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年频频出现的泥活字都是泾县翟氏制作的吗？

因为翟氏的泥活字具有学术和文物双重价值，近十余年，一批又一批的泥活字在拍卖会上不断出现。据拍卖图录介绍，几乎都出自安徽泾县，都是翟金生制作。最为轰动的是2015年6月，上海博古斋拍卖“清乾隆道光年间安徽泾县翟金生制泥活字约2700枚”，成交价253万元。

这些泥活字都是泾县翟氏制作的吗？笔者因为未参加拍卖会，本不该对这些泥活字给予评说，但是细细判读拍卖图录，肯定其中有不是翟氏制作的泥活字。例如，2015年11月中国书店拍卖的2660枚“泥活字”明显不是翟氏制作的（图录注明：此泥活字来自安徽省泾县）。原因很简单，据史料及印本实物，翟氏的泥活字虽有不同的大小字号，但字体只有匠体一种。仅凭拍卖图录中见到的活字字体是写体字（参见书影1），就肯定不是翟氏制作的。如果中国书店介绍不误，活字确实征集于安徽泾县，那么，泾县就有可能不止翟氏一家在用泥活字印书。此外，之所以笔者对“存世的泥活字实物只有道光泾县翟氏一种”产生疑问，还有两个原因：其一，笔者早就有泾县朋友转赠的泥活字数枚（朋友处约有百余枚），并且伴有“出土”于泾县某寺庙的故事。据对泥活字的仔细分析，和翟氏制作的泥活字字体风格不同，字号也大小不合。其二，2009年，笔者见过某藏家收藏的楷书写体泥活字约七十余枚，写刻流利，制作精美，也说是出自泾县。据字体风格和字丁新旧程度判断，应该是清中期制作。（书影2：某私家收藏的楷书泥活字照片。）同样因为是楷书字体，笔者认定不是翟氏的泥活字。

书影 1

书影2 局部

这样一来，学界认为“存世的泥活字实物只有道光泾县翟氏一种”，不能解释实际存世的泥活字字体有多种风格的现象。其中必有我们尚未了解的原因。

2017年，笔者参加了一次民间的泥活字鉴定活动，更坚定了对泾县出现的泥活字不一定都是翟氏制作的看法。鉴定活动缘于一位藏家历经多年，在安徽泾县征集到泥活字达5万枚以上，字号大小不一，新旧程度不一。藏家想对自己的藏品做深入的了解，于是带来几盘泥活字，约千余枚，请几位对古代活字印刷有兴趣的学者看看泥活字，说说鉴定意见。

收藏有5万枚泥活字，并且都来自泾县，了解印刷史的朋友都知道，这非常了不起。原因是据文献记载，泾县翟金生花费三十年时间，总共制作泥活字约10万余枚。道咸年间距今超过150年，竟然藏家还能收藏有5万余枚，太神奇了。

经对藏家带来的活字仔细观察，笔者认为从字体、字号以及新旧程度等方面来看，不一定是翟氏制作并使用的泥活字。第一字体。这些泥活字虽也是仿宋体，但和翟氏制作的仿宋体泥活字风格不同，区别明显，远远比不上道光年间翟金生印书所用的泥活字笔画精致严谨，倾向于是清末民初写刻的作品。（书影3：翟氏活字印本；书影4：泥活字鉴定会议所见的印样。）第二字号。无论哪家制作活字用于印刷，为了区别正文和注解，往往都要制作大小不同的活字。一家制作的活字出自同一写手，无论字号有大小几种字体，书写风格必须一致。这是研究字号大小的前提。在字体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大小字要按照合适的比例，才能合适使用。比如，小字和大字高度相同，宽度则只能是一半，否则无法排版。这些活字的字体风格不统一，字号大小缺乏合适的比例，肯定不是一家的作品。（书影5：泥活字鉴定会议的活字照片。）第三新旧程度。由于清道光泥活字本身具有极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在文物高仿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代，不排除有人已经制作出相当数量的泥活字，以待谋利。而且，制作泥活字在技术方面并没有太大难度。目测藏家带到会议上的泥活字，有新有旧（参见书影6）。怀疑藏家5万枚活字中夹杂有新制作的泥活字。其实，制作泥活字易，制作和翟氏使用的泥活字有高相似度的泥活字并不易。难点一，道光年间风格的匠体字现在很难仿写；难点二，从泥活字制作工艺方面说，翟氏的先造模，倒模成字丁后，部分字面会有笔画模糊，必须由刻字匠对笔画进行手工剔刻整理。否则刷印后字迹不清，影响质量。换句话说，制作可以用于印刷的泥活字并不容易，制作和道光翟氏一模一样的泥活字更不容易。更为简单的鉴别方法是将存世的泥活字和翟氏排印本细心比对，并不难得出结论。

书影3-1 仙屏书屋诗录字体细节

书影3-2 仙屏书屋诗录

书影4

书影5

书影6

当然，因为鉴定会上仅仅见到数盘约千余枚泥活字，不排除藏家搜集于泾县的5万枚活字中有相当数量是翟氏制作的泥活字。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这许多的泥活字字丁均“发现”于安徽泾县，实际上很难确认。其中或许就有并非泾县“出土”的泥活字都被贴上“泾县”“翟金生”的标签，这和学术界对泥活字的认识不无关系。

总之，已知的存世量巨大的泥活字，仅凭字体既有匠体又有写体这一条，就可肯定不是泾县翟金生一家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