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啊！亲人

3月15日中午，吴文英部长从外地来电话，要我汇报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大爆炸事故的情况。我忐忑不安地说：“事故原因尚未搞清楚，3个车间被炸毁了……”吴部长急切地说：“我要了解工人的伤亡情况，这是头等大事，抢救阶级兄弟是第一位的……沈克俭，你随时向我报告！”我已听出吴部长的焦急，她心里挂念着的是阶级兄弟姐妹。“我会马上抵达哈尔滨的，派季国标副部长先去……”

3月18日吴文英部长从蚌埠飞回北京，从首都机场转机哈尔滨。我在机场出口处惶恐地等着，预备看到部长阴沉的脸，预料中的训斥在所难免。自从亚麻厂出事后，媒体说是官僚主义造成了大爆炸，人们对官僚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我随时随地准备受呵斥，甚至被人扇耳光。

吴部长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出口处，来不及走贵宾通道。她一手拉着我说：“你们辛苦了。”这是事故后，我第一次听到一句宽慰的话。我真想大哭一场，但忍住了。吴部长让我与她同车，让我详细汇报事故发生后这几天的事。她特别愿意听到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抢险救灾的态度，我如实地告诉她：“亚麻厂的干部、群众正团结一致救灾，分五条线：安抚家属、抢救伤员、事故调查、恢复生产、宣传接待。都分头负责，井然有序。”特别是听到亚麻厂工人师傅们的觉悟高，爱厂胜过生命的感人事迹，吴部长的脸上出现了信心，她的目光是坚毅的。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早已守候在亚麻厂，记者们也忙碌着。吴文英部长是代表国务院来的，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吴部长走进亚麻厂的大门，一眼看到被炸毁的车间，眼圈红了。她首先想到了死伤的阶级兄弟姐妹，但她的身份不允许她把眼泪滴落，强忍着，脸色凝重而慈祥。她和迎上来的省、市领导和工厂的领导一一握手，她的目光却在人群中搜索，“刘书伦呢？”厂长刘书伦低着头在人群的后面，吴文英一边叫着他的名字，一边紧紧握住他的手，山东大汉刘书伦眼里闪着泪花。

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吴文英同志代表国务院亲赴哈尔滨亚麻纺织厂指挥抢险救灾

吴文英部长马不停蹄地去察看现场，接着又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她同意市里的意见，在事故没有调查清楚以前，要支持亚麻厂领导班子的工作，她鼓励在场的亚麻厂领导：“亚麻厂的工作以前是好的，事故发生以后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两句实事求是的话，被某些人说成是“对事故的处理不够严肃，作为主管部门负有一定责任”。

按常规，吴文英是代表国务院来的，可以板起面孔，为死伤的纺织兄弟姐妹出口气，先把事故的责任人、犯罪嫌疑人拘捕，然后，慢慢地理乱麻。要说阶级感情，作为纺织女工出身的她，比那些满口阶级感情的人更深。但她没有一下车就叽里呱啦发一通吓人的理论和威风，而是细致认真地调查分析，热忱地一丝不苟地给予大家帮助。像救助伤员的翻身床就是她求助了卫生部部长；像亚麻厂设备的修复是她召集了全国纺织机械厂的厂长们现场拍板；像调集当时的紧缺物资棉花，是她责成部计划司逐个省去落实的……

我想，如果吴文英下令先把工厂厂长及责任嫌疑人拘捕再问罪，是痛快了，解恨了，威风了。可是细想想，谁来安抚死者家属、抢救伤员、恢复生产？是可以另外派人，另外组建班子。但其责任感有将功补过、戴罪立功的原班子心切吗？其对人员、业务的熟悉，对工厂的感情有比原班子更浓吗？吴文英的高明就在于此，她不是从感情而是从理智；不是先抖落自己的责任，拿下面开刀，而是把自己摆进去，平心静气地和地方干部研究解决的办法；不是以个人眼前的痛快，而是以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来考量。我认为，吴文英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处理亚麻厂事故中既有共产党人的胸怀，也有正常人的平易近人。她保留着纺织工人的纯朴和圣洁。

我亲身感受的几件事，使我和我周围的人常相忆、永不忘。

吴文英亲自找刘书伦谈话：“老刘啊，亚麻厂的事故很严重，我们心里都很难受。现在要振奋精神，挺直腰杆，把工作抓起来！”刘书伦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哽咽着向部长倾诉：“部长，我已向检察院立过誓，现在也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逃跑，将来要押、要判、要严惩，我全领。只是请求领导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医治好伤员，重建被毁的车间，我自己会主动领罪。”吴文英答应了刘书伦的请求，鼓励他打起精神重新干。

含着眼泪向前奔跑的人是强者，刘书伦就是。

从此，刘书伦坚定了信心，和班子成员半个多月没有回家，尽管家近在咫尺，他也不入家门一步，废寝忘食，昼夜兼程，将功赎罪的心鞭策着他的良知。被毁的车间易地恢复了生产；抢救、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新建工程开始破土动工；劳动竞赛轰轰烈烈，力争在全国的支援下，使年初制订的全年产值、利润、创汇、职工收入不减。

