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的中国艺术
英文“Crisis”所对应的中文词语是“危机”。“危机”由两个字组成：“危”代表着危险；“机”则代表着机会。所以“危机”则意味着危险与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面对的危机一件接着一件：高通胀、三角债、企业低效、银行濒临破产、基础设施破败，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比现在美国或欧洲所面临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陷入了困境。
中国经济的突然开放，使通货膨胀像火箭升天一样迅猛增长。1994年的通胀率高达24.1%。控制通货膨胀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
1993年，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兼任了央行行长。中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防止贷款过剩，尤其是在过度供应的房地产和商品制造业领域，将整个银行体系改造成型。中国政府还积极收紧信贷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货币发行的增长，强化积极的出口政策来提升国家外汇储备，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中国政府推出了“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将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与国家计划经济的行政管控结合起来。这些措施中既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部分，又采用了市场经济的货币与财政措施，打起了一套组合拳。令大家吃惊的是，这竟然奏效了。
这“16条措施”包括：
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
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
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
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
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
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
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
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
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
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
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十二、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
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口中著名的术语。其内容简洁实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前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语言和理论，使得欧美国家的观察家大为震惊。而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观察家正痴迷地看着这项实验的展开，因为这项实验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过去的紧缩政策一直压制着消费需求这座火山，而如今它爆发了。我回想起1981年的时候，一些展示在友谊商店的日本显像管电视机就代表了当时中国进口和奢侈电子产品的总和。
在1992年后的几年里，各种商业和房地产领域缺乏监管，投机买卖将中国带入了“三角债”的泥沼。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于生产，但企业后来投资到了房地产，房地产承包商却用这些钱去做其他投机买卖的项目。人人都想靠着运气发大财。
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商品短缺匮乏。即使你手里拿着现钞，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但改革开放创造了一种新生的消费经济，中国人便渴望着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切消费品。这给了生产者一种消费需求无限的感觉。当时工厂已经可以依据市场反响自由地生产各种各样的廉价电子产品和生活消费品。
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者纷纷投入资金，去生产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吸收的任何东西，但他们并不理解每种市场都有其局限性。这样的投资毫无理性，但商品生产还以超高速推进。到了1996年，商品供应过量，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假冒伪劣产品利用着价格弹性的每个漏洞。库房爆仓，应收款无法收到，债务无力还清。
1992年到1996年，控制着贷款、货币供给和行政审批的阀门大开，同时也带来了对金融违规行为的包容。“三角债”迅速出现，投资行为很快就变得杂乱无章，但谁在乎呢？反正这些钱都是政府的，一些人一点也不担心风险。
到了1995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17.1%，一年以后更是降到了8.3%，而经济增长率则成功地保持在10%以上。1997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2.8%，经济增长率则稳定在了9.2%。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成功，并提出了他的“一个确保”：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小于3%，货币不能贬值。
20世纪90年代中叶，混乱的“三角债”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改革。未偿还的企业间信贷高达3000亿元，使中国的银行系统濒临崩溃。1996年，中国政府面临待清理的混乱三角债和国有企业的破产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他们为之辛劳的改革将会功亏一篑。那一年，一项每年清理1000亿元企业债务的计划开始施行。其最终目标则是在3年之内扫清这3000亿元的债务问题。
然而，清理旧债务的时候，新债务却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认为，与其花钱去清理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债务，不如简单地把钱留着，无视之前的承诺，去建立新的关联债务和信用合约。这便引发了新的一系列关联债务，这是一种乘数效应。
这一点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些相似。当时那些银行家也挪用联邦银行提供的紧急财政救援，给自己内部发放巨额的奖金。当资本成本变得廉价时，人们就会没有理性地花钱。因为在那个时候，好似一切皆有可能，就像不存在什么中长期风险。这类复杂混乱的事件却真实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十年以后，又同样在美国上演。
1996年，中国政府觉得受够了。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心挑战现状，改变监管机构、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融洽”关系。
多年后，我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的中间，我突然意识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三角债难题与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似乎开创了十五年的繁华盛世，但这却只是一场依赖债务证券交易和高杠杆率房地产开发的金字塔式骗局。这令很多人都感到懊恼。当然，在中美之间寻找相似性确实有些不妥，但不论在何处，关于人性的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一是贪欲，二是冒险。
1998年，中国政府面临做出选择。第一个选项是使用政府当时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清除国有企业的债务，第二个则是将这些债务转化为股权。所有的选项都是研究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得来的，从瑞典的债务转股权模式到美国的资产重组托管体系，中国政府需要在其中挑选，最终他们选择了在需要处理不良资产的银行下建立“资产管理公司”。
这项解决方案结合了瑞典与美国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它要求将不良资产从银行中分离，但也不清算。中国以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了（不是完全照搬）这两种模型，得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瑞典问题的规模较小，瑞典政府可以简单地直接卖掉坏账公司。瑞典的管理体系十分成熟，要想转变这些公司，只是一个再融资的小事。而在美国，政府只是简单地清算了这些债务，因为那时它完全负担得起。
中国政府面临的却是与之不同的一系列实际问题。1998年的中国缺乏清理这些债务的财政资源。中国的债务网广布全国，而不像是瑞典那样高度集中。更与瑞典不同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主要是在于其管理体制，因此，扭转这些企业债务缠身的局面仅靠再融资是不行的。简单的资金注入只会使资金继续被滥用。
中国政府的实际选择是将债务从一个实体转移到了另一个实体，然后非常聪明地将其推给西方投资者。西方投资者又让投资银行家将其重新包装并投放到国际资本市场中。中国政府挑选着他们需要的工具，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例证。
根据中国的法律，银行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因此，简单的债务变股权是不可行的。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要将债务冲销，而是将问题转化到别处。中国政府着手创建资产管理公司，让这些公司去负责坏账转为股权这样难以置信的任务，去扭转那些没人想接手的公司。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有十年的时间来调整其投资组合。
1999年，中国政府大胆推出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其注册资本高达100亿元人民币。短短一年的时间，信达公司就从中国建设银行买来了3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再用这些不良贷款冲洗房地产泡沫。最终外国投资基金买入了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从根本上将中国的坏账问题转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台。中国政府的智慧不仅胜过了那些投资银行家，也是西方中央银行那些人所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