进，其实却是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结果。如凤鸟纹，其实是一种提炼鸟的羽翅和冠饰等不同部位组合而成的复合图案，不同于饕餮纹的狰狞感，它更带有一种神秘、华丽和浪漫主义的气息。凤鸟纹的流行同西周礼制观念的完善不无关联，因为礼制强调通过规范人与人的之间的地位和关系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强调人治于人，即政治中的人性因素，于是就不同于商代宗教神性至上的统治风格，这种观念的转变直接促进了原来处于从属地位的风鸟纹的主体性增长。春秋时期，地方诸侯各自为政的格局突破了周王室对青铜器铸造和使用制度的垄断，这种主体性转变改变了商周青铜器作为祭祀器和礼器的单调属性，促使其从原来的庄严肃穆朝着轻巧实用的生活化方向发展，呈现出一派“钟鸣鼎食”的新风尚。春秋早期青铜器的形制与西周末期相似，至中后期，不少青铜器的形制发生明显变化：如鼎大都增加了带有三钮的盖，鼎耳移至口缘外，簋的耳增长并在足下添加了方座，甗由原来的合体转变为分体等，这些变化固然有着形式演变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为了方便使用或制作。春秋早期，地方诸侯和贵族对青铜器的需求急剧增长，为了及时满足这种新兴需求，该时期的青铜铸造主要以主体、附件一次成型的“浑铸法”为主，器物的表面纹饰常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风格，并呈现出粗放和概括的工艺特点，至中后期，随着铸造技术和装饰技艺的进步，早期简单概括的纹饰反而又变得细腻繁复起来，早期流行的环带纹、重环纹、窃曲纹等明显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细致繁密的蟠螭纹、蟠虺纹、波浪纹、贝纹、垂叶纹和铭文等，如前述提到的莲鹤方壶，以浅浮雕、细刻的方法在壶腹部饰满层次繁杂、盘绕纠缠的蟠龙纹。这一时期的纹饰布局也由商周时期流行的单一对称式转变为带状分布的二方连续和大面积装饰四方连续式，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纹饰表现以模印法为主，刻有固定纹样的印模可多次反复使用，能轻松获得统一反复而又富有内部秩序感的大面积纹样。战国青铜器的生活化更为明显，器形也更为丰富，湖北随县战国中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种、尊盘、联座壶、镬鼎、大尊缶、冰鉴等造型各异、装饰手法多样的青铜礼器即是极好的证明。再如安徽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楚国的四连环鼎，四鼎以腹部相连为一大鼎，各配中央有三牺钮的圆拱形盖，鼎腹部有六耳，腹部有一圈突弦纹，足上端饰兽面纹，形制及其罕见（图3－5）。战国早期青铜器装饰以高浮雕和繁复的镂空花纹为突出特征，中后期又流行起素面镶嵌的纹饰手法，如出土于河南汲县战国墓地的两件水陆攻战纹鉴，阔口、曲壁，平底圈足，带有两两相对的四兽带环耳，鉴的外壁整体装饰着由二百八十余侧面人物构成的三层水陆攻战图案，战争场面生动、概括，所有图案皆以事先铸槽再镶嵌紫色金属的方法制成，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图3－6）。

图3-5四连环鼎

图3-6水陆攻战纹鉴

二、秦汉两代的青铜器工艺

秦汉两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期，东周以来冶铁技术的进步促使铁制工具逐步取代青铜工具而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军事领域，然而，“青铜时代”尾声的到来并不标志着青铜器失去了昔日光彩，秦汉两代青铜器在质量、器型、纹饰等方面继续得到纵深发展，并在当时的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图3-7秦皇陵二号铜车马

图3-8秦皇陵乐府钟

图3-9西汉长信宫灯

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变，青铜器原有的宗教祭祀、歌功颂德的阶级属性日渐淡化，秦汉两代青铜器的设计与制造基本上抛弃了以往的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转而注重现实化、生活化和平凡化，常见的铜器主要有钟、铙、鼓等礼乐器，戈、弩等兵器以及铜镜、灯、壶、度量衡器、车马器等生活用具。