3月19日深夜11点，市纺织局、亚麻厂的两级班子正在开会。

“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看大家。”吴文英部长一步迈进了会议室。谁也没有想到，吴部长会来看望我们。我简单地向她汇报了近期工作安排，她亲切地鼓励大家说：“我看亚麻厂的班子是坚强的，职工队伍的觉悟也很高，不能因为出了事故，就否定了一切，要振作精神，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说着，她把带来的一筐橘子分给大家，“吃吧，我担心你们日日夜夜工作累垮了。”谁也没有动手掰橘子，吴部长把橘子剥开，非让大家吃不可。我们都哭了，几个女同志哭出了声。在社会上齐声谴责爆炸事故是官僚主义、管理混乱造成的时刻，谁也不正眼看我们的时刻，我在那天下午刚刚回局长室，烧毁了一切私人信件，整理好一切文件，随时准备坐牢的时刻，部长来了，说出了暖心窝的话，我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见到了妈妈一样，一肚子的酸楚奔突而出，让泪水流个痛快。

我已半个月没有回家了。4月1日早晨，我妻子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吴部长昨天晚上到我家看望她了，让她别惦记。我顿时眼睛湿了，真想不到吴部长黑咕隆咚地爬6层高楼，去看望我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到我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从来是下级往上级家里跑，哪有上级往下级家里跑的？尤其在此时此刻。我怔怔地望着晨雾未散的窗外，亚麻厂的工人师傅们正精神抖擞地向工厂走来，有这么好的上级，有这么好的工人，亚麻厂有希望。

吴文英部长在哈尔滨的15个日日夜夜是紧张的，每天只睡3～4个小时，谁劝她休息都不行。看到这场事故给工人造成的不幸，她寝食难安，鼻子破了，嘴也起了泡。为了查清爆炸事故的原因，她曾三次察看事故现场。有一次，她穿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蹬着水靴，手执电筒，钻进废墟下面的地道，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地道深处走去，炸裂的水泥板，随时可能掉下来，张牙舞爪的钢筋，一不小心就可能拉伤她。我劝她不要往前走了，她说不查看清楚怎么行呢？直到查看明白，她才钻出来，脸上是灰，身上是泥。她是部长啊！本可以听听汇报，看看图片就算深入现场了，但是，她却越是艰险越向前。

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吴部长就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工人，慰问抢救他们的医务人员。她几乎走遍了住有伤员的每一个医院，看望了每一个被烧伤的同志。接着，她又冒着风雪挨门挨户走访遇难工人的家属。每走一家她都泪流满面。在老工人张洪喜家，她抱着张洪喜夫妇，哭着说：“我吴文英向你们道歉来了，亚麻厂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你死了女儿，我实在对不起你们！”张洪喜抚着她颤抖的臂膀，流着眼泪说：“吴部长，你不要说了。”他知道这位纺织工人出身的部长和工人心贴着心。

临时工王秀兰的丈夫五年前病故，这次她又遇难，家里撇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吴部长知道后，非要去她家看看。又听说她家缺粮，就让厂工会的同志背着一袋米、一袋面，亲自送到她家。从宾县农村赶来料理女儿后事的两位老人，在女儿家的小屋里见到了吴部长。吴部长拉着两位老人的手安慰他们，赞扬他们的女儿对工厂的贡献，并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两位老人是淳朴的农民，只要能来哈尔滨照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行。吴部长当即和工厂领导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安排了生活：把王秀兰的父母从农村接来照顾外孙，按人头确定了长期补助金额，户口问题也责成专人落实。部长像亲人一样把大孩子搂到怀里，问他有什么要求，孩子说：“我现在要接妈妈的班，养活弟弟妹妹。”吴文英打量着他那瘦小的身体，眼睛湿润了，动情地说：“孩子真懂事，你还小啊！上班累坏了身子骨怎么办？这样吧，现在答应你接妈妈的班，但先上几年学，长结实再接班，行不？”孩子点点头。临走，吴文英还嘱咐孩子：“要听姥姥、姥爷的话，帮着照顾好弟弟妹妹。”出了门，她告诉厂里陪同的同志：“咱们就是孩子的父母了，工厂对他们要一帮到底啊！”

织布车间女工王秀丽在这次事故中遇难，撇下了一个16个月的孩子。吴文英部长坚持到她家慰问，进门就把孩子抱在怀里，脸贴脸地亲了又亲，还剥开一瓣橘子放在孩子嘴里。孩子的奶奶王桂琴流着热泪连忙招呼孙子：“快叫奶奶！”孩子挺听话，似乎感受到了吴奶奶的温暖，一点不陌生，搂着吴文英的脖子直叫：“奶奶！奶奶！”这亲昵的呼喊，让每一个在场的人哽咽、酸楚。孩子的爷爷王德贵是亚麻厂的退休老工人，他激动地说：“平日里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大干部，今天到了我们家，把我们当亲人一样。部长啊！你啥也不用说了，我让儿子把儿媳妇早点火化，明天就去上班。我们世代是工人，就是听党的话。”吴文英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王秀丽家的。她匆匆忙忙又奔向另一个遇难者的家……

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吴文英和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孙维本查看被炸毁的车间

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吴文英同志，省市领导孙维本、宫本言到医院听取关于抢救伤员的汇报

吴文英部长在哈尔滨的15个昼夜，深深地印刻在哈尔滨人的脑海里，几乎家喻户晓吴文英的名字。为什么？用曾经是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后来当了省长的邵奇惠先生的话说，吴文英是工人的部长，是人民的部长。

1987年4月2日，吴文英部长带着哈尔滨人民的一片深情，登上了回北京的航班。她还是穿着那件灰色的毛料上衣，旧了的蓝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纱巾。远远望去，纱巾在春风中飘动，很多送别的人，泪眼婆娑地望着红色的纱巾。

我哽咽了，说不出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