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夏、商—西周的青铜工艺

一、商—周青铜工艺制作方法

（一）青铜和成分

青铜是指用红铜加锡的一种合金，因颜色灰青，故名青铜。青铜合金的比例在《考工记》里就有相关记载，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意思是在各种不同种类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比例。关于青铜器技术的来源，学术界具有争议，因此我们这里不加议论。

（二）青铜的制作程序

我国早期青铜器，不论是饮食器或酒器，一般皆直接仿自陶器，这可以理解为新石器文化样式的延续。

在郑州紫荆山北和南关外，发现了两处较大的商代冶铜遗址，出土有熔铜炉、坩埚、木炭、铜渣、砺石以及铸造青铜器的各种陶范。

制作青铜器，需要经过炼矿、制范、熔铸等几个过程。《荀子·疆国篇》有“邢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的记载，正说明了青铜器制造的几个条件。

首先是制范，就是根据所需器形用泥土塑出一个样子，成为模。然后，在模上画出并雕刻所需的花纹。将模子烘干，再用过滤过的细泥制成泥片，附在胎的外面，这外面的叫外范，这种外范需要多少片看器形的复杂程度而定。这些手法称为陶范法，或泥模法。

此外还有一种蜡模法，使用蜡作原料，制成铜器模型。但蜡模法大概是商代以后的事，现在出土的一些实物皆产自春秋及以后时代。

青铜器的效果也随着技术的变化而改变。

商代早期青铜器体壁较薄，多平底，足作锥柱状。装饰花纹线条粗笨，结构也较简单，多为单层、无底纹。商代早、中期的铸件为整体浑铸，效果浑厚、庄严。商代后期出现了底纹，一般为回形纹，在主纹上并刻有线纹，成为三层纹。商代晚期出现浮雕和立体雕刻，使效果更为丰富。原因可能是出现了焊接、铆接技术，整体和局部可以分开制作。春秋时代出现了失蜡法，可以使青铜器制作出镂空的效果，使青铜器更为精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楚国出现了木模，制作的效果更为细腻。

青铜在金属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上，优点很多。

（1）熔点低。金属工艺的最先制作方法是锻打，叫冷锻法。后来发明了熔铸法，能够进一步控制自然材料，随意制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型。熔点低，则更容易掌握铸造过程。

（2）硬度可以增高，根据铜、锡比例的不同，能得到不同的硬度，从而可以根据器皿或用具的需要，铸造出不同硬度，铸造出各种不同硬度的青铜器。

（3）在熔铸时由于铜液的膨胀性加大，可以减少气孔，得到清晰的花纹。

（三）商—周青铜器分类和造型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其名称根据使用目的之不同，可分为烹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等类别。

1.饪食器

饪食器有鼎、鬲、豆、簋、敦、盂、盆、俎、匕等。

鼎，是煮肉食的器物。一般是圆形，三足，双耳。但也有方体四足的方鼎。铜鼎是由陶鼎演变而来。三足用以架火煮食，双耳可以穿杠，用以提取。

豆为高足盘。

簋是圆形圈足的盆子。簋产生于商代后期，其造型为碗形圆足，以后才有耳有盖。

俎是切肉用的有孔小凳。

匕是叉肉和挹取食物的匙子。

2.酒器

酒器有三足器、四足器、爵、斝、角、觯、觚、壶、卣、罍、觥、盉、尊、彝、瓮、禁、尊缶、勺、丁等多种。

爵为三足，有流有尾，中为杯，为酒器，也是最早的礼器，爵的变化形式很多。

觯为一种饮酒的杯子，椭扁形，侈口，束颈，深腹，多为圈足，多有盖子。觚为中腰收缩、上下口呈喇叭状的一种饮酒器，或有流，多呈高体造型。

斝为大口圆腹圜底三足造型，口沿有两个不发达的柱状饰耳，少数带把，也有腹身直接与三足连接的造型，为盛酒行裸礼之器。

尊是一种容酒器，整个器形为三段相连，通常为高体大口折肩造型。

3.水器

有盘、鉴、匜、浴缶、汲壶等。鉴是一种盛水的大盆，初为陶鉴，至周代始有青铜鉴。匜为西周中期出现的一种盥手注水之器，一般为短槽流深腹四足造型。浴缶、汲壶等至东周始有。