秦代统治者推行残暴、尚武的专制风格，通过“焚书坑儒”、禁设私学等严酷手段禁锢民间学术自由，虽在中央和地方官府都设有体系严密的机构对手工业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但管理手法过于刻板，又因官办手工业的劳力由刑徒、奴隶和强行征调的工匠等在创作意识上缺乏自由度的人所构成，所以秦代设计艺术并未得到明显的整体性发展，为数不多的经典青铜作品如秦皇陵铜车马等无不为了突显秦始皇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非凡气势。目前发掘修复的秦皇陵铜车马共有两乘，于1980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陵西侧约20米处。这两乘铜车马均为随葬品，大小约有真实车马的一半左右，整体以青铜制成，总重量近两吨。其中二号车的形制为四马鞍车，双轮单辕，以四匹铜马并排牵引，马首马身配有全套完整的挽具，车舆分前后两室，前室设有一腰佩宝剑、高冠束带的跽坐御夫，车舆的前部和左右侧面均设有能灵活开启的辟窗，舆顶有中央鼓起的穹隆形椭圆形伞盖。全车共由三千多个部件经分铸、嵌铸、焊接后组装而成，制作工艺十分精良，伞盖边缘最薄处居然不超过2毫米。二号铜车马在装饰上综合使用了多种手法：四铜马通体涂绘白色，车内外以大量的彩绘云气纹、夔龙、夔凤纹和几何纹等为饰，甚至连御夫衣领上也绘满红色菱形图案，车马的不少构件以金银细作为饰，工艺十分精湛。铜车马细致逼真的写实手法直观展现了秦代车马制作的最高规格和水平，不愧为古代中国的“青铜之冠”（图3－7）。另一件反映秦朝青铜设计与铸造水平的器物是1976年出土于秦皇陵的一件乐府钟，该钟形制为钮钟，通高13厘米，因刻有秦篆铭文“乐府”二字而得名。钟体表面用错金银的手法饰以带状相间分布的蟠螭纹、流云纹和云雷纹，错金、错银黄白相间，线条、纹饰清晰，视觉效果十分精美（图3－8）。

汉代青铜器的成就突出表现在铜灯、铜镜和铜熏炉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与制造上。铜灯由早期的陶豆演变而来，经过夏、商、周和秦汉两代的发展，在汉代达到了高峰。汉代铜灯形制丰富，崇尚实用，是古代中国众多金属工艺品中实用性与审美性高度统一的典范。常见的铜灯类型有盘灯、筒灯、行灯、虹吸灯和吊灯等，从形态上又可分为豆形灯、雁足灯、朱雀灯、羊灯、牛灯、连枝灯等，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长信宫灯。长信宫灯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之墓葬，因灯体铭文中带有“长信”两字而得名。该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以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为基本造型，宫女神情恬静，通体鎏金，灯盘上的弧形屏板带有銎柄，可随意开合以调节光照方向和强度；宫女执灯的右手呈倒覆喇叭状，下端与灯罩相连，另一端与中空的肩膀和体腔相连，共同构成了方便可拆卸清晰的烟道。长信宫灯以分铸法制成各部件后组装而成，形态概括、做工精细，利用虹吸原理净化灯烛燃烧的烟气，是汉代也是古代中国审美性与实用性兼具的经典作品（图3－9）。另一件能代表汉代青铜灯设计与制造水平是1985年出土于山西平朔的西汉雁鱼灯。该灯通高53厘米，作鸿雁伫立回首衔鱼状，整体由雁首、雁体、鱼和灯罩、灯盘所构成，其中雁首和鱼身部分整体铸造，鱼身下连灯罩，灯体结构同长信宫灯相似，附有可调节灯光的手柄，灯盘下设圈足，与雁背的圈环套接，雁首和鱼头内空，以子母口相连，可引导灯烛废气至中空的雁体以减少室内废气污染。这件雁鱼灯的装饰以彩绘为主，用墨线勾勒雁翎和鱼鳞并饰以红、绿彩，鸿雁衔鱼的姿态生动形象，颇具设计意匠和生活感（图3－10）。

