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周—汉代

商代、西周是我国青铜时代的繁盛期，社会经济、文化和工艺美术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西周末年，周幽王的腐败统治动摇了稳固的政权根基，最终被北方的犬戎所灭。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鉴于镐京残局和外部侵略的威胁，迁都城至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可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其政治和社会格局总体上呈现出动荡不安的特点：春秋为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时期，政治上表现为周王室中央统治的日益衰微，地方诸侯国间的战事纷繁以及奴隶与奴隶主阶级的激烈对抗，《史记》所述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正是对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周平王东迁之前，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是稳定的，西周瓦解之后，一种新的社会因素，即封建制生产关系便悄然产生了，春秋战国的格局是其体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再度把政权集中起来，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是在东周时期得到确立的。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经春秋时期的剧烈过渡后，各列国通过内部变法稳定了政权，社会经济获得有效发展，后期因频繁征战而再次陷入大动乱，最终由秦统一。总体看来，东周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虽然破坏了传统宗法制社会稳定的根基，却由此促进了奴隶阶级的解放和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不断壮大，加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设计的区域性交融，而社会思潮方面“礼崩乐坏”所导致的“百家争鸣”则体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种一元文化格局的消亡，昭示着工艺美术设计思想蓬勃发展时期的到来。

秦汉两代是中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两代统治者豪迈博大的政治胸襟与审美视野极大地影响着设计的风格演变。秦朝统治时间虽短，但早期推行的政治与社会改革却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并由统治阶级高度专制的审美心理促成了奢侈豪华、做工精良的设计面貌。汉朝统治者施行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以及“利商”政策有力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对外交流的加强又进一步促进了设计的繁荣。在社会思潮领域，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依次嬗替，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标志着封建正统思想开始确立，并进而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设计思维和理念。此外，汉代文化中所带有的源自南方楚地的浪漫主义本色也直接促成了设计中气韵生动、千文万华的风格特质。

东周至秦汉时期的工艺美术设计发展涵盖了金属、漆器、陶瓷、玉器、纺织及设计思想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皆因奴隶制社会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而获得了显著发展。东周时期，金属工艺领域呈现出“铜铁并用”的特征：青铜器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其雄浑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丰富的铭文无不令人惊叹，然而随着冶铁技术的完善，铁器取代青铜器的趋势已初现端倪，经秦汉两代的进一步发展，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的主体地位，历史由此跨入铁器时代。漆器作为一门古老的手工艺，在东周至秦汉时期迎来了发展历史中的第一次鼎盛，新工艺、新器形层出不穷，在制胎、漆髹和纹饰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瓷器自商代发明以来，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部分取代了青铜器与漆器。东周青瓷虽然在胎质、釉色和装饰手法等方面与西周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在烧窑技术和造型等方面较之前者有了明显提高。秦汉两代是瓷器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原始青瓷最终在东汉完成了工艺的原始积累而步入成熟期。东周社会的转型和思想解放为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玉器的创作主题、加工工艺、装饰手法和内涵神韵等方面都获得了明显发展；两汉时期，受儒学中“贵玉”思想的影响，玉器在祭祀礼仪、生活佩饰与墓葬制度等方面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应用。东周、秦汉时期的染织工艺和服饰设计受封建地主庄园经济和以“分贵贱、别等威”为中心诉求的等级文化，以及内外技术交流的多重影响而获得迅速发展，其中尤以丝绸最为突出。丝绸不仅因质地轻柔爽滑、色彩艳丽而得到广泛普及，高超的制造技艺、高昂的制造成本和精美的纹饰也为其博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以至于成为富国强兵的重要物质基础，东周、秦汉时期官营和民营丝织作坊的兴盛便是最好的说明。

东周至秦汉这段历史时期的众多设计文化里，楚国的文化尤其值得注意。楚国，又称荆、荆楚，作为战国七雄中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其辖地在全盛时期几乎涵盖了当今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和江浙一部。楚国文化受到北方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东南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和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综合影响，并以湖南、湖北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楚国的艺术设计成就颇高，主要体现在漆器、青铜、染织等工艺美术门类中，受楚文化特质中浪漫主义、激情和巫术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作品的整体风格比较自由、浪漫、多样化，充满着设计想象力，而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受传统文化的层层制约。本章学习要求学习者以综合融通的视角审视东周至秦汉时期各工艺美术门类的特点及发展概况，结合案例分析和时代对比的方法剖析工艺美术与政治、技术革新，社会思潮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形成对该时期设计发展的整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