4.兵器、乐器、杂器等

商代兵器有戈、矛、刀、斧、剑、箭镞、匕首等，周代增加了戟等；乐器有铙、钲、钟、铎、于、铃、鼓等，周代已经有编钟；杂器有镜、带钩、灯、车马具、青铜货币、度量衡等。工具有铲、斧、刀、削等。

二、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几十处，分布在郑州、洛阳、偃师、巩县、临汝、陕县等地区。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视为夏文化的一种参照类型。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造型有鼎、盆、罐、尊等，而以鼎为代表，数量也很多。鼎身为圜底罐形或盆形，足呈扁平或三角形。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铜作坊，有制铜用的陶锅、陶范以及陶渣等。在二里头文化的一些地点，发现有青铜制作的刀、凿、锛、箭镞等。这些说明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

图2-1二里头文化的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偃师县文化馆藏

图2-2商代早期杜岭方鼎郑州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3商代晚期司母戊大方鼎安阳吴家柏树坟园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件二里头铜爵（图2－1），高22.5厘米，束腰平地，流尾长31.5厘米，三足细长，饰乳丁五枚，造型别致优美，反映出当时的制铜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

三、商代的青铜工艺

（一）早商阶段文化

早商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商早期可以郑州二里冈下层为代表，早商晚期可以河北藁城为代表。

郑州二里冈和安阳殷墟都发现有商代的冶铜、烧陶、制骨、玉石、贝蚌等专门作坊的遗址。

（二）商代青铜器代表作品

商代是青铜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1976年，考古学家们在河南安阳西北部小屯村殷墟遗址发掘了妇好墓（五号墓），出土大批丰富而精美的珍贵文物，其中出土铜器468件，品类齐全，造型多样。估计其总重量在1625公斤以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充分说明了商代工艺美术的高度发达。

鼎是商代最重要的青铜器。

《杜岭方鼎》（郑州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出土）为商代早期大型铜方鼎，有两件，大的一件高1米，重86.4公斤（图2－2），另一件高0.87米，重64.25公斤，藏河南省博物馆。两鼎皆为方形深腹，双耳，四圆柱形空足，各腹面饰以兽面纹和乳丁纹。整体风格气势恢宏。

商代后期多铸作大器，最著名的即《司母戊大方鼎》（图2－3）。《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79.2厘米，上部两侧近似方形立耳造型，饰虎纹和人面纹，中间为长方形腹身，饰有夔龙带纹的方框，两首相对连结为饕餮纹，下为中空的四个柱足，饰有兽首等。其腹身内铭文“后母戊”三字，过去被解为“司母戊”。该鼎为我国出土最大的青铜器。

其他还有许多重要作品。

商代前期有一尊《饕餮纹罍》（郑州白家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高25厘米，腹身直径19厘米，颈部收敛，饰以蛙形的黾纹，宽肩，肩上饰有云纹，腹身饰饕餮纹浮雕，上下夹以斜状回纹，圜底圈足，足上镂孔并饰有三道弦纹。

商代《饕餮纹簋》（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具有代表性，双耳，腹身饰饕餮纹，圈足镂孔。

图2-4商前期牛首饕餮纹尊郑州出土郑州市博物馆藏

图2-5商后期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6商代双层底方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

图2-7金面罩人头青铜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2-8西周初期大盂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9西周早期青铜何尊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宝鸡市博物馆藏

《牛首饕餮纹尊》为商前期代表作品，高37厘米，口径32厘米，侈口敛颈，颈饰三道弦纹，肩饰三个牛首浮雕，腹身饰饕餮纹带，圜底，圈足饰镂孔（图2－4）。

商后期著名的《四羊方尊》，高58.3厘米，极为精美，造型、纹饰细腻，为商代青铜工艺一绝图（2－5）。

江西新干县大洋洲乡出土有大量商代青铜器，如《双层底方鼎》，高27厘米，为盘口，斜折沿，方唇，双环立耳外侈，腹身饰有兽面纹，双层平底，中有夹层，腹身下部中间有一小门可启动通夹层里面，可能用于置木炭，下为四足（图2－6）。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很多商代青铜器，如《金面罩人头青铜像》，突出表现了大大的眼睛，显得很神秘，这件作品的特点是把青铜和黄金技术结合在一起。三星堆还有很多青铜头像的眼睛表现得更为突出，眼珠整个被表现成鼓出的圆柱体，就像把望远镜直接接在了眼睛里，显得极为神秘，他们是在仰望天空、远方，还是对目光本身的崇拜呢？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古代艺术中，这样表现眼睛的造型十分罕见（图2－7）。