图3-10西汉雁鱼灯

图3-11西汉“见日之光”透光镜

图3-12汉代四神规矩镜

图3-13东汉伍子胥画像镜

青铜镜的雏形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中便已出现，在殷商时期初步盛行，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至汉代达到了设计与制作的高峰。汉代的官营、民营铸镜业都很发达，在浙江绍兴、四川广汉、成都等地出现了一批铸镜中心，铜镜已成为一种普通流行的商品，整体上制作精巧，纹饰华丽，带有很高的艺术装饰性，而具体到两汉的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风格特征。西汉时期的青铜镜较为厚重但不显笨拙，主要类型有日光镜、昭明镜、草叶镜、星云镜和四乳禽兽纹镜等，装饰纹样以蟠螭纹、内向连弧纹、云雷纹、乳丁纹、草叶纹等为主，并经常综合搭配使用；在构图上多采用以镜钮为中心环绕多层次的同心圆式、四分法式、放射式等布局，其中日光镜子和昭明镜的纹饰开创性地以篆书体或八分体的铭文为主题，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等，呈现出一种倾心自然、追求光明的积极、乐观的社会时尚感（图3－11）。在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流行一种纹饰整齐严谨四神规矩镜，“四神”指的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表示四方的神灵，“规矩”之意源自该类铜镜装饰图案中常见的“TLV”形规则符号，其中的“V”和“L”与古代木工行业中用来画圆和校准直线的“规”、“矩”非常相像，因而得“规矩”之名。四神规矩镜的基本构图是以镜钮为中心，钮外设方框，方框内常有庆祷的铭文，方框的四角、中点等处各饰有“T”、“L”、“V”形图案，并在其间灵活安排四神仙和乳丁、羽人、瑞兽等纹样。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TLV”并非木工工具的概括表现，而是由前期草叶镜等演变而来，或者是道家文化中宇宙观的形象体现，也极可能是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六博棋盘的局纹（这在湖南、山东等地汉墓出土的六博棋盘中可以得到印证），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四神规矩镜的装饰手法集中体现了汉代铜镜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图3－12）。东汉时期的铜镜设计与制作水平较前期有明显提高的态势，装饰构图呈现出从中央同心圆状、放射状向左右轴对称式的转变，纹饰造型概括大气，受儒家思想影响提倡忠臣义士，所以人物和铭文的比重大为增加，铜镜边缘纹饰更为复杂，并广泛采用高浮雕的手法进行表现，铜镜品种以连弧纹镜、变形四叶纹镜、神兽镜和画像镜等为主，其中画像镜的纹饰明显受到东汉盛行的画像石、画像砖的影响，如现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东汉伍子胥画像镜，直径20.7厘米，镜背半球形钮的周围以四乳丁将空间进行四分状分割，期间安排伍子胥、吴王、越王、范蠡、宫女等人物形象，吴王端坐帷幕之中侧目旁视伍子胥，伍子胥作怒发冲冠、持剑自刎状，在人物形象外另有四十五字铭文，镜钮和乳钉均以连珠纹环绕装饰，人物和铭文的表现手法娴熟，整体做工非常精致（图3－13）。

青铜熏炉的流行与汉代贵族奢华的生活风格不无关联，在居所放置熏炉以燃香洁室或者熏衣染被的习惯自古有之，到了注重现实享乐的汉代更是兴盛。汉代青铜熏炉的设计多模仿自然界的物象，山石、人物、动物和神怪的形象生动有趣，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常综合使用错金银、鎏金和镶嵌宝石等多种工艺进行装饰，所铸器物往往带有超脱凡世的仙界气息。如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的鎏金银铜竹节熏炉，据炉口铭文推断为西汉未央宫遗物。该熏炉通高58厘米，由炉和下接的竹节柄两部分构成，通体鎏金鎏银。炉呈半球形，口径9厘米，盘口饰有一圈鎏银宽带，带上浮雕有四条鎏金顾龙，炉盖高6厘米，以透雕的手法饰以层层山峦，结合错金银的装饰营造出一派云雾缭绕的秀丽景象。炉足下接三条从竹柄歧出的蟠龙，龙体鎏金，爪鎏银，竹节形柄共分五段，上承炉底，表面鎏金并精雕细凿有竹枝竹叶的纹饰（图3－14）。

