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递嬗与学术趋新

美国是在不断开拓新土地、不断发现和利用新事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似乎对于“新”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偏好，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20世纪美国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不断求变和趋新中获得发展。以“新”为旗帜的学派和思潮层出不穷，一种“新史学”很快就为新的“新史学”所取代；一种观点或一种解释，往往不出几年就成了“节后黄花”。从总体上看，20世纪美国史学经历了四次大的思潮兴替，这种兴替和社会变动、时代精神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完成了专业化，并且开始由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现代的分析性史学。在这个时期，美国跨入工业时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社会弊端，激发了人们的改革热情，一股称作“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涤荡全国。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等一代专业史学家适逢其会，不仅积极投身改革，而且借史学著述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因而获得了“进步主义史家”的称号。进步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冲突”。^[2]在进步主义史家的笔下，美国历史成了一部美国文明、美国民主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一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激烈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极力用史学为社会服务，使之成为争取民主、推动改革的工具。进步主义史家的著述，将上帝的旨意、白人的使命等抽象的观念摈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第一次为美国历史提供一种学理性的宏观的解释框架，从而引发了一场全面改写美国历史的学术运动。

进步主义史学的生命力，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衰竭。战后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半个世纪以来的危机、改革、战争和动荡，使美国人对变动和冲突感到厌惧，转而希望稳定。在国际上，美国率领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反共的意识形态弥漫于社会。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和维持现状，欣赏和赞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于是，保守主义就成为50年代的主导思潮。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时代精神的熏染下，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新一代史家开始全面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遗产，从史料、方法、理论和思想取向上打碎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石。丹尼尔·布尔斯廷、路易斯·哈茨、克林顿·罗西特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中等阶级社会，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分野和激烈的利益冲突，历史上的各种斗争，都是在美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美国人向来保守，激进的变革同美国无缘。总之，一致性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根本特征。这股史学思潮因此被称作“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在“一致论”史家的笔下，美国历史中并不存在进步主义史家所描述的那种冲突和变革，而变成了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这样一部美国史，同进步主义史家所撰写的美国史一样，是经过了思想和偏见改造的历史。

但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支柱在60年代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面临新的问题，各种社会弊端逐渐严重，苏联在科技和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受到质疑。这一切使得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和现状都深感不满，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批判思潮汹涌澎湃，激进主义理论在青年中间风行一时。这种激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和思想趋向，在史学界激起了强烈回响。一些具有激进倾向的学者，如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诺曼·波拉克、加布里埃尔·柯尔科等人，重提为一致论学派所抛弃的社会冲突论，对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各种主张的斗争，作了更加突出的强调，对于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些学者被称作“新左派史家”。不过，他们由于曲解和附会史料，而且思想过于偏激，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也受到其他同行的诟病。^[4]

60年代的社会抗议和各种改革，特别是少数种族和女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促使美国思想气候在7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也不断成熟，并对其他领域产生强烈的辐射。在这种社会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对美国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解释，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作“新美国史”的史学潮流。^[5]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和文化的歧视与控制，肯定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意义，倡导平等对待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群体，致力于颠覆正统思想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界定。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方法和解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逐渐呈现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阶级”（class）成为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劳工史等诸多领域，族裔、性别和文化成了关注的重点。最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志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史学的分析手段变得愈益丰富多样。

美国史学思潮的演变和兴替表明，学术和社会变动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美国史家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其治史的实践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通过各种观念和路径的交锋，关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另一方面，史学与现实纠缠不清，学者过深地介入现实政治，也带来了降低史学的学术品质的风险。在殖民地时期，当时的历史记述者往往将上帝对白人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干预现实的“现时主义”主张，鄙视那种“待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倡导史家应敏于回应现实提出的要求，不是一味“重复过去”，而要“利用过去”，尽力“迎合普通人的脾胃”^[6]，把“文明的历史”变成“文明的工具”。^[7]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其治史的实用主义取向却已深深植入美国史学的传统之中。

进步主义史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学者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抹杀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容易产生偏执一端的史观，导致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也可能给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带来损害。

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文化多元的历史被说成是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刻意淡化和贬抑；对过去那些受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性别”“阶级”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女性主义引领妇女史的解释路径，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被明显放大，甚至有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的倾向，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一些关于种族和族裔的历史研究中，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却视而不见。以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已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新的意识形态之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架构难以形成。一旦片面强调多种文化的竞争和冲突，什么是美国文化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历史仅只是众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它的主线和主题就会变得难以把握。因此，对于新近形成的“新美国史”的利弊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8]

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人文学，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就难免有损于史学的特性。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历史解释紧跟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家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热衷于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容易导致思想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难以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精神贵族”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有利于史学大师成长的土壤。

[1] 据估计，1976年美国各类历史协会约有4500个（迈克尔·坎曼编：《我们面前的过去：当代美国的历史著述》[Michael Kammen，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伊萨卡1980年版，第12页）；美国历史学家组织1993年12月底的会员人数为9162名（戴维·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David Thelen，“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第933页注1）；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72—1975年间每年达到1100个，到80年代降至每年550个（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各类史学刊物数量很大，每期刊登的大量新书评介则反映了史学著作出版的庞大数目；各类有历史学家参与的博物馆、历史纪念地、历史主题公园以及由历史学家协助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为数众多。

[2]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纽约1968年版，第473页。

[3] 美国史学内部的多种因素也与史学思潮的转变相关。参见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第439页。

[4] 关于新左派史学的评论，参见杨生茂：《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

[5] 埃里克·方纳为美国历史协会所编全面评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趋势的文集，即以“新美国史”为题。见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

[6] 语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第37卷第2期（1932年1月），第235页；中译文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7] 语见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Charles and Mary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纽约1947年版，序言第7页。

[8]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多元文化教学要求有一种更微妙的平衡》（George M．Fredrickson，“Multicultural Teaching Requires a More Subtle Balance”），《视角》，第32卷第7期（1994年10月），第13页。