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越省亲与再次应举（1079—1085）

科场失利之后，秦观回到故乡，受到世俗的讥嘲。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丰八年（1085），为求入仕，他闭门却扫，更加勤奋地读书，时或出游以作心性调剂。元丰二年春，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秦观跟参寥一起乘其便船南下，游览无锡、松江、湖州、何山等地，师友赓和酬唱，相得甚欢。五月梅雨声中，秦观辞别苏轼等人，省大父承议公与叔父秦定于会稽。但离别不久，就听说“乌台诗案”发，苏轼被逮。秦观闻知此变，立即勒马回舟，赶到苏轼任职的湖州打听消息。得知此事属实后，心情非常悲痛。苏轼作为一州太守，一朝被逮，系命胥吏，这在当时正在谋求功名的秦观心里，无疑又造成一个巨大的阴影。《霅上感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七年三过白蘋洲，长与诸豪载酒游。旧事欲寻无处问，雨荷风蓼不胜秋。”诗人曾于熙宁五年初访孙莘老于湖州，熙宁七年再访李公择，至元丰二年又随东坡至此，七年中前后三过，三次都是诗酒风流，没想到世事难料，欢声笑语犹在耳畔，往日旧事已然难寻，受他尊敬的老师苏轼又以诗获罪！诗以凝炼含蓄的手法，寄托了对往日欢娱的怀念，表达了对苏轼冤狱的深切同情。

秦观在越中遇上一位文士——会稽郡守程师孟（字公辟）。才子风流，彼此相惜，程公辟馆之于蓬莱阁，从游八月，酬唱百篇。《南池》、《越王》、《次韵公辟会蓬莱阁》、《次韵公辟州宅月夜偶成二首》诸诗，皆记此次游赏之欢；《望海潮》（群峰苍翠）、《满庭芳》（山抹微云）、（雅燕飞觞）、《南歌子》（夕露沾芳草）、《虞美人》（行行信马横塘畔）诸词，都是这次入越省亲的收获。但苏轼“乌台诗案”毕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受家庭影响，本来崇佛，与佛道方外之士多有往还，所以省亲归来后，似乎有点心灰意冷，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邑中少所往还，杜门忽忽，无以自娱，但支枕独卧，追惟旧游而已。”所谓的“旧游”应该就是指苏轼等文坛师友。这时，苏辙因为以所任官职代兄苏轼赎罪，被贬监筠州酒税，赴任途中经过高邮，秦观与之相从两日，相送一程，并托他带信给苏轼，表示慰问。这之后有一段时间，秦观常到扬州游玩，赏其名胜。当时，正好鲜于子骏调为扬州太守。此人跟苏轼关系也很不错，秦观到扬州游玩，他待之以礼，与之唱和甚多。政事之暇，鲜于子骏整理前人歌咏扬州篇什结为《扬州集》，嘱秦观作序，可见二人文交甚笃。这期间，秦观除与鲜于子骏诗文唱和外，还写有《望海潮·广陵怀古》等词，抒怀古之幽情，又有一些艳冶之思见之于词，见青年才子之风流俊赏。他搜求古迹，考订古文，诗酒流连，似乎全然不把应举入仕放在心上。这一段生活，秦观在《与李乐天简》里作过比较详细的描述，我们将在作品选读中作具体分析。

这种情绪不久就消散了。或许是因为家境困顿，或许是为了光宗耀祖，或许是为了给下面的兄弟们一个好榜样，秦观很快又开始为应举作准备。为适应科举的变化，他跟两位弟弟一起学习作制科之文，撰成策论多篇，并把《奇兵》、《兵法》、《盗贼》等，请苏辙带给远在黄州的苏轼，向他请教。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鼓励他多研究社会实际，撰成有用之策：“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当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作为一个过来人，苏轼的这些话，是十分中肯的。但在那个时代，舍科举入仕外，似绝无平步青云之计，所以，随着考期的临近，秦氏兄弟更加用力于时文。元丰四年（1081）十月，秦观给苏轼写信，表达了再次赴京应试的意思。

那年他三十三岁。

有备而来的他，好像对次年春天的科举志在必得。《辇下春晴》诗显示了这样的心思。《王直方诗话》记：

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阁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末句，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少游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