图3-14西汉鎏金银铜竹节熏炉

图3-15西周玉柄铁剑

三、东周至秦汉的铁器工艺

铁是一种质地坚硬的黑色金属，相对于青铜合金来说，铁的热膨胀系数小，加热后延展性佳，以铁为原材料制造的工具不仅刚硬、锋利、柔韧性好，而且制造成本低廉，所以更适合于制造日常生活器具和兵器。从人类金属冶炼史的总体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铁的冶炼与使用要晚于铜，并且得益于各炼铜技术的完善，先后经历了陨铁锻打、块炼铁、生铁、钢等不同阶段，这种阶段性特点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无关系。

古代中国虽不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冶铁的文明，但冶铁技术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中国的铁器制造史最早可追溯至商代中期，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的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了一把距今约三千余年的铁刃铜钺，该铜钺长8.7厘米，以铁刃镶嵌于青铜浇铸的手柄而成，另外在河北藁城台西村也发现有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左右的类似器具，经测定，这两件铜铁复合工具的刃部用铁并非人工提炼，而是直接用陨铁加热锻打而成，体现了古代中国铁器制造初期的大致情况。真正意义上的人工冶铁技术在西周中后期开始初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从河南三门峡虢国国君墓地发掘出土了六件铁器，三件为陨铁锻打的铁刃铜器，另外三件以块炼铁制成，其中虢季墓出土的一把玉柄筒芯铁剑最为引人瞩目，该剑长约20厘米，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做工精巧，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图3－15）。块炼铁是一种以固态铁矿石经低温木炭还原再锻打而成的质地柔软、含碳量低、杂质较多海绵铁，制造块炼铁所消耗燃料颇多，且生产效率很低，只能锻不能铸，所以实际应用性不理想。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冶铁业至迟在春秋中晚期形成了完善的生铁铸造技术。1964年江苏六合县东周墓葬出土的白口铸铁丸经测定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生铁铸造实物，考古发现的湖南长沙识字岭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的铁凹形锄以及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墓的铁鼎等也都是古代中国生铁铸造的较早期实物，这些考古发现与《左传》中记载的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共同证明了中国生铁铸造技术产生的最早时期。生铁是铁矿石在高温下用液态还原法炼成的铁，相对于块炼铁来说其含碳量高，质地硬脆耐磨，液态的铁水能直接浇铸成各种复杂的器形，生产效率很高，所以迅速取代块炼铁而广泛应用于生产工具和武器制造，真正意义上的铁器时代正是从生铁冶炼开始的。需要强调的是，从块炼铁到生铁的跨越中国只用了约一个世纪，而西方却用了近三千年（从前1200年左右～14世纪），中国的冶铁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世界冶金业的前列。

早期的生铁制品含碳量高，虽然质硬耐磨，却脆不堪击，所以仅适合制造犁铧之类的耕作农具。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繁荣，手工业兴盛，冶铁业普遍受到各诸侯国统治阶级的重视，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支柱型行业。随着冶炼经验的丰富，人们又继而发明了生铁柔化、炼钢、淬火等新工艺，铁器普遍采用白口铁经脱碳热处理的方法制造，成品坚硬耐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实际应用性；此外，竖炉冶炼、排橐送风、铁范铸造等辅助性技术的改进也大大提升了冶炼效率，如20世纪50年代在河北兴隆燕国冶铸遗址出土的用以制造钁（镢）、镰、斧、凿、车具等80余件铁范，皆由品质优良的白口铁铸件制成，年代为公元前475～221年，分单扇范、合范等多种，配套完整，范壁薄而均匀，范形清晰，结构紧凑（图3－16）。结合河北磁山、石家庄等地的考古发现来看，铁范铸造技术在战国时期已趋于成熟并得到普遍应用。

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冶铁业的发展和管理，秦代统治者以官营的方法加强对地方冶铁业的集中控制，汉代同样实行冶铁业的官营，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促进了铸铁技术的推广和进步规模迅速扩大。铁器经秦汉两代的推动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劳动生产、生活、建筑和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最终在东汉时期取代了青铜器，历史由此步入铁器时代。

图3-16河北兴隆战国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