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城市竞争已渐成全球竞争重要主体
1.城市已成为全球竞争重要主体
全球化的竞争,不仅意味着竞争范围的国际化、竞争方式的激烈化,也意味着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国家和企业不可能是仅有的竞争主体(于涛方,2004)。而城市在全球化冲击下,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已逐渐演变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并且其地位越来越突出,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和广泛。
国际竞争主体之所以从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向城市竞争力转变,主要是因为城市本身重要性的突现(汤培源,2014)。仇保兴(2002)认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无论对所处的国家还是所载含的企业的竞争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成败都取决于城市竞争力。李维佳(2008)通过分析城市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影响,阐明城市发展水平集中反映了国家综合实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国外学者对竞争主体的转变也有同样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1995)认为,国家边界的作用或地位正在逐步减弱,而国家的下层主体,区域或城市,尤其是城市在未来的战略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中,对新企业形成的支撑、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促进高校、研究机构间的有效技术交流联系等各个方面都肩负着历史重任。未来只有城市能够比较有效地促进具有关键作用的地方人才、能量和制度的发展。迈克尔·波特(2002)从微观竞争主体产业、企业的地理集中性效应的角度提出,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无拘无束,它们可以随时按照其发展战略的制定,变动其所在城市或区域的地理位置。因此在研究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时,国家可能不是最佳的划分单元,以至于“国家竞争的欧洲转向城市竞争的欧洲”。
2.城市竞争内容的演变
Leo Van den Berg和Erik Braun(1999)认为,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竞争内容也因之而异。两位学者分析了城市竞争的四个阶段:①城市的弱竞争阶段;②城市的城市/郊区竞争阶段,也就是城市的区域竞争阶段;③城市的广域竞争阶段;④信息时代城市全球化竞争阶段。根据城市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两位学者对空间组织的模式也进行了总结(见表1-1)。
表1-1 空间组织模式
注:∗竞争性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战争性的对抗竞争
资料来源:Leo Van den Berg、Erik Braun,1999
2001年在亚特兰大召开的城市竞争力会议上,众多学者认为权力的持续下放,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将促使城市加快以下内容的竞争:①资本、技术和管理专家;②电信和通信设施及其服务;③新兴产业、服务业以及竞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等。而另有一些国外学者则认为,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和交往程度;②较高教育素质的劳动力;③优越的交通和通信设施;④多样性的研究机构;⑤有吸引力的产业空间和办公空间;⑥高效率的政府;⑦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交流联系;⑧大的跨国公司;⑨多样化的投资渠道。总之,在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人才、知识、技术、信息、投资等生产要素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中高速稳定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如何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并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有利地位,已成为关系到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年度144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排名,瑞士、新加坡、美国、芬兰、法国、日本、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已经至少连续3年占据全球竞争力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中国排名虽较前一年上升一位至28位,但差距还是较大。2012年3月,世界知名杂志《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公布的“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调查报告显示,前十名是纽约、伦敦、新加坡、巴黎、香港、东京、苏黎世、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台北排第37名,北京排第39名,上海排第43名,深圳排第52名。因此,从目前的排名状况来看,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在全球的竞争力还未进入前列。加快城市转型发展,提升我国主要城市在全球的竞争力时不我待。
3.创新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有关城市竞争力的主要要素,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很多,但认识不尽一致。20世纪80年代对城市竞争力作出开创性研究的克雷斯尔(1999)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采用两个类别统摄各类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即经济类和战略类,其下又设有二级指标。经济类指标注重微观经济要素,战略类指标注重宏观要素。英国学者贝格在1999年注意到地区创新和学习所产生的魅力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并于2009年提出“学习城市”概念。近年来,文化、环境、制度、规划等要素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并被作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核心部分来看待(罗涛等,2015)。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2014年《经济学人》关于“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的报告发布仪式上说,“纽约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归功于市政府对城市的不断投资,以及纽约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国外学者的国家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因素研究见表1-2。
表1-2 国外学者的国家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因素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罗涛(2015)整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吸收国外的经典理论,逐渐形成了我国自己的研究理论和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倪鹏飞(2001,2002)从竞争力机制的视角,对城市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弓弦箭模型:软件要素为弦,硬件要素为弓,城市产业为箭,城市收益为靶,将要素环境、产业体系和价值体系联系起来。他后来又提出城市竞争力决定机制:要素—产业—价值(FIV)分析框架,构建了城市竞争力的测度模型和构成模型(见表1-3),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计量全球497个城市的竞争力指数,利用动态聚类分析法将497个城市分成具有7个相互区分的类别,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7类城市的竞争力影响进行了分析(倪鹏飞等,2013)。7类城市包括:第一类是31个发达的国际中心城市;第二类是61个有潜力待开发的城市;第三类是23个新兴的国际中心城市(如广州、上海、北京等);第四类是13个最为落后的城市;第五类是154个发达的专业性国际城市;第六类是4个顶尖城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第七类是211个新兴国家的主流城市。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对于试图攀登世界顶级的城市,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全球联系和国际品牌的力量;对于快速发展的新兴中心城市,在改善商务和生活环境的同时需要控制人口不断膨胀,以及生活和商务成本过快上升。倪鹏飞认为,虽然提升城市竞争力应该根据不同城市的类型采用相应的战略和对策,但科技创新、全球联系对所有城市提升竞争力都十分重要,因此,促进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是提升竞争力的共同策略。
表1-3 城市竞争力要素环境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倪鹏飞,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