意气风发，甚至有艳冶之思，当日驰思京师之状，可以想见。但是，事与愿违，这次应试最终又是失利。落第后秦观西游洛阳，作有《白马寺晚泊》、《春日杂兴》（其二）两首诗。读这些作品，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其意绪与进京时迥别。南归时，秦观绕道黄州谒见东坡，作《吊镈钟文》，托物言志，抒怀才不遇之感。在黄州为陈季常作《龙丘子真赞》，有慕其超然物外之志。过镇江，赋《长相思》词，叹士贫数奇之悲。

这是秦观在出仕之前所受的第三次打击。

一阵消沉之后，他又开始发愤读书了。从《精骑集序》、《逆旅集序》等文章里可以看出，日渐老成的秦观，在这次失败之后，开始对自己作深刻反省。他不再以自己能文自诩，而是更加扎实地进行基本功训练。针对自己记忆力不好的毛病，他手抄经典，汇编成册，时时讽诵，为下次冲刺作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朝廷中的政局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王安石变法在一班轻进之士的手中，越来越失去原意，神宗一直对苏轼等旧党人士有所关注，只是由于党争太激烈，所以不便起用。元丰七年（1084）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年秋七月，东坡舟行至金陵，谒见已罢相闲居的王安石于蒋山半山园（在今南京中山门内）。两位文士在摆脱政治干扰之后，成了诗坛上的好朋友。当时，东坡也向荆公推荐少游，王安石读其诗文后，在《答苏子瞻荐秦观书》中称赞道：“示及秦君诗，适叶致远一见，亦谓清新妩丽，鲍照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读其诗，手之而不释。”可见叶致远读后也非常赞许。新旧两党人物，都推许其诗，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秦观诗歌确实很有特色，经得起推敲把玩。不久，秦观得知老师已到金陵，即前往迎接。八月十九日，在金山与东坡相会。十月，东坡至高邮与秦观相会。可以想象，这次相会气氛是十分融洽的。相传高邮的文游台，即是苏轼、孙莘老、王定国、秦少游四贤聚会之所。历经磨难的苏轼，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十分关心，在自己处境艰难之时，犹时时加以劝导指点，这时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推挽。

多年的砥砺，加上知名人士的推重，秦观的入仕之途总算平坦起来……

纵观少游这一阶段的活动，除闭门却扫，以文史自娱外，主要有省亲、游历、应举等，这就决定他这一时期作品以纪游之作为多，在集中占了压倒性的多数。特别是与苏轼、黄庭坚等当时文坛极具个性的人的交往唱酬，使他的诗歌更趋成熟，显示出个性。王安石评其诗“清新妩丽”，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秦观诗歌的主要风格。《还自广陵四首》以及越中所写的纪游诗，都富有这样的特色。其中《荷花》一诗，不仅描写了雨后荷花的娟净，而且借以抒怀人之思，寓不遇之感。从荷写到美人，再由美人寄寓诗人的身世感慨，很能打动人。《游鉴湖》也是清丽之作中的精品。元丰二年，他的同门好友张耒有诗论之曰：“秦子我所爱，词若秋风清。萧萧吹毛发，肃肃爽我情。精工造奥妙，宝铁镂瑶琼。”（《寄答参寥五首》之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又记：“李公择尚书初见少游上正献公（吕公著）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可见“清新妩丽”之评，正合秦观诗风。

跟诗一样，秦观这时的词也显得成熟了许多。不仅数量增多，手法技巧也日益娴熟。言情之作，旖旎传情，缠绵哀怨；登览抒怀，词情浓郁，收纵自如。越中与恋人相别，赋《满庭芳》（山抹微云）以叙别离苦情，情真景美，意在言外，有唱叹之妙。在当时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晁无咎赞道：“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苏轼极称之，取其首句称词人为“山抹微云君”。直到词人老去，此词魅力犹未稍减。《铁围山丛谈》卷四记：

（范）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

范温是范祖禹第二子，字元实，著有《潜溪诗眼》，自然是词坛新手。他们两家订亲时，少游作有《婚书》，历叙他对范家的关系：“早年拥篲，尝趋大丞相（范百禄）之门；末路书，实佐先翰林（指范镇）之事。”祖禹亦有《纳采启》云：“某第二子温，朴愚粗立，日训义方；贤女令淑有闻，尚勤母教。”祖禹与秦观，也有诗唱和，后亦同坐党籍而死于贬所。当年侍儿因能歌“山抹微云”而矜持，范温因是“山抹微云”之女婿而受尊重。此词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