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评例言

关于《论语》一书的性质及成书过程，《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而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结合《论语》一书来看，班固所言大体不差。晚近以来，学者们考证指出，《论语》应当经过了多次编纂，最初的编辑应当在孔子辞世后不久，之后随着儒家学派内部的分化和演进，又经过多次修订，《论语》的最终定本编成于春秋战国之交。主持和参与编纂修订工作的既有夫子的早期弟子，也有后期弟子，甚至还有再传弟子。

梁启超曾说：“《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籍解题与释义》）从《论语》成书流传至今，于汉代已有《齐论》《鲁论》之别，今文古文之异；汉代以后各家注本解说《论语》皆立足当时，各逞其说，繁简不一，极难取舍。晚近以来，《论语》注本也有多种，然或失之简，或失之繁，或失之偏。我们阅读《论语》这样的经典，应当在疏通原意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发掘其精义，以实现其内在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结撰《论语注评》，本编拟采取如下体例：

一、《论语》原文以皇侃《论语义疏》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如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敦煌所出唐写本《论语》、河北定州所出简本《论语》等，以及清代以来学者的学术笔记中所收《论语》校勘札记。

二、《论语》虽为“语”体，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仍有许多阅读上的困难，故对其中涉及典章制度、名物、人物等专有词汇，以及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生僻字词予以注释。注释采取随文注形式，对生僻字词标注汉语拼音，对所释之词先做概要解释，必要时引证汉代以来诸家之注，以明所据。一词有多种解说者，择善而从。一词多义无法取舍者，几说并列。所引范围以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黄式三《论语后案》、程树德《论语集释》等为限。

三、为方便阅读，对《论语》各章用现代汉语做翻译，翻译采取意译方式，地名、人名及专有名词大体保持原词不变。

四、对《论语》每章进行评论。先撮述每章要旨，然后就每章所涉内容予以评论。撮述章旨或引用汉唐以来各家原文，或以撰著者口吻概述大意。评论部分或就各章全部内容观点，或就各章中某一方面展开。评论力求结合《论语》各章当初之历史语境进行“还原”式抉发，或立足当下予以“以意逆志”式推衍，力求做到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有的章节古今各家看法各异，能取舍则取舍，否则多说并列。为避免空疏之弊，所论尽可能言而有据。引证涉及汉代以来及今人有关《论语》之注疏考证文字及著述，所引论著于书后附录详目，在行文中皆依惯例用简称。个别引证次数较少又比较重要的，以脚注形式标明出处。

五、《论语》各篇有章节重出者，或大体相似者。前一种情形于首次出现处予以注释、翻译、评论，再出现时只标明“见前某篇某章”，不再重复注释、翻译和评论；后一种情形于首次出现处详解，再出现时只论其不同之处，以避重复。

六、古今中外研究《论语》之著作数量众多，于古代则有汉学宋学之别，甚或有以佛家道家语解《论语》者，其说各不相同；于今则既有日本及东亚各国汉学家之《论语》研究著述，也有欧美汉学家的《论语》论著，其立意、观点相去甚远。本书征引各家，不存门户之见，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崇“西”抑“中”。其说凡可有裨于《论语》之阐释者，皆择善而从。

七、从《国语》《礼记》以及郭店楚简儒书等类似“语”体汇编之书来看，先秦“语”体类文献已有“篇”的概念，各“篇”内诸章大体上是以类编排。今本《论语》二十篇也与上述“语”体汇编之书大体相同，但由于《论语》各篇在不同编纂阶段为了实现主持其事者的目的而进行过临时性的“插编”、调换、删减等操作，因此各篇在主题上的统一性并不突出。介于此种情况，本书放弃了对《论语》各篇主题进行概括、对其编辑时间及目的进行揭示的尝试。

八、司马迁去古未远，其《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不仅钩稽史料为孔子及孔门诸贤树碑立传，而且还大量引用并阐发《论语》篇章，是现存最早的、最集中的以“知人论世”的方式阐发孔子思想和研究解释《论语》的文献。《孔子家语》汇集大量的孔子及七十子言行事迹，这些材料有的亦见于《韩诗外传》《新序》《说苑》等书，有的是他书未见的材料。因为过去将《孔子家语》视为伪书，因此对其中的有关史料弃置不论。本编则跳出“疑古”思维的限制，对上述材料时有采择，以之为解说《论语》的重要参考。

由于编撰者学识有限，《论语注评》肯定存在许多疏陋，诚恳希望方家及学界师友给予批评指正。

韩高年

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