商代的青铜器总体来说，具有浑厚庄严的风格。

四、西周青铜工艺

西周青铜工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大概是继承商代的艺术风格。在后期，才开始形成周代自己的特点。在西周时代，青铜鼎的权力象征被大大强化，含有受命于天的意味。

大小盂鼎、大丰簋、宜侯夨簋等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代表。

《大盂鼎》（周康王二十三年制，图2－8）为西周早期青铜鼎代表作品，高101.8厘米，口径77.8厘米，立耳，腹下部略为鼓出，口沿饰有饕餮纹带，三足，足上饰兽面，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造型雄伟凝重。

《宜侯夨簋》（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口径22.5厘米，高15.7厘米，方折沿，浅腹，有四兽首耳，高圈足，圈足上有四条短扉棱。现有遗留的铭文116字，记载天子赏赐贵族田地、器物、山川和奴隶事宜。

西周早期的《青铜何尊》（38.8厘米，28.8厘米，图2－9），纵向贯通四道扉棱，口沿下饰蕉叶纹，颈部饰蚕纹带，腹饰卷角饕餮纹，有铭文12行，共122字，述及武王克商后迁都事宜。此尊铸工精湛，把圆雕、浅浮雕和线刻纹样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毛公鼎、克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兮甲盘等为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代表。

《毛公鼎》（图2－10）高53.8厘米，口径47.8厘米，立耳，深腹，蹄足，口沿饰二重和三重环纹，下面加一弦纹，内有铭文32行，共497字。造型简朴圆润。

西周晚期的《克鼎》（图2－11）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双耳，口沿饰兽面纹，腹身下部略鼓出，腹身饰流畅的波曲纹，下有三足。内有铭文290字，记载天子赏赐贵族以土地和奴隶的情况。

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图2－12），长方形盘口，圆角，整体呈倒梯形，但壁身略弧出。四壁皆各有二兽衔环。内底铭文8行，共字，记征伐玁狁（对前匈奴的一种称呼）。

总体来说，与商代凝重、庄严的风格相比，西周的风格更显得典雅而复杂。

图2-10西周晚期毛公鼎可能是山西岐山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1西周晚期克鼎陕西扶风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图2-12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可能是陕西宝鸡虢川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五、青铜鼎的象征意味

青铜鼎在商周时代，特别是在周代具有神圣的权利的象征意义。象征九州的“九鼎”标志着权力的高度集中，而鼎中的纹饰则具有王孙满所谓的“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之神秘功能。

《左传·宣公三年》《墨子·耕柱》《战国策·周策》《史记·楚世家》《拾遗记》等典籍皆有关于“九鼎”的记载，这些记载渲染了九鼎种种神秘的特性，并记载了帝王们用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如铜矿藏）的方式，以达到占有政治权威施展手段（仪式、文字、预言等）的目的，最终获得统治的特权。《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此祭于昆吾之墟。上乡。卜人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其中强调了九鼎的神圣性，叙述了夏、殷、周三代政权的更迭，是随鼎的失得而转移的，标明神圣礼器之被占有乃是帝王统治合法化的象征。《左传·襄公十九年》说：“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王室逐渐式微，“九鼎”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被动摇。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扬兵于周的疆界，向前来慰劳的王孙满问起“九鼎”之大小轻重，语气颇带觊觎和讥讽之意，王孙满从容答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传·宣公三年），于是，楚庄王有所敬畏而稍有收敛。

公元前307年，秦武公征伐韩国得胜，班师时扬兵于周王室，并力举“九鼎”中的秦鼎，却被秦鼎落下砸伤而死。

这些例子从反面说明了“九鼎”的权力象征意味。

可见，青铜器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征服与统治的荣耀象征。

图2-13疑为夏代青白色玉琮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2-14商代墨绿色玉龙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2-15商代玉阴阳人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